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有很多角色，如果一个角色是实验型心理学家，把银行作为实验室，那么，另一个角色（用斯科利的话说）是“经验老到的演员兼演出经理”。这位普鲁士的教授也是金融城的亨利·欧文和劳伦斯·奥利维耶，其演技令人着迷，其戏剧张力惊人，从隐约忸怩的魅力[4]到残忍的暴脾气——他“一会儿是里尔王……一会儿又是理查三世”。连伊恩·弗雷泽也不得不承认，沃伯格在会议、午餐和晚宴上具有非凡的能力，“他对当代和古典文学阅读广泛，他对戏剧和舞台津津乐道，他对精美的装帧和家具知识渊博，这些都让来宾为之倾倒”。当兴起时，他“滑稽可笑，但又不会冒犯别人”。埃里克·罗尔回忆沃伯格如何“在极富戏剧性的时刻还能放松，他喜欢一项交易中他认为有娱乐性的元素，尤其当该交易极富竞争性时，用他的话说，他还喜欢交易中所能体验到的乐趣”：“人们永远来找他……他就像一块吸铁石，甚至对出租车而言也是：在最难打到车的时候，比如雨夜歌剧散场，一辆出租车就会出现。他一定有吸铁石般的特性，无论对人、对问题，以及对那些回避媒体的人，甚至对新闻。”但沃伯格内心却不喜欢交际。他讨厌聚会以及任何种类的人群。罗尔生动地描述沃伯格“在有重要人士参加的大型聚会上的样子（比如在唐宁街10号，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或在西门子银行业年会上，这些场合经常有人一吐为快），他安静地站在一个角落，显然陷入了沉思，而他周围的人群在聚集”。查尔斯·夏普回忆说，聚会上沃伯格要么是主人，要么“站在屋内最偏僻的角落……或靠近门口”。沃伯格说，聚会是“过多酒精”和“口腔体操”的混搭，这是一个极度无聊的组合。正如他告诉保罗·齐格勒的那样，他鄙视所有形式的“逃避主义……它让人原地踏步”。他最喜欢的社交场合是为退休的沃伯格系员工举行的所谓“重逢聚会”，聚会上他“激动并带着真诚的喜悦，亲吻退休的厨师……和退休的茶水女工的双颊”。
关于沃伯格，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博学之人：他不光对口说的语言、手写的文字敏感，更重要的是对印刷的文字敏感。人们必须通过他所做的，还有他所阅读的来判断和了解他。在他最好的朋友中包括伟大的法国书籍收藏家让·弗斯登堡，这并不是巧合。任何想过沃伯格图书馆规模和组成的人都不可能不被震撼——不是被第一版的数量，而是被书籍的前主人与书籍内容之间的密切程度。约3000册书籍带有沃伯格收藏用的书签，以及他用铅笔在封面上写的笔记，书签上有这样一句格言“思想进步就是朝简单前进”。藏书中一大部分是18和19世纪的英国文学，他移民后将自己置身其中，包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特洛勒普的帕利泽系列小说，等等。他还收藏了同时期法国和俄国作家的作品（巴尔扎克和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但沃伯格藏书的核心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启蒙时期、德意志帝国时期和魏玛时期的文学。特别有3位作家在他脑海里巍然耸立：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尼采、托马斯·曼。他永远崇敬席勒“巨大的戏剧天赋，以及开天辟地、热情澎湃的理想主义”。他15岁起开始拜读尼采，后者“将我所有早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丢进熔炉里”。《浮士德博士》是曼对德国灾难的伟大寓言，沃伯格读它的频率几乎赶上了读《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许多他最喜欢的警句（见下文），是从他最喜欢的书籍里抄下来的。（1967年的）一个典型例子受到乔治·桑的启发：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人类的欲望得以满足；一种是更表面的，包括英语中说的“高兴”或“快乐”，以及法语中说的“喜悦”；另一种是更深层次的，包含生存的强度——德语中说的“增加活着的感觉”，并涵盖痛苦和喜悦。没有什么比乔治·桑的文字更能准确把握灵魂中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了：“带我离开快乐制造的虚假和可耻的幻境。赋予我工作、疲劳、悲伤和热情。”
虽然19世纪是沃伯格的“初恋”，但他一生都保持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他出差时随身携带的书籍很少少于3本，从本·B·林赛法官和温赖特·埃文斯于1927年出版的《现代青年的反叛》，到希拉瑞·贝洛克于1934年出版的《奥列弗·克伦威尔》；从英奇牧师于1935年出版的《河谷》，到利顿伯爵于1936年出版的《安东尼》；从H·A·L·费希尔于1939年出版的《欧洲史》，到亚历克斯·卡普斯坦于1942年出版的《关于一位英雄的事》；从E·M·福斯特于1943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到赫尔曼·劳施宁于1948年出版的《发狂时代》；从奥尔德斯·赫胥黎于1952年出版的《鲁顿的魔鬼》，到戴维·塞西尔勋爵于1955出版的《墨尔本》；从阿尔贝·加缪于1958年版的《鼠疫》，到西蒙娜·冯·波伏娃于1959年出版的《忠实的女儿的回忆》。詹姆士·鲍德温、西里尔·康诺利、阿瑟·库斯勒、马克斯·弗里施、埃里克·弗罗姆、彼得·盖伊、井上靖、艾妮拉·佳费、尼科斯·卡赞札基、桑顿·怀尔德、卡尔·楚克迈尔——这些作者的书都曾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公文包里停留。
沃伯格积极主张文学是需要分享的，他经常把他最喜欢的书籍寄给友人。他也认为，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是公司新雇员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我们所见，当应聘者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喜欢读什么书时都很惊讶。乔舒亚·舍曼极不情愿地承认他在读曼和卡夫卡的作品，他担心这也许会让这位不讲情面的金融家对他产生偏见，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最佳答案。但沃伯格不满足于阅读和推荐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也与许多他最敬佩的在世的作家通信，特别是福斯特、弗罗姆、库斯勒，还有德国出版家塞缪尔·费希尔的女儿布丽奇特·B·费希尔。他认识赫尔曼·黑塞，遇见过H·G·威尔斯，资助过乔治·斯坦纳，经常与以赛亚·柏林共进午餐和晚宴。“柏林是一位杰出的谈话高手，请从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理解。”1949年，当他们在跨大西洋轮船上首次见面后，他写道：
遗憾的是，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巨大成功，作为法斯塔夫之流，或美国贵妇和各国愚蠢小人的弄臣，他允许自己被诋毁。即便如此，他的思维观察和口头形容能力仍非比寻常，我觉得我不可能理解他如何能一整天几乎不间断地谈话，同时还能精读书籍和报纸，并撰写科学专著。
然而，他们的关系在接下来的30年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79年，柏林致信沃伯格说：“我……不但对你的思想崇拜至极——谁又不是呢——而且对你的道德品质、勇气，以及现实感和洞悉感也相当钦佩——在所有这些方面你都能做自己——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向你表达这些，并对你的友谊，以及你对正直和文明的忠诚表示感谢——有几个银行家能获此评价？”但是，沃伯格最重要的文学关系——其实是友谊——还是和维也纳小说家兼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今天，后者最出名的作品也许是《象棋的故事》和《危险的怜悯》。沃伯格认识茨威格有20年，并认同他通过欧洲一体化实现和平的愿景，茨威格在巴西流亡期间，沃伯格定期与之书信往来，直到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虽然沃伯格欣赏以赛亚·柏林，但他对斯蒂芬·茨威格的评价更高。
不过，在所有沃伯格研究过的伟大思想家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能对他最有影响，虽然二人从未谋面。沃伯格曾自问：“有没有可能，用一种宗教填补我们时代的道德真空，这种宗教是基于审美和伦理的元素，但没有罪的情结？”这实际是弗洛伊德在《幻象之未来》提出的问题？1976年，沃伯格告诉乔治·斯坦纳：“人类从超越动物本源那一刻起，就从盲目的本能走向越来越有意识，从哑巴走向语言表达，我们内心自我毁灭的倾向变得越来越强，必须用更大的精力与之抗衡。”这明白无误地是弗洛伊德式的见解——虽然沃伯格会引用死亡本能作为人类事务的原动力，而非色情本能，这符合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分析是沃伯格一生的嗜好，虽然他谴责专业分析师们的某种倾向，他们把所有道德的失败都看做早前创伤情有可原的结果。
一生沉浸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文学中不可能使人成为乐天派。沃伯格曾承认：“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倾向于悲观主义，尤其自1930年以后。我对我各种行为的态度继续以某种假设为基础——极少有例外——那就是，事情不会按照计划发展，不利或不合理的结果比有利或合理的结果更有可能……在不太有意识的层面，某种非理性的希望伴随着这种假设，即事情发展的结果也许不像我理性思考预期的那样糟糕。”但沃伯格的悲观情绪不是一种为避免失望产生的文化绝望的反映。他在1942年写道，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悲观主义者进入自己的世界”：“其他人从正常的自信到负罪式的自满，他们受到动摇，变得阴郁和沮丧。我们习惯性地害怕，现在就更害怕了，但相比现在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时候的自己，我们反而更乐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倒下，因此也没有受伤。”沃伯格的假设一直是西方文明注定将被席卷。但是多年后，他告诉乔治·斯坦纳：
许多理想主义的价值从过去到现在仍是我信仰的基础，我从未因推翻这些价值而失望得落泪，或因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而是将其作为一项挑战，在我心系的前进方向上去争取、去坚持。我所提到的理想主义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一生中都不曾改变。在我整个成人阶段，现代野蛮主义不断壮大，它的入侵从未把我吓倒，从未使我绝望，它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让我坚持那些在我看来是相反的目的，并依然去做，即使这意味着现在无法经常实现这些价值，要知道这些价值只有在某些充满完全理智和狂热信仰世界会更美好的小岛上才能实现。
鉴于沃伯格的文学修养，他也许被认为不只会写商业信函和备忘录。20世纪20年代，他的确试图写一本书，但手稿未能被保留下来。然而，他一直抵制自己写回忆录的建议，担心被指责是“自我宣传”。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本自传的写作应侧重于哪一边，这是一个两难的情形：
我认为，他人代笔写的自传，不是历史人物本人（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写的自传，会遇到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要么自传是诚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自传必须包含重要的细节，以实现对人物的全面介绍，但这种自传总体上缺乏重要性；要么自传专注于几个点，这些点对一群人来说很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自传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其性质是片面的。
相反，他提出撰写两篇“短论”，一篇叫《成人教育》，是有关“生命冲动作为成人教育一个基本部分的培养”；另一篇叫《昂贵的教训》，是形容“痛苦、悲伤和苦难”的章节，他从这些经历中学到有恒久价值的知识。但两篇论述都没有问世。1976年，哲学家兼观念史学家乔治·斯坦纳在白朗尼多次对沃伯格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前者显然旨在为二人共同署名的回忆录打基础，但这个方案也以失败告终。（虽然斯坦纳是银行家的儿子，但他坦言，自己不可能成为回忆录代笔的选择，当《机构投资者》的一名记者采访沃伯格，双方的谈话几乎同样坦率时，斯坦纳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探索者的选集》是最后一次文学尝试，但它也难产了。沃伯格计划把他自20世纪40年代想出的或誊写的众多警句和摘要汇总，他在1972年把它们按主题分类。沃伯格去世后，在他遗孀的建议下，乔舒亚·舍曼完成了对这些警句的编辑，但这份材料还是未能被出版。
毫无疑问，这份最后的文学遗赠肯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它是一串未被出版但被部分编辑过的智慧“珍珠”，几乎所有格言的作者都不详。从这些文字中，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伟大思想被剥离出来。这个人是看不见的，他的生命和爱也被抹去了，只有他的警句和思想犹存。以下选登的是最有启示意义的几句：
生命冲动的真正目的是使人的各种可能性得到尽可能最高的发展。（1959年5月）
与另一个人相爱、与生命相爱，把这两种爱结合成一种伟大的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大赠与。（1963年1月）
人的力量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达到最大程度，一种是在热情中，另一种是在苦难中。（1965年1月）
诚实地面对自己比诚实地面对他人更重要。（1965年5月）
自我，这个神秘的概念、人类假想的动力，从物质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明确的统一体，但从心理意义上说，它是许多不同和对立元素的混合体。（1965年7月）
一个人接受挑战并尽全力去战胜挑战，虽然最终屈服，但这样的人是生活中真正的胜利者。（1966年4月）
一个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另外一个人或一项伟大事业的人，应把预期得到更多的苦难而不是幸福作为回报。但他应该感激这种苦难，因为它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完善。（1967年9月）
不要为过去的事情后悔或不要惹是生非被认为是良好的习惯。但事实上，为发生的事情后悔和将某事追查到底都极富教育意义。（1968年10月）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信仰广泛让位于怀疑主义和愤世嫉俗时，少数坚信高尚价值、超越物质生存的人，不但有很大的责任强化他们的信仰，而且有责任使他们信仰的火炬生生不息，并带着决心和热情大声说出他们的信仰——圣火在燃烧。（1968年10月）
当我们倾听其他人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的和他们没有说的同样重视。（1969年2月）
每当你采取重要或者不重要的一步时——无论你用多少能量——你都应该考虑有多种备选方案，并且已为此作好准备。（1972年3月）
工作比最好的假期或最好的游戏更引人入胜，更使人快乐。（1972年7月）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惧是“首席顾问”，而且永远是一个糟糕的“顾问”。（1977年7月）
我们应该成为不带幻觉的理想主义者。（1978年11月）
人类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把容忍与区别结合。容忍可以如此轻易地忽视区别的必要，而区别经常导致无法容忍。不加区别的容忍将产生危险的标准缺失和轻度的纵容。不加容忍的区别会导致狂热和不公正的情况出现。我们应当既容忍又区别：这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未标明日期）
相信这种建立在阅读伟大书籍、聆听伟大音乐作品、人类在善良和理解方面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之上的超越——我无法想象那些书籍、那些音乐作品、那些人类成就中的精神会丢失，即使那些书籍全部被销毁，那些乐谱全部消失，那些关于人类成就的个人记忆不复存在。（未标明日期）
影响力比权力更重要，这不仅适用于国家，而且适用于个人。（未标明日期）
自由不是简单地被允许做想做的事，它体现在坚强的意志上。（未标明日期）
最伟大的冒险是思考。（未标明日期）
很难想象有比这些脱离上下文的附言更能表达人类灭绝这个主题了，虽然这些附言比任何之前出版的研究都更多地展现了沃伯格的性格。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确在很多方面是无根的四海主义者化身。“我把世界许多地方当做‘家’和‘住宅’，换句话说，我是一个跨国者。”他在1976年说道，“我知道，这个词现在被许多人所鄙视，但我不害臊地承认，甚至强调我就是一个跨国者。”但是，保罗·齐格勒也许更接近真相，在一封写给沃伯格儿子的信中，他形容沃伯格是一类流浪的德国人。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格言是来自中欧的格言：它们的作者不仅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而且还有维也纳格言大师卡尔·克劳斯。正如保罗·齐格勒恰当表示的那样，沃伯格是19世纪的德国人，但却被困在20世纪的英格兰，他不得不把他的公司当做他的家：
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很糟糕……我确信你的父亲一生都有深深的痛楚……在那非常成功和高效的智慧和意志背后，是一种极深的浪漫主义和朴素的情怀，它们需要在某处扎根，但却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它们在极度虚伪的世界里“挨饿”，但又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表演”，所以只能悬在空中……你的父亲需要温暖，虽然他有无数朋友，但我认为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至少自他离开德国后——出于这个原因，以及过于苛刻和特殊的标准，他在表面之下是一个过于复杂、害羞，并且容易受伤的人。
这段对西格蒙德·沃伯格个性最具洞察力的评述，出自一位真正的苦行者也许就很恰当了。他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曾经做过银行家，但后来成为一名本笃会的僧侣。
[1]不可能核实沃伯格向慈善事业捐助了多少钱，但数额是巨大的。正如他在1980年给堂姐罗拉·哈恩–沃伯格的信里写得那样：“我的两个挚友——我不断向他们咨询我捐助慈善的事宜——自从去年起就告诉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为慈善目的已投入过多的资金。在当前的环境下，新的未曾料到的紧急情况很快就可能需要处理，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是疯狂的行为。至于我近期的某些捐赠，例如，我不久前安排支付魏茨曼研究院超过10万英镑”——以今天的价值计算，约合50万英镑。
[2]前者包括“一间大客厅和餐厅、一间书房、3间带浴室的卧房（一间里有两张床，另两间里各有一张大单人床）、三间佣人房和一间能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后者根据沃伯格本人的指示设计，他要求“是一座适度舒适的住宅，不应该华而不实，风格应该简约、平衡、有品味”。虽然准备“对首层的房间……楼梯（包括栏杆）……以及住宅外立的审美方面几乎在财务上达到奢侈的地步，但他反对……在浴室和可能的电梯上花费不必要的开支”。他写道，“如果浴室能达到一般瑞士资产阶级家庭的标准，那我将完全满足。”
[3]在水银证券成立的前7年里，股东们的投资价值增加了大约20倍，收益率达145%，但相比大多数英国的股票，水银政券在20世纪70年代股价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据伊恩·弗雷泽计算，1968年他收到62505股高级经理股票期权，这部分期权并未让他赚多少钱。他每股支付了12先令10便士购买，1972年他以每股36先令11便士的平均价卖出。如果他保留这些期权至1994年，它们的价值只增加了6倍，但还是不能赶上英镑贬值的速度。
[4]沃伯格自己不止一次提到，“最成熟的男人应当兼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但强调男性的特征”。关于他和他男性门徒的关系，小说《威尼斯之死》中大体上有模糊的暗示。
沃伯格公司的消失
沃伯格这位永远的悲观主义者感知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在他去世前的5年内，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告诉彼得·斯托蒙思·达林：
沃伯格系将打破沃伯格最珍视的规则。他说，我们将在上市公司水银证券的名称中加入沃伯格的名字；我们将制作光彩鲜艳的年报，代替我们传统上使用的普通白色年报（他其实用的是“有光泽”这个字眼）；我们将在宣传手册中加入公司成员的照片，就像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那样；我们将做广告；我们将过度增长，并雇用过多的人员；最糟糕的是，我们将成为金融城权贵阶层的一部分，并继承它的自满。
这或多或少就是实际发生的。脱离银行创立者的束缚，只有亨利·格伦菲尔德作为“叔叔们”活跃的代表，S·G·华宝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走上了迅速扩张之路。他们的目标是和华尔街大型投行展开全方位竞争。沃伯格系将从“商人银行”转向真正的投资银行。这是一则在别处也讲过的故事，超出了本传记的范围。但这个故事必须要简短地提一下，只是因为它说明了西格蒙德·沃伯格卓越的预见力。
在1986年“金融大改革”之前，S·G·华宝公司就开始激进扩张。1984年，公司从格雷沙姆街搬到更大、更现代的威廉国王街33号。几乎在取消金融城对银行、股票经纪、证券批销经纪的传统区分后，沃伯格系立即收购了股票经纪公司罗和皮特曼、证券批销经纪公司阿克罗伊德和史密斯，并在英格兰银行的建议下，收购了政府的经纪商马伦斯公司。沃伯格系再次搬家至芬斯伯里大道，以容纳新员工。至于这些投资是否明智仍有待讨论[1]。但是，扩张的目标肯定实现了。1984年，沃伯格系的股本超过了摩根士丹利的股本，距离高盛的股本也不远，后两家公司显然是沃伯格系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公司的利润领先于伦敦的同行。到1993年，公司的市值达20亿英镑，而1957年，其市值只有100万英镑。公司全球雇员的总数从1990年3月的4900人增至1993年的6500人，而1985年该数字是3250人。公司投行业务的办公室分布在31个地点，它在英国本土金融界是无可争议的冠军。其企业融资部有560个公司和政府客户，该部被公认为欧洲第一。公司的国际股票发行业务全球排名第6，在欧洲股票经纪业务排行榜中蝉联第一。沃伯格系在金融界里有最大的研究部之一，250名的分析师数量无人能及。但公司的传统文化似乎完好无损。1992年，西格蒙德·沃伯格去世后10年，一名记者发表文章，把该行的办公室比做“中南海，它是北京一处神秘的领地，中国领导层在那里运筹帷幄”。这名记者带着恰当的崇拜指出：“沃伯格系的业绩很少能挑出漏洞，沃伯格系时常在所有业务的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但这种迅猛扩张的结果证明是昙花一现。为支撑利润，水银证券越来越依靠水银资产管理公司，后者于1987年上市，水银证券占其75%的股份。一则粗俗的宣传广告并不能掩盖问题，如果西格蒙德·沃伯格在世，肯定会强烈反对这种广告的（广告内容是，“在您去哥特堡、圣彼得堡或萨尔斯堡购物前，请一定惠顾沃伯格系”；“我们唯一不会合并的就是和背景融合”）。1992~1993年，公司费用上升了近1/3；1993~1994年，费用继续上升了同样比例。公司仍旧在不断壮大。1994年2月，新任首席执行官西蒙·凯恩斯（凯恩斯伯爵第6代）决定拓展公司的债券业务，但一切已晚。1994年夏，凯恩斯试图与摩根士丹利谈判合并事宜。那将是“未来的投资银行”，是金融史上两个最显赫名字跨大西洋的融合：即，摩根和沃伯格。但在交易达成前，因公司投行业务收入下滑，迫使凯恩斯于10月3日发布利润预警。更糟糕的是，双方谈判被公之于众。双方就水银资产管理公司的估值进行拉锯战之后，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突然退出谈判。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随着利润和股价一块下跌，沃伯格系在股权资本市场团队的指挥下匆忙寻找出路，但该团队向摩根·格伦弗尔倒戈。接着，凯恩斯也辞职。几乎顷刻间，沃伯格系宣布将退出欧洲债券市场——这个由西格蒙德·沃伯格亲手打造的市场。
1995年4月，在“流氓交易员”搞垮老牌公司巴林银行后两个月，瑞士银行公司以8.6亿英镑——事实上是投行业务净资产价值外加8%的溢价——收购了S·G·华宝公司，用一名前沃伯格系雇员的话说，是“吝啬的价格”（S·G·华宝在水银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未包括在内，这部分股份被分配给水银资产管理公司的其他股东）。那些负责这项交易的人松了一口气，收购方不是摩根士丹利或者国民西敏寺银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家瑞士银行收购而不是被一家华尔街银行，或一家更糟的英国清算银行收购，似乎没那么丢脸。斯科利自信地声称，瑞士银行公司与沃伯格系的契合“就像劳斯莱斯车门被关上时发出的那一声响”，尽管他不时会忘记这个著名汽车公司的经营困难。但也许与摩根士丹利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合并，从长期来看对沃伯格这个品牌会更有利。通过更近距离的观察，“瑞士银行的交易员穿着高级的卡其裤和100英镑一件的衬衫”，相比国民西敏寺的经理们穿“偷窥狂式的防水雨衣”，也只稍微让人更能忍受一些。有一段时间，该投行以“瑞士银行沃伯格”的名字经营，在收购狄龙里德后，改名为“瑞士银行沃伯格狄龙里德”。几年后，当首席执行官马赛尔·奥斯佩尔将瑞士银行与更大的瑞士联合银行合并时，沃伯格系随即成为一家更大的瑞士巨头的一部分，公司名称被再度改为“沃伯格狄龙里德”，最终为“瑞士联合银行沃伯格”。但在2002年11月，作为公司重塑品牌计划的一部分，瑞士联合银行决定摘掉“沃伯格”和另一个近期被收购的公司“佩恩韦伯”的名字。讽刺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曾经责难他不够有天赋的亲戚们，但沃伯格这个名字在汉堡和纽约存续的时间更长。他在伦敦创立的公司除了记忆，现在一切皆不存在。1997年，美林以31亿英镑收购水银资产管理公司后不久，“水银”这个名字也消失了，这样的金额一定会令沃伯格吃惊的。
是什么导致S·G·华宝公司的失败？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在“金融大改革”之后，大型外资银行入侵伦敦的“一平方英里”，没有一家英国投行能指望与外资银行庞大的资源匹敌。1990~2000年，摩根·格伦弗尔、巴林、克兰沃特本森、史密斯新宫、国民西敏寺市场、巴克莱德佐特韦德，以及施罗德，均因外国买家收购而失去独立。只有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一间家族控制的精品投行延续至今。约翰·杰伊将这种现象生动的形容为“噩运圈”，英国银行的薪酬待遇赶不上外资银行，这引发人才流失，进而导致被收购。但沃伯格系总能与全球大型银行一争高下。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亨利·格伦菲尔德责怪凯恩斯，并告诉凯恩斯是他“在一年时间里毁掉了（西格蒙德·沃伯格和他）用超过6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基业”——虽然作为“叔叔们”中的最后一员，格伦菲尔德在未来4年继续坚持工作，事实上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享年95岁。伊恩·弗雷泽把问题归咎于“傲慢”和“献身精神不足”，而这不只局限在凯恩斯一人身上。《经济学人》也有类似的观点：
沃伯格系的失败不在于它的愿景，而在于它的执行能力。它试图在美国单独行动，并从零开始。当这项战略失败时，它在寻找如摩根士丹利这样有钱的合作伙伴上等得过久……这家英国高级投行那时迫于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将合并谈判过早的公布……合并随后流产……当凯恩斯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时，戴维·斯科利爵士成为董事长……一定为傲慢感到后悔，因为是傲慢导致沃伯格系认为即使利润下跌，自己依然能够存活。
一位美国人的裁定是：沃伯格系“已彻底变成了英国和金融城的权贵阶层”，结果是“一个态度问题，一种安逸和自满的心态，它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对于像迈克尔·瓦伦丁这样的元老，沃伯格系独有的道德观被额外增加的员工“淹没了”，他们是被招进的股票经纪和证券批销经纪。但是，由于该银行管理层绝大多数是像瓦伦丁这样的企业金融家，戴维·弗洛伊德感到，他们“在处理证券市场成比例的风险时，未能适应这场革命”。
可以说，许多机会是被错过了，比如，1986年公司决定不收购美国小型投行沃特海姆——这又是一次为在纽约站住脚的失败努力（虽然施罗德后来通过争取，成功收购沃特海姆）。1994年，公司扩大固定收益业务，这是向黑暗跃进，正如凯恩斯向弗洛伊德坦言的那样，公司的资本基础（1990年资金为7.2亿英镑）根本无法支撑这一跳。显然，公司在成本方面失控，而且沃伯格多年来极力主张的“员工所有制心态”也逐渐减弱。为长期客户定制交易这种老式企业融资模式已过时，但老一辈“极不情愿地允许建立这样的团队，他们与客户打交道是以业务量为基础的”。《经济学人》挖苦地写道，后期，沃伯格系显示出“一种单一的能力，也就是它能为任何人赚钱，就是不能为自己的员工赚钱……（这）也许是……为什么它被如此深情地怀念”。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不能再为它的客户赚足够的钱了。
然而，关于S·G·华宝为什么会消失这个问题，彼得·斯托蒙思·达林给出的答案最简单。他写道，“那些掌舵的人干脆忘记遵守西格蒙德制定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但最重要的是，西格蒙德试图抵制成功之后的自满，他感到，自满会经常导致他所称的‘扩张兴奋’。”
当我们回顾21世纪第一个10年时，世界范围内出现“扩张兴奋”，这个时代西方大型银行极力主张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它们是最鲁莽的冒险者——它们使这个时代以自“大萧条”后最大的金融危机收场——金融界有更多的人曾仿效过那些相同的惯常做法，不希望他们那么做都很难。重要的是，从“处理证券市场成比例风险”——大量举债，并以尽可能最高的频率交易——赚钱的胃口，取代了沃伯格对金融关系中心理因素的积极关注，我们为此一定会后悔。正如乔治·斯坦纳恰当评价的那样，把“一种特殊的气节带入顶级金融的生命”是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使命。如果这本对现代金融史有小小贡献的传记要提出一份不容挑战的声明的话，那就是，沃伯格的生命和时代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沃伯格系以4100万英镑现金购买阿克罗伊德和史密斯29.9%的股份；以相当于价值4250万英镑水银证券的股份收购罗和皮特曼；以价值860万英镑水银证券的股份收购马伦斯。基于这3家公司最近的利润，上述估值较为慷慨。事实上，水银证券原有股东100%的持股在完成收购后降至59%。但新公司增加的净资产价值（从1.7亿英镑增至2.36亿英镑）不能解释股份被稀释的合理性。
附言
当听说投资银行S·G·华宝公司使用一种非传统的手法遴选初级职员时，该机构的客户都有些不安。表面上，年轻的绅士们被要求用钢笔和墨水在结实的纸张上写下500个字，然后，这份材料会被送到西格蒙德·沃伯格在瑞士的那位上岁数的女笔相师手中。如果这位女“祭司”不认可他们的笔迹，无论学术成绩多么优秀，或在财务上再精明，也帮不了这些有抱负的年轻人。
|《侦探》杂志1970年7月|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元化个性的所有侧面中，他对笔迹学的信仰——对字迹的分析——给我带来最大的难题。从一开始，我觉得能从一个人的字迹样本推断出这个人性格中任何重大的心理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文件中提供的证据，以及从许多其他来源的证据显示，S·G·华宝公司有关人士的大多数主要决定，都是部分建立在笔迹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一名参加招聘的候选人将首先经历面试，他的资历将受到审查。西格蒙德·沃伯格坚信自己作为性格评判员的能力，他这种信仰也不是没有依据，未通过这最重要一关的人不能继续前进。然而，沃伯格还坚持把字迹样本寄给专业的笔相师进行独立分析，多年来都是请苏黎世的笔相师兼心理学家西奥多拉·德赖弗斯。作为一条常规，笔相师接到的唯一信息包括写字者的年龄、性别和国籍。如果笔相师的裁决非常消极，这位候选人就很难受雇于沃伯格系，虽然不是不可能。然而，一个积极的裁决也很有可能被忽视，如果其他因素对这名候选人不利[1]。当我开始做我的研究时，我以为找笔相师类似于找占星师咨询，那时，我这个观点得到《侦探》杂志的认同。我惊奇地发现，其他一些欧洲公司仍沿用此种做法。我甚至更惊讶地发现，在我采访的前沃伯格系董事中，没有一个人认同我的怀疑态度。我开始想，我是否在写一家银行的历史，还是在写一个邪教的历史。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文件中，有大约200份笔相报告被留存下来，这些材料读起来很有趣，特别是沃伯格喜欢请人对一些他曾打过交道的著名政治人物和商人的笔迹进行分析。西奥多拉·德赖弗斯对知名公众人物——以年轻的奈杰尔·劳森最出名，他后来成为英国财政大臣——性格的分析，首次读来都是惊人的准确。不过，经过进一步观察，她的方法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沃伯格也相信后者，通过像赫伯特·宾斯万格这些对笔迹学感兴趣的精神治疗医师的努力，两者的确产生关联。
德赖弗斯掌握了某种像公式一样的东西，它的结论声称，聪明的人会掩盖各种各样的弱点。她很少写绝对否定的报告——虽然，她至少在一个案例中用过“精神病夸大狂”这个词——这使得沃伯格可以从她的评价中提取他想要的东西。她的认定几乎不可能造假，因为它们是有关潜意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可能在未来出现，也有可能不出现。只有偶然情况，她的判断显然有误。比如，“泰尼”·罗兰德证明一点都不像她所说的“在做生意时非常小心谨慎”。吉姆·斯莱特是另一个被西奥多拉看走眼的人（“有关写字者的正直和可靠性，说不出任何有约束力的东西”）——虽然这次经历说服斯莱特在斯莱特沃克雇用一名笔相师。
无论如何，从他们通信的亲密口吻判断，西格蒙德·沃伯格与西奥多拉·德赖弗斯的关系既有浪漫的成分，又有科学的因素，这确实是可能的。他在苏黎世建立欧洲笔相科学和应用基金会，显然主要是为她提供一个体制基础。德赖弗斯甚至是他搬到瑞士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理由之一。沃伯格也没有隐藏他和她的关系，甚至提出他和伊娃与西奥多拉和她丈夫利奥波德四人同去度假。沃伯格真心地相信（正如他在这个苏黎世机构1963年开幕时写道），笔迹学有潜力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
我意识到许多人仍认为笔相师是骗子和古怪之人。事实上，笔相师开创了心理学知识的新领域。很多科学开始时都是神话。对星星的认知始于占星术，并逐渐演变成精确的天文学科学。今天，没有人会说天文学家是骗子。最终，我确信，笔迹学将受到欢迎，并得到认可——可以登上汇集渊博知识的殿堂。
但沃伯格与德赖弗斯的关系使这个想法变得不太可能，而不是更有可能。正像他自己尝试向英国笔相师琼·坎布里奇——沃伯格在财务上支持她开的科学笔相师公司——学习笔迹学那样，他开始在带有字迹样本的文件首页向德赖弗斯提供有关他自己评判的示意，这自然对她后来出具报告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有时候，他亲自进行字迹分析，比如爱德华·希思（见第10章）和肯尼斯·希思。很快，他就习惯性地告诉德赖弗斯为什么他对这个人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是以强势的态度纠正了她的看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如此依赖她的观点，以至于他安排彼得·斯托蒙思·达林去苏黎世见她，以便让她可以观察字迹背后的这个人，那时他怀疑达林在心理上已经“恶化”。有时，沃伯格会每天写信或打电话给她，不停地寄给她字迹样本，无休止地询问她对每个人的意见，从刚来格雷沙姆街的实习生，到首相的妻子。至少有两次，他甚至请她分析自己的儿子（见第9章和第12章）。
1972年，戴维·斯科利扭转局面，他请一位笔相师分析沃伯格本人的笔迹。带着性格中固有的放肆，他在沃伯格70岁的寿宴上将这份报告作为发言的一部分大声读出：
你有极大的权威和能力，你的判断力是基于直觉和可靠感。不守时、邋遢和浅薄使你发怒。在你的词汇中，“胡乱开玩笑”是最不受欢迎的词。你节奏掌握得完美，这使你成为一名优秀的谈判专家。
你的字迹很独特，你不是那种有伟大愿景、想象力、效率、彻底性和坚韧性格的人，而是那种有罕见性格的伟人——你完全没有妒忌，你对其他人的表现、标准以及成就持欣赏的态度。看到你教育的成果，比看到你自己的成功更令你感到自豪。
这并不是科学，而是熟练的谄媚。沃伯格没有假装笔迹学是无懈可击的，这倒可以还他公道。他向乔治·斯坦纳承认：“异常情况出现时，可能有10%~20%的个案，我的判断与笔相师的分析不一致。不过，笔相分析与我的直觉对立还是极为罕见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位有良心的笔相师非常害怕出具一份否定的分析，因为它也许能毁了一个人，因此笔相师极为谨慎，避免出具措辞严厉的分析。”
在写这篇附言之前，我询问了是否能看到对我笔迹的分析，作自己的笔迹分析是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受托人同意授权我撰写他的传记之前。鉴定如此准确——不只是讨论我的主要缺点——它打消了我的怀疑。我“缺乏实际的、亲历亲为的机智”，这太对了。我的确“在思想、书籍和艺术创作中找到慰藉，这不会使我置身在竞争性的努力中，或处于感情比我更坚强的人当中”。这位笔相师总结道，“显然，他脆弱和容易受伤的感情架构还有未解决的冲突和情感包袱，这些都重压着他（日后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他又不能面对或解决这些冲突和包袱……他的脑力工作提供了一种目的感和目标感，允许他升华、整合，并找到一处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份措辞严厉的分析会怎么写，我不寒而栗。）这些评语也许同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此看重笔迹学，为什么有可能让我——正是因为我如此清晰的性格缺陷——来写他多姿多彩的人生。
然而，笔迹学没有像沃伯格所希望的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认可。事实上，就像优生学一样，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备受尊崇，那时的作家像阿贝·麦肯、朱尔斯·克雷皮约–雅米、艾尔弗雷德·比奈和路德维格·克拉吉斯，都将它作为一项“未来的科学”极力推广。但是，“书写分析”和“完整笔迹学”之间在战后的分歧，像同时期弗洛伊德学派内的纷争一样，都是没落的先兆。今天，笔迹学是过去的一项伪科学。全世界只有4所大学颁发笔迹学学位，它们分别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美国唯一一所颁发该学位的机构是位于新泽西州罗迪的佛里森学院，该机构于2000年停止颁证。原因很清楚。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验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套用英国心理学会的话说，笔迹学作为测评才能或个性的方法“无效”。在美国，法律还反对使用笔迹学[2]。我无意冒犯本书的主人公，但我因此提议不使用笔迹学来鉴定我的学生，比我职位更低的同事，或者我自己。
[1]1965年，尽管德赖弗斯出具赞美的鉴定，但在彼得·斯皮拉的坚持下，约翰·古德温几乎被拒之门外，因为后者与乔·海曼有关系，海曼作为沃伯格系的客户，给公司带来很多麻烦。最后，斯皮拉的决定被沃伯格推翻，沃伯格召见古德温对他进行面试，并痛快地给了他一份工作。
[2]水银资产管理公司被美林收购后，连沃伯格的忠实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放弃使用笔迹分析，因为美林的律师认定，如果笔迹分析的内容被与公司有争端的员工以《信息自由法案》为由取得，其内容将可能被解释为带有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