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他与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吉迪恩·拉斐尔保持定期沟通一样，这说明沃伯格对以色列的理想从未完全破灭。当他的“新欢”——拿以色列来说——令他失望时，虽然沃伯格长期以来容易反应过火，但他能原谅大部分在经济和政治上遇到的失望。沃伯格在1967~1980年就以色列记录了三条警句，它们极好地总结了他幻想破灭的轨迹：
纳粹对犹太人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大屠杀，其次便是强迫犹太人使其他一些人无家可归。（1967年7月）
今天，以色列的政策主要基于三项错觉：首先，安全取决于固执己见而非灵活；其次，安全取决于地理上的保障，而不是靠少数几个朋友的支持；再次，安全归根结底取决于不放弃任何事物。（1975年10月）
贝京目前实行的政策理应为以色列提供防卫与安全，但现实中它却受制于人，它将使以色列任由它的敌人摆布，并将帮助那些希望看到以色列毁灭的人达成目的。（1980年8月）
贝京一直是沃伯格在中东讨厌的人，直到沃伯格去世的那一天。在沃伯格写过的最后几封关于这个主题的信中，他在其中一封信里把贝京与伊朗革命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归为一类，说他们“同样邪恶，醉心于权力并且残忍”。相反，正像沃伯格向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莱克说的那样，他自己一直忠于“哈伊姆·魏茨曼与戴维·本–古里安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宣讲和实践的理想”。或许一切对他来说就是如此。30年后，关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未来关系的讨论，仍在用沃伯格熟悉的术语来表达，这令人不可思议。沃伯格相信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他反对在被占领地区聚居，这使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那时被认为是一种激进、亲巴勒斯坦的立场，现在却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1]20世纪50年代，冯·凯穆拉里亚曾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个人助理。20世纪60年代，他曾为摩纳哥雷尼尔王子工作。
[2]1975年，这3家公司组成所谓的“三架马车”，就全球各国政府的国际融资需求为它们提供建议。第一个这样的客户是印度尼西亚。其他客户还包括加蓬、冈比亚、斯里兰卡以及土耳其。
解读国际危机
只有把中东冲突置于冷战背景下，才可能理解为什么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交战加速了全球动荡。尽管亨利·基辛格在外交上不知疲倦、机敏过人，但苏联可能从时局中得到了更大的好处。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时代，它始于从越南痛苦的撤兵，终于伊朗革命以灾难收场。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似乎都倒向苏联。但美国的公共事务管理智慧，成功地使苏联在战略上重要的中东地区被边缘化。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从战争转向和平，这几乎是华盛顿一手调停的结果。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引发的挫折——特别是石油禁运——对西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是极强的，但同时使苏联体系被延期执行“死刑”，如果没有一线生机的话。油价急剧上升，不仅在美国，而且也在西欧一些经济体内暴露出严重的经济弱点，英国算是显著的。其政策被大致形容为凯恩斯派，即货币和财政政策被用来维持充分就业（往往被用来应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而不是实际的萧条），这样的政策导致了通胀压力，而能源危机又使这种压力更剧烈。
像许多其他西方知识分子，比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及荷兰诺贝尔奖得主简·丁伯根一样，西格蒙德·沃伯格也认为美国和苏联正在汇合。他在1967年4月写道，“我们今天正经历一场强大的演变——一方是苏联，另一方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以相反方向”，却朝着同一目的地前进：
这也就是说，苏联从社会主义向重商主义体制发展，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也向重商主义体制转变。我故意使用“重商主义”这个词，它是从18世纪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有趣的是，正在成形的新重商主义在两种情况下都相似……它涵盖三种元素：第一，政府实行综合计划；第二，政府对生产力部分所有；第三，私人对生产力部分所有。
与此同时，沃伯格发觉自己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越来越近，后者经过漫长、艰苦的“拼杀”，终于在1968年入主白宫。他给沃伯格的印象总是“平庸”。沃伯格认为尼克松的当选“在意料之中，虽然是令人不悦的震惊”。1969年2月，当他们在伦敦初次见面时，两人之间很少有那种自然的默契。但到1970年，沃伯格不得不承认，这位总统“有强大的勇气和惊人的能量”。15个月后，沃伯格在为尼克松的“勇敢”和“领导力”辩护。到1972年9月，尼克松对于沃伯格来说是“继杜鲁门之后……这个世纪迄今为止最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像杜鲁门一样，兼有常识和胆量，虽然他并不是那样出类拔萃”。沃伯格认为，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与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绥靖政策相反，后者导致希特勒发动战争并导致希特勒的暴行”：
现在，国际上的知识分子热衷于攻击尼克松及其越南政策，我对此略知一二。但是，正如我们从历史经验——即使追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的雅典时代——得知的那样，某些顽固不化的知识分子厌恶直截了当的现实主义和常识，但却喜欢沉迷于……异想天开。
对于沃伯格来说，“水门”丑闻只是代表了“对白宫底层人员实际不当行为的普遍反感”。它是“通常歇斯底里的一种症状……在我们这个媒体行为过度的时代，这种症状比霍乱或水痘更具传染性”。毋庸讳言，这种观点与另一位从纳粹德国流亡的犹太难民如此契合，后者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甚至比沃伯格在英国的更出色。沃伯格极为敬重亨利·基辛格，即使在后者卸任美国国务卿之前，他就被考虑作为S·G·华宝公司未来董事可能的人选。基辛格给沃伯格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今天我们西方世界最大的希望”。
削弱这种希望的，是沃伯格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悲观情绪。西方经济的困难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滞胀。这个词是由保守党议员、《观察者》杂志的编辑伊恩·麦克劳德早在1965年提出的。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年增长率在1975年8月达到27%的顶点，这是整个20世纪英国经历的最糟糕的通胀。20世纪70年代这10年，英国的平均通胀率不到13%，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大致相同。美国表现得更好，平均通胀率刚刚超过7%。但更严峻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20世纪70年代这10年，美国经历了两次萧条：一次是从1969年12月~1970年11月；另一次是从1973年11月~1975年3月。平均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比60年代的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6%，而从1960~1969年该数字是4.6%。美国失业率从1973年10月的4.6%蹿升至1975年5月的9%。就金融市场而言，滞胀引发了双重麻烦。随着公司利润受到挤压，股票回报率变成负值。随着通胀高企，债券也不能提供保障。1970~1979年间，英国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在考虑通胀因素后为–1.4%；债券的收益是–4.4%。通胀调整后，《金融时报》精算全股指——伦敦覆盖面最广的指数——1972~1974年间下跌了74%。直到1979年，该股指指数仍是1972年水平的43%。
沃伯格对这场“风暴”没有比大街上的普通人准备得好到哪儿去。1966年，他向记者约瑟夫·韦克斯伯格表达了他对通胀的恐惧：
他确信，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在贬值。他神往地谈到在雅典实行的明智的《梭伦法》，该法规定，所有70年内未偿还的债务必须勾销。借债方需支付利息，但……他们今天偿还的钱，其价值永远在缩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沃伯格曾有过“痛苦的经历”，当时债券持有人几乎血本无归，而没有抛售的股票持有人最终“解套”，这些都形成了他基本的投资哲学。
但是，那套“哲学”在现实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沃伯格对华尔街和金融城都将遇到“进一步重挫”的预期是正确的，但他于1970年8月给内厄姆·戈德曼的理财建议却非常不充分。沃伯格建议他“一半投资股票，一半投资固定收益”，其中后者保证有“真实、值钱的收入……再加上能提供最大的安全”。如果戈德曼全部投资股票，他的收益会更好，如果全部购买黄金，仍会更好。即使像沃伯格那样有反应快速的头脑，但他对未来的预期比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环境中适应得更慢。亨利·格伦菲尔德多年后承认，他也被通胀搞得完全措手不及，他和沃伯格也不能保护他们的银行免遭“劫难”。直到1974年6月，沃伯格才看到市场对一种新的指数挂钩型债券的需求，该债券可为投资者抵抗通胀——沃伯格即刻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一想法。该产品终于在1981年被采纳，自此在大西洋两岸成为一种成熟的投资形式。与此同时，通胀和货币贬值大大削弱了英国的投资银行，（正如《经济学人》所说的）这使它们沦为“国际银行界有教养的穷人”。譬如，希尔·塞缪尔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从1973~1977年下降了近1/2。1969年，伯纳德·凯利的总收入包括他在多家公司任董事的劳务费以及额外的养老金支付，共计2.1万英镑，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约合64.4万英镑。但到1975年，他名义上更高的收入为3.5万英镑，以购买力衡量，却缩水了超过1/3：用今天的英镑价值计算，约合40.5万英镑。
对于沃伯格来说，早在1968年事态就很明显，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制定的固定汇率体系注定失败。不像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艾夫，沃伯格排除回归金本位的可能，并指出它可能“产生几乎和我们想要的完全相反的条件”。但是，“通过一家由主要工业强国支持的世界银行进行国际认证”，沃伯格对这个想法也持怀疑态度，这一体系在没有一个基于全球联邦制的政府下不可能奏效，全球联邦制由丘吉尔的文学代理人、匈牙利作家兼出版人埃默里·里夫斯提出，后者是埃里克·科纳的朋友。那样的话，就只剩下了美元。沃伯格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向越南和其他热点地区）输出和单方转移产生的问题没抱幻想。法国对“美元泛滥”不满已不是秘密。泛滥的结果导致德国马克有升值压力，这也不是秘密，它迫使德国政府在1969年接受10%的升值，并使马克在1971年自由兑换。但沃伯格同意纳特·塞缪尔斯的观点，“充斥世界的美元……现在已构成国际市场的主要资源”。欧洲债券市场的成功显示了，“所有国家的公司经理们只从字面上理解货币兑换和世界金融愈加一体化，但当它们的影响变得明显时，中央银行的行长们和财政部长们有时都吓得发抖”。这个情况是千真万确的。尽管货币币值不稳定、股市暴跌，但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发挥作用。不过，投资人偏好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这也推高了短期欧洲美元的利率。1970年9月，沃伯格致信让·弗斯滕伯格说：“我预计我们西方世界的困境将在我们触及萧条底部之前，从劣势转变为更糟，而这次萧条就始于1970年。”
沃伯格带着些许不耐烦注视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漫长、持久的消亡。他“对那些华而不实的知识分子反常的金色幻想”不屑一顾，并敦促美国尽早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他主张，“黄金情结是众多迷信的一种，这些迷信是思想里极具传染性的疾病”。他留给支持回到战前方式的人的另一项口诛是“黄金梦游症”。他对法国人企图通过“采用黄金”破坏美元的至高地位气愤不已。所以，1971年8月15日，当尼克松终于终止美元与黄金（残留和有限）的可兑换性时，沃伯格举双手赞成。他不相信一种短期的妥协安排，这种安排允许货币在其布雷顿森林的固定汇率基础上上下浮动2.25%。然而，沃伯格对“货币混乱”的发作感到失望，从1973年2月他的反应是持有“尽可能多的瑞士法郎或德国马克”——他在瑞士的居所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它使沃伯格脱离英国外汇的监控。20世纪70年代早期，货币的“再次大洗牌”的确比沃伯格预想的更加混乱。除了两个主要货币——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相对于美元贬值外，以德国马克和瑞郎为首的其他货币较美元均显著走强。币值在欧洲境内的变动是剧烈的：以德国马克计算，英镑从1969年1英镑兑4德国马克，跌至1英镑兑1.72德国马克，对于英国消费者而言，德国进口成本上涨了1倍还多。黄金价格从1970年7月的每盎司不到36美元暴涨了20倍，达到1980年1月的高峰——每盎司850美元。但1975年北海出产石油后，英镑兑美元实际上升值。不过，石油危机却帮了倒忙，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陷于绝望的工业家们最不需要的就是英镑走强。
沃伯格认为，问题在于“所谓的货币专家……有意或无意地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应同时具有有利的贸易和支付平衡”。与更接近现在的时代相比，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贸易赤字在规模上似乎微不足道，20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流出也是如此。70年代中，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美国海外净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0.9%上升至1976年的2.8%。沃伯格理解，如此的不平衡是全球商品和资本市场越发一体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但那时的经济政策旨在捞取短期的政治好处，而不是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沃伯格低估了这类经济政策破坏性的后果。1973年11月，他坚持认为，“美元长期看应该是西方世界最强的货币”，但这与在华盛顿、法兰克福、苏黎世和东京的央行的政策出发点截然不同。重要的是，早在1974年5月，他就开始主张在货币体系中恢复“尽可能广泛的”固定数量成员。1977年年底，他抱怨“浮动货币波动性太大、随意性太强”。“需要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包括固定数量的成员，来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沃伯格描绘的方案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成为一种中央银行家的中央银行，这将排除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到现在他渐渐相信，因为“美元疲软的基本原因是贸易赤字，尤其是石油进口水平仍未修正……所以，美元不能再扮演储备货币的角色，现在美国是一个债务大国”。这一分析在之后的30年里，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美元和油价一样上下波动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同。但是，我们距离采取沃伯格提出的激进措施还相差甚远。
与以色列一样，1973年的危机目睹了沃伯格对欧洲的“爱”变成了醒悟。在他看来，欧洲人不感激美国应该感到内疚。1971年5月，沃伯格半认真地在午餐时向塞西尔·金建议，现在欧洲人难道不应该对美国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以帮助他们摆脱海外援助和越南战争造成的麻烦吗”？美国应该停止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在经济事务上采取的纵容政策”，并提醒那些抱怨“美国在欧洲投资过度”的人，“过去20年奠定欧洲繁荣的一个主要辅助因素正是这些大额的投资”。1973年2月，沃伯格在会见美国商务部部长彼得·彼得森后说：
美国人必须以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全体自由世界的利益，就国际经济措施承担领导角色，但并不指望欧洲各国和日本的一致响应……我确信大多数欧洲国家……将承认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只要这种领导力……以以下两点为前提：第一，美元实际上是唯一真正的国际货币；第二，美国要么与那些接受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国家进行多极化合作，要么否则单独行动，不考虑那些所谓的贸易伙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成为欧洲和日本的“钱包”。
欧洲的领导人，尤其是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慕尼黑派，他们甚至比张伯伦和达拉第还糟糕”，这一评价是沃伯格晚年言过其实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正失去“为理想而战的意志”。沃伯格唯一（最终有据可依）的安慰是，“不管西方自我毁灭的倾向有多大，最后，苏联人自我毁灭的倾向甚至将更大”。沃伯格正确地指出，苏联在1979年年底入侵阿富汗是一个转折点，不只是因为它将帮助美国人“消除越南情结”，并且使美国人“最终准备以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朝某些重要方向采取行动……而不再为此感到耻辱”。
沃伯格一次又一次地对20世纪70年代连续发生的国际危机的解读，都是正确的。他清楚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混乱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沃伯格辨认出，这个波动的新世界里不受监管的资本流动将使美国及其盟友最终受益，受益程度将超过东方阵营。但是，把沃伯格描绘成一位圣人也是有问题的。在他所有的误判里，也许偏颇最大的是他对伊朗国王的评价，沃伯格反复将伊朗国王与基辛格列为世界级领袖，他认为两人“完全不平庸”。沃伯格确信，伊朗是有最好未来的中东国家，虽然抱怀疑态度的亨利·格伦菲尔德劝说他不要在中东开设永久办公室，因为住酒店房间更容易在情急之下离开。伊朗国王被赶下台、伊斯兰伊朗共和国成立，这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美国在吉米·卡特总统任内未曾恢复元气。“困境”是一个让人把它与卡特联系起来的词，虽然卡特在他1979年7月15日以悲观著称的演讲中没有使用这个词，此时距推翻伊朗国王和伊朗人质危机开始已有5个月。相反，卡特谈到“一种信任危机……它击中了我们国家意志的心脏和心灵，以及精神……并威胁破坏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沃伯格看来，这场危机再清晰不过了，它延伸到美国以外，并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
参与日本金融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也有失误，但他是全球化的预言家。早在1969年他就认为：“今天的工业制度要求五大洲的人口进行交流，其目标是商品和服务在没有人为障碍下自由流动。简而言之，现代工业制度是一种全能、深层、包罗万象的力量，其基本特征就是普遍主义……”但现实中，让他的公司参与日后被称为“新兴市场”地区的投资，沃伯格总是非常谨慎。他带着不变的怀疑看待拉丁美洲，这种怀疑出于反复发生的违约和贬值。1972年，他对“齐奥塞斯库总统明确想通过我们这个中介与西方工业建立联系”的反应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到1974年，东欧国家还争相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但沃伯格仍保持审慎的态度，他（理所当然地）害怕借款国也许在它们的债务上违约。沃伯格不像其他银行家，他从未无视“苏联阵营中的明显差异，即一方面是过度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整个集团中在经济上令人担忧的弱点”。正如沃伯格后来所说，他的公司“除了在英国以外，更不断努力专注于欧洲大陆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公司不希望变得僵硬，我们试图不参与当地的金融工具”。换言之，全球化基本上意味着英国、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体化。这项规则唯一的例外是日本，而日本也许是沃伯格晚年最令他开心的“爱慕”对象。
事实上，沃伯格参与日本金融已有很长的传统，那可以追溯至M·M·沃伯格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时代，这两家公司大约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在境外发行债券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传统在1962年10月得到了恢复，当时，沃伯格偕妻子加入施罗德公司的亚历山大·胡德爵士，以及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连同其他银行的代表[1]，作为伦敦金融城代表团的一部分，应野村证券董事长奥村纲雄的邀请访问日本。重要的是，约翰·希夫代表鼎盛时期的华尔街在两年前就访问了日本。正像沃伯格所说，英国人此行的目的是“了解……日美金融关系不至于完全遮盖英国与日本之间可能做成的事情”，虽然英国资本出口的限制显然制约了沃伯格及其同事向他们的接待方所能提供的服务。访问期间，沃伯格拜会了6位不同的日本内阁成员，他对首相池田勇人，以及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工业大臣、后来的首相宫泽喜一给予了最热情的评价（前者“明显主张全面的‘国家干预’”，后者不但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极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这种称赞的确来自沃伯格）。但沃伯格在日本结下的唯一真正的友谊是和剑桥毕业的白洲次郎，后者是吉田茂首相的幕僚，也是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在《宪法》问题上的主要谈判专家。在白洲的点拨下，沃伯格很快掌握了日本经济运转的独特方式，也就是日本银行扮演“政府经济规划政策的中央执行单位”，而各商业银行“差不多像各个部门或各个分支机构”。商业银行家们给沃伯格的印象是“他们极为热衷于获取外国贷款，很少有例外，而且他们过于乐观，脑子里想的是日本经济活动无限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的，大多数证券经纪人似乎“对他们谈论投资的方式不负责任，他们只想着拿到买入指令，并且……只受到日常参与市场的影响”。
另一方面，普通日本工人的勤劳与节俭势必对沃伯格有吸引力。他们辛苦地工作，他们守时，他们节约，而且“在吃喝上极度自律，对于住房条件和居住在一起的方式，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卫生标准高于欧洲。可以肯定的是，接待方不情愿吐露心声，沃伯格对此不适应，他注意到日本缺少“一种欧洲或美国意义上的民主氛围”。日本经济规划体系意味着过多的权力“集中在由官僚组成的巨大金字塔微小的顶部”。严格的《劳动法》也使工业企业裁员很难。但比起“巨大的工业机会”，这些只能算很小的顾虑，日本“处在一个极好的时机，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每个阶层普遍具有的高标准教育；通过年轻人和成年人对改善自身知识与技能展现出的令人称奇的兴趣”。日本人的许多特点当然与他们战时的盟友德国人相近，但沃伯格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日本人具有“一种品质，并且已经到达惊人的程度，德国人很少有这种品质，那就是谦虚”。沃伯格返回后，真正有和日本做生意的欲望，尤其是与东京银行、日本工业银行、野村证券及大和证券合作。他告诉自己的小叔弗里茨，东京就像是“20年代的柏林与今天的底特律的混搭”。
之后的几年，沃伯格培养了他在日本的新关系网，他宴请来伦敦访问的奥村，并雇用了白洲的儿子。作为回报，白洲以“沃伯格系在东京的某种非正式顾问”的角色，宴请从格雷沙姆街30号到访的客人们——由伊恩·弗雷泽和彼得·斯皮拉率队——并确保他们与恰当的日本企业会面。首单重大的日本交易发生在1963年，那是向东京市政府提供贷款。一年后，沃伯格系与野村证券合作，为纺织企业东洋丽阳（后来的东丽）安排可转换美元贷款。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复杂，因为沃伯格系要与华尔街公司——先是狄龙里德，后是库恩–洛布——在日本展开阵地战，这些华尔街公司视自己在某类日本业务上有优先权。但美国政府越发努力限制美国的海外投资，这给沃伯格一个推介欧洲债券市场优势的机会，该市场可作为日本未来的一个融资来源。（斯皮拉指出）唯一的掣肘是公司有太少的高级经理关注日本市场，然而在日本，“成熟是特别重要的”。相反，沃伯格本人强烈地认为“一年2~3次的访问刚刚好”。他似乎担心，情况熟了可能会导致轻视。白洲表示同意，他告诉克里斯托弗·珀维斯：
关于他与西格蒙德之间的关系，最令人好奇的是，从他们1962年见面到西格蒙德于1982年去世这20年间，他们极少有书信往来，而且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伦敦，他们会晤的时间合计只有几个小时，但次郎……却把西格蒙德视为自己的挚友之一。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沃伯格本人到1970年对亚洲这片神奇的土地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降温。事实上，他听起来几乎对日本经济非凡的力量感到害怕。他告诉乔舒亚·舍曼：“我的预测是，从现在起20年后，一旦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汲取了任何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优势，我们的地球将可能被中国和日本的联盟所主导。”日本的崛起是西方困境的对立面。日本与中国将“在21世纪末联合起来”，这似乎不可避免。沃伯格沉思道：“我只希望，等到它们主宰世界时，它们能比现在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文明。”沃伯格拒绝了白洲让他在东京市中心投资一处办公楼的建议，部分是出于上述这些原因，部分是出于他习惯性地厌恶风险。对于他的公司来说幸运的是，他年轻的同事不受这些不祥预感的束缚。尤其是马丁·戈登和安德鲁·史密斯，他们在开发和拓展S·G·华宝公司与日本企业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还包括马丁·爱德逊，他负责管理沃伯格系在东京的常设办公室，该办公室建于20世纪70年代。到这时，东京银行已把S·G·华宝公司视为其在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事实上，在整个日本，沃伯格系的名字现在的排名要好于一些在日本扎根更久的英国投行的名字。
马丁·戈登回忆说，某些日本的道德观念符合格雷沙姆街做事的方式：
其他公司有时抱怨日本财务省干涉得过多，但对于我们来说，与财务省合作是第二天性。确保我们在日本开展的任何业务遵从社会精神，不只是遵从法律条文和普遍的指导原则，这也成为第二天性。我们（书面的）内部通函，相比日本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为我们在日本赢得尊重。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西格蒙德相信良好的举止和礼仪，以及最为得体的亲自沟通。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良好举止是一种艺术，甚至是一场游戏——但却是一场认真的游戏——西格蒙德以身作则在日本同行界赢得极大的赞赏。因此，我们这些参与日本业务的同事，把它认为是一种嗜好而不是负担。与日本人互动总是令人愉悦，不过，我们需要极度小心，绝不在日本人眼里看上去愚钝、粗俗或无礼。事实上，我们从在日本做生意学到的东西可以被有效地运用在所有其他的社会中。
当日本政府在1978年授予沃伯格瑞宝大勋章[2]时——他亲自去东京接受这项荣誉——这使双方15年的持续交往达到了完美。除了有慷慨的款待外[3]，不用说还有众多可以安排的新交易机会，这是沃伯格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日本。与1962年他的担心相反，这次访问使他再次确信，日本人还没有被“欧美社会的工业制度，以及欧美社会过度强调自我放纵的消费者经济所吓倒、所影响”：“相反，我觉得现在观察到的非常有趣，近年来，在许多日本团体中，除了广泛的经济成就以外，老式、简单和有尊严的传统也出现复兴，这些传统不仅形成于表面，而且承诺演变出一个基于更高精神标准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些日本人是像他一样的苦行者。
沃伯格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使他容易相信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那就是“增长有其限”，这些真实的限制最终将不可逾越（1972年，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报告，题目就叫“增长有其限”）。1972年4月，沃伯格写道：“经济和技术增长不能是无穷动的。”相信它们会永远增长下去，就会掉进“增加精神病”的陷阱。对于沃伯格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事实上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首先，它将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体中产生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包括破产狂潮或类似的金融困境，但它也将导致早应发生的整肃，经过在许多错误方向上的过度扩张后，人们会有更清醒的态度，以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发展并表达自己。这将是一个缓慢的演化，但我认为，近年来使我们遭殃的不利环境过去后，更加健全的境况也许即将到来。
“我们西方世界对增长的情结”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经济领域——相对于解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所有自然科学的法则——树木是可以长到天上去的”。在沃伯格看来，这种情结是“货币领域飞速增长的通胀，以及我们道德、智力和审美标准下降所造成的”。
但沃伯格也明白，较低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失业相连。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比平时更异端。对他来说，“财政措施也好，货币措施也罢，以至于任何其他经济措施，都不能满意地解决通胀和失业这对孪生问题”。问题就在于“人力劳动过时了”：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当今工业发展阶段，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我们面临一种两难，即，我们越改进工业机械化水平，创造出的失业人数就越多。用通胀打击失业，只会有短期的效果，接下来是期限更久、规模加剧的危机。不断增加使用工业技术，节省了劳动力，失业因此也上升，这几乎是一项朝着更多工业化失业的自动进程……
这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其中的困难，由于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些困难已被大大降低。而是因为“领取失业救济在社会上通常被视为是一种耻辱，从人类尊严的角度，正像许多被认为低下的职能——与家政或与公共清洁有关的体力劳动，它们只是众多所谓‘丢脸职业’中的两个例子——同样被社会歧视所困扰”。唯一的答案是让西方社会：
找到一个新方向和一种新的劳动分工，那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必须由征募的劳工完成。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做这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许多工种将不得不被分派，比如一周3天，或者一年5个月。另外，社会将不得不创造或延伸出众多额外的边缘职业，比如园艺，或利用闲暇时间，或陪护老人和病人这样的工作。类似的边缘职业也许不带报酬，或者只有相对很少的奖励。
1977年沃伯格回忆说：“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将效仿古埃及人，他们通过修建金字塔，让人有事做。这无论如何比疯狂的武器扩充更健康、破坏性更少。”毫无疑问，金字塔比更多的核弹头要好。不过，这句话带讽刺意味的是，到这时沃伯格自己陷入了建造一座金融金字塔的任务里去。这项任务费力而且最终极度令人沮丧，S·G·华宝公司原本可以站在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上。
[1]其他代表来自巴林兄弟、M·塞缪尔公司、威斯敏斯特银行、汇丰银行、帕默瑞戈登公司，以及苏格兰联合投资人。代表团出访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准许。
[2]这一嘉奖在地位上低于旭日章，并经常向与日本友好的外国人授予。然而，沃伯格获得的是一等勋章，这可是官方尊重的标志，因为该奖章共有8等。另一位获奖者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3]在一次宴请上，出席的有日本银行行长、日本所有主要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