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参阅博奈尔·格莱赫尔特（Bonner Gelehrte）的书目研究，见《史学著作—波恩学者的历史学论文集》，波恩，1068；阿洛伊斯·舒尔特（Aloys Schulte）以其出版于1918年《法国与莱茵河左岸》（法译本，1918，洛桑），支持了该研究所的初期工作。
[72] 赫尔曼·奥宾（Hermann Aubin）等：《莱茵兰早期和近代历史》，2卷本，埃森，1922；赫尔曼·奥宾等：《袖珍莱茵兰历史地图》，波恩，1926（修订版改名为《袖珍莱茵兰德国领土历史地图，中世纪和近代》，科隆，1950）；弗兰茨·施泰因巴赫（Franz Stainbach）：《西德意志部族和民族史研究》，耶纳，1926（再版，达姆施塔特，1962）。赫尔曼·奥宾、特奥多尔·弗林斯（Theodor Frings）、约瑟夫·米勒（Josef Müller）《莱茵兰的河流文化与州文化—历史、语言和民俗》，波恩，1926（1966年再版，达姆施塔特）。这部著作如今常被当作年鉴派史学的先行者，有关评论参阅皮特·舒特勒《“年鉴派范型”与德国史学（1929—1939），德国科学向法国的转移？》，载《近代史学史杂志》1993，第14、43—65页。
[73] 奥宾、弗林斯、米勒（见注释）。
[74] 参阅阿洛伊斯·舒尔特（Aloys Schulte）（主编）《一千年的德意志历史和莱茵河的德意志文化》，杜塞尔多夫，1925；弗兰茨·施泰因巴赫《莱茵河历史的命运问题》，斯图加特，1925，第107—108页。此外还可参阅魏茵的著作（本文注释）。
[75] 参阅马丁·赫罗德（Martin Helord）、约瑟夫·尼森（Josef Nissen）、弗兰茨·施泰因巴赫《法国的萨尔政策史》波恩，1934；赫尔曼·奥维尔贝克（Hermann Overbeck）、格奥尔格·威廉·桑特（Georg Wilhelm Sante）与赫尔曼·奥宾、奥托·毛尔（Otto Maull）、弗兰茨·施泰因巴赫（主编）《萨尔地图集》，哥达，1934。关于波恩学派在纳粹时期的情况，参阅卡伦·舍恩瓦尔德（Karen Sch?w?lder）《历史与政治，德国纳粹主义史研究》，法兰克福，纽约，1922，第38页及以下；还可参阅笔者即将发表的文章《西方的‘防御战’和‘领土防卫’研究史》，载皮特·舒特勒（主编）《合法化研究史，1918—1945》，法兰克福，1997。
[76] 所有页码均指本版。
[77] 参阅吕西安·费弗尔《历史地理和政治地理学近著》，在《历史与文学评论》96，1929，第401—408页，后收入其《为完整的历史而努力》，巴黎，1962，第130—138页。
[78] 参阅《历史学报》，158卷，1928，第137页；《历史学报》，163卷，1930，第366页及以下。
[79] 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编）：《莱茵河》（参见注释），7页。在下文中，这个版本被称作第一版。
[80] 《莱茵河》第一版，第41页。
[81] 关于对这句题词的理解，请参阅茹里安（编）：《19世纪史学家著作摘要》，第CXXVI页。费弗尔当然非常熟悉这部著作，这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对于孟德斯鸠哲学思想的最新解析，请参阅路易·阿尔都塞《孟德斯鸠》一书，他也将孟氏的这句话选作此书的题词。（巴黎，1959，第5页）
[82] 参阅费弗尔的文章《16世纪的法国与斯特拉斯堡》，载《阿尔萨斯生活》，1925，第12、239—244；1926，第2、32—39页。
[83] 巴塞尔的维尔纳·凯吉档案馆（Archives Werner Kaegi）藏品，1946年7月8日费弗尔致维尔纳·凯吉的信件。
[84] 韦桑岛（Ouessant），布列塔尼附近的一个面积仅20余平方公里的小岛；圣马蒂厄海角（Saint-Mathieu），布列塔尼半岛顶端的一个海角，与韦桑岛隔海相望。——译者
[85] 费弗尔：《边界：历史词汇研究》，载《国际综合中心学报》，1928，第5、31—44页。（收入《为完整的历史而努力》，第11—24页，参阅本文注释。）费弗尔为此书所准备的材料和笔记都保存在他的个人档案中（“边界”卷）。另有一篇从方法论上看比较重要的论文，即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边界与政治社会空间的产生，关于边界的早期和现代政治—社会史》载贝恩德·维斯布罗德（Bernd Weisbrod）（主编），汉诺威，1993年，第195—207页。汉斯·梅迪克此前不久曾责怪费弗尔对于边界的日常情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够重视。读完《莱茵河》之后，我们对于这一指责难以苟同。
[86] 此处指 1814年10月—1815年6月间欧洲多国参加的解决拿破仑帝国瓦解后诸多问题的会议。——译者
[87] 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从流放地逃出，返回法国重整旧部，6月22日在滑铁卢彻底溃败，其间共约一百天。——译者
[88] 直到不久之前，认真地罗列这些显得过于“法国化”的问题，在德国的历史学中还难以想象。此后出版了曼弗雷德·科尔特（Manfred Koltes）的著作《法兰克王国和普鲁士之间的莱茵兰，普鲁士统治期间（1814—1822）延续性和变化研究》，科隆，1992；他首次以文献为依据，考察了莱茵兰地区的亲法和反普情绪。
[89] 例如，费弗尔对博尼法斯的描绘是：在英国式的仇视不正规的分为钟成长的一本正经的英国人，又如，他对农民和下层民众含有贬义的评述。还有他对法国军队、罗马军队和殖民政府的大题相同的评价，如今，这些评价提出了问题，说明作者把它们与法兰西殖民帝国相提并论。
[90] 在这一点上，费弗尔的坚实依据是以加斯东·泽勒（Gaston Zeller）坚实的著作《梅斯重归法国（1552—1648）》，2卷，巴黎，1926，费弗尔批评此书仅从外交史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对其社会面貌有所忽略（《近代历史评论》，3，1928，第41—47页。）还可参阅：泽勒对边界政治史的总体介绍《一千年来的法国与德国》，巴黎，1932；斯特拉斯堡的历史学家菲里克斯·蓬泰伊（Félix Ponteil）的《阿尔萨斯简史》，斯特拉斯堡，1937。皮特·萨林斯（Peter Sahlins）新近对“天然边界”的讨论撰写了一篇综述《重新审视天然边界：17世纪以来的法国边界》，载《美国历史评论》，95，1990，第1423—1451页。
[91]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是公元718至1492年间，位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各国逐渐战胜南部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运动。——译者
[92] 参阅费弗尔为《法国百科全书》第七卷所写的序言，1936，第3—12页。他在这篇序言中把人种观念比作“浪漫主义的神话”和“血腥的宠儿”。在他的“地球与人类进化”（参见注释）和其它课程中，他一再谈及这个问题。
[93] 1932年4月22日信件，见莱昂（主编）《 “年鉴派”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致亨利·皮雷纳的信件（1021—19335）》，第143页。
[94] 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尔（Gottfried Pfeifer）发表在《莱茵季刊》上的文章，6，1936，第96页。
[95] 费弗尔：《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观》，巴黎，1968（第一版于1942年发行），第19页。
[9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经就详尽的脚注是否体现了某些“德国”风格这个问题，打了一场认真的笔仗。许多“法国式”的史学著作随后放弃了添加脚注的做法。费弗尔却不以为然，并请读者参阅“叛国者”卡米伊·茹里安，原来，这位史学家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添加了许多脚注。（《战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载《历史综合评论》，34，1922，第127页及以下）。
[97] 第一版，第120页。
[98] 第一版，第120页。
[99] 居斯蒂纳（Philippe Custine，1740—1793）法国将军，1792年率领莱茵军团，先后攻占沃尔姆斯、美因茨、法兰克福等德国城市，后被布伦威克率领的反法联军击退。——译者
[100] 费弗尔深知，法国对于莱茵河国家的具体研究远不如德国，所以，他以《法国百科全书》集体研究委员会主席身份于1935年提出建议，开展一场调查研究，其规模应与德国的同一项目相当。参阅安德烈·瓦拉尼亚克（André Varagnac）的报告《在法国进行的集体研究的若干成果，莱茵河之路与莱茵兰各国》，载《综合评论》11，1936，第83—87页。关于此次调查的背景，参阅蒂费纳·巴泰勒米（Tiphaine Barthelémy）和弗洛朗斯·韦伯（Florence Weber）（主编）《一览无遗的乡间——30年代法国农村一瞥》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1989，第227页及以下。
[101] 请看阿尔萨斯兴业银行行长勒内·德布里在写给费弗尔的信中所说：“你的书是写给历史学家和学者看的，你唯一的期待就是他们的佳评。然而，你的笔力如此强劲，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动，以至于我这个莱茵兰商人，虽然仅仅只把利润抛诸脑后的瞬间用来拜读大作，却居然也被你书中那些勾起思绪的图景所感动，所吸引，并为之着迷。”（1931年7月15日，阿尔萨斯兴业银行档案）。
[102] 马克·布洛赫：《中世纪德国史》，载《历史评论》，169卷，1932，第615—655页。本文此处所述内容部分见于618—620页。以下引文同此。
[103] 马克·布洛赫，亨利·博理格：《莱茵河》，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5卷，1933，第83—96页（参阅本文注释）。
[104] 马克·布洛赫，亨利·博理格：《莱茵河》，第83页。
[105] 马克·布洛赫：《莱茵河》，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第7卷，1935，第505—506页。参阅布洛赫1935年4月15日致费弗尔的信件，信中写道：“无论对于‘家’，对于德芒戎或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别让此书悄无声息为好。”（国家档案馆，马克·布洛赫挡）。
[106] 参见《阿尔萨斯书目》，5卷，1931—1933， 第26页及以下；加斯东·泽勒《一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眼中的莱茵河》，载《阿尔萨斯评论》，86卷，1935，第47—66页；保罗·勒约（Paul Leuillot）发表在《公共教育历史和地理教师协会通报》的文章，26卷，1935，85期，第99—201页；埃内斯特·托内拉（Ernest Tonnelat）《莱茵河》，载《现代语言》，30卷，1935，7月，第1—4页。亨利·奥赛尔（Henri Hauser）发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文章，49卷，1935，第1425—1426页。
[107] 莱昂·卡昂的文章刊登在《近代史评论》，10卷，1935，第283—285页。
[108] 《地理评论》（Geographical Journal），86卷，1935，第176—177页；《地理评论》（Geographical Rerview），26卷，1936，第171—172页；《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rical Review），41，1936，第565—566页。盎格鲁—萨克森的公众（因而不只是学者专家）对费弗尔早已相当熟悉，他的地理学著作不久之前刚刚被译成英文，书名为《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他的《路德》也于1929年出版了英译本。
[109] 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尔发表在《莱茵季刊》上的文章，第95—101页（参阅本文注释）。以下引文同。普法伊弗尔（1901—1985），师从地理学家莱奥·韦贝尔（Leo Waibel），曾任教于波恩大学，任地理讲座讲师，1933年被纳粹驱逐出境。1737年在波恩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内容为北加州农业问题（参阅《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对这篇博士论文的评论，10卷，1938，第272页）。1941年，普法伊弗尔成为汉堡大学非常任教授，此后于1949年担任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
[110] 这个概念是柏林地理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制造的，发表在他那篇关键性的论文《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观念中的领土》中，载卡尔（Karl）、洛施（Loech）（主编）《来自人群的人民》，1卷，布雷斯劳，1925，第62—73页。将此说用于西部边界的实例，参阅威廉·弗尔茨（Wilhelm Volz）《西德人民的土地，论西方国家的问题》，布雷斯劳，1925。关于此类研究的成果及其研究机构，参见注释。
[111] 弗兰茨·佩特里（Franz Petri）：《边界问题在西方》，载《德国史学季刊》11，1935，（1936年出版），563页。保罗·文策克（Paul Wentzcke，1879—1960）发表在《历史学报》160期上的文章，161—162页。弗兰茨·佩特里（1903—1993）是波恩学派的弗兰德尔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管在被占领的比利时推行纳粹文化政策。保罗·文策克起初是斯特拉斯堡的档案管理员，后来担任杜塞尔多夫档案馆馆长，1935年起任第三帝国阿尔萨斯—洛林科研所所长。他出版了多种以《为莱茵河而战》为主题的著作；二战期间，他主管隶属于党卫军帝国安全总部的西方出版署。
[112] 《历史学报》（参见注释），下注同。
[113] 外交部政治档案，波恩，第60274、62167—62170页。下面引文的出处同此。
[114] 弗里德里希·梅茨（1890—1969）起初担任设在莱比锡的德意志文化与民族研究基金会秘书，后来在因斯布鲁克、埃朗根和布赖斯高的弗赖堡讲授地理学，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他主持阿勒曼尼语研究所（阿勒曼尼语包括一系列方言，与巴伐利亚─奥地利语（Bairisch-?sterreichisch）同属上德意志语（Oberdeutsch）。“阿勒曼尼语”原指阿勒曼尼人的语言，阿勒曼尼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列支敦士登人（Liechtensteiner）即其后裔。——译者）并于1936年担任该校校长。
[115] 施泰因巴赫本人也在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探讨导致法德两国历史学家对立的分歧。
[116] 一个名为“法国东部边界和德国西部问题研究委员会”的组织，当年出版一份杂志，名叫《莱茵兰札记》。这份期刊的总编辑费尔南·吕利耶（Fernand l'Huillier）曾是费弗尔的学生，他大张旗鼓推荐老师的著作《莱茵河》（该杂志1945年3月号。第7页）。
[117] 米勒（参见注释）所编书目的212页显然有误，《莱茵河》并未于1967年再版。
[118] 斯特拉斯堡的地理学家艾蒂安·朱利亚尔（Etienne Julliard）对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这部著作赞不绝口，他自己的作品《欧洲的莱茵兰——一个广阔地带的地理》，巴黎，1968，堪称成功地重提费弗尔曾经论述的问题的第一部著作。
[119] 雅克·勒高夫为让—克洛德·施密特的《异端之死——14、15世纪上莱茵河地区在不愿发愿的修女面前的教会和教士》，巴黎，1978，第6页。参阅克里茨多夫·鲍米安（Krysztof Pomian）《‘年鉴’时刻，土地、人与世界》，见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记忆之地》，2卷，巴黎，1986，第377—429页。
[120] 参阅亨利·博理格《吕西安·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载《斯特拉斯堡文学院通报》，36卷，1957，第169—184页。菲利普·多兰热（Philippe Dollinger）《吕西安·费弗尔与阿尔萨斯史》，同上，第193—196页。
[121] 参阅上注，又见注释。
[122] 费弗尔《国务活动家的是与不是》，载A.B. 迪夫（A.B.Duff）、F.加利（F. Galy）（主编）《国务活动家》，3卷，巴黎，1936，第703—723页，此处引语见于第719—720页。
[123] 吕西安·费弗尔《关于莱茵河经济史的若干思考》，载《为纪念斯特拉斯堡商会和工业150周年而出版的斯特拉斯堡研究》，1953 ，第17—26页。与此同时，费弗尔在他的《致菲利普·多兰热的信—序》中也谈到了同一问题，载《数百年间的阿尔萨斯与瑞士》，巴黎，1952，第11—20页。
[124] 参阅由费弗尔执笔刊登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的德芒戎讣告，3卷，1941，第81—89页；后来收入《为历史而战》（参阅本文注释），第381—386页。费弗尔在文中赞扬了德芒戎对《莱茵河》一书所作的贡献。
[125] 参阅皮特·舒特勒《心态、意识形态、话语，关于‘第三层’的社会于历史主题化》，载阿尔夫·吕德克（主编）《日常史》，巴黎，人文科学出版社，1994，第71页，尤其是第73页及其以后多页。
[126] 罗贝尔·曼代：《德国与德国人》，1卷，巴黎，1948，第165页及以下多页。费弗尔把此书视为《论20世纪的德国》，（AESC，5卷，1950，第272—277页）。
[127] 哈布斯堡的奥托（Otto de Habsbourg， 1912—），前奥地利大公，社会活动家，用德文和法文撰写了许多有关洛林地区的文章。——译者
[128] 参阅理查德·法贝尔（Richard Faber）《西欧的长期政治斗争》，希尔德斯海姆，1979，第150页及以下多页。此外，莱茵兰诸国的欧洲使命和查理曼的实例，也被纳粹利用来动员西欧居民对付“布尔什维主义”。
[129] 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诗人、作家和国务活动家。——译者
[130] 参阅让·迪蒙（Jean Dumont）《莱茵河，西方的尼罗河》，巴黎，1964。书中没有提到费弗尔的这部著作，保罗·勒约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指明了此事（AESC，2卷，1947，第377页）。
[131] 德芒戎《欧洲联盟、欧洲联邦或地区谅解的地理条件》，载《经济与社会史年鉴》，4卷，1932，第433—451页。
[132]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马尔林·韦塞尔（Marleen Wessel）《吕西安·费弗尔与欧洲》，载《欧洲研究手册》，4卷，1991，第203—216页。
[133] 重点参阅朱利亚尔（本文注释），同时参阅皮埃尔·艾索贝里（Pierre Ay?oberry）、马克· 菲洛（Marc Ferro） （主编）《莱茵河史》，巴黎，1981；汉斯·博尔特（Hans Boldt）（主编）《莱茵河，欧洲一条大河的神话画与现实》，科隆，1988；贝尔纳·勒福尔（Bernard Lefort）《莱茵河——欧洲的记忆》，巴黎，1992；霍斯特·约翰内斯·蒂默斯（Horst Johannes Tümmers）《莱茵河，欧洲的河流及其历史》，慕尼黑，1994。近几年举行了多次展览会，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莱茵河秀丽的景色，而且能得到丰富的书目：理查德·加桑（Richard Gassen）、伯恩哈特·霍莱采克（Bernhad Holeczek）（主编）《莱茵河神话》，3卷，路德维希港，1992；克劳斯·霍奈夫（Klaus Honnef）（主编）《莱茵河的魅力—发现莱茵兰的景色》，慕尼黑，1992。
[134] 例如可以参阅克劳迪亚·乌布里希（Klaudia Ulbrich）关于萨尔的著作《莱茵河边界，反抗与法国大革命》，载福尔克尔·勒德尔（Volker R?del）（主编）《法国大革命与上莱茵河——1789—1798》，锡格马林根，1991，第223—244页；《边境是一个机会吗？评法国大革命前夕萨尔—洛林—卢森堡等地区帝国边界的重要意义》载阿尔诺·皮尔格拉姆（Arno Pilgram）（主编）：《边界开放，移民，犯罪》，巴登巴登，1993，第139—146页；弗兰茨·伊尔希格勒（Franz Irsigler）关于法尔茨—卢森堡地区的著作《边界政策对移民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载《移民研究》，9卷，1991，第9—23页；皮特·萨赫林斯（Peter Sahlins）关于鲁西永和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脉边界的研究《边界，法国与西班牙的比利牛斯边界的形成》，伯克利，加州，1989。关于边界史思考的重要性，参阅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边界与边界—历史学研究对象》，载《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边界与人群》罗马—马德里，1992，第9—17页。此外还可参阅汉斯·梅迪克的文章（本文注释）
[135] 布格河（le Boug），前苏联与波兰之间的界河。普鲁特河（le Prout），前苏联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界河。德里纳河（la Drina），前波黑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界河。——译者
1935年版序言
“把当代的一切观念应用于久远的古代，
这是最容易产生错误的根源。”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