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所知，我强烈地认为，没有什么比英美在各个领域合作，包括在商业层面，对我们西方世界更为重要了。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52年
直到那时，英国权贵阶层感到，任何大公司管理层发生任何激进变化都是错误的……这种自满被英国铝业“战争”击碎，这种自满带着错误的傲慢，还带着懒惰……迈克尔·贝利是富林明集团的合伙人，他也是那时金融城的一位主要银行家之一。他对我说：“如果某人购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并获得在该公司的影响力，但随后更换该公司的管理层，那么，这个管理层中还有哪个成员能睡得安稳呢？”我答道，如果那个人做得不好，他就没有理由睡得安稳。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6年
令人失望的美国业务
1927年，西格蒙德·沃伯格认为华尔街投资银行库恩–洛布公司是“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但恐怕这颗星星正在逐渐快速失去光泽”。他发现该公司的几位高级合伙人（西格蒙德与他们有远亲关系，因为他的“叔叔”费利克斯和保罗分别娶了洛布和希夫家族的女儿）对“个人虚荣、嗜好和势利”，比对“实际的、商业性的企业家精神”更感兴趣。他告诉叔叔马克斯，“我在库恩–洛布公司待得越久，就越感慨于该公司的魅力和绝妙架构，更重要的是它内部广阔、未开发的可能。这些可能的开发，需要人为（途径）或一种极大的努力。它完全依赖于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各合伙人。”在之后的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西格蒙德·沃伯格怀揣着梦想，想要振兴库恩–洛布，恢复1920年雅各布·希夫死后消失的活力。大萧条前，该公司因发行美国铁路债券和股票赚取利润并得以壮大。后来，因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颁布，公司（和其他投资银行）不得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慢慢地，公司变得自满、厌恶风险，对战后美国出现的新的生意机会似乎漠不关心。公司在华尔街仍是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只仅次于摩根。公司的客户名单几乎是美国大企业名录，从安海斯布希公司到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当一位合伙人被问及公司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些大企业工作过时，他的回答很出名：“大约有一半”。
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1946年2月当西格蒙德在战后首次访问纽约时，他主要关心的是为S·G·华宝公司设立一处独立落脚点的可能，而不是恢复与库恩–洛布的老关系。事实上，他竭力告诉保罗·马苏尔，“我们绝不会受库恩–洛布公司的限制”。当曼哈顿银行愿意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沃伯格时，他欣然答应。库恩–洛布的新领导层包括约翰·希夫、威廉·怀斯曼爵士、本·巴登威泽，以及约翰·迈耶，沃伯格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我们不应指望他们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交易上显得灵活或者敏锐”。在这个阶段，他最愿意考虑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当美国政府对库恩–洛布和其他华尔街主要发行银行提出起诉，指控它们存在反竞争的做法时，这进一步强化了沃伯格的这种感觉。在他看来，“公司的美名及其巨大财富”与公司管理层结构“混乱得令人难以置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符。沃伯格对他以前的两名德国同事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和乔治·斯皮策的印象更深刻，因为这两个人似乎渴望抓住战后的种种新机会。因此，沃伯格决定减少他的公司在海外商品信托的持股，持股行为在战争期间已经停止。沃伯格转而关注一家叫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的新实体，该公司在施皮格尔贝格的领导下，有意成为“一家纯粹的融资及控股公司”。
20世纪40年代末，沃伯格又先后几次造访纽约，1947年6月和11月，以及1949年1月。那时横跨大西洋仍依靠轮船，因此这样的旅程不是小事[1]。为弥补在纽约的短暂时光，他每一天都安排了数量惊人的会议，每次会议限制在30分钟。但开始时，会议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到1948年年底，他和他的同事们去美国不下14次。由此产生的业务量“极为可怜”。欧洲合伙人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其业务“要么是偶然的交易，要么是一种‘垃圾’商店……业务种类……不适合银行家或专业投资者投资”。1949年1月，沃伯格直白地总结道，“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对S·G·华宝公司没用”。“很明显，欧洲合伙人公司为自身或者为S·G·华宝公司，都未产生任何特别有价值的投资业务……未取得赢利……当S·G·华宝公司的各个成员访问大西洋西岸时，美国欧洲合伙人公司都不能负担他们产生的费用”。总而言之，该公司证明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自留地，腐殖土太少，园丁和石头太多”。到1950年，沃伯格的幻想破灭，他得出结论，伦敦比纽约有更多值得做的业务。当怀斯曼公开表达愿意用沃伯格替换罗斯柴尔德，作为“库恩–洛布公司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的主要联系人”时，沃伯格婉拒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终止了对美国或者对库恩–洛布公司的兴趣。
[1]因为需要被迫出席社交场合，沃伯格总把跨大西洋之旅看做一种挑战。1951年10月，他回到伦敦后致信埃里克说，“如果船上没有那么多熟人，我会更放松一些，因为他们全都不在正常时间睡觉……大多数情况下，缺乏睡眠和消耗多少杯威士忌之间存在算数关系”。
对冷战的判断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虽然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他从不认为这和坚定的亚特兰大主义不兼容。他的确可以宣称自己为《大西洋宪章》的起草提供了灵感，该宪章为英国和美国之间在战时和战后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41年，就在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华盛顿出任大使前，沃伯格建议哈利法克斯勋爵应在他首次的美国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一份针对世界的新的大宪章”，而不只是为英联邦。母语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联盟，其目的很明显。早在1940年，沃伯格以卓越的先见之明看到，法国沦陷也许最终将意味着“苏联势力的进一步延伸”，有可能延伸至莱茵河。希特勒的战败是以向斯大林交出欧洲大陆为代价，在整个战争期间，这种担心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并为他在冷战期间坚定地反对苏联奠定了基础。1942年，英国的亲苏情绪高涨，像工党内的许多人一样，虽然沃伯格在战时对苏联的“现实主义、大无畏和目的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毕竟，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在追求胜利上流了更多的血。
今天，人们很容易忘记冷战那一代人生活在怎样的阴影下，超级大国对峙产生的破坏性，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1987年，这种破坏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消失。1949年10月，沃伯格写信给他的友人威廉·舒巴特说，“如果苏联人掌握了原子弹，那么我非常确定，他们有能力把原子弹打到美国……如今地理距离不再成为保护。当今唯一相对安全的地方可能是那些相对远离人口和工业中心的地方”：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了一个从中欧来的难民的故事，他大概在1938年来到英格兰，他担心下一个地方应该去哪儿，但不能下定决心。有人问他，“你到底想去哪儿？”他答道：“很远的地方。”那人又问：“很远的地方在哪儿？”他答道，“离所有地方都很远的地方。”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这是一种徒劳和歇斯底里态度的征兆，这种态度伴随着道德、社会和经济的解体。这种解体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从那时起，它愈演愈烈，尽管会有较光明的短暂间隔。鉴于这种解体，大部分不愿意被歇斯底里的情结吞没的人，要么按照伏尔泰所说的“管好自己的事”，要么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即我们周围好像没有发生解体一样。
事实上，沃伯格不得不以一种重要的感觉度过余生，“好像”这个世界既不危险，也不腐朽，但他内心知道并非如此。
但沃伯格直觉上对核战争风险规模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像他很快就意识到威慑和相互毁灭，这两者产生的稳定性的作用。朝鲜战争白热化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结合极端好战和政治野心，让人不安地联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将军、希特勒早期的支持者艾里希·冯·鲁登道夫，即使在那时，沃伯格仍旧明白，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热”战，比“持续冷战伴随在朝鲜和印度发生局部热战的可能性要小”：“我甚至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过不了多久，我们也许开始把冷战视为在未来1~20年的一种常态，那时我们也许会逐渐平静下来，不会像到目前为止那样紧张。”事实上，早在1951年，沃伯格企图展望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缓和的时代，甚至展望超级大国们走到一起：
如果一个人愿意沉浸在特别乐观的期待中，那他也许想象得到，冷战持续10年后，东西方也许习惯了共处，习惯了以一种奇怪的混搭精神，互相怀疑又互相容忍。这是心理学的一次熟悉的经历，抽象地说，虽然怀疑和容忍之间存在对立，但在现实中，适当的怀疑加上适当的容忍，可以产生合理的精神催化剂，调解对立思想态度之间的关系，这同样适用于个人和国家。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东西方相互之间也许会慢慢采取和平的态度。同时，东方阵营的发展方向也许会变得不那么集权、集中，而西方阵营在更广泛的区域基础上和更社会主义化的模式上，也许会变得更加有组织。
使沃伯格感到乐观的原因是他逐渐意识到，西方领导人不会重复绥靖时代的错误，但乐观不符合他的特点。“与1938年秋天和1940年春天相比，”他告诉一位记者：
今天，虽然西方世界仍处于极度危险中，但比那时更加觉醒。顺便说一句，我的乐观之所以得到些许强化，是因为几乎所有反对我在1933~1939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预言的人，现在都接受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说法。那些在1938年，甚至在1939年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平的”内维尔·张伯伦的追随者们，现在反而悲观地预言灾难即将到来。
冷战稳定的关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出现，它是西欧安全可靠的保证。早在1950年5月，沃伯格确信，西方的安全依靠“真正的防御，以及北美和西欧之间的货币统一”。他甚至提出建立两党制的协会——大西洋联盟之友——该协会旨在将“工业、金融城和行业工会”团结在新兴的西方联盟后面。有趣的是，沃伯格形容这个机构“比那些试图推进联合国、联邦制和欧盟的各个协会重要得多”。正像沃伯格向保罗·马苏尔解释的那样——保罗担心“苏联将从局部热战中得利”，他还担心“打败苏联唯一的可能在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沃伯格有信心，“西方列强与其盟友一致的政策，将继续削弱苏联，从而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沃伯格邀请了以下几位加入新机构，包括前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沃伯格的同事、银行家弗朗西斯·格林，还有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后来招募的还有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前司法部长哈特利·肖克罗斯，以及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各方达成的目标是通过“至少定期举行部长级理事会议，配备共同的秘书处”，加深现有的大西洋防御联盟。
同时，沃伯格明白，与纳粹德国相比，苏联是一个有着不同特点的敌人。他在写给军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信中说，“对纳粹德国来说，它从未准备共处，只热衷称霸世界。不过，对苏联来说，情况和纳粹德国时代有所不同”：
克里姆林宫里的独裁人物，与希特勒主义者一样残忍，但除了这些独裁者以外，还有一些非常精明、有建设性的思想者，他们试图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取得控制权。当然，没人能预见这场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内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斗争将如何化解，但东西方的冲突至少有机会以共处为结果。唯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首先，通过继续加强西方盟国的实力；其次，提高东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生活水平；再次，通过缓解紧张关系……
冷战也许不只一次升级为热战。它的确在一些国家变成热战，不仅在韩国，后来在印度，而且还在危地马拉、柬埔寨和安哥拉，这些国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但在沃伯格眼里，“第三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两个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军事、工业和政府综合体之间的对抗。1955年，他好奇地听到时任美国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的讲话，后者“谈论美国空军对战苏联空军……就像一个工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谈论另一个工业公司”。如果美国政治人物很少打动沃伯格的话，至少他们不太可能犯沃伯格预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犯的“极为严重的错误”。1958年4月，沃伯格预测，“后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重要的集体专制，现在已经让位给个人专制。我认为其后果是，赫鲁晓夫像他之前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会表演得过火”。“我认为，这将是关于一个独裁者的老套故事，他的手下没有充分向他汇报，因为他们报喜不报忧，他因情报机构不得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沃伯格强烈反对赫鲁晓夫在1960年“令人恶心和咄咄逼人的”行为——以他10月12日在联合国发言时，摔着皮鞋过激地谴责“美帝国主义者”为顶点——并正确地预见柏林危机的到来（“今天对柏林的处理办法，甚至比1938年对苏台德区的处理办法，还不受英格兰、法国或美国的普通民众欢迎”）。诚然，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于1956年在反斯大林的“秘密”讲话中透露，国内恐怖行将结束。但是，超级大国对峙，比如建造柏林墙（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以及美国干预越南升级，逐渐让沃伯格之前的担心再次复苏，“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朝着原子战争发展的趋势”。但是现在，他担心的是一次意外的战争：“没有人真想让战争发生……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人类免于自相残杀。”在沃伯格看来，无能比凶残威胁更大。
英美外交合作失败
尽管沃伯格把大西洋联盟视为防止苏联扩张的堡垒，但他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亲美派。相反，他非常容易被他看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所激怒。他尤其厌烦美国国会议员詹姆斯·P·理查兹，1944年9月，沃伯格在和威尔士工党议员安奈林·贝文的一次宴会上遇见理查兹：
理查兹先生问，当谈到今天英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时，他们是否愿意放弃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而支持国际机构。我们全都回答“是”，只要存在基于国际机构的解决方案。贝文说：“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愿意放弃遍布全球的海上主要要塞，比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海峡，还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哥本哈根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理查兹先生随即说：“这么做很正确，但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在巴拿马运河的管辖权！”……理查兹先生大谈英国人维持在印度的政权是可耻的，但美国人对黑人的态度又是完全合理的。
沃伯格后来回忆道，战争的一个最大失误是，罗斯福“对所谓英帝国主义痛恨的理论依据有误”，这使他“向斯大林交出主要战略要地……因此，让他在西欧的英法朋友们很失望”。有时，沃伯格陷入几乎是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午餐时，美国人不和客人交谈，而是盘问客人；美国人的火车站混乱到无法容忍；美国人的股票市场是“蒙特卡洛，只是没它好玩”——总而言之，他们“从树上一下跳进汽车里”。“我可以总结我的印象，”战后他第一次去美国后写道：
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即使那些非常聪明的人——都根据股市的走势改变着他们的观点。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喜好和憎恶的观点与推理一致得令人可怕。有时我想，美国个人主义的无差异与中止，也许和在苏联一样在蔓延，唯一的区别是，在苏联，异议的惩罚是死刑，而美国的惩罚是挨饿或者社会放逐。
沃伯格不像许多更传统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从来没把冷战看做西方的（很少是美国的）美德与苏联的罪恶之间的斗争。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天，他在一封信里坦露，“恐怕，这种现代野蛮行为正在‘铁幕’的东西两方进一步蔓延，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在西欧”：
在我看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西方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只在某些整合良好的小岛上得以保存，它们不会被现代野蛮行为的潮水所淹没。它们的确只是一小部分紧凑的个体，但它们内部凝聚的程度以及平衡的程度很高。相对于其他过快增长、过大和过度集中的个体来说，这些紧凑的个体不受令人失望的无差异的影响。前者适用于今天的苏联及其卫星国，也许还越来越适用于美国。而那些整合程度高的岛国，包括大不列颠及某些英联邦自治领（不包括南非）、瑞士、北欧国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西方的优越感建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岛国”依然存续上，因为它们坚守传统价值观，而不是建筑在对“西方文明从柏拉图到北约组织”的描绘上。冷战期间，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教授的。
沃伯格对战后跨大西洋秩序在经济方面的批评是更加显著的。他提出两点反对意见。第一，由英美专家在1944年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保留了货币与黄金挂钩，即，美元可兑换成铸币。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想继续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这是固定汇率和独立国家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沃伯格觉得这两点都不理想。从1940年起，他就坚决反对任何类似于金本位的制度，他开玩笑地说，战后美国大量的黄金储备最好的用处是生产烟灰缸，再把它们卖给游客。从1942年以后，他主张战时的《租借法案》政策应该延长至和平年代，美国凭借该法案给予其盟友大规模信贷，以便为它们装备作战物资，虽然信贷援助以某类私营、非营利公司的形式会更好。正如沃伯格所设想的，这一实体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是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布雷顿森林提议设立的。
但沃伯格希望，战后“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互相帮助，通过……联合采取《租借法案》体系和工业合作，共同引领世界”，而他的希望将会落空。正像凯恩斯在华盛顿亲自发现的那样，美国人把到来的和平看做一次令不列颠帝国汗颜的机会，并不是支持不列颠帝国。到1943年年底，沃伯格悲观地总结道，“英国解决战后问题的方案是，更紧密地联系英联邦自治领和西欧国家，根本不能依赖美国”。他认为“美国侵略性的经济政策”令他十分沮丧。敌对停止后，美国即刻取消《租借法案》，这确认了英国将首先不得不保卫自身安全。同时也确认了，美国也许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帮助它以前的敌人重建，而不是帮助它以前的盟友重建。
沃伯格预料，美国不会给予更多的财政援助，他把注意力转向私营企业，看它们能有什么作为。他不止一次宣告，“那些在国际银行业发挥作用的人应该尽其所能，为连接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与工业贡献力量”。他最初的想法是，美国公司应该在英国“建立制造型子公司”，专注生产战后英国可能短缺的商品，比如“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和……便宜的住房、家具以及纺织产品”。但困难是，美国坚持要求，外汇管制应被取消，英镑应在最早可能的日期实现可自由兑换。沃伯格认为没有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支持，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而变得更糟，这推高了英国从美国进口必需品的成本。同时，正像英国官员已向他表明的那样，美国公司在任何英国公司中只能获取少数股份。尽管“多边贸易和货币完全可兑换”说了很多，但恢复大西洋两岸的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措施，慢得令人感到痛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战后沃伯格在纽约这样努力，但财务结果却收效甚微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沃伯格开始考虑另外一种北美战略就不足为奇了，他关注的地方在美国以北。1946年9月，沃伯格指出，加拿大也许能提供至少“比美国更重要的两点优势”。其一，“工业初创阶段”在加拿大“刚刚开始”，在他看来，加拿大政府“在能力上更强”。加拿大也似乎能提供一个更熟悉的商业环境，政府中更多的是职业官员，而不是政治任命的官员。同时，关注加拿大，与战后英国政府和伦敦金融城的希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经济上恢复与帝国的纽带。因此，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沃伯格跨大西洋的大部分活动专注于加拿大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其中第一家是洛蒙公司，这家灾难性合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知道所有文艺复兴的绘画，但对银行业却知之甚少”。令人更欣喜的是三芒公司，公司成立于多伦多，在托尼·格里芬领导下，“为开发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并扩大加拿大的工业和贸易，提供融资及技术经验，资金与经验来自英国和其他国家”。此外，越洋开发公司，在纸面上比实际上更令人印象深刻。该公司集合了一群伦敦和纽约的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做股权投资”。但沃伯格相信，和英国以前的自治领、殖民地以及附属地进行贸易往来，不可能在经济上为英国提供一个可靠的未来。事实上，他后来抱怨，他“在加拿大和商人们打交道的频繁程度，超过在任何其他国家，加拿大的商人们在面对以直接的方式提出的反对时缺乏勇气，这与他们假装具有极大的美德的程度一样高”。暴露真相的时刻在1955年到来，当时，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试图向沃伯格游说英国纽芬兰公司，N·M·罗斯柴尔德在该公司占大股。埃德蒙迫于沃伯格的压力“承认，尽管纽芬兰存在建造大型电站的巨大机会，但没人能说出谁会购买这些电”。
美国在战后对西欧实行的政策是不连贯的，而且以自我为中心。事实表明，这种政策只是转瞬即逝的偏差。随着超级大国在地中海东部、中欧和远东的对峙加剧——苏联外交政策口气愈加尖锐——华盛顿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杜鲁门政府突然对苏联的多米诺骨牌倒向欧亚大陆任何一方的前景感到担忧，遂抛出一份史无前例的（至今无法比拟的）和平年代援助计划：欧洲复兴计划。这项计划永远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联系在一起，虽然该计划是他的助手和继任者迪安·艾奇的想法。该计划在1948~1952年，向欧洲各国政府给予了共计118亿美元的援助，又提供了1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在这段期间，相当于把1.1%的国内生产总值转移给欧洲，总援助额占所有接收国国民收入的约2.5%。诚然，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牺牲。的确，从美国出口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开明的利己主义的好例子，因为援助的美元部分被花在购买美国生产的资本性商品上。然而，对于欧洲接收国来说，这正是它们所需要的：“马歇尔援助”缓解了限制战后投资的支付平衡问题。如果不是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害怕，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倒向实行遏制战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该遏制战略由美国国务院的乔治·F·凯南制定。沃伯格这样评价道：
没有人比摩洛夫先生（苏联外交部部长）在帮助美国脱离孤立主义上发挥的作用更大。大不列颠和西欧其他国家完全应当为它们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的无论什么样的援助，向摩洛夫先生递交一封感谢信，如果递交这样一封感谢信不违反外交规定的话。
从绝对数字看，英国接受的“马歇尔援助”金额最大：总和刚好超过30亿美元，这一事实经常被人忘记。但沃伯格对援助没抱任何幻想，这只不过暂时缓解了困扰英国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敦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马歇尔计划”发起时，他是首相）保持他的紧缩政策，并敦促他抵制这种把货币贬值作为快速补救方法的诱惑。同时，沃伯格继续推进“英联邦和美国之间的某种经济联盟”，他的依据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最强的货币美元所在的美元区正在缩小；另一方面，相对弱的货币英镑所在的英镑区正在扩大。两大货币区愈加协调”。到1949年2月，他担心，“美国人民对英国的未来总的说是过于乐观的”：
恐怕这种态度……富有魅力，但很快就过时了，像时尚一样，人们不应该太在意。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民现在感慨于英国取得的进步，这甚至是危险的。当失败来临时，他们会更加失望，这应该在预料之中。到那时，悲观和失望将像现在的乐观一样被夸大。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说，沃伯格对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前景太过悲观。他对“通缩和通胀交替的恐慌”在1949年肯定是草率的。另一方面，他对英国经济在战后步履维艰的担忧又有太多的根据。1950~1973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4%，该国是所有西欧经济体中最弱的，德国的增长率是英国的两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49年英镑大幅贬值——它是英镑一系列贬值的第一次——但沃伯格并不认同，因为他认为，“把贬值作为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更加努力工作，减少财政支出，并且使西欧贸易自由化，这样的机会已完全错失”。尽管贬值刺激了英国出口，但沃伯格可以“预见，到1949年年底，英镑将……再次折价，关于贬值徒劳的讨论将再次开始”。这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沃伯格也没有对借助政府更迭作为出路抱太大希望，他预料“未来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和未来工党政府的政策之间不会有太多区别”。正如他所见，如果保守党在1950年赢得大选，“我们将面临更多的紧缩政策，我们甚至可能面临更多的进口货币的限制”。保守党政府和工党政府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保守党政府不会把钢铁行业国有化，也不会沿用任何国有化的措施，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不会有工党政府那样被动，这也许听起来很矛盾”。沃伯格预料，20世纪50年代，两党在许多政策问题上会取得共识。他认为，“极端势力……将靠边站”，并回归到“19世纪的抢座位游戏，保守党和辉格党轮流执政，两党打得不可开交，不过它们在基本政策问题上没有太多区别，但各自侧重点不同”。沃伯格对R·A·巴特勒作为财政大臣的努力表示不屑（慕尼黑时代，后者在国际政策上是热心的绥靖主义者……现在，在金融问题上，他还是一个绥靖主义者）。沃伯格谴责英国协议工资制度是“完全无政府主义的”，该制度完全切断了支付能力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1956年2月，沃伯格写道：“我在想，政府以外还有多少人仍然认为，纯粹的货币措施，比如提高基准利率，对不得不解决的经济问题有真正的影响。我看只有那些既傲慢、又低效的人才会吧，就像现在的政府。”正像沃伯格预料的，保守党和工党的财政大臣一样，在战后一段时期，很难取得内部和外部的平衡。1959年，拉德克利夫勋爵领导的货币体制改革委员会，大体同意沃伯格的观点，即，传统的货币政策不能胜任管理英国过度扩张的经济。
沃伯格认为，英国的希望不在于货币贬值，而在于外国资本，也许高级管理方法和工业方法也会随之而来。如果英国要提高生产力，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1950年5月，关于“经济–社会防御”问题，他草拟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他呼吁：
1.在经济发展领域……通过技术革新和更好的管理层提高生产力。
2.在经济整合领域……通过各区域的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类似方式，在有关各国之间实现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3.在融资领域……通过共同的国际发行交易和理性的投资方向，刺激并吸收有关各国的存款力，实现更大的国际意义。
沃伯格主张，“马歇尔援助”应该通过新成立的大西洋金融局继续下去，“支持那些需要金融外援的国家”。他警告，如果不检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目前，国际上出现的贬值、重新估值和‘让货币寻找它们自身水平’（一种特别模棱两可和危险的说法）的循环局面”就没有结束的时候。其他人把北约主要视为一个军事联盟，但沃伯格却热衷赋予它金融的一面，他认为，北约不只是能缓解英国在海外多处驻军给本国经济上带来的压力。为了这个目的，沃伯格设想金融局将发放3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由北大西洋公约的赞助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这段时期他提出的其他计划包括，“可能在纽约成立一家组织，负责处理欧洲工业企业的美国武器订单”，以及“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个国家的交通系统改造和现代化筹集国际贷款”。整个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被创建一个“北约共同市场和一种北约共同货币（不包括土耳其或希腊）”的想法所吸引。总而言之，他确信，英国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不能单靠货币贬值来解决。英国需要外国资本，这意味着美国资本。
在这种局面下，沃伯格对英美关系因1956年苏伊士危机破裂而感到失望，就不足为奇了。安东尼·伊登爵士终于在1955年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事实上，他是S·G·华宝公司早期的私人客户，他曾在哈里·卢卡斯的建议下，开过一个小额投资户头。自20世纪30年代，伊登脱离张伯伦后，沃伯格曾热情地钦佩这位政治人物。沃伯格赞扬伊登在1954年日内瓦和伦敦的大会上，作为外交大臣所作的努力，并为伊登迟来的首相职务欢呼。因此，苏伊士危机期间，他最初站在伊登一边。像伊登一样，沃伯格倾向于认为，埃及领导人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是中东的希特勒，1952年埃及军方夺权后，西方列强犯了对纳赛尔采取绥靖的错误。这位埃及领导人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5天后沃伯格思忖道，“纳赛尔的过激之举也许可以让英国和法国变得清醒”。但他补充说，一条重要的警告是，“在美国……大选年政治人物倾向于回避国际事务”。这是一个相当准的观察，因为伊登的战略——英国、法国、以色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重新控制运河地带——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未能预先警告美国，并至少取得美国的默许，如果不是取得美国的支持的话。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忙于应付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而且苏联又同时军事干预匈牙利，这增加了东西方之间全面对峙的可能。为应对似乎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复燃，整个阿拉伯世界倒向苏联。英法干预以政治灾难收场，沃伯格事后的分析延续了他之前的逻辑：
英国和法国在中东采取单边行动……本身没错，但……所用的方法——尤其之前未通知英联邦各成员国和美国（不一定之前举行磋商）——是最不幸的。更重要的是，一旦采取军事行动，中途断交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总之，伊登的行为是“鲁莽的冒险”。沃伯格回忆说，“当然，这样的事情以前经常发生，冲突到来时，一个国家要么自己、要么联合其他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封锁。但我认为，伊登做了一件很绝的事，在他的领导下，英国把自己封锁了”——如果英法联军不按照联合国大会“为和平而团结”的决议撤军的话，那么，沙特将采取石油禁运，美国将拒绝力挺英镑。换句话说，沃伯格反对的不是西方干预中东事务的原则，而是伊登政策的无能。两年后，当伊拉克王室被推翻[1]，美军进驻黎巴嫩，沃伯格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失去的机会抱有遗憾：
如果这种对黎巴嫩采取的果断行动，两年前能在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立即实施，那么，西方面临的局势将会好很多。现在，在我看来，对美国人和英国人最好的结果是，守住中东的边界。
如果美国早一周在黎巴嫩行动，伊拉克的混乱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力度太小、反应太迟，这种情况再度发生……
这种情绪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想表达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丘吉尔原本打算在1958年7月发表讲话。如果计划照常，那将是丘吉尔最后一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
总之，英美合作似乎在外交政策层面抛锚。那么，在金融层面会更成功吗？
[1]“蓝蝙蝠”行动首次应用艾森豪威尔教义，该教义强调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干预的权力。目标是巩固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领导的亲西方政府，与内部的反对者们进行抗争，他们视伊拉克政权的变更是一次使黎巴嫩与埃及、叙利亚结盟的机会。
接管战斗失败
1951年7月底，库恩–洛布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为西格蒙德·沃伯格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邀请沃伯格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不可思议的是，沃伯格与库恩–洛布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希夫的孙子约翰之间，在性情上存在巨大差异。约翰毕业于耶鲁和牛津大学，曾是海军老兵，也是纽约上东区慈善的典范。他有两项爱好：赛马和男童子军运动。除了他们有远亲关系，约翰和西格蒙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沃伯格虽然受宠若惊，但立即拒绝，“这将让我从英国搬到美国”。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这将要求他放弃他自己的公司对库恩–洛布的控制权。但是一年后，他和怀斯曼达成谅解，通过一个巧妙和极不寻常的妥协，“以一种快乐和有建设性的精神，建立预期的合作”。沃伯格没有被要求放弃作为S·G·华宝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或把纽约作为他主要的居住地。不过，库恩–洛布给予沃伯格总授权，赋予他“代表库恩–洛布行使对外承诺，以及从公司账户支取的权力”。他将以“独立承包商”的角色每年获得劳务费。沃伯格注意到，这个想法曾在1928年被首次考虑，这次是再次提出。这使他实际上成为库恩–洛布的合伙人，除了没有头衔以外。事实上，正如约翰·希夫的律师指出的那样，沃伯格的能量“要比其他合伙人大得多”，因为（正如沃伯格自己说的那样）“只有经过特定程序、各合伙人同意有关承诺后，签署合伙人协议的各合伙人才能对外承诺，而根据我的授权书，我可以以公司名义对外承诺，无须和任何人提起”。
在沃伯格自己的要求下，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库恩–洛布“协调各合伙人和各主要经理的工作”，同时改变公司长期的政策，保持公司资金的“完全流动，或以现金的形式，或以政府证券的形式”，而不是偶尔向工业企业投入一些资金。沃伯格工作起来干劲十足、身体力行。1953年2月，沃伯格在库恩–洛布的办公室只待了3天就得出结论，“公司里的工作长期缺乏协调，许多积极性很高的初级员工长期缺乏指导，他们既做不到足够的细致，也没有足够的商业头脑”。4月底，他为库恩–洛布制订了一个大胆的“10年计划”。他写道，“一流的私人银行业务，其重要成分”包括：
1.道德层次。
2.享有效率和高质量脑力工作的声誉。
3.关系网。
4.资本金。
5.人事和组织。
沃伯格表示，在这5个成分中，库恩–洛布只有第一、第三和第四点“完全令人满意”。相反，“第二和第五点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因为公司“缺乏恰当的协调和内部纪律”。公司有太多不同的部门，部门之间彼此毫不来往。很少有员工知道各位经理的职责是什么。高级经理们也不完全知晓进出的信件。“进展追踪”和跟踪潜在客户的力度不够。内部会议不充分，初级员工没有机会讨论“迫近的问题或长远的想法”。沃伯格采用多年前在新贸易公司实行的措施，敦促成立新的“初级经理委员会”，每周和不超过两位合伙人开会，把所有与业务有关的函件列出清单、归档，并通知该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时向新成立的高级经理委员会报告。11月，沃伯格提议，这个高级经理委员会应被授权做所有业务的决策（除了“政策问题”），而不必知会其他合伙人，其他合伙人只需每月开会一次。该“委员会”（他建议这么叫）将包括两名一般合伙人罗伯特·F·布朗和J·理查森·迪尔沃思，当然还有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后这名成员被指定为“全权成员”，他的任务是：
1.增强组织凝聚力，增加集体和个人在公司里的效率。
2.关注公司内的提升、薪酬、培训和工作纪律事宜。
3.引入措施，使各合伙人和主要经理人及时、持续地获得有关业务会谈、业务信函，以及重要内部工作的信息。
上述内容充满复杂的流程图，是一个大胆的从内部自发的革命宣言，如果它还不算是一次彻底的政变的话。英格兰银行一位不太友好的官员这样解释沃伯格在库恩–洛布的新角色，它“进一步助长了他的野心”。这位官员还补充说：“沃伯格实际想控制那里，继承他叔叔的股份，并通过迂回的方式，获得公司更多的经济利益。”
毫无疑问，库恩–洛布的管理层结构需要彻底改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同样僵化。公司在1952年的总资产达到1520万美元，其中，有不少于79%的份额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联邦、州或市）。有超过2/5的公司负债是各合伙人的股本——共500万美元——以及个人账户。公司的毛收入几乎完全被管理费用所消耗。公司在1953年的净利润低于50万美元，几乎所有利润以工资和股本分红的形式分给了各合伙人。总之，对于股东来说，公司是一棵低风险经营的摇钱树。净利润水平相当于有约9%的股东回报率，但其中，只有1/3代表债券投资收益。沃伯格是正确的，库恩–洛布行将消亡。沃伯格兼职设想出的激进改革有多么现实可行，目前尚不清楚。
沃伯格认为，他可以以一种新的跨大西洋常规推进他的计划，“春天两个月、深秋两个月，他将待在纽约”。但这根本行不通。1954年4月，他返回曼哈顿发现，公司“缺乏组织和效率……没有改变，甚至比以往更糟……周围是太多的空谈和徒劳的行动”。7个月后，他被迫就“库恩–洛布现在的一些问题”又写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他所熟悉的缺点：“浅薄主义”、“办公室里充满多余的谈话”、内部沟通不足、对初级员工培训不足等。这份文件指出的很多地方，与他18个月之前写的那份备忘录几乎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现在建议任命“总管合伙人”，作为希夫的“参谋长”。沃伯格承认，他的努力遇到了阻力，但他决心坚持到底，即使这意味着在库恩–洛布投入“我一半的工作时间”。沃伯格带着他执行董事的新头衔，继续改进内部沟通和培训，并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研究部（后与采购部合并成立投资研究组）和一个新的证券服务部。公司顺利地搬到新地址华尔街30号，沃伯格对此感到振奋。但他继续感到，“来自上层合伙人办公室的指令完全不充分”。到1955年5月，沃伯格和希夫考虑是否“在库恩–洛布和S·G·华宝公司之间，建立一个在组织上、原则上，甚至在名字上都更接近的身份”——某种形式的合并也许是沃伯格的最终目标，这次是首次提及这个目标。第二年，希夫提议，沃伯格担任董事兼合伙人，沃伯格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认为“我的这两种活动互补[1]，而且对两个公司都有巨大的好处”。他仍担任伦敦母公司水银证券的董事长。他同意一年当中继续只花部分时间待在纽约。
然而，到1957年夏天，他再次对其他合伙人“明显的阻挠和拖延”感到挫败。沃伯格敦促希夫推进更激进的组织变更（包括重组合伙人制，以及合并采购部和经销部），他给希夫3个选择：
1.库恩–洛布让我离开，或者我主动离开。
2.我留任库恩–洛布的合伙人，但只负责国外，尤其是欧洲业务，不再参与和公司组织有任何关系的事宜。
3.我留任库恩–洛布的合伙人，不仅负责国外业务，而且肩负管理公司组织的角色。
沃伯格在“铝战”高潮时（见下文）致信威廉·怀斯曼。信中他透露，还存在另外一个同样充满仇恨的冲突——这个冲突不仅出现在库恩–洛布内部，而且还发生在沃伯格家族两名成员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