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各共和国内部不和——罗马的和佛罗伦萨的内部不和对比——里奇和阿尔比齐两家族之间的仇恨——乌古乔内·德·里奇为了伤害阿尔比齐家族，设法恢复反对吉贝林派的旧法律——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反而从中得利——“告诫”的起因和引起的纷乱——乌古乔内·德·里奇缓和对他人的侵犯——困难的增加——公民集会——他们向执政团进言——执政团尽力救治灾祸。
由于贵族企图发号施令、平民阶级不愿服从，很自然地引起严重的互相敌对，这就是各城邦大部分纠纷产生的根源。由于两个阶级这种心意不同，干扰各共和国的所有其他祸患也无不由此产生。这个问题使罗马不能统一。如果允许我以小比大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使佛罗伦萨分裂的原因。不过，同样的问题在每个城市产生的后果却很不一样。在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进行斗争的时候，它的内部对立是刚刚开始；而在我们这个城市，公民之间的斗争却使对抗结束。在罗马是靠制定新的法律来结束争吵；在佛罗伦萨则是在使许多优秀人物死亡和被放逐之后斗争才算完结。罗马的对抗增强了它的军事威力；而佛罗伦萨的内部分裂却把它的军事效能销蚀殆尽。在罗马，在争执中形成不同的社会等级；在佛罗伦萨，敌对行动却消灭了原有阶级分野。之所以产生这些完全相反的后果，必然是由于这两个城市的平民抱有不同的目标。罗马平民竭力争取的是和贵族共享最高职位；而佛罗伦萨平民奋斗的目标却是要把贵族全部排除出最高职位。由于罗马平民的愿望比较合乎情理，他们并未对贵族进行特别的侮辱，从而在并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贵族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在某些有争执的问题上经过一些争论之后，双方同意制定法律；一方面使平民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贵族也可以继续享有尊严。
佛罗伦萨则不然，由于平民的要求既蛮横又不公平，贵族在绝望之下竭尽全力进行自卫，从而演成流血事件，随后许多公民还被放逐。事后制定的法律并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完全是有利于胜利者一方，还有一点也必须看到：罗马平民争取到的权力使他们的思想得到很大提高；因为平民和贵族都可以在国家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从而使贵族特有的优点对平民起到极其有益的影响。这样，由于城邦的长处得以发扬，罗马因此威望很高。
但在佛罗伦萨，因为平民成了胜利者，贵族被剥夺了参加政府的一切权利。他们为了重新取得一部分权利，必须不仅在外表上装作平民的样子，而且在言谈举止、思想认识、生活方式等等方面，也都要向平民看齐。因此，他们的纹章式样、家族名称等都改变了，使他们看起来属平民中人。他们原有的军事才干和豪放的感情随之也都化为乌有。由于平民本来就不具有这些特质，因而他们并不赏识这些东西。于是佛罗伦萨日益消沉，丧失体面。罗马贵族的美德后来蜕化堕落变成为傲慢狂妄；未过多久，公民就看到如果没有一位君主，国家大事就无法进行。而佛罗伦萨这时却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只要最高领导者有健全而明智的头脑，就满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很容易地把这个城邦捏塑成任何形状。这一点只要读者能仔细阅读本书上边一卷，就可以部分地觉察到了。
前边我们已经说明佛罗伦萨的起源，它的自由独立如何开始，分裂的原因是什么；而且已经把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派别斗争如何在雅典公爵的暴政之下停止，以及贵族如何随之毁灭等情形交代清楚。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公民和庶民之间的互相仇视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后果。
贵族既已被压倒，和米兰大主教之间的战争也已结束，看来佛罗伦萨已不存在任何纷争的因由了。但是，这个城邦的厄运和它那些有缺陷的法律规章，却又引起阿尔比齐和里奇这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从而再次使全城公民完全分裂，就像过去奔德尔蒙蒂和乌贝尔蒂两个家族或多纳蒂和切尔基两个家族曾经使全城彻底分裂那样。这时，教皇住在法国，皇帝住在德国。他们为了在意大利保持自己的势力，就把英格兰、荷兰、布列塔尼等地区的许许多多士兵派到我们这里。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外国士兵就被抛弃、领不到薪饷，但仍然留在我们这里。他们在某些冒险家的旗帜下结成匪帮，成群抢劫那些最无自卫准备的人们。在1353年，就有一股这样的匪兵，在普罗旺斯人雷亚尔阁下的指挥下窜入托斯卡纳境内。他的到来使意大利各城市都惊恐不安。佛罗伦萨人不只为全城的安全准备了武装力量，而且许多公民，其中包括阿尔比齐和里奇这两个家族，也都为了自卫武装起来。那时，这两个家族之间充满仇恨，双方都企图用战胜对方的办法取得共和国统治权。他们还未进行公开武装对抗，只是在某些政府机构和政务会议中互相争斗。正当全城都武装起来的时候，有一天在老市场有人争吵起来，就像这类事情往往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立刻招来许许多多的人。骚乱正在扩大，有人对里奇家族的人说阿尔比齐家族的人攻击了他们的党羽；又有人对阿尔比齐家族的人说里奇家族的人正在搜寻他们。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动起来。长官们毫无办法，只有尽力约束这两个家族，防止真的发生一场不幸，在这个问题上，虽说两个家族都没有错，祸事也尚未发生；但是，有人却故意制造谣言，说祸事已经发生了。这件显然是很小的事情，却更煽动起两派敌对情绪，使双方都下定决心更加卖力地扩大各自的追随者的队伍。至于官员们，自从贵族垮台之后，由于彼此之间这时已经完全平等，因而使长官们也比过去更受尊敬。因此，他们计划只用民政权威来平息这次骚乱。
我们以前曾提到，查理一世胜利之后，佛罗伦萨政府是由圭尔夫派组成的，从而使这一派取得压制吉贝林派的很大权柄。但时过境迁、情况千变万化以及后来出现的几次新的分裂，人们早已把过去的宗派情绪忘得一干二净；因而有许多老吉贝林派的后代现在正在政府中担任很高的官职。里奇家族的首领乌古乔内看出这个情况之后，就想方设法使往日反对吉贝林派的旧法律重新生效。许多人认为阿尔比齐家族就是老吉贝林派的后裔，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在阿雷佐发家的，很久以前就迁到佛罗伦萨来了。乌古乔内想用这个办法剥夺阿尔比齐家族参加政府的权利。因为按照原有法律规定，发现任何有吉贝林派血统的人在政府任职时，就要依法这样惩处。乌古乔内这个计划有人泄露给菲利波·德利·阿尔比齐的儿子皮埃罗。皮埃罗得悉后却决定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看得清楚，如果他表示反对，就等于立即宣布自己是个吉贝林派。因此，里奇家族野心勃勃地恢复这项旧法律以陷害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但未能毁坏他的声望，反而增加了他的势力。但恢复旧法这件事确实为许多其他坏事打下基础。一个共和国再没有比重订一项有关那久已烟消云散的往事的法律更为有害的了。皮埃罗既然支持恢复旧法，于是就使他的敌人特为他而设计的这块绊脚石变成他借以飞黄腾达的阶梯。因为，他使自己成为领导执行这项新法律的人，从而使自己威望日增，得到圭尔夫派的支持比谁都大。
因为找不到一个官员愿意去查出谁是吉贝林派，从而使这项重新生效的反吉贝林派的法律没起多大作用。于是就规定把查找吉贝林派的权力交付人民首长；并规定发现吉贝林派之后，就要通知并告诫他们不要在政府中担任任何官职；如果不服从告诫，就要受到惩处。因此，佛罗伦萨所有被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的人都被称为“受告诫者”。
人民首长不久胆子越来越大，不但对那些按规定应当告诫的人进行告诫，而且对那些流露一些贪婪或野心的人也予以告诫。自从1356年这项旧法重订直到1366年，已有两百名公民受到告诫。这样一来，各区区长和圭尔夫派的势力就日益强大。因为人人都怕受到告诫，只好奉承他们；特别要竭力奉承那些领袖人物，如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拉波·达·卡斯蒂利翁基奥和卡尔洛·斯特罗齐等。这种蛮横行径触怒许多人。但没有人像里奇家族那样特别感到受损害，因为他们明白这件事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也看到这种事情会招致共和国的毁灭，而且，和他们原来的意图完全相反，这件事结果却使他们的仇敌阿尔比齐家族壮大起来。
因此，乌古乔内·德·里奇，自己既是执政团成员之一，就决定把他亲自和朋友们发起的这件坏事结束；于是制定一项新法，规定在六名区长之外另推举三名（其中两名由小工匠行会选出）；还规定：任何当事人如披认定为吉贝林派、由人民首长公开宣布之前，必须得到特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二十四名圭尔夫派公民证实。这一规定当即削弱人民首长的权力，从而使告诫活动如果说不是完全搁置起来，至少也是大量减少了。但阿尔比齐和里奇两派仍然在互相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在制定什么法律、进行什么研究、打算如何行动等等。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判定这些活动是否得当，而是因为仇视搞起这些事情的那些发起人。
从1366到1371年，岁月就是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度过的。在这期间，圭尔夫派又占优势。奔德尔蒙蒂家族有一位名叫本基的人，曾在对比萨的战争中立过功；虽然他是贵族家庭出身，但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就把他算作平民的一员，从而使他有资格在执政团中任职。但正当他马上就要和其他执政一起就职的时候，人们却又制定一条法律，规定凡是从贵族转为平民阶级的人都不能在执政团中任职。这件事使本基十分恼火。于是他就和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串通一气，决定用告诫这个手段压制平民派中势力较小的人物，从而控制政府。由于本基和旧日的贵族利害一致，而皮埃罗又和绝大多数有势力的公民关系密切，从而使圭尔夫派的势力恢复优势。他们还在各区实行新改革，改变了行政机构，从而使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一些人民首长和那二十四位公民的职位。然后他们就重新开始告诫活动，比过去搞得更大胆。阿尔比齐家族因为是这一派的首领，所以他们的势力强大。
作为另一方的里奇家族则拼命使劲地反对他们这一计谋。于是全城又是一片不安气氛，害怕两派可能招致全城的毁灭。因此，许多公民出于爱国心，就在圣皮埃罗·斯卡尔拉焦教堂集会，费了很长时间讨论当前存在的混乱之后，就一起去谒见诸执政。他们当中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向执政团进言如下：
“诸位尊敬的执政阁下，如果不是公家召集我们，即便是为了商量公众的事情，我们本来也不敢聚集在一起开会，因为我们恐怕人家会说我们冒昧放肆，或斥责我们有野心。不过因为我们看见每天都有许多公民在宫殿的大厅和前厅里集会，而且并不是为了办什么对公家有益的事，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因此，我们认为，既然他们为了毁灭共和国都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集合开会，那么我们为共和国的利益聚集一起就更不用担什么心了；也不需要顾虑他们对我们的集会有什么看法，因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他们是丝毫都不在意的。尊敬的诸位执政！我们的爱国心促使我们先聚在一起开会，又促使我们来到你们面前，把我们共和国目前已经十分严重而且还在日益恶化的苦难向各位谈谈；并表示愿意协助清除这些苦难。我们毫不怀疑，这件事情十分艰巨；不过，如果您各位能够把私心弃置一边，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威、动员公众的力量，我们相信事情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尊敬的执政们，意大利各城邦的腐败堕落已经传染了我们这个城市，而且正在使它进一步糜烂。因为，意大利在甩掉皇帝的枷锁的时候、各城市不再受任何强大的势力约束，但它们并不是像自由独立的人民那样，而是像一邦闹宗派的群氓那样来处理事务，因此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混乱和灾难。首先，公民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团结和友谊；只有那些为了祸国殃民共同作恶的人，才勾结在一起。由于对宗教的信仰、对上帝的敬畏心情都已消失殆尽，因而人们不论起誓或作什么许诺，早已成为空话，只是在对自己还有利的时候才遵守；起誓或许诺只不过是为进行欺骗而采取的手段；而且谁的狡计最灵、最有把握，谁就成为最受赞赏、最受尊敬的人。因此，坏人受到了那些高尚的人才应得到的称许；好人只被看作傻瓜一类。
“毫无疑问，在意大利各城市里聚集着的，不是易于堕落的就是使人堕落的人。年轻人无所事事，年长的荒淫无耻。男女老幼都充满卑鄙下流的恶习，就是好的法律，由于执行不当，也无力加以纠正。于是，市民贪婪之风很盛。他们热切追求的并非真正的荣誉；只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名位。从而产生相互间的仇恨、敌视、争吵和宗派倾轧。其结果是：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因为好人相信自己清白无辜，不像坏蛋那样用不法手段保全自身、升官发财；因而既不受尊敬、也无人拥护，终于为世人所忘却。
“世道如此，于是就出现结党营私。在野心和贪欲的驱使下，坏人趋之若鹜；好人无路可走，也只得随波逐流。眼看着这些宗派领头人和煽动家满口仁义道德、用花言巧语把他们那卑鄙龌龊的阴谋诡计神圣化，实在是最可悲的事！他们开口闭口离不开自由的字眼，但他们的行动却证明他们是自由的大敌。他们从胜利中希望得到的报酬并不是使城邦得到自由的那种光荣，而是在消灭了对手之后，由自己称王称霸的愿望得以如愿以偿。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干任何勾当都不觉得太不公正、太残忍、太贪婪。因此，他们所搞的一切法律与规章、战争与和平、条约与协定等等，都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或城邦的共同荣誉；仅仅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好处和便利。
“如果说别的城市也充满了这些混乱，那我们这个城市所受感染比其他城市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的法律规章、民事条例等等，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为一个自由城邦群众的利益而制定的，而是根据当时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帮派的愿望搞的。其结果必然是一派被赶走或派别被消灭之后，另一派又随即兴起。因为，一个城邦既然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派别的意图治理，那么，一旦一个派别处于统治一切的地位而又无人反对时，过不了多久它必然要分裂。因为它们开始时为保卫自己而采用的那些隐蔽的见不得人的手段，这时就不再能使他们自己保持统一。这个论点的真理已为我们这个城邦从古至今的种种倾轧不和的事实所证明。吉贝林派被毁灭之后，人人都以为圭尔夫派必然可以长期继续保持幸福并永远受人尊敬了。曾几何时，他们就又分裂成比安卡和内拉黑白两派。比安卡派被压下之后，这个城邦摆脱宗派斗争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或是为了支持被放逐的人们，或是由于贵族平民的敌对，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打内战。而且，真像是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用内部协调的办法保有的东西拱手送人那样，我们把我们珍贵的自主权先是委托给罗伯特国王，再是交给他的弟弟，然后又交给他的儿子，最后交给雅典公爵代为照管。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并未得到安宁，就好像某些人既不同意在自由中生活又不甘心当奴隶似的。当我们处在仍然应当效忠国王的情况之下时，我们竟然毫不犹豫地请来一位出生于阿戈比奥的最卑鄙可恶的人物来取代国王陛下；我们的法律规章的性质竟然使我们的内部分裂达到如此严重程度！
“为了我们这个城邦的声誉，雅典公爵这个名字本应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他那残忍暴虐的性格本来有可能把我们教育得更聪明一些，教训我们知道怎样做人。但他刚刚被赶跑，我们就又摆弄起自己的武器，这次内战打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凶猛、更充满仇恨。于是，往日的贵族被消灭，整个城邦归平民支配。大家都认为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争吵或党争的情况了，因为公认的形成这些坏事的根源的那些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容忍的野心已经被压制。可是，经验证明，人们的判断是多么容易犯错误；而且，即使是在和人们最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们的头脑中竟会形成多么虚假的印象！因为，我们发现贵族的骄横和野心并未死亡，只不过从他们身上转移到某些平民身上而已；这些人现在正在按照野心家一贯的行径，力图使自己成为共和国的主宰。他们很清楚，除了制造不和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机会取胜，于是就再一次把城邦分裂；使人们已经开始忘却的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这两个名称（但愿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这样的名称就好了！）又在我们耳边响起来。
“看来几乎是命里注定似的，为了使人类的事务不能安定持久，在所有共和国中，都有所谓‘致命的家族’，天生下来就是为了毁灭自己的国家。在这类害人虫当中，要算我们国家出产的这一窝儿最为繁荣兴旺。因为曾扰乱和折磨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许多家族。最初是奔德尔蒙蒂和乌贝尔蒂，接着又是多纳蒂和切尔基；而今天呢，啊，真荒谬！啊，想起来多么丢脸，里奇和阿尔比齐这两个家族，竟然又把我们这个城邦的全体公民引上歧路！
“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各位叙说我们这些腐败风气和从古至今一连串的分裂，并不是为了吓唬各位，而是为了把这些坏事的根源讲清楚，向你们提醒一下。我们是想表明：不只您各位无疑已体察到这些情形，我们这些人也经常记在心上；并且提醒各位，这些坏事造成的后果，不应当使您们对是否有力量压制当前混乱的问题缺乏信心。过去那些大家族势力很大，而且受到人们很高的尊重，因而只用公民的力量不用武力确实不足以压服他们；但今天，帝国已丧失它的权势，教皇也已不再是可怕的了，全意大利已成为完全平等的局面，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和其他共和国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共和国特别有可能（尽管我们过去所作所为乍一看似乎正好说明与此相反的道理）不但使本国保持统一，而且，只要你们执政团下定决心着手制定好的法律和民事规章，我们还是可以大有进步的。我们别无其他用意，纯是出于爱国心，最强烈地敦促各位行动起来。的确，全国的败坏是严重的；要纠正就需要极其审慎。但是，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因为时代变了，就使人们有合乎道理的根据希望，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的城邦就可以享有较好的命运。因为人们的恶毒是可以克服的；办法是压制野心，废除那些鼓动派别活动的人搞的那些法令条例，只采用那些能满足公民自由所要求的新原则取而代之。请相信，在法律的良好影响下，这些可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如果拖延不决，势必迫使人们拿起武器强制其实现。”
执政团鉴于形势的需要，他们本来也早已有所察觉，现在又受到这些进言者的忠告进一步鼓励，于是就作出决定：授权五十六名公民为城邦的安全制订法律。但事情往往是这样：大多数人只适宜于遵循已经开始执行的路线，而不善于找到针对当前形势适用的新方针。这几十位公民考虑的主要是消灭现有的派别斗争，而不是为了防止产生新宗派；结果这两个目标都未实现。建立新派别的便利条件并未铲除。因而从他们警惕防范的那些派系中，又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新派别兴起，从而使共和国陷于更大的危险中。这些受执政团委托的公民确曾剥夺了阿尔比齐和里奇两家族中各三名成员的一切官职，为期三年，但未剥夺他们在圭尔夫派内部的职务。这些被剥夺了官位的人们当中包括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和乌古乔内·德·里奇。他们还禁止公民们在宫殿里集会，只有在执政团开会期间才可以。还规定：如果有人挨了打、或被人霸占了财产，他就可以到政务会议上去控告犯罪者；即使被告是贵族，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所控情节经查证属实，被告则应受到通常的惩处。这一条款削弱了里奇家族的气焰，却增强了阿尔比齐家族的胆量。这是因为，虽然法律条文应用到他们两家身上是平等的，但里奇家族受到它的伤害却大得多。因为尽管皮埃罗已经从执政团宫殿中被排除出来，但他在圭尔夫派的会议厅里还是可以自由来去，因为他在那里掌握着最大的权力。假如说他和他的追随者原先就打算利用告诫这个手段的话，那么在这次受了打击之后，他们就更要加倍地这么干了。他们既已有意要干坏事，新的刺激因素更使他们的决心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