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克曼“试图在汉堡建立布林克曼王朝”，而且“没有大张旗鼓地恢复公司原名也算得上是丑闻”。其结果是一个妥协：布林克曼的儿子做合伙人，但同时汉斯·伍特克也成为合伙人，后者曾在戴姆勒–奔驰工作，他深得西格蒙德的支持，并以“强烈和独立的观点”——独立于布林克曼——回报沃伯格的信任。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汉堡公司相对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其金融利害关系已被削弱。沃伯格抱怨，公司的业务“非常局限”，完全专注于商业信贷，完全脱离了为德国工业融资的制高点。但沃伯格继续活动，欲稀释布林克曼的影响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从未迷失在汉堡恢复沃伯格名字的终极目标。
所有这些工作，沃伯格显然不是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随着S·G·华宝公司不断崛起，如果汉堡的银行还叫布林克曼·沃茨，不带有著名的沃伯格的名字，那会对沃伯格是有利的。一个不可能避开的结论是，在争夺汉堡公司的持久战中，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追溯。很简单，这是个原则问题，以充公化名义起的公司名称不应再被沿用下去。同样，西格蒙德认为埃里克在纽约使用家族名称是对沃伯格品牌的稀释，不能容忍。当他听说埃里克考虑将他的公司E·M·沃伯格单独上市时，西格蒙德立即写信坚持要求，如果埃里克不再占大股，他的公司应放弃使用家族名称，否则，将构成“滥用家族名称”。当埃里克将他纽约公司的一半股份出售给莱昂内尔·平卡斯时，沃伯格公开表示反对。当纽约公司改名为E·M·沃伯格·平卡斯时，沃伯格勉强表示欢迎。
对西格蒙德·沃伯格而言，控制关乎一切。毕竟，谁能肯定平卡斯将在沃伯格的名字上贴金，而不会有损沃伯格的名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沃伯格甚至在大萧条前就认识到私人合伙制的局限，私人合伙制是家族控制企业最简单的结构。S·G·华宝公司将采用非常不同的组织架构。1954年，S·G·华宝公司超过99%的普通股由一家叫水银证券的控股公司持有，后者原名中央铁路货车（控股）公司，它是铁路国有化所剩下的壳公司。水银证券公司后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这种形式将银行做上市，有三层道理。第一，有机会吸收外部资金。第二，控股公司推动多元化。正像沃伯格告诉格伦菲尔德的那样，除了S·G·华宝公司，“我们必须设立更多的子公司，因为银行业务有风险。”从一开始，水银证券也收购并经营非金融业务，从与金属贸易商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合作开始，公司经营继续走多元化路线，速度之快以至于到1960年，沃伯格可以谈到“我们的保险经纪业务、我们的广告代理业务、我们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第三，控股公司的结构保证沃伯格保留对沃伯格名字的控制权。格伦菲尔德想起他的合作伙伴说过，“无论如何，上市公司的名字里都不能有沃伯格”。“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1956年，水银公司的股票掌握在272个股东手里，母公司及子公司各董事只掌握了1/5的股票。沃伯格自己只持有6.29%的股份。另一方面，通过创始人股票——其投票权是两级普通股投票权总合的3倍——S·G·华宝公司被另一家“沃伯格延续有限公司”所控制，沃伯格、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拥有后者52%的股份（余下的股份由公司各高级董事持有）。这个结构远没有那么直接，但似乎奏效，它结合了家族控制的传统、股票上市的市场规则以及多元化的防御机制。
[1]即使根据1952年德国和瑞士签署的条约，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被解冻，这307公斤黄金仍被留在瑞士。阿布斯固执地拒绝考虑出售甚至转移这些黄金。在他去世后，这些黄金最终被出售，卖了560万德国马克（合380万美元）。德意志银行明智地将这些钱捐给了犹太人慈善机构。
[2]令人惊讶的是，阿布斯的传记作家洛塔尔·高尔忽视了阿布斯和沃伯格的关系，以及沃伯格在阿布斯平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伊恩·弗雷泽的回忆录里，他描述了沃伯格后来谄媚地想讨好傲慢的阿布斯，但在战后的那几年，反而是阿布斯求沃伯格了。
[3]根据英格兰银行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沃伯格家族和布林克曼家族私下里达成了一份秘密协议，德国一旦出现不利于犹太银行业的状况，沃伯格家族有权持有公司25%的权益，并有权恢复原名”。布林克曼最初表示，他仍愿意遵守协议，但他的几个合伙人不愿意，他最多出让10%的股份。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说服履约。
关注德国
1950年10月，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母亲去世。他和她的关系一直是亲密和强烈的。作为一个男孩，是母亲露西给予他更好的教育。她在文学修养上训练他，强度大过任何校长。是她向他灌输她自己的独特精神：那是一种古怪的混合，既有清教徒式的自我否认，又有犹太人的自我批评，这种混合同时激发了禁欲主义和焦虑——它不但是一种属于亚伯拉罕家族的归属感，而且是一种如果一行字抄错或一个字拼错，“会员资格”也许将被取消的感觉。总之，没有人对沃伯格有更大的影响力了。这种严格的责任感，这种完美主义，对警句的热爱，对社会上势利现象的轻蔑——这只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众多品质当中的一部分。
也许可以预料，他母亲的亡故在某种程度上将减弱他对德国的热爱，因为他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他的成长阶段。相反，沃伯格依然关心他的祖国，就像以前关心他祖国的命运一样。整个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奇迹，这为新成立的伦敦公司创造了机会，而关于原汉堡家族公司未来的争执，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则插曲。尽管联军轰炸给德国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其资本存量非常现代化。从东德被赶出的德国人强化了教育水平已经很高的劳工队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刺激了大量的出口订单，新兴的联邦共和国，其经济增幅在欧洲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德国工业的表现，尤其在1948年货币改革后，用沃伯格在1951年6月的话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必须承认，他一生对德国人在政治立场上持矛盾看法，谴责他们“缺乏政治能力，并缺乏现代和客观意识”，但他从未低估他们在“技术和工业组织”上的潜能（以及其他才能）[1]。他和赫尔曼·阿布斯的关系产生了众多生意机会：比如，为汉堡的船坞德意志船厂融资、重振德国金属公司的管理层、出售工程公司曼内斯曼的股份。1952年，沃伯格找阿布斯谈论设立“一家英国和德国银行，类似英国和法国银行”。1953年，他又找阿布斯谈论“在加拿大设立加拿大和德国融资工具”。到1954年，沃伯格向他的堂兄埃里克宣布，“我们在德国最紧密的联系是和德意志银行”。沃伯格和阿布斯都想到，为主要的德国公司在伦敦证交所发行股票。双方还想到引进德国资金，投入英联邦开发融资有限公司。1957年，沃伯格试图使阿布斯成为“拉近英格兰银行与德国国家银行（德国联邦银行的前身）理解的某种中介”。1958年1月，他告诉阿布斯：“在德国处理任何重大商业交易都与你合作，至少将有关情况通知你，即使交易处在萌芽阶段，我把这定为一个原则。”因此，当有消息指阿布斯与希特勒政权曾经合谋时，沃伯格感到极不舒服。消息首先是来自东德，后来是几位西方作者开始披露，尤其是汤姆·鲍尔。
然而，把沃伯格和德意志银行之间的关系形容为某种独享是带有误导的。其实不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寻求在伦敦（和纽约）发行股票，英德合作机会众多，沃伯格不仅仅与一个生意伙伴合作。举一个例子，1959年，他提出收购巴伐利亚联合银行“很大一部分股份”的可能。同时，他和让·弗斯滕伯格探讨“公司和柏林人贸易公司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可能。沃伯格系也有可能独立行动，比如1960年，为奥古斯特·蒂森钢铁公司的一部分股票募集资金，这是自战后以来第一家欧洲大陆公司在伦敦证交所挂牌。事实上，沃伯格尽其所能，为德意志银行在伦敦上市向阿布斯提供帮助。
到20世纪60年代初，沃伯格很清楚，无论是布林克曼·沃茨还是德意志银行，都不能为他提供他在联邦德国市场所寻找的立足点。因此，S·G·华宝公司在1964年（联合伦敦和南美银行）收购了一家在法兰克福的银行汉斯·W·彼得森，将后者改名为S·G·华宝有限合伙人公司，并派曾在美国投行李·希金森效力的格特·惠特曼，与这家法兰克福银行的创始人彼得森以及他的合伙人理查德·道斯共同管理新公司。当沃伯格更加乐观时，他想象着新公司“在战后不久会复制伦敦公司的成功，那时，培训和打造一支合适的团队，最终证明是长期繁荣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也希望这一举动将削弱鲁道夫·布林克曼的地位，甚至也许可以逼迫后者在汉堡家族公司名称的问题上就范，这符合沃伯格的特点。但这种希望受到德国股市暴跌的阻碍，法兰克福新公司成立时，正好赶上股市下跌开始，下跌延续到1966年年底。由于汉斯·伍特克和埃里克·沃伯格都加入了法兰克福公司的董事会，法兰克福公司和汉堡公司便开始合作。到1967年，沃伯格对新公司的幻想破灭，他与伍特克和道斯发生争吵，并指控他们对他在新公司里的地位患有某种“情结”。1969年，沃伯格担心法兰克福分支在过度扩张，他将新公司与J·M·福伊特控制的德意志证券和汇兑银行合并，组成证券银行–沃伯格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过程中罢黜了道斯。到这时，沃伯格找到了一位新德国盟友——德国商业银行的保罗·利希滕贝格。1967年，阿布斯从德意志银行董事长一职退下后，保罗逐渐取代了他的位置[2]。与此同时，布林克曼仍留在汉堡，他无可救药，似乎也无法被撼动。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在联邦德国有这么多商业活动，但如果认为他已经完全原谅并忘记德国人过去的种种罪行，那可就错了。他经常表达他对联邦德国政治人物的怀疑（虽然不包括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康拉德·阿登纳）。社会民主党人卡尔罗·施密德给他的印象是“傲慢、固执”。联邦总统西奥多·霍伊斯的优点是“不拘泥于玩政治战略或战术”。副总理兼经济奇迹设计师路德维希·埃哈德“善良、有才华，但却是不受约束的无赖”。有时，他的批评对人不对事。沃伯格分得清被定罪的纳粹分子和德国群众，他认为德国群众在第三帝国的作用没有那样恶毒。“关于纳粹主义，”他在他的警句簿里意味深长地写道，“引诱善良和成熟的人们似乎是那么容易。”正像他在写给雷曼兄弟的保罗·马苏尔的信中说的那样：
我认为，全世界大部分人没有对抗恶霸的勇气，恶霸掌握压倒性的权力工具，并且毫不犹豫、无情地使用这种权力。另外，我担心纳粹制造的凶残暴行——虽然纳粹人数更多——不会比几个世纪以来罪犯和变态分子犯下的残暴更糟糕，这些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确实也不会比现在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残暴更糟糕。纳粹暴戾特别让人恐怖的地方是，他们作恶的权力应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科学的方法。
然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沃伯格对德国精英阶层发挥的作用大加批评。1956年，他告诉一位英国友人，“恐怕‘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今天依然存在于德国人的心态中，它也适用于大部分上层和中产阶层的人”。1959年，他评述许多德国人“真的从希特勒时代吸取了教训”，但依然如故的是，“一大批重工业领导人像以往一样自负、傲慢”。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的短暂支持，沃伯格并不为此担忧，他认为那是一种反常。就沃伯格而言，新德国的民主基础是牢固的，埃及的反犹势力，甚至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更令犹太人害怕。1967年，他告诉一位记者，“一个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德国的复兴”，比“中东统治者奢侈和完全不负责任的野心”危险更小。而且，不像20世纪20年代，德国右翼对领土丧失或统一问题，并没有希望动员群众的支持。在冷战条件下，除非牺牲联邦德国的自由——这是苏联所有为结束德国分裂的提案的价码——否则，德国不可能实现统一。新德国真正的麻烦不是它保持不变，而是它已经改变，并且超出沃伯格所希望的。1960年，他告诉儿子，现在“人性过于物质，有太多的自满和自大——经历了过多的自怜之后，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继续密切关注德国的政治生态，留意任何反犹的惯犯，他从未怀疑“有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人”依然存在，但他对纳粹真的卷土重来不抱什么预期。即使生硬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也显然不是纳粹，虽然他也许“沉浸在喧闹的表现主义中，几乎像希特勒一样粗俗”。
不可避免的是，有人会批评沃伯格在推动战后德国经济复苏中所投入的精力。其中包括前M·M·沃伯格公司的经理汉斯·迈耶，他现在人在纽约。当沃伯格听说迈耶反对两间“犹太银行”（沃伯格系和罗斯柴尔德系）负责蒂森在伦敦发行股票时，他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沃伯格控告迈耶“虚伪、肤浅”，他提醒迈耶：
希特勒政权上台后仅几周，我向MMG公司和沃伯格公司强烈主张我们应该尽快撤离德国，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其他德国犹太人做个榜样，以此作为激励和支持他们的一种行动，并且应该尽可能避免任何与那时主宰德国的人接触。请再回顾一下那个时代。我着重表达了与你以及和你有相同想法的人的不同观点，但从一种道德或准道德的角度看，我没有质疑你动机的可靠性。
就像在希特勒政权的年代我感到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远离那个政权一样，如今我感到，一个正派、有政治家风度的政权在管理德国事务，在伦敦、纽约或者其他地方的商人，无论是否是犹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来自德国的合理的商业事项，都不应该为参与其中而感到羞耻。对我而言，最好能使正派的人变得更加强大，虽然他们可能立场不够坚定，但他们历经磨难，想重新做人，（沃伯格是指阿布斯吗？）而不是想讨好恶霸。换言之，我更喜欢和阿登纳领导下的德国正派的工业家们打交道，而不是和希特勒统治下的那帮人打交道。
这不仅是经济务实主义的事情。它也反映了沃伯格对德国在西方一体化中的战略重要性的理解：
当我就蒂森的事情开始谈判时，最初我的脑子里就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笔交易，我们可能会被各方批评，尤其是被某些英国军国性质的媒体。然而，我们不应该被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团体的反应所吓倒，这些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年中，没有像现在那样反对德国。相反，如果我们想强化亚特兰大共同体，我认为这是当前政治和社会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任何能实现并鼓励德国商界和西方世界其他商界开展业务的事情，在我看来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1]“德国人在音乐、诗歌和形而上学方面很伟大，同样在技术和工业组织上也很伟大，但天地之间的事情，比如外交、生活的艺术、政治平衡，以及政治公平的做法，多数时候是在他们的潜能和偏好之外。”（沃伯格写给汉斯·谢弗的信，1951年7月16日。）
[2]令人奇怪的是，阿布斯的继任者拒绝参加水银证券在德国的私募。沃伯格不为所惧，他力图补救与德意志银行的关系，并主张与德国商业银行建立三角关系。
发挥关系网的作用
当然，现实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被迫离开故土的德国人。他的老友保罗·兹格勒曾说：“西格蒙德非常德国化，而且……还是19世纪的德国人，还带有很强的尼采的风格。后来希特勒来了，希特勒使他成为永远无家可归的人——我总是对他完全没有英国人的样子感到吃惊……所以，他的生意成了他唯一的家园。”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在汉堡家族公司的名字问题上屈服的原因，不管其金融影响有多微不足道。最终，沃伯格成功了。1969年，当布林克曼80岁时，沃伯格得以达成协议，在资本金增加了600万德国马克的背景下，将公司改名为M·M·沃伯格–布林克曼·沃茨。消息是在1970年1月宣布的，这在沃伯格整个职业生涯中是最难取得的胜利之一。他告诉堂兄埃里克：“我不否认，我为这个目标努力工作，有时，发现我要面对的障碍的性质几乎无法忍受。”劳埃德银行的董事长埃里克·福克纳回忆说，沃伯格有一次曾宣布他的两个个人抱负，一个是将“沃伯格”建成与伦敦巴林银行齐名的家族企业；另一个是在汉堡恢复家族名称。实现第二个抱负比第一个多花了10年时间。
一种对他过去在德国生活产生的亲近感，使沃伯格于1968年接受了在乌拉赫母校校友聚会的邀请[1]。他告诉另一位校友，他总是“抵制德国人有所谓的集体负罪感这一命题，因为任何形式的归类，都是对智力和道德公正犯下的大罪”。1977年，他第二次访问乌拉赫，甚至想买回在乌亨费尔斯的老宅，他曾在那里度过他的少年时光。沃伯格以一种不原谅的精神，试图为他母亲的可动产寻求赔偿，纳粹曾阻止将这些财产运往英格兰，战争期间，这些财产在对斯图加特的空袭中被毁。他和他的祖国完成和解是在1973年，那年，维利·勃兰特政府授予他联邦共和国荣誉勋章。1973年，他跟德国驻英国大使说，他的忠诚包括两层意思，“既对他的出生国，又对他的接收国”。
但是，英德和解不是沃伯格的主要目的，虽然毫无疑问，这个目的是他支持的，也是他培植的。用他一位德国老友埃德蒙·史旦尼斯的话说，有一次沃伯格在电话里坦言，他的“人生使命是把分布在全球（大写）名字中有‘沃伯格’（大写）字样的‘投资银行’整合，从伦敦到纽约，从苏黎世到法兰克福”。即使夺人眼球的大写单词不是沃伯格写的，而是史旦尼斯写的，这话也没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仅仅恢复与德国的老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的是，重建与纽约跨大西洋的金融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沃伯格家族在战前的关系网同样将发挥主要的——但不总是有用的作用。
[1]大多数他以前的同学已成为新教教士。他们带着无法形容的施瓦本的狭隘，对沃伯格还未秃顶的事实印象最为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