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其他各国政府和佛罗伦萨历史的关系——共和制国家常常不统一——有些分歧有害，有些则不然——佛罗伦萨内部分歧的性质——科斯莫·德·美第奇和内里·卡波尼以不同方式取得权势——政府官员选举的改革对科斯莫有利——身居要职的公民对选举改革不满——正义旗手卢卡·皮蒂以强力限制补充提名——卢卡·皮蒂和他的党羽骄横暴虐——皮蒂的官邸——科斯莫·德·美第奇之死——他的慷慨豁达和高兴——他的谦逊——他的智虑明达——他的一些话。
读者看了本书前一卷之后，可能认为我既然早已申明只写佛罗伦萨的情况，却把伦巴第和那不勒斯境内发生的事情说得太详尽了。既然我已未避免这种写法，今后我还是不想避免这类离题的话。因为虽然我并非必须叙述意大利各国情况，但忽略其中值得注意的事件却是不适当的。假如这些大事一概删除掉，不但使我这部历史将难以理解；而且读起来既不是很有教益，也不是很有趣的。因为佛罗伦萨不得不参加的那些战争多半都是由意大利其他城邦或君主的行动引起的；例如，昂儒的约翰和国王费兰多之间的战争，就曾使费兰多和佛罗伦萨人，特别是和美第奇家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敌视和仇恨情绪。国王抱怨在战争进行期间佛罗伦萨未曾给予援助，反而支援他的敌人；国王的愤怒引来了大祸——这件事读者以后将看到。我们在前文叙述国外发生的事件，已经讲到1463年；现在，为了使读者对本书关于当时国内事件的叙述清楚明了，有必要回溯一下几年前的那段时期的事。
不过，按惯例，我首先想谈谈对即将叙述的事情的一些看法。我认为，那些认为一个共和国会在目标方面保持完全一致的人们，是大大上当了。不错，有些分歧确实使共和国受害，但另一些分歧却对共和国有利。当分歧伴有党派斗争时，它就会危害国家；但当分歧并不夹有党派之争时，则将促使国家繁荣。既然不可能防止产生分歧，那么，一个共和国的立法者至少应当防止派别滋生。由此可见，公民取得名望和权势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从事公务，另一种是通过私人关系。前者如为国家打胜仗、夺取领土、细心而精明地完成出使任务、或提出明智的建议取得好结果等办法而获得权势；通过私人关系的办法有：给某些个人好处、在官员面前为他们辩护、以金钱支持他们、以不应得的名位抬举他们，或者用举办赛会和饮宴等办法笼络人心等等，这类办法滋生帮派；这样猎取权势对共和国是有害的，正如前一种为国家出力的办法——如果其中毫无派性的话——对国家是有益的。因为为国家办事是从公益出发，并非谋求个人私利。为国家办事虽然不能防止产生积年累月的不和；不过，如果背后并无帮派党羽为私利而支持这些人，他们就不致危害共和国，反而会为国家的兴旺作出贡献。这是因为，无论何人，只有在为共和国谋福利时才能取得荣誉，而且双方都在防止对方侵犯共和国的自由。
佛罗伦萨的内部分歧经常伴有党派之争，因此它一向是有害的。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只是在受到敌对的一派牵制时才能保持团结。一旦敌对的一派的势力被消灭，政府由于没有反对派的约束力量，无法无天，于是就分崩离析。科斯莫·德·美第奇的一派于1434年取得权势，但因受压制的反对派人数众多，而且其中又有几位是势力极大的人物，有所顾忌的情绪使他的一派还能保持团结，约束他们的行动不要超出温和适度的范围；未曾施行任何暴政，也未曾干过任何有意触怒群众的事。因此，无论何时，政府如为恢复或加强自己的势力而要求公民支持，公民们总是愿意满足它的要求。因此，从1434至1455这二十一年期间，公民曾六次授予这届政府以“巴利阿”大权。
我们常常提到，佛罗伦萨有两位势力很大的主要公民：一位是科斯莫·德·美第奇，另一位是内里·卡波尼。内里的势力是通过为国家效劳获得的，因此他有许多朋友，但很少结党。科斯莫则不同，他有办法利用公私两个方面，因此他不但有许多朋友，而且还有不少党羽。当他们二人都在世时，由于总是团结一致，因此，他们无论向人民要求什么，一向都能如愿，因为在他们身上民心和权力是一致的。但当1455年内里去世、反对派从而消失之后，政府感到在恢复其权威方面遇到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困难竟然都是科斯莫的私人朋友、也是城邦最有权势的人物造成的。因为既然不用担心反对派了，他们就急于要削弱科斯莫的权力。这种前恭后倨的态度就是1456年的不幸事件的肇端；于是，人们在审议委员会上公开劝告当权者不要恢复“巴利阿”的权威，而应当取消选举袋，改用早先规定的投票制，以抽签的办法任命官员。
为了制止这种意向，有两种办法可供科斯莫选用：一种是率领自己的党羽以强力独揽政权，把其他人赶出政府；另一种办法是听任事态自行发展，让他的朋友们看看他们并不能剥夺他的权力，反而使他们自己被剥夺了。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为他很清楚，无论如何，选举袋里总是装满他自己的朋友们的名字，因而他并不致冒任何风险，只要找到机会就能把政府操在自己手中。由于政府主要职位改由抽签决定，人民群众开始认为他们又恢复了自由，政府官员作出的决定应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不再受大人物偏见的影响了。与此同时，那些显贵的朋友则都受到贬抑。许多人家过去一向是追随者盈门、礼物堆积；如今则两者都消失了。原先很有势力的人物已被降低到和一向被他们认为下等的人们平等了。过去远在他们之下的那些人这时都和他们平起平坐，再也无人尊敬和服从他们。他们常受人奚落嘲弄。在大街上，不断听到人们毫无敬意地提到他们和共和国。因此，他们发现丢掉政权的并不是科斯莫而是他们自己。科斯莫表面上装作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人们不论提出任何有利于平民的提案，他总是第一个表示支持。但使高级阶层最为惊恐、同时也是最有利于科斯莫进行报复的时机，则是恢复1427年财产税（或称“卡塔斯托”）。这项收税法使个人纳税按祛律规定，而不是由一批任命来执行法令的人说了算数。
这项法律既已恢复，就设立一个官职来执行。显贵们就集合在一起去找科斯莫，恳求他把他们和他自己从庶民的权力之下解救出来；恳求他恢复曾经使他自己权力很大并使他们大家也受到尊重的那个政府的声望。他回答说，他很愿意依从他们的要求，不过他希望用正规的方式得到这样的法律，即是说要取得平民的同意，而不是靠强力；如果用强力，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于是他们就在各个政务会议上设法要成立新的一届“巴利阿”，但未能成功。这些显贵就这事又来找科斯莫，极其谦恭地恳求他召集平民开一次大会或武人集会；但他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希望让他们体会到他们犯的错误有多大。当在任上的正义旗手多纳托·科基未征得科斯莫同意就建议召开大会时，属于科斯莫一派的那些执政官对这个主意十分无情地予以嘲弄，使得这位正义旗手实际上神经错乱了，结果不得不辞职。
然而，科斯莫也不希望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当卢卡·皮蒂（一个大胆敢干的人）任正义旗手时，科斯莫就决定让他采取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步骤，但出了乱子就归罪于他，而不是科斯莫。于是卢卡刚刚就任，就多次向平民建议成立新的一届“巴利阿”；由于没有成功，他就用傲慢无礼的侮辱人的话要挟各政务会议的成员，随后又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在1458年8月间，圣洛伦佐节日前夕，事先在宫殿里部署了大批武装人员，然后在宫殿广场召集平民开大会，强迫群众同意采取一项他明知他们是反对的措施。重新掌权之后，就成立了新的一届“巴利阿”，按照少数几个人的意愿任命了各重要机构的官员；为了使他们用强力夺到手的政府能够开始施行恐怖统治，就把吉罗拉莫·马基雅维里以及其他一些人放逐，还撤掉许多人在政府中的荣誉职位。吉罗拉莫在越过了给他划定的界线之后，就被宣布为叛逆。他在意大利到处游说，想要鼓动各国君主反对他自己的国家；但他在卢尼贾纳时被人出卖，押回佛罗伦萨之后，在狱中被处死。
这一届政府在继续执政的八年期间多行暴虐，使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科斯莫这时已年老多病，不能像先前那样料理政务，于是佛罗伦萨就沦为它自己的少数官员的牺牲品。共和国为了报答卢卡·皮蒂的效劳，封他为骑士；他为了向尊奉他的人们表示同样的感激，就下令给至今一直被称为各行业“长官”的人们另一个头衔，称他们为“自由长官”，他们本来是不配称的。他还下令，过去的正义旗手一贯坐在诸教区长右侧，他本人以后应当坐在他们当中。并且，为了看起来似乎上帝也曾参与他们已完成的事业，就举行了公众游行，和庄严的礼拜式，为重掌政权向上帝谢恩。执政团和科斯莫都以丰厚礼物送给卢卡·皮蒂，所有的公民也都争相仿效；因而所赠金钱总数至少有两万达卡之多。就这样；他取得很大的权势；统治城邦的人已经不再是科斯莫，而是他自己了。他日益狂妄自大，开始修建两处极其豪华的大厦，一处在佛罗伦萨，另一处在鲁恰诺，相距约一英里；都是金碧辉煌，有如帝王宫殿。在城里的那一幢的规模，比前此任何私人建筑都宏伟。为了建成这两大邸宅，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不只是许多官员和私人都给他送礼、供给材料；甚至平民中各阶层群众也都纷纷捐输。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任何犯有杀人、盗窃或其他罪行应受法律制裁的亡命徒，只要能在这两处建筑的装饰和完工方面作出贡献，就可以安然避居在其院墙之内。其他官员，虽说不像他那样大兴土木，但其贪婪暴虐的行径也不在他以下。因此，如果说佛罗伦萨在这期间未曾遭受对外战争的蹂躏，它却饱尝了自己子孙的祸害。在这时期，发生了那不勒斯战争；教皇也在罗马尼阿开始反对马拉泰斯蒂家族的战争，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被他们占据着的里米诺和切泽纳。庇护二世担任教皇时期，就是在这些计划和想要组织一次反土耳其的十字军的意图中度过的。
佛罗伦萨继续处于分裂和动乱之中。由于上述原因，科斯莫一派于1455年开始发生倾轧不和；但也正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由于他精明审慎，还是使它平息下去了；但到1464年，他病情加重，后来就去世了。他的朋友和敌人一致为他的逝世而悲伤。他的政敌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他们看到甚至在科斯莫还活着的时候，公民们就贪得无厌；但只有科斯莫一个人还能对他们有所约束，使他们的暴政尚能为百姓所忍受；他们唯恐他一死，城邦就只有毁灭。他们对他儿子皮埃罗也不抱多大希望；皮埃罗人虽很好，但身体很差，又是新近才在政府任职，人们认为他会被迫退让；因此，在无人约束的情况下，那些官员的贪欲更将肆无忌惮。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对科斯莫之死，普遍感到哀悼。
在所有留名后世的人们当中，除军人外，科斯莫就算是最卓越最著名的一位了。他不但在财富和权威方面，而且在慷慨豁达、精明审慎等等方面，都超过和他同时代所有的人物。在使他成为本国的王公人物的那些品质当中，有一点就是他那超过任何人的高尚而慷慨大度的品质。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慷慨大方就看得更清楚了；当他儿子皮埃罗打算弄清楚他有多少财产时，就发现任何阶层的公民，都曾借过科斯莫大笔钱财。当科斯莫听说某些贵族处境困难，常常是不用请求，就主动救助他们摆脱困境。他修建的那些公共建筑就足以证明他如何高尚豪爽。在佛罗伦萨他修建了圣马可和圣洛伦佐等女修道院和教堂以及圣韦尔迪亚纳修道院；在菲埃索莱山区修建了圣吉罗拉莫教堂和修道院；在穆杰洛地区，他不但恢复而且还在原地基上重建了一座米诺里修士或众修士修道院。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在圣克罗切、塞尔维、阿尼约利和圣米尼阿托等教堂里，修建了华丽的礼拜堂和祭坛。除了修建上述这些大小教堂之外，他还为这些教堂提供礼拜用品、家具和做礼拜适用的器具等。除了这些神圣殿堂之外，还应提一下他的私邸：在佛罗伦萨有一处，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优美，是和他这样一位伟大的公民完全相称的。此外还有四处：一处在卡雷吉，一处在菲埃索莱，一处在卡法朱奥洛，一处在特雷比奥；其规模大小和豪华方面都堪与王宫媲美。他好像单单在意大利显示建筑的豪华堂皇还嫌不足，在耶路撒冷也修建了一所慈惠院，收容穷苦和患病的朝圣者。
虽然他那些府邸也和他的其他事业和行为那样，都有帝王气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是佛罗伦萨的主宰，但他的精明审慎却使他事事都有节制，他的日常生活从未超过相当好的中等适度的水平；他在言谈，对待仆从、行旅、生活方式、交往等等方面，处处都表现出公民的谦逊态度。这是因为，他深知经常炫耀讲排场会招人妒忌，而富而不夸却易于受人容忍。因此，在为他的两个儿子选择配偶时，他并未寻求和其他君主联姻；给乔万尼只不过娶了科尔内丽亚·德利·阿莱桑德里；给皮埃罗也只是娶了卢克蕾齐亚·德·托尔纳布奥尼；他把孙女儿（皮埃罗的女儿）比安卡嫁给古利埃尔莫·德·帕齐；把南尼娜嫁给贝尔纳尔多·鲁切拉伊。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熟谙治国安邦之道。因此，在时运如此变幻无常，在这样一个变动频繁的城邦里，他处于喜怒易变的人民中，竟然能掌握政权长达三十一年之久。这是因为他具有天赋出众的智虑明达，他早就预见到灾祸将降临，因而有机会或是避开灾祸、或是防止形成有害后果。这样，他以十分忠实的态度和巧妙的方式不但克服了家族内和国内人们的野心行动，而且还使许多君主的傲慢态度受挫，因而不论任何国家，只要和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结盟，就一定可以战胜他们的敌国或保持本国完整无损；而不论是谁，凡反对他的，则不是丢掉时机，就是损失金钱或领土。
关于这一点，威尼斯人的经历就足以证明。当他们和科斯莫结盟反对菲利波公爵时，就总是取胜；但当他们背离科斯莫之后，则总是被打败，先是被菲利波、后是被弗兰切斯科。当他们和阿尔方索联合起来反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时，科斯莫利用他自己的商业信用使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两国货币枯竭；使他们乐于接受科斯莫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以取得和平。不论在城邦内外，他对付任何困难总是能够取得好结果，而且往往既使自己增添荣光，又使对手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佛罗伦萨内部的倾轧不和加强了他对城邦的统治；对外战争则使他在国外扩大势力、提高威望。他把圣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蒙泰多利奥、卡森蒂诺和瓦尔迪巴尼约等地划入佛罗伦萨的版图。他的品德和幸运战胜所有的敌人，抬高他的朋友的地位。他出生于1389年科斯莫和达米阿诺二圣节。他曾被放逐、被监禁、并曾遇生命危险，这些都充分证明他的早年充满不幸；他曾和教皇约翰一起出席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教皇垮台后，他为了得救，不得不化装逃跑。但在四十岁以后，他就十分幸运了；不但那些协助他处理政务的人、而且那些遍布欧洲经营他的投机商业的代理人，也都分享他的昌隆成功。因此，许多巨额财富都渊源于佛罗伦萨各大家族，犹如渊源于托尔纳布奥尼、本奇、波尔蒂纳里和萨塞蒂等大家族那样。
除了这些人以外，凡是听他劝告和得到他的保护的人也都发了财。尽管他不断花钱修建教堂、举办慈善事业；但他有时还是向朋友抱怨自己，说上帝对自己太好了，自己却从来都没有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来为上帝办事足以报答上帝的恩典；由衷地说，自己已经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一切都无法与上帝给予的恩惠相比。他属于中等身材，橄榄色皮肤，面貌可敬；虽不博学，但口才出众，天赋本领极为高强；对朋友慷慨大方，对穷人仁慈；谈论内容广泛，提出意见却很审慎；讲话、答复严肃而机智。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被放逐初期，曾给他带话说，“母鸡已生蛋。”他回答说，“在离窝老远的地方生蛋，这是做恶。”其他一些反叛者让他知道，他们这些人“并非在做梦。”他说，“这一点我相信，因为我已经剥夺了你们的睡眠。”当教皇庇护二世正力促各国政府参加远征土耳其人的事业时，他说，“我是个老人，年轻人干的事我已经干过了。”当威尼斯使节随同国王阿尔方索的使节来佛罗伦萨对共和国发出抱怨时，他把帽子摘下来，问他们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他们说是“白的”，他回答道，“不错，不久之后，你们那些元老院议员的头就和我的一样白了。”在他临死前几小时，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把双眼合上，他说，“让眼睛挡住死亡到来。”他从放逐中归来之后，有些公民对他说，他是在损害城邦；还说，把这么多信教的人逐出城邦是对上帝的触犯；他回答说，“损害城邦总比毁灭城邦好些；用两码玫瑰色的布就可以打扮成一位绅士；领导一个政府总比玩一串念珠需要更大一些的本领。”他这些言论成了敌党人士诽谤他的话柄，说他爱自身甚于爱国家、留恋现世胜于憧憬天堂。他的话我们还可以引用许多。但因无此必要故而从略。
科斯莫是学者的朋友和保护人。阿尔吉里波洛是个希腊人，是当时学识最为渊博的人物之一，科斯莫把他请到佛罗伦萨给青年人教希腊文学。他在自己家里接待那位使柏拉图哲学复兴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1] ；由于很爱慕他，还在卡雷吉他的官邸附近送给这位学者一所住宅，使他钻研学问可以更方便一些、他自己也有机会享受和他交往之乐。他的智虑明达和巨大财富，对这二者的运用，还有他那优美的生活作风，使他在佛罗伦萨备受爱戴和尊敬；而且，不但在整个意大利，甚至在全欧洲的各国政府和君主那里，他都极受尊敬。这样，他就给自己的后代打下基础，使他们能够在品德方面比他不差，在财富方面还大大超过他。他们在佛罗伦萨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所享有的权威也并非平白无故得来的。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曾甚感痛苦。因为，在他的两个儿子皮埃罗和乔万尼当中，他寄予最大希望的乔万尼不幸早夭；而皮埃罗则虚弱多病，既不能处理公务，又不能照管家业。乔万尼死后，当他的侍从们把他从一间房子抬到另一间房子去的时候，他长叹一声对他们说道，“对这么小的一个家庭来说，这所房子实在太大了。”使他那伟大的心感到痛苦的另一件事就是他认为自己未能获取有价值的疆土，未能扩大佛罗伦萨的版图。使他更为痛心的是，他感到他受了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骗：在斯福查还是个伯爵时就曾答应他，说如果他当上米兰君主，就要为佛罗伦萨征服卢卡；但是，这是一个从未实现的计划。因为伯爵一当上公爵就改变主意：他决定在和平中享受用战争取得的势力，而不愿再去经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除非他自己的领土需要他这样做。
这件事就是使科斯莫极感苦恼的根源。他认为他为这位朋友花了很多钱、遭到很多麻烦，结果这个朋友却不讲信用、忘恩负义。由于身体虚弱多病，使他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处理公务又照管家业，只好眼看着家国日趋衰微，因为佛罗伦萨正在它自己的公民手中毁灭；他的家业也在他的代理人和子孙手中衰落。
情况虽说如此，科斯莫还算死于极为荣耀，极享盛名的时候。佛罗伦萨全城和基督教各国所有的君主都为失掉他向他儿子皮埃罗表示哀悼。他的葬礼是以最隆重最庄严的仪式进行的；全城男女老幼都为他送葬，一直把他的尸体送到圣洛伦佐教堂内他的墓地。在城邦政府的指令下，他的石碑上刻着“国父’字样。如果说我在描述科斯莫的一生时，用的不是一般历史撰写方法，而是在采用帝王本纪的体裁，那也不必奇怪；因为对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我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常的颂词。
[1] 费奇诺（Ficino，Marsilio，1433—1499年），意大利柏拉图主义者，生于佛罗伦萨，科斯莫·德·美第奇于1463年任命他为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主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