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威尔逊……面对的是棘手的遗留问题，即，一个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的国内经济，该假设是英国自1914年以来便寅吃卯粮，而且可以永远继续下去。现在，英国人民终于慢慢意识到现实……我认为，针对工会和雇主的限制做法，威尔逊准备打一场英勇的战斗，我对他能赢得这场战斗抱有极大的希望。如果他万一失败，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英国堕落的一个征兆。事实上，英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未来10~20年，英国强大、有力的元素是否能证明优于虚弱、病态的元素。毋庸讳言，虚弱和病态元素的温床，主要存在于伦敦金融城内……
西格蒙德·沃伯格致信埃德蒙·史旦尼斯
1966年8月1日
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直是威尔逊财政政策方面的“拉斯普丁”。他把一些邪恶的想法强加于威尔逊，而当威尔逊识破这些想法时已经太晚。
乔·海曼
1968年2月15日
告诉我你经营中有哪些困难，我将让你实现赢利。
西格蒙德·沃伯格
“红色”金融家
“英国正沦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吗？”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56年这样问自己。他担心（正像他一年后表明的那样），这个收留他的国家的经济正朝着低增长、高价格发展，这将导致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濒临破产。当短命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提出，英国也许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时，沃伯格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这是“一场不会赢的赌博，好似我们经历的1931年的危机，但这次，失业和价格同时高涨”。这种担心确实被夸大了，当时的失业率低于2%，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到5%，并在不断下降（1959年曾短暂为负）。沃伯格更有预见性的地方在于他对对话者的选择。工党影子财政大臣哈罗德·威尔逊是沃伯格表达预言的对象，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将主宰英国政治，并将比任何其他英国首相都更留意西格蒙德·沃伯格。他们俩的关系大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鉴于威尔逊早前针对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声明，这并不出奇。声明指出：“真正影响女王臣民福祉的决定是在下议院以外作出的……这些决定由克洛尔公司、科顿公司、拉扎德公司和沃伯格系作出。政府甚至不能主导这些行业巨头，这是政府的失职。”这位发明“苏黎世矮子们”这个称呼以表达对外国金融势力鄙视的人，竟如此依赖一个德国出生、最终移居瑞士的投资银行家的财务建议，这有点令人出乎意料。有一次，沃伯格甚至安排威尔逊与一位苏黎世银行家共进午餐——后者是瑞士央行行长埃德温·斯托珀——以便修正“英国对‘苏黎世矮子们’的误解”。
不难想见威尔逊寻求沃伯格担任财务顾问的理由。20世纪60年代初，S·G·华宝公司比其他金融城公司显得更有能力帮助历届英国政府解决它们的财务问题。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毫无疑问，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太大（1964年达到最大值，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然而到1989年该数字高达4.9%）。资本账户净流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也不是特别大（1960~1969年，前者的总计只有1.74亿英镑）。但因为那时国际资本相对有限，相比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量，这些轻微的不平衡容易导致严重的经济困境——尤其对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其在境外的海军和军事责任开销昂贵，并且外国持有大量英镑。承诺维持以固定汇率兑换美元的各国政府，不得不小心它们手中的硬通货储备发生任何大幅贬值。1949年9月，英镑贬值30%（这使英镑兑美元下降为1英镑兑2.8美元），这次贬值为英国货币只提供了暂时的喘息。1967年以前，另一次贬值已经初露端倪。1961年7月、1964年11月、1965年7月，以及1966年7月，均发生对英镑投机性的攻击。
为解决这个问题，沃伯格系建议麦克米兰政府，将财政部持有的苏伊士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及多家美国公司的持股作抵押，以英联邦开发金融公司或某一新载体的名义，筹集外币贷款。“只有女王陛下政府在英联邦国家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具有吸引力的现有资产，外国资本，尤其是北美、德国的资本”才会向那些英联邦国家投资。用沃伯格的话说，是“一项金融交易与一种外露的政治姿态的某种混合”。然而，当沃伯格两次都提出这一方案时，官方的反应是不同的。首相本人对此热衷。麦克米兰说，这就是“一家走在前面的投行所做的事”，它比财政部或英格兰银行更容易做到。不过，财政大臣和财政部均表示怀疑，英格兰银行行长表示反对。沃伯格提案的某个版本终于被接纳，但到保守党下台时，政府仍未采取任何措施执行该提案。
整个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主宰英国政治，但到20世纪60年代初，保守党似乎后劲不足。围绕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的私生活发生的丑闻，进一步加深了沃伯格对英国权贵阶层的看不起[1]。像声名狼藉的普罗富莫一样，虽然第14代霍姆伯爵无懈可击，但当作为爵士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1963年接替麦克米兰出任首相时，前者并未留给沃伯格好的印象。“第14代威尔逊先生”（霍姆俏皮地这样叫沃伯格）似乎是一个更有活力的人。到现在，沃伯格大加批评保守党摇摆的政策……和……老朽的形象，这对英国整体形象极为不利。”像以放松著称的财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这样的大臣们已经变得“自满”了。变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64年10月，刚于1963年赢得工党党魁的哈罗德·威尔逊，为他的党在下议院取得微弱多数后，被任命为首相。
新首相（在1963年斯卡伯勒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作出大胆断言，“英国将在白热化的技术革命中得到锤炼，工业中的任何一面都不允许限制性的做法或过时的措施”。沃伯格和许多人一样对此感到兴奋。威尔逊曾多次呼吁“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应出现活跃的、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变化”，上述断言只是其中最著名的。沃伯格对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没抱任何幻想（见本章标题下题词部分）：比如，重复出现的支付平衡问题、行业工会的限制做法、伦敦金融城内“虚弱和病态的成分”。但他满足于得到扮演“红色”金融家的机会，即使当其他银行退缩时，他依然支持新政府。1964年2月，沃伯格邀请威尔逊连同一些商界人士，在他伊顿广场的家中边吃饭边进行“坦诚、轻松的讨论”。8个月以后，他对建立与威尔逊关系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现在，沃伯格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唐宁街10号。
[1]一封写于1963年6月15日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除了政治方面的问题以外，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涉及品位和公众雅观问题。显然，上流人士定期举行聚会，除了面具和袜子，竟一丝不挂！聚会上，斯蒂芬·沃德先生组织了古罗马风格最可怕的狂欢。所有这些场合，英国上层社会的代表们均有参加。”
对英镑的建议
沃伯格认为，在经济方面支撑威尔逊地位的关键因素很简单：即，必须不惜代价避免英镑再次贬值。1964年11月21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沃伯格和杰克·汉姆布鲁斯共同署名的信，信中说，“英镑贬值措施意味着将会伤害到那些对英镑有信心的人，将使整个国家士气低落，意味着针对我们的贸易条款将会发生永久、剧烈的变化；最后，最多将会给我们的竞争力带来暂时的刺激”。毫无疑问，在威尔逊当选首相前，沃伯格已经向他表达过这种观点。因此，工党上台的第一天，威尔逊作为首相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与财政大臣詹姆士·卡拉汉、经济事务大臣乔治·布朗开会时排除英镑贬值的可能——这一决定直到1966年才在内阁进行讨论，并且一直被“左派”视为是一个致命的失误。1964年11月30日，沃伯格首次与新首相会面，商讨金融事务，类似的会谈日后还有多次。威尔逊承认，“他对过去几周资本从伦敦流出大惑不解”。沃伯格回应，在预算公布前实行新的公司税导致热钱撤离。他列出一系列他认为能够有效抵御英镑贬值的必要措施：比如，“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威尔逊一贯推行这一政策；出口退税；成立“海外控股及开发公司……通过该公司，英国政府可摆脱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外汇融资的负担”，这可是沃伯格津津乐道的话题。保守党执政时，这一想法因受到行政部门的怀疑而被搁浅。不可避免的是，现在，同样的官员们提出同样的反对（英国政府用富有价值的资产作抵押，以吸引外资进入高风险项目，但这些项目有可能失败），虽然官员们似乎较晚意识到该方案真正的意图是巩固英国的国际储备，而不是投资于英联邦国家。威尔逊曾是公务员出身，他深谙“白厅”的运作方式。他在另一份持负面态度的财政部备忘录上批注道：“我不会低估西格蒙德·沃伯格建议的可行性。筹集国际贷款，他没有失手过。”
沃伯格完全料到英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疲软”。然而，“从经济角度看，英镑贬值应该被避免”。1965年5月，沃伯格会见首相时又回到这一主题，他提出“在联邦储备局与英格兰银行之间，应建立一种先发制人的进攻或防守型的联盟”，这是威尔逊采纳的另一个建议。似乎还有许多其他会谈讨论了贬值这个主题。有一次，亨利·格伦菲尔德被从金融城叫到威斯敏斯特，去支援沃伯格的论证。格伦菲尔德对政治人物“完全搞不清状况”感到失望，政治人物给他的印象是“半吊子，他们全被与事实毫不相干的事情吓得够呛，全是因为政治”。
一段时间以来，致信《泰晤士报》成为沃伯格倾向的大众传播渠道。1965年11月，他和汉姆布鲁斯又写了一篇文章，补充了一条建议，他们建议取消英国公司在海外借款的限制。不过，这显示出沃伯格对威尔逊政府日益增加的信奉。1966年10月，沃伯格撰文，并发表了一篇通栏文章，题目叫“英镑的个案”，文章旨在反击他所说的在英国“盛行的不确定氛围和货币疑病症”。沃伯格仔细评估了相关统计，又回归到他早前的主张，他认为英国海外防御的开销与英国赚取外汇的能力不成比例。他痛斥前殖民地在独立前积累了大量英镑余额，英国持续受其所累。但他保持乐观。因为，英国的外部资产仍高于其外部负债。无论如何，贬值带来的好处，远远被较高的进口价格、其他国家竞争性的贬值以及政府丧失信誉所超过。就沃伯格所见，英国官员和政治人物自从战争以来，一直被他所说的“英镑情结”所困扰，“这的确是一种情结——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从这个词的心理分析意义上来说，即，它既包含自大，又带有自卑”。如果有人能使威尔逊坚持实行不贬值的政策，那个人就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因为到1966年年底，乔治·布朗和卡拉汉依旧都不相信这一政策。
贬值不是沃伯格与威尔逊讨论的唯一话题。这位银行家敦促政治人物减少进口关税；引入增值税，以降低直接税赋；通过将英国的黄金储备兑换成美国货币，以对抗法国向美元施压。为维持较低的长期利率，他提议免收英国国债（金边证券或“镀金”）的资本利得税。也许进出口担保可以在境外出售，以换取硬通货。沃伯格的另一个提议是，“一家公司应该鼓励在合伙制的基础上，对内投资于有价值的项目，以推动专业知识的发展，等等”。财政部的官员们照例迁怒于此（他们对黄金的偏爱胜过美元，虽然这种偏爱最终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左翼经济学家们也颇有微词，比如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巴洛格，他是内阁的官方经济顾问。而内阁成员怀疑，沃伯格的总体计划是使美国秘密接管英国经济。巴洛格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仁（也是匈牙利同胞）尼古拉斯·卡尔多，想的是一套非常不同的政策，包括实行一种选择性的雇用税，偏向制造业，差别对待服务业，并征收15%的进口附加费。沃伯格无力阻止这些措施。然而，这表明威尔逊对沃伯格越来越有信心。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边宣布独立，沃伯格被任命为罗得西亚储备银行的一名董事，该措施旨在强调英国仍控制该行的海外资产。当其他董事们因为“他们与罗得西亚中央银行的联系会殃及他们的商业利益”而考虑辞职时，沃伯格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陷入严重的窘境”。
沃伯格和威尔逊在另一个问题上，观点也一致。这位银行家深知过分的工资要求和罢工对政府造成的威胁，他忠诚地表达了他对政府价格和收入政策的支持。政府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价格和收入局，与雇主和工会达成协议，以减缓通货膨胀——虽然沃伯格也敦促政府引入“积极的激励机制”，以提高生产力和出口。事实上，他甚至主张“对价格、工资和股利进行某种形式的永久控制”，在几乎所有金融城的同僚中，他因这一观点而被划入极左派。不足为奇的是，沃伯格的建议威尔逊听进去了，这也鼓励了其他大臣们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任财政部金融大臣的哈罗德·利弗找过沃伯格，据他后来回忆说，“1968年3月，在财政部曾举行某次子夜会谈”（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由于威尔逊明显的悲观情绪，利弗和沃伯格在4月再次会面，讨论长期存在的英镑余额的问题。
威尔逊显然满意沃伯格给他的建议。1966年，几乎肯定是在首相的推荐下，沃伯格在女王生日表彰仪式上被授予爵士称谓（连同《金融时报》的编辑戈登·牛顿、作曲家迈克尔·蒂皮特，以及一批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包括埃索石油的董事长）。虽然沃伯格“并不热衷于公共头衔和荣誉”，但他没有拒绝这个褒奖，“他的理由是，这将给予其他难民鼓励”，而且他对收到众多的祝贺信感到满足。不管怎样，这是沃伯格的说法。事实上，亨利·格伦菲尔德建议沃伯格不要接受该爵士称谓，“推荐来自首相本人，他领导的政府制定了针对英国收入征收96%的累进税率[1]”。（因此，格伦菲尔德对威尔逊的看法是，他很“狡猾”。）在查尔斯·夏普看来，接受册封很“矛盾”，他的老板多年以来主张在汉堡恢复沃伯格的名誉，但现在仍愿意成为“西格蒙德爵士”。不过，沃伯格无视这些反对，他只是说：“我们都有个人的虚荣心。”金融城内的其他人觉得，甚至不应该给他这份荣誉。英格兰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就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虽然沃伯格“在他自己的领域当然很成功”，但他“没有为金融城的公益事业作出任何值得大众认可的突出贡献”。沃伯格接受封爵后不久就退休了，他有半年的时间搬进罗卡美亚隐蔽的托斯卡纳海岸度假房，这成为进一步不利评价的来源。
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退休。沃伯格解释道，他和伊娃愿意从5~10月住在意大利：
但这几个月当中，我还要多次去伦敦和欧洲大陆等多个地方出差，假期经常被打断。不过，我发现这些间断不会影响闲暇时光，反而增加了休息的质量。我们伦敦的一位秘书总会住在附近的旅店——她们也轮流——她帮助我和外界保持联系，维系书信往来，并处理与我生意无关的事宜。
沃伯格非常清楚，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不寻常。他说，“我的一些朋友们开玩笑地说，我的假期不是一个真正的假期，因为我总让秘书在附近的旅馆待命，每天早晨向她口授几个小时”——更不用说一天里要给伦敦、纽约和其他地方打很多电话了。1973年，沃伯格夫妇彻底搬到瑞士白朗尼后，这一模式仍在继续（从意大利海岸收发信息不可能，这使沃伯格越发感到灰心）。虽然他也许人不在伦敦，但你能在整年之中不断感到他的存在。从被保留下来的他的私人文件中判断，带他名字的业务备忘录的数量，在他退休后事实上数量还增加了。
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威尔逊会听取沃伯格的建议，但如何最好地抵挡英镑承受的压力，财政部自有想法，而且财政部的官员们全年都在伦敦，首相的匈牙利裔顾问们也在伦敦。对于沃伯格而言，1967年11月，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2.8美元下跌至2.4美元，导致贬值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傲慢和浅薄”。沃伯格致信保罗·马苏尔说：“贬值的原因，最终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心理的原因，主要产生于某种货币疑病症，它似乎成为当今西方世界蔓延的病症之一。”问题是，英国人“在军事、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没有放弃老牌帝国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包括英镑作为所谓储备货币的角色”。“消除老牌帝国主义地位过时的残余，主要的障碍正是英国财政部和英国外交部”。后来，沃伯格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不具名评论：
当人们进入财政部高层的那种环境……他们会被一种奇怪的学术傲慢气氛所传染。他们都变成了某种无上光荣的大学导师，高兴地坐在那里，而不是在真正属于他们的牛津或剑桥。
他们都是完全正派的人，水平一流、能力很强，但当我回顾这些年，我看到的是，他们犯了他们所能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很“仔细”，一个错误都没有漏掉。
举例而言，自从战争结束，我们中的某些人一直告诫财政部，维持英镑作为储备货币没有任何意义。但每当你这么跟他们说时，他们都看着你，好像想找个借口把你投进监狱，因为你也许会刺杀女王。
这样的评价也许太苛刻。如果威尔逊最终被迫采取贬值，那也不只是财政部的错误。格伦菲尔德曾抱怨的劳资纠纷以及惩罚性税收，都不能吸引外资进入英国。向服务业征税，像征收进口关税一样失策，后者有悖于英国在关贸总协定项下作出的承诺，更不用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了。但是，沃伯格对“白厅”官员们的敌意，不是完全没有正当理由，之后的一代人把“白厅”官员们称为“汉弗里爵士们”。同样是那批精英，曾经一度反对凯恩斯及其所有作品。30年后的今天，他们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者，并极大地低估了威尔逊实行的政策的风险。
针对公职队伍死气沉沉的“解药”是招收新人进入政府，其理想的对象是来自S·G·华宝公司的新人。这确实发生了。1966年，乔治·布朗招募了罗尼·格里尔森，并让其领导一家新成立的工业重组公司[2]。该公司预算达1.5亿英镑，用于发起或支持合并，这些合并有可能增加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3年后，也就是1969年，伊恩·弗雷泽离开沃伯格系，去担任金融城收购与合并委员会的总干事，该委员会根据《垄断与合并法案》组建，以确保即将发生的合并不会限制竞争。沃伯格的公司不仅在货币问题上，而且在像国有煤炭局这样的国有实体融资问题上，也向政府提供建议。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埃里克·罗尔从经济事务部退休后，沃伯格不加犹豫地招募了这位大官，并请他担任执行董事。罗尔的作用是为格雷沙姆街30号和“白厅”之间提供沟通渠道，更不用说和许多外国政府了，罗尔过去和它们都曾打过交道。即使在罗尔被任命为S·G·华宝公司副董事长后，他继续接受官方以及私营企业的聘请。1968年5月，他应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邀请，加入英格兰银行法庭（实际上欲成为央行董事）。3年后，希思政府任用两名独立委员加入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罗尔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由保守党在1962年设立，以显示保守党也相信经济的计划性。
（正如沃伯格预测的那样）1967年英镑贬值，但它远没有解决英国财政问题，贬值只提供了短暂的喘息。虽然政府紧缩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削减防御开支，但没有什么可以恢复英格兰银行早已枯竭的货币储备，没过多久，针对英镑的投机行为又开始了。上一届政府在1961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20亿英镑的贷款额度。1965年，威尔逊不得不动用这一额度来捍卫英镑。英镑贬值后，他不得不向其他外国货币部门寻求更多的帮助。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坚持严格的通缩政策，包括平衡的预算、限制国内信贷扩张——这些条件迫使卡拉汉辞去财政大臣。那么，有别的办法吗？沃伯格直白地告诉威尔逊“我们应从德国借更多的钱，尤其为国有化的工业借钱。英国财政大臣……表示同意，并说他将考虑能为此做些什么”。沃伯格游说的一个想法是，国营机构，比如英国钢铁、燃气委员会，应通过发行以德国马克计价的欧洲债券，在海外募集资金。事实上，1969年，燃气委员会以此方式募集了约3100万英镑。到1971年10月，英国各公立单位，通过这种贷款共募集了1.22亿美元（合5100万英镑）。但财政部很快指出，问题是这种贷款存在严重的货币风险。如果英镑进一步贬值，或者德国马克单边升值，这些债务的英镑价值将一夜之间增加。这是极有可能的。1967年年中至1968年年中连续4个季度，英国政府不得不花费22亿英镑，捍卫英镑汇率的新低——数额已大大超过英格兰银行的全部储备，也大幅超过欧洲债券市场可募集的规模。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央行，正在阻止英镑的再次贬值。
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镑依然面临压力，失业和通胀比威尔逊刚入主唐宁街10号时都有显著上升，政府正失去对权力的控制。1969年出版的白皮书《在冲突之地》道出了一切，“活跃、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变化”，这种使人头脑发昏的愿景，让位于一种醉醒后的现实，即长期的工业动荡。英国经济低迷的深度，远远超过（用威尔逊著名的空话说就是）“你口袋里英镑”兑换率的跌幅，现在这一情况已明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工党政府上台的目的是要通过一份国家纲要来实现英国经济现代化。它设置了技术部和经济事务部。它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了29%。但效果显然很平平。诚然，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34%，生产力提高了42%。但所有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表现都更好，甚至包括意大利，其生产力增速是英国的两倍。英国只在一个方面领先于世界：即，单位劳动成本没有比在英国增长得更快了。也正是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英国制造业无情地退出世界市场：英国占世界制造业贸易的份额下降了超过1/3。那么，是哪里出了毛病？或者，正如西格蒙德·沃伯格所说的，为什么“病人”没有反应？
[1]那时最高直接税率事实上达到97.5%：薪金和工资的税率是82.5%，外加“未挣得”（投资）收入的税率是15%。
[2]这份工作格里尔森曾极力避免。他不希望去政府做事，并很快投奔哈佛大学，参加了亨利·基辛格创办的著名的“国际研讨会”。但是，当他返回时，乔治·布朗向他提供了去工业重组公司的工作机会，而且哈罗德·利弗、阿诺德·温斯托克都鼓励他接受这份工作。据格里尔森说：“西格蒙德说，‘我给你点建议吧，我认为当你被请去做这种事时，你应该去做。即使不是首相，而是副首相来请。’我和其他一些人谈话，他们都说，‘工业重组公司是一个荒唐的组织’——我知道这个组织很可笑——‘但如果其他人去干，也许会对我们不利，你去干可以阻止有害局面的发生’，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那里两年，的确阻止了有害状况的发生。”
对工业企业保持信心
虽然沃伯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常主动提供宏观经济的“药方”，但实际上，他主要的兴趣仍是微观经济的实践。不管英国面临什么困难、公职体系有多少瑕疵，他仍对英国工业企业的潜力保持信心。实质上，他认为他的职责是通过向英国公司提供高质量的财务建议，帮助它们实现那种潜能。他特别愿意把自己公司企业融资的品牌与药品类比。1970年，他罕有地接受记者帕特里克·哈特伯的访问，双方对话极为坦诚，他在访问中公开了这一类比：
医生的动机是一种混合体，既有利他主义——希望帮助他人，又有完成好任务的抱负。他希望获得内心的满足以及物质上的认可，前者的获得是靠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一个好医生应认真倾听病人的问题和抱怨，试图掌握病人优势和劣势的全局。好医生不但要看病人的具体病灶，还要观察病人的整体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病人身体、心理带来的影响。
医生必须不能忽视病人健康的小毛病，也不能对病人最危急的病痛抱有绝望，甚至在病人弥留之际也不能撇下他不管。此外，一个好医生必须有勇气告诉病人令人不悦的事实，当病人想要做出在医生看来是不明智的事时，医生必须有勇气反对病人。
最后，当医生照看他的病人时，应只想着他如何能给予他的病人最好的照顾，而不应想着事后要给病人寄账单。但是，一旦医生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他向能付得起费用的人寄送账单时不应感到害羞。对于我来说，出发点永远是服务的质量，以及坚持提供周密建议的勇气，不管这些建议有时也许多么不受欢迎。
沃伯格视银行业为一种专业化的金融咨询形式，其报酬是以手续费的形式出现。而传统的存款、贷款业务模式，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利息和佣金。
正是这一原因，沃伯格视客户关系为公司最关心的事情。关键问题是，客户必须是正确的客户。1967年，沃伯格告诉他的同事们：“我们主要的兴趣应该是顾及我们在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的重要工业客户。”一年后，他试图劝说他们：“我们的抱负不应该像有的同事那样，过多地强调业务的数量，或者甚至比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做的还多。相反，我们的重点应该使S·G·华宝公司成为高端银行，精于为国内外的工业客户提供服务，而不是以大规模生产模式开展业务。”据伊恩·弗雷泽所知，沃伯格有两种屡试不爽的方法赢得并留住这样的客户：
如果客户强势，他劝说的主要工具是逻辑和思维的开创性。如果客户好说话，就采取奉承，经常是赤裸裸的奉承。有太多的英国工业家和商人们吃这一套，他们新教的教养让他们对这种待遇措手不及。我认为，不夸张地说，这些年来，这家投行的英国客户，很大一部分是靠这种不一般的技巧赢得的。
沃伯格在多年前也承认过。他承认：“掌握某种诈唬的才能，在银行业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艺术，不是一项科学。他向一位弟子解释说：“让客户说话，不要向他推销你要卖的东西。让他告诉你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将有时间思考。试着以他自己的话回答他。他会想，‘这个人太聪明了，他说的正是我一直想做的。’然后，你必须让他觉得，你是能够执行这一想法的人。在和一个潜在客户会谈时，把话留个活口，说你可以日后回复他。不要说，‘再见，也许我们一年后可以见面。而要说，谢谢您见我。我会查看一下我10分钟前提到的那本书，并寄给您一本。’你把门留道缝，好有个自然的借口再回去。”埃里克·罗尔记得沃伯格如何用自嘲消除潜在客户的敌意：
当一个新客户找上门来时，沃伯格会对他说两件事。他会说，“请听我说，我们也许不总是我们希望的那样胜任，但我们极为小心谨慎。”他总会首先这么说。接着，客户会说出他的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做这个吗，我们应该做那个吗，我们应该通过内部实现增长，还是通过收购、合并，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上新产品吗？等客户说完后，沃伯格会说，“您看，贵公司生产什么产品，我帮不上忙。您最清楚贵公司是如何生产香肠或汽车的。我可以帮您解释周围的环境，尤其是融资状况，针对您必须做或者也许想做的，可向您解释其金融方面的事宜。”然后，他会说，“假如您可以完全以您的方式去做，您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听您说完再告诉您我的建议。”
接触客户，沃伯格有很多规则，有些明显是非传统的。举例而言，在沃伯格眼中，客户不总是对的。一次有人问他：“只要有一线机会打赢官司，我们就像出庭律师一样，不顾一切地为重要客户‘辩护’，还是在面对即使是极为重要的客户时，有勇气拒绝遵从他们的想法或观点？”沃伯格答道：“事实上，我们的政策一直是说出我们对客户的批评，不管他们有多么不爱听，如果我们在重大事情上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甚至会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条戒律不止在一个场合被实施过。沃伯格认为，在他理想的金融诊断专家与辩护律师（在他看来）不太高尚的方法之间存在区别，这条戒律就是区别所在。客户陷入困境也不应被自动舍弃：“金融城的普遍做法是欺负弱小，并讨好欺负弱小的人。我们不应该按照这种做法行事，那太遗憾了。”当事情办砸时，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进行“痛苦的自我检讨”。所有这些都异常管用。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回忆说，沃伯格“不是一个技术型天才，但他在开发客户方面绝对是个天才。银行家应具备什么素质？对于银行业来说……就是为银行带来客户或潜在客户。”伯纳德·凯利私下在日记里经常批评沃伯格。凯利在观察了他老板与潜在的瑞典客户共进午餐和晚餐的情形后，这样评价他对“沃伯格主义”的定义，“那可是凭空杜撰，我们说的话听起来很有帮助，也很积极，但那其实是吹牛”。但凯利不能否认，沃伯格身上有种“磁场”。几年后，当一只主要的瑞典债券发行濒临流产时，凯利只能感叹沃伯格以“压力和权威”的方式“力挽狂澜”。
沃伯格对主要企业客户的胃口，必然与其他金融城的公司形成高度竞争关系。诚然，金融城生活的许多方面仍受到各种限制性做法的制约，明显的要算是首次公开募股。在那段时期，首发价格被系统性地低估（根本原因是，负责承销的投行，定价通常是固定的，而且被大打折扣，募股公司必须接受）。不过，争夺英国铝业的“战役”标志着英国金融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这时，各投资银行不再会礼貌地放过对手的客户。我们已经看到沃伯格如何从施罗德公司赢得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国际业务。另一个变更银行的例子是霍克利集团，它原来使用菲利普希尔，现在投靠沃伯格系。《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一般惯例认为，一个客户一旦成为某家投行的客户，就永远是那家投行的客户。这种观点已站不住脚，并注定失败。”
但英国公司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建议呢？对沃伯格而言，答案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即为合理化。这个词经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它被用来形容德国工业内部更加集中的趋势。这个词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其含义是，消除不具竞争力的实体，以及利用规模经济。这可以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达到强吃弱、大吃小的目的。沃伯格在这方面的假设很直接：“西方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单位将变得更大。当然，从人的角度看，这非常令人遗憾，但鉴于近几十年的技术发展，这一变化显得不可避免。”收购英国铝业在这方面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不只是因为它如此成功地将S·G·华宝公司在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能力广而告之。不过，有时需要的是注入新资本（经常以发行股票或欧洲债券的形式）和更换管理层。
S·G·华宝公司在金融方面的“全科行医”（套用医学类比）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争夺英国铝业“战役”爆发后，各种工业企业受到沃伯格公司业务风格激进的吸引，纷纷找上门来。沃伯格自己并未假装通晓英国经济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曾向埃里克·罗尔解释道：
他对制作香肠、制造汽车，或者出版报纸、管理饭店一窍不通，也不希望知道。但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管理一家企业的某些特征——不光在具体的融资方面企业家需要掌握——是适度一致的，这种经验和判断使人可以提出建议。
沃伯格向伊恩·弗雷泽进一步解释。他曾警告弗雷泽“不要去参观工厂，因为你会被震住的”。这不是轻浮的说法。1957年，沃伯格与一些银行家组团参观了一座意大利的钢厂。“代表团中的大部分成员，包括我自己，”沃伯格指出：
根本不了解这家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复杂性，但每个人——除了我以外——都努力做出在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被极大折服的样子。他们极具善于虚伪和装腔。向专家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则更加坦诚，也更不费力！最差的冒牌者是我的银行家同事们。
沃伯格虽然曾较多地参与汽车行业的工作，但他还是频繁地厚着脸“自夸”他对内燃机原理的无知。（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他甚至不能开车，更不要说修车了。）沃伯格的特长在于他是一个通才：他能“就受影响企业的管理团队和架构设置实现重大改进”——不太委婉地说，就是清除死木。
但是，英国金融“疾病”的治疗方法有多成功呢？威尔逊时代的宏观政策令人失望：国家纲要被取消，贬值被不情愿地接受，政令停停走走再次流行起来。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微观经济表现得更好吗？因为工业重建公司与垄断委员会分别有一名前沃伯格系的雇员，所以，英国出现了兼并与收购的繁荣。1965~1973年，贸易局（后改名贸易工业部）共考虑了875件合并案。其中，只有18件被提交给垄断委员会，而且只有6件被禁止。大部分主要经济部门的集中度增加，包括纺织、工程、报纸以及汽车行业。但这些行业的表现改善了吗？效率提高了吗？威尔逊派的经济学还是虚多实少吗？
这里要分清企业融资业务与用水银证券自有资本直接投资（往来账业务）的区别，前者指提供建议，并收取费用，而后者风险更大。的确，有几笔投资清楚地暴露了这位通才使用的方法的局限性。比如，1955年，水银的子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控制了埃尔金顿公司，后者专门生产镀银的餐具。使埃尔金顿合理化的第一步，是替换其董事总经理。此人名叫贝尔，他精神变得不稳定（亨利·格伦菲尔德记得，贝尔在克拉里奇酒店外扑向沃伯格，并“亲他，不让他走，直到行李员成功解救了”这位无疑被吓得不轻的金融家）。遗憾的是，埃尔金顿新的董事总经理并未证明更好。新领导劝沃伯格系是否把埃尔金顿最大的镀银厂改造成一座炼铜厂，结果这个新领导签署了大量亏损的铜金属期货合约。安排该公司上市后，沃伯格极力避免很快宣布亏损，这可以从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的片断中看出端倪：
某件事情的出现也许给公司的良好声誉打上污点，公司的声誉是我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虚伪世界的眼中，它对一个商人如此重要。这个新打击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财务损失，但会影响公司的总体发展，而且我把儿子牵扯进这件事来。因此，我这一时期的霉运也连累了他。我知道，我那三位亲爱的“火枪手”——亨利、埃里克和厄恩斯特——听了这些肯定会说，我夸大其词了。他们会说，我把当前的业务问题看得过重。他们会说，每一个值得尊敬，而且活跃的银行都不得不处理类似的不走运或管理不当。我希望我的三位“火枪手”是对的。此外，我希望我可以重新获得更加开朗的心态。
这三位“火枪手”保持冷静。格伦菲尔德很快把亏损的炼铜业务转移到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的一家下属子公司，他把埃尔金顿的剩余资产卖给了三角洲金属公司，售价略微对股东有利。另一项同样失败的投资是对体育休闲公司依科塞尔鲍林的投资。
不是所有类似的往来账业务投资都以失败告终。随着水银公司收购了额外的资产，作为系统性多元战略的一部分，它演变成为一个金融服务集团，包括保险（斯图尔特·史密斯公司和马修斯赖特森）、咨询（大都会养老金协会）、广告（马修斯温–威廉斯代理），以及意见调查（盖洛普）。沃伯格系还短暂控制过石油基建公司特仑克管道，这并未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相反，水银公司自身与矿物分离有限公司联系紧密，后者最初精于开采银、铅和锌，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演化成一家控股公司或投资信托，由力拓公司前财务总监约翰·布坎南领导。矿物分离公司在水银公司占15%的股份，事实上这是前者最大的资产。布坎南因此是沃伯格集团最大的外部股东。多年来，两个集团紧密合作，甚至共用办公室。不过，到1963年，双方关系已经破裂。布坎南不断卖出水银公司的股票，这时金融类股票普遍走弱，布坎南更以辞去水银公司董事席位向沃伯格挑战。沃伯格认为，76岁的布坎南现在年龄太大，也太“固执”，无法继续担任矿物分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64年6月，随着沃伯格和另一位董事分别辞去矿物分离公司的董事，布坎南如愿以偿。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不怀好意的董事会斗争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这只是众多“战役”中的一例而已。无论双方的关系是好是坏，矿物分离公司或者水银公司是否从中获益似乎都令人怀疑。
如果英国经济中有一个产业亟待合理化，那个产业就是纺织业。它曾经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沿，但到20世纪60年代，英格兰北部、苏格兰中部的棉花和羊毛加工厂已岌岌可危。不幸的是，它们无法抵御来自日本和来自其他更便宜、更高效的生产厂家的竞争。答案似乎只有合并。考陶尔兹公司在弗兰克·基尔顿的领导下专门制作人造革。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加工厂。公司在沃伯格系的建议下，收购了像兰开夏棉花、优质棉花纺织机这样的公司，并抵挡了来自帝国化工的恶意收购。另外，沃伯格成功为艾萨克·沃尔夫森爵士完成了几笔兼并业务，后者是格拉斯哥的消费信贷和邮购大王（兼慈善家），包括收购韦林吉洛公司、亚尔羊毛公司和惠廷厄姆公司。不过，一则令人不太高兴的故事是维耶勒公司的兴衰，该公司是乔·海曼通过合并盖恩斯伯勒康纳德、威廉霍林斯和其他公司建立起来的。单单在一年里，彼得·斯皮拉与迈克尔·本特利，就以维耶勒的名义（取自公司知名的棉毛混合织物）发起过13次收购。但是，据伊恩·弗雷泽所知，维耶勒只不过是“一个‘垃圾桶’，所有兰开夏和米德兰棉花和人造丝工业的残余都被塞了进去”。当海曼大胆提出以维耶勒收购水银证券时，双方关系破裂。这之后不久，海曼作为维耶勒董事长的位子不保，该公司随即被卡灵顿和杜赫斯特公司吞并。
与此同时，对于与纺织业关联性很强的化工业，沃伯格系不但在欧洲债券业务上，为帝国化工担任顾问，而且定期为化学公司费森斯提供服务，其中以收购斯潘塞化工和英国药方的股份著称。沃伯格系以中介身份出面，将费森斯在纸张和包装公司泰晤士纸板厂的股份，出售给食品和家庭用品跨国公司联合利华。沃伯格系还帮助埃利斯与埃弗拉德公司，抵挡了来自联合利华的恶意收购。沃伯格系另一个重要的客户是化工公司科柔达。
所有这些行动的结果，是为了大幅减少英国纺织业的雇员数量及其产量。棉纺产量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35万吨，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15万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得更好。但重要的是，纺织行业的集中度在欧洲大陆三大经济体中都大幅下滑。1975年，英国纺织业前三大公司雇用的人数占整个行业的40%，该数字在法国是17%，在意大利是8%，在德国是5%。威尔逊主义的假设是数字越大一定越好，上述证据表明该假设站不住脚。相反，欧洲纺织的未来在于高档的布料和时尚的设计，而这些只有灵活的欧洲大陆公司善于生产。
在格雷沙姆街30号，交通行业的问题甚至比纺织行业的更大。公司交通行业的客户有造船厂沃斯珀、卡梅尔莱尔德；飞机制造商费尔雷航空，及其竞争对手霍克西得列。1960年，沃伯格帮助费尔雷抵挡了来自布里斯托和韦斯特兰的收购。（根据伊恩·弗雷泽的说法）只有当沃伯格同意以3.5%的较低利率接管霍克西得列董事长15万英镑的透支后，该公司才改用沃伯格系的服务。但是，20世纪60年代，还是汽车行业象征着英国工业面临的挑战。人们容易忘记，英国一度曾是欧洲领先的汽车制造国。1938年，英国汽车生产远强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家英国公司——奥斯丁、莫里斯以及福特的英格兰分部——主导市场，而且利兰汽车、罗孚和捷豹也几乎紧随上述三家公司。12年后，英国在世界汽车出口的份额降至52%。奥斯丁与莫里斯合并成立英国汽车公司，英国似乎已经打造出自己的“通用汽车”。1966年，当英国汽车公司收购捷豹，利兰汽车收购罗孚时，这标志着另一轮兼并狂潮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