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行动必有反应。尼德兰人和弗兰德尔人入侵科隆，并由此上溯向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进发，最终到达巴塞尔。与此相反，巴塞尔人、斯特拉斯堡人和美因茨人顺流而下来到十字路口科隆，再由科隆到达号称乐土的布鲁日。只有一个人堪称榜样，他便是美因茨人梅姆林 [45] ，他出生于阿沙芬堡附近；可是，格吕奈瓦尔德 [46] 不也是从阿沙芬堡来到科尔马的吗？他在前往布鲁日之前曾在科隆稍事逗留，在一个圣人遗骸盒上画了一幅精致而美妙的画，在这幅画中他既不放弃对美的追求，又把科隆的历史中最精彩的篇章巧妙地形象化了，那就是圣—乌苏尔和12000位处女的故事。梅姆林堪称画王，逊于画王的其他名画家呢？康斯坦茨的大维茨在南特为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服务，在家乡为主教会议服务，也为善良的公爵腓力普服务。阿格诺的海因斯林离开故乡小城有名的印刷工场后到哪里去了？1403年他住在巴黎的隆巴尔区金康普瓦街，1407年他在为勇夫腓力普服务，同时也为巴伐利亚的伊萨博 [47] 服务，而此时为这位王后服务的还有韦瑟人赫尔曼·温里赫和威廉大师的学生科隆人；海因斯林也为尼德兰伯爵、巴伐利亚—埃诺的威廉四世服务，与他同在那里的还有约翰·玛鲁埃尔的子弟波尔·德·林堡 [48] 及其兄弟们；他还曾为吉耶纳公爵——法兰西的路易和贝里公爵让服务。布鲁日人艾谬尔·德·雅克·克埃恩究竟算是哪个国家人？属于哪个派？
事实上，在被称作科尔马“菩提树下”的圣-让—苏—莱—蒂伊欧尔修道院中，在这个尽情享受至福的炽热家园里，如同胡斯曼所说的那样，“生活在隐修院里的耶稣随心所欲地走进每一个灵魂的住所”，我们在格吕奈瓦尔德的这幅杰作前面长时间地深感震惊，他虽然没有在这幅画里得到永恒的寂静，至少在其中找到了暂时的宁静；如果说，每当我们的视线从一幅画转向另一幅画时，都有一个问题出现，都有一种亲近感令我们困惑，都有一种忧虑让我们感到痛苦，那是因为即使在这里，在一幅“以其神化的剧烈和堆尸所的疯狂”表达了个人的悲痛和强烈感情的作品面前，我们也不应该只想到一个人的名字，而应该想到为此作出贡献的许多天才的名字，应该想到汇入这条大河的许多支流的名字。
上面说的是艺术和画家，那么神秘主义者如何呢？那些让跪在受难基督十字架脚下的修女弯腰的人怎样呢？那些在大瘟疫流行的恐怖时刻拯救了无数脆弱而且疑心过重的灵魂，为世纪的男女们散发精神食粮的人如何呢？科隆人如何？还有画家，就广义而言，他们都是莱茵河人，他们如何呢？爱克哈特这位曾在巴黎求学，在斯特拉斯堡传教，在科隆教书的图林根人如何呢？陶勒尔 [49] 这位曾在科隆传教，后来死在斯特拉斯堡的斯特拉斯堡人如何呢？苏索 [50] 这位生于康斯坦茨湖畔的于贝尔林根，死后葬在乌尔姆的施瓦本人如何呢？他们的影响如何？他们的影响很快就为远在莱茵河以外的分析家们所瞩目，在圣伯尔纳的故乡法国，在有着许多莱茵河人的维克托派 [51] 中间，在鲁伊斯布鲁克 [52] 的故乡弗兰德尔，此人出生在布鲁塞尔和哈勒之间的一个地方，生活在苏瓦涅森林中的赫鲁嫩代尔……
影响是这样，土地是否也是这样？那些人不在小教堂里传教，却在土地上播种。陶勒尔在传播他的教理时，事先不作任何选择，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是若干世纪以来的一项多么巨大的工作！他催发了民间泛神论这个永恒的酵母，在莱茵河这块土地上，民间泛神论早就促使人们组成为众多的集团，在广袤而宽容的基督教土地上按照自己的需要营造安全地带。贝京、贝加 [53] 在列日、根特、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地迅速发展，很快就蔓延到莱茵河、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拥有许多徒众的纯洁派和沃多瓦派、贝纳的老阿莫里 [54] 、斯特拉斯堡的奥特里埃勃，所有这些名称古怪、令人不安的异端教派的信徒们，与人数众多的14世纪科隆“自由思想”的信徒们在某种程度上融为一体了。14世纪末，人们对于雄心勃勃的灵性的过度思考作出了反应，曾先后在亚琛、科隆和巴黎求学的代芬特尔人杰拉尔·格鲁特 [55] 所发起的规模宏大的“现代虔诚”运动初露端倪，由于其弟子弗洛伦特·拉代维耶恩斯 [56] 这个戈楚姆附近的里尔丹人积极行动，温德斯海姆修道院开始了光荣的接纳入教和革新事业，使得莱茵河地区的宗教状况更加丰富多彩。这个地区的宗教状况原本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一些极不相似的思考和行动彼此共存，其他地区的各种运动一浪又一浪地传到这里，然后传向更远的地方，并在那里消失；但是，凡是到过莱茵河城市的人，离去时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丰富，而且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16世纪初期，当广大群众为路德的伟大声音而欢呼雀跃时，以下情况丝毫不应令人感到吃惊：在荷兰，在充满莱茵河气息的蒙斯特地区，在阿尔萨斯和瑞士，民间泛神论这个永恒的酵母与不信教者和持泛神论的再洗礼派教徒一起，为多次遭到围剿的各种异端和承袭自千禧年主义传统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梦幻，提供了精神食粮。持这种异端思想的人很多，施维比希—哈勒的制革匠梅勒基奥尔·霍夫曼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把斯特拉斯堡变成了自己的传播中心；此外还有面包师哈莱姆·扬·马提耶斯、莱顿的美男子让、安特卫普的不信教群众、诺尔的科平·德里尔、埃诺的京廷、珀克以及其他一些人；这种异端思想一度传到法国，引起了纳伐尔的玛格丽特 [57] 的注意和同情，令加尔文感到不安，还把布塞 [58] 吸引到斯特拉斯堡；代尔夫特的玻璃匠大卫·约里斯那时正在大教堂的影子下面传教。
巴泰尔·布卢因的画作：科隆市长、资产者阿尔诺·德·勃劳维勒尔及其妻子海伦
随处可见的各种教派、集团和宗教团体，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即使是最博学的宗教史和神学史专家，一旦走进这个迷宫也会毫无头绪。那时的许多个人著作归根结底都应视为集体著作。《耶稣基督的仿造》这部揭示了一个时代和一种气质的名著，曾为许许多多孤独的灵魂提供了增添活力的粮食，人们曾长期声称此书出自法国人热尔松的笔下，此事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让我们再说说另一件事，那就是人们用玫瑰花象征性地装饰玛丽亚的圣诗集，借以表达对玫瑰经的虔敬。出生在卡里尔的圣—布鲁诺派信徒亨利·埃格尔，在科隆用日课经把圣母经分成十几段；特里尔的圣—布鲁诺派信徒多米尼克·德·普鲁士把对玫瑰经的虔敬推向极致；为诺尔的法兰西人所熟悉的布列塔尼人阿兰·德·拉罗什在荷兰宣扬对玫瑰经的虔敬，并把它传播到莱茵兰，于是在各地出现了许多虔敬圣玫瑰经的小团体，在相互作用下，这些小团体大大增强了最具中世纪末期特征的虔敬活动……
辐射、扩展和集体事业……印刷术可以看做是最后一个例证。印刷术最终在莱茵河地区成为可以实际使用的技术时，各地的人们期待已久，而且为它作了许多准备；美因茨大主教于1462年拿下美因茨后，印刷术就传遍整个欧洲。四出游荡的莱茵河人简直就是传播新技术的使徒，他们在几年之内就把这项新技术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洛普·德·维加 [59] 把印刷术称作“文明的武器制造者”，它锻造了近代世界的武器。格拉纳达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并不早，可是早在1494年，那里已经有三位印刷匠，一位来自斯特拉斯堡，一位来自施佩耶尔，另一位来自盖尔斯霍芬。在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上，两位印刷匠倒下了，一位来自纳德林根，另一位来自斯特拉斯堡……在各条大路上都能遇见拖着车子的人，他们饿着肚子走村串乡，车上装着简单的行李和手摇印刷机的支架、字盘、活字和纸架；另有一些走在大路上的印刷匠，期待着受到大主教、司铎、修道院长的亲切接待，这些好奇而乐于助人的神职人员，也许会留他们住下来，为他们提供食宿，而他们则会在半年时间里，高高兴兴地印制《教区规章》、《日课必备》、《圣母来临》、《信徒管理》等等，老伙计们多次排印这些书籍，竟然能把它倒背如流。除了这些冒险者、游手好闲者和前进中的出版事业先驱以外，也有许多人定居在莱茵河城市中，他们在当地建造结实的房舍，通过派驻各地的联络人和经纪人，把莱茵河地区印制的书籍销售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在莱茵河沿岸也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例如，在威尼斯印制的极其珍贵的阿尔德版 [60] 经典著作，由巴塞尔的拉赫奈尔及其女婿弗罗本用大木桶运来；一位名叫比克曼的科隆人和另外二十来位书商也是这样操作的。有人说，莱茵河地区的法兰克福交易会很快就变成了书籍交易市场，一年一度的交易会聚集了二十来个开化民族的代表，既是商业场所也是知识交流场所；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莱茵河人一度成了世界知识市场的主宰。莱茵河人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带去了世界各地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从而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作出了贡献，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的宣传者和维护者。
如果有人想要身心兼用地对莱茵河地区这些独领风骚的领域作一番考察，如果有人想要感受一下某些人在这些领域中所能获得的特殊礼遇，他们身上的高贵的气质和常见的典雅，那么，请到巴塞尔博物馆走一趟，去仔细看看汉斯·荷尔拜因 [61] 所作的那幅为印刷家约翰·阿麦巴赫的大儿子所作的肖像。
老伊拉斯谟对这位年轻朋友表现出不寻常的亲切，这位年轻人正沉浸在他宽容的人道精神之中，这也正是巴塞尔的改革精神之一。枢机主教萨多莱托 [62] 不放过任何机会撰写长诗歌颂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真诚的福音传播者，他不会不知道法雷尔 [63] 或者伯撒 [64] 代表什么，但是，当他们有一天竟然对伊拉斯谟表示异议时，他却毫不犹豫地猛烈反击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这是一个真正的人，24岁上就打算到阿维尼翁去接受伟大的阿尔齐亚蒂 [65] 的教诲，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具有力量之美和以正直与谦逊铸就的阳刚之气的人。对于那些把宗派主义和盲目的宗教狂热视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人，他本人无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驳斥者。可是，对于这位伟大的人物，谁敢说他是哪个城市的人？巴塞尔人，不错，他是伟大的巴塞尔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然而，大家只知道他是巴塞尔人，谁也不会说他是瑞士人或是德国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显然是一种罕见的物质与精神的典型代表。可是，这还不够，他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莱茵河城市的一种真正人道主义的文化的产物，而这种文化则是莱茵河及其守护神非凡的创造；这种文化被创造的时候，依然处在基本上无须屈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中世纪末期，那时这些城市拥有彼此亲近的自由，它们可以自由地把那些具有诚意的人召唤到自己身边，发挥他们的力量和才能，至于他们来自何方，戴着哪个邦的标记，这都无须顾及。
小荷尔拜因的画作：印刷家之子——巴塞尔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
Ⅱ.从城市到君主
一连串的城市就这样排列在莱茵河两岸的阳光下，比市政厅宏伟的外墙更加壮观。这些城市继承了数百年的繁荣，其间也经受了严酷的灾难，但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它们给游客留下了生活富足的印象，在大师们不嫌重复地创作的大量绘画和雕刻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富足，这些400年前完成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中人们的服饰、职业和习俗。如今德国人比以往更加不余遗力地将这些作品集中到德国。所谓“德意志的往昔”……
这种自豪感不难理解。无论自称属于哪个民族，凡是意识到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某种文化烙印的人，都不会不理解这种自豪感。这些莱茵河城市曾经在数十年中有过辉煌的成就，原因并不在于体量的巨大，比如，1450年巴塞尔只有8000名公民，1440年法兰克福的公民不足9000，同时期纽伦堡的公民也不过20000而已；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城市隐隐地体现着一种光芒四射的理想，那就是一种兼具市民、城市和莱茵河特征的文化。
在一段时间里，莱茵河有能力完成自己作为一条河流的使命，地理法则造就了河流，并不是让它去分裂人类遗产，并不是让它去挑起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仇恨和致命的忌妒。河流由于它的宽度、深度和速度，难免成为制造分裂的鸿沟；但是，由于它没有任何障碍，而且拥有适宜于迅速下降的速度，因而它同时也是促进联合的通道。然而，河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它的联合作用，而是需要通过人的努力，人可以促进也可以阻止这种作用的发挥；河流并非必然制造分裂，人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涉水，可以利用沙滩、冰块以及人工搭建的桥板，从此岸到达彼岸。总之，人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绝不是只能听天由命，这就是河流赠与依傍着它、簇拥着它的人类社会的礼物。中世纪末的莱茵河城市抓住了若干此类可能性，并学会了如何加以利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为人类的智慧所取得的成功而向这些城市致敬。
问题在于这种成功的效果能够得到延续吗？不能。当然，这个回答只是一种马后炮。然而，我们的职业就是要弄懂为什么并加以解释。这些昙花一现的城市很快就失去了它们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明形式何以衰落，我们找到了原因吗？当然找到了，原因恰恰与我们想要探讨的莱茵河历史问题中的某些最鲜明的方面有关联，而我们的祖先曾把这个问题称作“骑士的视野”。“德意志的往昔”，不错，在以往各种组织联合的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德意志最终建立起来了，但是仅此而已，一种特征始终存在着，物质上的高度繁荣与政治上的巨大缺陷反差鲜明。
莱茵河城市是富足的，它们拥有众多的人口，充满活力……然而，在这些后面是什么东西协调它们的行动，支持它们的努力呢？它们是否凭借自己的实力利用了某个君主的权力，比方说，某个日耳曼国王的权力呢？这位日耳曼国王与其近邻法国国王或英国国王一样强大，可以像他们一样把一个正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国家所积聚起来的力量，聚集在一个世袭君主的周围。帝国政权把世界政策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在终身制的君主肩上，而这位君主却不拥有任何手段去执行这个政策，他没有舰队、陆军，没有外交，也没有与宏图大略相称的财政实力；我们无需继续罗列这个政权的弱点、不稳定性和种种矛盾，我们只需看看城市：它们确实富有，它们确实美丽，可是它们强大吗？全部问题都在这里……
当然，这些城市争得了许多优惠的特权和令人吃惊的自由，而且实际上已经把它们对于皇帝的义务消解殆尽。且听听它们如何夸耀自己：
纽伦堡人风趣，斯特拉斯堡人厉害；
威内蒂格人有权势，奥格斯堡人豪华壮丽，
乌尔姆人的货币在全世界声誉卓著。
让我们打开德国学者们关于古老的莱茵河畔那些大城市的著作。斯特拉斯堡人骄傲地从科德利埃广场向大拱廊的霍尔维格走去时，把充满敬意的目光投向芬尼塔；在能与芬尼塔一争高下、戒备森严的塔楼上，在装有栅栏的地下酒窖里，到处是装满金银的口袋。为什么储藏这许多金银？所有这些金银几乎都用于军事防务了：修补墙垣，为跟上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而翻修堡垒，铸造大炮，购置炮弹、枪弹、火药和白刃兵器，维修军火库里的火枪，为夜间关好城门、白天在岗哨上盘查面露惊异的陌生人的卫戍部队发放薪饷，为使节们支付旅费，为信使们准备快马，使之能随时随地跃上通往世界各地的大路，策马飞奔，追赶皇帝、王公，前往结盟的城市……在我们现代社会，所有这些费用都依赖国家，交付给国家，由国家承担，国家是一个集体权力机构，它取之于大众，公正地用之于大众，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强扶弱”。可是，15世纪的莱茵河城市却必须承担所有这一切费用，处于主宰地位的城市必须为它的地位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它就因此而死亡了。
此外还有一个伦理问题。数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想象，以为在这些景色秀丽的城市里，既有田园般的和平景象，又有万众一心的坚强决心。然而，文献告诉我们，那时随处可见的却是不和、妒忌、公开或隐蔽的争斗、无休止的分裂、造反，有时甚至是暴力造反。富豪寡头首先压迫小户人家和穷人，于是形成富豪寡头政治；接着，行业人士在新富的支持下剪除贵族，紧接着是一连串的驱赶和没收，被驱逐者在城市四周游荡，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代，行业几乎到处占有主导地位，城市里面的人只有通过行业的中介才有立足之地，那些从事某种稀少职业的人，必须按规定在某个基本行会的名义下登记；正因为如此，约翰·加尔文的签名竟然出现在斯特拉斯堡的裁缝登记册里，也许他是作为一个学徒登记在册的。这些行业实际上只是一些平庸的政治学校而已。
每个行业内部都是冲突不断，行业与行业之间也是你争我斗互不相让，有的想要在城市里扩大自己的势力，有的想要为自己的成员争得若干市政辅助职位，有的想要在宗教仪式上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整个城市饿死，也得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业。1595年发生在科尔马的面包师傅事件便是一例，他们停止工作，甚至离开城市，原因只是他们在圣体行列中的传统位置被他人抢走了，实在是匪夷所思！整整十年中，从上贝格海姆到昂西塞姆，从昂西塞姆到法兰克福，他们到处呼吁，并且得到了邻近城市中所有面包师傅的支持，而他们所反对的也仅仅是本城居民；后来他们于1605年获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同样的上百件事例中的一件。视野需要拓宽，应该从政治角度去考虑问题，还必须具备预见局部性反响的能力；可是，一个人假如连城市利益观念都没有，怎么能要求他具备以上这种素质呢？
对比永远是瘸腿的，所以，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论意大利城市。例如佛罗伦萨，这是一座无论从高处或是从远处望去，都不能不充满圣洁之感的城市；在低矮的红色领主府邸中傲然耸立的钟楼脚下，在夕阳照耀下的城市中巍然矗立的布鲁奈尔斯基 [66] 设计的穹顶下面，多少悲剧性的英雄怀着对自己城市炽热的爱恋，一心要在理性和美感的意义尚存的所有地方取得胜利……请稍微想一想我们法兰西的城市，15世纪我们法国的市民阶层，每当本国的王朝处于险境时，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聚集在它的周围；他们曾经支持过路易十一 [67] 对抗“公益同盟” [68] ，支持过查理八世 [69] 对抗诸王，并以他们对于王朝充满机智的忠诚，在1465年和1485年两度拯救了国王的中央政权。那么在莱茵河上呢？城市曾经为一件重大的事业进行过有效的合作，那就是汉萨同盟这个有众多城市参与的强大组织。可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那个时代的所有组织都因无力维持而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此，怎能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来谈论呢？
利己主义是各地资产者的痼疾。在历史的危急时刻，当巨大的心态革命发生之际，当一种崭新的心态，即质朴而毫不隐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逐渐成长，养家糊口的手艺人行业观念渐渐淡出之时，新人们不再为确保消费者神圣的利益而对城市里必不可少的生产给予关注，而是以疯狂的贪婪追求无限的盈利，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新时代的神祇，为此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笨拙而狡猾的倾销，敲骨吸髓的剥削，阴险的欺诈……资产者的分裂既危害他们自身，也危害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利己主义于是变成了欲壑难填的野兽般的凶残。
16世纪的商人特别是大商人拥有豪华的宅邸和华丽而笨重的家具，他们向人们展示奢华，不但不怕露财，而且以此炫耀自己；我们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雕像、宴会大厅里又长又大的餐桌和豪华的东方地毯，使我们的博物馆能以这些藏品为荣，让我们得以在那里享受视觉的愉悦。但是，我们是否曾经仔仔细细地观察过他们？不是一个个地单独观察，而是对他们之中所有为我们所熟悉的面容一起进行观察。
伦敦是亨利八世 [70] 的首都，也是莱茵河商人的首都。生在奥格斯堡、住在巴塞尔、死在伦敦的汉斯·荷尔拜因曾为这些商人在施塔赫尔霍夫画过像。他们都是资产者，都是莱茵河的商人和金融家，有的来自巴塞尔，有的来自科隆，有的来自杜伊斯堡；这些身穿贵重的呢绒和裘皮的商界巨子，一个接着一个站在我们面前。他们伸手把你抓住，不再松开；他们冷酷的眼神不但能把你穿透，使你如同赤身露体一样，还能剥光顾客和对手的一切伪装，一直搜寻到他们的灵魂，搜寻到珍藏着他们精确、秘密和毋庸争辩的财政状况的钱柜，那个加了三道栓、挂着三把锁的钱柜。格奥尔格·吉茨是商人的典型，他身着带褶的缎子袖亚麻衬衫，神采奕奕地坐在细木贴墙的掌柜室里，桌上铺着珍贵的波斯毛毯，威尼斯出产的穆拉诺玻璃杯散发着石竹的香气……这些排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只要看他一眼，视线就不会从这张三角形的脸上移开，凶狠倔犟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僵硬的鼻孔，尤其是直接从两只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就像聚焦仪那样准确，毫厘不差地对准他想要搜索的那个点。这些人的手更加令人吃惊：票据似乎并没有攥紧，贵族的手套在手上得体地轻轻揉动，有时候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把鹰一样的目光对准你，让你产生幻觉，以为那就是科隆人迪特里赫·伯恩“内心深处”的目光……一个讲求实效却冷酷无情的阶级活生生地展示在这里了，挂在施塔赫尔霍夫墙上出自荷尔拜因笔下的肖像，就像是富裕之神的凯旋行列中的领头人那样，一个接一个在人们眼前走过；可是，他在对面墙上却画出了贫困者的队伍……
每当需要无情地强制全城居民维持和平时，老祖宗总是搬出这句老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重复这句老话的是子孙后代，他们重复这句老话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为此感到骄傲。看完上面提到的那些肖像以后，让我们接着欣赏同时代画家以同样清醒而冷静的分析精神绘制的英格兰王室成员的肖像，他们中有国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先后几任配偶：珍妮·西摩、安娜·德·克莱弗斯、美丽的凯瑟琳·霍华德；耽于寻欢作乐的国王有着一张苍白的脸和令人讨厌的眼睛，他的配偶们却没有一人显露出过于拘谨的迹象。然而，当我们欣赏这些画像时依然松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那个商人、资产者、莱茵兰银行家、亚各布·富格尔 [71] 的同时代人那紧张而冰冷的目光，我们不再觉得它是直射在我们身上的。
在道德方面，不但有资产阶级社会短视的利己主义，还有其他一些至少同样强烈的行不通的东西。
汉斯·小荷尔拜因的画作：莱茵商人格奥尔格·吉茨
在今天的乡村与城市之间，司法方面不存在任何的差异。无论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此处彼处都应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规章，征收同样的税，实行同样的行政管理。可是从前呢？平原地区有其固有的习惯和地产法。越过墙垣，走出城门，马上就是另一种法律。两者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假如进入希望之地，并在那里逗留一年零一天，他的过去就一笔勾销，谁也不再有权了解他的出身曾给他带来什么法律地位，他过去究竟是农奴还是自由民，是贱民还是逃亡者。他是这个城市的人，有了这一点就万事大吉。他可以百分之百地属于这个城市的革命文明——现代文明。那么，乡村居民如何呢？在德国，乡村居民依然受着他们的主子——地主老爷严格的控制，地主老爷依据地产法千方百计地牟取好处，每天都在谋划从农民身上榨取额外的收益。一些滥施淫威的行为有时会被另一些过激措施所抵消；我们暂且不谈这些滥施淫威的行为，只说说正常和正规的规章。一方面，领主及其代理人拥有近乎绝对的个人权力，人从属于土地；另一方面，城市实行行会管理，城市的权力变得温和近代化，土地从属于人……
所以，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既没有相同的法律，也没有相同的文化，甚至没有相同的利益。在“野蛮的畜牲群”里面，人一半像人一半像野兽，野蛮的饕餮和狂饮，巡夜人沉重的脚步声，令人无法辨识这些究竟是哪种原始人的礼仪。还有封闭在蓬乱的头发下面那个脑袋里面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的思想……神秘吗？可是，一声起义的吼叫有时却会打破城市和城堡的宁静，农民揭竿而起，唱着粗鲁的歌，要求得到水和草；他们扑向城堡或市镇，然后遭到打击和镇压，被堵上嘴，在仇恨中沉寂20年。这些乌合之众在树林深处聚集成小股，举行崇敬撒旦——贱民的上帝——的巫魔晚会，一个个被曼陀罗醉得东倒西歪。维耶纳·斯普伦格尔和他那把可怕的“犯罪的铁锤”，至少需要苦干200年，才能将莱茵河上的巫婆和巫师清除干净。
汉斯·小荷尔拜因的画作：科隆贵族赫尔曼·希尔勃兰特
在这些莱茵河地区，城市文明虽然光彩夺目，却相当分散，甚至可以说彼此隔绝。沿着莱茵河一字排开的这些城市，都是司法和现代文化孤岛，都与外界少有交往。它们相互交谈，但只能像韦桑岛和圣马蒂厄海角的灯塔那样，隔着野性十足的大海彼此呼应；只能超越平原地区及其敌对情绪远远地互致问候。历史较久的城市向年轻的城市传授法律，32个城市或市镇属于弗里堡—昂—布里斯戈司法区，60个属于法兰克福司法区，70个属于科隆司法区，这就意味着，在司法上，法兰克福控制着莱茵河中游地区，科隆控制着莱茵河下游地区和德国的东南部。不过，由于索斯特借用科隆的某些法律，所以实际上科隆的影响远及北方的吕贝克。
这样一来，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之一就弄清楚了，原来莱茵河沿岸各地区不存在一种同一的文化，它们作为载体支撑着两类彼此有别而且相互争斗的社会，一类是近代的相对自由的社会，它关心并尊重个人尊严、首创精神和知识；另一类是赶不上时代发展的社会，它深陷于领主的古老土地模式之中。文明渐渐扩展到乡村，给乡村带去了自由、尊严和知识，这就是发生在法国的情况。公社组织虽然诞生在城市，却很快变成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城市气息于是一步步地挤走了乡村气息。在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里，唯恐失去既得权利的人们死死地不愿松手，因而日益逼近深渊，一边是自由日益增多，一边是奴役与日俱增。始终存在于罗马化土地和其他土地之间的对立，与以往相比虽然反差小了一些，但在莱茵河沿岸仍然相当强烈，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二元化状态。一种共同的精神在这块双色拼板上将会如何形成呢？城市有其辉煌之处，也有其不足之处。从巴塞尔到韦瑟尔，两个莱茵兰你争我斗，满怀嫉恨和敌意。一个是城市居民的莱茵兰，另一个能说仅仅是农民的莱茵兰吗？要知道，农民都是小民；所以应该说另一个是君主们的莱茵兰。
莱茵河的君主都是小小的王侯。尽管他们可以把自己种种尊贵的头衔写满整整十行，尽管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族系追溯到古罗马人，尽管他们拥有任意处置乡下百姓的权利，而且在肆无忌惮地滥用这种权力时从来不曾有所节制，然而他们毕竟都是小小的王侯。
莱茵河的王国都是小小的王国，都是爱说大话的小国，在名副其实的强国和大国面前没有多少分量。1870年前的某一天，蒲鲁东曾说莱茵河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并且把莱茵河流经的当时每一个“国家”一一列出名单：瑞士、奥地利、符滕堡、巴登、法兰西、巴伐利亚、黑森、拿骚、普鲁士、荷兰，这是一个大大简化了的名单。是否可以就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莱茵河阻碍了真正莱茵河国家的诞生？可是，可以这样天真地加以责备的大河岂止仅仅莱茵河一条？直到昨天为止，除了巴塞尔，没有第二个横跨莱茵河两岸而建的城市，莱茵河沿岸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占有莱茵河两岸的一段重要河段，使之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实体的坚实而具有生命力的主轴。我们发现，地理条件诚然是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条件。长长的莱茵河谷中散布着许多神经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建在这些节点上；这些城市都不具备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国家的实力，也无法让自己为别的国家所吸收，提供它们所没有的首府，成为它们的首领。
不过，命运之神有时会嘲弄人，它在15世纪末的土地上，把一面被久远的过去弄得模糊不清的镜子最后一次递给莱茵河，并且喃喃地表示要提供一个机会。资产阶级虽然政治上四分五裂，文化上却深感团结一致；嘲弄人的命运之神向这些资产阶级说出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崇高威望的名字，唯有这个名字能将莱茵河沿岸众多各自为政的地区统一在同一个名字之下，那便是前面一再提及的罗泰尔王国。命运之神借用一些强大而富有的君主之口提出了这个名字，他们属于伐卢瓦王朝支系，与属于长系的法兰西国王们大不相同，其中包括勇夫腓力普、无畏者约翰、无忧者腓力普、大胆查理，此外还有“善人”腓力普公爵 [72] 。
从阿尔伯特二世 [73] 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几乎徒有虚名，哈布斯堡王朝此时似乎已经为继位而开始争夺。勃艮第人 [74] 富得流油，他吃饱了弗兰德尔的肉汁，穿着华丽的衣服，身上挂满金银饰物，不但善于调度部署，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撑；腓特烈三世 [75] 却是一个耽于声色犬马的懒汉，在一些城市留宿受到款待之后，竟然一大清早不辞而别，脸皮厚得连账都不付，这样一个人能与那个勃艮第人抗衡吗？况且，他那点可怜的实力在奥地利，他的活动中心在因斯布鲁克，他去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通往布纳伦；在莱茵河资产者面前，这些都是不利条件，莱茵河资产者经营从伦巴第到北海的贸易，他们当然要去往塞普蒂默、哥达湖，甚至圣贝尔纳山口。
那个勃艮第人腓力普懂得如何取悦大家；那时的骑士们痛苦地察觉到自己已经走在下坡路上，腓力普就为他们举办盛大的骑士集会和比武大会，向他们表明恋旧的心情，这一切都是骑士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虽然掺了假，有些矫揉造作，却在这位具有骑士气质的“金羊毛会” [76] 创建者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信仰神秘主义却又讲究实际的市民们受到三大诱惑，一是严守教规、守斋、施舍和对于圣母的狂热信仰，二是喜欢脏话、荤话和耳闻目睹的“百家逸事”，三是向往梦幻般的东方。那时候，发财的美梦萦绕在人们脑际，东方的魅力吸引着许多人，他们幻想着与《百万》 [77] 的作者马可波罗一起寻访中亚的奇迹，或者跟随加迪菲·德·拉萨勒和约翰·德·贝当库 [78] 驶向加那利群岛；那时候，根特的朝圣者走出祭坛前去朝拜林子里的一只羊羔，这是一座既真实又虚幻的林子，里面有许多漂亮的棕榈、柏树和树冠像伞一样的松树（这令人想起那座“如同印度森林一样”的美妙无比的林子，腓力普大公为亲人许愿那天，这座林子里放置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机械动物）。那位勃艮第人把组织十字军纳入自己的计划，指派拉努瓦和贝特朗布·德·拉布吕吉耶尔为此做好准备，并以此引诱了布鲁日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和所有正在寻找坐骑的骑士以及所有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犹如一张密实的网，一些人从未估量过习惯的力量和这张网的结实程度，在莱茵河上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充满想象的人以为那位勃艮第人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1454年，他终于在大使们的簇拥下出现了，他以伸张正义者的身份把城市还给被赶走的人，以仲裁者身份平息争端，以胜利者身份访问德国；没有一个市民不曾用自己的语言彼此重复巴黎街头看热闹的人说过的话，那些巴黎人看到走在金色行列前头的那位光彩夺目的骑士踌躇满志的样子，都喃喃自语地说：“瞧瞧，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为他祝福，为所有爱戴他的人祝福吧！看看我们自己的国王，穿着那么一件穷酸相的灰袍子，就怕大家活得开心！”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凡·德尔·维登为科隆的圣—科隆布教堂画的那幅“三王来拜”就是一个物证和文献。因为，画面上跪在地上虔诚地亲吻婴儿小手的那个年迈的国王就是善人腓力普，他后面那个披着大氅、上身稍稍前倾、手里拿着漂亮的银制器皿的高个青年人，就是他的儿子大胆查理。慷慨大度的国王们为了献宝来到莱茵河畔，来到这个大商业城市。享有崇高声誉的国王们到这里来，为的是重复莱茵河民众长久以来十分珍爱的那个加洛林王朝的称谓：罗泰尔帝国。
然而，当腓特烈三世向善人腓力普要求建立罗泰尔帝国时，他并不想依仗利剑并吞土地，把分散在莱茵河沿岸的所有诸侯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与其说这是一个领土问题，毋宁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正如夏斯特兰 [79] 所说：“不是国王，而是勇敢的皇帝”，善人腓力普企图获得一种尊号，以便结束对法兰西的臣服，为他的骑士和十字军制度戴上桂冠。国王的尊号行吗？不行，有人向他提及布拉邦王国时，他傲慢地扭头就走。他要的是一个将会产生久远历史反响的尊号，一个为霸权正名的尊号，一个在皇帝尊号面前挺得起腰来的尊号，善人腓力普懂得如何支撑这个尊号。他想要建立的统治将部分地以道德和神话为依托，边界游移不定，施政宽松，因而可以为莱茵河人所接受；腓力普对莱茵河人从南北两头实行挤压，北面是荷兰，南面是上阿尔萨斯；莱茵河人觉得，罗泰尔帝国将要带来的不是明确的司法和政治联系，而是一种共同文化的光辉，这种文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法兰西色彩，因而底蕴深厚，声望卓著，另一方面也具有强烈的莱茵河色彩，因而他们可以从中辨认出自己永恒的感受和生活方式……
维登的画作“三王来拜”中的善人腓力普和大胆查理
梦想很快就破灭了，1467年，善人腓力普去世。这位懒散却可爱的“善人”尽管极端利己，做事漫不经心，脾气就像宠坏了的孩子，动辄发火，却受到臣民的宽容与爱戴。继位的是雄心勃勃的大胆查理，他“天生就是铁汉”，终其一生念念不忘他的宏图大略，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要干大事”。他确实有具体的计划，力图争得统治权。这是他用罗马和现实的语言，对乃父所怀抱的半中世纪性质的观念所作的可怕的诠释。数月之间，市民们纷纷群起而攻之，就像害怕蜂箱的人被蜜蜂蜇了一样。想要成就大事的美梦破灭了，1477年1月的某一天大胆查理死去了，他死在南锡的圣—约翰水塘的冰冷泥水中。在勃艮第的伐卢瓦人头脑中复活的罗泰尔帝国再次成为泡影。这是一种降生在法兰西的“勃艮第”文化，也许在荷兰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改造，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却很有可能变成一种广义上的莱茵河文化，为另一种理想开辟的道路畅通无阻；可是，为了找到这种理想并使之变得清晰，却花费了许多时间，400年之后，在铁与血的帮助下，这个理想才降临人间。
然而，历史在继续。就像分家后的农民财产一样，各个小诸侯国在每个王朝覆亡时都会分崩离析。不过，他们会重新组合，然后再次瓦解。他们来去匆匆，培育了一批绰号吓人、面目如同猛兽一样可憎的小暴君，陈列他们肖像的画廊实际上是预防“王朝病”的最佳药品。此外还有他们的配偶，镶满饰带的小帽上缀着羽毛，袖口开着叉，过多的金饰把裙子坠得笔直，苍白的脸上闪烁着狡诈的目光，农妇般可怜的脑袋淹没在耀眼的奢华之中……
我们不妨看看这些莱茵河小诸侯国：与马斯河和北欧有亲缘关系的尤利尔公国、贝格公国、与盖尔得地区和弗里斯兰地区有着亲缘关系的克勒弗公国，1523年在约翰公爵治下，这几个公国联合起来了。可是，联合如同昙花一现，实际上，教会所属的科隆领土恰好在这个虚幻的联合体正当中捅了一个窟窿，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呢？普法尔茨的伯爵多得难以胜数，族谱学家为此兴高采烈，历史学家却一筹莫展；15世纪初统治这个地方的是四支维特尔斯巴赫族系中的一支，这一支也许在15世纪中期继承了原属第二支的一些土地，尽管如此，普法尔茨这个邦国始终不曾强盛。黑森也是这样，虽然它的两个主要部分在1500年分别实现了联合：上黑森与马尔堡联合，下黑森与卡塞勒联合。南面的阿尔萨斯仅仅是一个地理观念，在这个地区里存在着许多政治势力，它们彼此对立和争斗，闹得乱哄哄。对面是札赫林根家族所拥有的巴登，时分时合，最终于1527年一分为二，一边归信奉天主教的巴登总督管辖，一边归改革派信徒杜拉赫总督管辖。所有这许多势力无不小而又小，岌岌可危，毫无稳定可言；数不清的君主，简直就是一个族谱大杂烩。
过于杂乱也许反而有利于统一。我们可以从高处和远处勾勒一幅图像，把莱茵河这个棋盘的历史简化一下，共有两种势力：城市势力日益衰落，君主势力逐渐上升。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种势力抵达莱茵河边，通过与莱茵河的接触而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强大得足以实现长久以来游荡于这个地区的帝国美梦，把一种意念或神话变成实实在在的武力争斗的现实。以这种方法概括德国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比利时历史），具有多大的诱惑力！数百种著作表明，这种方法确实有效，但是我们却不以为然。历史事实是另一种样子，与许多崇拜盖斯勒 [80] 软帽的幸存者一起，把历史事实归结为外交家们的诡计和运筹帷幄而且势力强大的君主们的“谋略”，那就不是照片，而是漫画。历史不允许过于简单化。提出问题的好方法往往是把问题复杂化。君主和城市是两种因素，但并不是莱茵河的全部历史。君主和城市是两种各自为政的力量，需要弄清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为什么作出了否定的选择，而仅仅几年以前，许多优秀的观察家还打赌说德国会作出肯定的选择。
德国，我们终于把这个重要的名字提出来了。如果说德国作出了选择，那么是否可以说出现了新的回归？某种东西强烈地提醒我们，问题就在这里，在德国的诞生和它的组成中，而不在大臣们的闲聊中，不在自命不凡的君主和忙于公务的大臣们策划阴谋的秘密会议中。基于这个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说，正当德国开始形成之时，法国利用其领先地位，经由梅斯、图勒和凡尔登逐渐靠近莱茵河，凭借斯特拉斯堡到达莱茵河，凭借阿尔萨斯站稳在莱茵河畔？可是，这种说法是否又落入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外交史的俗套呢？不会的，因为重要的是，由于德国学者的努力，而不是由于德国政治家的努力，一个伟大而崭新的德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非凡的特性，意识到自己模糊的倾向，于是把诸侯们对于边界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划分和它们之间的政治分割弃而不顾了。这种意识在16世纪是缓慢而不甚明朗的，到了18世纪变得较为自觉，而到了19世纪则更加清醒和自觉。借助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的帮助，一种用来塑造自己形象的理想终于艰难地锻造成功，此后便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Ⅲ.走向两个民族间的莱茵河
于是出现了悲剧，令人心碎的莱茵河近代悲剧。可以说，这是一出政治悲剧，但是，你争我夺的政治斗争所反映的，首先是两种文化的斗争，两种文明的斗争，其中的一种文明把另一种文明紧紧抱住，为的是使自己更好地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长期战斗中的无数波折和充满血与思想的历史曲折，这就是一生的事业。我们不要期望过高，还是把眼光集中在这个严酷斗争的某些方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