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欧洲债券多么重要，这不能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的确，我们主要的利益应该是顾及我们在英国、在美国和在欧洲大陆重要的工业客户。为其中一个大型工业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赚取的手续费，远远高于我们全年做欧洲债券发行所挣的。
约翰·克雷文后来确认说：“因为S·G·华宝公司根本没有分销实力……所以，我们不赚钱，我们有好多年都没挣过大钱。”用彼得·斯皮拉的话说，“这种业务对公司声望很好”，但不是特别赚钱的业务。
第二个动机——它在现有文献中被引述得最多——是欧洲债券市场的设计师们与英格兰银行的想法一致，双方都想重建伦敦在战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肯定影响了沃伯格的决策。他认为，在任何“真正欧洲的资本市场中……不管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眼下有多少分歧，伦敦也应该扮演领导角色”。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坚信，有必要在欧洲债券第二波浪潮中抢占先机，这第二波浪潮意味着欧洲债券将以欧洲货币发行，而不再以美国货币发行。沃伯格的同事们抱怨，美元债券更容易销售，他向他们解释：“任何详尽、客观分析过局势的人一定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发行美元标价的外国债券，整个业务将应该转到纽约，伦敦市场在债券发行中将不再重要。伦敦市场参与这种发行的唯一机会，是通过安排美元之外以其他货币标价的债券。”一种显而易见的货币是德国马克，不只是因为德国的长期利率在20世纪60年代其趋势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不过，从沃伯格的角度来说，纯粹是德国马克的欧洲债券市场吸引力很小，其明显的原因是，这将不可避免地巩固德国大型银行已有的强大地位。因此，1963年12月，他向艾比斯提出发行英镑债券，附带德国马克期权，正像沃伯格向克罗默解释的那样，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最强的货币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强的货币结合。一旦取得英国（确实有些不安）和德国货币部门的批准——经过一场“斗争”后——这种英镑加德国马克的模式，用在了为都灵市发行的500万英镑债券上。
沃伯格对这笔交易感到如此兴奋，他罕有地就这一主题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中他尽力解释，英镑债券对英国货币的稳定或英国支付平衡的稳定不会构成威胁。他认为，伦敦只是为欧洲美元和其他流动资金持有者，提供购买欧洲债券的服务。这些欧洲债券可以是投资者认为任何具有吸引力的货币，因此才有多币种债券的市场。沃伯格没有预期这种债券会在近期取代以美元标价为主的欧洲债券，但他私下表达过：“如果欧洲资本市场逐渐发展……欧洲货币或欧洲货币单位将应该比现在更具人气。”彼得·斯皮拉开始时质疑这样的观点，他怀疑，西格蒙德设计出英镑加德国马克债券的唯一原因是确保“一家英国投行可以作为牵头行”，参与发行一只实际上是德国马克的证券。然而，当斯皮拉成功劝说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发行1亿美元英镑加德国马克债券时，他改变了想法。争取到帝国化学工业这个客户，对沃伯格系是一次重大突破。弗雷泽记得斯皮拉曾说：“大功告成，我们做到了。”事实上，沃伯格自从1962年就在寻求帝国化学工业的生意，他想利用帝国化学工业收购英国考陶尔兹失败产生的负面宣传。站在帝国化学工业的角度，S·G·华宝公司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在欧洲大陆的关系网。帝国化学工业的管理层感到，公司需要“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正像该公司一位董事于1963年告诉伊恩·弗雷泽的那样）公司“没有人能说欧洲的语言，说印地语的倒有5位”。但是，直到彼得·艾伦爵士取代保罗·钱伯斯出任帝国化学工业董事长，沃伯格与该公司的关系才真正开始发展。从1971年起，帝国化学工业把它的国际融资业务授权给沃伯格系，替换了之前合作的施罗德。
沃伯格力争稳固伦敦作为欧洲债券市场中心的地位，双货币债券只是许多方式之一。举例来说，沃伯格系联合汉姆布鲁斯、罗斯柴尔德游说英格兰银行，免去在英国发行外国债券应缴纳的印花税。同时，针对英国注册的公司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可以抵扣所得税，它们向财政部施压，希望取消这一要求。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沃伯格和乔斯林·汉姆布鲁斯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局势很滑稽，一方面，伦敦金融城在欧洲大陆为美国的石油公司、意大利的国有工业，以及北欧各国安排长期借款。另一方面，为英国最高质量的借款人提供同样的服务，任何这种企图都被某些财政上的要求所阻碍，这些要求毫无实质内容，而且可被轻易取消。
沃伯格的想法不仅与英格兰银行重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一致，他还向英国政府施压，更快地放开供国际投资人使用的各种伦敦金融工具。
但是，把公司利润或者使伦敦成为主宰看做沃伯格设计、开发欧洲债券市场的主要动机就错了。因为他总认为，债券市场只是连接欧洲资本市场的第一步，并且可以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更广阔的项目。沃伯格想把英镑加德国马克债券，当做为一个欧洲的资本市场而设计的证券。他在1965年4月这样说道：
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主要动机……是对现代工业最优规模的认知，它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提供的。随着这项政策产生效果，工业在一个真正欧洲的规模上变得井然有序，所以，越来越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欧洲的资本市场。
与沃伯格同时代的人看到这个可能性也不晚。到1969年，一位搞学术的经济学家总结说：“欧洲债券市场已经壮大到如此程度，它预示着一个真正泛欧的债券市场。”诚然，正像雷内·拉雷于同年指出的那样，该市场吸引的借款人和投资者不仅来自欧洲，而且来自“世界各地”，但毫无疑问，欧洲债券市场“对欧洲金融和银行实践的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债券市场经历了初创时期暂时的小困难，沃伯格以特有的方式对应，他视该市场为欧洲一体化的一种手段。1966年，一度有太多新发行的欧洲债券，沃伯格公开警告发行过多。某些新发行债券的收益首次超过6%，相对于需求以及也许增加的通胀预期，这反映了新发行债券的供给过量。对沃伯格而言，这表明某种少量监管的必要（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但他表示，这需要在欧洲层面完成，而不只是在伦敦金融城。1966年，沃伯格主张欧洲债券市场应该采用瑞士实行的那种排队系统，以阻止太多新债券同时发行。沃伯格说，“想象成立一个欧洲资本发行委员会将具有任何法律执行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以下是另一个非官方地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机会：
在6家或7家欧洲主要央行的支持下，如果这些央行的代表建立一个小型委员会，那么，应该有可能安排相关发债行向该委员会注册它们计划发行的债券，并就发债时机和发行的最大规模接受该委员会的指导。
1970年，当借款需求使欧洲债券市场无力承受时，沃伯格又重提这一主题。现在，沃伯格主张设立一个委员会，包括欧洲每个主要国家发债行的代表。
华尔街银行的“入侵”带来了挑战，同样的思维构成沃伯格应对这种挑战的基础，那就是形成更大的欧洲银行网络。在很多方面，这是欧洲债券市场鼓励的最重要的一种欧洲一体化。刚开始时，许多重大决策是在与艾比斯和其他一些人进行定期磋商后作出的。沃伯格后来回忆说，他和艾比斯“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共同商议欧洲发债的条款，并询问各自公司对我们大西洋两岸的对手在欧洲开展交易的态度”。1967年，沃伯格考虑在其中四家最大的银行之间建立一种非官方联盟：沃伯格系、德意志银行、巴黎和荷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以及意大利商业银行。这是沃伯格渴望建立的那种典型的欧洲金融架构，它预示着他后来为沃伯格系与法国巴黎银行全面合并所做的努力。类似的倡议是成立跨大西洋债券基金，该基金把沃伯格系、伦敦和南美银行、国民劳动银行，以及斯德哥尔摩恩斯吉尔达银行联系起来。到1970年，沃伯格系想与之合作的银行包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银行；德国的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法国的兴业银行。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未激进地改变这一格局，这与那些期望1973年1月以后银行世界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观点相反。正像沃伯格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新欧洲的背景下……欧洲大陆与英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将联系得更加紧密……但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双方不会失去自治的管理、自治的风格、自治的规划、自治的结构，包括它们各自与世界许多地方建立的紧密联系。”金融演变进程中，接下来合理的产物是各种银行联盟，它们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繁荣的景象。
因此，沃伯格非常真诚地认为，欧洲债券市场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才是他追求建立这一市场的主要原因，而不是该市场内在的利润或它给伦敦金融城带来的好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67年，沃伯格建议一批英国国营公司发债，为的是与英国政府第二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时发生（见第10章）。相反，197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发行了一只欧洲债券，当沃伯格的银行未能入选时，他火冒三丈，倒不是因为错失了手续费，而是因为他的公司在开创和发展欧洲债券市场中发挥了先驱作用，落选似乎对他是一种侮辱。
金融推进欧洲一体化
然而，欧洲债券市场事实上能有多么欧洲化是有现实局限的。值得强调的是，在新欧洲债券市场募集资金的国营和私营实体，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是所有发债的欧洲实体都处于欧洲经济共同体。1965~1970年，有37%的欧洲债券，其发行主体是美国公司；有68%的债券是以美元标价的。1967年，沃伯格系承揽的主要发债包括，三次为美国汽车生产公司克莱斯勒，一次为美孚石油。试图把美国的大型银行排除在这一日益扩大的新兴市场外也是不现实的。虽然由于欧洲债券管理和承销团的出现，欧洲银行之间的合作势必增加，但美国的银行也在各大银团成员名单——所谓的“墓志铭”——上占据显著位置，每次发行新债券时，财经媒体会刊登这些银团成员的名单。此外，常常是美国人去推动创新的前沿。到1969年，针对短期贷款出现了一个大型银团贷款市场，连同1966年引入的存款凭证，这些都填补了在欧洲美元与欧洲债券市场之间欧洲利率期限结构的空白。浮动利率发行的想法虽然由沃伯格系在1970年首创，但它最初是银行家信托国际的伊万·加尔布雷思脑力劳动的产物。重要的是，为意大利电力管理局安排的4.25亿美元贷款就是以此为基础（媒体称赞它是“由欧洲私人集团承接的最大宗融资交易”）。这笔贷款由一个银团管理，该银团不但包括沃伯格系、意大利商业银行和瑞士信贷，还有银行家信托国际，以及怀特韦尔德。
第二个困难是，随着浮动汇率的开始，欧洲债券市场对弱势货币国家如英国和意大利的吸引力注定减弱，这些国家不可能想借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甚至美元，即使这些货币的贷款利率比在本国市场获取这些货币的贷款利率还低。如果英镑兑德国马克继续无情地下滑，为什么英国利兰公司还想背上以德国马克标价的贷款？意大利公司芬斯德的例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该公司实际是第一只欧洲债券的债务人——就特别明显。到1970年，芬斯德积累的欧洲债券债务合计有4.1亿美元，但现在它急迫地要偿还这些债券，或者把它们兑换成里尔，因为芬斯德担心“意大利经济的未来极度令人沮丧，所以会殃及其货币的走势”。正是脑子里想着这种问题，沃伯格发现，某种欧洲货币的一体化越发具有优势，这种一体化从价值尺度——欧洲货币——的设立开始，该尺度基于一篮子不同国家的货币（可能由6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构成，瑞士法郎或有或无）。1968年，一种以此为基础的贷款，曾为欧洲煤钢共同体考虑过。正如沃伯格所说，这种交易，一家英国银行无法做主角：
以基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货币为执行机构发行债券，一家英国银行显然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从政治和货币的角度，把英镑与这样的安排联系在一起也许不太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欧洲委员会（不再是执行机构）金融部门目前的决策中作出值得的智力贡献，那么，这样的贡献也许不但会对这份事业是有价值的，而且会使我们集团参与一项即将到来的金融交易变得理所当然。
然而，实际上，由于这种安排的复杂性，大多数发行主体（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打消了这个念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部分发行的欧洲债券，其标价要么是美元、要么是德国马克（德国政府试图鼓励资本出口），要么是荷兰盾。
欧洲金融一体化将推动更加普遍的经济一体化，沃伯格对此很期待，但推动速度受到限制。1970年1月，沃伯格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说，他预见“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企业之间，建立有机、融合的联系存在着新的挑战。这种性质的联系已有许多，即使英国不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工业也将继续扩张”。3年后，他仍充满激情地谈论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就是“‘欧洲的’公司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公司中持股”。像壳牌、联合利华这样的跨国公司的成功，意味着会有更多类似的实体。尽管官方鼓励沃伯格设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工业基金的想法，但是，实现沃伯格设想的那种泛欧合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更难。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在许多时候提出过跨海峡合并的想法，如在汽车行业（英国利兰与大众、英国利兰与戴姆勒·奔驰）；在化工行业（帝国化学工业与拜尔）；在电力工程行业（美国詹特朗公司与西门子、美国詹特朗公司与AEG）。这些计划与它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太过超前，不只是因为一流的德国公司在低迷的英国市场上收购它们不具竞争力的对手，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未来很多年，大部分大型欧洲公司将继续通过国内而不是泛欧合并追求行业整合。
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沃伯格认为欧洲债券市场的创立和增长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同意这种观点似乎合情合理。通过坚定不移地把伦敦建设成为欧洲主要的金融中心，欧洲债券市场毫无疑问地将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铺路。通过透露多个浮动货币的成本，欧洲债券市场加强了某种欧洲货币协调的必要，其未来发展方向是欧洲货币体系、兑换率机制，最终是经济和货币联盟。沃伯格从未想过，单一货币的目标可以像创立欧洲债券市场那样，由私营部门发起实现。1972年10月，他致信格拉德温说：“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前提，经济和货币联盟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俾斯麦总说，‘政治高于经济’，我认为，这话在他那个年代千真万确，但也同样适用于今天。”不过，在沃伯格一生中，当政治联盟显得滞后时，他视经济一体化为可行的替代。20世纪60年代，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其结果就是欧洲债券市场。
在欧洲问题上，沃伯格一生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1976年，他向乔治·斯坦纳表明：
现如今我感到，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一次新的欧洲复兴——超越400年前的文艺复兴——那么，我们将失去最后残存的有关自由的那个特定元素，这种自由是希腊的苏格拉底和索福克勒斯创造的，而且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种自由已经扩张、传播到更广的领域，波及欧洲人的私人生活；欧洲的学习、教育及研究场所；欧洲的经济、政治活动。我认为，这种自由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相同的程度，它属于自觉、执著、不墨守成规的人，他们享受提出永远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但与此同时，他们不仅能容忍不同，而且还欢迎不断增加的各种态度。
不过，他比大多数欧洲理想主义者更明白，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是相互依赖的。虽然他把自己定位为“左翼”（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比他那个时代任何其他金融城内的人物都更贴近工党），但他从未停止倡导市场开放，并始终认为欧洲一体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把后者称为全球化。1968年年末，欧洲爆发货币危机，他联合其他人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这样写道：
《消息报》和《真理报》都重复了共产主义的教义，那就是这样的危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固有的。这完全是谬论……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如同我们自20世纪初遭受的重复出现的战争一样，它是现代工业主义和技术，与过时的18世纪君主国家政体之间巨大冲突不可避免的症状……科学和技术不可思议的进展，以及大众对更多消费品和奢侈品不断增加的欲望，这些都需要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设备和销售组织……但我们坚持认为，经济不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世界的，它应该在过时的君主国家政治框架内进行发展，这一框架将世界分割成众多很小的部分。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欧洲不但必须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而且还需要设立一个共同货币，最终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政府。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很少能让沃伯格觉得这些目标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实现。但同时，创建一个整合了的欧洲资本市场却可以让他重拾信心。这是不小的成就。
今天，欧洲债券占国际债券发行的大约90%。欧洲债券市场是“世界最大、最自由的长期公共资金的来源之一”。在所有欧洲债券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中，大约有70%的份额都在伦敦，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60年代自觉努力的结果。虽然不用怀疑，欧洲债券市场的设计师们这么做的部分动机是想增强他们公司的损益表，并重建伦敦金融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正在以金融的方式，同时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