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变化——吉贝林派被召回——佛罗伦萨政体的新形式——成立执政团——战胜阿雷廷人——选出正义旗手——第一位正义旗手乌巴尔多·鲁弗利——贾诺·德拉·贝拉——他倡议进行的新改革——贾诺·德拉·贝拉自愿流放——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动乱平息——政府改组——公共建筑——城邦繁荣。
佛罗伦萨这时的景况很不幸。圭尔夫派各大家族已极骄横，对官员的权力他们全不放在眼里。因此天天都有凶杀或其他暴行发生；在这一位或那一位贵族庇护下，行凶犯罪者得以逍遥法外。平民领袖们为了制止这种无法无天的横暴行径，决定把被放逐的人们召回城里，以便使教皇代表有机会促成全城统一。吉贝林派回来之后，由过去的十二位长官增加到十四位，两派各出七位，都由教皇指定，任期一年。佛罗伦萨人在这个政府下生活了两年。直到马丁教皇即位，又把全部权力交回原先被尼古拉剥夺了权力的查理。因此，托斯卡纳的党派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佛罗伦萨人拿起武器反对代表皇帝的统治者；而且为了剥夺吉贝林派的权力和限制贵族，他们又成立新形式的政府。这事发生于1282年。各行会因为有合法委任的官长和上边发下来的旗帜，势力早已很大，这时就以他们自己的权威发布命令：取消十四公民执政的制度，推举三位称为“长官”的人掌握共和政权，任期两个月，人选来自贵族或平民皆可。第一届任满后，人数增至六位，以便使全城六个区每区能出一位。这个数目一直保持到1342年，那时全城改划为四区，长官增至八人，在过渡期间有时曾增至十二人。
这个政府促成贵族的毁灭，这事下文即将谈到。这是因为平民提出各种理由，不许贵族参加政府，随即无所顾忌地践踏他们。最初贵族由于内部分裂，未作任何抵抗；他们一个个只顾夺取别人在城邦的势力，结果大家都丢掉势力。人们还为这个政府修建宫殿，准备让执政者长期在里边居住，一切必要的官员也都委派妥当。按过去习惯，各种会议和官吏集会都是在教堂里。这些执政者起初只被称为“长官”，后来为了突出他们的优越地位，又采用“执政”或“首长”这个称号。在一段时期，佛罗伦萨保持内部平静。在这期间，因为阿雷廷人驱逐圭尔夫派，他们曾出兵攻打阿雷廷人，在坎帕尔迪诺一仗大获全胜。佛罗伦萨日益富裕，人口大增。他们认为最好是扩建城墙，后来一直扩展到像现在这么大的范围，过去它的直径只有从老桥到圣洛伦佐教堂那么长。
对外战争和内部和平使圭尔夫和吉贝林两派之争几乎完全消失。偶尔出现的党派情绪似乎只存在于较高阶级和平民之间，这在各个城市都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平民希望按法律规定办事，而上层阶级则不同，它本身就是平民的统治者；这两种人完全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当吉贝林派造成的恐怖使大家都循规蹈矩时，这种不和没有表现出来；一旦吉贝林派被压服，这个矛盾立即暴发：每天总有若干平民受到损害，而法律又无力加以纠正；因为每个贵族都有亲戚朋友保护，以对付“长官”或首长的力量。为了纠正这种祸害，各行会的首领下令：每届执政团就职时，必须从平民中推举一位正义旗手，并拨出一千名武装人员归他调遣。这一千人分为二十个连队，每队五十人；还规定：不论何时，只要执政官们或首长发出号令，正义旗手就要带着他的旗帜和兵员去强制执行法律。第一位被选出担任这一要职的是乌巴尔多·鲁弗利。这个人把大旗展开，消灭了加莱蒂家族，因为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在法国杀害了佛罗伦萨一位平民。贵族内部剧烈地互相倾轧敌对使得各行会轻而易举地就制订了这项法律。贵族刚刚看到针对他们自己的这项条例制订出来，立刻就体会到推行这一法律的厉害精神。开始时他们极感恐怖。但不久之后，他们往日一贯的骄横就又抬头。因为他们自己人当中总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参加执政团，这就使他们有各种机会阻挠正义旗手，使他不能执行他的职责。此外，原告还必须为自己所受伤害找到证人，但谁都不敢充当反对贵族的证人。因此，不久之后，佛罗伦萨又像以前一样陷入混乱之中，施加在平民头上的暴政和过去同样严重。因为对案件的判决不是受阻就是拖延，判决也不能执行。
在这种不幸的情况下，平民不知如何是好。出身于高贵家庭的一位热爱自由的名叫贾诺·德拉·贝拉的，鼓励各行会的领导人修改城邦的体制。在他的建议下，规定正义旗手和长官应住在一起，并统率四千武装部队；他们还剥夺贵族参加执政团的权力；对同谋者和主犯判同样的罪，并规定公众的告发就可以当作证据。这些法律定名为公正条例。平民靠这些法令取得很大势力，而贾诺·德拉·贝拉却因此给自己招来不少麻烦。他破坏大人物的权力，因而遭到他们切齿痛恨；平民当中较为富裕的人也认为他权力太大因而嫉妒他。这一点在遇到第一个事例时就充分表现出来。
有一次，在一场骚乱中有一个属于平民阶级的人被杀害。这件事是几个贵族一起干的，其中有一个叫科尔索·多纳蒂。因为在他们这伙人当中，他冲在最前，于是就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被人民首长逮捕。但不久之后又宣布无罪。这可能是他真的无罪，也可能是首长不敢判他的刑。这样宣判无罪激起群众极大不满。他们都拿起武器冲到贾诺·德拉·贝拉的住处，要求他强制执行他亲手制订的法律。贾诺是希望科尔索受到惩罚的。许多人认为他应当坚持叫平民放下武器，但他并不同意这么办，而是劝他们到执政团去控诉，要求执政团考虑解决。平民认为自己受了首长的污辱，也被贾诺·德拉·贝拉遗弃，因而怒火万丈。他们不去执政团，而是进入首长的宫殿，占据并抢劫了宫殿。
这一暴行激起全城的公愤。那些打算毁灭贾诺的人们就把罪过完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由于新的一届执政团中有一位执政是他的仇人，向首长控告他，说他就是这次暴乱的主谋。在这一案件正在进行审理中，平民又拿起武器主动到他的住处保护他，以防执政团和他的敌人对他进行伤害。不过，贾诺并不想考验这爆发出来的民众爱戴之情；也不想把自己的生命委诸官吏保护，因为他害怕官吏阴险狠毒，又怕平民动摇不稳。于是，为了消除他的敌人伤害他的借口，也为了使他的朋友们不致触犯法律，他决定一走了事，把国人从对他的担惊害怕中解脱出来。于是，他就离开他曾亲自出力并冒着生命危险从豪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城市，成为一位自愿被放逐的人。
贾诺·德拉·贝拉离开佛罗伦萨之后，贵族就又产生希望，认为可以恢复他们的统治权了。他们认为：他们过去的不幸是内部分裂造成。于是就从他们当中派两位代表到执政团，请求把那些针对他们制订的过于苛刻的法律修改得缓和一些，因为他们认为执政团偏袒他们。但他们的要求刚一传开，立即激起平民的愤怒，因为平民深恐各位执政屈从贵族。就这样，贵族的愿望和平民的猜忌已无法调和，于是只有诉诸武力。贵族集中在三个地点：圣约翰教堂附近，新市场和莫齐广场；分别由下列三位领袖率领：福雷塞·阿迪马里、万尼·德·莫齐和杰里·斯皮尼。成千上万的平民高举自己的旗帜，聚集在执政团宫殿前边（当时宫殿就在圣普罗科洛教堂附近）。因为他们怀疑执政团不忠，就另派六名公民参加进去和他们一起掌管政务。
双方正在准备格斗，有几个人（其中贵族和平民都有）在几位受人尊敬的教士陪同下，混杂在双方的人群中进行游说，意欲促成和解。他们提醒贵族说：贵族之所以不但丧失权力而且又有法律制订出来对付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横行霸道、盛气凌人、作恶多端；过去他们由于心胸狭隘、倾轧不和而丧失的一切，现在企图用武力强行夺回，这很可能把国家毁灭，而且也会增加他们自己的处境的困难；应当记住：平民那方面，不论就人数、财富方面，还是就同仇敌忾方面说，都比贵族强得多；他们自以为是贵族，就应当凌驾于他人之上，但打起来，这一点却毫无用处，徒有虚名；完全不足以在这么多敌人面前保住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提醒平民：总想给人以最后一击，这不是智虑明达的做法；把人逼入绝境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人到了绝望的地步是会不顾一切的；还不应忘记：在战争中贵族也曾一再为国争光；因此，这样死逼他们是既不明智又不公正的；虽然贵族可以忍受失去最高统治权力的痛苦，但在现行的法律下，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从家乡赶走，这一点他们是无法忍受的。因此，最好还是把这些法律修改一下；而且，为了促使这样的好事能够实现，最好还是放下武器；不要倚仗自己人多，用战争试试自己的运气；因为以少胜多的事也是常见的。平民当中意见不统一，有的希望立即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确信迟早总要诉诸武力，与其拖延到敌人更壮大，还不如趁现在下手为强；假如把法律缓和一下就能使贵族满足的话，那他们倒是愿意照办，但贵族是如此高傲，非强力不足以使他们就范。另外一部分较爱好和平、脾气较好的人却认为把法律稍稍修改一下总比诉诸武力为好。这部分人的意见后来占了上风。于是就规定一条：除非有充足的证据，否则对贵族的一切控诉都不受理。
武器虽说已经放下，但双方仍旧疑虑重重，各自都以堡垒和精壮的战士加强自己的防御。平民改组政府，减少官员的数目。他们采取这个步骤，是因为他们发现从以曼奇尼、马加洛蒂、阿尔托维蒂、佩鲁齐和切尔雷塔尼等人为首的家族中委任的执政偏袒贵族。改组后的执政团的政体更加健全稳定。办完这件大事后，他们就为宫殿奠基。为了扩充广场，把原属乌贝尔蒂家族的几处住宅迁移了。也是在同一时期，他们开始修建公共监狱。这些建筑物几年的工夫就都落成。这是我们佛罗伦萨城前所未有的最繁荣昌盛的时代。全城的豪富和名人不可胜数。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人，在城内就有三万之多，在农村约有七万。整个托斯卡纳地区，或为臣属或为盟友，一概听命于佛罗伦萨。虽说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仍有某些嫌隙猜忌，但未曾招致任何恶果，全体市民一起过着和平统一的生活。这个和平统一的局面如果不是因为内争而再次遭到破坏的话，佛罗伦萨就不会再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了。它既不必害怕帝国，又不必顾虑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离开家乡的公民。佛罗伦萨以自己的力量就足以对付意大利所有城邦。不幸的是，外力未能造成的灾难，却由内争招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