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开始？有人经常说，从宗教改革这个伟大的先驱性运动开始，在此后300年中出现了许多冲击，动摇了中世纪欧洲的古老大厦，最后是拿破仑一巴掌把它打倒在地；在这许多冲击中，宗教改革是第一次。被幽默地称作《社会主义的鲁滨逊漂流记》的那部著作是一本尚未写完的书，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即兴政治天才蒲鲁东来说，这部完成于1870年前不久的书写得并不好；书中写道：“莱茵河在16和17世纪没有归属法国的原因是新教。”他接着还梦呓般说道：“当初，法国要是成了新教国家，弗朗索瓦一世 [81] 时就能拿下莱茵河，因而法国早就称雄欧洲了。”这真是十分诱人的幻想，可是蒲鲁东却忘记了：为此，莱茵河本身首先就应获得或保持其“新教”河流的身份。此外，如果说，在弗朗索瓦一世周围确有一些政治家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面对教皇和皇帝的同盟，即使不让对外交一窍不通的路德，至少也应让灵活的机会主义者施瓦尔采德 [82] 充当自己的神学家；如果说，在目光远大、讲究实际的杜贝莱 [83] 时代，人们确实想到了无论如何值得在神圣罗马帝国传布新教；那么，人们当时说的是帝国而不是莱茵河。时代的巨轮飞快地转动，莱茵河上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仅仅是分裂。
分裂之前是政治上的分散，而分裂之后则更是宗教上的分散，许多年里始终极不稳定。某个小国忽而从天主教转到路德新教，忽而又从路德新教转到加尔文教派，然后重新转回天主教或路德新教。宗教是君主的事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以至于这些突变、这些宗教上的改换门庭都不曾导致大批居民出走。当然，由于政治上的你争我斗，法国在莱茵河沿岸的某些国家中的外交地位暂时得到了加强。在法国遭到围剿的加尔文主义在莱茵河地区扎根时，法国人善于清醒地进行推理和推导的聪明才智，也就或多或少地溜进了莱茵河这条万邦之谷。终于发生了大批逃亡事件和大量难民，一位编年史家告诉我们，在某段时间里，斯特拉斯堡的全部人口中的一半是来自法国的难民……无须谈论这些事实及其真实的后果，尤其因为，宗教改革早就把天主教势力与新教势力的区别在整个莱茵河沿岸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掩盖了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对立。宗教改革有助于法国在东部边界采取行动，为路易十三 [84] 的使命提供方便，使他出现在阿尔萨斯时不是武装征服者，而是两个惶恐不安的宗教派别的保护者，一个是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胜利感到不安的改革派，一个是对瑞典的进展感到不安的天主教。与反宗教改革势力一样，宗教改革势力也没有能力将极端复杂的问题简化，进而创建新教和德国集团，与天主教和法国集团对抗。因为，德国的一些城市和君主不是令人费解地与法国结成联盟了吗？
且把宗教改革放在一边。至于我们所关心的宗教改革的实际利益，我们宁可不到德国而到荷兰去寻找。流了许许多多的血、处决了许许多多的人之后，天主教诸省与加尔文主义的联合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在一段时间内，大公们曾把一种文明令人略感失望的辉煌赋予天主教诸省，鲁本斯 [85] 这个名字让我们对这个文明有所领略；而加尔文主义的联合省则是来自瓦隆的难民们鼓噪的地方。另一个事实是人们想都不曾想到的，因为，在下莱茵河和下马斯河地区的那些长期对自己的名称捉摸不定的范围里，出现了一种极其明显的区别，河流成了一种界线，在河那边形成了两个清晰的团体，一个是天主教和后来的比利时国家，一个是加尔文教派和荷兰国家。
于是，“德国的莱茵河”被砍了头，被削去了吃饭的嘴。正当另一种分离最终形成，并将莱茵河从阿尔卑斯山伸向意大利的根部砍断时，瑞士终于形成了，并且日益与非瑞士的东西对立。于是，新的秩序第一次露出了端倪；整个欧洲的政治和外交势力，为了支撑各自的联合，从此就得依赖这个新秩序。莱茵河主轴两侧成了欧洲这架天平的两个秤盘，一个秤盘上放着法国的全部重量，法国犹如一位老妇人，一位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的贵夫人。另一个秤盘上放着乱七八糟的城市和君主，它们都是中小型邦国，每个小国几乎都被分割为若干小块，这块与那块之间隔着数天的路程。德意志诸国因语言而联合，因宗教而分裂，因利益而对立，因政治而撕裂；它无力统一，不可能与近邻联合。一架天平，两个秤盘，荷兰是这架天平的指针，这一点日益明显；随着欧洲整个状况的变化，这个指针时而向左边摆，时而向右边摆。荷兰是莱茵河的前卫，而莱茵河则长期犹豫不决，时而把自己交出去，时而将外来者拒之门外，它不想表明站在哪一边，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当德国终于出现并显示出力量，大声表明其谋求生存强大的意志时，莱茵河终于退让和放弃了，重量于是移到一边，天平在许多年里向一侧倾斜。
在漫长的岁月里，莱茵河曾把自己借给数十个邦国，却又从未把自己真正交给其中的任何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莱茵河放弃了数百年中承担的仲裁者和中介人的角色。这个变化的起因是比利时与荷兰的区分，以及它们最终和断然的觉醒。宗教改革的作用第一次强烈地汇入了莱茵河的历史，它本是一条属于各个民族的河流，后来却变成了两个民族你争我夺的河流。
宗教改革之后，哪里是阶段性的标志？应该跳到哪里便可看到新的面貌？跳到18世纪的1750年这个转折点吗？1750年以后又有多少未知的前景？也许很多，但是为了看清这些前景，人们走了许多路。我们只能从17世纪说起……
17世纪是古典的世纪和不变的世纪，伟大的背景里有一个伟大的国王。大自然与艺术一样都为了他的光辉而匍匐在地。木质的立柱围绕着大理石的立柱，数百年的紫杉树为罗马的神祇充当背景；在宫殿上面，芒萨 [86] 的小教堂俯视着勒诺特尔 [87] 建造的花坛……表面简单，其实，一种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而且无须为前程担忧的稳定，却掩盖着一种无言的劳动、一个孕育中的世界。三十年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欧洲宗教战争，是一场比我们法国的宗教战争更加不值一提的宗教战争；尤其在这场战争之后，博絮埃 [88] 大声高叫充满信心，另外一些人在阴影中低声哼着辛辣的小曲。事实上，人们有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好经验，它告诉人们：对于政治领袖们来说，彼此争斗的信仰，例如天主教和新教，不是情感或教理之争，至多只是外交上的权宜之计、一种世俗统治的工具、一种亵渎神圣的假面舞会；这种显示是完备的、不容置疑的。那些具有批判精神、不接受任何现成神话的人当中，谁还不懂得这一点呢？如同往常那样，禁欲主义思潮已经显露出来，它最终在法国的王港 [89] 左右着一些要求严格和桀骜不驯的有教养的人士，而意志软弱的人们则踏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可是也如同往常，用理智思考的人们、善于逻辑推理的人们和纯正的知识分子们，渐渐抛弃陈规，悄悄致力于创建对于祖国的信仰，也就是说，对于民族的信仰。不妨将此视为以祭坛对抗祭坛。
先行者是被怀疑的自由派，或多或少受到教会和高等法院的围剿。人们不把应有的地位给予他们。他们在法国设计的只不过是一种明显的等级制，经历过许多暴风雨的洗刷之后，它的格言顽强地重新出现在市政厅的墙面上：“国家、国王、法律。”位列第一的国家具有优先地位。1676年和1677年，德尼·维拉·达莱发表了他的塞瓦朗布幻想游记中的两部分，其中描述了书中的主角所发现的土著居民所信奉的宗教，这是一种堪称典范的宗教。依他所说，土著居民所供奉的是什么神祇？一个纯粹的精神神祇，人们对他的崇敬仅限于精神。太阳，光明之王和生命的源泉。象征祖国的是一个为孩子喂奶的妇女。是祖国而不是国王。是国家而不是王朝。人们于是想起了倍尔 [90] 1690年所著《致逃亡者》中关于义务分级的论述，他认为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崇敬上帝、服务祖国，最后才是爱父母。君主在这里不见了，被国家吃掉了……
这个国家是人们组织起来的。且让我们看看莱茵河的情况。一个小国家分裂成上百个小单位，自己反对自己。一个个小块彼此隔绝，分崩离析。法国来了，担起了治理阿尔萨斯的责任。于是，法国的司法制度就被置于地方性的司法制度之上，把秩序和明晰引进阿尔萨斯。法国的代理人监视地方行政，消除了最严重的弊端。省督渐渐取暴戾的王侯而代之；莱茵河那边的这些王侯向阿尔萨斯的劳动者收取沉重的赋税，用以供养叽叽喳喳的情妇们，他们拙劣地模仿路易十四，在仿照凡尔赛宫建造的王宫里极尽炫耀之能事。对于这种渐渐走上秩序的国家来说，头上还缺一个脑袋。斯特拉斯堡是个例外，它成功地使自己脱离了阿尔萨斯，重新扮演它那合乎逻辑的角色，成为省督和总督的驻地。许久以来第一次，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尖顶变成了一种象征，俯瞰着一个慢慢地重新意识到有机和深刻的统一……数年以后，即从1750年起，新时代明确地正式宣布开始了，历史又翻过去了一页，还有许多页有待人们去翻。
请别离开阿尔萨斯，它能为我们充当优秀的向导。1750年，对于新教徒的迫害此时已经停止了，坦恩和维塞林等地的小城市置宗教信仰于不顾，接纳来自牟罗兹的善于发明创造的新教徒，他们带来了工业创造的实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斯特拉斯堡的罗昂大主教的客厅里会见，握手言欢。一种新的精神悄悄地渗进古老共和国的旧街和旧屋。宗教改革的布道者们，诸如J.L.勃莱西格、伊萨克·哈夫纳，都放弃了忧郁的正教。斯特拉斯堡在1753年热情地迎接了伏尔泰，12年之后的1765年又热情地迎接了卢梭。知识界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了，在科尔马、斯特拉斯堡和牟罗兹等地建立了读书社。斯特拉斯堡甚至还计划以洛林人在梅斯和南锡创建科学院为榜样，创立自己的省立科学院。这些都属于精神领域，那么，其他领域呢？1745年在佩舍尔布龙打出了第一口石油井，1746年在牟罗兹建立了一个彩色帆布厂，1764—1767年间在巴加拉和圣路易建立了两个水晶采掘场，1769年在尼德布隆开办了迪特里克工厂。这些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企业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这些都表明，人们为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前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生活变得比以前可爱了，也更开阔了。一个法国式的生活框架形成了。在斯特拉斯堡古老的街道上，10所房屋中就有5所是18世纪新建的，有人作过统计，在3600所沿街房屋中，1550所是18世纪新建的。18世纪的斯特拉斯堡建筑具有明显的法兰西色彩；有些私人住宅和大型公共建筑是整体从外面引进来的，并未根据当地的习惯加以改造就矗立在阿尔萨斯的土地上。教会建筑师马索尔依据罗伯尔·德·科特 [91] 的设计为罗昂家族所建造的主教府便是一例。教务会议的上层人物、阿尔萨斯的修道院院长、富有的亲王和为法国服务的上校团长们，为自己在蓝云街、火烧街和布罗伊街修建漂亮的住宅，外表高贵，风格纯正。法兰西在统一与和解中壮大。法国牢牢地在自己的最东部地区，在伊勒河和莱茵河站稳了脚跟。可是，法国过去难道不曾渡过这条莱茵河？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军队、战争和外交，这些都与针对德国的政策格格不入，四分五裂的德国并不反对结成兄弟残杀的联盟，也不反对法国的黄金和年金的诱惑，整个德国不都是路易十五的盟友吗？路易十五的军队在苏比斯指挥下不是在罗斯巴赫遭到惨败吗？这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君主，这位见异思迁的君主，这位周旋于宫廷小集团和他本人的“秘密”以及大臣们的政策之间的君主，难道不会先与奥地利结盟反对普鲁士，接着与普鲁士结盟反对奥地利吗？这种翻云覆雨的态度必然会引起日耳曼王朝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公开或秘密的干预。
可是，另一件事更严重，后果更持久，那就是习俗的入侵。我们已经说了千百次，这种入侵涉及饮食、服饰、塞纳河边和巴黎沙龙里使用的化妆品、首饰、家具和建筑以及装修式样等等，而所有这些都通过一种准确的语言进行传递。语言是一个通情达理和喜欢推理的社会的形象，如今，法语突然闯入德语的中心地带，伏尔泰曾就受人鄙视的德语说过，它对于大兵和战马来说蛮好。德国还被法国新教徒挤满了，有心眼的君主们，尤其是不久就当上了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们，把这些法国人从莱茵河彼岸吸引到德国来；大量来自法国的加尔文信徒为企业和行将诞生的普鲁士国家与近代生活提供了现成的干部，无论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军队都从中得益。稍后到了18世纪，德国的各个行业和部门无一不受到大批法国人的侵袭，他们来自各个行业，出身各异，既有冒险家和老成持重的资产者、诚实的匠人，也有找人使坏的手艺人、与司法当局有了麻烦的胆大妄为者以及寻找职业的家长。腓特烈二世 [92] 是在法国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德国君主，他讲法语，写法文，用法语思考，深受伏尔泰和莫帕蒂 [93] 教诲的影响，喜欢收集瓦托 [94] 和朗克雷 [95] 的作品；暂且不说这位君王，先来看看他的军队：这几乎是一支外籍军团，法国人在其中多得难以计数，据说1773年时有25000人，各个级别的军官都有法国人。其它地方呢？尤其是莱茵河上呢？
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就会发现，每走一步都会见到一个民族奇特的征服所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明证，更准确地说，都会见到一个民族的精粹部分对于其近邻通过艺术和习俗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的明证。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斯皮诺拉、曼斯菲尔德 [96] 的部队、蒂伊 [97] 的士兵、瑞典人、贝尔纳·德·萨克森—魏玛雇佣兵、蒂雷纳 [98] 的军队和卢瓦 [99] 手下那些凶残的行刑队，一个个先后来到这个河谷。在18世纪的曙光降临时，这个河谷中的一切似乎都应该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君主生活背景上更新和重建，人们确实这样作了，而且以令人吃惊的派头和花费这样作了。
谁？君主们。他们钟情于“石虫”（我们管他们叫“石头病人”），被凡尔赛宫搞得迷迷糊糊，被马尔里 [100] 诱惑得神魂颠倒，为了满足自己的情趣，不但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的臣民；他们又一次转向挥金如土的法国，不惜向它请求免除沉重的债务。他们做了些什么？修建了一些教堂、剧场和城堡，还有宏伟的“府邸”、别墅和狩猎时休息用的房舍，宛如法国的凡尔赛宫。美因茨门的“宠姬”，斯图加特近郊的“孤独”，维德 [101] 诸王公的“蒙尔博”俯瞰着脚下从纽维德到科布伦茨的莱茵塔尔，这些豪华的建筑令人想到特里亚农宫 [102] 。不但如此，人们还建造或重建城市，这些取代旧城的新城博得了主人的欢心，其中有科隆选帝侯的驻地波恩、特里尔选帝侯喜爱的科布伦茨、重建的曼海姆（曼海姆始建于1606年，后来在法国人劫掠后的废墟上重建，选帝侯卡尔—腓力普放弃了惨遭烧杀的海德堡，从1721年起来到曼海姆），施佩耶尔的亲王—主教特别喜爱的布鲁赫萨尔；此外还有卡尔斯鲁厄和路易斯堡，卡尔斯鲁厄是巴登—杜拉赫的总督卡尔威廉在哈尔特森林当中建立起来的，这位总督是一个权势极盛的统治者，正史和野史都说他雇佣了160名美女当园丁，每天用纸牌抽签的办法确定当夜由哪位美女陪他同寝……
城市是如何重建的呢？按照法国方式重建。当然，在18世纪初操纵宗教选举和法兰肯主教选举的那些原籍奥地利的舍恩博恩 [103] 周围（在美因茨、特里尔、施佩耶尔、班贝格和符滕堡都见到他们），一个“巴洛克”艺术之家建立起来了，莱茵—法兰肯建筑师为他们提供营养，其中有韦尔施、纽曼 [104] 、里特·德·格鲁恩施泰因，他们并不忌讳如同马尔里那样模仿韦尔施为美因茨建造的“宠姬”（这件杰作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但亲自去往巴黎，拜访罗伯尔·德·科特和博弗朗 [105] ，还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法国上学；为了使用莱茵河那边的批评家们喜爱的缺乏细腻区别的高雅手法，“巴洛克”向“洛可可”交出了武器。除了那些批评家以外，让我们看一下18世纪建造了莱茵河沿岸那些王宫的建筑师们：皮加日、奥贝拉、弗洛蒙、拉盖皮埃尔、萨林、伊克斯纳，他们的名字本来并没有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可是人们不但给他们加上了用以增加荣耀的这些介词，而且将他们普普通通的法国名字变成了炫耀高贵身份的别名，例如，一个本来名叫勒茹日的人被改称路易—雷米·德·拉弗斯，一个本来名叫萨林的人被改称作尼古拉—亚历山大·萨林·德·蒙弗尔上校，其实他只是一个建筑师，一个斯特拉斯堡女人的丈夫。就是这些人建造了许多趣味高雅的有名建筑，例如曼海姆附近的施韦青根花园，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本拉特城堡及城堡前面的园林。由一条林荫道与波恩相连的波帕尔斯多夫、黑林地区的圣布来兹教堂、科布伦茨和达姆施塔特的城堡，类似这种非常讲究的府邸和宅第还有许多，住在里面的总督、选帝侯、亲王—主教等高贵的大人物们，天天都在以法兰西风格装潢的房间里被法国贴身男仆叫醒，接着被他们的法国理发师整修面容，由他们的法国老师教授舞蹈，他们的法国园丁、法国驯马师、法国马术教师、法国芭蕾教师、法国唱诗班教师为他们提供服务，向他们提出建议，指导他们，服从他们；这些法国人在他们这里很吃香，拿的薪饷是他们的德国同事的两倍，所有这些法国人都琢磨着，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如何让雇佣他们并与他们接触的德国人更加法国化。
17世纪的新城曼海姆
每天穿着法国衣服，每天在法国的银盘里吃着法国大菜，对面坐着巴黎平民出身的朋友或配偶，每天用法文书写，用法语讲话；既要模仿那个国家的习俗，怎能不受那个国家思想的潜移默化呢？在这种泊来观念的影响下，莱茵河两岸的头面人物的头脑最终必然会被清洗，他们或是最终排除了教会和教派的争吵（这些教会和教派培养出一些怒气冲天的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士和加尔文牧师，一个个如同好斗的公鸡一样），或是把自己的思想从数百年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把继承下来的宗教狂热去除掉，由此打开通往启蒙和“启蒙哲学”、具有批判和解放精神的理性主义的道路。这些无疑足以表明，在社会诸特征中，一切都通过语言触及思想，经由表面的生活方式深入到精细的感情，经由艺术作品的明晰进而达到思想结构的明晰。
对于德国来说，这是严重的时刻。德意志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非常落后。在莱茵河右岸，谈不上有个德意志国家、德意志精神和真正的国家行动；这与发生在法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国不满足于那个虽然陈旧却很牢固的统一，正准备把伟大君主国的旧大厦拆毁，代之以一座结构合理的新建筑，如同帝王们在一年之间一下子建立的那些完整的“新城”一样。
瞧瞧：从劳特河到艾瑟尔河，从法国的东北角阿尔萨斯边界到普鲁士的领土克勒弗公国与荷兰的分界线，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竟然前后存在过97个小邦国。这些小国人口多的也不过28000，16000，13000，少的只有数千人，幅员如同一个郡或一个区。吵吵嚷嚷的君主们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却拮据得很，他们狂躁地到处活动；因为，如果能在第五等、第六等的君主面前显得好歹是个人物，没完没了地给总管大臣送各种各样文书，以便争得一个地位，在微不足道的等级里再往上爬一步，那就等于为自己争得一份可靠的年金，从凡尔赛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也就落入机灵鬼的口袋里了。只是用什么办法来支持这种百分之百的游戏、这种并不罕见的自我炫耀呢？军队？不。堡垒？不。珍宝？不。美因茨的选帝侯冯·埃塔尔在1785年和1786年以日耳曼自由的盟主自诩，洞穿皇帝和教皇的意图，用自己的信誉去换取铮铮作响的德国塔勒或荷兰盾；这位冯·埃塔尔是帝国的国务大臣，拥有100个骑兵，120个炮兵和12个布雷兵，这些都可以用来支持他的政策。这是外交驯马场、路易十四式的举止和风度、棋手的狡诈，总之是什么？如果成功，就是给主子的数千埃居，如果运气变坏，那就是实实在在而绝不是虚幻的入侵或占领的麻烦。
臣属们对于这些可怜巴巴的宏图大略的漠不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全部把戏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耍弄，他们甚至不当看热闹的观众，他们种着自己的葡萄园，种着自己的地，抽着自己的长烟斗，闻着新鲜啤酒桶或彩色杯子里的琥珀金黄色的葡萄酒。农业很不景气，一切进步都受到领主制度铁背心的阻碍。工业也很不景气，一切革新都在行会制度的陈规面前碰得粉碎，这种情况反映出一种陈旧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少生产，卖高价，一只充满忌妒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邻居……商业也很不景气，莱茵河依然受着城市的特权及其船东的阻碍，陆路往往被数量众多的小国之间的界线切割为短短的路段，四处遍布的收税站进一步阻碍了陆路的畅通。很不景气，这是一种事实，一种精神状态，反映了一个平静的理想。
群众中很少有文化，或者根本没有文化。对于世界及其需要没有任何开阔的视野。这些勤劳却没有创造精神的农民，目光所及绝不超出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些手艺人，那些古老的奴隶，城市的工匠们，那些市民，他们没有主张，没有思想，富足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小康让他们心满意足，他们从不试图超越出身给他们带来的地位，驯服地听从教会的说教；莱茵河地区的教会与其他地方一样，从不宣扬焦躁和反叛，所有这些属于过去的人们，善良而温和，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不变的世界中好好地活着。如果说，有一个莱茵河的市民意外地从“开明君主”当时为“传播启蒙”而到处展开的努力中得到真正的好处，那么，这些努力就是指开办学校，将波恩学院改建为波恩大学，在美因茨创设一个能与古老的科隆神学院一比高下的教育机构，这个市民在各种思想中获得另一种生命，带着飘荡在一缕青烟中的天启论的幻想成为世界公民，当时这种天启论正在神秘主义的大河里征服成千上万的信徒；纵然如此，这个市民也不曾期望出现一个框架坚实、结构紧密的国家，他厌恶普鲁士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而在克勒夫公国的摄政期间，人们已经见过这种国家了。市民们虔诚地向往的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没有军队，也没有边界的祖国。
普鲁士最北端的属地和最南端的法国的阿尔萨斯，是两块预留的接头石，将来统一德国时，是否可以借助这些接头石将那些不定型的莱茵河诸小邦国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呢？我们事后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莱茵河人丝毫不曾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君主们玩着传统的游戏，在敌对的众列强之间生存发展，很少向普鲁士频传秋波，倒是常常心甘情愿地与法国和奥地利这些外交世界的乐善好施的仙女们调情。在路易十四时期结成的奥—法联盟，使莱茵河居民们不必再将法国与奥地利分开，他们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偏爱往往是与利害有关的。在年轻的贵族中，如果有些人意外地被终于为德国报了屈辱之仇的腓特烈大王的威望所引诱而为普鲁士服务，例如美因茨选帝侯的一位私人顾问之子施坦因那样，如果说有许多人仍然像过去那样在帝国谋生，那么，到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在法国国王驻守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的团队里，莱茵河的贵族已经很多很多，而且当上了军官，其中有些人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和拿破仑帝国的历次战争中出人头地。
总之，在这个并非总有个人歌曲产生的莱茵河地区，从很远的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许多召唤；来自东面普鲁士和西面法兰西的是关于政治组织和统一的召唤，单独来自法国的是关于文化、知识、艺术、服饰式样和礼仪举止方面的召唤；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活生生的丰硕的果实，一些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体系在法国内部日益成熟，这些思想体系提出了文明这个高贵的字眼，并用它覆盖了人类永不枯竭的思想武库，法国人到这个武库来寻找行动和希望的充分理由，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竟然忽略了自己古老的道德和精神食粮。面前是两难选择：是作出反应，还是放弃自己，是听任道德上被吸收而不作任何反抗，还是逆潮流而动，抓住某种东西不让自己随波逐流，并向外来者脸上啐唾沫。一些人于是结成集团。
杜塞尔多夫附近的本拉特堡朝向花园的正面
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大概始终只是少数。在他们的行动中矛盾重重。席勒和歌德早早就希望写出无论在内容上或是在形式上都是完完全全德意志的作品，他们如同他们的同时代人克劳普斯托克 [106] 、维兰特 [107] 、莱辛 [108] 、赫尔德 [109] 、乌兰德 [110] 一样，主张由职业“纯洁主义者”对德语进行清理，请他们把来自法语的字词清除出去，代之以真正起源于日耳曼语的字词，所有这些愤激行动的参与者和对“狂飙突进运动”作出反应的人，都从耶那 [111] 战役的胜利者拿破仑一世那里自豪地接受了系着红绶带的十字勋章，而且法国国民会议已将法国公民的称号授予他们。
有必要对此惊异吗？归根结底这有多大关系呢？如果说，在这个无可争辩的强权事业当中，用望远镜仔细搜索的分析家和批评家可以在每一时刻说道：“打住，法国思想！打住，向法国的借鉴！打住，法国的杜尔阁、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思想方法！”那么，唯一要紧的事实是，在18世纪末突然出现了一种关于具有创造性的日耳曼主义的光荣神话，这种日耳曼主义既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骑士精神、哥特式艺术），也是近代的（路德、宗教改革、良心的权利）。因为，蛮族长期以来受到鄙视，被视为缺乏创造性的民族，他们突然昂起了头，自豪地向他们的德意志祖先顶礼膜拜；他们的祖先以出色的才智创造了科隆中世纪的最出色的城市（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创造了骑士制度、骑士大赛、经院哲学（他们写作、宣扬并让人相信）以及关于经院哲学辩论；为世界创造了施瓦尔茨 [112] 教士的火药、美因茨人谷滕堡 [113] 的印刷术。可是，在很远的地方，在北部边缘地带，在最偏僻最贫瘠的地方，天才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却为他们建立了显赫的武功。用亚眠圣母院与科隆比较高下，争论施瓦尔茨及其火药、谷滕堡及其活字印刷，这有什么用处呢？
神话，众所周知，神话被人当真是不需要事实依据的。神话很能诱惑市民中的路德信徒们，他们极其厌恶哲学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奋起反对法国意识中模糊的天主教教义的所有思想和情感。于是重新开始了广泛而且有效的行动，路德主义此番被虔诚派涂上了浪漫主义的情感色彩，这次它为德国带来的首先是分裂和挫折，帮助自己人为民族、人种和语言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德国人此后对于这种民族主义的吸收日益增多，直到最终给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注入了这种病毒。法国在18世纪是一个融合多民族的国家，它的“爱国主义”含义从17世纪末起就十分宽阔，在法国哲学家的观念中，爱国主义甚至可以一直扩展到理性的外延。神话，是的。它如此具有征服性，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有这样一些法国人，诸如沙米索 [114] 、维里耶，为了公开放弃法兰西，居然心甘情愿地转向德国，并加入宣传家阵营；这些宣传家摆脱了个人天性以及不合时宜的感情和自由的天性，反对格莱斯 [115] 有一天针对剪得又平又齐的树墙所说的“法国花园的旧兴趣”。神话最终俘获了活跃、健谈、火山似的日耳曼裔的日内瓦人科里娜，她的著作《论德国》是一部文献，是一个见证。新文化的锻造者将他们独有的德意志理念放在针对法国的强烈仇恨中一再锻造；其实，法国在日耳曼土地上打下了若干最可靠的基础，大胆的建筑师在这个基础之上修建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事实上，只有天真得无以复加的天真汉才会对此感到惊奇。
人格问题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提出来的，对于这种最粗浅的道理无须赘述。对于两种理念的冲突将会引起两种政策的冲突这一点，更不必感到惊奇。法国面向世界宣布，它坚信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爱。与这个法国对立的是一个年轻的、崭新的德国，它以国家对抗人类，以绝望的努力拒不接受守护神的拥抱，它感到，这个守护神身上不易察觉的腐败气息就在它的周围，就在它的头顶上回荡；一个决心已定、绝不回头的德国于是丢弃宿愿，触摸心灵深处的仇恨，并对此感到喜悦，因为，对于它来说，仇恨就是一种肯定，就是对于它发疯地寻找，并且终于欣喜地找到的那个东西的令人恼火的肯定。这是一种认定自己与众不同的感情，一种他人难以接受的感情，它疯狂地享受着数不清的忘恩负义和粗暴野蛮的肯定；温和的梦幻者则可以自由地表明自己为这种感情所承受的苦楚。历史的逻辑就在这里，它让我们把握住了这一场革命的关键。
两个对抗的民族之间，两种各自确立、彼此对立的理念之间有一条莱茵河。莱茵河是一条居中的主轴，它是它所流经的一系列国家生死攸关的主轴。这些国家在数百年中紧贴在两条文化边界之间，一条边界在西面，它标志着法兰西影响的进退；另一条边界在东面，它是一条相对稳定的日耳曼分界线的标志。这是一个愿意接受西部和南部影响的日耳曼，这也是可以叫做“复地运动” [116] 后的德意志的分界线，一个以牺牲亚洲支撑下的斯拉夫东部为代价而艰难地获得扩展的德意志的分界线。
近代莱茵河的悲剧就在这里。这是夹在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之间的莱茵兰的悲剧。莱茵兰时而被遮盖，时而被发现，交替往复，却始终犹豫不决，无法确定。因为，夹在两方之间的莱茵兰，觉得自己既不完全属于这一方，也不完全属于那一方。在一段时间里，莱茵兰接受、吸收，作好了一切准备，但根本上丝毫不曾交出自己，它愿意保留自己的身份，能够随机应变。事实是，它真的随机应变了。
[1] 凡德维尔德（Van de Velde，1611—1693），荷兰画家。
[2] 阿尔贝·库伊普（Albert Cuyp，1620—1691），荷兰画家。
[3] 鲁伊斯达尔（Salomon Ruysdael，1600—1670），荷兰画家。
[4] 霍尔贝恩（Hans Holbein，1497—1543），德国画家。
[5] 博克林（Arnold Bocklin，1827—1901），瑞士画家。
[6]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e，1469—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者。
[7] 阿德里安六世（Adrien Ⅵ，1459—1563），罗马教皇（1522—1523年在位）。
[8] 亚努斯（Janus），神话中的罗马神，长有前后相对的两张脸。
[9] 埃涅阿司（Enée，拉丁文作Aeneas），特洛伊英雄，传说中罗马城的创建者。
[10] 金玺诏书是公元1356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上通过、由皇帝查理四世颁布的一份诏书，它正式确定皇帝由选帝侯选举产生。
[11] 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er，1503—1564），德意志皇帝（1556—1564年在位）。
[12] 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999—1039），日耳曼国王（1024—1039年在位）。
[13] 亨利四世（Henri Ⅳ，1050—1106），德意志皇帝（1056—1106年在位）。
[14] 卡诺萨（Canossa）是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子，1077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专程前来向在此隐居的教皇谢罪。
[15] 鲁道夫（Rodolphe，？—1080），亨利四世的表兄弟，两人曾争夺王位。
[16] 庇护二世（Pie Ⅱ，1405—1464），教皇（1458—1464年在位）。
[17] 蒂贝托（Bernardino di Betto，1454—1513），意大利画家，以“彩绘画家”（il Pinthricchio）这个名字著称于世。
[18] 罗拉德派（Lollards），14世纪英国的一个异端教派，主张社会平等，过清贫生活。
[19]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罗马教皇（1492—1503年在位）。
[20] 波尔吉亚（Borgia），原籍西班牙的罗马大家族，家族成员中曾有两个人成为教皇，其中一位便是亚历山大六世。
[21] 加布里埃尔·比埃尔（Gabriel Biel，1418—1495），德意志神学家。
[22] 共同生活兄弟会（Fratres Communis Vitae），1380年创建于荷兰的一个宗教组织，其成员过集体生活。
[23] 圣—乌苏尔（Sainte Ursule），传说中的基督教人物，据说曾率领一万二千名处女前往罗马朝圣，归途中在科隆附近被集体屠杀。
[24] 勒费弗尔·戴塔勃尔（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1450—1537），法国神学家。
[25] 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1433—1477），勃艮第公爵。
[26] 拜德克尔（Karl Baedeker，1801—1859），德国出版家，因出版《莱茵河导游》而闻名，后来又出版了一系列导游读物；此处指其出版物，而非其人。
[27] 胡斯曼（J.K.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
[28] 圣—贝尔纳（Saint Bernad，1091—1153），法国神学家。
[29] 圣—波拿文都拉（Saint Bonaventure，公元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
[30] 爱克哈特（Johann Eckhart，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
[31] 洛赫奈（Stephan Lochner，？—1451），德国画家。
[32] 维茨（Konrad Witz，1395—1447），德国画家。
[33] 玛希（Metsys，亦作Matsys或Massy，1465—1530），弗兰德尔画家。
[34] 凡·克列维（Josse Van Cleve，1464—1540），尼德兰画家。
[35] 克劳斯·斯留特（Claus Sluter，1350—1406），尼德兰雕刻家。
[36] 休伯特·凡·爱克（Hubert Van Eyck，？—1426），弗兰德尔画家。
[37] 米希奈斯（Maecinas，？—公元前8年），希腊政治家和诗人，与当时的艺术家和诗人交游很深，被称为艺术的保护者。
[38] 查理四世（Charles Ⅳ，1316—1378），德意志皇帝（1346—1378年在位）。
[39] 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弗兰德尔画家。
[40] 玛鲁埃尔（Johan Malouel，？—1419），弗兰德尔画家。
[41] 勇夫腓力普（Phlippe le Hardi，1245—1285），法兰西国王（1270—1285年在位）。
[42] 利奥波尔德（Léopold Ⅲ，1351—1386），史称哈布斯堡的利奥波尔德。
[43] 热尔松（Jean Gerson，1363—1429），法国神学家。
[44] 埃利（Pierre d'Ailly Ailly，1350—1420），法国神学家，巴黎大学学监。
[45] 梅姆林（Hans Memling，1433—1494年），弗兰德尔画家。
[46] 格吕奈瓦尔德（Matthias Grunewald，生卒年不详），画家，出生地不明，16世纪初曾在美因茨作画。
[47] 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 de Bavière，1371—1435），法国王后。
[48] 林堡（Pol de Limbourg，15世纪初），原籍弗兰德尔的细密画家。
[49] 陶勒尔（Johannes Tauler，1300—1361），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爱克哈特的学生。
[50] 苏索（Heinrich Suso，1295—1366），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爱克哈特的学生。
[51] 维克托派（Victorins），创建于12世纪的圣—维克托修道院成为12世纪法国的神秘主义中心，神秘主义者因此被称为维克托派。
[52] 鲁伊斯布鲁克（Jean de Ruysbroeck，1293—1381），神秘主义神学家。
[53] 贝京、贝加（Béguines，Behgards）均为笃信基督教但不发愿的女性“半出家人”；她们在教堂附近过集体生活，从事宗教活动，但保留退出集体和结婚的自由。
[54] 贝纳的老阿莫里（Amaury de Bêne，卒于1204年左右），法国教授，因宣扬泛论而遭教皇谴责。
[55] 杰拉尔·格鲁特（Gérard Groote，1340—1384），尼德兰神秘主义者，“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创始人。
[56] 弗洛伦特·拉代维耶恩斯（Florent Radewjns，1350—1400），尼德兰神秘主义者，布拉格大学教授。
[57] 纳伐尔的玛格丽特（Margueritte de Navarre，1492—1549），纳伐尔王后。
[58] 布塞（Martin Bucer，1491—1551），德国宗教改革家。
[59] 洛普·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西班牙作家。
[60] 阿尔德（Aldo Manucio，1499—1515），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印刷家，他在威尼斯印制的古代经典著作名声显赫。
[61] 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德国画家，史称小荷尔拜因。
[62] 萨多莱托（Sadoleto，Iacopo，1477—1547），意大利人道主义者，曾任教皇秘书。
[63] 法雷尔（Guillaume Farel，1489—1565），法国宗教改革家。
[64] 伯撒（Theodore de Bèze，1519—1605），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位人，曾写作悲剧宣扬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