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河中，凝视两岸，悬崖峭壁、古堡和城市，逐一从眼前掠过，一步步走近北海；闻到它的气息，听到它的涛声，看到灰蓝色的“荷兰天空”，对于吕西安·费弗尔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别具一格的观察角度。后来他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这次莱茵河之游。日后他与朋友谈及此行时说，那天虽然是个阴天，但并不影响此行的“效果”，“灰色对于这些地区很合适，若是在明媚的阳光照射下，它们的轮廓可能就会显得不那么自然，灰色简化了它们的轮廓，并赋予它们以宏伟壮观的气势。” [34] 壮丽的景色和斯特拉斯堡的大亨们丰盛的“金融家筵宴”，只不过是此次河上之游的一个方面，在到达奈梅亨之前，游船一直在一个不久之前还处于军事占领甚至相互争夺的地区内航行。此外，费弗尔在此次航行中访问鲁尔地区，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鲁尔南部景色秀丽，风光迷人，北部强盛，但是，埃森显得丑陋，而我们曾经留宿的杜伊斯堡和鲁尔奥特则令人忧虑。”在他的游记摘要中，我们也能读到他这种独具特色的忧虑：
“这样的一次游历着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活生生的莱茵河，看到它如何改变节奏，如何改变空间，看到它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激活了若干工业区，这些工业区呈现出世界上所有工业区中最美的景观。然而，在杜塞尔多夫这样的城市中，尤其在杜伊斯堡、鲁尔奥特这类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市中，我们强烈地感到，战前的警觉和令人恐惧的狂热心态正在德国重新抬头。因傲慢而生的危险的陶醉状态，难以遏制的滥用实力的企图，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其实并不令人十分吃惊，因为，无论哪个民族，倘若同时拥有鲁尔的煤炭、矿藏和莱茵河，能不借助这三大优越条件，创建一个名列全球前茅的工业强国吗？”
在费弗尔看来，威胁战后欧洲秩序的不是“复仇使徒”，而是重新抬头的日耳曼人的傲慢，就如同人们在莱茵兰某些城市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写给亨利·皮雷纳的信中表述了他的这种判断：
“我乘船顺流而下，在极佳的条件中走完了从美因茨到鹿特丹的全程，途中上岸游览了鲁尔地区。我在脑海中带回来了一些图像，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图像令人十分震惊。就像是一只巫师的酒槽，里面激烈地翻腾着三四个彼此矛盾的德国，它们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怪异的、让人无法看懂的混合体，而这个混合体就是德国；然而，这是哪一个德国？从什么地方源源不断地冒出狂热的、觊觎和贪婪的浓烟，这些浓烟将会带来什么，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在阿姆斯特丹，在伦勃朗的画作前，在郁金香和玫瑰遍地盛开的荷兰，我们也许不禁会为自己的杞人之忧发笑；可是，我们不妨严肃地思索一下，荷兰的这种和平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极端自私为代价取得的。存在于罗森达尔和安特卫普之间的是什么国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事实提供了什么教训。” [35]
此次旅游结束后，费弗尔方才正式开始写作，此前仅仅做了一些笔记，收集了一些材料。马克·布洛赫也给了他几包带有“《莱茵河》用”字样的材料 [36] ，他们是同事和朋友，从1929年开始联手编辑出版《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0年1月，费弗尔只知道一件事：“无论如何，我不会陷在凡尔登条约、法兰克福条约、凡尔赛条约等等这些没完没了的史实里面。还有别的事情要说，莱茵河比这些条约的价值更高、更重要 [37] 。” 时光匆匆，交稿的时刻日益逼近。这个写作计划要求他广泛而大量地阅读，恰如费弗尔的档案、他的著作以及《莱茵河》第二版所附的参考书目所表明，在1930年夏季和整个1931年，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阅读。与此同时，他还得备课，还得主持问题成堆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编务工作，有时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文章和截稿之前匆忙撰写的书评凑够杂志的版面 [38] 。他从1928年起就试图在巴黎谋到一个教职，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的政治形势 [39] 。1939年夏季，费弗尔做了一次鼻窦炎手术，同年11月，他与妻子一起遭遇车祸，他的一条手臂骨折，好几个月不能提笔 [40] 。可是，出版日期不能延后，况且他已经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就此书发了预告 [41] 。写作必须在一个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完成，于是，从费弗尔口里听到的就只有这件令他厌烦的事，不过，他似乎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来做了 [42] 。1931年7月终于交出书稿（晚了四个月）后，还要选插图、改清样。他在致马克·布洛赫的信中写道：“哎呀，在莱茵河这件苦差事上，我花了不少时间，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如果德芒戎和我不想让这部书有太多的差错，我们还继续干下去。可是，这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 [43]
1931年11月月底，这部著作终于问世。这是一部400页的对开本，用厚纸印刷，附有许多木刻、图画、照片、地图和城市的平面图 [44] 。此书尽管是非卖品，印数却高达1200册 [45] 。此外还有一种豪华本，供分赠当地议会议长和其他政治人物之用。1200册书中的大部分赠送给银行的董事会成员、顾客和合作者 [46] 。法国设在国外的一些机构把这部书作为致力于法德边境地区经济开发的实证，寄赠给外国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为费弗尔和德芒戎分别专门制作的抽印本，是两部各自完全独立的著作 [47] 。对于此书的需求很旺盛，况且书的主题颇具爆炸性，有关方面于是很快就考虑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版，以便在书店公开销售。巴黎的阿尔芒·科林（Armand Colin）出版社准备揽下这笔业务。费弗尔和布洛赫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早已在这家出版社出版，德芒戎与他人合作主编的《地理学年鉴》也在这家出版社出版。1932年4月，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正式表示同意 [48] 。费弗尔在当年夏季重拾这项“令人厌烦的莱茵河”活计。他在写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表示，要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重读这部限期完成的著作。
“我正在重新整理《莱茵河》，设法把费弗尔和德芒戎融合得略微好一些。这项工作实在令人厌倦，比表面所看到的更难，至少更棘手。我不能请德芒戎来干，这不是他的专长，如果听他的意见，那就干脆原样再版……但是，我写的那部分不能原样再版。因为，依照兴业银行的要求，我心甘情愿地截长就短，有时甚至戛然而止。关于法国与莱茵河，几乎什么都没说，其实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题目。对于莱茵河边界如何再度燃起了仇恨与狂热，我几乎什么都没有说。所以，这一切都必须重写。照看孩子们占了我许多时间，我要把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空余时间，用来做这件事。……” [49]
写作计划一拖再拖，旷日持久。费弗尔新写了一篇序言和一篇结语。首版中的两篇完全分开的“结语”都被删掉 [50] 。费弗尔除了逐句修改书稿，还补写了一章“一条边界是如何形成和消失的”，开列了一个带有评语的参考书目 [51] 。修改后的书稿于1933年秋交到出版社，1934年3月印制，又等了将近一年，1935年1月方才出版，书名改为《莱茵河，历史与经济问题》 [52] 。
这部著作出版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拖沓，原因何在？由于缺乏档案材料，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出版时，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在截然不同：纳粹已经上台执政，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萨尔州的全民公决，无疑是第三帝国的一次胜利，莱茵兰地区的重新军事化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此期间，因《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出版事宜，费弗尔与阿尔芒·科林书局相处得很不开心。他认为，《莱茵河》迟迟不能出版的责任显然是在出版方，他们不但不同意添加插图，而且拒绝依照作者的意愿修改版面。双方的争执大概致使出版方出现了障碍。费弗尔在1934年3月的一封信中对布洛赫说：
“莱茵河……。 书稿已经交到阿尔芒·科林书局，即将开始印制。我之所以未曾与你谈及此事，是因为这个话题令人不快。我为枯燥无味的改稿耗费了许多时间。德芒戎让我做这件事，我为此而受宠若惊。可是我觉得，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助我一臂之力才是！很显然，此事当初若由他来做，肯定不如我做得好。然而，要把我们两人写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实在是一副很重的担子。况且，科林书局的那些人依然像是一群白痴。考虑到插图得当的书籍容易销售，我希望添加一些图和表。可是，除了原有的那两三幅可怜的地图，他们什么都不愿意添加，甚至流着眼泪要我减少插图。这是一家可恶的出版社，我尝到了苦头，十分后悔，当初真不应该委托它出书。” [53]
一年以后，书刚刚出版不久，费弗尔依然十分懊恼：
“你大概已经收到我那本一拖再拖的书了。科林书局的那些人终于决定放它出笼。你大概以为我很高兴，其实，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的吝啬和愚蠢实在太离谱了。” [54]
不过，尽管事先对困难估计不足，如今终于完成了这项写作计划，费弗尔毕竟松了一口气。第一版和第二版都受到热烈好评，辛苦总算有了回报。费弗尔终于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此事与1931年的《莱茵河》（当然是指第一版）以及此前的《路德》和他的其它著作肯定不无关系，此次当选使他得以离开已经令他厌恶的斯特拉斯堡。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上，他不无自豪地谈到他的莱茵河研究以及他的批判性视角 [55] 。他把一部应景之作、一部“令人厌烦”之作，变成了一部品位完全不同的作品。那么究竟这是一部什么类型的著作？是科学分析，抑或是政治评论？与其匆匆给予回答，莫如回首审视一下费弗尔写作此书时的政治形势。因为，那时的莱茵河并不是一个怎么谈都可以的话题。
《为莱茵河而战》
在20年代，这句话凝聚着一个爆炸性的政治问题。协约国军队以暂时的名义占领着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土地和若干桥头堡。以美因茨为基地的法国军事管理当局，在这个机构建立之初就毫不隐讳地主张，将德国的这些领土与它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或者至少建立一个莱茵兰自治共和国作为非军事化的缓冲国；很显然，在它们看来，这个主张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人们所期待的。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并返回莱茵河，原本就是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法国部分公众舆论要求并吞普鲁士原莱茵河州的一部分，特别是萨尔地区，此外，舆论还主张长期占领莱茵河整个左岸。人们认为，这是迫使德国支付战争赔偿、阻止德国军事复仇的唯一有效手段 [56] 。某些论据和历史上的某些类似事件常常被用来说明这些目标的正当性；有人说，法兰西共和国曾经再度遭受普鲁士王国的攻击，而如今法国正在莱茵河上重建民主自由（如同1792年大革命战争期间那样） [57] 。1814—1815年间不期然地落入普鲁士手中的莱茵兰，第二次意识到获得了确认自己的“西方”身份的机会，第二次有机会以“守护神”（这是巴雷斯撰写的一部书名）身份组成一个法德各占一半的中间地区 [58] 。然而，在两极化的意识形态逻辑中，这个为法国方面所热烈期待的第三种莱茵兰地位，很难被论证为合情合理。自从古代和罗马帝国的边界确立以来，对于德国来说，宿敌是法国，对于法国人来说，宿敌是德国；这种观念自19世纪以来就深深植根于莱茵河两岸。法国人认为莱茵河是法国（防御日耳曼“蛮族”）的“天然边界”，德国人则认为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在这个问题上，人人都阵营分明，非此即彼 [59] 。
在这场“为莱茵河而战”的战斗中，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扮演了思想供应者的角色。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教授们显然从中发现了一种参与政治争斗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法国大学教授表达了让“法国回归莱茵河”的愿望，并以他们的著作为此作了准备，诸如埃内斯特·巴伯隆（Ernest Babelon）的《历史上的莱茵河》、卡米耶·朱利安（Camille Jullian）的《高卢的莱茵河》、菲利普·萨尼亚克（Philippe Sagnac）的《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法国莱茵河》 [60] ；此外，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起初并不公开的研究委员会，负责编制一个有科学依据的追索清单，供未来谈判时使用。这个由一批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所起草的文件（陈述、讨论、地图），对于法国方面有关阿尔萨斯—洛林、萨尔、卢森堡，尤其是莱茵河沿岸国家问题的研究，作了相当清晰的概括 [61] 。研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要求德国方面修改1871年条约，支付赔款并提供军事保证。不过，除了一位将军以外，研究委员会的其它所有成员都认为，从政治上看，最终兼并莱茵河左岸并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解决方案。毋庸置疑，在莱茵兰地区的某些民众内部，存在着一些亲法的情感，可是，这种情感远远不足以用来出于纯军事战略的考虑，把法国国籍强加给占该地区大多数的德国人。例如，历史学家乔治·塞诺博斯就力主放弃传统的兼并主张，转而采取为国际法所承认的建立在合法条约基础之上的“新方法”，哪怕如他所说，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放弃某些军事优势 [62] 。除了收回阿尔萨斯—洛林，他只要求取得财政赔偿（例如萨尔矿区）、支付赔偿的保障（经由军事占领）以及防止再次侵略的保护措施。所有这一切都不涉及边界线的挪动问题，而只是采取一些政治措施，诸如解除和解散德国军队的武装、创设强制性的国际仲裁机构等。这种温和的立场旨在促使一个“没有霍恩索伦和容克”的德国朝民主发展，可是，并非人人都赞同这一主张 [63] 。除了那些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来势凶猛的支持兼并的宣传显然占有明显的优势，例如，颇有影响力的“莱茵河左岸委员会”的领导人、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里奥就以《没有莱茵河屏障就没有持久和平》作为他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 [64] 。最终，考虑到凡尔赛谈判期间以及战后的实力对比，包括福煦 [65] 在内的多数派的希望没有得到满足。人们从此为日常生活和捉摸不定的前景而忧心忡忡，随着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这种担忧终于达于顶点，并在两个阵营中造成了许多苦涩。 [66]
有关莱茵河的出版物所起的作用，战前在德国比在法国小。德国战败及其后果促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法国占领者在报章杂志上使用各种论据（法国在这方面拥有非常优秀的作者，例如前面提及的夏尔·施密特 [67] ）德国方面也着手动员历史学家 [68] ，发表了不少专著和小册子，出版了许多文集和期刊 [69] 。这些出版物通常只是用来反击对方的反宣传，几乎不考虑己方提出的论据能否为对方接受。甚至可以说，“为莱茵河而战”首先是用来为莱茵兰地区人民的动员和自我肯定服务的，德国人当中的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各样敌视法国的人，对莱茵兰地区的这些民众大概并无十足把握。随着莱茵兰归属德意志帝国一千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展开，“为莱茵河而战”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书都是为了“保卫莱茵兰”而撰写，不过，其中倒也有几部颇有价值的著作，为莱茵兰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920年创设于波恩的莱茵兰地区史研究所，成为一个新的莱茵兰历史研究中心 [70] 。自1818年创建波恩大学以来，波恩历史学家们大力主张在莱茵兰地区意识和国家参与之间作出妥协，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阿洛伊斯·舒尔特等人的著作都为此提供了明证 [71] 。新成立的研究所由文化部和被占领土部提供资金。这个研究所明确地以法国的同类著作和同类机构（这个说法显然夸大其词，因为法国只有一个设在南锡的法国东部讲座以及为数不多的几种著作）为关注对象，负责将支持莱茵兰祖国（Heimat）的研究和宣传引入各个大学。这个研究所还负责进行深度研究，并经由授课和研讨会传授给各个市政府属下的教师和档案管理员。可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由历史学家赫尔曼·奥宾和语言学家特奥多尔·弗林斯领导的这个研究所，却致力于把多种人文科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尤其是历史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艺术史。
这种新的工作方法很快就产生了成果，1922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第一部跨学科的莱茵兰史，四年以后，又几乎同时出版了三部著作。这些著作因开辟了新领域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包括《莱茵兰小型历史地图》、弗兰茨·施泰因巴赫研究法兰克时期民族和语言边界的著作，以及一部集体著作《莱茵兰的文化潮流和文化省—历史、语言和民俗》，作者是奥宾、弗林斯以及民族学家约瑟夫·米勒 [72] 。
这部集体著作是在多方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包括土地占有史、方言地理分布、农民习俗等等（调查成果往往用地图显示）；此书试图借助历时性方法揭示：作为在中世纪早期就已固定下来的“文化空间”，莱茵兰具有日耳曼（因而也就是德意志……）特征。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相互之间实际上并无多少真实的联系，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外人不易明白的实验，旨在测试“综合日耳曼文化形态学” [73] 的基本概念。可是，这部著作却以这种临时形式出版，或许是奥宾于1925年离开了波恩大学使然。不过，此书有一点可能令人惊奇，那就是全书没有任何对于政治形势的直接展望。当然，在这种氛围下，这是多余之举，因为这三位作者以及他们的学生已经在别处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在莱茵兰的报刊上，在波恩的莱茵兰地区史研究所的学者们合著的各种面向大众的文集中，以及在整个莱茵兰地区举行的千年纪念的节日活动中，这次纪念活动就像是一次反法狂欢节 [74] 。十年后纳粹政权就萨尔问题举行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成为规模宏大的历史性的宣传活动，波恩的学者们也以他们的著作和图集参与了这次活动 [75] 。
这批历史学家加紧进行的这些地区史研究，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某些新意的研究方法，他们后来也被称作“波恩学派”，他们的全部研究工作对于我们了解费弗尔这部著作的历史氛围非常重要。费弗尔首先对一些广为流传的陈词滥调作了一番议论，然后才评论他的德国同事们的各种论据。可是，由于这些新的研究很快被用于宣传目的，双方的研究擦肩而过，并没有实质性的交锋，何况有些德国教授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所谓的“边界与民族之争”。从法国方面看，这个所谓的“边界与民族之争”便无非是一种固执的既定意愿的延伸而已，其结果便是走向世界大战。
毫无疑问，费弗尔对于大多数有关莱茵河的德国著作比较了解，尤其是波恩那个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费弗尔所著的书中，他虽然几乎没有提及上述德国著述者的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位作者的名字，但是，奥宾的那部袖珍本地图集却先后三度被引用 [76] 。波恩学派的其它著作则被列在参考书目中。费弗尔对德国人的这些研究颇感兴趣，这一点可以从他所写的书评中看出；1929年，他对奥宾的袖珍地图集作了正面的详尽介绍，不久之后，他又就《阿尔萨斯—洛林地图集》以及波恩学派的学者所编的《萨尔地图集》写了书评 [77] 。施泰因巴赫等人的其它著作则由马克·布洛赫作评，刊登在篇幅宏大的《历史学报》的中世纪德意志专刊上 [78]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测：费弗尔多半知道此书，而且向他某位同事借阅过。他在接受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委托后着手《莱茵河》的写作进行准备时，对于围绕着莱茵问题的种种政治喧嚣，以及法德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时而直截了当、时而若明若暗的说法，肯定（由于在美因茨教书）而了然于胸。他所要做的就是与此类喧嚣和说法保持距离，把他自己对于“莱茵河远景”的想法诉诸笔端。
批判莱茵河神话
翻开第一页就可发现，费弗尔想要做的不是撰写一部详尽的“莱茵河史”，而是评述一些“问题”，其中有些因历史纠葛而成为现实问题，有的则恰恰相反，因现实问题而追溯以往的历史。面对莱茵兰各种引人瞩目的事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把自己的责任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他们读着书，倾听着隆隆之声，今日的隆隆之声或是淹没或是增强了往昔的不协和之声。他们试图作出努力，以超脱的姿态，勇敢地从大量相互矛盾的事实和解释中，对莱茵河在以往各个时代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梳理出一个全面性的看法来。”（1935年版序言）
因此之故，前景就发生了双重变化：
“刚才谈到应该加以引导，是否可以说这件并不轻松的差使，意味着要完成两项任务呢？一项是破坏性的，即消除所谓的命运幻影；另一件是建设性的，那就是告诉大家：在莱茵河的历史中，除了用来编织不和与冲突的那些事实和事件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事实和事件。”（1935年版序言）
与这项“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政治的和科学的任务相对应的，是费弗尔为第二版所选定的副标题“神话与现实”，以及在序言中所申述的长期目标：
“为驱散孕育着灾祸的乌云（费弗尔写下这句话是在1932—1933年间！），为摧毁地方主义的战争和仇恨的历史，代之以和平交流和团结的历史作出贡献。”（1935年版序言）
这就是说，这部书能“以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关注，撰写一部莱茵河的人类史”作出贡献。（1935年版序言）
可是，如何撰写一部“截然不同”的莱茵河史呢？首先，必须把传统史学所崇拜的偶像打翻在地。费弗尔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在第一版中至为明显。1931年版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下述原则：
“倒霉的国务活动家、目光敏锐的实验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大著作》（Instauratio Magma）开篇处，揭示了误导人的判断，将幻觉植入精神与现实之间，从而造成幻想的四个主要来源。笔者以他为榜样，在进入莱茵河湍急的水流之前，就毫不迟疑地在本书开篇处，列出数百年来用妖术冲击莱茵河河岸的那些偶像的名单。幸好这个名单不算很长 [79] 。”
费弗尔在修订此书时，删去了开篇处的这几句话（或许是因为说教气味过重）以及培根有关偶像的说法。应该打翻在地的偶像有四个，与此相应的章节也是四个，如今只留下了三个章节。可是，偶像依然如故，它们是：所谓地理“自然边界”的决定主义；把短头型人和长头型人截然对立起来的所谓科学的种族主义；所谓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对抗。最后他谈到了“王朝偶像”，他在第一版中曾说过，王朝偶像是特意制造出来的，为的是“让坐在厚厚一摞故纸堆上……心满意足地俯视着往昔那些年月的历史学家们犯晕，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这许多世纪的历史虽然喧嚣嘈杂，却并无意外，因为，从843年的凡尔登和约通向1917年的凡尔登之役，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80] 。”
在这部书的两个版本中，从头到尾都有一些批评的段落和言辞尖锐的讥讽，矛头所指，既是德国人心头也是法国人心头如下挥之不去的梦魇：那就是从“自然边界”的神话到莱茵兰自治共和国的幻想；人们以为，莱茵兰人不会成为普鲁士人，相反，他们将会为一个在法国保护下的莱茵兰自治共和国而欢欣鼓舞。当费弗尔出发投入战斗，反对双方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歪曲历史的行径时，他无比振奋，激情满腔，这些民族主义者借古喻今，不但为政治侵略搜罗正当的理由，而且阻挠并摧毁同一个边境空间内部近邻之间的长期关系。所以说，法德最广义的谅解的政治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超越从“凡尔登”到“凡尔登”之类的（反）历史投射。
费弗尔选取了孟德斯鸠的一段名言作为卷首的题词：
“把当代所有的概念统统放置到遥远的已逝年代中去理解，谬误之源即在于此，后果之严重莫过于此。”（“序言”） [81]
费弗尔认为，此类时代错置现象在职业历史学家中流传甚广，尤其在危机时期。他就此写道：
出于精神的自然作用，历史学家们把新近的过去和眼下的现今统统投射到往昔的数百年中去。他们天真地以为，今天所看的悲剧古已有之，而且永无终结之日。原本是一部人道的交换、借贷、智力交流、宗教和艺术（暂且不深入到经济事务中去）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却往往情不自禁地竭尽全力回顾往昔，竟然把它变成了一部充满着谋杀和战争的非人道的历史。更有甚者，他们恣意地压在莱茵河历史背上的东西，就是那个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宿命论包袱，它让人的意志屈从于一种既盲目又目的明确的命运。（序）
在这里，问题不只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批评。费弗尔所观察到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史方法之间的关联。“没完没了的政治—外交史”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眼中只有君王、战争和外交阴谋的史学，他从不放过批判这种史学的机会。这种史学对于在政治上恶化和扭曲欧洲史尤其是法德关系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不良）外交家“只愿看到政治—外交人这个抽象而又抽象的东西，所以只能在普世人这个永远无法被认知的东西中寻找现实。”
相反，费弗尔关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人民”，关心实实在在的人，无论在盛世或是危世，他们都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劳动、祈祷、相爱、相恨，适应着自然和社会环境，同时也改造着自然和社会环境。这部著作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要说明，莱茵河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人固然要力求自己适应莱茵河，莱茵河也不应被设想为数千年来丝毫未受人类干预的一条河流。所以，凭空想象某个地方或某个“人种”的初始状态是徒劳无益的。恰恰相反，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应该对这条河流的作用作出新的分析。
这正是费弗尔试图用粗线条加以勾勒的东西，为此，他先后逐一研究了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的综合体，以及莱茵河两岸只顾各自追逐利益，毫不关心与之有关的那些男女老少的教会、城市、君主和历代王朝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莱茵河所发挥的边界这个政治功能，是迟至16和17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相对近代的现象。因此，编写一部数千年以前的“史前史”，以便为现今的冲突和领土要求提供理由，这实在是一桩极其荒谬的事。他写道：
“起先是这些墨洛温王朝和加罗林王朝的法兰克人，他们操着一口日耳曼方言，用蛮人的方式生活、战斗和思考，然后是今天的德意志或法兰西；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历史不是化装舞会。”
这部书中最长的一节是“莱茵河城市”。费弗尔是一位中世纪史专家，对于他来说，莱茵河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在16世纪初进入黄金时代的城市和市民的历史。他认为，城市共和国是“市民、城市和莱茵河文化”短暂理想的化身，不过，他并未因此而给予过度颂扬。作者在这里显然是想到了斯特拉斯堡 [82] ，同时也想到了“我们文明的圣地之一”巴塞尔 [83] 。全书从头到尾都能读到的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彩语句，使作者的分析更显清晰，在其中的一句中，费弗尔对博尼法斯·阿麦巴赫作了描写，此人被他视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的最佳代表，这种生活方式和心态很难说究竟是“德国式”还是“瑞士式”：
“博尼法斯 ·阿麦巴赫代表着体质和精神无疑都极为罕见的一类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他是这些莱茵河城市名副其实的人文文化的产物，而这些城市则是莱茵河及其精灵壮丽宏伟的创造物，在中世纪末期，它们很少受制于各民族的政治，可以自由地彼此取长补短，把那些老实人的力量和才能自由地召唤到自己身旁，而无需顾及他们来自何方，带着哪个国家的印记。”
但是，这许多莱茵河城市并未组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不少城市处于一些大公国的包围之中，更多的则是一些很小的公国。“它们彼此进行对话，但就像韦桑岛和圣马蒂厄 [84] 的两个灯塔一样，隔着狂暴的大海相互回应。”因此，莱茵河没能组成为一个“同质的文化”， 他亲眼看到了“致命的二元对立”日趋尖锐，一方是城邦中的市民，另一方是农民和君主。从长期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后果就是政治不稳定和德意志民族的碎化。莱茵河各个国家的悲剧于是就开始上演，费弗尔在1932—1933年间增写的关于德法两国间边界形成的第四节中，努力试图对这些悲剧加以分析。
从1922年以来，费弗尔是第一位关注“边界”和“界限”史的历史学家，他的地理学著作和后来发表于1928年的论文都涉及这个问题。他的档案中一份厚厚的卷宗表明，他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已有多年 [85] 。在他看来，除了阿尔萨斯之外，所有莱茵兰地区都属于德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德国究竟是什么？把普鲁士视为德国的唯一代表？萌发于19世纪的这个非分之想原本就难以自圆其说，何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有其它多种可能性需要考虑。其实，普鲁士在莱茵河的存在不就是因为曾经有过维也纳的外交交易 [86] 吗？而这个交易本来是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的。法国不也只是在“百日” [87] 中才丢失萨尔的吗？尤为重要的是，是否曾经有人征询过操日耳曼语、居住在莱茵各地民众的想法，他们愿意在何种国家结构下生活？这些莱茵河地区包括蒙—托奈尔、莱茵—摩泽尔、罗埃尔，此外还有莱茵河河口、威悉河河口、易北河河口。在很多年中，这些地区的民众难道没有拒绝后来的主人吗？后来的主人只能借助一系列普鲁士化的措施，有时甚至借助暴力，才得以整合莱茵河地区的市民社会吗？ [88]
对于当代人来说，最具政治性和爆炸力的自然就是最后这一节。费弗尔把莱茵河沿岸各地区定义为一个位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历史性地区，这不啻是说，这些国家并非如20年代的民族主义者所说是德国的心脏。他把莱茵河称作“欧洲河流”、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通道”或“连接线”，以此来对抗臭名昭著的“德国人的圣河”论调。同样也是在最后一节中，费弗尔说出的一些话，无论在用字遣词方面或是在思想方面，今天都让我们感到吃惊。其实，他的论断和他所选择的隐喻一样，常常使用一些反衬，而这些反衬与被他所批评的那些反衬非常相似，譬如，普鲁士被描绘成一个黑暗的强国，一个东方式的、野蛮的乃至亚细亚式的强国，它与军国主义、基督新教、非理性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和咄咄逼人的侵略性有着必然联系。其它国家必须进行的社会和历史的区分，普鲁士不也同样必须进行吗？同样，民族主义原本是20世纪的一种欧洲现象，却被说成是德国的“病毒”，这样一来，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被看作是一种因感染而得的病症了。德国统一运动和抵抗拿破仑的所谓“解放”战争，都被以法国人想象得到的方式作了最负面的处理。我们还可以举出其它更多有问题的段落 [89] 。相反，费弗尔对法国历史的某些重要的时段却采取了令人震惊的宽容态度。自始至终受到他的批判的只有被他以讥讽的口吻称作“大师”的塔列朗和拿破仑。修订版中尽管有许多表述的口气有所缓和，但在不少段落中，依然把是否与法国一致当作判断是非的论据，而历史事实则被置于阴影之中。因此，路易十四在位时法兰西王国向东的扩张和争夺阿尔萨斯的行动，即法国人所说的“收复”行动，也被费弗尔视为一种“和平”行动 [90] 。相反，普鲁士19世纪的霸权政策则被他称为“收复失地运动” [91] ；这位世俗历史学家的想法也就不难由此想见了。
由此可见，费弗尔也并非毫无偏见。他对莱茵河的介绍是一位当代人的看法，是一位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人的看法，恰如他的所有法国读者一样，他自信属于公正阵营，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成员的想法。不过，除了这几行，作者对正义事业的认定还是客观和理性的。例如，他在序言中批判了“人种”神话，并宣称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能对外国人挥舞“人种”观念，否则就是对始终热情好客的法兰西民族的愿望的背离。费弗尔还自豪地指出，正是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菲斯泰尔·德·古朗治和茹里安等人，把盛行在莱茵河彼岸的人种观念从历史科学中清除出去 [92] 。
此书的结论既简明扼要，也很理性，因为费弗尔对于在短期内达致法德和解不抱任何幻想，他写道：“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仇恨和冲突，莱茵河始终是一条聚合的河流，不过，限于目前各方的民族主义心态，莱茵河问题没有解决办法。”正因为如此，他宁可改换课题，避开政治现实，仅从历史角度入手研究莱茵河问题。
一部包含两个维度的著作
费弗尔的这部著作提出了许多问题，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直接问题和间接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具有笔战和嘲弄的成分。究其原因，这与作者的文风有关，当然也是题材和纪念性著作受到的限制使然。为了跳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的窠臼以及胜利、溃败、缔和、决裂等老套子，费弗尔采取了视野开阔和跨学科的写作方法。他为此所依仗的是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以及语言学研究成果，例如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的语言学研究，此外还有考古学研究成果，例如雷南·卡尔·舒马赫（Rhénan Karl Schumacher）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他不乏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写给皮雷纳的信中说道：“我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暗礁之间航行。” [93] ）而且他的书是写给广大的普通读者阅读的，所以，他采用的是自由自在地讲述历史的笔法，比他在其它著作中更加不受拘束。他刻意采用“让形象说话”的风格，在文中插入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在美因茨和科隆参观博物馆，在特里尔和巴塞尔以及斯特拉斯堡旅游），与读者进行虚拟的对话等等。所以，这部书的文字特别生动，富有表现力，恰如一位德国批评家既鄙视又赞赏地所说，那是“语言的焰火” [94] 。智慧的光辉显然比炉灶里面的火焰传播得更快，所以，这部书很快就成为费弗尔的名著，与他后来出版于1942年的另一部名著并驾齐驱（尽管两者篇幅迥异），这便是研究拉伯雷宗教观的《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此书是他十年心血的结晶。在此书的序言中，费弗尔以博学大师的笔法毫不隐讳地写道：“如果读者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位随笔作者的思想火花，是一幅出色的素描，是一篇即兴之作，那我将会感到很懊丧 [95] 。”随笔是一种既优美又容易把握的文体，在法国颇受赏识（现在依然如此），常常被人拿来故意与“德国学究式的著述”作对比，用这种文体著书有何危险，费弗尔当然心知肚明 [96] 。可是，在《莱茵河》中，他不断使用“素描”和“感觉”，乃至“鸟瞰” [97] 和“象征性甚于真实性的快速图解” [98] 。确切地说，这部书只是一篇随笔，一幅出色的素描，一部即兴之作。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同时也是他的一次机遇。因为，既然采用临时性的随笔形式，篇幅短小，直面现实，作者就可以展示另一种历史观，还可以就某个特殊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最后一节尤其如此，这一节探讨法德边界的形成，难度最大。我们惊奇地看到，对于当时被法国占领的土地上的态势，费弗尔几乎从未明确表态。对于19世纪的争执，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此事早已众所周知。反之，对于在以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决定性巨变为对象的史学研究中的缺陷，费弗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中不乏政治批判。当他谈及1815年的“维也纳”时，所有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1919年的“凡尔赛”。费弗尔在谈及受边界迁移、战争与和约的直接影响、被迫居住在前线或是双方前线之间的居民时，同样充满着同情心；他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妨把这个课题称作“法德空间中的边界心态史”。这个课题既不以令人生疑的决定主义论调，诸如长时段中的人种、语言、民族为基础（在这方面，费弗尔的思想与波恩学派格格不入），也不以短时段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冲突为基础。作为替代，费弗尔提出的是一个把莱茵河沿岸居民对18世纪末的“法国”改革的反应考虑在内的社会—历史研究课题：
“唯有社会结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此类反应，并让我们事先对于莱茵河面临革命性质改革的反应有所预知，可是，这种社会结构分析在哪里呢？然而，关于居斯蒂纳 [99] 的进攻和反击、莱茵人的外交交易以及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各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已经有人写成了细节详尽的历史。”
费弗尔想要确立的首先是一种正视现实的边界观。所以，他认为不应受政治界限的影响，而应在边界之内考虑正在发展和消失的社会结构，以及居民之间的彼此情感联系：
“当两个君主驻守在自己开发的土地上，共同出资沿着地边树立一些饰有族徽的界石，或者在河流正中划出一条理想的分界线时，边界是不存在的。当有人超越这条分界线，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思想观念、感情以及热情面前，并且感到吃惊和手足无措时，边界就有了。换句话说，将边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宪兵、海关，也不是堡垒后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动的激情和仇恨。”
所以，对这些感情和激愤作紧急考虑是当务之急，因为：
“在这一百年中，丝毫没有莱茵兰人的感情史，也丝毫没有法国人在莱茵兰问题上跌宕起伏的感情史。如同往常，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首相和外交家。他们所制定的规划，他们所建议的计划，人民是否通过积极参与在后面给他们以支持？任何政府都没有把握能鼓动人民给予积极支持。没有人民的同意，任何政策只能胎死腹中，任何成功都可望而不可即。他们要求还是拒绝人民的同意？这可是谜。在通常是悬挑在子虚乌有之上的外交史背后，广泛的调查向我们揭示了人民生活的深刻现实吗？”
费弗尔在这里以及其它段落中所初步表明的，是整整一套研究计划，其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生活和心态，按照一般规律，这两者的变化通常虽然非常缓慢（除非是在大动荡年代），却清晰地显示着居民归属哪个民族的意愿 [100] 。费弗尔在南锡长大，1919年至1933年间居住在斯特拉斯堡，所以，他对与这种意愿相反的所有以军事、地理和语言为借口的无效论据非常了解。
《莱茵河》以及法国和外国对此书的态度
这部以非卖品形式出现的非同寻常的著作，出版之初在高等院校几乎无人知晓，这并不令人惊异。尽管此书的学术与文学品位远远超乎出资人的期待 [101] ，但是，真正在报章上引起反响并在国外期刊上引发争论的，却是此书面向大众的1935年版。
马克·布洛赫是向高等院校的师生们介绍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这部出版物的第一人，他在《历史评论》杂志研究中世纪德国史的定期专栏中对此书作了介绍 [102] 。莱茵河在他眼中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但是，仅仅强调数百年来这条河流对于人的重要性，重温交织在两岸的文明潮流，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与“积淀在现今边界两侧的大量文献中的一系列错误思想”作斗争。费弗尔那本以文化素养较高的人群为对象的“随笔！”所承担的，恰恰是这个艰难的任务。布洛赫不但认为，此书“绝对不偏不倚”，对今昔之间的联系以及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展现出独到的见解，而且特别赞扬此书具有一种“强烈的直观认知能力，即便在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中，也很少有人拥有这种能力”，“无论描绘自然风光或是叙述人间景象，概不例外。”褒奖一番之后，马克·布洛赫接着以委婉的口气指出，费弗尔的分析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于是，他向费弗尔“提交”了“若干意见”，供他有朝一日想要深化他的“肯定是急就之篇”时参考之用。随后是很长一段有关中世纪莱茵兰各城市的态度的论述。这种做法相当令人吃惊，因为，布洛赫和费弗尔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办公室彼此相邻，布洛赫却给比他年长的费弗尔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著作给予褒扬，当然，谈的是“中世纪”课程。这样看来，布洛赫在此书付梓之前读过书稿的可能性就相当小。费弗尔对布洛赫的长信作何反应？无人知晓。不过，在随后的若干年中，在这两位主编之间，这部著作肯定发挥了某种作用，因为，马克·布洛赫曾在这份杂志上两度撰文，评论这部“应时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