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兴衰——意大利政情——军事上的派别：斯福查派和布拉乔派——布拉乔派和斯福查派攻打教皇，教皇被罗马人放逐——教皇和米兰公爵之间的战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援助教皇——教皇和米兰公爵讲和——支持美第奇家族的一派的暴政。
可以看得出来，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的事情的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尽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落；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再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就是这样，由好逐渐变坏，然后又由坏变好。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治，治则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因此，圣明之士已觉察到：军事上取得辉煌成就之后接着才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年代；各城邦各地区的伟大的军人必然是在伟大哲人之前出现。武力既已夺得胜利、胜利又已赢得和平，只有无可厚非地耽迷于文字著作中最能软化昂扬的尚武精神；在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也只有懒散闲荡具有最大危险性和欺骗性。当雅典派哲学家戴奥哲尼斯和卡尔内阿德斯作为使节来到罗马元老院时，卡托 [1] 就已看出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他觉察到罗马青年如何热情地赞美他们、追随他们；他知道，这样华而不实、懒散闲荡，会给国家带来何等危害；于是他就制定一条法律：不准任何哲学家进入罗马。各地区由于这种原因遭到毁灭。人们从覆亡的苦难中吸取教训，变得聪明一些：如果不是被特别强大的力量所挫败，他们还会从乱中求治。这些原因使得意大利先是在古托斯卡纳人、后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轮番处于幸与不幸之中。虽说在罗马的废墟上后来从未产生过任何可以和它古代的辉煌成就比美的事情（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君主国治理下，或许有可能作出这样光辉的贡献），但在一些后来新兴起的城市和政府中却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富有英勇气概和才智的业绩；尽管没有一处地方曾经取得对所有其他地区的统治权，但在它们自己当中还是很好地保持了平衡并调节了关系，从而能使人们在自由中生活，并能抵御蛮族侵犯他们的国家。
在这些政府中，佛罗伦萨政府所辖地区虽小，但它的势力和权威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城邦。由于佛罗伦萨地处意大利中部、富饶而又有应急的准备，佛罗伦萨人既能抵御那些被认为有理由进攻他们的人，又能支持他们的盟国决定胜负。因此，即使没有出现过长期和平的年代，但由手这些政府的勇武功绩，各地区并未遭受战争灾难的破坏。虽说各城邦经常不断以武力互相攻打，因而使这种局面不能称为和平；但在这些武装冲突中，既无大批人死亡、又无很多城市被抢劫或统治权被推翻，因而也不能称为战争。这是因为，军事行动已落到这步田地，以致战争开始时无人害怕，继续进行也无危险，结束时无损失。在别的地区，军队的活力往往因长期的和平而丧失殆尽；在意大利则不然，是那些连绵不断、不足挂齿的武装冲突把它的军事力量耗费掉了。在我们即将说到的1434年至1494年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如何让蛮族再次侵入，如何再度被他们征服。我们意大利各位君主对内对外所作所为虽然比不上古人的品德高尚和伟大那样值得景仰，但是，他们的其他一些方面也许值得引起我们同样的注意；因为我们看到如此众多的生气蓬勃的人民如何受制于那些松懈混乱的武力。而且，如果说在我们详细记述这个被糟蹋的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件时，并无必要去描绘战士如何勇武、将军如何英明、公民如何爱国等等；但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这些君主、武士和各共和国的领导者，为了维护他们从来都不配得到的荣誉，如何利用诡计、欺骗和狡黠手段指导他们的行动。懂得这些，或许并不比学习古代史知识的用处小；这是因为，假如说学习古代史可以激发开明的头脑进行仿效；那么，了解近代这些事却可以使我们懂得应当避免和反对什么。
意大利被它的一些统治者糟蹋到这步田地，每当诸王公一致同意，和平得以恢复时，那些拥有武装部队的人们却很快又把它搅乱。因此，战争既不能赢得光荣，和平也不能带来安定。就是这样，1433年两国同盟和米兰公爵之间取得停战协议之后，一心要打仗的武夫却又把他们的矛头指向教会。当时在意大利有两股武装势力：一股是布拉乔派，一股是斯福查派。后者的首领是斯福查的儿子弗兰切斯科伯爵；前者的头目是尼科洛·皮奇尼诺和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几乎全意大利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结在他们这两派的旗帜之下，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在这两派当中，斯福查派声望最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伯爵本人勇武善战，一方面也是因为米兰公爵答应把他的私生女玛东娜·比安卡嫁给他；联姻的前景大大地加强了他的势力。伦巴第境内的和平实现之后，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这两股武装力量都向教皇尤金尼斯发动进攻。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攻打教会是因为老布拉乔一向与教会宿怨很深；伯爵攻打教会则是受到他个人野心的驱使。于是尼科洛攻打罗马；伯爵占领马尔凯区。
罗马人为了避免战祸，把教皇尤金尼斯从城内逐出。教皇历尽艰难逃了出来之后，来到佛罗伦萨。由于他已被各位君主弃置不顾（他们原来都已迫不及待地放下武器，这时谁都不想为教皇再拿起来），他看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急，于是就和伯爵达成协议，把马尔凯区的主权割让给他。虽说伯爵夺占马尔凯区这件事已是对教皇的伤害，但他竟然还要侮辱教皇：割让该地的协议签字后，他在那里写给他的代表的信中，曾按意大利习惯用拉丁文写道，“Ex Girfalco nostro Firmiano，invito Petro et Paulo．” [2] 而且，他得到割让地之后还不满足，坚持要委任他本人为教会执旗官，教皇也同意了。因为尤金尼斯极怕再打起仗来使他遭受危险，只好接受屈辱的和平。伯爵这样和教皇和解之后，就去攻打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历经好几个月，打了许多仗。这些战争给教皇和他的臣民造成的损失，比对交战双方造成的损失还大。最后，在米兰公爵的干预下，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作了安排，结果双方都成了教会领地上的君主。
在罗马熄灭的战火又在罗马尼阿点燃起来。这次战争是巴蒂斯塔·达·坎内托发动的。他在波洛尼亚杀害格里福尼家族的一些人，赶走教皇派驻该城的长官，并把反对他本人的那些人也一起放逐了。为了使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请求菲利波支援。教皇为了报仇，也请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出兵协助。双方都争得援军，于是不久之后在罗马尼阿境内就出现了两支大军对垒的局面。尼科洛·皮奇尼诺指挥公爵手下的部队；加塔梅拉塔和尼科洛·达·托伦蒂诺指挥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部队。两军在伊莫拉城附近遭遇，随即打了一仗；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联军被击溃。尼科洛·达·托伦蒂诺被俘后押往米兰，几天之后就死在那里。这可能是他因打了败仗伤心所致，也可能是被某种不正当的手段所害。
公爵在这次得胜之后，或许是因为近来打了许多仗已精疲力竭，或许是认为盟国吃败仗后不会急于再战，就不再追逐好运、扩大战果；从而给教皇和他的同盟者恢复元气的时间。于是他们就委任弗兰切斯科为部队指挥官，开始攻打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企图把他逐出教会领地，以便结束这场一开始就对教皇有利的战争。罗马人发现教皇得到如此庞大的军队的支持，就设法和他和解；和解达成后，允许他的代表进驻城内。在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占有的地方当中，有蒂沃利、蒙泰菲阿斯科内、卡斯泰洛城和阿斯切西。福尔泰布拉乔由于未能守住阵地，就逃到阿斯切西城里，被伯爵团团围住。尼科洛在城内顽强防守，看情况可能要使战争拖延很长；公爵认为必须防止盟国取胜，并说，如果此事不能成功，过不了多久他就不得不照顾自己的领土免遭攻占了。他决定把伯爵的围城部队引开，于是命令尼科洛·皮奇尼诺带领部队通过罗马尼阿开入托斯卡纳。盟国认为保卫托斯卡纳比夺占阿斯切西更为重要，就命令伯爵率军队前往阻止尼科洛通过。这时尼科洛已率领军队抵达富尔利。伯爵依照命令调动部队，开至切泽纳，留下他弟弟利昂内在马尔凯区进行的战争并守卫他自己的领土。正当尼科洛·皮奇尼诺企图通过、伯爵也正进行堵截之际，福尔泰布拉乔奋勇攻打利昂内，捉住他本人，打垮他的军队；并进一步扩大胜利战果，立即占领马尔凯区许多地方。这情况使伯爵极感为难，以为自己的领土已全部失陷；于是他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皮奇尼诺，自己带着其余人马追击福尔泰布拉乔，发动攻击后把他打败。福尔泰布拉乔在战斗中被俘，不久即因伤致死。这次胜利把被福尔泰布拉乔夺占的全部教会领地都收复交还教皇，并迫使米兰公爵求和；在费拉拉侯爵尼科洛·达·伊斯特的调停下签订和约：公爵把原先夺占教会的领地全部归还教会，把自己的部队撤回伦巴第。巴蒂斯塔·达·坎内托，像所有依靠别人的武力并在别人的认可下保持自己的政权的人们那样，在公爵的军队撤离罗马尼阿之后，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住波洛尼亚，只好逃走；他的敌党领袖安托尼奥·本蒂沃利则回到自己的国家掌政。
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科斯莫被放逐期间。科斯莫回到佛罗伦萨之后，那些曾出力把他弄回的人以及大批受过敌党伤害的人，一致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牢牢掌握政权。11至12月执政的那一届执政团，对上届执政团所做有利于他们这一派的那些事情还不满足，又把某些已被放逐的人的放逐地点作了更改并延长他们的放逐期限，另外又放逐了一批。除了这些坏事之外，还应看到：公民感到苦恼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受损失、亲人受害、私仇未报，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属的派别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假如在这些放逐处分之外再加上流血，这些惩罚也就和屋大维和苏拉 [3] 的迫害措施差不多了，而实际上他们也并非没有污点。例如，安托尼奥·迪·贝尔纳尔多·瓜达尼被判斩首，另外还有四个公民，其中包括扎诺比·德伊·贝尔夫拉泰利和科斯莫·巴尔巴多里，越过禁止他们越过的界线、逃到威尼斯；威尼斯人重视和科斯莫·德·美第奇的友谊胜于他们本身的荣誉，就把这四个人逮捕引渡给他，后来就受到卑鄙的处决。这些事情使他们那一派的势力大大增强；而他们的政敌看到如此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竟然对佛罗伦萨这样低声下气，因而十分惊恐。不过，据说威尼斯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科斯莫有多么深厚的友谊，只不过是为了在佛罗伦萨内部制造纠纷，用流血事件更十拿九稳地造成佛罗伦萨公民之间的分裂；因为威尼斯人很清楚：再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佛罗伦萨人的团结统一对威尼斯人的野心形成更大的障碍了。
城邦清除了自己的敌人或可疑的敌对分子之后，掌握政权的人们现在又开始采取措施加强自己这一派：他们向那些能为他们效劳的人们施加恩惠；于是，被上届政府放逐的阿尔贝尔蒂家族和所有其他被放逐者都被召回。除少数例外，所有贵族都被贬为平民；被放逐者的财产在他们自己人当中均分，每人只交纳少量谢礼。然后用新法律和附加条款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拟订新的抽签选举办法，把敌对分子的名条从选举袋中抽出，把自己朋友的名条放进去。他们还从敌人的毁灭中得到经验教训，考虑到政府中重要职位的人选如果只凭抽签决定，就不能确保政府稳定；于是就决定执掌生杀大权的职位永远只能从他们这一派的领袖当中推选；决定由“阿科皮阿托里”——为实行新选举办法的抽签选举而选出来的人——和即将退职的执政团成员共同推举新官员。他们赋予八名近卫处决犯人的权力；规定被放逐者放逐期满后，除非得到执政团成员和同僚共三十七人中三十四个人的同意，否则一律不予召回；还规定：与被放逐者书信来往都算非法行为；对当权的一派的任何冒犯，即使是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概严惩不贷；如果佛罗伦萨还有上述各项规定都未能触及的任何可疑分子，就对他们课以重税。就这样，在很短时期中，他们就把敌对分子不是放逐就是搜刮得穷困不堪；从而在政府中牢牢掌握大权。为了使本城邦不致缺少外援、也为了使其他城邦得不到外援用以反对佛罗伦萨，他们就和教皇、威尼斯以及米兰公爵签订攻守同盟条约。
[1] 卡托（公元前234年—前149年），罗马政治家、将军、作家，注重提倡正直、朴实的道德。——译者
[2] 意为“尽管不合彼得和保罗的心意，还是离开了我们的‘菲米阿奴斯大隼’。”“大隼”显系指教皇。——译者
[3] 渥大维（死于公元前87年），罗马执政官，苏拉的追随者。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是罗马大将，独裁者。曾发布很多“公敌宣言”迫害其政敌。——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