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的名字是它最宝贵的交易资本。
厄恩斯特·勃克
1963年
我记得很久以前你曾说过，你个人有两大抱负，一是把在伦敦的沃伯格打造成如同巴林银行一样受人景仰的公司；二是在汉堡恢复家族企业。
埃里克·福克纳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说
1970年
战后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沃伯格家族再也称不上是金融王朝了。马克斯·沃伯格临终前最后几年待在美国，他和老友托马斯·拉蒙特做着重建欧洲的美梦。他再也没回过欧洲，并于1946年逝世。只有最小的弟弟弗里茨·沃伯格活的时间比他长，弗里茨安静地居住在瑞典，后来又在以色列他女儿的集体农场内策尔·塞雷尼生活了16年。虽然马克斯和他的4个兄弟共有18个孩子，但他们分散在全球各处。马克斯的女儿中，两个定居英格兰，一个在波士顿。保罗的独子吉米更喜欢政治，而非金融。费利克斯·沃伯格的4个儿子对各自嗜好的喜爱程度超过对银行业的喜爱：他们一个养赛马，一个拉大提琴，一个涉足外交，一个收藏现代艺术品。弗里茨的两个女儿战后搬到了以色列，各自嫁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女儿英格丽德嫁了一名意大利前共产主义者。父亲去世后，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克移居美国，并把名字中的“h”去掉，他独自想着战后也许能在德国重振家族生意。
作为一家银行品牌，“沃伯格”这个名字因纳粹充公的政策而被忘却。1945年5月，没人可以肯定布林克曼·沃茨公司如果还存在的话，它还剩下什么。阿姆斯特丹的沃伯格公司也只是个空壳。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看来，“未来数年，在汉堡做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阿姆斯特丹最多只是临时住处。除此之外，只有成立不久的埃里克·M·沃伯格公司，它是马克斯的儿子在纽约成立的。多年来，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其他人一直认为，新贸易公司这个名字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这家伦敦公司经营得愈加像一家投资银行。西格蒙德·沃伯格“个人……不情愿更换名字”。但（他向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解释道）[1]：
所有我重要的朋友都强烈建议我更改公司名称，不只是董事会里的同事们。一般的看法是，我们的公司从综合性金融公司起家，现已发展成真正的投资银行，因此应该依照金融城的法则，以与公司有主要关联的人的姓名命名。
西格蒙德怀疑，他的叔叔马克斯和堂兄埃里克不会批准，但他清楚地表示，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合伙人”的意见都不重要。毕竟，他们在设立埃里克·M·沃伯格公司之前，没有咨询西格蒙德。1945年年初，当西格蒙德第一次向他们提出有关战后可能的改革时，他们没有显示出多少热情。埃里克和他的父亲强烈反对。但西格蒙德没有妥协，虽然他没有放弃“M·M·沃伯格公司老合伙人之间未来合作”的可能，但他坚持认为，合作应基于“设在各重要金融中心的各独立公司，每间公司在所在地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并遵守所在地的特色和要求”。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正像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的，“一艘快速驶过的轮船，它的船长也无法令船停下去救海上的幸存者”。双方争吵无果、愈加激烈，其间沃伯格半认真地威胁将公司改为沃伯格–菲利普森，但他的堂兄敦促他把新贸易公司改为安德鲁·麦克费迪恩——1946年1月28日，公司正式启用S·G·华宝这一名称。至于姓前的缩写，西格蒙德带着讽刺意味解释说：“它意味着，我不想让任何其他家族成员卷入任何错误，这些错误要么是我公司犯的，要么不是我公司犯的。”
更名后的公司的规模仍然偏小，但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了。除了格伦菲尔德、科纳和塔尔曼，西格蒙德越来越依赖赫尔曼·罗比瑙管理投资部。为平衡公司里全是日耳曼人的倾向，也为了使公司为战后英国工业提供专家级建议，沃伯格雇用了杰拉尔德·科克[2]作为董事，战前他曾是一家钢铁厂的副董事长。沃伯格从开始就表明，公司更名后，其在战后时期的主要目的应是“为英国工业企业服务”。1946年年初，他向岳父解释说，公司：
不做承兑或存款业务，但首先是作为向工业和商贸客户提供建议的服务型银行，其次是作为募集和发行证券的银行。除了通常的一般客户，我们现在有一批大概20~30家的工业和贸易企业客户，我们为这些公司担任总顾问，并代表投资联合体控制其中一部分公司，投资联合体由我们牵头，还包括宝诚、弗莱明、本森、罗斯柴尔德和我们自己。对这20~30家企业，我们不但安排所需的长期和短期融资额度，而且还为它们提供成本控制、市场营销和一般性管理方面的建议。我们有一条规定，我们承担的融资风险，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公司资本的一个非常有限的比例。我们主要的风险在于我们的费用支出，考虑到我们所做的工作依靠最高质量的管理，我们的支出相对偏高。
1947年，科克成为力拓的董事，9年后成为力拓的董事长，他在这家新投行与这家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中间建立起极其有用的联系（虽然力拓从来没有成为沃伯格的客户，而是坚定地忠于N·M·罗斯柴尔德）。
公司重新打出沃伯格这个名字的背景不太吉利。由于德国空军的破坏，金融城一片废墟。战时的管制摧毁了投行业务。至少对于一家老牌投行克兰沃特父子公司来说是如此，“利润如此之低，我们有可能关门大吉”。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承诺将经济的“制高点”国有化，并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史无前例的再分配，新政府不太可能和蔼地关注一个成立不久的资本主义企业。西格蒙德·沃伯格私下里担心会发生“某种政治和经济动乱……甚至是轻微的剧变”。但他希望，新政府将“开展亟须的建设性工作”。沃伯格不止一次更喜欢充当金融城里仅有的社会主义者。他重拾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战时的交情，后者刚当上贸易局的主席，沃伯格和他讨论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与美国达成的新国际货币安排的影响。沃伯格对《租借法案》（美国在战时曾援助英国）的取消表示欢迎，他正确地预料到一个“非常坚定的和平政权”，这个政权将和克里普斯的名字不可分割。沃伯格还对一个叫哈罗德·威尔逊的年轻工党政治人物印象深刻，后者接替在贸易局的克里普斯，而克里普斯被任命为经济事务大臣，之后担任财政大臣。威尔逊认同沃伯格的观点，货币贬值“尤其不合理，甚至在现在不道德，因为它将给很多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货币贬值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它只是治标不治本”。二人达成共识，认为降低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不一定能缓解英国的支付平衡问题，因为美国对从英镑区进口的需求有限。沃伯格也肯定威尔逊的观察，“黄金是众多弗洛伊德式的标志之一，它在这个世界上承担了过分的角色”。
但是，克莱门特·阿特利政府实行的政策让沃伯格的热情有限。比如，企业税赋较高。尽管“对多边贸易和货币自由兑换的要求说了很多”，但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依然被维持。毕竟有过多的中央集权。克里普斯甚至计划把设在各个火车站的酒店收归国有，这让沃伯格觉得很荒谬。无论如何，沃伯格出于个人原因与克里普斯建立友谊，微妙地把他们的对话从战后国家大计，引到新《公司法》和限制国外出生的人当董事的规定上，沃伯格认为后者带有歧视（不只是针对他）。到1949年9月英镑贬值，英镑兑美元的价值下跌了30%，从1英镑兑4.03美元，下降到1英镑兑2.8美元，沃伯格在战时对工党的热情锐减。同年8月，沃伯格在一份备忘录里痛斥，战时有太多的限制被不必要地保留下来。这个国家在防卫上花费太多。而且，利润和薪酬“过高”。人们——管理层和员工——的工作时间不够长，不够勤奋或不够有效率：
雇主们经常对他们创造的利润抱有幻想，他们有关股利政策、管理层分红和管理层成本的行为，一般经常是根据这些幻想而制定的。如果提取恰当的重置储备金，许多工业企业的利润将会更小，或者根本不会有任何利润。夸大利润或者幻想其实不存在的利润——除了有许多其他不幸的后果——很多时候阻碍了必要费用的减少……雇用员工的公司显示虚高的利润，员工们经常受其鼓舞，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到限制性贸易工会条例的影响……同时要求更短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
最让人头疼的是，“两大主要政党……缺乏勇气……去告诉英国人民，为了克服当前的危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那些工作时间不长的人，将不得不满足于更少的真实工资”。沃伯格认为，除了“降低生活水平”别无他路。以经济水平衡量，他认为，“今天，这个国家的状况也许比在敦刻尔克时期该国的军事状况更严峻”。不是所有学习战后英国经济的现代学生都能接受这一诅咒性的“诊断”。但很少人会否认，战后的英国期望与现实之间有很大差距。
在沃伯格看来，经济薄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统治精英（不管忠诚于哪个党）不情愿削减英国在海外的军事承诺。这些军事承诺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务压力，加上已经背负的外债，事实上构成这个国家的主要宏观经济问题，并导致支付平衡危机的重复上演。沃伯格以极为清晰的远见认为，1945年不列颠帝国的经济未来所剩无几。需要承认的是，他朋友利奥·埃默里提出“尽可能将英联邦铸成一个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波动”，沃伯格对此表达了有保留的支持。不过现实中，当其他人看见的是机会时，沃伯格看见的只是一般的管理费用。他不想和南非法西斯式的种族隔离政权有任何来往。坦葛尼卡也“在我们的利益范围之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沃伯格也不把跨大西洋的“特殊关系”看做英国战后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沃伯格总是盯着西欧，他认为：
关于在非洲和亚洲的所谓“欠发达”国家中正进行大量新兴开发的言论不绝于耳，但也许最大的新兴开发将在欧洲大陆现有的国家中进行……它们有如此庞大的资金，那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也非常勤劳，他们既保持优良传统，又带有强大动力。
苦于工党的外交政策缺乏方向，到1950年，沃伯格把目光转向保守党，希望保守党——尤其是埃默里——能承担某种领导职能。他甚至游说自由党领导人克莱门特·戴维斯，“指出经济政策中，他认为有必要指出的不受欢迎的地方”。
新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格兰银行承担金融城主要监管职能的态度。沃伯格兴奋地跟保守党国会议员鲍勃·布思比说，英格兰银行干得“很漂亮”（这与沃伯格对其他国有化机构，和他对1945年以前英格兰银行的态度截然相反），因为英格兰银行已“在集中的政策和分散的行政之间找到平衡”，而且“一个强有力的顾问团队位于经理们之上”。但不是所有该行的官员都领情[3]。“那家公司绝不属于第一梯队”，这是1951年“针线街”（指央行）对新公司的一份轻蔑的判决。“它喜欢被人称做投资银行，但我们更喜欢把它视为一家融资或投资公司。它对许多工业和商贸企业感兴趣，那些企业毫无疑问将把资金存放在它那里。它从事一定量的募集和重组，并代表客户开展股票交易业务。”两年后，另一位央行高级经理就“沃伯格公司不断快速扩张”表达关切，并补充说：“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强健，但它的实力取决于存款的牢固和贷款的稳健。”另一位央行官员在“历史记录”里，带着势利和反犹主义姿态写道，“历史将记住，在战争年代和战后不久，新贸易公司在英国和南美的行为，至少是令人非常怀疑的”：
沃伯格不但将自己锻炼成一位领先的国际级犹太金融家，而且正朝着他曾宣布的要成为“犹太国际金融核心”的志向努力。他为一批德国前犹太银行家族担任顾问和存款托管人，包括弗斯滕伯格家族（柏林人贸易公司），并通过他在瑞士、美国、加拿大和北欧的关系，将财富从欧洲转到美国。1942年，沃伯格是埃德蒙·史旦尼斯博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托管人。1950年11月，沃伯格致信英格兰银行的证券监管办公室，信是关于转换他在荷兰国际公司的股份的，这份材料显示了战时黑名单的人名……他是个国际犹太人，对他来说没有国家或时局的限制。他在许多业务领域雇用犹太人，这些业务常招致政府的猜疑。他聘请聪明的人和头脑敏锐的犹太人……他爬到他们的肩膀上站得很高。他对雇员不留情面，但从未与那些“自己人”交恶，他们曾帮助他……取得他现在的位置。
如此的偏见在战后时期的英国权贵阶层中极为普遍。
但是，至少有一位央行官员愿意肯定沃伯格是“一个好人”。乔治·博尔顿[4]认为沃伯格很正派，他宣称自己“最近在两个场合被问到我们（即，S·G·华宝公司）接受200~250万英镑是否合适时，都特别高兴地给予肯定的答复”。沃伯格请求增加他公司的资本金，超过财政部资本发行委员会规定的每年5万英镑的标准，博尔顿予以“全力支持”。博尔顿也支持沃伯格系通过收购该委员会的一位现有成员（见下文），在显赫和强大的承兑银行委员会中占有一席。反过来，沃伯格告诉博尔顿，他希望“把博尔顿当做听金融城银行家倾诉的神父，就像已故的蒙塔古·诺曼[5]多年来的角色一样”。到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系和央行变得更加和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审慎地尊重央行的权威（实际上是由于国有化已被大大削弱）。
如果S·G·华宝公司要想从融资公司转变为投资银行，其在承兑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很有必要——换句话说，从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转变为“可以做任何交易金额的投行”。没有成员资格，由公司承兑（担保）的票据不能拿到英格兰银行再贴现，这使得这些票据比那些由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老牌金融城银行承兑的票据更不具流动性[6]。但首先，沃伯格有意在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公司。1952年，他提议S·G·华宝公司与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下称“BG”）合并，新贸易公司最初曾在这家金属经纪公司的伦敦办公室办公。合并的理由是“S·G·华宝公司如今完全控制伦敦BG公司的方向，从行政角度看，两家公司合并符合逻辑”。这次并购是逐渐融合过程的顶点，该过程可追溯至保罗·科恩–斯派尔去世，在保罗的儿子埃迪·科恩–斯派尔眼中，这一过程让人想起杜鹃在别的鸟窝里下蛋的行为。但英格兰银行认为，合并是明智的合理化改革[7]。直到1955~1956年，加入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问题才正式向央行提出。央行愿意再贴现沃伯格系承兑的票据，“检疫期”至少需要一年，只有在一年以后才能加入。当得知这个情况后，沃伯格联合格伦菲尔德收购了塞利格曼兄弟公司，它是一家小型公司，但受到尊敬，又是承兑银行委员会的长期成员。（用央行的希尔顿·克拉克的话说）沃伯格也不满足于“这份‘大奖’……即，沃伯格公司的票据被我们接受，而且被视为‘优质银行’”。克拉克还坚持认为，S·G·华宝公司应该继承塞利格曼公司在英格兰银行的账户。正像《经济学人》指出的，作为一家刚成立10年的银行，就能跻身“承兑银行之列的内部圣地，其进展可谓创下纪录”。
可以肯定的是，“针线街”的人仍对沃伯格的魅力有所抵触，尤其是行长卡梅隆·科博尔德本人。雷金纳德·塞利格曼被迫辞职后，他找到科博尔德，抱怨被沃伯格系“陷害”。其他人则响应埃迪·科恩–斯派尔对沃伯格无情的指控，特别是出版商、西格蒙德的远亲费德里克·沃伯格，他控告西格蒙德首先从家族其他人手中“夺走”新贸易公司，又从科恩–斯派尔家族那里收购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但每一个敌人的出现，又增加了两个或更多的朋友。早期，西格蒙德被央行里的人误叫成“西吉斯蒙德”·沃伯格，到1959年，人们更亲切地叫他“西吉”（虽然总在他背后）。如果雷金纳德·塞利格曼很快厌倦了受制于沃伯格，那么，杰弗里·塞利格曼和他堂弟斯潘塞（“博比”）就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体制。
即便英国经济从战后的节俭走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繁荣，沃伯格仍很谨慎。他在1955年年底抱怨，保守党财政大臣R·A·巴特勒“将国家的经济形势说得太好了”。“巴特勒告诉人民，他运用货币政策能改变现状，而不是说丘吉尔式的‘汗与泪’之类的大话。”沃伯格在苏伊士危机前夕悲叹，伊登政府“可能是自从诺思勋爵时代以来，效率最低的英国政府”：
我在想，有多少政府以外的人还认为纯粹用货币手段能够对必须治愈的“疾病”有真正影响，比如提高央行利率。我猜想，只有那些既傲慢又低效的人，就像现在的政府才这样固执己见，他们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有误，他们应该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诸如刺激出口；试图促使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影响深远的协议，好比薪金合并、股息冻结；未来的政策更应强调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出台负面、有阻碍性的货币限制措施。
沃伯格说，如果英国的经济增速可以有德国的一半的话，“那么，现在有关英国是否繁荣的争论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意义”。这些较为苛刻的话，甚至连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都感到不太恰当。但两党的这种自满只加深了沃伯格的忧虑。1957年，他向新任教育大臣黑尔姆勋爵慨叹道：“在行业工会以及与之对立的金融城和工业领域，同样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和懒惰的因循守旧，程度令人害怕。这种懒惰的奉从主义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大危险，应该反对这种自满。”1957年，哈罗德·麦克米兰当选首相后不久，他漠不关心地声称，英国人民的“生活从没有这么好过”，沃伯格对此大为失望。1961年，在一份致媒体的罕见的声明中，沃伯格警告“贸易周期中即将出现一种有益的下行趋势”。
这种对未来的麻烦永远担心的状态，解释了沃伯格厌恶风险几乎到了强迫的地步。1952年3月，他在一次董事会上“就明年我们是否有能力从传统银行业务中赚取费用，表现出极大的悲观……未来几年，也许更长一段时间，预期将经历商业收缩”。为了存活，公司需要“逐步培植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他和罗比瑙就公司财务数据打赌，内容是“截至1953年3月31日，S·G·华宝公司的各项财务数据将比……上一财年更糟。”结果，沃伯格输了5英镑。两年后，沃伯格向博尔顿坦言，他“当前最大的担忧是，人员数量增长过快，我们业务的总体规模太大，高层的工作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他还非常认同积累隐蔽的储备金。1959年，他解释说：“因为现在国际上私人开设的银行公司，我认为非常脆弱，像我们这样的私立银行公司，今天比以往更需要大量的储备金。”
然而，这些是公司成长过程中的阵痛，不是严重问题。不管哪个党在台上，不管英国经济多么艰难，S·G·华宝公司持续快速崛起。在西格蒙德46岁生日时，他的堂姐罗拉感慨道：“就一次，请你把这个世界的悲伤忘掉，想想你那多么耀眼的天赋……在威廉国王街……格伦菲尔德富有远见和效率；科纳富有独到的眼光，他的魅力能使欧洲建筑柱顶上干枯的石头中流出金色的泉水；厄恩斯特·塔尔曼镇静的光彩折射出他的睿智，既富判断力、又有执行力……所有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在S·G·华宝公司这片沃土上忠实地成长。”这些都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S·G·华宝公司的财务表现令人印象深刻。1949年，公司的实收资本只有275万英镑。13年后，公司市值达到2000万英镑（以2008年的水平计算，约10亿英镑）。1961年，《泰晤士报》指出，某人7年前买100股水银证券公司的股票，它是沃伯格公司的母公司，只需投资237英镑：
投资这么多钱，他现在将有274股，按每股18英镑计算，它的投资价值为4930英镑，比他的初始投资翻了20倍……在这段期间，公司的利润扩大了6倍，股息增加了9.5倍。这意味着，原始股投资人持有到现在，相比其初始投资的成本，股息增长率达到42.5%、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45%。
正像该报表述的那样，这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率”（见图6–1）。这段时期，国家正从战时管制转向有些业余的、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其表象是经济大幅波动：20世纪50年代，各保守党政府声名狼藉的“停停–走走”政策，导致货币和财政政策变化过勤，为的是应对通常在支付平衡与政治性商业周期之间存在的相抵触的压力。能有这样的增长率，尤为令人不可思议。
图6–1 水银证券公司的股价，月度数据（英镑），1954~1961年
[1]格伦菲尔德怀疑他的合伙人仍未从M·M·沃伯格公司迅速衰落的阴影中走出。
[2]科克这个“老伊顿人”从牛津大学获得现代史学位，但成绩平平。战争期间，他在苏格兰卫队里升至陆军中校。他是汉德尔音乐的鉴赏家和收藏家。当他加入公司时，沃伯格表示，科克是“一个奇怪的混血儿，75%是雅利安人，25%是非雅利安人。他的爷爷是莱斯特伯爵，他的外公是伯纳姆勋爵（册封前叫利维—劳森，他曾是《每日电讯报》的东家）。他娶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一个女儿”，卡多根爵士是外交部永久次长。但是，沃伯格又指出（也许并不诚实），“我想说明，他加入新贸易公司，不是靠他的社会关系，而是因为他人极好而且聪明”。
[3]“他（沃伯格）的圈子有点狭小。”C·F·科博尔德以那时俱乐部排他式的风格，向央行行长约翰·伍德爵士汇报时说。
[4]博尔顿曾是央行的顾问，后来成为央行的执行董事，他在战后外汇管制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1957~1970年，他担任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并与S·G·华宝公司在多项交易中紧密合作，尤其在欧洲美元市场（见第8章）。博尔顿强烈支持使英镑可兑换的“ROBOT计划”（由三个主张该经济政策的人的姓名组成），但该计划在1952年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不同寻常但又有先见之明的是，博尔顿觉察出伦敦金融城可再次成为金融中心，尽管英镑作为货币有其劣势。
[5]1920~1944年，诺曼担任央行行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是伦敦金融城里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尽管留着姜色络腮胡、举止古怪，但他在货币问题上极为保守，并对金本位制的消逝表示遗憾。由于他对勃拉姆斯的喜爱和他与亚尔玛·沙赫特的友谊，使他支持绥靖政策。
[6]1961年，一篇被沃伯格批准的草稿，扼要地解释了承兑系统，以及该系统在他眼里的重要性：“当一家投资银行的名字……出现在汇票上，该行的客户凭票提款，汇票在英格兰银行被视为可接受货币，并且可以按最佳利率被票据经纪人再贴现。票据经纪人以此为目的，从英国各储蓄银行的盈余资金中借款。通过这种方式，交货和付款之间的时间差就可以被弥补，反之，将迫使生产过程不规则地变动，直到货款到账。迄今为止，承兑是最便宜的融资形式：除非某环节出现问题，承兑无须占用银行的自有资源，不像贷款和透支，因为银行借出的不是现金，而是名誉。提供这项服务，银行收取手续费，费率由银行利率法庭公布，一等借款人手续费在1.25%~1.5%之间，其他借款人可能要支付3%，虽然这是例外……很难指出哪种特别的业务对S·G·华宝公司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该公司几位发言人均坚持强调要扩大公司的承兑业务，可见公司对进一步增加承兑业务量的重视程度。”
[7]1946年5月，S·G·华宝公司联合力拓，收购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6年后，沃伯格系向力拓支付作价，购买后者在水银证券公司的股份，水银证券是S·G·华宝公司的母公司。
开拓国际业务
虽然英国工业理应是S·G·华宝公司战后主要的焦点，但公司的这位灵魂人物即刻返回欧洲大陆寻找国际业务，那才是他真正的职业。1945年年底，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瑞士一贯稳定，而法国总显得不那么稳定。第二年，他又去了瑞典、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后者的边境上，“铁幕”还没有被拉开）。在瑞典，他试图与富裕的沃伦堡家族和他们的斯德哥尔摩恩斯吉尔达银行重新建立联系。战后，沃伯格首先有一些设想，其中之一是联合罗伯特·本森公司和法国国家工商银行，在伦敦设立英法银行，旨在服务于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工党政府当选一年后不久，沃伯格提出这一计划，他尽力取得英格兰银行“善意的同情”。他注意到，政府里（甚至公职系统里）有人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飞快复苏存有敌意——这意味着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有所放松——沃伯格深知，央行作为官方盟友的重要性。“针线街的老妇人”（指央行）的意见并非那么明确，对提议的新公司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人选有所保留。不过与此同时，央行让沃伯格明白，他们原则上“以善意的眼光”审视这一方案，表示“如果新公司设在纽约而不是伦敦，将会很遗憾”。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窍门：两大主要金融中心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各家央行习惯性地希望在自家后院增长国际业务。沃伯格知道怎么打这张牌。他视乔治·博尔顿为可靠和有效的盟友。正如沃伯格后来回忆的那样，他对博尔顿有很高的评价：
他试图巩固英国在金融领域为国际合作创造新工具的角色。尽管他完全意识到相对于在那时（即，战后）美国压倒性的金融实力，英国在金融上存在劣势，但他以全部的能力和说服力，为保持英国显赫的地位而奋斗——这倒不是建立在英国的物质资产上，而是建立在英国的专业素质和英国作为东西方桥梁的职能上……乔治·博尔顿除了为恢复西方世界各央行之间的紧密关系效力以外，他还鼓励金融城内的私营公司从伦敦构建国际业务，尽管存在外汇管制以及其他障碍。你总能感到他的影响力向个人创业倾斜，并向那些试图打开国际合作私营新渠道的个人倾斜，这与国家机器匿名的权力截然不同。
沃伯格比大多数人更早领会到伦敦金融城的复苏就像它在过去的繁荣一样，不可能基于英国资本的出口。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将需要从国外吸收资本。因此在1948年2月，他征求了他在瑞士的一些联络人的意见，看“瑞士有没有可能，利用它不足的黄金储备，为英国或不列颠帝国的需要提供融资”。4年后，他审阅了一批可能的项目，“为了这些项目……联合王国可以筹集硬通货币的贷款，主要在美国，但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在瑞士和加拿大”。后来很多年里，他工作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设法吸收欧洲和北美的资本到英国，不只是为英国工业现代化提供融资，而且是为把伦敦变成国际交易的通道。
但是，直到1949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才回到他的出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沃伯格就想加速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复苏（与亨利·格伦菲尔德截然相反）。这不是出于宽宏大量，更不是漠视第三帝国的恐怖，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沃伯格对这两种人分得很清楚，一种是“主要的歹徒”——他指的“不但是那些政治罪犯，而且是所有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无节制地从纳粹政权攫取利润的商人们”；另一种是“相对无知的人，他们加入纳粹党，为的是保全他们家人的性命”。他认为，后者被不必要地迫害，因为占领军实行高度机械地去纳粹化政策，而前者——他们应该被“投入劳改营”——巴结“愚蠢的军人管理者们”得逞。1949年，沃伯格刻薄地评价道，“近年来，如果一个人说话不得体、没有礼貌，其举止让人联想起希特勒统治下所有糟糕的事情，那么，大多数德国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举止的表象是“一种奇怪和典型的组合，既傲慢又天真”。他不反对“最终将德国分割成东区和西区”，并倾向于法国提议的“将鲁尔区置于国际社会控制下单独管理”。然而，他脑子里考虑得最多的是联邦德国经济的飞快复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准备好至少对其中一位“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无节制地从纳粹政权攫取利润的商人”视而不见。
1947年7月8日，赫尔曼·阿布斯——这位丢脸的德意志银行外国部的前负责人——写下了他漫长一生中仅有的几封恳求信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写给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它值得详尽引述，不是因为信中令人诧异的蹩脚英语，也不是因为信中谦卑的口吻，（对于阿布斯而言）这不像是他的特点。
离我们上次于1939年2月在伦敦相见，已经过去8年多的时间，你可以想象我有太多的事情想和你讨论，直到现在我才有这个机会。一年多以前——一定是在3月——我以如此美好的方式梦见了你，以至于自那以后，我感到应该写信给你。家中的沃伯格太太和你的父母可好？请告知他们的情况。你儿子一定已经长大，现在也许上大学了。这些年不容易，我们经常在家里谈到你。
阿布斯继续提到了他和他的家人在与世隔绝的农场的安静生活，农场在莱茵区，靠近雷马根镇（那里曾是战场）。他坚称：“我们都很高兴再次团聚，并快乐地生活在乡下。”接下来，他谈到了这封信的主要事由：
这种乡村生活在今天有很大优势，每天的辛劳……帮助我最终忘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些问题常常纠缠着我。即使远离银行和金融业的任何活动，但只要想起欧洲的命运，仍无法将悲痛释怀，想起自身的缺点和责任，就有一种良知。无论在哪儿，无论何时，只要被召唤，就尽己所能参与重建工作当中。
对于我是否还有利用价值，似乎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必须保持耐心。耐心是基督教的伟大美德，我需要尽力奉行。要对这个国家形成一个公正的观点一定非常难，我不会佯装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把我想和你谈论的全写在一封信里，实在太难了……你的回信将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请代我问候沃伯格太太。
沃伯格的回信是友好的，但却一针见血，他回忆的不是他们在1939年的会面，而是1926年“我们在伦敦度过的一段愉快时光”，现在看来像“几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他嘲讽性地祝贺阿布斯的乡村生活，“你过的是禁欲的生活，而我在伦敦金融城过着忙碌的生活”。谈到德国，沃伯格用“你的国家”，对妻子和孩子的消息，他一笔带过，然后直奔主题：
有一次或两次，我被问及对你的意见，每当我被问及时，我都非常高兴地说，我总能感到你竭力主张的反纳粹态度，你在很多场合通过英勇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需要，我愿意在这一点上作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任何需要我做的，尽管让我知道。我对你多年的友谊和高度的尊敬不变。
沃伯格经常表达对阿布斯作为商人的钦佩，他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但沃伯格对阿布斯声称在20世纪30年代“竭力主张的反纳粹态度”能信多少，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阿布斯从不曾加入纳粹，也从未因犯战争罪行受审，但他在没收犹太人公司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门德尔松公司，以及阿德勒和奥本海默公司。他曾主导德意志银行吞并奥地利信贷公司，并积极在欧洲被占领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搭建网络。事实上，战时，他在45个公司中占有董事席位，其中有1/4的公司处于被吞并或被占领地区。另外，阿布斯还是法尔本公司监事会的一员，这家化工公司建造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旁边的合成橡胶厂。他还密切参与了德意志银行收购从欧洲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黄金。对于那些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分子，阿布斯也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虽然有很多人找过他，比如亚当·冯·特罗特·祖·索尔兹、赫尔穆特·詹姆士·冯·莫尔克，以及彼得·格拉夫·约克·冯·华登堡。战时，阿布斯唯一的冒险是在瑞士积累了一个金库，以防德国失败[1]。
我们不敢肯定阿布斯是否知道德意志银行的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屠杀的受害者。我们也不知道，沃伯格对阿布斯无辜的郑重声明到底相信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在阿布斯头上笼罩着疑云——事实上，战争刚结束，他就被美国人抓获，并被关进监狱，但从未受审——沃伯格仍尽其所能，加速阿布斯的平反[2]。到1947年年底，这个德国人又重出江湖，还为“重建贷款公司”发行债券的技术细节，辅导沃伯格的儿子——他被他理想的大学和武装部队拒绝后，现正接受训练，准备当一名会计——阿布斯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二把手。沃伯格的目的很明确：利用阿布斯作为伦敦和德国经济联络官的角色。沃伯格相信，德国经济在战后的衰落不会持续太久。他向让·弗斯滕伯格保证，阿布斯是“至今任何新成立的金融组织在德国最好的人选，并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在德国干点什么的话，他将成为主要的吸引点”。沃伯格曾说，“很少有人能在商业世界里，可以做到他那种地步，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想象”。是的，现实主义加想象——这样的品质阿布斯有很多，它们很快把他推到在联邦共和国有特殊影响力的位置：先后成为新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顾问、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德意志银行顾问会主席。对沃伯格而言，帮助阿布斯在未来数十年都有巨大的回报，但其中也包括对这位德国银行家从1933~1945年明显缺乏公民勇气的视而不见。
阿布斯不是与西格蒙德·沃伯格恢复联系的唯一一个德国商人。但是，当沃伯格返回德国时，他第一站去的不是汉堡，而是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这意味深长。从一开始，他决心不原谅继续管理以前是M·M·沃伯格公司的布林克曼·沃茨公司（简称“BW”），那些人是第三帝国的受惠者。在沃伯格眼中，唯一恢复汉堡家族企业合理的基础是重建“1938年以前的整个现状……至少在原则上”，换言之，推翻汉堡家族银行所谓被充公的局面。在去纳粹化的时期，他愿意帮助布林克曼，但不愿帮助他的生意伙伴保罗·沃茨，沃伯格把保罗视为一个更加狂热的纳粹，而不只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但是，1949年12月，等到沃伯格沉思着围绕阿尔斯特湖走了一圈返回费迪南德街后，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家族银行似乎管理良好。“里奥”·布林克曼既有魅力又有效率，他在自己家以一顿“非常可口的”家宴款待沃伯格。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银行职员，情不自禁地感到不安，他已经有15年没有见到这些面孔了。他回忆说，“回到德国”使他感觉好像（再一次）“坐在火山口边缘”。但他不能否认，“就汉堡而言，火山口上的生活不但忙碌，而且很惬意、舒适”。沃伯格支持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临时协议[3]，它规定“沃伯格集团”在布林克曼·沃茨占25%的股份，附带一份5年的期权，其持股可增至50%（不过，该期权未被行使）。在这25%的股份中，47%分给马克斯·沃伯格的后人，26%分给弗里茨·沃伯格，西格蒙德、埃里克·沃伯格、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各占9%。1948年货币改革后，家族银行首次出版以德国马克计价的资产负债表，报表显示公司资本金为310万德国马克、资产为2550万德国马克。实际上，就西格蒙德·沃伯格在家族银行的占股，他本应收到相当于75780德国马克（约合7500英镑）的股票，但这部分股票凭证在他家被盗。
沃伯格态度改变的原因不是非常显而易见，但可以说，态度改变没有费很长时间。到1950年，他和埃里克讨论有必要为布林克曼·沃茨公司雇用多位新经理，并提出恢复使用老公司的名字，只要埃里克愿意一年有1/3的时间在汉堡。1950年，西格蒙德指示他的儿子，“如果布林克曼万一和你联系，请……听着就是了……在他傲慢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外表下，他不但非常精明（当然，不要过高估计），而且善良，还带有东方的智慧，虽然有些安静”。然而，一年后，沃伯格打消了这种想法，认为布林克曼“非常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懒惰”。到1952年，沃伯格加速恢复公司的原名，他至少邀请了一位新合伙人加入，并把银行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目的是稀释布林克曼的影响力。那年夏天，沃伯格访问汉堡，证实了他对汉堡的疏离感：
在我看来，布林克曼的情绪类似“军官”和“女主唱”，令人捉摸不定，比他之前的状态还糟（暗指他来自土耳其的母亲）。我经历过好几次，当他作陈述时，既不坦率也不诚实，我注意到，他看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他个人需要地位的角度出发，这让人非常不舒服。因此，在汉堡发生的所有事情只是动嘴皮子，并没有结果。我对他的描述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了，直到我们再次见面。同时，我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即，我以后很少有可能会与BW公司打交道。
也许是不走运，沃伯格无法坚持这一决定。1953年年初，他说，他发觉自己不得不在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为防止任何非常不利的事情发生”。一度，他以为他已说服他的堂兄埃里克，接受S·G·华宝公司在德国设立新机构，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也许会占一小部分股份。不过，到1954年下半年，沃伯格建议埃里克考虑出售他在前汉堡家族银行的股份，沃伯格认为，与德意志联合银行，或干脆与杜塞尔多夫的一家新“工具”合伙，将比继续与布林克曼·沃茨合作更有利。但是，埃里克决心以汉堡为基地，并将他的能量更多地投入前家族企业，为的是接替赫尔曼·希林成为合伙人，沃伯格对此困惑不解。事实上，沃伯格想把他在布林克曼·沃茨的股份卖给埃里克。当这家前汉堡家族公司邀请西格蒙德加入其融资委员会时，他答应了，但条件是恢复M·M·沃伯格这个名字，并任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做合伙人，这两个条件都被布林克曼拒绝，他现在似乎有意把公司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也许又到了要分道扬镳的时候。但沃伯格仍不太可能割舍。他最终同意加入该公司的融资委员会，尽管布林克曼继续拒绝接受他的两个条件。毕竟，沃伯格仍“十分喜欢这家老汉堡公司”，即使他有时佯装与“布林基”关系和睦，但私下里仍轻蔑布林克曼的自大，并深深怀疑后者的裙带倾向。
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而言，答案似乎很清楚：恢复原名、重振公司，并使其作为S·G·华宝公司在联邦德国的合作伙伴。但他朝这个方向走的每一步，都受到布林克曼的制约。比如1960年，沃伯格提出妥协，将公司改名为M·M·沃伯格·布林克曼公司。他更进一步表示，布林克曼的抵制也许是出于“德国人对犹太名字敏感”。当埃里克提议用布林克曼·M·M·沃伯格公司时，西格蒙德威胁从融资委员会辞职。布林克曼又提议他32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担任合伙人，沃伯格反驳说，“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更不主张王储式的裙带主义，他建议让他的儿子立即出任合伙人，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布林克曼现在的立场是，恢复原名的时机应该是战后不久，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太晚了。西格蒙德告诉他不太确定的堂兄，“过去15年，布林克曼非常习惯被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他倾向采取这种态度——任何不同意他的人都是不友好、不忠实，或者缺乏善意的”：
你我一味防守已无作用。我认为是时候向布林克曼的自大——我担心如今不但显出凶恶，而且还有衰老的征兆——进攻了，而且，他必须被告知，他欠M·M·沃伯格公司老合伙人的太多了。1938年，他们交给他的不只是一个“躯干”——布林克曼用了多么天真的一个词——而是一间公司，尽管赶上纳粹的局势，公司仍保持极好的名誉、极佳的赢利能力和非常重要的储备金……他不应忘记，这一切应归功于公司的老合伙人，也是你和公司其他员工战后支持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