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莱茵河城市
朱尔·米什莱曾对他的学生说过：德国“只不过是童稚、诗和形而上学”。数年后，他对德国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1842年7月底回到法国。他就此次访问写道：在一个月内，“我从德国身上割下了一块，我触到了西南部的所有电流。”电流一词用得好，富有表现力，也很正确。我们也只能从莱茵河的全部历史上“割下一块”，而对于贯通在整条大河中的电流，我们至少可以从从容容地触摸它们的关键触点——城市。
莱茵河的城市兼具罗马、日耳曼和基督教的特征。正因为如此，这些城市就成了对于体现着巨大劳动的过去栩栩如生的概述，而我们想以简短的篇幅加以概括的也正是这个过去。这些城市是古罗马城市吗？想入非非的米什莱就是这样说的，他在美因茨旅行札记中写道：“莱茵河，古罗马的河流，世界的河流，也是德国的河流，但不只是德国的河流；纵然还有那些在古罗马基础上建造的哥特式建筑，在堡垒上修建的城堡，在原来神庙上修建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位《罗马史》的作者虔诚地参观了城堡中的德鲁苏塔、柯尼斯勃隆的古罗马引水渠，以及堪称“文明世界先驱”的罗马军团军人墓地……两天以后到了特里尔，他凝视着“黑门”，遐想联翩：“身着白红两色长袍的高卢行政长官，坐在这座凯旋门前，让一个个民族出庭受审。”除了美因茨和特里尔，如果米什莱还到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或者科隆、奈梅根、莱顿，那么在他足迹所到的这些地方，他可能会察觉到，桥梁建造者和城市创建者们的精神依然活着，而且会从地下深处冒出地面。
这些城市是日耳曼城市吗？当然是的。是日耳曼城市，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意志城市。因为，在巴塞尔找到的许多13世纪文献一再显示，皇帝控制着莱茵河沿岸各个地区，而巴塞尔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分开了。斯特拉斯堡从17世纪开始获得了其它来源，不再只喝德意志的莱茵河水了。奈梅根的房子大都有暗红色的屋顶，还有漂亮的树木和通向港湾的坡道，那里停靠着绿色、橙色或红色船只，这些景色足以表明这是一个荷兰城市；可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许多相同的习俗却构成了共同的宝库；习惯、风尚、民俗、许多相似的传统以及自发的待人接物的态度等等，彼此十分相似，以致在有些时候，某些思想竟然如同河谷中的飓风那样，飞快地从康斯坦茨吹到莱顿；飞快地传递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感情、欲望，乃至口号。请想一想那些突然揭竿而起的粗鲁的农妇们，她们高喊着古老的“鞋子同盟”的口号，把缀有碎土钉的大鞋举过沾满麦草的头顶，这种鞋子是数百年来农民起义的象征；请想一想一再出现在莱茵河全流域各地区的市民和手艺人当中的异端分子，这些地方是民间泛神论永不枯竭的源泉。所有这一切都经由各不相同的多种语言进行传递，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有时相当复杂，例如，荷兰语与德语的关系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容易理清，不过它们都属于日耳曼语，彼此相距当然不很远，比瓦隆语与法国的法语之间的差距小得多……
最后，这些城市是基督教城市吗？是的。不过这样说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考虑到在经历了灾祸、崩溃和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是基督教重新创建了这些城市，是基督教主教府这个物质支点重新为这些城市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精神中心，一个共同的理念和希望。这些拥有庄严肃穆的大教堂、高傲的哥特式神殿和闻名于整个欧洲的朝圣地的城市，自然是基督教城市；修道院是热情和狂热的驿站，为如饥似渴的信徒不断地输送布道者，拥有众多修道院的城市当然是基督教城市；作为主教和大主教们的驻地，这些城市当然是基督教城市；领导主教和大主教的是高级神职人员，他们富有政治头脑，对许多坟墓显示出两种不均匀地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强大和卑顺；在卑顺占上风的时候，他们从全身心地卑顺和一边指挥一边服从中感受到一种自豪。是的，基督教的、日耳曼的、古罗马的城市。不过，先于一切的，它们都是莱茵河城市。
这是一条强大的河流，它从阿尔卑斯山流到大海，在众多的城市之间建立起相互支援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算不得最密切，至少也是最直接和最显而易见的。从巴塞尔大拐弯到多尔德雷赫特漂亮的小拐弯，莱茵河犹如一条长长的街道，时而穿行在山间，时而流经平原的心脏地区，商人和军人，旅行家和学生，总之，形形色色的所有莱茵河的使用者，摩肩接踵地走在莱茵河两岸，有的慢条斯理地闲逛，有的急匆匆地赶路，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无所顾忌。
人人都有自己的歇脚之处。城市是行程的终点和起点的标志，乘船或坐车来到城市的人各不相同，朝圣者为了信仰而来，商贾为了赶集或交付路桥费而来，另一些人则为了寻求欢乐或满足好奇心而来。所有城市之间都透着一股亲属般的气氛。当然，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选取两个极端，差异就相当明显。巴塞尔的天空不是荷兰人画幅上的多尔特雷赫特的天空，凡德维尔德 [1] 笔下的天空是银色的，凡高晏笔下的天空是灰雾蒙蒙的。荒凉的莱茵河波涛滚滚，夹带着来自比瑟河的松树枝，箭一般穿过巴塞尔市内的桥梁奔腾而下；这条莱茵河也不是显现在阿尔贝·库伊普 [2] 画幅上的那种意大利景色，也不是认真而严肃的鲁伊斯达尔 [3] 展现在完美的天穹之下的那幅景象。可是，从霍尔贝恩 [4] 和博克林 [5] 笔下的城市经过许多中间阶段到伊拉斯谟 [6] 和阿德里安六世 [7] 的城市，其间有许许多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经历了多次改造、扩建和重新规划之后，这些城市如今全都仅仅占据莱茵河的一侧，唯一的例外是巴塞尔，它横跨在比较容易控制的河段上，两岸成排的建筑物紧紧地把它挤在当中；这些城市沿着莱茵河岸建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犹如一道高高的堤防，酒店和赌场挂着五颜六色的招牌，公共建筑物上旗帜飘扬，以其非凡的气势装点着著名的林荫大道，在最长的街道或者说两条最长街道中的一条上，低着头查阅古旧地图的饱学之士认出了古罗马军营珍贵的标记。在风起波扬的大河两岸，古老建筑完整地展示着旧时的外墙，令人兴趣盎然，这些房屋是真正的城市中的真正的莱茵河建筑；15世纪和16世纪的建筑，墙面上画着画，雕着花饰，屋顶偏在一边，楼层凸悬在底层上面，窗户镶有方格子，布满色彩鲜艳的图画；18世纪的房屋大多是石结构，毫不羞涩地向人们展示它们纯朴的乡气和令人回味无穷的笨拙，这些建筑虽说属于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风格，却带有弗兰德尔人或阿勒曼人的特点，有的则处理成幼稚的洛可可式样，活像一个荷兰衣柜或是科隆衣箱。一股不可名状的莱茵河气味在这些街道上空飘荡，湿润的空气像微风一样有意朝人们脸上吹；每当夜色降临，这股气味从饱含水分的土地向湿润的空中升腾，或从狭窄的廊道向四处散发，令临窗眺望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小船、游艇和晾晒在船上的织物……
凡高晏的油画：美丽的莱茵河畔的多尔德雷赫特
这些仅仅是外观。历史学家如果进一步探索城市的过去，深入它们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相似之处就更多了，同样的事件有规律地在同样的时候发生；从上游到下游，从下游到上游，莱茵河的城市生活在同一个节奏里，作为莱茵河的女儿，这些城市都离不开莱茵河。
从10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在古罗马帝国边界那边的一些地区里，城市有了决定性的进展，这是这些城市的崛起抑或重新崛起呢？
不错，巴塞尔、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科布伦茨、科隆或乌特勒支，它们都没有彻底死亡，罗马时代的建筑、沿用数百年的名字、用鹤嘴锄从令人肃然起敬的土地上挖出来的恺撒铸币，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古老的城市感到骄傲的理由。这些城市的围墙是用坟墓和废墟上的碎砖烂瓦匆忙地建起来的，用途不定的建筑物支撑着这些围墙；围墙始终是城市的显著标志物，罗马将军们只要瞥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沿途有一些重要地点，例如马斯河与莱茵河上的渡口，下游的乌特勒支，上游的马斯特里赫特，这些都是水路的汇合处和水运的集散地。科布伦茨是马斯河航路的起点，美因茨是船只卸货的地方，船员们在这里上岸，然后重新登船开始返回的路程，美因茨还是水路和陆路的交汇点；斯特拉斯堡比其它城市更古老，数百年来一直面对着一段特殊的河道，这里只有一条支流，水流出奇地平静，所以这里对于一个有两副面孔的城市来说，最适宜不过了；阿尔萨斯的亚努斯 [8] 把它的一张脸转向萨维尔纳及其山口，把另一张脸转向金齐格河和施瓦本。有些地方显得更加复杂些，科隆就不简单，莱茵河在这里分成两支，向东的那支带走了大部分流量，向西的那支狭窄而平静，为船只提供了理想的避风港，两条支流之间是一个小洲，小洲最终与陡峭的河岸相接，但是它至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为由于它的存在，通往页状岩山脚的若干条大路得以汇聚在河流一侧的一处高地上，这块高地高于上游和下游的河岸。
在这些城市里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居民，亨利·皮莱纳指出，在8世纪末和9世纪，定居在埃斯科河和马斯河三角洲的弗里斯船民和水手们，曾在这些城市中积极从事商业活动，这些人还因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频繁交往而获利；可是，它们真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吗？虽然缺少文献资料，我们还是知道，在这些城市中，深居在大教堂和修道院旁边的“宫殿”里的主教们，监视着他们的教士和学生；与主教们相邻而居的是守卫堡垒的战士，他们时刻警惕地维护着大家的安全；此外还有神职人员的家属、教士和手艺人，他们日夜忙碌着烤面包、鞣皮革、制作羊皮纸、砌筑城墙和房屋、搭建房架和制锁。不是城市，而是围墙围起来的一块地方，危急之时可以用来接纳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牲畜与家人；此外也是开发中心，主教们在这里拥有得到良好保护的储存库、地窖和谷仓。我们的城市不是从这些地方产生的。确切地说，城市的产生有赖于在数百年的基础上，一种新的因素与“邦”（civitas）这个虽然悠久却已僵化的核心相结合，这种新的因素便是斯特拉斯堡人所说的“新城”（urbs nova）、“外城”（urbs exterior），或者“郊区”（novus burgus，foris burgus，portus）；名称不一，意义却相同，乌特勒支人则称之为stalle。总之，一件新事物需要有一个新词来表达。谁来建造这个“新城”、“外城”、“郊区”？为什么要造？为了交易，由商人来造。这里所说的商人既指买卖人，也指在自家窗口出售自家产品的手工艺人，也指那些没有正经职业，但热心经营、决心自立谋生，从而在莱茵河的阳光下觅得一席立足之地的人……
1632年被围时的科布伦茨
9世纪和10世纪的科隆是介于四方形的古罗马围墙和莱茵河之间的一块几乎一无所有的空地，紧挨着莱茵河是为了吸引商人。大多数商人定居在这里，经过10世纪末的两次取土，古罗马围墙延伸到了河岸，旧城于是与新城连成一片。可是，由于市民活动逐渐向四周扩散，郊区逐渐成了核心地带，旧城的3/4已经无人居住。莱茵河是财富、生活和自由行动的源泉，它所带来的繁荣重新激活了这个废墟上的城市；四方形的古罗马围墙已经容不下了，围墙外面建起了许多房屋，1106年修建新围墙时挖出了一座古罗马公墓，此处出土的骸骨后来被称作“一万一千圣女”；1180年再次扩建围墙，这是10世纪末以来的第二次扩建，新建的围墙从贝恩图姆开始，经由塞弗林托、哈嫩托和库尼贝特斯图姆，一直到埃格尔斯坦因托，把所有主要的居民区都围在墙内。我们的科隆，真正的科隆此时才诞生。其实，沿河的城市大多这样。奈迈里斯这个城市就是原来的奥古斯塔·奈迈伦，离这个城市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斯皮拉的村落，人口迅速增长，该地的主教又召来了一些犹太商人，最终把它变成了一个城市。伊普尔、根特和布鲁日并没有古罗马的根基，而是在市民生活的基础上诞生的城市；一位名叫诺特格尔的主教在10世纪终了时，把7世纪末圣于贝尔创建的教会城和创建在列日的商业市镇，一起圈在同一座围城当中；科隆、沃尔姆斯、施佩耶尔、斯特拉斯堡以及另外十余座城市就这样改变了模样，它们不再是古代的城市，更不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灾难时刻的那种城市，也不是四处游动的蛮族城市，也不是从东部的根基上切割下来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西部城市；它们是中世纪城市，是现代城市的直系祖先……
10世纪和11世纪是各地大兴土木的时期，莱茵河畔以及法兰西和意大利都在经济压力下开始发展，只是意大利稍晚一些。不过，如果与易北河畔相比，意大利的落后反而明显领先了。莱茵河城市与埃斯科河、马斯河以及塞纳河城市一样，来自各地的人群包括商人、逃亡者和冒险家，习惯于长途贩运和四处游荡的商人们见多识广，逃亡者和冒险家则是被驱逐出境或被放逐的人，这些外来人既没有同样的过去，也没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可是，他们迅速选中若干地点，如同繁忙而嘈杂的蜜蜂那样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从而凝聚成为坚强有力的人群。他们既有榜样可以效仿，又有近邻的成功可以借鉴，于是就在地方上带头行动，开始从事征服活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新城”和正在形成的“城市”的全体居民，这些居民受着各种各样义务的约束，许多不曾预见到商人和市民将要登上历史舞台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强烈的愿望和自觉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争取社会地位，争取一个能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并为他们的需要而工作的组织。
作为现代城市的祖先，面对着受到它们的威胁和否定的旧政权，中世纪城市逐渐形成了。这些城市让人们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不是用来耕作而是建造房屋的土地艰难地摆脱了古老的公共地役，领主的苛捐杂税被废除了，不合理的商品运输税、毫无实际效用的手续、旧时的合同以及过时的民事和刑事规章等，也相继被废除了。城市是新的法制、新的道德和新的心态的熔炉，也是迷恋于旧世界的那些人憎恶的对象。11世纪来临时，有一位名叫阿尔佩特的僧人，就因看不惯而指责泰斯特尔邦特地方的蒂尔商人，在杜尔斯泰特衰败之后和乌特勒支兴起之前，蒂尔一度曾是盎格鲁—莱茵河的一个大商业中心；在他眼中，这是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他们的近邻不同。”这是一些难以对付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规矩。”这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他们不是依据法律而是随心所欲地作出裁决。”这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人：“他们把怂恿吃喝玩乐的人奉为上宾。”如何看待生活和权利，对优秀传统是不予理会还是精心保存，这些都是问题，此外还有我们的习俗、观念和自由，诸如男女平等、子女均分父亲的遗产，无子女的丧偶夫妇可以继承对方的财产等；总之，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基于人生阅历的宽容精神、远远越出狭窄的集镇围墙的宽阔视野等等，都逐渐萌发。
此外还有和平。这是一种城市特有的和平，是蛮汉世界里的安全因素，是竖立在城区与郊区结合部的十字架所标志的和平，是和平之塔也就是城堡塔楼上响彻四野的钟声所宣告的和平，是最古老的斯特拉斯堡权利所规定的和平，这种权利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者在内的所有个人，以所有人的名义在任何时候所享有”；保持这种和平极为艰难，惩罚、酷刑、断肢、绞刑和砍头都是用来维护这种和平的手段；对于罪犯来说，要维持和平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这种和平毕竟扩大到了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是富商还是家奴，和平变成了最高法律，以其强硬和统一的规则抑制个人之间的差异，最终使城市得以成为一个如吉尔克所说的法人、政治个体、全体公民的代表，而不是多数公民的代表……
这种组织方面的统一性当然并不意味着城市之间没有差异，尤其因为我们今天所持有的边界观念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有些人企图把这种观念作为城市历史的支撑，尤其是那些德意志城市，它们被视为某些德意志特有的习俗和机制的产物；这些人错了，皮雷纳指出：“城市的组成不是一种民族现象。”城市属于它们所否定的那个世界的政治架构，它们以自己的存在这个事实为打垮那个世界的政治架构作出了贡献，它们更不属于它们所不曾预见的那个世界的政治架构，尽管它们事实上为这个世界进行着准备，这个世界便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莱茵河两岸的城市呈现出同样的演变轨迹。如果说，有理由从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家族中筛选出若干大家族，那么，这些大家族也不是建立在人种或民族的观念之上的，他们对边界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科隆、美因茨和沃尔姆斯与兰斯、拉昂以及康布雷的关系，远比他们与日耳曼世界里的吕贝克和马格德堡的关系更为密切……
让我们再一次清除头脑中的陈见。这些莱茵河城市并不存在于一些“国家”中，它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国家”。巴塞尔人就是住在巴塞尔的人，住在科隆的人就是科隆人。谁若想如同今天询问一个人的“国籍”那样追问他们的原籍，他们的回答可能会让我们目瞪口呆，因为我们实在思想准备不足，难以承认这样的事实：法兰克人的祖先是特洛伊人，因而就是罗马人的近亲，而罗马人则是埃涅阿司 [9] 的后裔；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是高卢语，也就是恺撒时代在高卢使用的那种语言。且把这些不确切的说法放在一边。如果莱茵河城市能够承认在自己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政治组织，并且承认自己为它服务。那么，它们真心愿意归属的就是帝国，也就是日耳曼人的罗马神圣帝国；这是一个由多部族组成的帝国，它紧紧盯着意大利和勃艮第的土地以及莱茵兰和名副其实的日耳曼土地；依据12世纪的一部纪年史的记载，这个帝国的主要兵力部署在从巴塞尔到美因茨的广大地区里。“大家都知道那里有最重要的力量。”帝国的监护是温和的，它朝向意大利或勃艮第的发展有利于经商人群。这些经商人群一旦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边界已被突破，10个“外”国的代表已经捷足先登，他们就不再关心边界；他们肯定由于职业的原因而具有天下一家的思想。不过，兴趣和气质也不无关系。
如果说这些城市在神圣帝国的生活中曾发挥过这种作用，那绝非偶然。许多议会在这些城市里举行会议，许多庄严的文件在这些城市里签署，例如乌尔姆斯；金玺诏书 [10] 尚未确定规则之前，皇帝就在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选出来了；从虔诚者路易到费迪南一世 [11] ，共有37位日耳曼族君主在亚琛加冕；在整整五百年中，所有皇帝的遗体都安放在康拉德二世 [12] 建于1030年的施佩耶尔大教堂里；所有这一切绝非偶然。从神圣帝国到莱茵河诸城市，从莱茵河诸城市到神圣帝国，有足够的理由交换彼此满意的证据。商业资产者常常将他们稚嫩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用来为保护他们而向他们提供豁免权和特权的主人服务，即使事情看来无望时依然这样。我们记得，沃尔姆斯人于1703年赶走了他们的主教，因为他阴谋反对亨利四世 [13] ；1077年卡诺萨事件 [14] 之后不久，美因茨人拿起武器反对亨利四世的对手鲁道夫 [15] ，后者企图在美因茨城里加冕为王。可是，当皇帝们逐渐失去威望和权力，长期不理朝政，而且承认自己手中无权时，他们就更积极地为莱茵河诸城市提供服务。由于正如人们所说，君主已经“形同无法自卫的国王”，各个城市不能再指望君主而只能依靠自己，美因茨、奥彭海姆和沃尔姆斯于是在1254年结成第一个联盟，不久之后，以科隆为首的一大批城市先后加入了这个联盟，这些城市不仅包括莱茵河沿岸从诺伊斯到巴塞尔的所有城市，而且还包括美因河沿岸、黑森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所有城市，以及那些为自己的财富忧心忡忡、在城市的迅速发展面前被迫低头的世俗和教会的领主们。这是在城市发展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法国的城市却由于很快就再度得到国王们的监护而从未走上这条道路。就莱茵河城市而言，到达终点时感受到的是胜利的自豪，因为它们之中最具实力的那几个不是变成了共和国，便是有了充分的独立地位，至少也获得了高度自主。它们既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也是自己命运的捍卫者，它们孤独地挺立在旧势力的对面。
让我们看一看城市的这种发展势头结束之时的情景。罗杰·阿沙姆在1550年前后曾说，那时航行在莱茵河上的船只相当舒适，船窗装有玻璃，密闭性很好，岸上有马匹牵引，顽童们沿河跟着跑，边唱边向船客讨钱，所有外来者无不争先恐后地为莱茵河城市的富庶和强大而惊叹。比如，四出奔走的外交家埃尼亚斯·希尔维乌斯·比科洛米尼曾为莱茵河诸城市写下热情的篇章，歌颂莱茵河上的王冠——科隆、科隆的无价之宝——教堂、雄伟的建筑以及脑满肠肥的市民、美丽的河流和肥沃的土地——科隆的粮仓；这位外交家后来当上了教皇，世称庇护二世 [16] ，他的生平被蒂贝托 [17] 画在漂亮的锡耶纳图书馆穹顶上，刚劲有力，色彩鲜艳。美因茨唯一的缺点是街道过于狭窄；施佩耶尔赏心悦目，是个人见人爱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以其众多的人工小河被意大利人视为威尼斯第二，而且比威尼斯干净；巴塞尔拥有豪华的房舍、湍急的河流和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瓦片。这些富足的城市拥有值得自豪的过去和无须担忧的未来。作为人们艰苦创业的成果，这些城市也是大银行家和商人罕见的生命力与积极性的明证，他们管理着上百位君主和上百个城市的财产，把他们的关系从里加延伸到伦敦和拉罗歇尔，从布鲁日和根特到米兰，从雷根斯堡和纽伦堡到日内瓦和里昂。这些城市是文艺复兴时期大胆而天真的资本主义生气勃勃的祭坛，那时的资本主义既没有约束也没有规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个产量不高、主要依靠技艺和个人劳动的世界里闯荡。此外，那时的资本主义知道自己是一种新兴力量，拥有一夜之间形成的威望，因而显现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姿态，拒绝向旧道德和清规戒律脱帽致敬。
这些莱茵河城市虽然彼此忌妒，相互争斗，在数百年中积怨很深，却依然彼此提供可靠而有效的支持，这种相互支持主要是文化和爱好使然，而不是利益驱动或出于外交需要。正如我们在《莱茵河诸省历史地图集》上所见到的那样，莱茵河被收费站粗暴地分割成许多小段，在15世纪之前，单是从巴塞尔到蒂尔和杜尔斯泰特这一河段上就有60多个收费站，有的河段上弯道很多，例如从宾根到科布伦茨这一段；尽管如此，莱茵河的航道和河谷依然是一条坚实可靠和连续不断的长线，把一个个城市串联起来。共同的莱茵河文明中的各种成分沿着这条长线流动，这种文明也许完全不具备土生土长的特点，而是包含着许多借鉴和模仿的成分，但是，它的组合却独具特色，它的魅力也与众不同。谁是它的借鉴对象呢？在这个欧洲的接合部，它几乎向所有在这里积极从事物质和思想交换的国家借鉴，首先是英格兰。
英格兰始终在荷兰的莱茵河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它早就开始向这些地区输出羊毛和蜂蜜，用以交换织物和葡萄酒；英格兰的货币从11世纪起就在整个莱茵兰流通，这就证明两者之间确实早就开始贸易往来了。从1024年到1056年，在杜伊斯堡、安德纳赫和代芬特尔，盎格鲁—撒克逊的货币式样入乡随俗，试图采用当地匠人雕刻的铸币模子；不过此事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在非原料和制造品方面，在艺术、文学和思想方面，与其说英格兰给莱茵兰送来了什么，不如说它取走的更多，当然，原料和制造品另作别论。霍尔贝恩为所有统治英格兰的君主制作了铸币上的头像，个个栩栩如生，英格兰拥有什么东西能与这些无价之宝匹敌呢？英格兰的工业化艺术产品，无论瘦骨嶙峋的雕像或是祭坛后部的装饰板，都不值得一提，雕刻在那些装饰板上面的人物胡乱地混成一片，手长脚也长，面颊高高隆起。15世纪莱茵兰的建筑虽然受到了垂直式风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似有似无，因而也不值得一提。不过应该说，从其它方面来看，罗拉德派 [18] 那样的宗教和社会运动，倒是并非没有引起反响，因为，莱茵兰的那些国家都伸出双臂欢迎新生事物，它们的市民们都满腔热情地接受所有隐秘或大胆的非英国国教主义。
另一方面，英国的年轻贵族一旦拥有稳定的财产，便在照例进行的“欧洲之旅”中，涌向莱茵兰的各所大学；苏格兰人在这方面领先，花名册表明，在15世纪的科隆已有许多苏格兰人。接踵而来的英格兰人与来自遥远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那些人一道，加强了来自北方和海边的影响；这些波罗的海人来自加入了汉萨同盟的城市，他们不再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转过头来依仗财富尽情剥削他人的劳动，以此作为对自己以往艰苦劳动的报复……
圣—乌苏尔在科隆上岸（梅姆林画）
对面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在莱茵兰各个市场上随处可见；他们或是从自己的要塞之一布鲁日，或是直接由海上进入莱茵河；他们大量聚集在科隆这个集散地，或是经由哥达湖抵达巴塞尔和莱茵河上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股反向的人流，不少莱茵兰地区的人前往威尼斯、丰达戈，并在富有的叔伯和堂兄弟的吸引下由此前往罗马教廷；在阿尔萨斯人布查尔（他是亚历山大六世 [19] 的礼宾官和波尔吉亚家族 [20] 统治的无所畏惧的见证人）任职期间，教廷里的莱茵兰人不计其数。另一些莱茵兰人或是在城市里烤制面包，因为当时莱茵兰面包极受欢迎；或是从事较为高雅的职业，诸如金匠、铸炮匠以及阿尔卑斯山那边的矿工。他们返回家乡时带去了意大利人的风气，不拘小节，趣味高雅，作风随意，富有人情味，活得更潇洒……
最后，在整个莱茵河沿岸地区自然还有法兰西，它的存在与其说是由于法兰西人，毋宁说是由于法兰西思想。法兰西人早就通过自己的行动对这个地区产生影响，一位诗人曾不无夸张地说：
每个老爷，无论伯爵或侯爵，
凡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大量法兰西人，
都让他们的子女学习法兰西语。
法兰西语中许多与战争和艺术、与奢华的习惯以及生活中的行为和感受方式有关的单词，丰富了各种日耳曼方言；除了语言，经过追求终于实现的就是“彬彬有礼”这个理想，它是粗俗、酗酒、撒谎和不道德的敌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优秀分子们在数百年里不断努力，为的就是让自己彬彬有礼。尽管地域上彼此有一定距离，尽管由于经常发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不得不放弃或中断，法兰西始终通过中介人发挥着影响，由于这些中介人在政治上让人放心，所以通过他们而产生的影响更容易被人接受。弗兰德尔、瓦隆和马斯河沿岸的人都是中介人；弗兰德尔地区的艺术和文化长期占有优势，瓦隆和马斯河地区的古德语成分大概有所进展，当然尚未到达改变瓦隆地区原有根基的地步。法兰西还通过一些教会城市发生影响，例如梅斯、图勒、凡尔登以及北边的康布雷，这些城市在神圣帝国的生活中都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最后，法兰西还通过勃艮第的君主和臣民产生影响，勃艮第的伐卢瓦人虽然在政治上脱离了法兰西，但并不妨碍他们传递法兰西人的思想和文化。
科隆大学14世纪以来的名册至今犹存，而且出版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不啻是个丰富的矿藏。第一卷是1450—1454年的名册，登录在这一卷里的法兰西人只有一个，这是来自朗格尔教区的一位研读巴黎艺术的学士，是否称他为勃艮第人更合适呢？因为第戎当时属于朗格尔教区。登录在第一卷里的还有洛林人和主教区人，一位来自南锡主教区，一位来自吕内维尔主教区；还有来自图勒地区不同教区的人，例如于勒里克·戴·阿扎尔、让·德·沃贝库尔以及另外几位；此外还有几个梅斯人和一个瓦朗西安人。这些只是信手拈来的几个名字，若是查阅名册的检索页，那就会发现，在科隆就读的来自康布雷教区的大学生，一点也不比来自某个莱茵河教区的少；来自图勒教区和梅斯教区的很多，来自兰斯与泰乌阿纳、亚眠的不多，来自贝桑松、凡尔登和阿拉斯的很少，而从列日来的却非常多。莱茵河各教区的名字都可以在名册中找到，它们是：库尔、康斯坦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美因茨、特里尔、乌特勒支，当然还有科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名册本身更有权威。
让我们回到随意选定的1450—1453年代来。来自科隆以南的大学生不多。因为，由于巴塞尔和美因茨此时尚无大学，许多上莱茵地区的大学生于是去海德堡就读。不过，有一些来自康斯坦茨和施佩耶尔的学生，名气很大的加布里埃尔·比埃尔 [21] 就是来自施佩耶尔的大学生；此外还有来自博帕尔、巴哈拉赫、科布伦茨、安德纳赫和波恩的大学生。北方青年分别来自埃克斯、韦瑟尔、克桑滕、阿纳姆、莱顿、高达、代尔夫特、多尔德雷赫特和鹿特丹。弗兰德尔人分别来自梅什伦、根特、迪克斯穆伊德、图尔奈和卡塞勒。还有来自哈勒姆、阿姆斯特丹和泰瑟尔岛的荷兰人；此外还有来自艾瑟尔河沿岸的肯彭、兹沃勒、代芬特尔、聚特芬等共同生活兄弟会 [22] 活动的主要城市。来自汉萨同盟成员城市的大学生人数较多，来自格罗宁根的大学生数量超过不来梅、吕贝克、雷瓦尔；通常来自苏格兰的大学生尚未计算在内。由此不难想象，莱茵河上永远流动着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思想、习俗和语言。科隆人、美因茨人、斯特拉斯堡人和巴塞尔人单独地或成群结队地在外乡旅行，而教士们则前往巴黎去向那种较早成熟的文化取经，法学家前往意大利特别是以法律研究著称的波洛尼亚，手艺人和商人因拼命工作、守秩序、有纪律而到处受到欢迎。反之，来自各地的混杂人群在河谷地带不断地上上下下。
且让商人去赚他们的钱，我们现在说说朝圣者。朝圣者从一个神庙走到另一个神庙，从一处圣迹走到另一处圣迹，他们中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因犯罪而受到所在城市的惩处，以朝圣赎罪。依照司法规定，赎罪朝圣者上路时要肩搭披巾，手持标志性手杖，重刑犯赤脚光头；他们有时踽踽独行，有时三五成群，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一群狗”那样。据凡·考文贝格的一部著作所述，根特的行政长官可以从以下这些地方有选择地命令罪犯前往朝圣赎罪的地点：旺多姆的三圣堂、图尔的圣—马丁教堂、罗卡马杜尔的圣母院、孔波斯特拉的圣—亚克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巴里的圣—尼古拉教堂、塞浦路斯；以上这些是通用朝圣地点，而以下则是与弗兰德尔人有某种传统联系的地点，其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但泽的圣—阿达戴尔教堂、柯尼斯勃隆的圣母院、里加的圣母院、特龙黑姆的圣—奥拉夫教堂，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有：多佛尔的圣—吉尔斯教堂、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教堂、苏格兰的圣—安德烈教堂；这些地方之间还有另外十来个朝圣地：巴塞尔的圣母院、乌特勒支的圣—马丁教堂、莱茵河沿岸的朝圣地坦恩的圣—蒂埃博教堂、斯特拉斯堡圣母院、施佩耶尔圣母院、法兰克福圣母院、美因茨的圣—马丁教堂、巴哈拉赫的圣—维尔纳教堂、科布伦茨圣母院；最后还有科隆，科隆是圣—乌苏尔 [23] 的城市，是三位国王的城市；科隆四周则有黑斯特尔巴赫、沃尔佩贝格的圣—何塞教堂、斯托墨尔恩圣母院。在科隆的19个堂区、22个隐修院、11个教务会、12所医院、100个小教堂里，每天举行1000场以上弥撒。科隆，当然还有亚琛；在这里的大教堂附近的房舍里，人们掀开屋顶，让挤得透不过气来的朝圣者们眺望广场，或是透过五彩斑斓的玻璃窗向教堂里面眺望，浑身金光闪闪的神职人员正在向人们展示圣迹……
17世纪中叶鹿特丹的莱茵河沿岸建筑
在天真的人们身上，狂热与好奇交织在一起，但是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在一个又一个隐修院里被莱茵河沿岸的神秘人物的名气所吸引的虔诚的人们，例如学识渊博的勒费弗尔·戴塔勃尔 [24] ，依然希望在朝圣中汲取营养，充实自己如饥似渴的信仰。还有那些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有的来自创建于1460年的巴塞尔大学，有的来自创建于1457年弗里堡大学，全都纷纷去往最有名的海德堡大学；美因茨排位第二，它的大学创建于大胆查理 [25] 去世的那年；到了1389年，科隆才有了第一任大学校长。这些大学是整个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友好交流的圣地。人们是否企图通过这些不间断的交往给予对方以强烈的影响呢？只要查一下特普克出版的海德堡名册第一卷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登录着内卡河大学1450—1453年间的学生来源，从库尔到乌特勒支，每一个城市都有学生在这里求学。来自库尔的是两个贵族，来自康斯坦茨、林多、莱茵费尔登的青年学生成群结队；更远些还有来自伯尔尼、苏尔塞和梅明根的学生。然后是巴塞尔人、斯特拉斯堡人、林多和盖默斯海姆，再远些便是巴登、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在河对岸则是萨韦尔纳和萨尔堡，沿河而下还有施佩耶尔、沃尔姆斯、美因茨、法兰克福、巴哈拉赫，特里尔和梅斯各个教区的马斯河沿岸人、科隆人、列日人，远处还有布鲁塞尔人；北边有韦瑟尔、乌特勒支和阿姆斯特丹。莱茵河地区是一个整体，这在当时已经被人们强烈地感知，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所有这些人以及被我们称作瑞士人、德国人、荷兰人、勤劳的施瓦本人、经常与当权者闹对立的阿尔萨斯人、满肚子学问的威斯特伐利亚人、倔强的比尔及人……不分种族和民族，与来自各地的人们亲密合作，共同致力于伟大的创造性事业，也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作创建城市的那个事业；看到这幅景象又有什么理由值得惊异呢？我们说得对，因为正是在城市这个熔炉里炼出了合金，那么，合金是由多少成分组成的？经过多少人的手才炼成的？
我们不必绕远，还是从最具特点的东西说起吧！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科隆的绘画和神秘主义更引人瞩目，更能显示一个城市的特征呢？我们都会想起最初参观瓦尔拉夫司铎藏画的情景，挂在墙上的许许多多小幅画同属一类；拜德克尔 [26] 以为人们缺乏艺术修养，因而事先就告诫我们：“普通观众不会喜爱这些画。”我们还记得在那个充满新生活气息的古老城市里朝拜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教堂的情景，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在一个现代化火车站的地下层，旅客们在两排穿着条形制服的行李夫中间走过，头顶上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哥特式拱顶……一幅又一幅图画从眼前掠过，稍嫌平淡的天堂花园、草地上的座椅、久久地在修女们耳边哼着歌谣的玫瑰花丛；在卡皮托尔的圣—玛丽教堂中，在祭坛周围的回廊和三叶形的后殿四周，金色的装饰物已经略显黯淡，在香气缭绕的气氛中，人们把记忆不甚清晰的《手持豌豆花的圣母》与疲惫的贫妇会修女们十分珍爱的《耶稣生平二十四场景》进行对比；后者招致J.K.胡斯曼 [27] 非常刻薄的贬斥，此人极端厌恶“肥肉和瘦肉”；我们想起了那些狂热的修女，她们先后依据圣—贝尔纳 [28] 、圣—波拿文都拉 [29] 和爱克哈特大师 [30] 的说法，在很早以前就把莱茵河地区变成了幻觉神秘主义的最佳地点；我们至今依然把许多绘画作品说成是出自具有象征意义的画师威廉之手，而他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些画，也许那些都是他的学生韦瑟尔人温里赫的作品；人们不再去想他是否出生在穹隆阴影之下的科隆，谁也不会知道他是哪里人；人们不再认为斯特凡·洛赫奈 [31] 是为了成为科隆人才从施瓦本来到科隆的，他来得非常适时，给那个因一再重复而完全丧失活力的画派输入了新鲜血液；而维茨 [32] 此时正在施瓦本崭露头角。《圣—巴托罗缪》画师也是施瓦本人，我们这些熟悉卢浮宫的人则称他为《安放十字架》的画师，这幅作品哀婉动人，但有些矫揉造作；它那强烈的画风带有浓重的科隆风格。但是《圣—塞尔万》的画师知道尼德兰人玛希 [33] 吗？知道《玛丽亚升天》的画师凡·克列维 [34] 吗？这位安特卫普人是在加尔卡成长起来的，而加尔卡则是在盖尔德人和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下诞生的。这群画家中只缺科隆人，可是，在克劳斯·斯留特 [35] 始创于尚普莫尔的雕刻流派中却有许多勃艮第人！在阿维尼翁画派中又有多少普罗旺斯人！这群画家当中没有一个科隆人，却有一个法兰西人皮埃尔·戴·玛尔，他在圣—莫里斯的主祭坛上展示了《磨坊师傅》的某些东西……
是一个派别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这样认为。起初只是一些相同的表现方法，是隐修院的理想，是那些为了隐匿的欢乐而定制了许多神秘主义画作的修女们的理想，她们欣赏细密画家们笔下变成了圣母的那些梳着辫子的莱茵河女人身上略带稚气的妩媚，厚重的眼皮垂落在毫无神采的眼睛上，沉浸在梦幻中的目光凝视着冥冥之中的幸福。她们对幼年耶稣的无限柔情显示了最纯真的母爱；她们以自己的趣味吸引了罗赫奈，否则他早就滚到休伯特·凡·爱克 [36] 的脚下了；请想一想罗赫奈的名作《手持紫罗兰的圣母》，他使用早已过时的画法，让圣母的髋部突出，双肩下垂，嘴唇薄得不能再薄，似乎对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强大的生命力偏偏在这里；他的气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弗兰德尔的实例远比“威廉画师”过时的教训更加雄辩。昨日是修女的喜好，今日则是市民的喜好；昨日是黑死病、死亡的恐惧和隐修院的吸引力，今日则是紧张的生活、博纳的葡萄酒、黄金以及黄金所能给予的一切。来自尼德兰的巴泰尔·布卢因这位结实的汉子是为市民新贵画肖像的画家，神秘主义画派在他笔下走向终极，他从尼德兰来到这里给他们画像，他们是谁？是根基深远的科隆人吗？是他的同乡，或者说是同样来自尼德兰的哈克尼等人，他们代表着趣味高雅的米希奈斯 [37] ，而且令人想到300年前的亚巴什。
14世纪科隆的一幅圣母像
斯提芬·洛赫奈的画作“手持紫罗兰的圣母”
科隆派是风行各地的派别，其影响随处可见。渗入莱茵河中游的是来自波希米亚的布拉格派的影响，这个派别是1350年前后在查理四世 [38] 的号召下由一些画师创立的，他们大多数是外来人，为首的是莱茵人尼古拉·德·沃姆塞。来自意大利、锡耶纳和翁布里亚等地的微妙影响以形形色色的面貌出现；从北方的法国——尼德兰吹来的风为人们带来创作的灵感；1426年坦恩修道院的史官曾把休伯特·凡·爱克的逝世作为一件重大事件记载下来；凡·德尔·维登 [39] 光彩夺目的榜样为大家提供了教益，科隆的圣—科伦布教堂曾自豪地向公众展示凡·戴尔·维登的画作《国王来拜》，此画后来被慕尼黑的布瓦斯莱兄弟收藏。最后还要扼要地提一下，勃艮第气息经由第戎、贝桑松和孔泰一直传到巴塞尔；1418年巴塞尔的主管官员为了装修一座小教堂，与石勒施塔特的一位名叫汉斯·梯芬塔尔的阿尔萨斯人接洽时明确指出，装修工程必须参照《勃艮第第戎的查尔特勒修道院》进行，这就意味着要以玛鲁埃尔 [40] 和科隆的赫尔曼为榜样……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许多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思想以及处世为人和感受外界的方式，不但在莱茵河上游传播，而且由于莱茵河下泻速度较快而从上游扩散到整个河谷；能把它说成是勃艮第气息吗？如果考虑到勃艮第当时令人难以捉摸地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思想乃至对立的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既多又杂，在以往的500年中始终令分类学家们望而生畏，那么回答便是肯定的。传播的中介是什么？勃艮第的卡特琳娜、康斯坦茨主教会议和巴塞尔主教会议都是传播的中介。勃艮第的卡特琳娜，也就是勇夫腓力普 [41] 的女儿和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尔德 [42] 的遗孀，从1411年到1426年，她先后住在费雷特、坦恩、昂西塞姆、贝尔福，随侍左右的都是勃艮第人；从1414年到1418年，在康斯坦茨主教会议内部的教义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热尔松 [43] 和巴里大学，在世俗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则是皮埃尔·德·埃利 [44] 和勃艮第的伐卢瓦人；从1431年到1443年，巴塞尔主教会议也起到了传播中介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