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当金融城的大部分公司闲置时，沃伯格向马克斯自信地报告新贸易的进展。“与某些金融公司截然不同”，公司能够“以不菲的利差赚取费用”，主要凭借“为日益增长的客户提供信用交易、财务顾问以及财务援助”。必须承认的是，该公司大部分业务或“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战争，即为进口和出口融资，尤其向那些为供给部门服务的企业提供融资”。1942年4月，沃伯格解释道：“大体来说，新贸易公司的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我们感兴趣的公司提供秘书业务和顾问服务；第二部分，为客户安排风险较大或较小的商业信贷……该业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业务，而是服务和投行业务，它强调贸易及援助……贸易，而不仅是融资方面。”该公司的一些客户是德国犹太移民建立的公司，譬如鲁道夫·哈恩[2]建立的B·K·L合金公司，他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女婿，该合金公司证明制造了更多的麻烦，而非创造了更多的收费。更麻烦的是厄恩斯特·明登创立的萨里精密工具。新贸易公司极为感兴趣的公司包括纽扣生产商拉克里诺德产品有限公司、纽曼拖鞋有限公司、化学工程公司萨克利夫斯皮克曼，这些公司问题较少。新贸易公司做的业务不怎么耀眼，但很赚钱。如图5–1显示，新贸易公司在战争年代比战前有更显著的利润。公司巨幅增加的营业额在金融城整体业务量大为减少的背景下更为重要。如果新贸易公司没有表现出不断壮大，那么，沃伯格也许要自己出马了。
图5–1 新贸易公司的股息和赢利情况（1935~1946年）
资料来源：约翰·古德温文献
但是，比新公司从事的业务种类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沃伯格领导下发展出的业务处理方法（战争期间，他是唯一的全职董事）。1940年5月，他起草的《公司组织章程》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可以不夸张地说，他一生从未偏离这个章程。这些规范值得细查，因为它们可以让人了解沃伯格以极其开创性的方式构思出的管理方法。规章（a）规定，应该举行“每日晨会，内容包括阅读信函，由董事会成员以及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埃里希·科纳参加”。信函应由主要董事和经理集体阅读，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革命性，金融城内没有其他公司以这种方式经营（虽然每日晨会是战后施罗德公司引入的，该制度受到亨利·蒂亚克斯在皇家空军服役时的启发）。至于沃伯格的信贷规范，其最高目标是控制。“参加晨会的人中，应至少有两人同意，才能以个人账户或沃伯格名义购买证券”。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为新老客户增加超过原有额度的贷款”。对工业企业的投资和个人事务每月进行定期检讨。该控制将通过集体责任制和书面记录来维持。晨会上“有关任何重要的贷款”都要以“特别备忘录”的形式落实在文字上。“以一名晨会参会者的指示登记贷款日志……晨会上建议贷款的人和另一名参会者需为贷款签字”。晨会都有会议记录。根据规章规定，“未向晨会提交一份简短的说明，不得提出对某些证券的建议”。
字面上，这似乎意味着一种非常日耳曼式的官僚主义。但事实上，沃伯格确实认为德国组织总体上优于英国组织，他发现英国企业“在统计、归档等事务上太原始”。但实际上这套管理办法的效果——正像原来所担心的——并未抑制主动性，而是将公司各委托人的利益绑在一起，通过定期面对面地沟通和习惯性记录的做法，并以这种做法作为防止人为失误的保险。集体责任制与集体主义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这套制度是否奏效取决于新贸易公司规模非常小。到1939年，公司大幅壮大，需要较大的办公地点，遂搬到邻近的威廉国王街82号，在贴现经纪公司杰塞尔托因比的楼下[3]。公司在战争爆发前只有23名员工，但到战争结束时约有30人，它一直是一家小型的企业。
由于服兵役，公司会不断失去有经验的员工，这只是战争使沃伯格难以履行他苛刻的经营规章的途径之一。1941年4月，一枚导弹击中临近的办公楼，新贸易公司的所在地被严重损毁，这让沃伯格觉得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清洁女工”。曾经，公司不得不借用罗伯特·本森公司的办公室。还有一次，一家附近的酒吧被击中，结果惨不忍睹。但战争也让沃伯格更加沉浸在长时间的工作中。在纳粹德国轰炸伦敦期间，他和格伦菲尔德经常在金融城里守夜，为防止火灾值班，这使得他们可以充分考虑“有趣而复杂的财务问题”。以详尽的讨论作集体决策的原则在战争年代被牢固地建立起来。招商和综合公司是沃伯格家族在伦敦两家公司中不太成功的那一个，西格蒙德很不喜欢听到该公司一把手说“当他代表那家公司谈判时……‘我将发放这笔贷款’，‘我将参与这次投资’等。在新贸易公司，我们宁愿遵循复数的原则，以‘我们’相称。”
在战争黑暗的日子里，西格蒙德获取和培植有权势朋友的天赋至关重要，比如路易斯·斯特林爵士，他曾是英国留声机公司和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EMI）的董事总经理，他的新公司A·C·科瑟是一家领先的收音机零部件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商。1942年年底，保罗·科恩–斯派尔去世后，沃伯格劝说斯特林接替保罗成为新贸易公司的第4位董事。生于美国的斯特林，在战时的英国具有异常的创新力：他先后是留声机唱片和无线电收音机的先驱，并已经深入地参与电视机的开发。相反，沃伯格和其他英国制造型公司接触得越多，越对它们的董事和经理的低层次感到触动——并愈加有感于新人可以取得的进步。1943年年初，他告诉马克斯：“我强烈地感到，给合适的人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今天比以往更重要……它比实质金额的积累和组织技术重要得多。”公司初期，合适的人选经常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本人。新贸易公司联合罗伯特·本森、英国股东信托、鹰星人寿保险公司及宝诚组成银团，出资购得化学工程公司萨克利夫斯皮克曼的控股权后，沃伯格加入该公司董事会。但是随着战事的深入，他必须作出一些授权。沃伯格越来越依靠迈克尔·理查兹，后者是阿舍斯特·莫里斯·克里斯普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年轻合伙人，他常代替沃伯格参加公司董事会[4]。
然而，新贸易公司的创新也是有局限性的。公司创建初期，更多地依靠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的眷顾，20世纪20年代，西格蒙德曾在那里当学徒。不管新贸易公司是充满等级还是平等，也不管是被盎格鲁化还是带着德国的特点。罗斯柴尔德公司对这个新公司照顾有加，向沃伯格倾斜业务（需要承认的是，不是所有的业务都很赚钱），当代表沃伯格承兑票据时，只收取不高的手续费。沃伯格从依靠的处境，逐渐转向几乎实力相当。比如，1939年，在安东尼·冯·罗斯柴尔德的提议下，新贸易公司被任命为中间人，解决在英的美国商品进口商与承兑行联合体之间由于《美国中立法案》产生的困难。1943年，沃伯格得以劝说罗斯柴尔德公司和罗伯特·本森加入新贸易公司牵头的股票发行团。公司早年另一个有价值的资源，是和杰塞尔·托因比公司关系甚密，程度超过共用一间餐厅。尽管沃伯格批评英格兰银行，但他仍尽力与乔治·博尔顿建立紧密的关系，后者是英格兰银行外汇管制的专家，也是最接近兴趣相投的高级官员了。总而言之，新贸易公司在金融城里非常低调，它巧妙地进入伦敦市场，寻找之人问津的领域，不管该领域有多低端。当亨利·格伦菲尔德被问及新贸易公司在成立之初是否有详细制定的战略方案时，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
金融城并未特地为我们等待，在公司初创时，实际上就有几张空桌子，我们的想法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挣费用；第二，如何产生新业务，特别是做那些不与金融城内大型老牌金融机构竞争的业务，但又与它们做的业务互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它们合作。
在战争结束前，沃伯格已成功将新贸易公司建成一间小有赢利的企业，该公司提供新式的金融服务，同时又稳固依托老金融城。他向M·M·沃伯格公司的元老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报告：“我们现在约有15~20个工业客户，我们不仅为它们提供银行服务，而且还提供综合顾问服务。我认为，内部组织现已最终到达一种坚固的状态，公司视自己在保守的伦敦市场上已建立起一席之地，我认为，它现在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我将其称为一家提供综合服务和金融的机构。”早在1943年，他和格伦菲尔德就讨论过如何在战后扩展业务，也许可通过作为美国投资英国工业的管道，或者可通过起一个比“新贸易”更具启发性的名字，格伦菲尔德一直觉得公司名称用词荒谬不当[虽然今后数十年，客户持有证券的被提名名称用的都是“纽特拉科”（新贸易公司）]。但是，什么名字更适合这样一家公司呢？它只在短短10年间，就“从一间金融公司发展为一家投资银行”。
[1]例如，新贸易公司参与的任何工业或商业公司的非上市证券，其净份额不得超过18000英镑（也就是新贸易公司实收资本的10%）。
[2]哈恩娶了马克斯·沃伯格的大女儿罗拉。他是教育家库尔特·哈恩的弟弟，库尔特从德国移民后，在1934年创立了以严格著称的戈登斯当学校，他早前在德国开办了创新型的塞伦城堡学校。该学校的学生包括爱丁堡公爵以及他的3个儿子。
[3]著名的“两顿午餐”制度就发源于此。新办公地点包含一间董事会议室，隔壁是一间厨房。但由于过于节俭以至于无法负担在公司内部解决吃饭问题。新贸易公司接受理查德·杰塞尔的建议，两家公司共担成本。杰塞尔托因比公司从中午12点30分到1点15分吃午饭，新贸易的董事们中午1点30分再开始吃午饭。战后，S·G·华宝公司搬到在格雷沙姆街的新地点，和杰塞尔托因比公司分担午餐不再实际，但“两顿午餐”的制度延续下来，以使餐厅的利用率最大化。有时，埃里克·科纳一天出席两顿午餐，但是和不同的客户。
[4]沃伯格从大米森登乘火车被抓到没买票，他的律师建议他不要上法庭，这之后，沃伯格才第一次注意到理查兹。沃伯格买了票，但把票弄丢了，他拒绝对逃票的指控认罪。当理查兹同意代表沃伯格并打赢官司后，他成为新贸易公司倾向使用的律师。
疏远犹太教
当战争获得胜利时，像对任何人一样，它深深地感动了沃伯格。当英国广播公司宣布英国士兵已穿过比利时与荷兰之间的前线后，沃伯格哭着把荷兰国歌听完。但他也马不停蹄，试图去荷兰重振沃伯格公司的业务，沃伯格公司是M·M·沃伯格公司之前在阿姆斯特丹的附属公司。他同样渴望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以恢复跨大西洋的业务联系。欧洲胜利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结束，甚至在此之前，沃伯格就派埃里克·科纳前往纽约。
奇怪的是，沃伯格对第三帝国倒台以及最终无条件投降的反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对于纳粹对犹太人犯下触目惊心的罪行，欧洲解放后，随着有关事实的曝光，他也没有为后代记录下他的感情，虽然他已肯定地预测了类似大屠杀的事件。他的女儿回忆，他在战后不久罕有地去了一次犹太教堂。他出生的国度一片废墟。他的祖先所在的宗教社区已被彻底消灭。但他与德国和犹太教依然保持距离。他现在以愈加自信和几乎是无瑕的英语（尽管有口音），把德国说成并写成是外国。他在1940年写道：“俾斯麦帝国的形成真是历史上令人悲伤的事件，因为俾斯麦强加于德国的政治发展……把德国人最丑陋的品质暴露出来。”这与A·J·P·泰勒在战后出版的《德国历史进程》里面的论点神奇的相似，该书表达了一种古典观点，认为德国统一是一个错误。对于犹太教，沃伯格也越来越疏远。虽然他鼓励他的子女祈祷，但他不让他们接受正规教会教育，并建议他们在学校表格上的“宗教”一栏填“不信教”，只把“犹太教”这个词按字面意思理解。西格蒙德·沃伯格是以一个英格兰人，而不是一个德国犹太人，欢呼和平的开始。他难掩自豪之情，对岳父说：“这个国家的人民显示出他们最好的性格，甚至也许超过正常年代。他们的目标虽然永远不可能达成，但那些目标确实是指引着人们的耀眼的星星。比如，不带怨言地去做艰难的事情；不必虚情假意地说是；以和气的态度说不；坚定不屈，不急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不从任何值得打的战斗中退却。”当然，这不仅仅是对英国人顽强决心的评价。它也是一家公司道德观的浓缩写照，这家公司由一个盎格鲁化的外国人历经和平与战争创建起来——从今以后，这家公司将带有沃伯格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