最想会见他的当然首先是主教们，是念念不忘罗马帝国的那些饱受罗马精神和拉丁文化熏陶的基督教教会的成员们。公元962年2月2日，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为奥托加冕为皇帝；奥托对于意大利式的狡诈颇有戒心，命令他的一位亲信当他跪在地上时手持出鞘的利剑侍候一旁。教皇把皇冠戴在奥托头上，对于这位低能的教皇来说，此举也许无异于承认自己软弱无能，此后他便变成了一个人和一种政策的工具。这无关宏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毕竟在罗马发生了，但是，它是在莱茵河上发生的。
传统具有奇特的力量。在加洛林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出现的欧洲，在坍塌于公元800年的建筑物废墟上重建的欧洲，一位新的查理曼诞生了。这是一位“罗马”皇帝，可是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却是在对罗马模式不自觉的部分否定中形成的，这个世界本来也许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联邦共和国，一个单一的实体，但却根本不是这样。一位皇帝从历史的虚无缥缈中诞生，可是他并没有帝国，他的实际权力是从他的王国带来的；他并非因为是皇帝而强大，而是因为强大而当上了皇帝。他的强大足以册立或废黜一个教皇，然而，让他当上皇帝的却是教皇，教皇在罗马为他加冕，把天主教和罗马的光环套在他的头上。后来数百年中飘浮在欧洲头顶上的那个政治神话，再一次从那条西方大河的激流中冒了出来。罗马帝国这颗明亮的星星早就没入了地平线，如今在高级神职人员的召唤下，它的最后光亮却为不断变化着形状的云团镶上了一圈金色；15世纪才出现的那些称号，诸如圣、罗马、日耳曼民族等等，奥托创建的那个帝国都当之无愧。莱茵河是因教皇而变为或重新变为帝国的莱茵河吗？不是，它始终既是教皇的又是帝国的，而且因为是帝国的，才是教皇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后果接踵而来。公元962年加冕的结果，使那些处于奥托的威望控制下的德意志土地，变成了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基督教则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到西部精神与东部精神的最佳结合地，即以往日耳曼精神的重心所在地；经过无数次修整的日耳曼精神，依然粗陋、不驯，依然有许多可以完善之处。一个文艺与艺术的复兴运动立即发生了。布鲁诺在科隆建造了圣—庞塔莱翁大教堂，一大批赏心悦目的罗马式大教堂随之建成，成为这个莱茵河“移民”城市名不虚传的荣耀。这些大教堂十分讨人喜欢，后来虽经多次重修，却依然保持着肃穆之美，它们的外貌如同迷人的希腊—莱茵建筑，和谐的半圆形后殿四周的伦巴第式拱廊风姿绰约；地下小教堂里沉睡着涂上金色的庄严的皇后们，她们为了主宰莱茵河，从拜占庭来到这里。不过，布鲁诺并非独一无二，科隆也不是举世无双。然而，艺术并非全部，在奥托的德意志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切，古典的、意大利的、东方的，应有尽有；这一切使得莱茵河城市再度充满活力，其效果与日益活跃的贸易重振交相辉映，来自拜占庭的商品经由帕绍、洛什、雷根斯堡，直达汉堡和不来梅；来自意大利的货物经由奥格斯堡和莱希，直达科隆和弗里斯兰海滨。
19世纪20年代科隆的圣徒教堂
无论从政治或文明角度看，这都是一番宏伟的事业。这番事业产生于莱茵河这位传统的维护者和这条维系各族人民的纽带，产生于莱茵河永远旺盛的创造力，是的，不过也产生于莱茵河的发展方向，产生于对以下事实作出解释的一切：德意志是莱茵河的产物，就在莱茵河缔造德意志之时，它似乎将德意志的活动扭向非德意志的目标，德意志一词在这里取其狭义，也就是近代史强制性地赋予它的意义。奥托难道不是使莱茵河脱离了东边的争斗，脱离了正在逐渐吞食斯拉夫的日耳曼扩张事业吗？他不是让辉煌的理想在它眼前闪耀，将它推向南方、意大利以及罗马的幻影和东部的烟雾吗？他是莱茵河的天才，他是欧洲的天才，当他对德意志事务的干预效果最好最明显时，他的天才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是一条边界吗？我们不得不上百次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恰恰是由于多年的战争而时时萦绕在一些伟大人物和伟大民族心头的“那个问题”。不是一条边界，而是一个基地。可是，任何基地都得依靠交换才能存在。为了给予，必须获得。为了征服、开发一个“前方”并使之变得富饶，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后方”。莱茵河不甘心于仅仅是一条界线、一种遥远的、流放到偏远地区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不甘心于仅仅是一条边界，一条贫困的国界。它希望自己是一个与不同文明接触的熔炉。带着莱茵河往前流动的金沙和卵石并不停留在某个地方，它们是随处游荡的“旅行者”。为了让莱茵河大熔炉繁荣兴旺，需要来自各地的矿石……
莱茵河形成了，又被毁掉了。它创建了神圣帝国，并将一个在奥托控制下的驯服、顺从、沉重的教会交付给这个帝国。与此同时，在10世纪末，它在各个德意志部族中推行具有神秘色彩的克吕尼改革运动 [56] ，可是，这个改革的结果却是主张由世俗君主控制宗教事务的奥托教会的彻底垮台。莱茵河是一条政治河流，莱茵河是一条神秘的河流，莱茵河是主教们的河流，莱茵河是僧侣们的河流；主教因时代不同而强弱不等，僧侣则因智力不一而强弱有异；莱茵河是卜尼法斯的河流，是他那循规蹈矩的主张以及他那部曾送交罗马审阅的严守教法的摩西法典的河流；可是有那么一天，在沃尔姆斯，在莱茵河上的沃尔姆斯，一位名叫路德的僧侣竟然发出反对墨守教规的呼吁，引起巨大反响。莱茵河还是一条为德意志服务的河流，对于德意志的建立并使之成为一个紧密的实体，而且思想健康地生活着，莱茵河的贡献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力量。可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充满情谊和热情好客的莱茵河从来不敌视任何人，不自我封闭。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莱茵河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的河流，即使当它把微笑向着德意志以外的地方抛撒时也是如此；说它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河流，其前提恰恰是：德意志愿意把自己确认为一个正在寻找变幻莫测的地平线的“变异因素”，而不是封闭在其清晰的意识中的一个“存在物”。
共有三种影响：第一是罗马的影响，其次是日耳曼的影响，第三还是罗马的影响，不过，后面这个罗马与前面那个罗马含义不同，后面这个罗马指的是基督教和教会。三种影响，确切地说是三种酵母，即罗马、日耳曼和教会。经历了数百年漫长的岁月，这三种酵母才在莱茵河两岸先后找到了自己的土地。不管怎么说，三这个数字并不大。可是，千万别以为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三种酵母都是纯而又纯的。每当历史抓住它们时，它们都已经变坏，准备接受一切混合物，因而也就更加有效，更加积极，更加可怕。
在数百年中，对于唯一能够给予混杂的人群以尊严和方向的那些建设性形式来说，罗马既是它们的意义，也是它们的需要。在数百年中，罗马也是人们感受到的与西方和南方所有罗马化地区的一种亲属关系，是由于自己的高贵出身而拥有的一份自豪，是一种出于本能和感情而不是出于理智的倾慕，倾慕无与伦比的罗马土地意大利，那里到处是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柏树和外观诱人、成熟时甜汁外溢的水果。
16世纪的沃尔姆斯及其毗邻地区
日耳曼文明是一个强大的因血缘和习俗而结成的人群，是一种主要因本性而非利益而形成的相互支援的关系，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载体的语言，是一种特殊交换体系的工具；因此，尽管边界从不固定，历史上屡屡发生意想不到的曲折，它却始终拥有许许多多永恒的亲近关系，心灵、精神和推理都彼此相近。日耳曼文明即使不能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至少也是一种自主的文明，它拥有丰厚的基础，而且善于通过借鉴进一步丰富自己。它是一种存在、理解和行动的方式。尽管人们天生迷恋于那些粗俗的文化，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先知、神秘主义者、哲学家、思辨学者的影响，文化趣味正在逐步提高，成千上万的人从他们身上重新找到了对于自己的天性模糊的向往，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一个理想翱翔在莱茵河一片光明的天际，凡高晏 [57] 为莱茵河所作的画数百年来盛名不衰。
最后还有基督教和罗马教会。这是一种双重的力量，兼具瓦解和重组的功能。罗马帝国彻底垮台了，它那套建立在精英的独断专行基础上的制度被摧毁了，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基督教和教会为所有这一切作出了贡献。基督教和教会企图捡拾起罗马帝国这架破碎机器上的残片，重新组合用来保护自己命运的坚固的框架。努力重建以天下为一家的社会，或者说，努力重建一个对边界毫不在意、将道德文化和教会的监护作为唯一关注的基督教帝国：这便是教会永不改变的倾向。莱茵河永不改变的倾向则是：当然是为德意志而努力，但同时也为德意志以外的世界努力，为的是让德意志更好地与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融为一体，他们与南方保持着紧密的接触；这样，德意志就可以从慷慨而富有的亚洲人和非洲人那里得到实惠，他们为了与古老的欧洲交往而来到地中海，在这个旧世界的共同生长地里播下了种子。
[1] 维金格特里克斯（Vercingétorix，约公元前72—公元前45），高卢人首领。
[2] 利特雷（Maximillian Paul Littré，1801—1881），法国历史学家、文献学家。
[3] 卡尔科比诺（Jérome Carcopino，1881—1970），法国历史学家。
[4] 克劳狄（Claude，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帝国皇帝（41—54年在位）。
[5] 加利埃尼（Joseph Gallieni，1849—1916），法国将军，非洲殖民地创始人之一。
[6] 里奥泰（Louis Lyautey，1854—1934），法国元帅，曾代表法国驻节摩洛哥。
[7] 提比略（Tibère，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皇帝（14—37年在位）。
[8] 图拉真（Trajan，53—117），罗马帝国皇帝（98—113年在位）。
[9] 马可—奥留勒（Marc-Aulèle，121—180），罗马帝国皇帝（161—180年在位）。
[10] 大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7），罗马帝国作家。
[11] 比若（Thomas Robert Bugeaud，1784—1849），法国元帅，曾在摩洛哥推行殖民政策。
[12] 普朗库斯（Lucius Mutatius Plancus，公元前1世纪），罗马将军，恺撒的干将。
[13] 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63—公元前12），罗马帝国将领。
[14] 奥古斯都（Auguste，公元前63—公元前14），罗马帝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前14年在位）。
[15] 格尔马尼库斯（Germanicus，公元前15—公元19），罗马帝国元帅。
[16] 布洛克（Gustave Bloch，1848—1923），法国历史学家。
[17] 鲁索（Henri Rousseau，1844—1910），法国画家和作家。
[18] 巴别塔，意为语言混乱。据《圣经》，挪亚的子孙协力建造巴别塔，上帝欲加以阻止，遂令语言混乱，互不相通。
[19] 普拉克希泰尔（Praxitelès，？—公元前370），雅典雕刻家。
[20] 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条约，将查理帝国一分为三，分别称作中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从而奠定了近代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兰西的基础。
[21] 虔诚者路易（Luois le Pieux，778—840），查理曼之子，查理帝国皇帝（814—840年在位）。
[22] 此处指三兄弟之一的日耳曼人路易，而非三人之父虔诚者路易。
[23] 阿勒马涅（Allemagne），法兰西人对德意志的称呼。
[24] 阿勒芒人（Allemands），法兰西人对德意志人的称呼。
[25] 埃米尔·戈迪埃（Emile Gautier，生卒年不详），法国历史学家。
[26] 《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成书于10世纪末的法兰西民间史诗。
[27] “德意志”的原文为Deutschland，意为“上帝的土地”，其中Deu来自拉丁文的上帝或神Deus，land为土地。
[28] 拉丁民族以条顿（Teutoni）泛指日耳曼人。
[29] 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e），公元前1世纪苏埃维亚人的首领。
[30] 希维里斯（Julius Civilis），公元1世纪中叶巴达维人的首领。
[31] 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
[32] 这些都是拉丁名字，其中普里姆斯和塞贡杜斯意为第一和第二。
[33] 这些名字都具有蛮族的特征。
[34] 希亚格里乌斯（Syagrius，？—486），高卢将军。
[35] 奥索尼乌斯（Magnus Ausonius，约310—395），高卢诗人。
[36] 哲罗姆（Jérome，拉丁名Hieronymus，347—420），基督教圣经学家。
[37] 这是两个地名，其中勒梯什（le Tiche）即德意志（Deutsche），指日耳曼人，勒罗曼（le Roman）指操罗曼语的拉丁人。
[38] 弗雷戴盖尔（Frédégaire），传说中的一位法兰克史书作者。
[39] 默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40] 利凡得（Levant），指地中海东岸地区。
[41]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德意志的一个望族，发迹于公元11世纪，其后裔中有18世纪的普鲁士国王和19世纪的德意志皇帝。
[42]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43] 艾克斯拉沙佩尔（Aix-la-Chapelle）是法国人对亚琛（Aachen）的称谓。
[44] 戈德弗鲁瓦·德·布伊翁（Godefroy de Bouillon，1061—1100），下洛林公爵，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活动。
[45] 艾蒂安二世（Etienne Ⅱ），罗马教皇，（752—757年在位）。
[46] 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714—768），法兰克国王（751—768年在位）。
[47] 利奥三世（Léon Ⅲ）罗马教皇，（796—816年在位。）
[48] 国王查理，即后来的查理曼大帝。
[49] 温弗里德（Winfried，约680—754），英国贵族，基督教德意志总主教，曾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加冕。
[50] 温德人，中世纪德意志人对斯拉夫人的称谓。
[51] 圣科隆班（Saint Colomban，540—615），爱尔兰传道者。
[52] 指罗马城内台伯河边的七座小丘，罗马城在此七丘基础上建成。
[53] 孩儿路德维希（Louis l'Enfant，893—911），日耳曼人的国王（900—911年在位）。
[54] 捕鸟者亨利（Henri Ier l'Oiseleur，876—936），日耳曼人的国王（916—936年在位）。
[55] 奥托一世（Otton Ier，912—973），日耳曼人的国王（936—973年在位），德意志皇帝（962—973年在位）。
[56] 克吕尼原是法国一座修道院的名字。10—11世纪，以该修道院为中心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其内容除加强修道院的管理外，还鼓吹教皇权力至上，反对世俗君主操纵主教任免权等。
[57] 凡高晏（Jan Van Goyen，1596—1656），荷兰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