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伯格和普通的投资银行家不一样，后者以神圣但却褪色的银行名称为荣，他们大部分人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下，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然而，沃伯格却富有洞察力、独创力和应变力，并继承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技能。他还喜欢比赚钱更文明的事情。
布伦丹·布拉肯
1957年
你的父亲极不寻常，他是一位金融艺术家。他在银行业的创造性，就像一名艺术家运用他的材料进行创作一样。遗憾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金钱本应该作为他的“材料”被塞到他的手里，但大理石对他……更有吸引力，抱怨这一点无济于事。这份遗憾是真实的——你父亲在历史上只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城银行家，这是极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城银行家，但却有很大的不同。
保罗·齐格勒
1968年
他一生是一位卓越的探寻者，有意识地寻求对他走进的复杂宇宙更全面的了解。他确信，人的一生能提供给我们一系列教训，每个教训都有它的代价，每个教训都能指导未来的行动。
在极为活跃的商业生活的短暂间歇，他的思想跨度极大，从历史、哲学、文学到心理学，为的是找寻永恒的真理。同时，他笃信内心、直觉和感觉带来的智慧，它们作为认知的模式，有效性不低于有意识的推理。
乔舒亚·舍曼
1984年
悲观的结论
“他有远见，有教人看清自我的能力，他能觉察人和局势的细微差别，并知道人们何时需要安抚和帮助，他有敏锐的感觉，并且有教养”——这些性格特点是戴维·斯科利在1972年西格蒙德·沃伯格70岁庆生宴上列出的。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慢慢过去，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沃伯格正在逐渐衰老。他不光在身体上变得更虚弱。时光的流逝开始在曾经是力量源泉的身体上留下痕迹。完美主义被人认为是卖弄学问，悲观主义被人认为是反射性的忧郁。“今天，请允许我给你举两个小的但却有代表性的例子……尽管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为公司目前的地位作过一些贡献，但我的观点正在接受检验。”1978年5月，沃伯格致信亨利·格伦菲尔德：
你知道我写过无数的便笺……我们应该对“墓志铭”（为债券承销团打出的广告作系统和定期的监测）。很明显，那些主要负责此事的人认为我的建议在相关方面（这对我很重要）是一个老朽的人在开玩笑，他们认为这个老头儿的话显然不能太当真。这同样适用于我在避免缩写上令人生厌的坚持，无论它们是普通单词还是公司名称，有些缩写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比如ICI）。我的建议被再次忽略，一群庸人喜欢用缩写这种方式对待那些他们讨厌的经验更丰富，而且曾经是权威的人。
“老朽”是沃伯格系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沃伯格曾经常用它形容过了壮年的商人或政治人物。但现在这个词被用在沃伯格本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私下向埃里克·科纳承认，他“总感觉很疲劳……经常忘事”。他反复说起他想“退出在公司里的所有岗位”，“到今年（1980年）6月30日彻底从伦敦公司的所有事务中退休”，腾出他在公司的办公室并移走他所有的私人物品。但是，公司总有一些新的瑕疵需要处理：董事长委员会各成员办公室不应都集中在5层，“这将制造某种反对5层的‘情结’（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传阅“一份奇怪的文件，文件上既没有接收人的姓名，也没有起草人的姓名……这在精神上、风格上肯定与我要求的有所偏离”；“习惯派5到6个人走访我们的客户，而作为一项规则，代表S·G·华宝公司参加午餐和会议的正确人数应该是2个人”；某位下属未将德意志银行在瑞典发行欧洲债券的轻率行为告知他；“在某人的建议下，我们在内部的备忘录上引入代号，我不会提及他的名字，尽管他有能力，但我认为他有高度破坏的性格，他把我们公司的官僚程度提高到危险的程度”（据推测是彼得·斯皮拉）。这位睿智的“顾问兼父亲般的同志”，似乎正退化成祖父一样“累赘”的人。早在1975年年中，在迈克尔·瓦伦丁看来，沃伯格似乎“更带有一种恶意的影响”。
这位老人被失败感纠缠。公司在法兰克福、苏黎世和纽约的子公司让他失望。他想重振与原来在汉堡的沃伯格分支的关系，却以失败告终。而与库恩–洛布的老关系，已证明不可能被恢复。在沃伯格最主张创新的地方，结果却令人最不满意。与巴黎银行的合作是为了在美国建立一家大型机构。但沃–巴–贝公司打了水漂。想在伦敦找一个合适的合并对象也被证明不太可能。S·G·华宝公司反而有可能被皮埃尔·穆萨快速扩张的巴黎银行吞并，这种风险与日俱增。
无论对政治还是对商业，沃伯格都感到沮丧。他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抱幻想，而这曾是他热心的事业。他对以色列失去了信心。至于英国，在女王陛下表彰他对伦敦金融城（而更多的是对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作出的贡献后，他迁居瑞士，显然他对他的接纳国未来的经济感到绝望。这位金融全球化的先知已成为悲剧预言家卡珊德拉，没完没了地预告下一次“大萧条”来临的时间。他在1980年写道：“我认为，我们正朝着第二次1929年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但与1929年相反的是，这次不太会是证券交易的危机，而更可能是一种经济和逐渐加速的社会危机。”年青一辈的同事们不得不反反复复地听着这种可怕的预测。
这些和他的其他那些预言，的确很容易被归结为缓慢的衰老。但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70年代末，的确有很多问题让人们对商业、政治和世界经济感到悲观。1981年1月，沃伯格又向公司的董事长委员会发出了一份言语激烈的备忘录：
一种传染性精神病似乎已占据了我们集团的某些区域，它麻痹了人们看到未来负面趋势的能力，其结果是，那些身患这种病的人，只能预见营业额的增加，并假设营业额的增加可以自动使利润按比例增加。我认为，这种片面的算法，不仅有悖于经验，而且势必导致错误的审议和荒谬的决定。
回顾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营业额和组织规模当然显著增加了，但利润的增长通常慢得多，我们有些业务的利润已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通胀考虑进来，把得出的分析数据换成英镑，我们势必得出许多悲观的结论，我们集团的净资产回报率甚至还不如过去。
这位老人又开始唠叨了——只不过他所说的完全正确。名义上，水银证券的净利润在1976~1981年间增加了79%，刚好超过1200万英镑（按今天的价值计算，约合6800万英镑）。然而，若考虑通胀因素，净利润就降下来了。直到1983年，西格蒙德·沃伯格去世一年后，净利润才恢复到1976年的水平。总之，不是他所有的悲观都是“老朽”式的焦虑表达。他对1974年英国钢铁发行欧洲债券持审慎态度，这也是完全正确的。用他典型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不是勇猛的时候。”这也许会激怒少壮派，但他说的是事实。以上情况适用于新成立的海峡隧道公司，一个月后，沃伯格拒绝为银行及其客户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也许会令凯利难堪，因为他在海峡隧道公司取得董事会席位，但鉴于发行有如此雄心的项目时宏观经济气候极为不利，所以，还是小心为妙。沃伯格对水银旗下的金属交易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抱怨也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后者的利润变动如此剧烈，以至于公司决定将其出售给法国电解铝和化工集团。水银证券在1981年3月的股价正好和1969年1月的股价持平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13–1 水银证券真实的净利润（以1954年英镑价值计算），1954~1984年
资料来源：水银证券年报；考虑到每个财年官方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已作了调整
沃伯格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我最担心的是公司的自满情绪”。他的担心有道理吗？埃里克·科纳在1979年宣布：“公司内部有人认为，投资银行过去和现在履行的职能，其需求有可能在未来会更少，或者越来越有可能被其他机构所取代。”但1974年的股市崩盘，英镑无情的下跌，加之外国竞争，都给投资银行业造成了打击。所有投资银行的资本基础都相对变窄。英格兰银行禁止它们的资产超过其资本规模的12倍。财政部不允许它们把即使是一小部分资本金转换成外汇。税务局坚持对外币贷款未实现的汇兑收益征税，但对偿还外币贷款相应增加的成本却不给予税收减免。即使是最强的投行，也不得不继续战斗。沃伯格系只是在赢利方面表现得最好，但在资产规模方面排在金融城第6位，而格伦弗尔在通胀压力下表现得明显更好（见表13–1）。沃伯格坐在位于白朗尼的办公室里，他太清楚这些了，即使格雷沙姆街的少壮派在极力否认。鉴于这种自满情绪，他又怎能退休？
表13–1 各投行总资产一览（英镑，百万），1973~1977年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1979年3月31日，第58页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为后世留下的大量警句中，有4则是关于领导力的，这4则写于1977年2月~1978年10月之间。它们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70多岁的高龄，他仍很难放弃工作：
具备优秀领导力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尽可能少地注意平庸的人。
为建立一支优秀团队，团队负责人都必须在关键时刻支持团队成员，无论他们正确与否，虽然这种时刻极为罕见。
太多人在管理，而很少人在领导。
一个好领导最难的工作是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政局转折点
讽刺的是，沃伯格对S·G·华宝公司的悲观，也许比对西方世界的悲观更合理，他对西方世界的衰落早有预期。可以肯定的是，1979年这一年发生的灾难超过以往。伊朗革命，这是对吉米·卡特政府造成双重打击。第二年3月，随着油价再度攀升，美国的通胀到达战后的顶峰——接近15%。同时，对英国来说，1979年开年被称为“不满的冬天”，汽车工人、卡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垃圾收集员和掘墓人——进行大罢工，抗议工党政府5%的加薪封顶。这充分证明了沃伯格习惯性的沮丧。但是在1980年年底，他觉得可以作出一个惊人的承认，虽然这极不符合他的特点：
我必须坦言，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对我们西方世界的政治局势变得有一点乐观。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可能会比他的前任犯更少的错误。在英国，尽管撒切尔夫人在金融领域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她在清理战后历届工党和保守党执政造成的持续恶化的局势方面，大体上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她继承的烂摊子几乎是无法管理的，但她显示出解决它的决心。
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胜出，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新政府废除了外汇管制和对银行的束缚，实行更加严格的货币目标，削减政府开支，并且与工会迎头对峙。但是，这次英国的革命正赶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其他变革，它们共同标志着西方10年滞胀的终结，以及西方将近30年复兴的开始。受到芝加哥的启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政府在智利进行改革，这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复苏，尤其是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胀问题的复苏。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波兰人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这是朝前迈进的又一步，因为沃尔克很快透露，他是反通胀的鹰派。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美国人似乎不但重拾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这在里根的宣言中得到总结，“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而是我们问题的所在——而且还重拾了对政治自由的信心。
1981年2月1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亲临格雷沙姆街30号赴午宴，这象征了撒切尔政府与伦敦金融城有着紧密的共同利益。同年5月，沃伯格与她有一次非公开会议。沃伯格一生更多地支持左派而不是右派——他把曼尼·欣韦尔、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哈罗德·威尔逊视为在政治上的朋友，他也被休·盖茨克尔视为“左翼金融人士”——他不可能成为不持批评态度的撒切尔支持者，更不可能是里根信奉者。虽然他慷慨地夸奖“撒切尔政府政策中无畏和积极的成分”，以及首相本人的“英勇和坚毅”，但他经常批评她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实行的货币主义理论。他偶尔致信《泰晤士报》，其中一封信他公开捍卫豪在1981年的反通胀预算。但在私下里，他对此存疑。他害怕地写道：“我认为，财政部正试图操纵利率，这是致命的错误，利率问题必须通过巧妙结合经济和财政措施加以解决。”像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一样，沃伯格认为英镑升值加上国内信贷局势趋紧，将把失业率推到难以容忍的高度。教育大臣基思·约瑟夫希望“将私营公司纳入大环境”（这一政策被称为私有化），虽然沃伯格认为该政策具有吸引力，但他担心，政府“没有从工业或工会，甚至没有从任何英国政治的中间派那里得到适当的支持”。1981年3月，约瑟夫在双方会后说，沃伯格“低估了我们在国有化工业和行业工会态度上面临的额外负担”。事实上到最后，沃伯格保持了老魏玛的信仰，即，大公司和有组织的劳工可以达成社团主义的交易。沃伯格抱怨道：“货币政策不是有效解决通胀的良方，除非有某种收入政策的相伴。”在欧洲问题上，沃伯格也不是一个自然的撒切尔支持者。从很早阶段起，他就倾向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撒切尔一直抵制这一举措，直到她的任期接近结束。
然而，在沃伯格眼里，讲英语的新派“右翼”的缺点无法和讲法语的老派“左翼”的缺点相比。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这证明是未被改造的社会主义的最后喘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还实行一套传统政策，包括国家控制、提高工人权利、高直接税收，以及降低工时。随着政府执行将大型银行国有化的计划——包括S·G·华宝的合作伙伴巴黎银行——上述政策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是可怕的。这在意料之中。早在1977年5月，沃伯格就预料在法国国民议会大选中社会党可能会胜出，他和穆萨讨论了巴黎银行可能被国有化，并确实建议了一项行动方案，以保护他们在纽约的合资企业免受国有化的影响。两年后，沃伯格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积极帮助”以便抢在国有化之前行动——比如，将巴黎银行在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子公司的直接控股转入合资的巴黎银行—沃伯格有限责任公司（不会成为国有化的目标）。沃伯格强调，关键是尽早行动，以避免“与法国政府出现任何尴尬的局面”。但是，因为迟迟未采取行动，以至于1981年密特朗选举胜出引发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夺。
在沃伯格眼中，法国进行了“某种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没有18世纪末那场革命那样好战和激烈，但也许在实质上影响更广泛”。沃伯格很不情愿与巴黎的新政府正面冲突。他倾向快速创立一家“新的国际控股和运营公司……目的是拥有巴黎银行集团更大的非法国资产”，为了安全起见，办公地点设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似乎已说服密特朗的幕僚雅克·阿达利支持这个方案，后者无处不在并且学识渊博。不过，穆萨反而认为，应利用一家叫帕杰萨的瑞士控股公司，把巴黎银行的资产“走私”出法国——沃伯格将这一伎俩斥为“疯狂”，不仅因为法国政府势必会查出，而且因为穆萨坚持使沃伯格在帕杰萨的股份降至最低。现在，轮到这位法国人失去天恩了。穆萨的前任老板雅克·德·弗切埃接替穆萨不久后，沃伯格告诉穆萨，他变得“越发难以理解”。国有化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显然把穆萨和他的同事们弄得“情绪狂躁至极”。
这种批评的话不够真诚。实际上，巴黎银行国有化是“天外救星”，它使沃伯格从与法方愈加不平衡的关系中得以脱身。当德·弗切埃提议成立新控股公司，购买巴黎银行未被国有化的国际业务，并邀请S·G·华宝公司成为股东时，他被婉言拒绝。让–伊夫斯·哈博乐是密特朗政府为国有的巴黎银行选出的董事长，在与之会面时，沃伯格表现得富有魅力，但言辞闪烁。他和斯科利向法方参会代表表明，虽然他们不排除未来在国际资本市场合作（只要合资公司设在伦敦），但他们对与巴黎银行的核心关系不再感兴趣，这种关系现在必须被“解除”，巴黎银行需接手沃伯格在巴黎银行–沃伯格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份，而水银证券需买下巴黎银行在S·G·华宝公司的持股。当沃–巴–贝的巨额损失（总计200万英镑）加速了艾拉·温德在纽约的覆灭时，这可是不祥之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是亨利·格伦菲尔德老式的武装号召，他作为谈判高手的技能在解除沃伯格和巴黎银行关系上展现出更好的效果——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随后，沃伯格在沃–巴–贝中的股份以3300万美元[1]出售给巴黎银行，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终结。不过，法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实验未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这足以证明这些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不只是因为资本从法国外逃导致法郎濒临崩盘）。这也有助于S·G·华宝公司从令人不太高兴的跨英吉利海峡纠缠中抽身，这次合作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不能用其微薄的财务回报解释。
[1]巴黎银行独自遭受1987年华尔街崩盘造成的重创，之后，沃–巴–贝残余的部分被卖给了美林，损失达4000万美元。
生命终结
对于一个就围着伊顿广场走路、最爱玩桥牌的锻炼的人来说，西格蒙德·沃伯格非常健康。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有一套未经证实的理论，即银行家不会因为过度工作病倒，而只会因为“糟糕的组织或糟糕的业务”，或者因为无聊病倒。当然，他只允许自己休息很少的几天。无论节日还是休假，他都会电话“骚扰”年轻的董事们，这只是工作慢性成瘾最明显的症状。但要属超级活跃的还是他的思维，而不是他的身体。即使周末和同事散步也不是为了锻炼，而是为讨论他脑子里最重要的客户关系。这种生活方式使沃伯格定期易患支气管炎、流感，以及疲劳。但即使当他卧病在床，或被送往温泉疗养地治疗时，书信往来和电话仍旧不断。
虽然他常把自己比做医师，但沃伯格和真医生的关系是矛盾的。比如，1942年，他被“无休止的感冒”、失眠和低血压困扰。他向许多医生咨询后入院治疗。他似乎患了咽喉链球菌感染，并在医院住了数个月进行康复。战后，他的病情需要不止一次手术来解决。这次经验让他长时间怀疑医疗行业，以及“任何以‘霉素’这两个音节结尾的药”。1962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医生和护士应被“更多地认为是技术设备，而不是友好的同类”。他们肯定不是“白衣天使”。不过，从1964年起，通过与海因茨·戈德曼医生建立持久和亲密的关系后，他克服了这种偏见。当戈德曼开安定药片帮助沃伯格睡眠时，他的病人因此很高兴。沃伯格告诉一位友人，“小小剂量就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完全无害”。到这时，沃伯格把自己想成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老人”，这自然增加了他对医生的兴趣。戈德曼是他最喜欢的医生之一，沃伯格把永远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的任务只能越来越难，而他的失望只会越来越大。在他70岁生日前，一次疝气手术让他卧床。1976年，他两次入院，第一次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第二次是出于前列腺疼痛。老朋友的先后故去——埃德蒙·史旦尼斯于1980年故去，内厄姆·戈德曼、马库斯·沃伦堡于1982年故去——给他自己的死亡以忧郁的暗示。
但沃伯格拒绝“陷入一种疑病症患者的心情”，他坚持“在重要事务上保持积极态度，而将其他事情授权给我们的朋友和战友”。他不辞辛劳地继续出差：去德国、英格兰、美国。事实上，他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他正考虑从白朗尼的家中搬进酒店套房。他说，他厌倦了当自己财产的奴隶。1982年夏季，他在纽约徒劳地挽救沃–巴–贝公司留下的烂摊子，一会儿劝诱，一会儿瞪眼吓人，一次谈判数个小时。这是他最后一次跨大西洋之旅。事实上，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怀疑，旅途的劳累加速了他最终病倒。9月20日，在慕尼黑的一次商务会议后不久，在他80岁生日的前5天，沃伯格遭遇了两次使他身体衰弱的中风中的第一次[1]。计划由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主持的庆生宴会不得不被取消。他没有被送往瑞士，而是被送回英格兰——这个他只想离开的家。1982年10月18日，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于德文希尔普莱斯的伦敦诊所逝世。
西格蒙德·沃伯格从不是传统意义上信教的人。他在犹太信仰之外娶妻。他和妻子教导他们的孩子“敬畏”新教和犹太教，但两者都不要信。他的儿子做了包皮手术，但在主要是英国圣公会的机构接受教育。用他们父亲的话来说，乔治和他的妹妹接受的教育“完全意识到他们身上犹太人的根，但仅以松散而且更个体的方式与犹太生活和历史发生联系”。沃伯格不去犹太教堂，从不吃犹太饮食。他向一批犹太慈善团体和基金会慷慨捐款。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与德国和美国的犹太族群在社会上保持距离。正如他所说，在德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有太多的暴发户。后来，他对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问自己，“为什么某些有钱的犹太人总在炫富，动不动就说拥有了一辆劳斯莱斯，并住在克拉里奇酒店？”像这位德国犹太裔精英的许多“产物”一样，沃伯格有自己独特的反犹主义烙印，这使他评价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苛刻。他讨厌处在各犹太社团前列的“专业犹太人”。正如我们所见，他还是一位极为矛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最能承认的是存在“一种血缘的纽带，这种纽带既不认同宗教团体，也不认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巧妙和不巧妙地对他进行社会冷落，正像沃伯格被他们经常提醒的那样，在他们眼中，他只不过是“难民–金融家–犹太人”。然而，他的反驳具有真知灼见：
金融城这样评价沃伯格系，为了在这家公司里成功，你必须具备下列三样中的一样，最好三样都有：英国温切斯特公学毕业、会计或者是犹太人。但我认为，我们公司最大的危险是有太多私立学校毕业的人……我对他们存疑。我认为，公司里犹太人太少，我们试图提携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
从血统上讲，沃伯格是“信犹太教的德国公民”，在这片因希特勒而被迫离开的土地上，他对反犹主义再生的迹象保持戒心。但他更多地在命运上是一个犹太人，而不是在血统上。
沃伯格对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漠不关心，这部分是出于他对所有已建立的信仰和崇拜体系的更广泛怀疑。1939年12月，他表示“对犹太教道德和宗教的可能性不太乐观”。但是，不像某些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人，他不再被基督教所吸引，他讨厌参加教堂礼拜，牧师说的话中“隔一个词就是‘耶稣’，要么就是‘圣灵’”。因为儿时，母亲教育他崇敬康德，而不是基督，沃伯格一度提议简化《旧约》和《新约》：“世间只有两种基本的罪，即，不容忍和暴力，因反抗不容忍的举动以及因反抗暴力的自卫不算做罪。”沃伯格非常崇拜奥地利史学家弗里德里克·希尔写的《上帝的初恋》，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坚持认为，“我们无法通过理智的考虑和冗赘的公式超越上帝和神秘”。1964年，他在信中写道（在所有人中，他写给他的理发师）：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神秘入侵者所包围。我们可怜的人类的思维试图要为这些入侵找到合理的解释，但人类的思维不能或者不愿投入足够的能量，进入超越我们所谓“理性”推理的领域。“理性”这个词被思维狭隘的哲学家发明、使用，并逐渐到了荒谬的地步……事实上，这个词以迷宫般的文字游戏遮盖了想象的贫瘠——贫瘠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去真正的信仰而造成的。
沃伯格并不质疑上帝（“作为一个抽象的力量，或亨利–路易斯·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的存在，但他质疑在上帝面前集体膜拜的价值。他曾说过：“所有教堂最重要的元素是在多边基础上的一个虚伪的组织。”他倾向于把“中庸之道”作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之外的一个备选，那是一个让你在精神和肉体上感到圣洁的信仰，中庸之道的神圣在于结合了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这种怀疑的观点使沃伯格能够以某种功利的满足思考死亡。他曾表示：“生命就像一种绝症，有关这种疾病唯一不清楚的是它持续的时间……长寿只有延长朝气蓬勃的年华才算有意义，而不是老年期被延长。”1962年，他开出了一份相当冷静的葬礼安排（或者说根本没有安排）：
（1）我的双眼应捐给一家治疗盲人的机构，在那里，死人的眼睛被用来实现更换的目的。我知道，死人的眼睛在死亡发生后不久需尽快被转移，这一点非常重要。
（2）我的身体应捐给一家医院，在那里，通过恰当处理后可被用于调查的目的。
（3）这就免去了葬礼的必要。另外，我不想让我遗体的任何部分埋在任何地方，我也不想举行追悼会。我认为，任何类似的安排都是野蛮的风头主义的表达。
几乎20年后，他再次强调这一希望，虽然以更温和的口气。但他坚持不搞葬礼：
我相信这句格言，给活人送花要比给死人献花强。而且，至于死人身上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应该是他或她做的好事，以及好的思想，而不是任何有形的遗物。
鉴于我前述的愿望，我的身体应被适当地用于医疗用途，尤其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双眼通过移植，也许能实现为别人服务的良好目的……
如果考虑火化，正确的做法是我不想保留我的骨灰，请在尽可能靠近我死去的地方把它撒掉。
最后，我在此写出的，以及我口头表达的，不要作为我的要求加以考虑，而仅仅是我心愿的谦虚表达。如果这些心愿出于好的或坏的理由未能实现，请不必担心如果我活着，我的反应会怎样。总之，主要的标准应该在风格上有尊严，在程序上简单。
没有花圈，没有复杂的葬礼仪式。然而，有的却是如潮水般的致敬。《泰晤士报》的讣告这样写道，“对于金融城各种旧习的改变，他比其他任何人发挥的作用都更大，这使得金融城得以充分利用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时局。并且，他是金融城有效性重生的主要权威”。沃伯格“超越了他本土的同辈，他再次证明‘伦敦银行家’这个称号是优秀的标志”。1983年1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了一场非宗教追思会上，沃伯格职位最高的两位同事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埃里克·罗尔用相似的词汇发言。格伦菲尔德说，沃伯格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企业，独特地结合了“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努力工作……创新和想象”、“不顺从精神”、“勇气”、“完美主义”、“坚强和毅力”、“斗争精神”和“一种超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有如一条内置天线，它可以在其他更了解情况的人注意到之前，告知沃伯格事情不对头。对于罗尔，沃伯格是一个“杰出的人”，他“在个人行为和绩效上，完全投入最高的标准……谨慎且简朴，但同时充满想象和胆识”。格伦菲尔德强调，他的合伙人对邋遢、自满和炫耀不能容忍，而罗尔认为沃伯格决定性的特点是毫不吝惜的自我批评的能力，那是“责任感必不可少的伴随物”。由他建立的公司现在享有的声誉，“不只是一个经营理念的结果：那是他自己的内心在行动”。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葬礼不是一个说违心话的场合。格伦菲尔德和罗尔都承认，他们以前的领导性格上有主要缺陷。罗尔这样说，沃伯格“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比一般人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但偶尔他也会误入歧途……他几乎总会把人高估，也许是对人期望过高”：
然后，当他感到被辜负时，他的失望是极大的，他会真正遭受痛苦的困扰，不只是因为他自己的判断证明有误，而且还因为他在他很尊敬的人身上发现了致命的弱点，这令他痛苦万分……他很愿意去赞美，有时甚至是过度赞美，但如果他认为需要批评，则从不保留。当他批评所犯的错误时，令人生畏，即使错误是他最尊重、最喜爱的同事犯的……他对个人问题表示同情，因此会原谅严重的专业失误，但如果这些错误没有被承认的迹象，就另当别论了。要知道，他发怒时看起来着实吓人。
也许受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变脾气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儿子乔治，对他而言，父亲的去世留下的不是苦涩。多年来，正如我们所见，父子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并且令人不愉快。但父亲的去世使乔治得以表达那份爱，而这份爱父亲生前竟是如此难说出口。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乔治将所有的感情倾注在诗句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可爱的太阳，
缕缕的晨光，
纯洁、明亮，不可被否认；
你正午的火焰，
成熟、甜蜜、斥责、焦烤；
你夜晚的光辉，
和暖、爱抚，带着无限的温柔。
你慷慨的赠与，
你的热情、亲切和光亮，
支撑着你所爱的人
即便是今宵。
最终，你的力量被燃尽。
愿你的灵魂安息。
现在，当乔治·沃伯格把这首诗寄给他哀伤的母亲和妹妹时，他知道不会有人斥责，也不会有人对这首诗作格式上的修改。讽刺的是，有多少西格蒙德的同事和同行，曾为他在他们生命中扮演的“父亲的”角色向他致敬：包括皮埃尔·穆萨、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戴维·斯科利和汉斯·伍特克，这里只提及4位。正像埃里克·罗尔所说：“我们都成了‘孤儿’。”另外，有两位女性未能更长时间地忍受丧夫和丧友之痛。西格蒙德的妻子伊娃一年以后也离开了人世。他忠实的笔相师兼红颜知己西奥多拉·德赖弗斯因几次中风而失语，她在沃伯格去世5年后自杀。
[1]几个小时之前，他和斯科利还在讨论关于一个据称很“傲慢的”雇员的人事问题。沃伯格最后有气无力地说：“好吧，戴维，你来处理吧。我确信，无论你决定怎么做，都将是最好的。”斯科利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顺从地说话。
多重角色的一生
西格蒙德·沃伯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他被火化很久后，他以前的同事们才敢表达对他的批评意见。对伊恩·弗雷泽而言，那个他曾认识的沃伯格——“富有发明性、创新性和乐观精神，并对他的权力自信”——已经悲惨地衰退，他曾经精彩的性格被悲观情绪、坏脾气和对英国人越发的轻蔑所扭曲。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承认，这个老人已变成“控制狂”。甚至连亨利·基辛格——沃伯格试图在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招募他——也评价说，“如果你只说‘是’，那么他就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单从他的行动判断，沃伯格绝对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伦敦银行家。但在这点上，他不是独一无二的。像150年以前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一样，沃伯格也是德裔犹太移民，他通过智慧与勤劳，在金融城取得成功。像罗斯柴尔德一样，他也是从零开始建立起一家新的投行。像罗斯柴尔德一样，他使他的银行也成为业内最好的银行。金融实力产生政治影响力：沃伯格对于哈罗德·威尔逊，就像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莱昂内尔对于本杰明·迪斯雷利一样。像许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一样，沃伯格也是一名慈善家。青年阿莉娅、英国犹太人救助及治疗中央基金、以色列的魏茨曼研究院、耶鲁大学的“迪尔沃思”教授职位，以及威特利的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沃伯格科学学院——这些只是他曾捐助过资金和物资的部分机构[1]。
但这些和其他世间的行为，绝不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性格中最好的标志。首先，他在自己眼中与其说是一个犹太人，不如说是一个清教徒。他告诉乔治·斯坦纳，“我不得不说，南德国清教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在我父母家乡和在他们大部分朋友家乡盛行的教义……这些信条在我人生观和目标的形成上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我所称的南德国清教主义信条的定义也许是：生命的重要价值在于，无论你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心一意地努力服务于社会，并且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以至于生活的其他元素，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都被视为是次等的品质。
此外，沃伯格成为金融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沃伯格的朋友保罗·齐格勒说，如果不是由于希特勒造成的灾难，沃伯格几乎肯定会留在德国当一名学者或政治人物。1981年，齐格勒致信沃伯格：“你继续为财神卖命，但你从来不是财神的奴隶。钱对你只是原材料，就像油彩对塞尚那样。”的确，沃伯格在1966年告诉《纽约客》，他当初也许很容易就成为“‘非银行’沃伯格系的一员……比如，大学导师、科学家、哲学家，或者作家”。即使在定居英国后，他的内心仍是一位思想家的生命。他以银行家行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用脑的要求，而不是为了赚钱。193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一次良好的人文、艺术经历，比任何种类的商业经营都更值得。”工作的主要目标是：
以一个更好的教育形式、一种强大的新宗教、一个更公正和更简单的世界组织，开展建设性合作——达到自我内在独立的最大程度，不要对其他人有任何指望，力所能及为他人提供帮助，但绝不能指望回报或感谢，积极、强烈、纯粹地坚守所有个人的力量，以履行人生的使命。
“人的事务比商业事务重要得多”，这句话成了某种经咒。那些熟悉沃伯格的人很懂得这不只是单纯的做作。正像布伦丹·布拉肯告诉德罗伊达勋爵那样，沃伯格真心“喜欢更文明的事情，而不是赚钱”。彼得·斯托蒙思·达林也察觉出，人的因素是沃伯格主要关心的：他曾告诉达林，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从外太空审视人性的观察者”。也许，乔治·斯坦纳表达得最好：
我认为他根本不在乎财富，这是他伟大的荣誉……所有的炫耀都难以言表、令他作呕。他甚至真的不想要爵士头衔。绝对不能有更高的头衔了。被封为沃伯格勋爵将令他厌恶……是的，他有一所漂亮的房子。是的，他有司机开车。但私人飞机这个想法，我想，他曾说过是庸俗的标志。他对（庸俗）比较敏感，这是非凡的……他表现出惊人的禁欲。他有最好的判断力，不被任何财富的谎言所诱惑。他了解金钱。金钱让他兴奋……而他自己的问题是……将一种特殊的气节带入顶级金融世界……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他的正直如此绝对，以至于稍有松懈和懒惰的迹象就会让他感到完全厌恶。
沃伯格闲暇时的追求是一名大学教师的追求，而不是一个商业巨子的追求。虽然在斯瓦比亚乡下长大，但他不曾打猎、射击或者钓鱼。他没有游艇，也没有任何乡村别墅。他对跑车不感兴趣，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任何体育或汽车也不感兴趣。年轻时跨大西洋之旅，他更喜欢哲学，而不是在甲板上打网球。如果他曾经参加过跑马比赛或马球赛，那种场合的记录也没有被保存下来。他打过高尔夫——就一次。他同辈百万富翁的时髦消遣——滑雪、日光浴、勾引有夫之妇——他一概回避。那个时代流行的目的地——安提比斯、马萨葡萄园岛、圣特罗佩——他全都远离，他更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温泉疗养城，比如巴德加斯坦。他很少看电影，也不太积极，他更喜欢剧院。他爱打桥牌和拉米纸牌，但是是在家中和家人与挚友切磋。与大多数银行家相比，沃伯格是位僧侣，他有意识地渴望那种“对物质和奢侈感到蔑视”的感觉。这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他可不是吝啬鬼。他的西服和衬衫由最好的裁缝缝制。他只节省地喝最好的法国酒。他只在最好的酒店下榻（丽思、沙威和克拉里奇）。在伦敦，毕竟只有很少地方比伊顿广场更高档。但以罗斯柴尔德的标准[2]，沃伯格在罗卡美亚和后来在白朗尼的房子要朴素得多，家中随员也极少。比起他在拉扎德的同仁安德烈·迈耶的上等私人画廊，他的艺术收藏品价值可以忽略不计，迈耶的收藏包括塞尚、德加、毕加索、雷诺瓦和土鲁斯–罗特列克的作品。
虽然可能不可思议，但这位同辈人中最著名的英国银行家临终时却不是特别富裕。尽管其他前沃伯格系的雇员表示，他的遗产应该会更高，但伊恩·弗雷泽估计，沃伯格的遗产价值仅约合200万英镑。这不是不太可能。截至1968年3月底，沃伯格从他创立的银行获得的年收入刚刚超过9000英镑，加上奖金6000英镑——（考虑加薪和通胀因素）用今天的钱计算合不到54万英镑。第二年，工资涨到1万英镑，但奖金降至4000英镑。1973年的总收入刚刚到25080英镑——按实际价值计算，比1968年的水平还下降了。1980年，沃伯格的工资仍只有15000英镑。诚然，那时他在水银证券的股份有所增加，但不是很多[3]。1968年，据说其持股的价值有95万英镑。从那时到1982年，股票数量仅增加了1.5倍，但同期的股价上升了几乎5倍。沃伯格积累的大量图书甚至也不是很值钱，因为他知道但不在乎第一版或稀有装帧。不像其他“叔叔们”，沃伯格不收藏。正如查尔斯·夏普所说的那样，“对他而言，书是用来读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即使剔除经济增长和通胀因素，当亨利·格伦菲尔德于1999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也要大得多，总价值为3500万英镑（相当于1982年的1100万英镑）。与安德烈·迈耶的对比甚至更明显。当迈耶于1979年身故时，他的遗产价值为8950万美元（合4000万英镑），虽然他的财富的真实程度——考虑到他晚年向家人的赠与——可能接近5亿美元（合2.26亿英镑）。他收藏的41幅画作经苏富比拍卖，获得收入为1640万美元。拉扎德在纽约的经营比沃伯格系在伦敦的经营更赚钱。美国总比英国有更大的交易可做，美国经济不像英国经济遭受滞胀打击那样严重。但真正的不同在于这两位杰出人物，一位还在世应是积累资本，另一位则不是。终其一生，西格蒙德·沃伯格有利润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
沃伯格曾评价自己，“在脆弱的心灵中仍有躁动”，也许永远都是这样。使内心焦虑得到宽慰的最好办法是与其他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最好和年青一辈中志趣相投的人交流，但也不一定。193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人是最多面的，也是生活和艺术中最有趣的对象。”他自己的银行给予他一种心理实验室的功能，他可以在其中研究他最喜欢的种类，并培养新的“选择性亲和”。沃伯格曾写道：“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一场持续的实验，最重要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学习、教导和研究工作。”的确，S·G·华宝公司有实验室的味道：比如，长时间的工作、细致入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当实验出错时，还要进行事后剖析。至于严格坚持“令人痛苦的自我评价”，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他母亲对他的训诫，“每晚睡前，我应该反思在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处理不当的地方，应当非常努力地向自己承认所有错误，并想出如何在今后吸取教训”。这个规矩要求自我批评，几乎到达自虐的地步，据沃伯格后来回忆：“如果我不能至少想出3个当天犯的错误，那我一定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更强化了他的观念，即，“避免无情的审讯只会鼓励自满，这是在犯罪”。所以，某些人发觉他很难共事就不足为奇了。沃伯格认同英国历史学家兼记者E·H·卡尔的观点，即，“改善人世间的事情完全取决于不满足的性格——好像斗士一般”。“矛盾的决定经常是正确的决定”，沃伯格满足于这样的真知灼见。他遇到的“异想天开”越多，就越想挑战大多数习惯于自满的人的传统非智慧。有意思的不是沃伯格因此树立了一些敌人，而是许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带着一份忠诚去这么做，这份忠诚近乎于爱——这种感情在金融行业里罕见。但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只有对外时和在表面上才是一个银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