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一个外国人》，这是一本由匈牙利幽默作家乔治·迈克斯于1946年出版的书。
对英格兰的失望
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39年4月成为英国臣民，这之后不到5个月，英国就面临它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威胁正好来自西格蒙德的出生国。他加入英籍，也是很矛盾的。英国收留了他，册封了他，但在某种程度上总视他为外人，并视他为金融城俱乐部潜规则的破坏者。他选择了英国，但总认为它已过了巅峰状态，是一个否认其没落的帝国。正如我们已看到，当考虑移居何处时，他开始时倾向美国，而非英格兰。处于衰落过程中的英国具备“内心平静、大国风范、泰然处之”的特点，这些也许令人羡慕，但美国“更健康、更强大”。英国的君主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角色，沃伯格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当乔治六世登基时，沃伯格逃离伦敦，用他的话说，因为他“非常厌倦老一套的欧洲，并且厌倦我们周围非自然的惯例和义务”。沃伯格清楚地感到，他已迁居到一个腐朽的社会。
他对战争期间“英国人卓绝的勇气和纪律”印象深刻。他惊叹于英国人面对丧失亲人展现出的自控，那不是“由于缺乏感情，而是由于某种宗教的纪律，这种纪律让人能够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然而，这些优点被两个严重的缺点掩盖，第一个是长期的效率低下。从很早的阶段起，西格蒙德就非常怀疑被后来一代人所称的“英国权贵阶层”：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那种糟糕的类型，极度喜欢吹牛、摆架子，既不用智慧，也不用心，但他们只有一样资产，如果它能够算得上是一种资产的话，那就是正确的礼仪”。他在战时的日记里，多次严厉斥责“高层的意志力广泛瘫痪”。他抱怨道：“仍有太多‘朽木’混迹在各个政府部门、国有公司、重要工业公司、交通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生活的其他很多领域”。他们“对速度和胆识缺乏足够的理解，而这二者至关重要”。与效率低下紧密相连的是权贵阶层的社交性，它的表象是“对可能因强硬和无情的措施使个人或社会关系受损，显示出极大的懦弱以及缺乏勇气”。沃伯格最不喜欢他的接收国的方面就是这种“校友关系网”：
某一群男性掌管一些主要机构，一旦其中一人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放弃他的职能，他的位置就被他的同事取代，指派的那个人一定要和其他人合得来。这套体系当然不能被形容为腐败，因为不存在金钱贿赂，但是这样的关系网形成这样一种机构，在那里，年轻人和有进步思想的人极难获得可以负责任的岗位。从圈内人的观点看，上述那帮人最善于投机取巧，那些倾向于绥靖或最少抵抗的人，获得成功的职业生涯的把握最大。
沃伯格不止一次指出，效率低下和“圈内主义”的种种特征，是英国公民服务的主要瑕疵。但是，他同样对他在伦敦金融城里遇到的私营机构持批评态度。到1942年，他建议对英格兰银行的治理进行全面改革，这完全符合他的特性：
英格兰银行行长及各位董事……应当由英国财政部聘任，不应该由金融城的代表们选举。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当然应当包括一批富有经验的银行家，但大部分成员应该是工业家、行业工会会员、会计和经济学家。其结果是，英格兰银行将成为英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它将刺激商业和社会发展，而不是变成被动的堡垒，正像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那样……至于英格兰银行的实际政策，其主要目标应是在繁荣时期阻止通货膨胀，在萧条时期阻止通货紧缩。但很遗憾，在战争爆发前的20年，英格兰银行正好背道而驰，它在繁荣时期允许过度投资，而在萧条时期却通过限制信贷投放强化了危机。
在这个集团内部，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因素。社会精英阶层排斥大众的加入，我们所有人往往对他们表示反感。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沃伯格在金融城并非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局外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从权贵阶层彻底改革的收获比想象中的要大打折扣。他对英格兰的矛盾心情，不是出自一个暴发户或者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下感到不自在，而是来自一个仰慕者，他失望地发现他钟爱的对象正走下坡路。正如艾赛亚·柏林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太多年，但沃伯格“还是深深地迷恋英格兰，但在某个阶段……他放弃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全部希望，其衰落缓慢并带有尊严，但仍旧不可避免。这一点他曾跟我说过很多次”。
新团队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对他的接收国存有怀疑，但新贸易公司多年来都带着明显的英国印记。该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安德鲁·麦克费迪恩爵士，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财政部官员和政治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德国金融领域的专家，他先后担任后凡尔赛赔款委员会秘书、道威斯委员会秘书，以及设在柏林的收入监控署署长。1925年，麦克费迪恩因公共服务而被封爵，他是残余的国家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始终是忠实的自由派[1]。这就是英国值得尊敬的地方，再加上她的智慧与勤奋——即使沃伯格私下里不信任麦克费迪恩“自由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以奇怪的方式涵盖了体面、宏观、惰性和空想”。一位同样给予新贸易公司深刻英国烙印的重要之人，是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哈里·O·卢卡斯，他与沃伯格一样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卢卡斯的母亲姓戈德斯米德——但他无论在教育还是礼仪上都属于“老伊顿帮”。直到战争爆发，卢卡斯辞职加入经济战争部，公司才又雇用了（正如沃伯格轻蔑地说的）其他多位“伊顿校友”。在一次公司的午餐上，卢卡斯的谈话如此傲慢，竟招致清醒的苏格兰人麦克费迪恩的抗议。
然而，在权贵的外表之下，公司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中欧核心，成员们在态度上意气相投，甚至在性格上都相当接近西格蒙德·沃伯格。沃伯格生命中的一次关键时刻是首次遇见31岁的海因里希·格伦菲尔德。后者移居英格兰后，改名为亨利·格伦菲尔德，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可能成为伦敦金融城招募的对象。他生于普鲁士省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但在柏林接受教育，年仅20岁就接管A·涅德斯德特——他父亲的公司——的运营，并在德国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10个年头。该公司生产钢管和结构型钢铁，是位于西里西亚的格伦菲尔德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家族企业还包括巨大的俾斯麦钢铁厂。1926年，年轻的亨利因成功捍卫俾斯麦钢铁厂而声名鹊起，那时它的竞争对手曼内斯曼和蒂森试图利用德国和波兰之间引入的关税击败亨利，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的东部被割让给波兰，所以，俾斯麦钢铁厂的大部分资产位于波兰。这一争执显示出格伦菲尔德出众的谈判天赋，随后，他代表钢铁工业与贝鲁宁政府就后者的强制减价政策进行谈判。1932年，格伦菲尔德在德国境外被广泛认可，因而被任命为西班牙领事，虽然纳粹拒绝批准这一任命。
正如格伦菲尔德自己经常说的，他生命中决定性的时刻是1934年4月，他被布雷斯劳的国家秘密警察逮捕，这“极大地改变了他对生命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观点”。（“目睹了许多人缺乏勇气，在那以前，他们表面上是我的朋友，”他后来写道，“我再也不以表面现象来评价某人。”）几乎纳粹一掌权，他和他的父亲就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纳粹让他们交出公司的管理权，就像在汉堡一样，充公化过程是由公司内部员工中的机会主义纳粹分子主导的。最初，柏林的压力比布雷斯劳的压力更严重，这促使格伦菲尔德和他父亲干脆把业务中心转移到西里西亚。但是，在德国多处地方风起云涌的革命氛围下，在纳粹夺权和党卫军清剿——又被称为“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之间，他们受制于当地的秘密警察。4月20日，格伦菲尔德被捕入狱3天，并侥幸避免被送往集中营。他的谈判技巧对他而言从没有如此重要过。他强调作为西班牙领事的权利，终于获得在法官面前申诉的机会，法官判他应予以释放。格伦菲尔德现已结婚，儿子尚且年幼，他没有浪费一分钟。取回被秘密警察没收的护照，他前往伦敦——就像沃伯格在他之前那样做的——寻求其他职业，但6周后返回，一无所获。他朋友的朋友是柏林一家小型银行的经理，名叫霍斯特·乌尔里奇·瓦格纳·冯·卡滕伯恩，后者想出了答案。通过他，格伦菲尔德被引荐给艾尔弗雷德·霍尼格曼，后者是荷兰国际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该公司是新贸易公司原来的股东之一。霍尼格曼听说新贸易公司需要有工业背景的人，他邀请格伦菲尔德与沃伯格在海牙的印第斯酒店会面[2]，日期是1935年3月17日。
格伦菲尔德无意在沃伯格手下做事。他倾向于在伦敦设立自己的公司。但他缺少沃伯格拥有的国际金融网络。他的家族的财富完全集中在德国，因此受到纳粹政权无情的劫掠。1934年，格伦菲尔德意识到，如果他移民，能够带走的财产微乎其微。首先，根据充公计划，他和他父亲的财产是以他们公司在1898年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被买断的。然后，还须支付25%的帝国资本外逃税。这之后，余额被转换为所谓的冻结马克，只能以约10%的官方汇率兑换为外币。正如格伦菲尔德后来回忆的，这样所剩的是“35年前公司价值的7.5%”。他不得不再次讨价还价。最终，经过数月拖延，柏林政府同意允许他用冻结马克购买机械工具，价值约5000英镑，并将商品出口至英格兰。格伦菲尔德还要向一位有经验的机械工具出口商支付佣金，拿到手正好4000英镑。因为有家要养，他只能拿出一半的资金作为自己新公司的资本。因此，起先，他和沃伯格只是合并双方微薄的资源。新贸易公司投资200英镑，占格伦菲尔德的公司的10%，他和沃伯格挤进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狭小、相邻的办公室。经卢卡斯和贴现经纪人理查德·杰塞尔的建议，格伦菲尔德的公司有了一个英国名字：波特曼·希尔公司。海因里希改成了亨利。他尽其所能接揽新业务，维持了两年后，才同意和新贸易公司合并。没有沃伯格的关系网，独立生存过于脆弱。
尽管他们两人有相似的背景，都来自德国犹太人商业领域，都有被迫流亡的经历，但格伦菲尔德与沃伯格从外表上看有很大的不同。格伦菲尔德在新贸易公司刚开始的职务是负责风险和信用管理。但很快，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公司内部企业重组的专家。在这里，他在大萧条期间积累的有关德国工业的经验至关重要。他后来回忆说：“至于对破产公司进行重组和再融资，没有什么我没见过的。”相比而言，大萧条没有使过多的英国公司破产，所以类似的经历在英国更少些。总之，格伦菲尔德帮助沃伯格解决问题：当新贸易公司需要解决不良贷款和破产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当交易陷入僵局时，所有人都指望他通过谈判突破。格伦菲尔德拘泥于细节，而沃伯格把握大方向；格伦菲尔德精于计算，而沃伯格的管理风格具有演员气质。（格伦菲尔德曾不明显地赞扬他的朋友，“你能以性情中人的方式表达你的异议，这令人耳目一新”。）使他们团结的（除了对笔迹学共同的信仰外）还有，他们倾向于把公司几乎视为一项宗教事业，需要勤奋、严谨和正直。格伦菲尔德曾回忆说：“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在儿时被植入我体内，而且依然是一种强迫的状态。”沃伯格曾用也许能形容他自己的话对格伦菲尔德说，“你俨然变成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完美主义者”。“多年来，你不断增加极富洞察力的现实感，摒弃任何麻痹人的幻觉，你同时保持并强化了你对最高标准的正直和公正的坚持。”当沃伯格多年后回顾他们的合作时，他毫不吝啬地褒奖格伦菲尔德。沃伯格在后者50岁生日时写道：“除了我的家族中至亲的成员以外，我将你视为我最强有力的支柱。”他们的关系演变成“完全的合伙人”。沃伯格告诉格伦菲尔德：“我深知，如果不是因为你内心的强大，以及你不可思议的正义感和你把握有度，无论我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沃伯格临终前，他对这位老朋友的评价令人难忘：“没有我，你不可能有今天，而我今天的这一切也离不开你。”
没有其他同事能够赢得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此的赏识。不过，新贸易公司和它的继任公司从来不是二人帮，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有众多来自中欧的难民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公司，格伦菲尔德只是其中之一。与格伦菲尔德这位谈判大师截然不同的是，埃里希·科纳则是一名推销大师。他生于奥地利的马巴赫，但骨子里是维也纳人，科纳（他也很快像格伦菲尔德一样，把他姓氏里的变音符号，连同“埃里希”里的“h”去掉）将他以前在哈布斯堡当军官的自信和打关系用的亲和力带入新贸易公司。他最大的天赋是向投资者销售证券的能力，不管它们有多不受欢迎。他在金融城的整个职业生涯集中在股票市场的销售一边。格伦菲尔德后来回忆道：“每当我们在发行股票上碰到问题时，我们会问‘科纳去哪儿了？’听了问题后，他会说，‘交给我吧，没问题。’一个小时后，他会回来说，‘搞好了。’”第三位加入公司的难民是柏林人厄恩斯特·塔尔曼（他原来的姓氏中带有变音符号），1943年新贸易公司将其招入，作为沃伯格的全能助手。最后，还有一名奥地利匈牙利犹太人，名叫卡尔·斯皮茨，自从20世纪20年代，当他在柏林的A·E·瓦塞尔曼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沃伯格。不像他的同事们，斯皮茨把他的姓名完全盎格鲁化了，改叫查尔斯·夏普，主要是保护他女儿在学校不会受到嘲笑（他德国的姓与“吐痰”同音）。所有的“宫廷”都需要特许的弄臣，这就是夏普职业生涯中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永远效忠他“君主”的弄臣。1945年年初，哈里·卢卡斯死于肺炎，在这之后，形势对这些带着明显德国人作风的新雇员来说很清楚，他们将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人后来被亲切地称为“大叔们”。
[1]麦克费迪恩是执著的泛欧洲人，也许是因为他翻译了两本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的书，引起了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注意。他也许还启发了沃伯格，使沃伯格在私底下表达过喜欢苏格兰人胜过英格兰人。
[2]10年后——作为那时的黑色讽刺之一——瓦格纳·冯·卡滕伯恩和他的老板都将死去，他们在东线的武装党卫队里服役，而霍尼格曼将被联军拘留，他被判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与德国合谋。
家庭教育
除了决定如何生存，新移民也必须决定在哪里住。沃伯格一家在靠近克罗伊登的塞尔斯登短暂住过，它位于萨里的通勤带。他们在伦敦的第一个家是戈菲勒街25号，那是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的一排典雅的爱德华七世时期修的房子，走路就可以到达国会。这是一系列临时地址中的第一个。到战争爆发时，他们搬到了大米森登，它是阿默舍姆和文多弗之间的切尔顿山中的一个村镇。沃伯格既不喜欢这个镇子，也不喜欢住在郊区。镇上有过多的社交活动，往返郊区的路程又太长——住宅的花园需要经常打理。由于缺乏汽油和仆人，1943年年初，他们再次搬家，这次选择了伦敦西南、树叶茂盛的住宅区，他们家是洛翰普顿巷的一栋现代公寓，靠近里奇满公园（因此，对于往返金融城更加方便）。
在哪里教育两个正在成长的孩子，这个问题现在凸显出来了。乔治（1927年出生）先被送往希尔布劳预备小学，它是位于拉格比的一所严格的教育机构，以培养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而闻名。从一开始，他的父亲就对英格兰私立教育的影响感到矛盾。沃伯格不确定是否让他儿子去伊顿或拉格比，但他又担心希尔布劳校长的“教育观念有些太过常规”。1939年，他参观后抱怨道：“学校整体氛围非常纯净，但太过狭隘，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相当懦弱。这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上层和中上层人的症状。”到1940年年底，他决定不把乔治送往任何一家主要的私立学校，而将他送往位于诺思伍德的默钱特·泰勒男校，使他“完全远离依靠校友关系的环境”，理由是，“鉴于这个国家变化了的时局……最好从生命的角度教育男孩一丝不苟的工作，这比社会生活更重要”。默钱特·泰勒男校的优势在于它是一间走读学校，因此一旦战事急转直下，乔治可以待在家里。然而，担心德国入侵的恐惧退却后，乔治被送往威斯敏斯特学校住校。
沃伯格已经在他儿子身上察觉出禀性的本质不同，英国教育对这方面不作任何限制。沃伯格在日记里沉思，“毫无疑问他温柔、善良，但他应该更主动，有更多的责任感。”1939年除夕，沃伯格以“长篇演讲”的形式给予这个12岁男孩三点严正训诫：
1.明年他将13岁了，他必须知晓自己的责任。他的家长将继续在各方面帮助他，但他必须越来越习惯于自己在生活中作决定。
2.他必须将不重要的东西，比如食物、游戏以及所有外在的享乐看得不重要些。鉴于我们这个时代事态发展很严重，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尤其不重要。他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对不重要的东西情绪失控（他完全可以对重要的东西发脾气）。我向他建议，当他就小事控制不住自己时，他的父母就试图帮他克服这种情绪，可以通过说一句特别的话，我提议就说“我的孩子”。
3.做梦是……很有必要的，但它不应该只是空想。他应观察他的梦想，向真实的目标引导。根据男童子军的规定，他应每天早晨思考想要做的一件好事，如果可能的话思考许多件好事，晚上睡觉前，他应自问，是否完成了足够数量的好事。
这是父亲们容易犯的一个错。事实上，沃伯格正向儿子施压，希望儿子尽可能成为自己年少时的翻版，尽管儿子不但在处境，而且在性格上很不同。13岁时，乔治利用假期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打工，“履行某种信使的职能，还有复印、计算等”。如果儿子有意取悦父亲，那么他成功了：乔治“比我在他那个年龄，对生意更感兴趣，”西格蒙德在给小叔弗里茨的信中自豪地报告。不过，他对威斯敏斯特鼓励乔治“过高地评价男性特征，过低地评价女性特征”仍表示怀疑。
给乔治的妹妹安娜的压力则没有那么大。西格蒙德在1940年6月写道，她是一位“非常快乐、善良的年轻女性，她有一种健康的倾向，以温和的方式戏弄、取笑别人”。但是两年后，他有了更进一步的判断。他告诉小叔弗里茨，“安娜就属于我们家族的类型，非常活跃，善于开拓，非常热爱生活，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又非常悲伤，比如当事情发展得不尽如人意时。另一方面，乔治与伊娃的父亲一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他非常整洁、精确，在某种程度上更细致而不活跃，他没有安娜反应那么快，但对特殊的嗜好和职责非常用心。”西格蒙德感到，安娜继承了热情的气质，虽然他有时担心她的“态度太随便”。她显然满足了父亲把他的孩子们当做成年人看待的偏好，父亲和他们打桥牌时，甚至允许她吸一口他的雪茄。当伦敦先后受到V–1型飞弹和V–2型火箭的威胁时，他欣慰地写道，她和她的家长在一起，“非常平静地对待此事”。她读圣保罗女子学校，后来在牛津大学研读现代语言。她父亲陪她参加了面试，这是他的风格。1945年，西格蒙德告诉岳父，“过去这几年，我在许多有关政治和商业的事务上相当活跃，但无论我在这些事务上投入多少精力，我在两个孩子的教育上倾注了更大的心血……我认为目前，我在他们的教育上的主要工作是与某些学校的影响抗衡。”
如果说西格蒙德的书信中藏着谜的话，那就是他生命中最亲密关系的特点：他的婚姻。毫无疑问，伊娃给予西格蒙德·沃伯格家庭的稳定。如果她抱怨他的工作习惯——比如，数小时的口授和周末电话，频繁出国不在家——这些抱怨都无据可查。如果她曾经对她丈夫定期的情绪失控感到悔恨，虽然只针对“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也从未被付诸纸端。可以说，她是一个禁欲主义的妻子，顺从地听着他就大战略和战后政治发表的“长篇大论”，甚至在他们度假时，默许她丈夫在战时对俄语课的热衷。可能是战争的动荡重新构筑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纽带，他们因此向世人呈现出婚姻和谐与平静的“统一战线”。沃伯格开玩笑地说，他们家有两位贵族——伊娃和乔治；两名无产者——西格蒙德和安娜。然而，笑话却能透露出某些信息。多年后，安娜总结她母亲的困境，形容她“上了刀山又下火海”：
严厉的父亲要求她绝对服从，她嫁的丈夫又要求她绝对和持续的配合。他们的关系是浪漫的，从在汉堡秘密交往，到他们一生相守……当发生异议或出现裂痕时，西格蒙德不会忽视它们，直到它们被解决。虽然她的角色属于屈从……但她在感情上更坚强，并且明白这一点……她像西格蒙德一样，被身上的职责所束缚。她的角色使她没有自己生活的空间，尽管她将这个角色做到完美，但她知道，她的贡献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并因此得到满足。
尽管伊娃·沃伯格长期与癌症抗争，但她决心比她的丈夫活得更长，她相信（她后来说），“他不能没有我”。
与希特勒斗争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入籍申请得到金融城各主要银行家族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巴林、汉姆布鲁斯以及塞缪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满足了规定的合法居住5年的要求后，于1939年4月成为英国臣民。但即使在这之前，他就开始以本国国民的心态对英国政治显示出热忱。也许可以预料的是，他坚决反对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1938年2月，他从苏黎世返回后致信哈里·卢卡斯：“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用善良的言辞和行动教育希特勒及其盟友，那完全是在幻想。从历史经验和真实心理学出发，很显然，除非如果极端的纳粹感到他们将要与之抗衡的军队太强，以至于他们没有战胜的可能，否则，他们将最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根据西格蒙德在柏林的消息来源，赫尔曼·戈林“更支持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大不列颠在武器装备上取得更大进展前速战速决”。希特勒也许在“战争这个重大决定上”犹豫，但最后他将被“他的极端追随者以及戈林说服”。绥靖的支持者低估了他们面临的危险，“疯狂和鲁莽目前在德国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层中盛行”。沃伯格正确地预测了奥地利将被吞并，他判断捷克斯洛伐克不久也将难逃厄运，虽然根据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慕尼黑达成的协议，捷克人的苏台德区已被割让。沃伯格警告，希特勒将把注意力转向德国以前的殖民地问题，如果殖民地不被恢复，就以空袭威胁英国和法国。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再度武装以及政治宣传，从模棱两可的‘放任’氛围转变成斩钉截铁、有建设性的政策宣言，这（无论有没有国际联盟）将立刻以不列颠帝国为首召集一批国家……它们足够强势，以震慑这些独裁国家”。沃伯格因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明显的胆怯而感到沮丧，他开始幻想“在大不列颠成立涵盖各党派的组织，该组织将试图警醒英国内外的人们”。他甚至为这个实体设计了一个名字，叫英国民主同盟，并勾勒出它可能的诉求：
1.不列颠帝国的安全。
2.与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密切合作。
3.裁军，但不能在单边的基础上。
4.只要不进行裁军，再度火热扩军就有可能，尤其在空军和空中防御方面。
沃伯格所倡导的与金融城里大多数人的情绪是不一致的，金融城内许多公司的资产被冻结在德国，一旦开战肯定受损。财经媒体中，只有《经济学人》和沃伯格有相同观点，坚定地反对绥靖政策。
当战争终于来临时，沃伯格本能地知道英国政策将何去何从。“愿老天把我们从张伯伦的愚蠢中解救出来。”他在日记里慨叹。相比而言，丘吉尔“令人受启发”且“非常聪明”。“假意抵抗”的数月里，在1940年的整个伤亡中，沃伯格一直担心张伯伦的绥靖思想也许仍胜过丘吉尔的抵抗思想。1939年10月6日，他自问：“这里的领导层何时才能意识到不列颠帝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建设性措施来面对这次尝试，当问题出现或者已经发生时，解决的办法不是姗姗来迟就是未经思考。”和丘吉尔一样，沃伯格察觉到，如果要打败德国，联合苏联是不可缺少的，他痛斥“张伯伦及其派系对苏联人的偏见”。他对张伯伦下台的反应是一种“宽慰”，虽然他不禁钦佩这位绥靖设计师失败的尊严。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那些黑暗日子里，沃伯格依然“心存感激，我们在这时能有如此伟大的领袖丘吉尔，他像古代著名的领导人一样伟大”。他甚至起草了一份“英国欧洲联邦大宪章”，作为丘吉尔的政绩，就像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14点”。可是，他继续担心“外交部的软弱”和“在领导岗位上有许多‘朽木’一般的人”，他梦想设立一位新的“民主效率大臣……这位大臣将被告知这个国家所有效率低下的情况，调查这些情况，并无情地惩罚或撤销那些责任人”。1940年5月，丘吉尔当选首相，沃伯格说：“在战争开始后的8个月期间，人们经常有这种感觉，保守党的许多人士更倾向于保住该党控制的政府，而不是赢得战争。”这种印象使沃伯格对保守党和英国较高阶层的公职人员长期带有偏见。
沃伯格不满足于将他的政治观点只写在纸上，他很快开始向英国政治权贵中的显赫人物表达他的观点。1939年9月，他抱怨“经济战争部无能，我们似乎没有能力正式参战”，这让保守党议员利奥·埃默里印象深刻[1]。他还和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以及她母亲牛津夫人玛戈成为朋友（后者是已故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的遗孀），沃伯格与这两位女士经常有书信往来[2]。是牛津夫人向他介绍了弗雷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后者是新的经济战争部的总监。另一个新关系是媒体大亨、凯姆斯利勋爵戈默·贝里，他拥有《每日画报》和其他出版物。残余的自由党领导人是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沃伯格使他确信“纳粹主义有极大的危险，另外，整个张伯伦政府从上到下效率低得令人震惊”。通过埃默里，沃伯格结识了哈罗德·尼科尔森，后者是支持丘吉尔的又一显要人物，并在战时效力于信息部。
通过向那些伟大和重要的人物主动提供建议，这位超级活跃的年轻移民毫无疑问地崭露头角。他提供建议的高质量意味着，假以时日，权力通道上的各扇门就没那么费力地被打开了。举例而言，1941年1月，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华盛顿特区履行大使之职前，沃伯格被请去向他做简报。5个月后，他与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对战争的悲观常常超过沃伯格。沃伯格向空军部报告了德军的士气。他斗胆劝说安东尼·伊登，将“拥护绥靖的共谋和顾问”从外交部剔出，后来，他又力劝伊登，丘吉尔应停止将首相办公室与国防部办公室合并。另一方面，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使莫斯科和印度回国后，沃伯格积极与他建立友谊，托布鲁克战败后在国内引发危机，沃伯格与他讨论了更换首相的可能（“捣毁整个政府”，有可能用克里普斯自己替代丘吉尔）。克里普斯不是沃伯格在战时交好的唯一的极左人士，另一位是伊曼纽尔·欣韦尔，他是工党主席，曾因煽动政治极端主义在政坛出名。
并不是所有来自德国的流亡分子都像西格蒙德·沃伯格一样，决心要看到希特勒失败。当他的叔叔马克斯于1939年秋来伦敦看望他时，马克斯试图劝说西格蒙德，“虽然所有德国犹太人热衷于打败希特勒主义，但这样会伤害他们仍在德国的朋友，不管他们是不是雅利安人，所以应采取某种抑制措施”。他的侄子回应说，“只要希特勒政权还在，不管有没有任何阻碍或限制，我都有意尽我所能和德国斗争到底”。
这些都不是空话。之前对沃伯格生活的记录显示，他的商业活动仅限于战时控制时被允许经营的。但也不尽然。从一开始，他主动为英国政府提供服务，具体是“在德国宣传，并与德国保持联系”。至于英国对德宣传的内容，他有很多主意，他向英国广播公司德语服务组建议可以改进的地方，甚至起草他认为丘吉尔应当采用的演讲稿。作为英国臣民，他是在伦敦的各种德国流亡团体之间的中间人。最初，沃伯格掂量着建立某种德国流亡政府。但因为希特勒迫使各式各样的人流亡，所以，建立一个单一实体不可行。沃伯格尤其很难忍受赫尔曼·劳施宁，后者是格但斯克参议院前主席，他自己曾是纳粹，后来看清希特勒事实上是危险的反革命[3]。经济学家弗里茨·德穆思则更有亲和力。弗里茨、沃伯格和其他人创立了自由和公正理事会，主张“进行宣传，打经济战，甚至是处理与一个第四帝国（德国的一个新政权）的关系，如果它成立的话”（沃伯格认为这一前景遥不可及）。新设立的特别经济委员会旨在讨论可能破坏德国战时经济的方法。同时，沃伯格建议，利用他与中立国家的商业联系，如荷兰、瑞典及瑞士，从与德国有联系的公司那里搜集情报。他给经济战争部的官员写的备忘录如雪片一般，并设计出英国政府可以减少德国从中立国进口的方法。他早就把贸易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潜在杠杆。现在，他主张英国大规模从中立国进口，也从非结盟的南欧国家进口，如南斯拉夫，目的是剥夺德国人占有原材料，如瑞典的铁矿石。他一贯敦促在经济战争的行事中，要“多些无情，少些顾忌”。虽然这样的建议起初没被像利思–罗斯这样的官员所考虑的，但沃伯格还是一如既往，他（联合投资银行罗伯特·本森公司）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叫海外商品信托，专门从事这样的贸易。
战争期间，沃伯格几次前往欧洲大陆——1939年10~11月，去法国和瑞士；1940年1月，去瑞士、比利时、荷兰——搜集有关德国的经济情报。他遇到许多德国人，弗里茨·蒂森是其中之一，这位钢铁大亨曾是纳粹最早的商业支持者之一，但已与政权断交，战争爆发后移居瑞士。其他人——像赫尔曼·劳士领，他也是钢铁行业的领军人物——依然效忠希特勒，但仍准备与这位刚刚入籍的英国人会谈。到1940年年初，沃伯格文件中的证据显示，他从上述线索购买情报，有一次用财政部的经费采购了从德国走私出的黄金。杰罗·冯·舒尔策–格弗尼茨试图借助一份非官方的和平提案将沙赫特送往美国，但计划流产，沃伯格也参与其中。战争后期，当他不可能再去欧洲大陆时，他继续传播他从马库斯·沃伦堡这样的瑞典商人那里得到的信息。
沃伯格的情报质量高。他的一个德国消息来源在1939年12月通知他，“预计在1~3月期间的任何时间，将会有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可能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可能通过荷兰”。另一个来源在1940年5月6日的警告，比利时和荷兰将即刻遭到攻击，之后“大不列颠将受到大规模空袭”。在他征求的观点中，只要希特勒的战争进展顺利，很少人相信德国会出现国内危机，更不会出现政权变更。相反，沃伯格担心，希特勒的一次和平提议也许会耗尽英国人的士气。因此，沃伯格不像他的堂兄埃里希——1939年9月，后者向沃伯格打赌5英镑，“希特勒到1940年9月10日将不在人世，而且德国到那时将战败”[4]——他对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和不确定的结果更加现实。然而，他从未认真想过离开英格兰，尽管他在美国有众多亲戚。他致信一位美国人说，大不列颠现在是“文明的堡垒”。他和伊娃同意，即使德军打到巴黎，“离开英国也是错误的，逃跑更是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战斗万一失利，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回避”。除了“打下去”别无选择，他们意识到“我们还不必牺牲一切，但在放弃战斗之前不得不作出许多牺牲”。
沃伯格脑子里清楚，一旦纳粹胜利他将做什么。1940年，他告诉母亲：“万一希特勒控制了英国，在我看来这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宁可自愿结束自己和身边至亲的生命，也不愿活在奴役中。”这种丘吉尔式的情绪强有力地佐证了盎格鲁化。（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发誓，一旦德国入侵成功，他和妻子维塔将自行了断。）西格蒙德和妻子还决定不把子女送往美国，“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犹太人，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试图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获得优待”。相反，沃伯格强烈地感到，有义务代表众多德国流亡者去调停，这些流亡者在1940年长达数月的危机中，被当做敌人的外侨遭到拘留，他们中的大多数像沃伯格一样敌视希特勒，许多人在战争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格伦菲尔德有数月都活在被当做敌人的外侨因而拘留的恐惧中。他起得很早，在海德公园里闲逛，他总认为警察往往在上午8点至9点围捕嫌疑犯。）沃伯格建议“那些不能协助捍卫英国要塞的人”撤离到加拿大，但他从未把自己归于那一类。当沃伯格申请延期服兵役时，他泰然自若地强调新贸易公司对战事的重要性。
对一个商人而言，沃伯格对战时宣传和士气的重要性极为敏感。战争初期，他主张丘吉尔式的“14点”原则，就是因为他认为在争夺国际支持上，有必要超过戈培尔。他努力劝说埃默里，不列颠帝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取得国际联盟未曾取得过的成就：只要英国政府愿意“无保留地宣布整个帝国内各种族平等”，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进行和平、自由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将成为可能”。沃伯格早期支持轰炸德国的居民中心——对于一个在德国出生的人来说不可思议——也跟他认为需要削弱德国士气有关。1941年，他说：“一旦英国轰炸机的威慑超过秘密警察的，英国轰炸机将取代秘密警察成为主人。”但是，在沃伯格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将最终取决于经济因素——正因为如此，才阻止他在1940年习惯性地陷入绝望。他认为，贸易最能吸引中间派国家导向同盟国这一边。他强调限制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原材料的重要性，不管是以公平或卑鄙的手段。他相信同盟国将取胜，只要它们“摧毁了……轴心国在非洲的据点，为的是不失去地中海”；只要它们超过轴心国的飞机的生产量；只要它们维持“对欧洲大陆进口石油的封锁，因为欧洲大陆单单依靠罗马尼亚和苏联产的石油是不够的”。沃伯格领会了针对德国潜水艇的大西洋战役决定性的特点，以及保证美国进口畅通的重要性，就像他明白德国人攻打苏联的重要性一样（他准确地预测进攻将在1941年6月15日~7月7日之间发生）。他认为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条战线不能早于1944年，这一点他也是正确的。他只有几次判断失误，比如他夸大了同盟国在空中占上风的影响，以及1942年5月苏联的军事实力，他想象战争到那年年底就能结束——托布鲁克失守使这一幻想破灭。
对于英格兰战时的相对艰苦，沃伯格绝没有不喜欢，他反而乐在其中。聚会变得少了（那些是“愚蠢的社交任务”），看戏变得少了，花园里玫瑰的旁边种上了土豆。他们搬到洛翰普顿后，也依然只有一位仆人——他们的厨师。所有这些正好符合这位苦行的年轻金融家的口味。他一周工作6天，有时甚至工作7天。沃伯格被迫与欧洲大陆脱离，他第一次在生命中广泛地穿梭于英格兰，走访未来可能具有商业机会的工业地区。对于他和其他处在国内战场上的人一样，战时的拮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和平可能带来的崇高愿景所克服。战争后期，随着战后乌托邦式的主要机制被仓促建立起来，英国涌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创造力：工党长期承诺将主要的各经济板块收归国有，威廉·贝弗里奇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以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沃伯格一向激进，所有这些对他都有吸引力。事实上，他认为，如果战后英国想避免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剧烈变革是必需的，要知道魏玛共和国未能履行它向工人阶层作出的革命承诺。当同盟国胜利时，工党在选举中压倒性地击败了丘吉尔，沃伯格的反应正好相反：“金融城里的大多数人害怕新上台的工党政府，而我要告诉他们，新政府也许能给拥堵的隧道送去大量新鲜的空气，我很高兴这么说能吓到他们。”
在国际关系中，沃伯格也预见到战后革命性的变革。早在1940年6月，他就指出某种风险，“战后德国解体也许是以下这种性质，一大部分德国领土将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落入苏联的手中，以至于可能出现一个苏联和同盟国割据的德国，类似于近期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波兰”。事实上，他把向苏联大规模出让领土视为斯大林倒向同盟国一边所付出的代价，沃伯格敢肯定，如果没有这一点，德国战败将不可能实现。沃伯格预料美国第二次从欧洲战场撤军，同时担心斯大林可能也觊觎西欧，他开始为一个由英国主导的西欧联盟或欧洲国家联邦设计宏伟的战后蓝图。他还确定“要解决战后问题，英国不得不加强与各管辖地以及西欧各国的联系，完全不能依靠美国”。
[1]埃默里坚决反对绥靖，并坚定地捍卫不列颠帝国。他在哈罗和牛津接受教育，并快速崛起于保守党媒体及党内各种职务，这使他可以不顾自己的母亲是匈牙利犹太人这个事实。多年以前，沃伯格只见过埃默里一面。1939年，他劝埃默里成为一家新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有意从中立国购买商品。后来埃默里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遂不得已辞职。
[2]1943年，当沃伯格正和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喝茶时，她儿子马克突然出人意料地出现，马克刚逃离意大利战俘营，徒步640公里后重获自由。马克的父亲平淡地迎接这位年轻人，父亲没有去握马克的手，或者亲他，而只是简单地说：“好，好，真好！”沃伯格对这一幕印象太深了。这让他们的客人感到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风格——就像牛津夫人的名言：“宁可在伦敦炸死，也不在苏格兰闷死。”
[3]作为一位纳粹局内人的作品，劳施宁写的两本书《虚无主义革命》（1939年）和《希特勒说》（1940年），这两本书吸引了英国和美国的关注，受关注程度超过书本身应得到的关注。
[4]这不是沃伯格在战争初期参加的唯一一次打赌，这再次印证了那时人们对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感到不确定，并普遍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和德国的实力。甚至沃伯格自己（在1940年春）都曾表示，战争到1941年有可能取胜。不过，这样的胜利“只有在完全毁灭、消耗整个欧洲大陆以后”才能得以实现，这话他说对了。
灾难中的生意
也许人们会问，这样一个无名的贸易公司在全球大灾难中能找到什么生意做？这次灾难导致全球贸易更大的下滑，甚至超过之前的大萧条。1939年以后，经济战争加剧，在伦敦没有合适抵押的情况下，承担任何海外信用风险都是极端危险的。取而代之的是，该公司广泛参与了大部分针对英国公司金额相对小的贷款和投资。比如说，1940年2月，沃伯格筹集了价值不到14万英镑的信贷额度，分配给28家不同的公司。3个月后，他起草了11条高度限制性的规定，以管理所有类似交易的规模和期限[1]。新贸易公司曾与匈牙利出生的杰出电影导演亚历山大·柯达合作，他的德纳姆实验室本应向英格兰提供最新的设备，使其利用染印法洗出彩色的胶片电影，上述规定的出台可能是受到新贸易公司投资失利的启发。柯达是20世纪30年代商业上最成功的导演之一，他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亨利八世的私生活》（1933年）、《猩红色的繁笺花》（1934年）和《四片羽毛》（1939年）。他之前的德纳姆工作室在财务上得到了联合艺术家和保诚保险公司的支持。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被柯达的魅力所折服，而不是他的财务数字，他们把柯达新公司的股权安排出售给保诚和其他蓝筹投资者。柯达的期望证明是过度乐观的，尽管换了一位新的董事总经理，但德纳姆实验室很快陷入破产。沃伯格被击垮了，发烧卧床，喉部感染使他说不出话来。直到格伦菲尔德介入此次违约，并和律师开会后（从上午9点开到午夜），才得以劝说德纳姆工作室全部收购破产的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