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伯格系已经在汽车行业积累了一些经验。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司为美国车厂克莱斯勒可能在欧洲进行的收购提供建议，那时，克莱斯勒试图与通用汽车看齐，后者的欧宝、沃豪以及其他欧洲品牌已取得成功。法国的西姆卡、西班牙的巴莱罗斯很快被收购。然而，从1963年开始，罗茨集团成为沃伯格系的客户后，焦点转向英国汽车行业。罗茨集团作为像希尔曼、汉伯、日光、塔尔伯特这些已被遗忘的汽车品牌的生产厂家，在很多方面代表了英国问题的所在：比如，它仍是家族企业；仍高度集中在国内市场，其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能占到12%。为生产出能与英国汽车公司生产的似乎不朽的“迷你”抗衡的汽车，罗茨设计了“希尔曼顽童”。罗茨在政府的劝说下，把厂址选在格拉斯哥西南的林伍德，并在那里生产“顽童”。特立独行的设计，糟糕的供应链，由越发好斗的工人代表引发的劳资纠纷，这些都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1]。开始时沃伯格系为罗茨可能进行的收购提供建议，但公司很快发现罗茨被他人收购的方式。1964年年中，克莱斯勒被劝说抓住这次机会，它愿意从各家族成员手中购买罗茨集团30%的股份，那时，罗茨家族仍控制罗茨集团55%的投票权。
正像在争夺英国铝业“战役”中的那样，如果罗茨董事会不接受正式收购，沃伯格系则准备帮助克莱斯勒在公开市场购买其股票。不过，政府应该对克莱斯勒最终控股有某种否决权，沃伯格试图抵制这种想法，但他最后还是劝说美国人接受为经济民族主义作贡献。到1966年，沃伯格建议，克莱斯勒需要“在罗茨董事会里安排一名一流的英国人，这个人善于处理行业的组织问题”，这不但反映了沃伯格“对罗茨管理层的评价很低”，而且还反映出他知晓外国控制这个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内阁大臣。托尼·本（时任技术大臣）主张，“再次允许另一家主要的制造单位被美国人控制将是不明智的”，他促请威尔逊支持“英国汽车公司、利兰、罗孚与罗茨合并”的备选方案，把克莱斯勒的收购视为一种退路。然而，针对罗茨危机的一个全英国性的解决方案，在财务上的劣势似乎是巨大的。结果，克莱斯勒采取了“蠕变”收购，因为这种收购遇到的抵抗最少。到1973年1月，最后一批英国股东最终被买断。但这次收购在所有克莱斯勒的海外收购中被证明是最不成功的。
不过，主张英国汽车行业进一步整合仍旧令人信服。一个明显的方案是，让相对赢利的卡车制造厂利兰收购亏损的英国汽车控股公司（英国汽车公司收购捷豹后改名）。这项合并得到了政府与工业重建公司的同意，但是沃伯格制定出所有的细节——尤其是，决定安排利兰的唐纳德·斯托克斯担任新公司英国利兰的首席执行官。当英国汽车公司提议设立“一名董事长和三名副董事长，并且不设董事总经理或执行董事长”时，沃伯格积极认同：
现在，大家肯定认识到，在一个伟大的工业企业里一定要有一名首席执行官，他应该把他的职责尽可能广地委托下去，但他在任何将要作出的重要决策上，显然要有最后的发言权，决策当然要视董事会的权力而定……在管理事务上分散的职责，势必会导致拖延和混乱的决策。
这场收购战役几乎像争夺英国铝业一样非常激烈，其结果未能达到预期。新车型，比如莫里斯马力纳、奥斯丁阿莱格罗和罗孚轿车，即刻变得没有吸引力，也不可靠了。新公司40多个工厂的劳资关系糟糕透顶。早在1970年2月，沃伯格就曾发现，斯托克斯“对不能处理新公司面临的层出不穷的罢工或罢工威胁感到绝望”。试图使劳动力从计件工作转为福特风格的核定日工作，这预示着麻烦的到来。新公司的利润微乎其微（1970年，销售达10亿英镑，而利润只有400万英镑）。没有比英国利兰日后的历史——1975年被国有化，1986年蜕变为罗孚集团，2005年破产。名爵、捷豹和路虎这些极富历史性的品牌，被屈辱地卖给了外国买家——更好地概括英国汽车工业的没落。通过合并实现合理化战略再次悲惨地失败。银行家们曾积极推动这项交易，但当合并后的集团被证明不赢利时——因为它无法与质量更好的欧洲大陆，或更便宜的日本进口车竞争——他们撤销了融资支持，反而让纳税人埋单。然而，其他国家保住了竞争，这令人不可思议：大众没有与宝马或戴姆勒–奔驰合并，标致与雷诺维持独立，本田与丰田也是如此。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沃伯格系也参与了英国报业，虽然它注定的衰落没有那么明显。早在1955年，沃伯格就建议《每日镜报》集团的塞西尔·金针对集团非报纸的权益部分，设立可能的投资信托。这一时期，“金融城内的人都不想碰《每日镜报》，他们认为该报纸导向偏左，而且是二流的报纸”。1959年7月，正值加拿大报业大亨罗伊·汤姆森收购凯姆斯利勋爵旗下所有的18份报纸，包括《泰晤士报》，亨利·格伦菲尔德为汤姆森提供了财务建议。虽然这项价值1250万英镑的交易超出汤姆森的承受能力[2]，但格伦菲尔德提出开创性的“逆向收购”战略，技术上凯姆斯利收购了汤姆森的苏格兰电视台，不过却将合并后新公司的控制权让予汤姆森。两年后，金和汤姆森这两个客户在所谓“朗埃克之战”中狭路相逢，那时《每月镜报》集团欲控制奥当斯出版社，后者出版了《人物》杂志和工党党报《每日先驱报》，收购的目的是减少英国报摊上出售杂志的数量。为阻止出版社被金收购，奥当斯的董事长克里斯托弗·钱塞勒爵士欲寻求与汤姆森报业合并（事实上是另一起反向收购）。不过，这一次，汤姆森不能依靠格伦菲尔德的聪明才智。沃伯格的收购团队遗憾地通知汤姆森，他们不得不只代表金，因为塞西尔·金成为沃伯格系客户的时间更长，沃伯格的收购团队再次与赫尔伯特瓦格公司的莱昂内尔·弗雷泽联手，汤姆森则请了菲利普·希尔公司（虽然汤姆森后来又选择了沃伯格系）。正像英国铝业这个收购案，收购奥当斯的结果也被大肆报道，沃伯格系的客户最终取胜——奥当斯的股东们获得了可观的溢价。奥当斯出版社的消失，不仅在政治上具有争议，包括对工党领导人的疯狂游说，并且还引发了议会对有关未来媒体自由的质询。它的消失在金融领域也具有争议。虽然内部交易还未被定为刑事犯罪，但金有意收购的传闻使得奥当斯的股票大涨，以至于证券交易所介入调查。金背后有一位谜一般的人物，他就是约翰·埃勒曼爵士，他是惧怕媒体的百万富翁，他控制着新闻印刷厂阿尔伯特·E·里德，以及酿酒公司J·W·卡梅隆。埃勒曼的财富使得金可以提高收购奥当斯的价格，从3200万英镑涨到3800万英镑（每股出价63先令，远高于收购战爆发前每股40先令的市价）。这个案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则比英国汽车行业没落更令人欣喜的故事。虽然历届政府也许会乐见其他行业出现垄断，但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想让一个媒体大亨统治“舰队街”。不过，即使保持竞争也无法阻止英国报业遭受数年来的严重亏损，因为由顽抗的印刷工人发起的劳资冲突再度侵蚀了利润空间。
沃伯格这位金融诊断师没有发过希波克拉底誓言，他完全有能力拒绝“病人”，不管他们有多么紧急地需要接受治疗。臭名昭著、靠收取高额租金的地主彼得·瑞奇曼只在沃伯格办公室待了5分钟就被请出去。不择手段的媒体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未能在午餐时打动沃伯格和其他3位董事而遭到拒绝。甚至杰出的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也未能符合沃伯格系的要求，因为他在伊恩·弗雷泽做记者时，二人曾反目成仇，这一次，一张秘密的反对票就足够了。（韦登菲尔德的例子说明沃伯格系管理的另一个原则，它类似于“四人原则”。某个客户被公司接受需在一次例行的“9点15分晨会”上获得全体董事的同意。）相反，弗雷泽百货商场的董事长休·弗雷泽爵士被认为在社会阶层上可以接受，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那时，弗雷泽爵士曾考虑先与英美烟草合并，再与博姿合并。酒店管理人查尔斯·福特也是一个重要客户，沃伯格系帮助他收购了托拉斯公司旗下的连锁酒店，并帮助他抵挡了来自联合酿酒的恶意收购。另一个高调的客户是以残忍和好斗出名的泰尼·罗兰德，他的公司“伦罗”（伦敦和罗得西亚土地、金融与投资）名副其实地疯狂购买多家休眠的非洲矿业公司，比如亨德森德兰士瓦不动产、威特沃特斯兰德煤炭和阿散蒂。但是，罗兰德未咨询“伦罗”董事会，就支付1200万英镑买下汪克尔转子发动机的使用权，当时“伦罗”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为此，沃伯格断绝与罗兰德的一切联系。（这发生在罗兰德与他的董事长、前保守党政治人物邓肯·桑兹被暴出逃税之前。）在沃伯格看来，罗兰德一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物，但沃伯格违反了自己很好的判断力，当初听从了伊恩·弗雷泽的劝说接受了这名客户。
正像上一段所述，沃伯格系在企业融资领域的兴趣范围极为广泛。整个20世纪60年代，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沃伯格和他的同事们极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客户授权，以代表更大型的英国公司，并为它们提供建议，他们反复将他们更镇静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这着实令对手们懊悔。无论是大都会在1972年收购伦敦酿酒厂沃特尼，还是塞恩斯伯里在1973年首次公开募股，沃伯格系都是首选的顾问。需要承认的是，交易中的艺术含量比科学含量要多。当遇到首次公开募股定价问题时，彼得·斯皮拉喜欢告诉客户，他会用“瓦塞尔曼测试”，该测试的意思是，如果沃伯格的秘书会在某个价格买入，那么，它就是合适的价格（没有意识到，“瓦塞尔曼测试”事实上是检验病人是否有性病的医疗程序）。如果要找出一个可辨别的趋势，那就是用国际办法解决本国的问题。也许沃伯格感到，内部人无法改正英国管理层的缺陷，他越来越倾向于欧洲或美国的投资或收购。帝国化工联合拜耳，克莱斯勒联合菲亚特，英国利兰联合大众或者戴姆勒–奔驰，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黄粱美梦。同时，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系正在扩展欧洲债券业务，为他们已建立联系的英国客户提供一个新的海外融资来源。沃伯格越沿着这些思路思考，英国企业融资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就落在弗兰克·史密斯和他忠实的副手兼继承人迈克尔·瓦伦丁的肩上。史密斯在很多方面是收购业务真正的大师，（用《经济学人》的话）他“在过去20年里，进行过的收购比任何人都多，其技艺炉火纯青”。但反复置身于董事会“战斗”，最终使他变得过于愤世嫉俗。新近加入沃伯格系的前怡和洋行首席执行官休·巴顿曾问史密斯，“你在这里负责什么？”史密斯冷冷地答道：“大部分时候，是照顾我自己。”罗宾·杰塞尔回忆说：“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重要，那就是交易。一个交易接着另一个。正是这些交易中出现的问题，产生了下一个交易；正是这些交易中遇到的人，引发了下一个交易，这是一个新业务和新人不断更迭的过程。”正是史密斯的这种态度最终导致他的退出。1971年，他因向金融城收购委员会主席肖克罗斯勋爵说“假话”，而受到公开谴责，这与海斯码头发起的一宗收购案有关（肖克罗斯无法容忍“史密斯先生不够坦诚”[3]这样的一语双关）。令比他年轻的同事们失望的是，史密斯的辞职竟被董事长委员会接受了——因为，彼得·斯皮拉认为，史密斯“经常过于直言，这不符合委员会的品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论上，所有这些微观经济的努力，都是为补充威尔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的合理化将提高英国工业的生产力，最终为支付平衡作出积极贡献。至少是沃伯格在1968年3月为威尔逊草拟的一份发言稿的主旨，文中对过去4年尽可能作了最积极的评价：
在我们上台前的13年间，政府干预工业被认为是禁忌，但我们现在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气候，那就是工业问题持续得到政府的关注，并通过政府和工业的紧密合作来解决……要我说，我们针对英国工业现代化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在经济中，逐渐成功地引入一种倾向变革的精神，相比之下，我们在刚执政时发现，那种自满与恶习成瘾的氛围波及范围是如此之广。
对于像英国利兰这样的公司，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经济来说，鉴于它们未来所要面临的挑战，上述发言显得极度乐观。但不能指责沃伯格太过天真。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英国管理的不足。他比其他人更怀疑政府官僚体制的效力。事实上，为威尔逊草拟该发言稿仅一个月后，沃伯格发现自己要面对英国经济令人沮丧的现实，与其说英国经济是受管理的，不如说管理不善。当托尼·本使用（正如他在日记里写道的）“强硬的措辞，欲打消他们（格伦菲尔德与罗尔）”发起收购国际计算机和制表机公司的这个想法时，担任电子和通讯公司普莱西顾问的沃伯格系遭受挫败：
要我（托尼·本）说，我们投入3年努力，设法建立一家可行的英国计算机公司，我们志在必得，并已投入2500万~3000万英镑的政府资金。我也注意到，大批订单纷至沓来，甚至可以说，我们是电信设备的大型采购商。我没想到普莱西会以这种方式，阻挠我们的政策。我要指出的是，国际计算机和制表机公司早期如果不是得到技术部的支持，根本不会存在。另外，关于他们提议要做的，我持绝对反对的观点。
当普莱西的下一次收购——欲购买英格兰电气——升级为恶意收购时，沃伯格感到失望。首先，因为他自己的客户无视他的建议，其次因为，工业重建公司已经“表态”不支持普莱西，尽管之前已经批准英国通用电气公司进行类似的收购，后者由阿诺德·温斯托克创立。在沃伯格看来，“涉及的问题应该由相关行业之间自行解决，而且这些行业应该从什么能给公司和股东赢利这个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以符合所谓的‘行业逻辑’”——这个词被沃伯格驳斥为“一种极为危险的腐朽说法，就像中世纪神学家口中众多的陈词滥调”。事实上，沃伯格被温斯托克以策略制胜，后者在收购联合电气工业仅一年后，又为英国通用电气收购了英格兰电气——这对于格雷沙姆街的奇才们可是一处创伤，至少有一位评论员认为这处创伤是“自己造成的”。这肯定是迈克尔·瓦伦丁的观点，他认为沃伯格公开批评普莱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沃伯格受到如此批评后，反问自己对合理化的基本假设：
1.公司越大，其组织越优化、效率越高，这种假设到底有多少合理性？的确，任何这样的假设，都有很多可以反驳的地方……
2.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如果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规适用于英国，那么今天，英格兰电气的纳尔逊勋爵与阿诺德·温斯托克将因刑事犯罪入狱……
3.捍卫竞争——其对立面是鼓励垄断企业，或鼓励过度主宰所在市场的企业——这种价值观显然在英国已经落伍……
关于普莱西的争吵如此激烈，以至于罗尼·格里尔森不得不辞去S·G·华宝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当他接受工业重建公司的职位时，他仍被保留原职。这一次，连他也不能否认存在利益冲突，因为他现在担任英国电气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在10年内，脾气火暴的格里尔森不但与沃伯格和解，而且使温斯托克重新成为沃伯格的客户。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温斯托克就时而是沃伯格的客户，时而又不是。
“公司越大，其组织越优化，效率越高，这种假设到底有多少合理性？”虽然西格蒙德·沃伯格在败给温斯托克之后才问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确问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如果合并只是把低效、管理差的公司堆在一起；只是减轻竞争对管理层和劳动力的压力，那么，这个假设一定不合理。问题是，唯一现实的备选方案——大规模关闭垂死的企业，正面攻击行业工会及工会代表，并邀请外国公司来接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政治上变得可行。
因此，问题不言自明：难道合理化对银行家要比对英国经济更有利？正如我们所见，相对于欧洲债券发行或投资管理业务，西格蒙德·沃伯格有时表达出对企业融资业务更大的偏好，更不用说公司日后的单位信托基金（在英国被称为共同基金）业务，沃伯格彻底将其忽略。收购、合并与并购是沃伯格所称的“具有建设性的”金融业务，它以客户关系为核心。向个人提供投资建议将培养一种错误的关系。至于出售某只债券，那只是一项交易。必须承认，从沃伯格留下的通信中，很少能找出他关心向客户收费的迹象。相反，沃伯格经常让客户决定需要支付的金额，如果他们对沃伯格系的服务足够满意的话，他会指望客户多付费用，而不是少付。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沃伯格甚至会提到费用这回事。1977年，当阿诺德·温斯托克付费时，沃伯格觉得他支付了一个“吝啬的”数额。
但毫无疑问，企业融资业务对沃伯格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费率结构。正如他在1967年指出的，一笔从一家大型工业客户收取的费用将超过从欧洲债券发行的全年所得。在没有竞争的收购交易中，银行可以指望获得收购金额的0.5%；在有竞争的收购交易中，如果收购成功，银行的费率是1%。当伯纳德·凯利就出售休·弗雷泽在弗雷泽百货商场的股份为后者提供建议时，双方达成的费率是交易总额的0.75%，外加75000英镑，这使得总收费达到“惊人的”334500英镑。随着合并总价值从1967年的8亿英镑，上升至1968年的23.13亿英镑，企业融资业务带来的回报也有相应的增长。1959~1969年，水银证券的净利润剔除通胀因素上升了6倍。20世纪60年代是该公司的黄金10年，1969年1月，其股价冲到了213英镑，比10年前上涨了20倍。
矛盾的是，尽管这些数据显示出勃勃生机，但现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金融城就像任何生锈的纺织厂、汽车流水线、报纸印刷间仍沿用古老的做法一样，依然守旧。金融城仍是这样一个世界，银行职员依照传统，禁止去证券经纪人办公室拜访他们；证券经纪人不管多么受人敬重，都有义务拜访银行家，不管后者职位多低。同样的，银行职员不被允许直接与财政部沟通，所有这样的沟通，都必须经过英格兰银行行长。银行职员、证券经纪人、证券做市商，以及一大批文书，他们做事的方法还和战前一样。许多银行职员的穿着甚至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头戴礼帽、手拿黑雨伞。英国工业要想从这个绅士俱乐部找到出路将不太可能——即使这个俱乐部接收了一个像西格蒙德·沃伯格这样厚脸皮的成员，他向工党首相提供建议没有任何顾虑。
[1]这一点我能证明。年少时，我曾坐在父母的“希尔曼顽童”里，经历过许多次不舒服而且是经常不完整的旅行。
[2]随着谈判接近尾声，当汤姆森就如何筹集必要的资金请格伦菲尔德担任财务顾问时，格伦菲尔德目瞪口呆。他后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哑口无言的时候。
[3]史密斯先生的名字是弗兰克，而它的小写形式在英语中有“坦诚”的意思。——译者注
转向欧洲怀疑主义
虽然他喜欢与工党“眉来眼去”——绝不是为了取悦金融城内的人——但西格蒙德·沃伯格从来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如果以这个词真正的含义来衡量。内心里，他是一个政治的不可知论者。因此，当爱德华·希思在1965年当选保守党领袖时，沃伯格很快发去了他习惯性谄媚的祝贺。至少这位保守党“领袖，没有那么死板，并保持精力旺盛的态度”。沃伯格争辩道，“这样一位激进、非保守的领导”，要不是受到哈罗德·威尔逊的挑战，否则绝不会脱颖而出。右翼发生的这种变化，也许证明是威尔逊不朽的政绩。与此同时，沃伯格被罗尼·格里尔森劝说向一个新的保守党“激进游说团体”捐款，这个被称做“向保守党经济和社会政策施压”的组织，希望“向保守党输送新鲜血液”。正像它的名字表明的那样，就像被工党里的右翼所吸引一样，沃伯格也被保守党里的左翼所吸引。伊诺克·鲍威尔实行反对移民的政策，沃伯格跟那些遵守这一政策的人没什么话好说。沃伯格告诉塞西尔·金，鲍威尔的支持者“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里的右翼”。相反，上议院保守党早期领袖卡灵顿勋爵找到沃伯格，作为对此的回应，沃伯格乐意向温和的“鲍小组”捐款5000英镑。到1968年年底，沃伯格对保守党税务改革计划表达了极为正面的观点，税改的目的是降低所得税，并引入增值税。两年后，沃伯格甚至准备去保守党金融委员会讲话。约翰·诺特——1959年加入沃伯格系，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对保守党的同情和他在政治上的野心，也许对沃伯格这次重新定位起了作用。其他保守党人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和后起之秀威廉·沃尔格雷夫，曾在这时被考虑作为可能的招募对象。前者曾在麦克米兰政府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政府任内阁大臣，后者在未来将实现大臣级别的职业生涯。但是，沃伯格依然对希思存有怀疑。1968年，沃伯格与希思共进午餐后，他自己对这位保守党领袖作了笔迹和心理分析。结果令人担忧：
基本上虚弱——自我放纵，几乎自恋。
易受到他认为能改善他形象的人的影响。
极聪明，但缺乏性格。
太容易受到令他着迷的人的影响。
他自己的观点根基不够牢固，论述结构不合理。其结果是，如果他内心的软弱——尤其是他的虚荣——在多处敏感点被碰触，连对手都可以扭转他的观点。
面临意想不到和苛刻的困难时，他不擅长保护自己。
他改变立场不是因为不可靠，而是因为他内心缺乏必要的内力。
他具有很强的审美元素，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能力，带有敏锐和微妙的理解力。
他像一座最精致的广播接收台，因此他能准确、全面地消化事实和印象。
他本可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特别是在需要抽象与想象思维的领域。他也会是一名出版社的优秀负责人。
他的强项在于智慧的评估与分析，但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他完全缺乏任何天赋。
他是一个谨慎的思想者，但不是一个斗士。
总结：他是一个高智商的人，但性格懦弱。
他不会为他人承担义务，因为他不会让自己承担义务，因为他内心不确定。
其他高级别的保守党人同样让沃伯格心灰意冷，包括未来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他给沃伯格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浅薄”。1970年年初，塞西尔·金问沃伯格对政治的预测，沃伯格答道：“他认为，9月会举行大选，工党会输。他还认为，希思将是一位比威尔逊更糟糕的首相。在一段间歇后——大约是1972~1973年间——威尔逊将再度上台，领导一个执政联盟。”他预测的不是很离谱。威尔逊比沃伯格预测的要提早4个月宣布大选，但工党的确输了。
不足为奇的是，鉴于沃伯格对新首相性格的评价，他从未像与威尔逊那样与希思走得很近。诚然，他们在社交场合互相见面。而且，沃伯格没有停止向唐宁街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例如，促请新政府允许像英国钢铁（又被威尔逊国有化）这样的国有机构借新的硬通货。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认真重视。沃伯格的另一个计划——将政府在英国石油的股份卖给私人投资者——被前英国石油董事长埃里克·德雷克扼杀，该计划只能等到工党再度上台才能实现。1971年，沃伯格已经断绝了公司与泰尼·罗兰德的关系，但当“伦罗”因参与打破对罗得西亚的制裁，而被希思谴责为“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脸面”时，沃伯格忍住了作出反应的冲动。他的同事们本想投书《泰晤士报》予以还击，但被沃伯格否决了。当政府通过释放短暂的“巴伯繁荣”（见第11章）破坏了自己为经济所做的努力时，沃伯格并未产生怜悯之情。“巴伯繁荣”是一次溃败，它只是证实了沃伯格对财政大臣“蠢货”的评价。
西格蒙德·沃伯格与爱德华·希思可能会在一点上看法一致，那就是欧洲。希思一直支持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他曾是负责英国申请加入该机构的大臣，虽然申请最终流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沃伯格自战前以来，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欧洲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积极主张英国加入该机构。关于欧洲的讨论使威尔逊政府意见分裂，沃伯格站在以罗伊·詹金斯为首的亲欧洲派的一边。像过去一样，沃伯格倾向专注于一体化经济的合理性，（比如）建议希思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基金，使之作为“一个融资组织，为有特殊情况的工业提供资金，而欧洲投资银行的活动迄今局限在欧洲地区，它不一定能帮助这样的工业，比如北海石油、航空航天引擎工业以及核能工业”。“‘欧洲的’公司能够在欧洲多家‘国有’企业持股”，沃伯格急切地期待这个时候的到来。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沃伯格对欧洲一体化政治的热情已经降温，不只是因为根据1962年实行的共同农业政策保护主义日益重要。在沃伯格眼里，欧洲经济共同体已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强烈的欧洲精神开始蒸发；对行业经济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农业——似乎走入台前”。1972年10月，《欧洲共同体法案》被御准后不到两周，沃伯格坦言“担心当德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强于英国时，现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会使英国“很难在布鲁塞尔扮演指导角色。基于英国伟大的国际传统，它有资格享有这一地位”。
那么，沃伯格转向欧洲怀疑主义有什么原因吗？不断在欧洲上升的反美主义——它不仅是戴高乐主义的变异，而且还来自激进的左派——肯定不合沃伯格的口味，尤其在面对苏联时，反美主义对西方团结的破坏构成威胁。到1974年年初，各国政府倾向把自身利益置于欧洲理想之前，沃伯格对此几乎彻底失去耐心。他向堂兄埃里克抱怨，英国和法国“目前都被极糟糕的政府所领导，两国都假装非常亲欧洲，但现实中，它们是完全的国民主义和非欧洲主义。的确，这两个政府各自采取的行动，殃及任何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建设性的发展，要知道该机构是一个非常脆弱，并且处于萌芽期的机体”。就沃伯格而言，“跨大西洋两岸关系以及欧洲内部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两国政府的错误”。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10号后不久，沃伯格在一份为其草拟的声明中主张，有必要：
让欧洲共同体在全世界传播其影响力，不是通过强调反对非欧洲人和通过坚持欧洲独立，而是通过加强与欧洲实际或潜在的朋友的合作，让欧洲共同体顾及欧洲的利益。的确，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欧洲机制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即，它们的一部分政策将使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变成敌人，或者破坏与苏联关系缓和的可能性，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更重要的是，英国在欧洲的角色一定不能脱离与英联邦国家长期的联系，而是应该加强这种纽带。
同样重要的是，沃伯格感到欧洲各项机制已被官僚组织化。他对乔治·斯坦纳抱怨道，“布鲁塞尔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官僚组织联合体，几乎成为一种阶层的原型，它在今天的大西洋两岸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太过普遍”：
德语单词“Selbstzweck”被译为“目的本身”并不到位，但它却成为越来越多的组织的恰当属性。这些组织增长得过大，并多数由平庸者领导，他们不能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事实上根本无法作出任何决定。这肯定适用于今天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绝大部分自称是官员的人身上，他们本应是欧洲的公仆。
具有象征性的是，我上述提到的这些机制，不是采取行动，而是不断形成新的委员会，这些新的委员会拖延决策，并作为推迟的工具在运转，而不是作为跟踪进展的工具在运转。另外，这些机制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产生了一系列冗长并没有结论的报告，从不停止。然后，这些报告的命运是，它们除了被作者阅读以外，不会被任何人阅读。一旦报告出版后，它们就消失在档案的海洋里，从此无人问津。
沃伯格希望，作为欧盟新任主席的罗伊·詹金斯也许可以打破布鲁塞尔官僚的僵局，但这个希望很快（也许在预料之中）就破灭了。
正如我们所见的，沃伯格一生无论对人还是对机制，既爱过也恨过。欧洲一体化曾是他的“初恋”之一。也许最终不可避免的是，他的激情将让位于觉醒。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爱德华·希思担任首相最大的政绩。但加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将英国制造业暴露在不熟悉的竞争环境中。纺织生产厂和汽车制造厂因关税受到保护超过40年。加入共同市场把保护一扫而光，并且显示出欧洲大陆经济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在西欧较早实行自由贸易而实现的。
经济衰退中的成功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项矛盾被牢固地建立起来：那就是作为一家银行，S·G·华宝公司的成功似乎独立于英国经济的失败。1971年1月，S·G·华宝公司成立25周年，这提供了某种适度沾沾自喜的机会。沃伯格在伦敦庆功宴后致信给亨利·格伦菲尔德：
我必须承认你说的是对的，我有理由对25年来S·G·华宝公司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到上周六公司成立25周年了。事实上，我感到，我必须与你在一个完全合伙制的基础上分享这份自豪……重要的是，我从心里对你忠实的友谊、你的鼓励和理解表示感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因为它们从未令我失望过。我完全可以这样形容你：“没有比你更好的同志了”。
即使沃伯格–格伦菲尔德这对组合不断壮大，英国的整体情况也在持续恶化。1969~1972年间的经常账户盈余没有想象得高。代表英国引以为荣的过去，从劳斯莱斯到《泰晤士报》，都处在资不抵债的边缘。保守党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的解决办法是放松信贷管制。1972年6月，英国政府不再对抗货币投机者，而是跟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允许货币浮动。但结果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从1972年夏季的不到6%，猛增至1973年11月的10%以上，这一增长只能部分归咎于“赎罪日战争”之后出现的石油危机（见下一章）。正如战后英国历史上常常见到的那样，一项出于政治动机的刺激方案不会产生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失业，反而导致较高的消费者价格、不断上升的加薪要求、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英镑却遭遇不断下跌的压力。从后退到停滞，这一不可避免的转变——其形式是上调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1972年第4季度从6%上调至9%；1973年下半年，再从9%上调至13%——未能遏制通胀。1973年12月，为防止付息银行负债的增加，补充性特别存款（所谓的“紧身衣”）被引入，但这个计划也不太奏效。1972年11月，当希思政府被迫恢复工党限制薪金的政策时，这就为自己宣判了选举失败。等到希思于1974年2月7日宣布大选时，矿工们在进行罢工。保守党的选举口号是“谁在领导英国”，但答案不是希思。
1974年3月，哈罗德·威尔逊重返唐宁街10号，鉴于上个月无果的大选，希思未能组成执政联盟，沃伯格再次将注意力专向英国的宏观困境。这种困境现在是可怕的。矿工们在闹罢工，整个经济依靠一周工作3日（更不用说北爱尔兰几乎陷入内战），而且英国膨胀的经常账户赤字赶上了阿根廷一个国家的价值。正像沃伯格所说，威尔逊再度执政“时值英国正面临它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不但性质重大，而且波及我们整个社会”。沃伯格一度建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20亿~30亿美元的贷款，“以阻止外国债权人使英镑进一步外流，并以超大金额增加英国的外汇储备”。私下里，他也只是稍微地赞扬了新政府：“至少人们能说，威尔逊政府没有希思政府那么糟糕。”当沃伯格在6月初拜会威尔逊时，威尔逊留给他完全不好的感觉，“对于他的同事们、对于反对党、对于工会、对于所有重要的人和事，首相超然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
沃伯格的主要担心是新政府仍在低估通胀的危险。它过去也是如此。当工党再次上台时，零售价格的通胀是8%；到1975年中，该数字超过20%。沃伯格再度回归他的嗜好：筹集硬通货，而且最好是德国马克。要么通过出售政府在英国石油的股份，要么通过公共机构借款，比如国家企业委员会，以及（用威尔逊的话说）“那家新成立的大型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将包含北海的资产”。但到现在，海外对英国公营部门发行的证券已没有多少热情。就商议向投资人在联邦共和国出售英国石油的股票，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持保留态度。1974年，英国钢铁成功发行了350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而下一年英国燃气进行类似的发行几乎失败，原因是瑞士和美国的投资人抱怨，债券给予的收益过低。与此同时，克莱斯勒英国分公司被置于美国母公司的直接控制下，这是为减少损失所做的最后努力。李·亚科卡在出任克莱斯勒首席执行官后不久，将公司在欧洲的所有分支以1美元的名义价格出售给标致汽车。（沃伯格系代表克莱斯勒为出售资产提供建议——又挣了一笔顾问费。）
到1975年，沃伯格放弃了对英国政府的信心，尤其是对英国工会联盟的信心，他认为这个组织完全失去了对其一般成员的控制。听说罗伊·詹金斯正在工党内部组织一个“新团体，叫‘社会民主同盟’”，沃伯格以提供财务支持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兴趣。1976年3月16日，威尔逊出乎意料地宣布他想辞职的打算——声称自己筋疲力尽，但也许害怕老年痴呆症早发的后果——沃伯格对此没有流露出任何同情。数月内，公营机构的借款要求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威尔逊的继任者、“幸运的吉姆”·卡拉汉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39亿美元。贷款伴随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这些条件预示着一个公共开支被削减和货币政策被定位的新时代的到来。前一年某期《华尔街日报》的标题道出了一切：“再见，大不列颠”。对于伯纳德·凯利而言，他要抚养8个孩子。出身贵族的他渴望拥有多套别墅和精美的艺术品，但对他来说，这真是再见。面对惩罚性税率，他和他的同事吉安卢卡·萨莱纳开始问自己，“我们的职业（‘真是毫无价值，它没有提供任何附加值’）是否能超过我们的寿命，而且我们谈到向哪里移民”。当他听见沃伯格轻率地“解释丹尼斯·希利是一位如何强有力、如何优秀的财政大臣”时，凯利“忍不住争辩道，当希利用严酷的税赋正在摧毁上层和中产阶层时，这样的评价不妥当……一度，我礼貌地说，‘我们将占领日内瓦湖两岸’。”最终，凯利在1976年夏季从沃伯格系辞职，他选择接受了一份在摩纳哥的工作，直到1980年才回到伦敦。
威尔逊时代以失败告终——在12年的时间里，从白热化的技术到被烧成“冷灰”的滞胀。它的失败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宏观层面，英国带有政治性的经济更像是拉丁美洲的经济，而不像欧洲的经济。微观层面，太少的英国企业或制造业曾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合理化。对于沃伯格来说，他比伦敦金融城内的任何人都更愿意支持威尔逊，但结果却令人极为失望——而且对于沃伯格系里的“保守派”来说，不只凯利一个人觉得，这个结果是人们不想看到的。当保守党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彻底采取一种更为极端的经济政策时，沃伯格感到某种宽慰就不足为奇了。他对1964~1979年的定论带有诅咒性质：“局势……在战后工党、保守党连续执政下持续恶化。撒切尔继承的烂摊子几乎无法管理……前几届政府鼓励英国寅吃卯粮……这种不计后果的自我放纵路线早就应该进行激进的变革。”
不过，鉴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大危机，激进变革的出现是在意料之中的。实际上，如果只用狭隘的国家视角看问题，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英国经济的下滑、没落和复苏。西格蒙德·沃伯格当然愿意把自己比做英国企业的金融“诊断师”和政府幕后的顾问，他为之提供服务的政府表面上要能分享他关于英国经济合理化的愿景。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沃伯格渴望的其他角色——随着他的“英国病人”健康状况的下降，这个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具远见卓识。最重要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作为全球化的先知，需要被了解。当时的背景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应该看看沃伯格在这个角色上表现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