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是，1975年也许较以往任何一年都将是实行“边缘政策”的一段时期……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边缘政策”在近期不会导致剧烈和灾难性的“爆炸”，它反而会中止“爆炸”的发生。但是，一种带有压迫性和有辱人格的紧张气氛将占上风。我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并受到这种气氛相应的影响，那将是目前我们西方世界所能预料的最好结果。无论在哪儿，通过构建和维护所剩不多的理智与体面，去和这些危险的影响进行抗争，这是我们作为个体的义务。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5年1月
大概在1968年，我就预料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目前的国际石油危机将会爆发。是的，这场危机已经酝酿了7年，即使1973年10月中东没有开战，危机到现在也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了……在这种期望下，我担心这次石油危机的后果将很严重，不但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而且，这场危机将导致西方社会进一步堕落。现在它正以一种比我预想的更糟糕的方式发生着，但无论何时，只要存在道德弱点这个基本核心，道德堕落——人类的或者国家的——就有肥沃的土壤。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5年2月
关注以色列事务
正如我们所见的，西格蒙德·沃伯格定期徘徊在“恋爱与失恋”中，这是他秉性中奇怪的一面。沃伯格通常对他招募来的聪明的年轻人有种柏拉图式的怜爱。偶尔也会以这种方式对待哈罗德·威尔逊，而他只是一位政界人物。只有一次，他爱上了一个完整的国家，那就是以色列。
年轻时，沃伯格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像许多在19世纪取得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一样，沃伯格对犹太民族建国这个计划小心谨慎，因为这样一个实体的存在，也许会引起犹太人驻在国对本国犹太人的国家效忠度的怀疑。1942年沃伯格宣布，犹太人“不应被民族主义这一最糟糕的现代荒唐‘流行病’所传染”。事实上，当时——在大屠杀大规模爆发前——他竟然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像纳粹一样没有任何道德约束”。他后来回忆说：
对我而言，犹太民族家园计划……是为了给那些犹太人提供一个家，他们想从其他国家移居至此，因为他们在驻在国获得与其他居民同等公民权的机会渺茫。但是，我认为，那些在自己家园享有如此同等公民权的犹太人，无论在哪里，都应该通过献身他们所在国家的方式，坚持并强化这种权利。
20世纪30年代，沃伯格的亲戚们（显著的应是小叔弗里茨）推动了犹太移民从德国迁居巴勒斯坦，虽然沃伯格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作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似乎很少留意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巴勒斯坦半殖民地位委婉的说法）发生的事。他当然认识哈伊姆·魏茨曼和戴维·本–古里安——前者与沃伯格的堂姐罗拉曾有婚外情——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沃伯格对此的反应没有任何记录。两年后，当一位特拉维夫的商人找到沃伯格时，沃伯格简短地说，“在特拉维夫开办某种银行业务”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没说原因。
另一方面，沃伯格在这时当然不会同情阿拉伯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西方列强并未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沃伯格对此感到遗憾。“以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为首的中东的统治者们，借助过量的石油资产，产生了不切实际并且完全不负责任的野心”，沃伯格对此进行谴责。事实上，他逐渐看到，“纵容”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之一。然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沃伯格继续专注于他对个体难民的慈善事业，他拒绝向犹太联合捐募协会捐款，该机构从美国犹太社区筹集了大量款项，帮助犹太人迁居以色列。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欲安排S·G·华宝公司的一名代表加入英国–以色列投资信托的董事会，但沃伯格拒绝了这一邀请。直到1959年年末以色列建国超过10年以后，沃伯格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才造访以色列。
尽管这次访问只有12天，但他的首次访问却像被闪电击中一般。他告诉他的东道主，“在我去以色列之前，我当然研读了许多有关它的书籍，并对它的发展极为感兴趣。”他继续说：
不过，我所见到的远超过我的想象。鉴于以色列危险的形势，它四周被敌人包围，我以为在那种紧急状态下，我会很自然地感到更多的紧张与狂热，以及更少的节制与平衡。当我想起我在以色列注意到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时，最令人羡慕的一点是那些领导以色列人民的人，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他们处在战争状态，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仍能保持一种完全的放松与平和的心态，没有任何怨恨与做作，他们专注于最高层的长期计划，同时，对于非常棘手的日常紧急事务也给予必要的关心。
沃伯格说，这个年轻的国家让他想起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这是一个第一眼看上去不可能的类比。沃伯格的理由是，普鲁士改革家威廉·冯·洪堡与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一定是与现在的以色列领导人相似的，因为前者的信仰与一种哲学态度相连，其中主要的元素是个人自由与强调教育。而后者也有同样坚定的信仰，但理智主义更少，实用方法更多，其中公正、简朴和纪律是基石”。沃伯格特别对参观在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科学院印象深刻，该研究中心由哈伊姆·魏茨曼在1933年建立，这位卓越的化学家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沃伯格后来与他小叔弗里茨的女儿安娜·沃伯格有一次感人的重逢。当沃伯格的女儿安娜在1962年遇上并嫁给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人士、筹款人德夫·比格恩时[1]，家族与以色列的联系被进一步加强。
沃伯格对以色列政治找到新的兴趣，但以色列人主要看中他在金融领域的专业水平。就在他访问后的几个月，以色列开发部的一名代表访问伦敦，就出售国有企业股份寻求帮助。最有希望进行这种私有化的企业是死海工厂，该公司于1952年成立，旨在利用死海富含的矿物资源，生产钾碱、溴和盐。该公司决定发售1500万股，联合以色列商业银行，该行的前身是英国–巴勒斯坦银行有限公司（因此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以及N·M·罗斯柴尔德、库恩–洛布、美洲银行和世界银行。对于来自库恩–洛布年轻的乔舒亚·舍曼来说，这项交易第一次让他领略了格雷沙姆街30号做事的方式，不只是“准备招股说明书采用温切斯特式的方法”。在之后的几年里，沃伯格系参与了以色列商业银行自身与以色列贴现银行的股票发行。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些企业就有问题，尤其是死海工厂[2]。到1965年秋季，沃伯格担心，公司不稳定的业绩“将对以色列信用状况带来很恶劣的影响”。他还对“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糟糕的局面”感到不安。一年后，他的忧虑是“以色列商业银行过度扩张，其责任对于人数有限的管理层来说过大”。到1967年，他的担心扩展到以色列整体的经济。那年6月，他写道：“以色列现在的问题更带有一个经济特征，而不是军事特征。彻底动员以色列军力仍需继续，其消耗国家财政储备的比例越来越大。”为缓解压力，沃伯格现在提出“组成一个国际银团，向借款国以色列发放贷款，贷款分别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可能还由加拿大、日本及北欧国家提供连带担保……人们也许可以考虑把这项贷款称做‘中东和平贷款’。”讽刺的是，这封信写于“六日战争”爆发前3天。
战争锻造了以色列，而战争的威胁却从未停止。1948年，阿拉伯人拒绝接受“两国”的方案，该方案由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设想出，就在这一决议“降生”的时刻，阿拉伯人与这个新的犹太国开火了。虽然有不少于5个阿拉伯国家袭击了以色列——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但以色列人成功地阻止了它们的进攻，并同时残酷地驱逐了数十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不过，底层的敌对仍在继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游击队从加沙地带发起进攻，加沙地带于1948年被埃及占领。1956年，当以色列加入英国和法国，试图从埃及手里夺回苏伊士运河时，战争再度爆发。但是，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的时间也不长，原因是欧洲人迫于美国的财政压力撤兵了。
沃伯格对在中东如何实现和平有自己的想法。1963年，沃伯格希望在德国和以色列成功达成赔款协议的基础上，提出请赫尔曼·艾比斯作为以色列和埃及的调停人——鉴于艾比斯在第三帝国不太英勇的角色，他也许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人选。一年后，沃伯格提出将“建设开发埃及的10年计划”与“另一个10年计划”相结合，通过“在内盖夫创建一个特别区域，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在以色列和其所有邻国之间，设立一个广泛的中立或非军事区”，为阿拉伯难民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只要阿拉伯国家继续渴望武力征服以色列，上述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但纳赛尔笨拙的备战给了以色列一个先发制人的绝佳机会。沃伯格想起了“1938年9月慕尼黑时代，那时，世界冲突正渐渐逼近，一个勇敢的小国受大国列强支配，并被周边残酷和暴力的邻国包围”——但不同的是，这次这个小国却采取了进攻。沃伯格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他愤怒地痛骂政治人物，因为他们在联合国没有诚意的姿态让他重拾对“慕尼黑罪犯们”的记忆。
1967年6月5日，当“六日战争”爆发时，沃伯格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女儿。在整个冲突中，她与丈夫和女婴巴蒂亚一直留在以色列。（敌对状态停止后不久，巴蒂亚被一名外籍女佣送往罗卡美亚，7月初，巴蒂亚的父母与其团聚。）但是，不久后，沃伯格参与到关于这场战争起源的公开辩论中，他义正词严地致信《泰晤士报》回应保守党议员伊恩·吉尔摩的言论，后者暗指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道义上相当：
难道吉尔摩没有意识到，阿拉伯领导人多年来的言辞沉迷于暴力仇恨，并进行大规模谋杀以色列人的政治宣传，而以色列领导人没有一位表达过仇恨或者煽动谋杀？事实上，有很强的证据表明，以色列领导人真诚地愿意在以色列与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达成一种公平和持久的谅解。
联合国应该被称为“伪君子联盟”。戴高乐从北约整合的指挥架构中撤出，破坏了西方军事同盟，它也因此难辞其咎。只有美国人显示出做正确事情的迹象，但他们在军事上越来越深陷越南的泥淖。
沃伯格用同样激动的心情向朋友们宣布，他和伊娃决定将他们的私人开销降到最低，为了“使利用我们全部的资本支持犹太人这项事业变得更加容易”。为了以实际的方式协助“这个勇敢、年轻的以色列”，沃伯格绞尽了脑汁——从建造海水淡化厂到发行一笔1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并在8月花了两天时间飞到耶路撒冷，参加首届旨在提振对以色列经济中商业兴趣的大会。这些努力的成果是一家新的以色列工业开发银行，该行在德意志银行与欧洲主要银行联盟的支持下于1967年年底成立。沃伯格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不遗余力，以至于托尼·本听说，沃伯格“1966年夏天在‘六日战争’期间，亲自负责协调从犹太裔百万富翁手里筹集捐款支持以色列。那段期间，他募集了5000万英镑，其中大约700万英镑来自英国，大约1000万英镑来自德国，余下的款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沃伯格还尽力在伦敦安排阿拉伯与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会谈。同时，他积极投身于一家开创性的以色列科技公司的事务中，该公司名为以色列电脑软件。1968年4月，他在第二届耶路撒冷经济大会上发言，呼吁以色列要专注于经济规划，不仅应发展农业和旅游，而且还应发展化工行业和新兴的电脑行业。他对在大会上新成立的控股公司“以色列公司”表示支持，该公司旨在增加贸易及外国投资，他向英国财政部的哈罗德·利弗施压，要求解除外汇限制，以便英国人可以把钱换成外汇，但未果。
这表明沃伯格高度关心以色列的事务。“就拿总理艾希科尔的办公室负责人、以色列财政部常务负责人和以色列银行的行长来说，当我把他们和他们在英国的同仁相比时，”他致信乔舒亚·舍曼：
在我看来，这几位以色列人比这几位英国人具有更多的活力、洞察力、胆识和坚毅——尽管我提到的这3位以色列人是从230万人中选出的，而相对应的这3位英国人是从5000多万人中选出的。但我以为，这与数字毫无关系，问题是以色列具有年轻的心态，而英国则处于某种衰老的状态。
沃伯格同样对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印象深刻，并向乔治·鲍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保证，达扬“真正理解阿拉伯问题，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他只想把被占领地区（加沙和西岸）抓住不放，从以色列安全的角度，他认为这很有必要。而且，一旦中东恢复真正的和平，他愿意在最可能广泛的基础上消除被占领地区”。
但也有人对这个新成立的可爱国家心存怀疑。保罗·兹格勒非常了解沃伯格，他从不相信西格蒙德皈依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并贬低它是“一种虚伪的解决方案，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适当的。不是我不相信沃伯格的诚意，但这项事业与我所熟识的西格蒙德这个人不搭调——因为它不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此番评价是精明的。当以色列政府（未征求沃伯格的意见）授权死海工厂合并为一个新的化工集团时，沃伯格对这个“令人震惊的举动”大为光火。几乎从那一刻起，他爱慕的对象就没有给他争气。当他预订酒店遇到麻烦时，他对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低效、失职和邋遢”极为生气。1968年，他两次出差去耶路撒冷，他感到如此挫败，以至于他拒绝以色列政府邀请他参加“对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整体评估”。同时，以色列公司的管理层做了让沃伯格觉得是“草率的开始”的事情。软件项目“以一种极不令人满意的方式被拖延”，虽然该公司最终证明有可能从加州的电脑计划公司吸引到投资。到1970年，沃伯格对以色列人作为商业伙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提出辞去死海工厂董事一职，理由是他的财务建议被忽视。他痛斥政府未能给予他像英国利兰这样的外国投资者的优待。他提出让以色列公司投资该国在海法的主要炼油厂，这项计划的失败更使他苦恼。一年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以色列公司“以四流的方式”管理其资金是有责任的。该公司参与以色列航运公司“以星”的业务风险很高。最终，1971年9月7日，沃伯格从以色列公司董事会辞职，抗议该公司总经理迈克尔·祖尔[3]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后者在上一周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企图罢黜12名董事。尽管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已尽力，但他仍无法劝说沃伯格撤销他的辞职。
可以肯定的是，沃伯格从未对以色列经济置之不理，他接受以色列贸易部长平夏斯·萨皮尔的邀请，于1972年出任以色列英国经济委员会的联席主席，并为第二年在以色列设立一家投行的项目投入了大量时间。到此时，他访问以色列至少有20次了。但他现在感到更加矛盾，因为“这个社会内部如此不平衡，但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却又是独一无二的”。他抱怨：“以色列经济中很少有可靠和考虑周到的人。”
另一个难题是，就如何实现中东和平，沃伯格与大多数以色列政治人物存在分歧。他在1969年12月写道：“阿以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成立一个扩大的巴勒斯坦，它将包括阿拉伯的部分和以色列的部分，两部分比邻而居。两部分之间的联系，刚开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紧张，但也许逐渐会发展成为一个中东的新瑞士……”后来，这个方案演变成“一个集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联邦”的方案。他和维克托·罗斯柴尔德很难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如此不愿让步。罗斯柴尔德认为，以色列将过多的外汇储备用于进口武警装备，“就像加大拉的猪群一样，正冲向毁灭”。他认为，以色列政府是时候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在1967年11月作出的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从借助“六日战争”取得的占领地区撤军。戈尔达·梅尔这个人“党派战术倾向根深蒂固”，而且她的内阁里多是“平庸之辈”，这使沃伯格不再抱有幻想。他受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4]的感染，戈德曼早在1970年4月，就准备与纳赛尔会晤，并把与纳赛尔的会晤作为改善与阿拉伯邻邦关系的一项更为广泛的计划。戈德曼很快成为沃伯格在中东事务上最密切的顾问，作为回报，戈德曼获得一般性质的投资建议，以及对犹太事务学院和以色列费边协会的捐助。与玛莎百货的董事长马库斯·西夫一样，沃伯格也对伦敦“左倾”的《新中东》杂志不稳定的财务状况及其社论观点颇为感兴趣。
1970年11月，沃伯格访问以色列，这次访问再度点燃他的希望，不只是因为他对席曼·佩雷斯良好的印象，后者是当时负责改善被占领地区住房和基建的部长。但是，仍有理由担心另一场“可怕战争”的爆发，尤其是苏联在阿拉伯国家正增加其影响，这一点在埃及最为显著。沃伯格还担心，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他一开始用的是‘侵略’一词）是出于提高地位和冷酷无情，超过了防御的需要，这将损害以色列的伟大事业，并削弱其社会中的精神力量”。[5]大概是为降低苏联插手中东的风险，沃伯格安排苏联科学家格里高力·邦达雷夫斯基（一名被称为“教授”的犹太裔院士）与在苏联出生的阿隆·亚里夫举行会谈，后者在1971年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负责人。1973年2月，当约旦国王侯赛因似乎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及其安全保障权时，沃伯格迅速受到鼓舞。但同年10月6日（犹太人赎罪日），敌对的埃及和叙利亚再次发动沃伯格早就预料的“可怕战争”。就像在1967年，沃伯格首先想到的是她的女儿及外孙女的安全一样。以色列人在西奈和戈兰高地成功发起反击，这让沃伯格感到宽慰，但在以色列没有作出重大让步前，他对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感到悲观。侵略是针对以色列的，而并非由以色列发起。相比他们的敌人，以色列人伤亡的比例更高。他们成功击退敌人，将苏伊士运河东部的一支埃及军队包围，并一路打到与大马士革只有攻击距离的地方。但沃伯格继续主张：“如果以色列在今年和明年放弃‘六日战争’后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并只对它的领土进行很少的修改，那将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在1974年6月的一份和平计划草案中，沃伯格主张为了换取阿拉伯国家的承认，以色列应提出：
（1）帮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只要能从巴勒斯坦领导人那里，就清除恐怖组织获得满意的承诺。
（2）……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只要在边界的两侧建立不少于16公里的非军事区。
（3）……将耶路撒冷转变成一座自由城，在多国托管制度下进行自治，并且自治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阿拉伯的圣地对阿拉伯人开放，就像犹太人的圣地对犹太人开放一样。
这种方法的前提一直令沃伯格对以色列内部“健康”感到悲观。他私下里承认：
我对以色列的局势越来越担心……不论阿拉伯军力和经济实力带来的危险可能有多大……以色列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即，该国缺乏内部的连贯性。那里当前的局势让我想起魏玛共和国……以色列在过去6年里错过了很多次取得和解的机会，和解显然是出于妥协的性质。并且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以色列也只有太少的人能意识到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
不止一次，沃伯格斥责以色列人屈服于民族主义“这一传染性的精神疾病”。沃伯格在一封写给内厄姆·戈德曼儿子吉多的信里说，“在这个世界上，传染病是由传染性的愚蠢导致的，以色列人的确病入膏肓”。到这时，沃伯格完全拥护戈德曼对“两国方案”的愿景，换句话说，就是在以色列旁边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沃伯格致信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说：“以色列人应经常被告知，正当他们合理地声张他们享有的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时，他们也应该承认巴勒斯坦人享有相同的权利，这种承认不但应被心甘情愿地表达出来，而且应带着宽宏大量。”
[1]如果沃伯格原本希望他的女儿嫁给一位合适的生意伙伴，那么，他一定会失望的。一度，她宣布与印度出生的“阿布”·亚伯拉罕订婚，后者是《观察家报》的漫画家。德夫·比格恩在1911年生于平斯克。他能流利地说14种语言，战争期间，他曾在英国陆军侦查兵部队服役。
[2]该公司被永远定格在舍曼与彼得·斯皮拉画的《伪圣经》的漫画中，这幅漫画名为“男孩乔舒亚访问以色列人的土地”。
[3]沃伯格对祖尔的保留态度证明是有根据的。1975年，祖尔因欺诈、贿赂和违约受到指控。根据指控内容，他从以色列公司提款1620万美元，并将钱存入一个在列支敦士登的信用信托，该信托由日内瓦的国际信贷银行行长蒂伯·罗森鲍姆所控制。罗森鲍姆用这笔钱偿还他其他的公司欠下的高额债务，大部分是房地产企业的欠债。国际信贷银行据说还参与了黑手党洗钱，它的垮台对于世界犹太人大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难堪，而罗森鲍姆是大会的司库。大会对于沃伯格的女婿德夫·比格恩来说不只是一个难堪，因为比格恩还陷入了一场有关国际信贷银行的官司之中。
[4]内厄姆·戈德曼出生在波兰的一个犹太人村落，在德国接受教育。他积极倡导犹太复国主义，纳粹上台后他移居美国。作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长期担任大会主席，戈德曼在德国与以色列就战后赔款协议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从1962年就成为以色列公民，但他从未长期在那里居住。
[5]沃伯格本应于1973年5月在耶路撒冷经济大会上发表讲话，但他因患流感而被迫取消行程。另一名参会的英国代表在会上读了沃伯格写给大会的信，但有关“提高地位和冷酷无情”那一段被删掉了。沃伯格私下里承认，错过这次活动他并不感到遗憾，他把“大多数由某些政府部门赞助的在以色列举行的会议，视为是一种较差的由人类表演的马戏”。
被威胁的业务
讽刺的是，鉴于西格蒙德·沃伯格愈加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并对阿拉伯国家持和解态度，在犹太人赎罪日战争爆发之际，他成为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目标。阿拉伯列强也许未能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但它们仍能通过撼动世界经济的方式，施加它们在经济上的影响力。1973年10月15日，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各成员国宣布，对向美国出口的石油采取禁运，以报复战争期间美国向以色列供应军火。（沿着这种路线做些事情的计划是由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于1972年8月想出的。）禁运后来延伸至荷兰，因为一些美国武器是通过荷兰机场运抵以色列的。再加上阿拉伯产油国减产，石油产量下降了25%，这导致石油价格翻了3倍，从战前的每桶4.12美元，涨到1974年6月的每桶12.92美元。其影响是推高西方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加重了长期萧条，并非导致长期萧条的根源。能源危机促使美元储备在石油出口国快速积累，针对这些所谓的石油美元，西方银行有很强的动力去争取，将之作为存款并以贷款的形式使之再循环。这给阿拉伯国家提供了额外的政治砝码。
沃伯格早就清楚，他公开支持以色列也许会影响他的个人安全。1970年，考虑到他被绑架或被卷入一起劫持的风险，他传阅了一份备忘录，澄清了公司的立场：“如果由于任何人质事件，只有通过支付财务或其他性质的赎金，我的性命才能得以保住的话，那么，我将感到耻辱。我坚信，恐惧永远是糟糕的‘顾问’，牺牲生命比对勒索采取容忍的态度要好。”1974年，他的生命并未受到威胁，而是他的公司。沃伯格很快谴责阿拉伯石油禁运是“勒索”，并警告欧洲各国政府，抵制阿拉伯石油出口国组织的诱惑。他尤其谴责英国人和法国人，面对禁运表现得“懦弱”，并且都是“无耻之徒”。他认为，是美国的坚毅才使得禁运在1974年3月结束。沃伯格在伦敦金融城内的某些角落里察觉出类似的胆小，当时，S·G·华宝公司被列入阿拉伯炮制的同情以色列的银行黑名单，如果沃伯格系、N·M·罗斯柴尔德公司、拉扎德富莱勒斯公司出现在承销行中，现金充裕的阿拉伯银行就不会参加欧洲债券的发行。
这直接威胁到沃伯格系的业务，因为被排除在石油–美元的循环外，意味着错失20世纪70年代银行业最大的财源。根据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的说法，至少有一家上黑名单的银行选择“不情愿地倒戈并接受现实”，但沃伯格系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用戴维·斯科利的话说是：
有许多次，当我们为认识的一个借款人安排发行债券时，人们会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能理解，我们不能邀请你们参加承销，因为管理层集团内有来自中东的银行。”我们总会反驳：“我们不明白，我方认为这样做不合理，我方认为你们不应接受这种限制。”
马丁·戈登后来回忆说：“任何承诺抵制我们公司的银行，都将在营业后一个小时内，在其董事长办公桌上接到一封措辞猛烈的抗议信。”戈登去日本出差，向犹豫的客户解释，“中立”是不被接受的选择，如果它意味着从承销银团中排除沃伯格系——欧洲债券市场的奠基者。在接受美国记者凯里·瑞奇访问时，沃伯格自己也给出相似的解释。瑞奇表示，“由于阿拉伯的抵制，您的公司在欧洲市场几乎面临倒闭”（这肯定言过其实了）。“但您要比其他上黑名单的银行更好地对抗抵制。您是如何做到的？”沃伯格答道：
我想我们更顽强。我的意思是，我会给欧洲重要银行里的朋友们打电话说：“我听说你们似乎要屈服于阿拉伯人的‘勒索’。我认为，这对我们极不公平，它本身是错误的。我能把这解释为，你们同情反犹主义吗？别开玩笑了，结果是，我们做承销工作和阿拉伯人一样好。”
瑞奇：换句话说，您亲自斡旋，询问人们为什么抵制您？
沃伯格：我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当然没有犹豫，我用上所有的论据，甚至是一些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论据。
瑞奇：您认为那些疾呼帮助你的人克服抵制了吗？
沃伯格：我不能说完全克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的。
瑞奇：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您上了黑名单，而库恩–洛布没有？
沃伯格：这归结于美国国会与英国外交部的区别。我是指，这不是细微的差别或隐蔽的不同。事实是，美国国会支持美国的企业，而英国外交部没有为英国的企业这么做。
瑞奇：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沃伯格：别无其他。
现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复杂。黑名单从未被阿拉伯人僵化地执行。根据一份报纸的报道，1974年1月，为英国钢铁公司发行的5000万美元欧洲债券，几乎一半的债券由包括沙特人在内的中东投资者购买，尽管S·G·华宝公司牵头承销工作。1975年2月，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同意与沃伯格系、罗斯柴尔德公司一起，为沃尔沃发行的2500万美元欧洲债券进行承销，并为墨西哥政府发行美元债券进行承销。沃伯格很想帮“石油生产国盈余的资金找一个家，这些资金现已积累到如此可怕的规模”。举例而言，1974年5月，他向德国商业银行董事长保罗·利希腾伯格建议，“有关在中东设立可能的据点，我们应该去找卡拉马特·扎王子（前海得拉巴君主的兄弟），这是基于扎王子将由德国商业银行资助”。沃伯格指出，“我们的名字不应被置于前台，其原因显而易见”。一个相关的想法同样涉及卡拉马特·扎王子，那就是“为沙特阿拉伯建立一个欧洲顾问集团，由瑞士银行公司出任董事长一职”。另一种处理这件“微妙事宜”的方法是，通过沃伯格银行在法兰克福的子公司伊菲克恩银行–沃伯格操作，原因是位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抵制办公室，不知何故未将后者列入黑名单。换言之，沃伯格想出各种使公司保持低调的办法，以便保持与中东的商业联系。对于伯纳德·凯利来说，这里有种虚伪的味道。是凯利建议沃伯格系在犹太人赎罪日战争时向以色列捐款10万英镑，这一举动实际是出于他想在争吵后与“叔叔们”和好，而非出于他迄今为止仅有的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但又是凯利首先认识到，如果与“中东这个钱袋”的联系被割断的话，阿拉伯抵制对公司国际业务将构成威胁。当沃伯格起初认为“我们的反应过头了，真正的问题不存在，阿拉伯人真的没有多余的资金”时，凯利对此难以理解。当沃伯格试图将失去瑞典某一客户的授权归咎于凯利的失职，而不是阿拉伯的抵制时，凯利感到很恼火。
然而，当巴黎至洛林的高速公路发行欧洲债券，德国商业银行迫于科威特“朋友们”的压力，将沃伯格系从承销团中剔除时，沃伯格真的发怒了。罗斯柴尔德公司参与为欧洲投资银行发行欧洲债券的承销工作，当德意志银行迫于科威特的压力，要求把在承销团广告上的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拿掉时，沃伯格向赫尔曼·艾比斯提出了抗议。当沃伯格在法国巴黎银行的同事们似乎因同样的问题业务受到影响时，戴维·斯科利措辞强硬的一段话反映了沃伯格对此事的观点：
我们解释了我们完全知晓，并同情法国巴黎银行相对于S·G·华宝公司的窘境。我们支持法国巴黎银行，通过它在阿拉伯世界极佳的关系，获取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曾经和未来将继续努力，在互利的基础上向法国巴黎银行介绍潜在的借款人。但是，发行欧洲美元债券的广告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从承销团名单中删除S·G·华宝公司，远不是名誉或自尊的问题，而将对我们的业务有潜在的影响。众所周知，国际投行市场其竞争的本性有时是赤裸裸的，远比银行家之间随便交换小道消息更重要，存量及潜在客户很可能已经注意到，S·G·华宝公司在国际市场的效率正在显著下降，这可以从它缺席承销团名单窥见一斑。
但是，如果因为阿拉伯人施压沃伯格系被排除在外，法国巴黎银行的管理层是不准备退出任何发行工作的。皮埃尔·穆萨这位法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继续担心“法国巴黎银行在中东的业务——目前大概是该银行业务中最赚钱的——因为S·G·华宝公司上了阿拉伯人的黑名单而可能受到威胁”。克兰沃特·本森也以类似的理由，排除黑名单上的银行参与为日本公司丸红株式会社发行2000万美元的欧洲债券。考虑到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的要求，沃伯格系不得不被排除在为发行一只新欧洲债券成立的承销团之外，当德累斯顿银行的罗尔夫·代尔因此事请求沃伯格“谅解”时，沃伯格答道，他“将以消极的出发点考虑德累斯顿银行针对科威特国际投资公司作出的任何让步，不管代尔的解释是什么，我感到……德累斯顿银行的态度将受到媒体的批判”。沃伯格向伦敦报告：“我认为，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强硬，即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明白无误地阐明我们的不满。”
媒体的威胁也许是一个幌子，虽然沃伯格系的董事们被授权就抵制问题向记者们介绍情况。沃伯格向戈德曼解释道：“鉴于阿拉伯人在抵制这个问题上获得的负面报道，他们并未从抵制上获得任何好处。如果我们就相关问题想做一些有用的、有建设性的事情，我们在媒体之外做得越多越好。”他的观点在1976年得到了验证，那时，一个为英国电力委员会发行债券的银团“奥利安”想排除沃伯格系和罗斯柴尔德公司，沃伯格私下里向英格兰银行抗议后，这一企图被粉碎。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召见“奥利安”的威廉·冯·格尔西，命令他停止这一做法。当格尔西说为时已晚时，理查森冷冷地说：“我觉得一点儿都不晚”。“奥利安”不得不告诉科威特人取消这项交易，并在委内瑞拉寻找替代性的海外资金，委内瑞拉不反对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这两家公司的参与。但这只是众多失败当中的一次胜利。对于沃伯格系年轻的董事们来说，那段时间惊心动魄，银行的未来似乎岌岌可危。凯利不断提起“我们和阿拉伯人缺乏业务往来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以及我们不能将他们的资金转移给我们的客户，或者与他们设计赚钱的交易”。他和其他人最担心“作为一家亲犹太复国主义的银行……阿拉伯世界向我们关闭……可怕的是，我们无计可施”。亨利·格伦菲尔德不露声色的评价——“你必须记住，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不是第一次遇到困难了”——帮助强化了这份决心。马丁·戈登后来回忆说：“当我的心情因失去业务变得低落和沮丧时，西格蒙德安慰我。他说他这一生看过许多更糟糕的事情，我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把我弄得愁眉苦脸的。这让我为之一振。”格伦菲尔德警告凯利，不要用他“太悲观的”观点——“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业务”——使年轻人士气低落。
但是，即使沃伯格试图抗衡上阿拉伯黑名单的影响，他也继续与以色列保持距离。譬如，他减少向“英国与以色列”这个组织，以及魏茨曼学院的财务支持。1977年，显然在沃伯格的怂恿下，迈克尔·戈尔——沃伯格在以色列事务上的得力助手——从以色列公司董事会辞职，沃伯格系与该控股公司10年的联系就此结束。一个月后，“鉴于以色列近期的政治发展”，沃伯格拒绝了魏茨曼学院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同年3月，沃伯格首次遇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双方见面后，沃伯格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8个月后，沃伯格历史性地访问了以色列。像亨利·基辛格一样，沃伯格对萨达特印象深刻：
他在表达观点时体现出一种我所说的非常明显的犹太人的韵律，他的话语和肢体动作也能体现出这种韵律，我尤其对此感触很深。作为一个人，我认为他绝对具有“同情心”。但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我观察到他身上具有一种奇怪的混搭，一边是直来直去和精明，另一边是缺乏对细微之处的感知。
萨达特宣称，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在“六日战争”与犹太人赎罪日战争后起草）的基础上与以色列讲和。这两份决议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区域撤军，并且呼吁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在其战前的边境内存在的权利。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开始时对后一份决议持怀疑态度。但沃伯格希望，如果美国施以足够的压力，以色列人也许会改变立场。沃伯格建议萨达特要有耐心，允许“在必要的教育过程中出现富有成效的暂停，以使阿拉伯和以色列阵营中的许多顽抗者逐渐取得全面进步”。贝京在被占领地区实行扩大以色列人聚居区的政策令沃伯格感到失望，他认为“针对联合国的决议，新政策违反了上届以色列政府作出的承诺”，并体现了“一种疯狂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与人道主义和宽容的教义背道而驰，而犹太教最好的构成要素恰恰包括这两点”。
对沃伯格而言，贝京是“沙文主义……无耻的民族主义和区域扩张主义”的化身。沃伯格对他的评价如此负面（沃伯格同意本–古里安对贝京的看法，本–古里安说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希特勒），以至于沃伯格低估了埃及和以色列成功达成协议的概率。相反，沃伯格认为萨达特“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范例在世界历史上脱颖而出，为了实现和平，他有勇气冒最大的风险”——1978年2月，在他们第二次见面后，沃伯格这样对萨达特说。这次会面促使沃伯格致信《泰晤士报》，他劝诫以色列对萨达特的和平方案作出“积极和慷慨”的反应，他还以最有力的言辞谴责在被占领地区聚居的政策：
为一个社会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不能和民族性的机会主义画等号。更多的铁丝网绝不能保证世界的安全。天下太平只能取决于互信这个条件。以色列的每位朋友——包括我在内，一直未曾间断——一定知道，为保护以色列安全提供所有可能方法的紧迫性，这与寻求在领土上获益相反，后者只会增加危险与风险，而不会改善安全。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坚持在合法属于以色列的领土外保留甚至扩大聚居区，这是在这个背景下许多显著例子中的一个。维护和创建类似的聚居区远未增加以色列的安全，它势必将以色列和聚居区的犹太人置于风险之中。这些风险就这样被武断地制造出来，但它们在那些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和前瞻的以色列人的眼里毫无意义。
虽然这封信被亲阿拉伯的前保守党大臣安东尼·纳丁爵士赞为“充满勇气和智慧”，但它却令很多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失望。事实上，到这时，沃伯格的立场已如此远离英国犹太人的主流，以至于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真的认为，沃伯格是否“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会谈”。这话是有预见性的。虽然沃伯格鄙视亚西尔·阿拉法特组织的恐怖手段，但在1981年，他确实与巴解组织温和的领导人伊萨姆·沙塔维建立了联系。
沃伯格这么做不是为了使他的公司从阿拉伯黑名单上被剔除。相反，他讨厌贝京和钦佩萨达特都是真心的，而且是深植于他自己的政治世界观里的，他尤其反感“民族主义的病理学”。1978年，当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达成协议并于次年签署和平条约时，沃伯格着实感到诧异（沃伯格尤其对吉米·卡特总统的评价很低，而后者的一项伟大功绩是斡旋了这项协议）。然而，当其他公司因沃伯格公司的业务受阻得益时，他也不是那种坐视不管的人。他对法国巴黎银行的克劳德·冯·凯穆拉里亚[1]说：
我们公司上了黑名单——而其他银行则没有，比如高盛、雷曼或者布罗德斯——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这里有必要说明，上述三家纽约投行都是犹太联合募捐协会高级组织的积极会员，它们也是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S·G·华宝公司没有一人表明自己参与过犹太联合募捐协会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只是支持一个富裕、非民族主义的以色列家园，并且用我们微薄的力量，试图向有利于中东问题的解决施加影响力，其结果必须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公平。
沃伯格的确越来越被那些“美国犹太人惹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既做良好的美国人，又支持完全沙文主义的以色列的政策”。正如沃伯格对冯·凯穆拉里亚所说的那样，他事实上接到过“多次去埃及访问萨达特的邀请”，但他认为，“如果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突然现身开罗，那将毫无疑问显得很奇怪”。1979年10月3日，沃伯格主动提出向萨达特提供服务，此举“旨在加强埃及的国际信誉，并帮助埃及拓展与国际银行界和工业界的金融关系”。这项计划由沃伯格与雷曼兄弟和拉扎德富莱勒斯[2]共同提出，目的是帮助埃及解决现代住房长期紧缺的问题。
沃伯格本来希望德·凯穆拉里亚能扮演亨利·基辛格的角色，在沃伯格系与阿拉伯人之间进行穿梭外交。事实上，如果沃伯格心想事成的话，那么基辛格本人在卸任美国国务卿后，将被招募进公司担任这一角色（但基辛格选择了设立自己的咨询公司）。但是，当双方在1980年夏季达成协议后，双方的关系并未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至少两个月不能与以色列有任何往来”，而且今后与以色列的任何往来将取决于阿拉伯人的批准，只有满足这些条件，阿拉伯人才会把沃伯格系从黑名单中除去。沃伯格将不会就范。他告诉杰弗里·塞利格曼，从一开始：
我们就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从未，而且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支持犹太复国式民族主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与以色列的正常业务往来，以及我们对魏茨曼学院这样的以色列非政治性机构的慈善援助，都要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支配，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我想，你我都同意，我们的任何其他态度都将极度有损尊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觉得，就公司派人去以色列处理与以色列的业务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咨询冯·凯穆拉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