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由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出资组织出版的这部《莱茵河》，也要介绍给《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读者。评论人作了分工，布洛赫负责评论此书的历史部分，斯特拉斯堡的地理学家亨利·博理格：（Henri Baulig）负责评论由德芒戎执笔的那几章 [103] 。马克·布洛赫写道：“请不要搞错，尽管此书的装帧确实令人赏心悦目，但它并不是一部仅供消遣的出版物，也不是宣传品。仅凭两位作者的名字，就足以保证这是一部不偏不倚和严肃认真的著作 [104] 。”紧接着，布洛赫对这部著作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随后就在杂志编者和读者之间引发了一场对话：
“想必大家都能理解我不打算在这里絮叨的那些想法。《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读者非常熟稔此书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能从他的史学才智和绘声绘色的叙述中获得些什么，正是他这种绘声绘色的叙述，得以全方位地重现和诠释物质方面的各种特点，诸如山水、市容以及各色人等的面貌，对于那些善于阅读的人来说，这些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让人们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各种事物和各种人。”
两年以后，针对此时已经与读者见面的修订版，布洛赫毫不迟疑地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又发表了一篇书评，称此书是对“所谓历史和自然决定主义的严正抗议 [105] ”，并向读者郑重推荐。
其它专业期刊也发表了对于此书的评论。不过，由于所有受命撰写书评的人都熟识费弗尔和德芒戎，所以，见诸他们笔下的大多只是一些好评而已 [106] 。提出批评的只有研究近代史的专家莱昂·卡昂（Léon Cahen） [107] ，他对费弗尔的这部随笔式著作不甚满意。他写道：“有时像是出自一位为了自卫而蜷缩成一团的斗士之笔，他的文字似乎是有意让读者为难，一句话被分成几截，一截一截蹦出来，关键性的词被放到句末，弄得句子支离破碎，完全不顾正常的行文惯例”。不过，卡昂的最严厉批评，是针对费弗尔把莱茵河的历史上溯到圣经中的洪水时期：
“莱茵河问题，莱茵河的众多问题都属于当代领域，这一点谁也不至于否认！可是，费弗尔为了阐明他个人的观点，居然扯到了遥远的过去……他的这部书充溢着大量的知识、人名和地名，历史史实，有些段落的概括令人吃惊，然而，满篇都是他个人的直觉，因而，简直可以说，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革命性的著作。”
卡昂的批评集中在以下这个问题：为何“费弗尔如此迅速地进入到他所说的决定性时刻”即20世纪？德芒戎撰写的地理部分风格迥异，其中所述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版依然保留了地理部分，卡昂对此表示质疑。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唯一来自法国人的这个批评，后来为德国专家们明白无误地重拾牙慧。
这部著作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伦敦的《地理学报》和美国的《地理评论》均在书评中给以称赞，美国的《地理评论》甚至建议将此书译成英文 [108] 。德国公众对此书所表现的热情较低，这是不难想见的。最先报道此书的是《莱茵季刊》，这是自1936年以来设在波恩的“莱茵兰各国地区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一份杂志 [109] 。报道撰稿人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尔并非莱茵兰问题专家，而是一位地理学家，他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他的这篇书评相当详尽，篇幅很长，近乎一篇论文，他对《莱茵河》一书的批评得到编辑部的认同，说不定是应编辑部之邀而撰写的。从这篇书评被此后几乎所有的书评引用时获得的好评来看，它所表达的似乎是波恩学派的意见。
普法伊弗尔作了精心准备（他熟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书评）。他以少见的认真和严肃对此书作了分析，甚至可以说是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德芒戎和费弗尔都被他称作“法国学界的重要代表”，他们对莱茵河问题的“和平历史”作出贡献的雄心，没有被他断然摒弃。普法伊弗尔说得较多是此书“内容丰富、文笔绚丽”，“历史部分”尤其精彩，“焰火般才智横溢的思想，出人意料的独特见解，感情丰沛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被他视为智力和知识的挑战。因为，掩盖在华丽的文采下的“即便不是为所期待的倾向所作的欺骗性的宣传，也是灌输助长有利于这种倾向的观点的重要手段”。普法伊弗尔在指出费弗尔的这些政治和学术目标之后，还评论了费弗尔的方法和写作技巧。在他看来，费弗尔是个“制造气氛”的高手，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借助“巧妙的拼接”、“新闻记者”的各式花招、“绚丽夺目的图像”、“倾向明显的含混不清”，乃至“弄虚作假”，诱导读者产生一些与历史事实相悖的想法。“这部书从头到尾的每一部分都是为了产生某种效果而构建的。”因此，费弗尔关于莱茵河是“西欧与中欧之间的边界空间”的想法，被普法伊弗尔断然拒绝。在普法伊弗尔看来，“15世纪莱茵兰文明的国际和欧洲特征”纯属虚构，他用以取而代之的是隐喻德国地理心脏的“心脏地带”，“所有德意志血脉和文明的河流都汇聚到这个地带。”他认为，被费弗尔所忽略的恰恰是“对各民族关系的……介绍”。这就表明，在费弗尔的这部著作中，之所以连一张语言分界图都见不到，绝非偶然。“作为古老帝国的主要基地，莱茵河两岸的各个德意志部落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在书中避而不谈。德国被说成是一个艰难地拼凑起来的机体，而作为鲜明对比的法国，则是法兰西以蒙骗招徕人群的力量，法国被说成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比德国高出一筹。”令人吃惊的是，普法伊弗尔竟然在文中谈到了刚才提及的卡昂撰写的那篇书评，似乎在普法伊弗尔看来，卡昂批评了费弗尔的“片面分析”，而且“恰如其分地”指出，“莱茵河人民和德意志人民无论在精神抑或在情感和物质方面，……都与法兰西人民毫不相干。”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中，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竟然求助于一位法国同行，而且显然是一位“犹太人”，确实极为罕见。不过，在这段引文之后，普法伊弗尔立即改变调门，旧曲重唱，写了一段意识形态味道十足的结语：
“换言之，费弗尔的历史构建中最根本的谬误，在于他顽固地拒绝承认那个唯一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实，那就是莱茵兰各地区从属于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 [110]
这篇书评既有赞扬，也有摈弃，作者显然内心相当紧张，否则他不至于如此突然转向。“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这个概念，是纳粹民族主义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纳粹借助这个概念使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领土扩张合法化。突然笨拙地引入这个概念是不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书评的作者不是说他希望写一篇比较温和的书评吗？普法伊弗尔似乎肩负一项不得不违心地执行的“使命”。他的论据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民族主义气息，在他眼里，莱茵和各地居民的“民族”特征仿佛是不争的事实。按理说，面对费弗尔对种族主义的批评，普法伊弗尔这个始终坚持不渝的纳粹分子应该接受挑战，但是，他却只字未提费弗尔的批评。
与此相反，刊登在《德国史学季刊》和《历史学报》 [111] 上的书评都比较简短，而且都对费弗尔的著作持明显的否定态度。这些书评的作者弗兰茨·佩特里、保罗·文策克都是莱茵兰历史学家中的核心人物。两人都承认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著作，并认为，普法伊弗尔的书评“……在细节上写得非常好。”（文策克语） [112] 如果说，法国方面最终放弃了“‘莱茵河是自然边界’这种以往流行的典型和观念”，如今则引进了新的“口号”，把莱茵河视为欧洲东部和西部的一个调解因素。可是，这显然不符“历史和自然资料”。
这部著作包含着三种分析、一个主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并予以摈弃。《莱茵季刊》率先出马，而且似乎为以后定下了调门。但是实际上，普法伊弗尔从中汲取的，只不过是1935年10月他在巴德迪克海姆（普法尔茨）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大体表述过的思想（因此，不难从他的文章看出他内心的踌躇）；这次研讨会是由西德科学研究协会主办的，这是一个私下由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出资的地区研究机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梅茨（Friedrich Metz）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报告，题为《法国地理学家和德国地理学家的莱茵河观念》。这篇未曾出版因而无人知晓的报告，可以被视为批评费弗尔和德芒戎的《莱茵河》的始作俑者 [113] 。
梅茨并非等闲之辈。自20年代中期以来，他就是研究“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的学者圈子里的一员，对“上莱茵”即巴登和阿尔萨斯地区寄予高度重视 [114] 。纳粹上台执政后，他立即加入纳粹阵营，1936年被任命为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大学校长。他在巴登迪克海姆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指出，刚刚问世的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证明了“法国大学宣传”中的灵活性和危险性；他就此写道：“出自一位地理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之手的这部著作所表明的，显然是法国政治人物的官方意见。”对于梅茨来说，“这部书的精神”在费弗尔所执笔的那几章中，表现得尤为惹眼，“在德芒戎所执笔的那几章中，……没有什么需要驳斥。”反之，在费弗尔笔下，“莱茵河不再是德国的河流，而是一条欧洲的河流。这条河变成了联络东欧与西欧之间的接触线。”这种想法掩盖着一种智力花招，如果回归到“服务于欧洲和连接各国人民”的莱茵河观念，法国人的莱茵河国际化政策就可以从历史上得到充分的理解，这种政策因而就会显得合理合法。所以，费弗尔的书完全只是为“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所作的新的辩解”。梅茨严肃地提醒道：
“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是写给极为广泛的国际公众阅读的，所以，它必须为欧洲莱茵河这个神话提供科学基础，出现在莱茵河的法国不再是征服者，而是文明和文化的使者。对于这种伪造历史、制造神话的伎俩，应该坚定不移地予以最有力的打击。”
西德科学研究协会的研讨会由于政治上的极端敏感性，所以严格保密，任何记录都不得公开出版。不过，弗里德里希·梅茨的发言引起极大反响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与会者中有多位研究莱茵河者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佩特里和弗兰茨·施泰因巴赫，后者既是科学研究协会的主席，也是设在波恩的莱茵兰各国地区史研究所所长 [115] 。在对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持批评态度的德国学者中，唯有普法伊弗尔没有出席此次研讨会，他大概是从梅茨提供的讯息中了解到此次研讨会的情况，并听取了梅茨的意见。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普法伊弗尔对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的批评，并非仅限于个人的理解和争论，他当然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责任”，不去揭示这部著作的“危险性”。
《莱茵河》一书在遭遇这次半学术、半政治的批评之后，迅即为人们所遗忘。它从未被译成英文，遑论德译本。随着第三帝国重新武装莱茵兰地区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的推行，德芒戎和费弗尔在莱茵河问题上平静的语调，被彻底抛诸脑后了。
在二战结束后的法国，莱茵河问题，确切地说是萨尔问题 [116] ，一时间重新成为一个现实话题，然而即使在此时，《莱茵河》也依然没有再次出版 [117] ，而且很少有人引用 [118] 。如今，只有雅克·勒高夫等少数几位关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有时偶尔提及费弗尔的这部著作，称之为法国历史地理学的“杰作” [119] 。
1953年后记
吕西安·费弗尔对于莱茵河的关注与他曾在斯特拉斯堡生活密切相关，此后就再也不曾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120] 。不过，他对于河流的兴趣依然时而有所显露。例如，当他1933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时，为了说明有人偏好把当今的政治冲突投射到历史上时，他就以河流作为实例 [121] 。1936年他出版了一部著作，论述“国务活动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些人并没有创造历史；在这部书中，他把德法两国在莱茵河问题上的争吵，作为历史神话的“典型事例”加以引用。当然，无论提出“莱茵河是一条纽带”的理论，抑或臆造“莱茵河是一条边界、争夺的对象和战场”的理论，都不乏头头是道的论据，然而，这种不动声色的变种从来不曾“具有神话价值的力量” [122] 。
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费弗尔在战后有机会最后一次就莱茵河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机会仍然来自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商会邀请为该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参阅本书正文）之际出版的一部书撰写一篇文章 [123] 。此时已经70余岁高龄的费弗尔利用这次机会，为他自己20年前的旧作《莱茵河》补写了一篇“后记”。这篇被他自己称作“笔记”的短文，以简要地介绍全书内容作为开篇。《关于莱茵河经济史的若干思考》这个题目本身就表明，费弗尔想要把他在30年代一笔带过的经济因素作为主要内容，因为这个问题当年归他的合作者撰写。然而显而易见，费弗尔重新阅读了全书后，就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德芒戎当年撰写这一部分时所秉持的原则。德芒戎对莱茵河的基本观念，是把莱茵河看作一条历史悠久和“横贯欧洲大陆”的河流；费弗尔认为，德芒戎的这一基本看法是一种幼稚的投射，一种弄错了时代的谬误。在他看来，德芒戎只看到当代的莱茵河，在他眼里，莱茵河是一条“驯服、畅通、适应人的需要的河流”，从巴塞尔到鹿特丹顺流而下，毫无阻碍；其实在莱茵河的历史上，直到19世纪，能够通航的也只有若干河段，这就是说，莱茵河在交通上的作用比不上古罗马大道。费弗尔指出，这位已经故去的昔日同伴 [124] 在方法论上不大讲究，而在费弗尔看来，弄错时代的错误是致命的罪过，是“罪过中的罪过”，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此书的中心议题上：阐明莱茵河的历史性，阐明莱茵河并非拥有不变特性的一条“永恒的河流”。
所以，在费弗尔看来，严格意义上的莱茵河经济史仅仅是针对最近150年而言的。反之，“莱茵河大史”则是一部“置羁绊、边界、碉堡和王朝于不顾的精神史，唯有这种精神才能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所有峡谷，从阿尔卑斯山脉随风漂向大海，成为生活、集聚和文化的组成因素”。说得真好，不过，这段话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因为我们知道，费弗尔及其年鉴派同仁们向来鄙弃传统的“精神史”，主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正因为如此，“心态史”概念才应运而生，藉以摈弃脱离躯体的“思想”研究，转而研究凝固在社会中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类型 [125] 。费弗尔难道重归他的初始要求了吗？这个判断似乎过于仓促了些。当然，在这篇面向广大公众的文章中，费弗尔使用的是一般读者易于理解的术语；其实在《莱茵河》正文中，他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学术语言。为了更好地与当代人沟通，他甚至提到了“莱茵河精灵”。因此，他在这里与其说是勾勒传统的思想史，毋宁说是追述莱茵兰历史上的连接纽带，对于他来说，就像在1931—1935年间那样，这条纽带存在于莱茵兰历史场景中生气勃勃的文化之中。因为，在以往的数百年间，尽管地理、经济和政治都未能主宰和控制这条大河，“莱茵兰大神话”却作为心态的核心始终不断地发挥着作用，把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当作“祭坛”或是物质固定点。“政治态度”和“有时相当可怕而且永远固执的精神状态”即由此而生。这也为费弗尔提供了一个方便，让他有机会议论罗贝尔·曼代（Robert Minder）发表于1948年的那部论述心态和莱茵兰文化的著作 [126] 。印刷业和最大的书市在莱茵河两岸的出现与发展因而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所以说，在以往的数百年间，促使人们彼此相连的不是政治，而是“精神”。
莱茵河，欧洲的河流
莱茵河不是一条“德国河流”，而是一条“欧洲”河流，这就是《莱茵河》一书最根本的观点，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在30年代构成了一种挑衅，至少在德国是这样。今天，这个观点仿佛已经毫无新意，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可是，欧洲轴心西移却是冷战和德国一分为二的后果。在50年代，极端保守势力期待着西方帝国观念在“欧洲莱茵兰（哈布斯堡的奥托 [127] 语）”重新崛起 [128] 。就在同一年代，被比作“西方的尼罗河”（拉马丁 [129] 语）的莱茵河形象则正在法国逐渐形成共识，双方的对立十分明显 [130] 。费弗尔本人此时已经不再相信什么“欧洲联邦”了，而德芒戎当年所向往的却正是“欧洲联邦”，他发表在1932年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 [131] 。一方面，他担心某一个国家独揽霸权，另一方面，政治和经济问题早已具有世界性了 [132] 。欧洲共同体的出现渐渐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可是，欧洲共同体诞生时，我们的历史学家已经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从此以后，欧洲面临的是与从前完全不同的问题。令人难以说明白的是，旧有的冲突重现显现的地区不限于欧洲东部。因此，历史学的使命之一便是对先前的此类危机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和平解决作出贡献。一百多年中显然找不到出路的“为莱茵河而战”，毕竟终于得到解决。它可以用作实例提醒人们。正如大量出版物所表明 [133] ，从欧洲角度看待莱茵河今天已经完全被公众接受，费弗尔提出的“另一个”边界心态史观念也将成为现实话题。尚处于发轫阶段的此类关于边界地带的微型历史 [134] ，必将有助于法德一体化的进程，有助于其他边界地区人民的相互接近，布格河鲁特河、德里纳河 [135] 不也都是“欧洲河流”吗？
[1] 皮特·舒特勒（Peter Sch?ttler，1950—），德国历史学家，曾在柏林自由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维也纳大学任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国科研中心当代史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担任访问学者。——译者
[2] 双连板（diptyque），古罗马人的一种记事用具，由中间以铰链相接的两块板组成，可折叠，板面涂蜡，用尖锐物在版面刻字。——译者
[3] 吕西安·费弗尔档案，“莱茵河卷”，无日期。该档案今存于巴黎“当代版本纪念馆”（Instuitut Mémoire de l'Edition contemporaine）。
[4] 马克·布洛赫《莱茵河》，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3年第5期，第84页，
[5] 可惜，至今尚无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的传记问世，对他的业绩也尚无令人满意的全面分析。费尔南·布罗代尔深刻地勾勒了费弗尔的形象，见《吕西安·费弗尔的存在》载《当代史概貌—献给吕西安·费弗尔》，1953年，1卷，第1—16页。在费弗尔最亲密的合作者露西·瓦尔加（Lucie Varga）的传记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参见皮特·舍特勒《露西·瓦尔加—30年代奥地利的一位年鉴派女史学家》，巴黎，1991。关于费弗尔的著作总览，参见贝特朗·米勒（Bertrand Müller）《吕西安·费弗尔书目》，巴黎，1999；还可参见汉斯-迪特·曼恩（Hans-Dieter Mann）《吕西安·费弗尔——一位史学家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巴黎，1971。居伊·马西科（Guy Masscote）《问题史学—吕西安·费弗尔的方法》，巴黎，1981。
[6] 关于这家银行的历史，参见安托万·戈格来（Antoine Gaugler）的文章《阿尔萨斯兴业银行（SOGENAL）》，载《欧洲银行史手册》，欧洲银行史协会（主编），奥尔德肖特，1994，第290—296页；还可参见《阿尔萨斯兴业银行，1881—1981》，斯特拉斯堡，1981。
[7] 这个信息系斯特拉斯堡的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室主管安托万·戈格来先生提供。他为笔者提供了大量资料，谨向他致谢。
[8] 20世纪20年代，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在下列城市设有分支机构：科隆、美因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路德维希港、萨尔布吕克、威斯巴登（所据为1927年5月《莱茵河评论》杂志的广告夹页）。
[9] 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下文中不再说明。——译者
[10] 关于此番“为莱茵河而战”（Kampf um den Rgein），参阅弗兰齐斯卡·魏茵（Fraziska Wein）《德意志和法兰克王国的河流边界——历史与宣传，1919—1930》，埃森，1992。很可惜，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偏见，所以作者对“防御战”（Abwehrkampf）的狂热一面多少有些轻描淡写，其实这正是当年为纳粹独裁所作的舆论准备。
[11] 参阅瓦尔特·施密茨（Walter Schmitz）《莱茵河通航政策五十年》，杜伊斯堡，1927。（在为一篇有关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文章所写的序言中，费弗尔谈及银行的纪念活动中的出版计划时提及此书；参见《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3期，第366—367页）。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莱茵河的命运》，三卷本，柏林—格隆瓦尔德，1928—1931（参阅阿尔贝·德芒戎的书评，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2年，第4期，第616页）。
[12] 勒内·德布里（René Debris， 1881—1955）是法德研究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由卢森堡企业家埃米尔·迈里希（Emile Mayrisch）创建。参阅费尔南·吕利耶（Fernand L'Huillier）《法德对话，1925—1933》，巴黎，1971。
[13] 夏尔·施密特（Charles Schmidt，1872—1955）自1899年以来就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大战以后，他领导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档案馆的重建，1928年被任命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总监。他写于1905年的博士论文以贝格大公国（首都杜塞尔多夫）为研究对象。
[14] 费尔南德·巴登斯贝尔格（Fernand Baldensperger，1781—1958），阿尔萨斯人，在巴黎索尔邦大学教授比较文学。
[15] 阿尔贝·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1872—1940），在巴黎索尔邦大学教授地理，是《地理学年鉴》的编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所探讨的是法国和欧洲的人类地理学。
[16] 关于费弗尔与德国及奥地利的关系，参阅皮特·舍特勒《忘却德意志—年鉴派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史》，载汉斯—曼弗雷德·博克（Hans-Manfred Bock）、赖因哈特·迈尔—卡尔库斯（Reinhart Myer-Kalkus）、米歇尔·特雷比奇（Michel Trebitsch）（编）《从洛迦诺到维希，1930年代法德文化关系》，巴黎，1993，438—461页。露西·瓦尔加（见注释）《年鉴派与20年代和30年代的奥地利》载《奥地利史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74—99页；《直面纳粹德国的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载《创世记》，第6卷，1956年，第21期，第75—95页；《吕西安·费弗尔、路德与德国》，载《法国新教史学会会刊》，1997。
[17] L. 费弗尔：《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988（初版1928）。
[18] L. 费弗尔：《土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历史学导论》，巴黎，1970 （1922初版），328页及以下。
[19]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吕西安·费弗尔致勒内·德布里的信。
[20] 费弗尔于1921年结婚，妻子是毕业于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获得历史教师资格的苏姗·艾丽斯·多尼翁（Suzanne Alice Dognon），她熟悉德语和阿尔萨斯语，因而对费弗尔的写作提供了帮助。在1922年到1927年间，他们先后有了三个孩子。
[21]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吕西安·费弗尔致勒内·德布里的信。
[22] 我们知道，费弗尔听过保尔·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课，从此有志于地区史研究，撰写了几部关于弗郎什—孔泰的著作。参阅贝特朗·米勒《吕西安·费弗尔与地区史》，载《弗里堡年鉴》，1990—1991，第59、89—103页。在费弗尔的方法论著作《地球与人类进化》（见注释）中，他就迪尔凯姆学派的社会学家对维达尔的批评，阐述了他自己的看法，并阐发了他的跨学科“问题史学”的观念。
[23]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2日吕西安·费弗尔致勒内·德布里的信。费弗尔与德芒戎早在战前就已相识，可惜，保存在马扎然图书馆的德芒戎档案不太完整，从中找不到有关撰写《莱茵河》的资料。
[24]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929年2月4日德芒戎的信（抄件）。
[25] 见注释。
[26] 费弗尔档案。德芒戎2月14日发给阿尔萨私兴业银行的信件残片，此件与一份较为详细的打字信件草稿相符。
[27] 费弗尔档案，《莱茵河》卷，无日期。
[28] 《莱茵河》，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编），斯特拉斯堡，1931。LXXII+310页，29/35cm开本。此书包括：“前言：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无执笔者署名），VII—LXI页；“第一部分：莱茵河的历史问题”，吕西安·费弗尔执笔。第1—155页；“第二部分：莱茵河的经济问题”，德芒戎执笔，第159—307页。
[29]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读到的，这部书中由德芒戎执笔的第二部分，早在30年代就被公认为因袭常规的著作。所以，当此书遭到德国方面猛烈批评时，批评的矛头所指，几乎仅仅只是书中的历史部分。
[30] 阿尔弗雷德·博斯（Alfred Pose， 1899—1969），先后担任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斯特拉斯堡分行副总经理和总经理。他曾在卡昂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由于他曾是大学教授，况且在斯特拉斯堡的住所与费弗尔相距不远，所以从关于莱茵河的写作计划启动之后，他与费弗尔长期保持着个人交往。他还曾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撰写过一篇关于德国银行业危机的文章（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2年，第4期，第150—163页），并请该杂志的编辑部秘书对该银行的档案进行整理编目（《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第3期，第366—378页）。1939年，他于被任命为法国的第一家国家银行—国家商业和工业银行（Banque national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的总经理。关于他此后的职业活动，参阅埃尔韦·库托-贝加里（Hervé Coutau-Bégarie）和克洛德·于昂（Claude Huan）《达尔朗》，1989，第657页及以下。
[31] 吕西安·费弗尔1929年6月2日致亨利·贝尔（Henri Berr）函（当代版本纪念馆，亨利·贝尔档案）。这通信札不久将要发表在《吕西安·费弗尔—从〈综合评论〉到〈经济与社会年鉴〉—致亨利·贝尔的书信，1911—1954》一书中，此书由吉勒·康达（Gilles Candar）和雅克莉娜·普吕埃-德帕坦（Jacquline Puet-Despatin）（主编），巴黎，1997。
[32] 吕西安·费弗尔档案，《莱茵河》卷，旅行日程表（附有莱茵河地图一张）。
[33]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董事会主席费尔南·赫伦施密特（Fernad Herrenschmidt）也是莱茵河航运总公司的董事长。
[34] 1930年6月1日费弗尔致贝尔信件（当代版本纪念馆，亨利·贝尔档案）。下面的引语也出自此信。
[35] 吕西安·费弗尔致亨利·皮雷纳的信函（无日期，或许是1930年7月8日），载布赖斯·莱昂（Bryce Lyon）、玛丽·莱昂（Mary Lyon）（主编）《“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1921—1935）》，布鲁塞尔，1991，第126页。
[36] 在费弗尔的个人档案中（莱茵河卷）有一张布洛赫亲笔写的脚注，其中提及里夏德·科伯纳（Richard Koebner）的《科隆市公社的开端》时写道：“非常好”、“用于莱茵河”。
[37] 1930年1月7日费弗尔致亨利·皮雷纳，见于莱昂《“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1921—1935）》，第120页。
[38] 关于费弗尔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参阅贝特朗·米勒《吕西安·费弗尔书目》（见注释）。
[39] 参见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 Charles）和克里斯蒂娜·德朗格勒（Christine Delangle）《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兰西学院的竞选活动，1929—1932》，载《教育史》1987，第4、49—69页。还可参阅费弗尔在致皮雷纳的信（见注释）中谈及“斯特拉斯堡大火炉”时的哀叹。
关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在阿尔萨斯政治争论面前的境况，参阅约翰·E. 克雷格（John E. Craig）《学术与民族的建立，1870—1939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与阿尔萨斯社会》，芝加哥，1984，第294页及以下。
[40] 法兰西学院档案，巴黎，费弗尔卷，从1930年11月1日到1931年1月1日的医疗证明。1930年11月10日费弗尔致皮雷纳的信件，见于莱昂的著作（见注释），第129页。
[41] 吕西安·费弗尔《私人档案与史学》，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第3期， 第366页及以下。
[42] 参阅1931年夏季（无日期）和1931年9月18日费弗尔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见于莱昂的著作（见注释），第126页、133页。
[43] 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无日期，1931年8月17日之后），载贝特朗·米勒（编）《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与〈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书信集，1卷，1928—1933，巴黎，1994， 第285—286页。
[44] 见注释。
[45] 《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1年，第5期，84页。据安托万·戈格来（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信息，其中1000册为普通本，200册为布面精装本。
[46]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斯特拉斯堡，11册豪华本的分发名单。
[47] 由于这些抽印本上没有相关说明，所以在某些图书馆和某些有关莱茵河的书目中，登录时发生了一些错误。例如魏茵（见注释）就把一册抽印本当作完整的版本，题作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问题》，并大大提前了此书的出版日期（见魏茵的著作第63页）。设在波恩的莱茵河国家地区历史研究图书馆藏有一册抽印本。
[48] 据安托万·戈格来（斯特拉斯堡）提供的信息。
[49] 1932年7月28日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卷。
[50] 费弗尔为1931年版所写的“结语”被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51] 鉴于显然不可能把他所作的全部修改一一列出，因而只能简略地说明几点。他修改了许多章节的标题，删掉了若干节，尤其在第三章中调整了某几节的位置。总之，无论从内容或是文笔来看，全文都显得更加紧凑。一些过于夸张的比喻被删掉了。不过，有些段落中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和书目提示也被删掉了。比如，在关于莱茵河沿岸城市那部分中，费弗尔原来要求读者参阅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和卡尔·布赫尔（Karl Bücher）所撰写的“值得称道”的著作，在他看来，他们的著作“令人钦羡”（旧版第122页）。不妨这样说，1931年版偏重政治性，以法国公众为主要读者，1935年新版对这部著作的学术方面有所加强。
[52] 德芒戎、费弗尔：《莱茵河，历史与经济问题》，巴黎，阿尔芒·科林书局，1935，第340页，16图和表，开本14×23cm。此书题献给阿尔萨斯商会会长和阿尔萨斯兴业银行董事会主席费尔南·赫伦施密特以及兴业银行总经理勒内·德布里，没有他们的支持，“不可能……有这部书”。
[53] 1934年3月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卷。
[54] 1934年3月费弗尔致布洛赫的信件。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卷。
[55] 费弗尔《从1892到1993，一种史学和一位史学家的良心审视》，载费弗尔《为历史而战》，巴黎，1953，第9页以及以下。参阅本书第52页及以下。
[56] 参阅皮埃尔·米盖尔（Pierre Miquel）《凡尔赛和约与法国公众舆论》，巴黎，1972，第281—418页；乔治·苏图（Georges Soutou）《法国与东进，1914—1919》，载《历史评论》1978，第341—388页。有关史学家的论述，参阅维尔纳·克恩（Werner Ker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历史—政治文献中关于莱茵河的理论》，萨尔布吕肯，1973；雅克·费尔尼克（Jacques Fernique）《战斗中的史学，大战中的法国史学家》，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硕士论文，1985（未版本）。
[57] 详见弗兰齐斯卡·魏茵的近作（见注释），观点比较陈旧的则有克恩（见注释），迪特·斯托尔维克（Dieter Stollwerck）《路易十四对莱茵河边界问题的思考》，慕尼黑，1972。
[58] 莫里斯·巴莱斯（Maurice Barrès）《东方堡垒，莱茵河的守护神》，巴黎，1921，第9页；参阅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rnest Bertram）《莱茵河的守护神》，波恩，1922。此书作为德国方面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是对巴莱斯的回应。
[59] 有关法德敌对的精妙分析，参阅米夏埃尔·耶斯曼（Michael Jeismann）《祖国的敌人，1792—1918年间法德两国的敌我概念研究》，斯图加特，1992，法译本即将出版。关于莱茵河的神话，参阅约伊斯特·格罗尔（Joist Grolle）、英格博格·格罗尔（Ingeborg Grolle）《莱茵河宝藏》，关于政治神话的历史，见恩斯特·舒林（Ernest Schulin）（主编）《欧洲史研究：关于马丁·戈林的回忆》，威斯巴登，1968，第214—238页；乌特茨·耶格尔（Utz Jeggle）《分还是合，莱茵河为何如此美丽？》载《社会学通讯》1991，第20、179—185页。
[60] 详情及更多具有证明力的文献，见克恩的著作（见注释）。关于费弗尔在这场火药味极其浓烈的论战中的地位，参阅笔者的文章《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史学研究在法国引起的反应》，载迪特尔·贝尔格（Dieter Berg）、奥托·杰哈德·厄克特尔（Otto Gerhard Oextle）《德国和法国对19世纪的认识和及其图景》，波鸿，1997（尚未出版）。关于法国知识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员，参阅塞尔吉奥·鲁札托（Sergio Luzzato）《血的税赋：法国左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受的考验，1900—1945》，里昂，1996，第17页及以下。
[61] 《研究委员会文集》，1卷：阿尔萨斯—洛林与东北边界，巴黎，1918；2卷：欧洲问题，巴黎，1919。
[62] 《研究委员会文集》，1卷， 第448页。
[63] 《研究委员会文集》，1卷，第452页。该委员会主席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支持塞诺博斯。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委员会的意见视为陈词滥调，认为它与所谓的“法国人有关莱茵河的言论”毫无二致；可是很遗憾，克恩在他的著作（见注释）中低估了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该书第294页）。
[64] 《没有莱茵河屏障就没有持久和平》，巴黎，1917。德里奥（Edouard Driaud）是一位研究第一帝国的专家，关于他的情况，参阅克恩（见注释），第257页及以下。
[65] 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译者
[66] 很遗憾，直至今日，法国占领莱茵河沿岸国家一事尚未成为用以分析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的研究史学课题。参阅克劳斯·赖黙尔（Klaus Reimer）《莱茵兰问题和莱茵兰运动，1918—1933》，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9；马丁·聚斯（Martin Süss）《法国占领下的莱茵兰，从1918年11月的停战到1926年2月的分离主义骚乱》，斯图加特，1988；格哈尔德·格拉勃（Gerhard Gr?ber）、马蒂亚斯·斯宾德尔（Mathias Spinder）《普法尔茨地区及其分离主义》，兰道，1992。
[67] 施密特在《莱茵河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莱茵河评论》是法国高级专员署的出版物。参阅英格丽德·福斯（Ingrid Voss）、于尔根·福斯（Jürgen Voss）《〈莱茵河评论〉是法国在莱茵兰的文化政治工具，1920—1930》，载《文化史档案》，1982，第64、403—451页。
[68] 参阅魏茵（见注释），第90页及以下。
[69] 参阅格奥尔格·赖斯米勒（Georg Reissmüller）和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mann）编辑的书目《十年莱茵兰运动，包括萨尔和奥伊特—马尔梅迪在内的莱茵河西岸问题资料汇编》，布雷斯劳，1929。
[70] 关于这个研究所的创设，参阅柏林—达赫莱姆普鲁士档案馆，NW5， 604号，以及埃迪特·艾能（Edith Ennen）《赫尔曼·奥宾与莱茵兰土地改良史》，载《莱茵季刊》，1970，第34、9—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