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禁欲主义、完美主义和自我批评，他母亲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植入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脑海里：即，对社会上势利行为的反感。她常告诉他，她发现不属于某个阶层的人比那个阶层里的人要更好，当她遇到势利的举止时，她的反应是愤怒：“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成年男女会在像势利这样愚蠢、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西格蒙德终生保持这种态度，他唯一倾向的势利是对知识的势利。但这种对社会势利的厌恶，对他和沃伯格家族其他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母亲让他深信，势利是他们最不值得表扬的特点。1976年，他在接受乔治·斯坦纳采访时说：“我母亲从来没把名字看得很重要，甚至认为叫沃伯格的亲戚们是愚蠢、自负的人。当我第一次接触汉堡人时，我因他们对名字如此欣赏感到很吃惊。母亲总强调，一个人应该凭他所做的事受到尊重，而不是凭他的名字。母亲是一个最不势利的人，她藐视、厌恶那种人。”在他定期与汉堡的亲戚联系前、在他见到美国的堂兄弟前，西格蒙德母亲的教导，使他对他们存有怀疑。多年之后，就这个话题他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另一个强势犹太家族的产物——透露道：
我，成长在一个家庭氛围很紧密的环境中，并且逐渐意识到，令人向往的关系是歌德所说的：“与血缘关系对立的后天选择的关系”。这当然不排除后天选择的关系可能碰巧就是血缘关系，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罕见。
尽管他和沃伯格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定期互访，但与自己家族的人相处，西格蒙德从未感到完全放松。
母亲的教诲在学校里得到了加强。也许有关西格蒙德的正规教育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强烈的新教色彩。在罗伊特林根念完人文中学后，他作为“客座学生”又在乌拉赫研讨班上了两年，事实是他在那里获得了德国离校证书。回过头看，西格蒙德把他在那里所接触的“南德清教主义”看做对他的进一步鼓励，“无论个人在社会上从事什么职业，都应为社会服务，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并视）人生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为劣等品质”。他回忆，他的老师们认同他母亲的观点，“任何形式的玩乐都是浪费时间，集中精力完善自我才是人生第一要务”：
如此的自我完善意味着继续推进发展个人才华，吸收各个领域更多的知识，这些领域可能会对社会有用，并为提升专业水准作准备。熟悉人生中的各种艺术形式——音乐可能比所有其他艺术更有价值——不是排他的，但被认为绝对排在增加个人智力效率和视野之后。
他的学术表现是一流的，尤其在古文和历史方面，虽然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读浪漫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诗篇、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施瓦本抒情诗人爱德华·莫里克。如果他在那里交到朋友，友谊也不会长久，虽然有一点也许值得提及，那就是几乎可以肯定，西格蒙德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学会当地口音的，当他说德语时，他总是带有的轻微施瓦本口音。
那时，西格蒙德的成长经历是朴素的，爱是以鼓励克己的形式体现，教育是为完成艰苦的任务作准备。只有当他那些更世俗的亲戚偶尔来访时，更多亮丽的色彩才会使眼前的画面鲜活。是他大姑父马克·罗森堡——一位艺术史学家和享乐主义者——向这位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介绍了“一个新世界，向我介绍了人生中审美的价值，在此之前我只是被道德的价值包围”。可能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格蒙德发现弗里德里希·尼采，后者是19世纪晚期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尼采“以犹太理想主义、歌德和浪漫主义为基础，将我早年所有的宗教和道德思想丢进熔炉里”。“也许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了吧？”他发现自己第一次在生命中思忖。但是，政治事件即将证实，完全可以有别的思想。
[1]从血缘上讲，西格蒙德不是马克斯·沃伯格的侄子，而是他相隔一代的亲堂弟。不过，他经常称他为“马克斯叔叔”，为了清楚起见，作者自始至终用了这个称呼。
[2]乔治斯在1921年身患中风，病情在1922年5月严重恶化，并于次年10月病逝。
[3]它出自歌德1777年写的歌剧《丽拉》。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的父亲经常引用该诗句，他们是慕尼黑大学“白玫瑰”学生团体的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团体印制并散发反纳粹传单。汉斯将此诗句刻在他监狱牢房的墙壁上，不久后他被处决。
发烧的爱国主义
作为德国一个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孩，像赛巴斯提安·哈夫纳写的那样，他立即被所有抗衡中最大的一次所耗尽并排除在外，然后又被它完全不可预测的结果击得粉碎。西格蒙德·沃伯格比这位柏林人年长5岁，但仍不到参军的年龄。像哈夫纳一样，他作为旁观者体验了这场战争，他“贪婪地阅读有关战争的消息……带着得意和担忧跟踪战事的发展”。像许多德军被困在本国战线内一样，他慢慢才意识到他的国家不仅可能是错误的一方，而且还可能被打败。
从某种程度上，今天回头看，这似乎对我几乎是疯狂的（他后来回忆），我们以为德国的事业是值得赢的事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敌人那边甚至可能有一丁点的正义。那时，我主要的担心是，我年仅12岁，没机会参军、为国家打仗。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在“祖国的祭坛”上献出我的生命更好的了。
简而言之，他对他的国家的爱是“盲目的”。他“确信德方是正确的”。“我在学校插上德国国旗，和同学们一样，认为鲁登道夫（将军）和冯·兴登堡（陆军元帅）太棒了。”家族年长的成员，包括他父亲和他的叔叔艾比·M，则没有那么确定。部分原因是战争直接影响了家族和家族企业。1914年8月3日，弗里茨·沃伯格的嫂子从伦敦来汉堡探亲，但由于英国宣战，不得不乘下一班轮船回去。沃伯格家族与他们在英国的亲戚中断联系超过4年之久，就像他们从1917年春天与美国的亲戚中断联系一样。保罗·沃伯格在1917年5月写道：“我两个兄弟还在德国……现在自然是尽全力报效他们的国家，就如同我报效我的国家一样……就像美国内战时，兄弟必须打兄弟，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军人的职责。”另外，战争使汉堡的经济跌入谷底。单单与英国的贸易就占汉堡对外贸易的1/4，由于北海被封锁，双边贸易终止。商船遭受严重打击，外国投资消失，战争合同相对很少选择汉堡。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早在1912年就担心战争的可能——尽他所能，为德国的战争努力作融资上的贡献，尤其为从瑞典进口重要战略物资进行贷款谈判。不过，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银行倚赖帝国的程度是危险的。“万一德国战败，”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说：“万一德国帝国银行无法履行对我们的义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媒体登出“讣告”：“M·M·沃伯格公司在履约方面暂停支付。”
马克斯·沃伯格不能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资产阶级德国的“发烧”的爱国主义。举例而言，他在1916年期间，一再主张假设德国在东线胜利，应在拉脱维亚和库尔兰所在的波罗的海领地建立德国殖民地。直到1918年5月，他还在预见，向另一方征收高达10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由于海上封锁，德国经济处于不利局面，这使他对德国战胜西方强敌感到更加不确定。关于德国取胜的可能性有越来越多的悲观情绪，这解释了马克斯参与为德国赢得新盟友（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的努力，以及他主张与英格兰单独讲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反对解除潜艇作战的禁令，这在汉堡商界是独一无二的。该禁令阻止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理由是，无论袭击给英国的食物供给造成多大影响，与美国交恶的风险都太过严重。他在1917年1月写道：“如果我们与美国交战，我们将面对一个在道德、金融和经济上如此强大的敌人，我们的未来将没有希望，我坚信是这样的。”然而，潜艇作战的禁令被再次解除，仅仅两个月后，美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安心起见，俄国垮台以及在东线的军事胜利，给那些反对谈判的人新的动力。事实上，1918年3月公布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挫败了马克斯（受政府委任）试图与美国大使在荷兰举行秘密会谈，商讨比利时战后地位的努力。但是，马克斯·沃伯格认为这个在东线的胜利将被证明是虚幻的。他谴责与俄国媾和是“路人皆知的吞并，并且以提供民族自决权做幌子太过明显”，他逐渐倾向支持停战的作家，比如马丁·厚勃姆和沃尔瑟·舒金。
马克斯在巴德乌拉赫的侄子也许会受到他的影响。西格蒙德·沃伯格后来回忆说：“当所谓潜艇作战不受限制的问题出现时，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我逐渐成为反对它的一员，而且非常激进。”他对这个话题是如此充满激情，以至于当政府执意解除禁令时，他“哭了好几天，两个多月都处于绝望的状态”。他也正确地意识到：“这个决定将意味着德国战败，因为它将导致美国参战。”在这段内心混乱的时期，他转向更愿意参与政治的新兴作家：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神学家厄恩斯特·特尔慈、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还有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也许是最重要的）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所有这些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质问战争的合理性。像许多因战败前景受到创伤的德国人一样，他也阅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撰写的具有黑暗启示性质的《西方的没落》，但随着战争以屈辱结束，他思想的基本方向“从完全狭隘的日耳曼民族主义，逐渐转向一种国际视角，在那以前，国际视角对我完全是陌生的。”他后来写道：“内心经过剧烈挣扎……才摒弃残忍的沙文主义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这种奇怪的混搭，它曾是我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很快，这一内心的革命将被一次世界性的革命所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