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在收音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对我而言，他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既是虐待狂，又是最差的狂热分子，他是一个狭隘的人、一个疯子，他能有如此多的追随者让我难以理解。纳粹党的成员，我一个都不能理解。在他掌权后的几周里，我的观点有了彻底的转变，但我大部分的朋友和同事，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意识到此人的危险。事实上，我是汉堡公司里唯一一个有此想法的人。
西格蒙德·沃伯格
1976年
纳粹上台
1933年3月4日，西格蒙德·沃伯格惊叹于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巧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华盛顿特区发表他作为总统的就职演说，就在同一天，另一位新当选的领导人向另一个深陷大萧条的国家发表讲话。第二位领导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演讲——大选前在国家电台播放——虽然在内容上与罗斯福的演说在某些方面惊人的相似，但在语气上有巨大的区别。西格蒙德有感于“两人独特的对比，一方面希特勒的演说煽情，带着悲天悯人的语气，另一方面罗斯福的讲话却一本正经”。也许，罗斯福想，“这种对比同时显露出美国人和德国人社会的不同特点”。他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客观地说，希特勒的煽情是否优于罗斯福平淡的风格。
鉴于我们知道1933年年后发生了什么，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犹太人能提出如此问题，或者在提出该问题时，下意识地用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似乎显得不可思议。但这仅仅说明，当纳粹在德国夺权时，很难再次捕捉那时的人所感受到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这则事件之后，不但对德国，而且对世界都造成了巨大灾难——尤其对欧洲的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罗斯福所有的激进言论（演说中明确将大萧条归咎于肆无忌惮的金融家，并威胁要忽视国会的权力，以抗击经济的紧急情况），他的“新政”对美国的个人自由没有实质威胁。然而，那时不太容易预见到“新政”和“新秩序”的巨大区别。即使那些在纳粹统治下会失去大部分财产的人——像沃伯格家族这样富裕的德国犹太人——也没有立即领会到希特勒所代表的威胁。相反，他们相信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真诚的爱国主义将保护他们。
从选举的角度看，纳粹上台真像闪电一般。1928年5月举行了大萧条前最后一次普选，纳粹党只赢得了2.4%的大众选票，这使该党在帝国议会只获得12席。1930年9月，纳粹赢得18.5%的选票，获得107席。在未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们赢得不到38%的所有选票，在帝国议会意外地立即成为最大的党派，有不少于230席。这时，拒绝给予他们组建政府的机会确实很难，虽然总统冯·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小集团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正在忙于此事。不过，到1933年1月，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都被用尽。海因里希·布鲁宁、弗朗茨·冯·巴本和库尔特·冯·施莱克尔将军试图借助总统的紧急权力，不让议会多数党参与国家管理，他们连续几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作为纳粹和德国国家党联合政府的领导人，最终宣誓成为总理。
历史学家过去认为，大萧条是这次政治“地震”的主因。1929~1932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国经济产出实际下降了大约23%。通胀率从约4%下跌至–12%。就业率下滑了37%。注册失业人数从不到125万人攀升至超过600万人。面对这一经济“地震”，魏玛体系显得束手无策。事实上，被采用的通缩政策竟使危机恶化。民主系统在困境下开始瓦解，以至于1929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立法是通过紧急令颁布的。这么说来，自1930年以来，希特勒政府是第4个独裁政府。但历史依然迷雾重重：为什么德国爆发的大萧条催生了第三帝国，而其他国家的经济同样遭受严重打击，却维持民主政府和法治？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和美国的失业率几乎同样高，但美国人选举了罗斯福。在他担任美国总统的12年里，他只通过了两个很小的《宪法》修正案，而德国人选举了希特勒，他不但推翻了魏玛《宪法》，而且推翻了经过更长时间建立起的法治，剥夺了德国人的政治和民权，迫害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到被灭绝的地步，并发动了现代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
为什么德国对大萧条的反应比美国要激进得多，西格蒙德·沃伯格在纳粹夺权的决定时刻，写下令人难以置信的私人日记，日记里提供了一条线索。日记是一份吊人胃口的文件，因为日记写完后的某一时刻，不知道是谁小心翼翼地用折叠刀或柳叶刀，把某几句，甚至是一些整段裁剪掉。好在西格蒙德的日记有足够的内容幸存下来，日记对纳粹掌权提供了独到的见解，他这个高智商、好口才的德国犹太裔精英，恰好经历了纳粹上台的全过程。
纳粹思想的渗透
也许可以认为，西格蒙德·沃伯格有充分的理由对希特勒当选总理产生的影响感到悲观。20世纪20年代不止一次，汉堡早期的纳粹组织，比如德国民族党、铁锤联盟或者保护和进攻行动联盟，对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在凡尔赛和谈中发挥的作用予以攻击。早在1919年5月，汉堡证券交易所曾发生扭打事件，起因是一名保护和进攻行动联盟的成员开始散发反犹太人传单。马克斯·沃伯格被迫以诽谤罪将两份“右翼”报纸告上法庭——其中一份是纳粹的《民族观察报》——但判决的赔偿很少。1922年，合并后的德国大众保护联盟列出一份名单，其中有显赫的犹太人，包括马克斯；外交部部长沃尔瑟·拉特瑙的手下，当年7月，他本人在开车穿过柏林大街时被袭击，还有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马克斯侥幸逃过一次刺杀。警方建议马克斯·沃伯格搬家，并为其配备保镖，但马克斯认为最好干脆逃离公众生活选择出国，他首先（以假名）去荷兰，再去美国，他在那里待了数个月，并且行事低调。1923年11月8日，纳粹在慕尼黑策划政变，但以失败告终（所谓的“啤酒馆政变”），虽然汉萨联盟很少有人支持，但马克斯极度担心，他再度离开汉堡前往纽约，直到危机过去。他放弃去犹太礼拜堂，自己在私下里祈祷。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西格蒙德参政的决心。这是一个大胆的企图。
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激进的“右翼”局限于规模相对小的社会团体。但从很早就有迹象显示，纳粹的思想也能渗透主流的魏玛各党派。在汉堡，泛德联盟和新成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都采取反犹态度，并以此吸引选票。当马克斯·沃伯格请求保守的帝国公民委员会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冯·洛贝尔，抵制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的反犹主义时，洛贝尔予以反对，认为“公开抵制反犹主义将容易在我们当中招致反抗和分裂”。虽然德国人民党汉堡分支准备公开对反犹主义予以否认，但马克斯无法说服该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德国层面作出同样的声明，因为该党的南德分支有反犹倾向。
1919年3月，汉堡各商业联盟举行会议，马克斯坚持认为，“把国家放在心上的”犹太人能“支撑德国国家身份”，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与这个国家身份兼容的多元的资产阶层”，虽然他在自己的权力上让了步，这具体表现在他接受了他们认为的“居住在这里的德国犹太人”和从东欧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有明显区别”。极端“右翼”并不对这一区别很感兴趣。拉特瑙遇害后，马克斯努力去理解他们对所有犹太人不加区别的敌视：
所有不满的人，事实上都是铤而走险的人，并且正成为暴徒，你在他们身上只能看到贫穷和绝望。正是这种绝望……导致这种行为。父母在家向子女鼓吹仇恨，家庭不再是安宁之所，而（已经）成为错误说教的源头。由于误导产生改进（事态）、改变（事态）和动员全体的欲望，这使矛头轻易地指向少数族裔，所以自然就形成了反犹主义。当然最终还有《凡尔赛和约》，但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卡尔·赫尔费里希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右翼的同志们蛊惑人心，他们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
马克斯告诉他的朋友莉莉·杜·布瓦–雷蒙，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德国也面临危险，它将永远陷入二等国家之列，这些二等国家是犯过大屠杀的国家，除非现在就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一份公开抗议信中，他强调反犹主义与“东方野蛮”的联系，警告“内战心态”，并不遗余力地消除反犹的种种荒谬说法，比如“背后捅刀子”的传说，这些不实之说将德国在1918年的军事失败归咎于犹太人，说他们当年在国内煽动革命。
在相对小的汉堡犹太社区以外，针对反犹主义动员反抗的困难是激进右翼势力不会对汉堡大多数非犹太权贵阶层构成直接威胁。1932年，当反犹团伙袭击该城富裕的西区，并对鹿特鲍姆区的犹太教堂进行破坏时，富裕的非犹太人感到，这次袭击似乎没有他们在1918年年末革命期间经历的无产阶层对哈维斯特胡德区的攻击那样令人恐慌。不管怎样，1914~1918年战争目的与求和目的的争吵，已经使诸如理查德·克罗格曼、赫尔曼·保宁和马克斯·冯·辛克尔这样的非犹太裔汉堡商人，与新成立的祖国党中的早期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接触。同样的，马克斯·沃伯格对1918~1919年发生的事件或多或少持包容的态度，但对克罗格曼、保宁和辛克尔之流，他们对魏玛时期的“11月罪人”绝不会妥协。1919年，供“罪人”使用的汉堡国民俱乐部，明显是一个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的实体。精英右翼和小资产阶层右翼在很多方面是有区别的。当地纳粹党视自己在诸多方面是反资产阶层的党派，他们力求调动年轻人和失业人群，还有工人、公务员、店主和工匠，反对“实业家身上体现出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的生活方式”。虽然纳粹在富裕的哈维斯特胡德区和鹿特鲍姆区获得了较高比例的票数，仔细观察后发现，大部分西区投给纳粹的票来自低收入团体，他们住在相关选区周围不富裕的地带。但是，纳粹领导人很快学会弱化党内各级活动分子的激进情绪，以吸引德国的社会精英。早在1924年，汉堡泛德联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合并选举力量。两年后，希特勒首次被邀请去国民俱乐部发表讲话。1929年，当他第二次在那里演讲时，他将他的党描绘为“维护秩序的力量”。有证据显示，大约在那时，一些汉堡企业开始向纳粹捐款。更重要的是，汉堡精英开始认真对待纳粹，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伙伴。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董事、前总理威廉·库诺希望希特勒能助他再展仕途。1932年，汉堡商会4名成员公开支持希特勒，主张在希特勒、兴登堡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德·胡根贝格之间达成分权协议。把纳粹纳入一个保守政府（期望权力将缓和纳粹的激进主义）的想法，似乎也促使另一个汉堡商人组织加入威廉·开普勒的团队，成为希特勒的经济顾问。这些人并不是忠实的纳粹党党员，他们认为他们在和“反革命”打交道，很多地方像商业团体处理1918年“十一月革命”一样，力图尽可能地使汉堡经济远离难以预料的大众政治。不过，对于其他人，支持希特勒不只是权宜之计，尤其当希特勒成为总理后。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一辈，视政权变更是一次机会，它将使汉堡重回战前建立海军和殖民贸易的辉煌。有人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秩序，而其他人期待纳粹的文化革命，它将使德国焕发青春，而不仅仅是让时光倒流。汉堡权贵中只有极少数人正确地辨认出，1933年的“国民革命”比14年前的“十一月革命”，对该城传统整体的威胁要严重得多。
幻想破灭
特别是鉴于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叔叔在20世纪20年代的遭遇，西格蒙德可能会被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反纳粹的少数派一员，但他不是。事实上，他也受到诱惑，和他非犹太人的商业同辈们一起欢迎纳粹的胜利。早在1930年9月（他赢了对本月普选结果的打赌），西格蒙德认为，“让右翼‘极端分子’进入政府是正确的，就像工党为英格兰带来很多好处一样。他们一旦进入政府，首先将变得头脑清醒，然后会再度失去支持。”西格蒙德认为，“完全有可能使纳粹党人逐渐变得理智。我们的社会民主派也曾是不负责任的煽动者，今天几乎都变成了资产阶层，而且愿意妥协。”他没有轻易放弃这极具误导性的类推。西格蒙德后来承认，虽然他读过《我的奋斗》，但他“认为，书里没有包含一个可能发展德国的方案”。他曾“愚蠢和自满地”相信，这个政权“不会长久”。
西格蒙德清楚，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不只是对德国的犹太人。1933年2月27日——离希特勒宣誓不到一个月，就在这位自封的元首要求再次进行选举的前一周——沃伯格决定开始写日记，“过去几周经历巨大的政治动荡，一定会使犹太裔德国人感慨，对我自己而言，我感到整个人无法与我在大日耳曼的根割裂开来”。那天晚上，一个精神错乱的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尔·吕伯的砌砖工在帝国议会大厦放火，他是荷兰共产党员。纳粹指控这次纵火袭击是共产党政变的开场白，遂迅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德国共产党多位领导人，同时，禁止所有左翼报纸在未来两周出版，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这意味着3月5日的选举远不是自由和公平的。横扫一切的紧急令经兴登堡批准，根据紧急令条款的规定，纳粹党人和他们穿褐色衬衫的党羽能够不受惩罚地恐吓他们的反对者，还能同时主宰德国媒体。西格蒙德深知，希特勒作为总理已经滥用职权。他时刻想着这个关键问题：“新领导集体的反犹主义将使事态如何发展？”但是，他在极大程度上，宁愿对新政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
1933年3月4日晚，西格蒙德在广播里收听希特勒的讲话（可能是第一次）。他的反应是明显矛盾的。前半部分讲话给他的感觉是“煽动，攻击他的敌人，卑鄙地论战，到了施虐的地步”；但后半部分“充满纯粹的理想主义、强有力的积极性，话里透着真正的灵感和行动所需的不羁的意志”。从西格蒙德这一时期的其他日记里可以看出，希特勒传递的信息中有一些元素对西格蒙德产生了共鸣，后者一心想着德国需要激进的改革，以解决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缺陷。西格蒙德对纳粹选举胜利的反应也是矛盾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看重选举结果，因为纳粹只获得了不到44%的普选选票，好像不拿到绝对多数票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胜利（特别是鉴于政府党派享有的优势）。但以魏玛的标准，西格蒙德认为，这次胜利“超出所有的预期”。诚然，它是“一个靠许多滥用和恐吓手段，靠谎言和向群众许下邪恶诺言取得的胜利”。但它也是“这样一种胜利，人们必须承认它的理想主义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选举胜利”。“这股理想主义力量已经证明，它在纳粹运动中比在渺小的人类个体中更强大”：
如果要为选举结果寻找一个更具历史性的解释，那就是动态的一边和静态的一边的较量。年轻和热情站在动态的一边，资产阶级行业工会、战后的官僚体系和商界大亨则站在另一边。懒惰的资产阶层想要保留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舒适。他们有的是谨慎和经验，但他们的对手既没有看见果断的分析，也没有看出自我牺牲的斗志。动态的一边胜利了，现在必须显出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的前景是光明的……
换言之，纳粹承诺社会革命，这和西格蒙德的想法相契合，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汉堡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满感到心灰意冷，他的家族的老一辈人就是例子。
不可思议的是，西格蒙德甚至察觉出，新政权有可能允许德国犹太人制定自己的家规，就像新政权整顿德国中产阶级那样。要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将“一种倾向包容的能力与……精神上的肤浅和折中主义”相结合；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不用“是”或“不是”回答问题，而是用“也许”。如果犹太人不是这种“腐朽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群，这次政权变更对这些犹太人难道不是一次机遇吗（西格蒙德显然想着自己）？因为这些犹太人能“敏锐地分清‘是’和‘不是’，能分清公开承认和否认”。
也许新上台的这个人现在在雅利安人和犹太裔德国人眼中正是这一类人，这种犹太裔德国人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纳粹的反犹主义，他也会是一名纳粹。与此同时，他几乎要感谢这种反犹主义，因为反犹主义肃清了他身上的自大、轻浮和推诿，它创造了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在民众中的动态感觉，这些民众受够陈年问题的困扰，心力交瘁。
对沃伯格而言，“国民革命”似乎对德国犹太人中的某类人是一次机会，他们“针砭时弊、主张革命，充满活力和理想”，他们要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后者似乎在德国犹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重要的是，沃伯格难以抵御的是希特勒在国家救赎上许下的狂言。纳粹很明白如何把希特勒包装成俾斯麦的继承人，甚至追忆德国历史，以新改革时代的预言者自居。德意志帝国晚期民族主义如火如荼，对任何成长于那个年代的青年，包括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说，它带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大选后的日子里，西格蒙德赞许地拜读了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写的开创性著作《第三帝国》，他同意书中主张的“弘扬国民道德思想，使之作为所有生命的基础，而不以个人或人类整体意志为基础”。他迫不及待地推测，法德关系的难题需要“法西斯式而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解决办法。那么，纳粹的反犹主义又如何解决？他思忖道，纳粹是政治的暴发户，“即使是最得体的暴发户，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一开始就彬彬有礼，他有的不过是朝气、力量和前进、建设的意志”。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与暴发户的粗俗一样，一阵子就过去了。在这一点上，沃伯格（他和他亲戚圈子的人都如此认为）本质上误解了新政权的性质。他希望充满活力的年青一辈可以反抗臃肿的老一辈，但德国年轻人在希特勒脑海中的主要角色其实是炮灰。沃泊格希望在平衡的实力基础上建立欧洲和平新纪元，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决意发动战争，决意驱除1918年的“魔鬼”。沃伯格希望反犹主义是纳粹主义的附带现象，但是种族仇恨却是纳粹主义的核心。多年以后，当西格蒙德指责别人“异想天开”时，他不能忘记他自己对希特勒也有过自欺的行为。
其他人将在这种幻象中再过上5年时间。然而，直到接近1933年3月末，西格蒙德·沃伯格突然领悟到第三帝国的真相，鉴于他早前矛盾的态度，反思如此迅速是不可思议的。“德国有法西斯主义了，”他在3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一个大大的问题是，它是否会是好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它是想要秩序和公正，类似意大利实行的，还是接近莫斯科实行的，后者导致专断，导致残暴和不容异己。”起先，他还对此保持乐观，现在他视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在接下来的数天、数周乃至数月里，沃伯格愈加悲观，以至于他不久便开始考虑彻底离开德国。
是什么使他突然改变？简单地说是一系列事件。重要的是记住，1933年年初“国民革命”是如何真正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说，纳粹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尤其是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成员——攫取了胜利带来的机会，他们不但和左翼的政治对手算账，而且和他们长期最暴力敌视的对象犹太人算账。2月6日晚，冲锋队和其他右翼民兵团体，举着火把在汉堡游行，嘴里喊着“让犹太人去死”。根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游行队伍里有人公然“唱，让犹太人的血从他们刀下的伤口喷出”。虽然汉堡发生了几起袭击犹太人生意的事件，但这样的口号并未立即被付诸行动，即使在4月1日下令全德国抵制犹太人之前。但是，在公共、公民和经济生活中排斥犹太人却是即刻开始。早在3月14日——即使在国家通过立法开除所有犹太公务员以前——马克斯·沃伯格被新任市长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从汉堡财政代表团罢黜，后者是国家党人、船东理查德之子。一些汉堡的公司步克罗格曼后尘，请求马克斯辞去公司监事会的职务。这之后汉堡发生了政变，当地的纳粹借助柏林新政府的支持，要求参议院把汉堡警察的控制权交给纳粹，这是把帝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一致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预示着议会统治作为政治中心的终结。随着重要的《使能法》最终在3月24日——为取得2/3的多数票，该事件被放缓——被帝国议会通过，希特勒最终被“松绑”，他将完全依靠法令统治，无须理会帝国议会或兴登堡。独裁统治的第一批“成果”是一连串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激进措施。1933年4~10月，他们被禁止从事公务员、专利律师、国有保险机构的医生或牙医、任何岗位的公职、文化机构的董事，或者记者。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西格蒙德突然决定离开德国就可以理解了。暴力加上系统性的歧视，几乎一夜粉碎了他对纳粹统治性质缥缈的幻想。他不是唯一有如此反应的家族成员。西格蒙德流亡后，弗里茨的女儿英格丽德也随之仿效。其他人觉醒后，则有更加绝望的反应。1933年，卡尔·梅尔基奥死于中风，可能是害怕被国家秘密警察逮捕。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保罗·沃利克生下来是犹太人，但后来接受洗礼，并娶非犹太人为妻。他因无法再忍受歧视，于1938年自杀，他只是1933年后席卷德国犹太人社区自杀潮中的受害者之一。
决定移民
根据西格蒙德自己的说法，他流亡的决定是个人信仰突然完全改变的结果——这一启示性的时刻发生在柏林的德国外交部，这可是一个不可能的地点。西格蒙德后来告诉乔治·斯坦纳，1933年3月9日，他曾与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会谈，纽赖特是巴本任命的职业外交官，他将有近5年的时间在希特勒手下任职。
我说我对一系列事件深感忧虑，冯·纽赖特问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答道（为这次谈话已认真准备），虽然兴登堡年事已高，但他不是纳粹，如果像冯·纽赖特这样的人跟兴登堡说除掉希特勒，他会那么做的，而且有军队的支持。事实上，魏玛《宪法》里有一段话，如果总理违反基本的法律，总统有权采取行动。纽赖特答道：“你说得对。我很明白，兴登堡完全信任我，我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影响他，但这有风险，我不能那么做。从国家的角度，我还不被认为是可靠的。”与冯·纽赖特的会谈，对我来说像一次神秘的经历。我醒了，坐车回家后，我告诉妻子收拾行李。“如果冯·纽赖特承认我是对的，但又说他无能为力，我还能做什么？”
后来的作家重复这则生动的故事，但任何留存下的文件并没有提到这则故事。西格蒙德的日记里没有记录过和纽赖特的会谈，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发生：纽赖特这位来自施瓦本的贵族是西格蒙德父母的近邻，在西格蒙德童年时期，常到乌亨费尔斯做客。不过，有证据显示，去纽约出差，加上德国反犹势力的高涨，促使西格蒙德把妻子和孩子送往伊娃父母在瑞典的家。这发生在西格蒙德回忆与纽赖特进行会谈的3周以后。
1933年3月27日，西格蒙德详尽地阐述了他如何反抗德国现在猖獗的反犹主义，包括和马克斯·瑙曼的一次会面，后者是亲纳粹的犹太人，他组建了德国国家犹太人联盟。历史更久的德国犹太教公民中央联盟就这一主题发表声明，沃伯格批评该声明“缺乏热情”，他规劝瑙曼和他在纳粹运动中认识的其他一些人，“激进的反犹主义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作出种族的诊断，不可能执行种族的鉴别，每一个关于纯种人的假设都是虚假的，道德上形成不能包容的品性，鼓吹一种建立在血统成分上的共同生活，而不是建立在充满力量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力上）”。这种论调显然不能招来太多支持，马克斯让西格蒙德去纽约见他们的亲戚和在库恩–洛布公司的同事，西格蒙德欣然答应。但他不放心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德国，鉴于纳粹“过分之举”所带来的威胁，如果威胁进一步升级，可能危及他们的安全。再加上伊娃想探访她残疾的母亲，这些是她几天后带孩子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原因。西格蒙德也劝他母亲离开德国，并把她送往瑞士的亲戚家。
沃伯格非常明白，这些仓促的安排也许意味着一次重大诀别。他想“当我们返回德国时，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还能像我们离开时那样”：
没有什么创伤或冤屈可以破坏一个人在德国当家做主的感觉，但当这个人的工作、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被剥夺时，他也许必须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像19世纪中叶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们在他们离开祖国时所作的，不是为了放弃与祖国的纽带，相反，带着喜悦和恢复的力量，为祖国和它的重生而奋斗。
这里提到的是1848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沃伯格预订前往纽约的头等舱时，他绝不是追随卡尔·马克思的脚步。无论如何，他被美国吸引的另一个原因是有可能动员沃伯格家族的美国分支——尤其是吉米，他认为吉米在1931年危机期间是潜在的盟友——抗衡马克斯对汉堡公司的管理（在西格蒙德看来是管理不当）。然而，他向岳父表明，他离开德国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政治。选举暴露出德国保守右翼的弱点，突出了“激进分子”的“虐待情绪”，增加了“丹顿与罗伯斯庇尔对决的概率（希特勒相当于米拉博，戈林相当于丹顿，戈培尔相当于罗伯斯庇尔）”。西格蒙德之前批评“德国资产阶层的失败、它的惰性、拜金主义和怯懦”，自大选后他对“德国人民群众的粗鲁和残暴”深感迷茫，特别是抵制犹太人运动，这是“有良知的犹太人在心理上或物质上所不能容忍的”。“我已经开始考虑移居。”他坦言。纳粹有意管理德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消息，使他对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愈加感到“羞辱”，他坚信自我放逐——在必须逃亡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希特勒的野蛮群众偃旗息鼓，恐怕需要很长时间，”他在跨大西洋的航行中思索着。“在这期间，最爱国的人……通过在海外奋斗，将为他们的祖国做得更多。”
但移居到哪里呢？显然美国是一个选择，它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西格蒙德待的时间最长的海外国家。他于4月6日抵达纽约，不清楚他是否明确讨论迁往纽约的可能性，但这似乎很有可能。莫蒂默·希夫也许愿意让他担任合伙人，或者至少去库恩–洛布公司工作。5周后，正当西格蒙德的旅程接近尾声时，他的助手从布拉格打来电话敦促他“不要回家”，西格蒙德已把业务迁到布拉格，以避免纳粹窃听电话。问题是，1931年《静止协议》使沃伯格家族在德国有大量资产持续被冻结，该协议规定暂停偿还德国在大萧条前获得的外国贷款，吉米·沃伯格和库恩–洛布公司的其他合伙人都不想让西格蒙德放弃他在德国的岗位。他是德国家族企业中值得信任的一员，他们希望这个人能和新政权开展业务，不只和亚尔玛·沙赫特，后者现在又被推上帝国银行的行长（他之前为抗议“杨计划”辞去该职，该计划旨在调整赔款时间，得名于美国商人兼总统顾问欧文·D·杨）。如果西格蒙德移居，一切希望将变成泡影。他的助理警告说：“沙赫特不在场时被人算计……纳粹中的布尔什维克派系日渐强大……如果美国的银行在下周，能以60%或70%的折扣出售在德国的贷款套现，即使事态不会恶化，西格蒙德也强烈敦促它们这么做。”（吉米·沃伯格冷酷地形容这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第二个可能性是瑞典。西格蒙德在去纽约前，明确询问过岳父，自己在斯德哥尔摩是否有位置。菲利普森的回答坦率且带有恭维。在那种形势下，经济阴影开始笼罩瑞典，对“一个有你这种资历，特别是在纽约和伦敦有极广泛人脉关系的人”，没有合适的位子。第三个可能性当然是英格兰。鉴于西格蒙德后来在伦敦的成功，而伦敦是他的第三个选择，这也许会令人惊奇，伦敦甚至是排在阿姆斯特丹后的第四个选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得不被岳父说服考虑伦敦的可能性。1933年5月，西格蒙德曾在英格兰短暂停留，菲利普森富有预见性地说，沃伯格具有“可以令你取得在德国同样成功的素质，在此之前你有多少位富有天赋的移民同胞取得过成功”：
你熟谙英国商业生活中英国人的特殊心态。我认为，果断的作风适合你，你熟悉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对人要公平和慷慨……虽然你不是体育健将，但你在金融城总是受到朋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你是德国犹太人的事实，不论在开始或以后都不会被人遗忘，但你有关系、经验，并擅长外交事务（英国事务）。我有一种感觉，你可以成为那种愿意利用好自己优势的人，起码不会让优势贬值，你也很快会被英国精英阶层所接纳。
西格蒙德收到信后过了几天，似乎要将他所面临的抉择拟人化，他发现自己坐在从伦敦去哈里奇的火车上，他将在那里乘渡轮返回欧洲大陆，火车上同行的不是别人，正是玛琳·迪特里希和沙赫特本人。帝国银行行长力图向沃伯格保证，德国新一代领导人会“讲理”，尽管他们现在都带着“固执和野蛮”。但沙赫特对希特勒的热情，只不过确认了沃伯格对希特勒的印象，虽然希特勒充满“新鲜与活力”，不过却“极端不可靠”。现在，沃伯格相信，只有“很糟的经历，才会让纳粹回归情理或者警醒他们的追随者”，他预计这一过程需要“4~8年的时间”。因此，他必须移民，但一定非得是伦敦，而不是纽约吗？“英格兰总是重在内部的静谧、坚毅和安全，”他在东行的火车上写道，窗外是东安格里恩单调的景色，“但美国经济更健康、更强大，而就是在这方面，英格兰近年败下阵来。”同时，临近的欧洲大陆正朝着经济和政治的“巴尔干化”发展。不清楚这一趋势将如何影响大英帝国，但明显的三个主要的受惠者将是“欧洲以外的三大帝国，即美国、俄罗斯和日本”。
沃伯格后来提到连夜迁移，虽然听起来很浪漫，但他又在德国待了一年。在这期间，他不停地出差——两次去伦敦、柏林，一次去法兰克福、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和巴黎。不过，他继续在汉堡办公。直到1934年3月，他还在权衡法西斯主义的利与弊：
法西斯专政……表面上有很大的吸引力：街道干净、列车准时、乞丐很少、房屋整洁、制服笔挺、列队威武、行进整齐划一。表面上很好，引人侧目，这就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赢得肤浅的大多数人。但独裁者不会问，国家会怎样，他们的支持者赞叹目前的成功，却不问最终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多高。因此，结果经常是经济上入不敷出，《宪法》上出现一个领导、大众被领导，但在这两者中间毫无领导力可言。
沃伯格预言，德国“不仅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而且在精神追求上急速下降”，这将最终导致“道德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战争？”这个问号是巨大的。不过，他对德国的武装速度，尤其是德国空军装备建设的速度观察得越多，就越确信战争将是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的最终目的地。沃伯格现在认为希特勒“只靠有组织的暴力创建和统治一个帝国，他没有任何更好的精神品质”。沃伯格已经察觉出希特勒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人。主要问题是：在德国经济被高速军备拖垮前，西方民主国家会不会向希特勒屈服？他敏锐地总结道，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由纳粹政权挑起的一场战争，作为由自己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出路，这样的一种冒险不可避免地将以“灾难”收场。
与此同时，纳粹政权的反犹主义没有减弱的征兆，相反，到1935年，用沃伯格的话说，正朝着“反犹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他逐渐看出，希特勒的意愿是要“消灭犹太教”，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依靠群众支持。虽然沃伯格在1934年4月正式成为英国的外籍居留者，但在那之后又过了几个月，他和妻子才最终决定移民，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们的目的地还是未知数。伊娃·沃伯格显然倾向于巴黎。但是，她的丈夫越来越想在伦敦开创一番事业，他现在发现自己有40%的时间是在伦敦，虽然这违背他自己的期望。
成立新公司
西格蒙德在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处新家时，他想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动荡的时代，最佳的商业机遇在哪里。也就是在此时，沃伯格得到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顿悟之一。他对马克斯以及M·M·沃伯格公司的其他高级经理的失望之情，到这个阶段是无限的。西格蒙德已经放弃改革费迪南德街行事方法的所有希望，无论如何，随着德国走向毁灭之路，再一味要求改革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为M·M·沃伯格公司效力，基本上意味着减少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非流动性——1931年危机遗留下的产物——这份工作既得不到感谢，还吃力不讨好。相比而言，西格蒙德开始意识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意可做，它源自大萧条后非常复杂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资本和外汇管制在全球扩散，被冻结的账户和法定货币纠缠在一起令人困惑，这让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司很难开展它们的传统业务。它们最需要的就是金融的专业知识和建议，沃伯格把这种需求称为“斡旋”（他马上补充道，“其意思是广义的、有建设性的调解”，他料到这一提法毫无疑问会遭到库恩–洛布公司人的怀疑）。需要做的是建立一套“在国外寻找这种业务”的机制。这需要富有经验的人，而非大笔资金。那是“高素质的中介活动”，沃伯格这样总结他脑海中的这个商业模式。这在垂死的欧洲金融模式中，被证明是开创性的。
为这个模式找一个可行的载体是一个挑战，它将利用沃伯格的品牌和网络，而又不用对汉堡的“卫道士”负责。沃伯格再次体现出他天才的一面。首先，他争取弱化甚至切断M·M·沃伯格公司与它在阿姆斯特丹的分支沃伯格公司的联系。同时，由于汉堡的公司想为一部分资产设立离岸“避风港”，他试图找到利用伦敦出现新局面的办法。1933年年底，沃伯格家族与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的董事长保罗·科恩–斯派尔（他是马克斯已故的妹妹奥尔加的丈夫）合伙，创建了招商和综合投资公司，它是伦敦的一家小型信托公司，资本金只有84000英镑，旨在为汉堡的家族公司担当离岸“流动性储备”和临时落脚点。正式说来，它是阿姆斯特丹沃伯格公司在伦敦的投资实体，虽然前者本着投资目的，但有义务遵循被动投资战略。到1935年，沃伯格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管理招商和综合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上，并将它视为一种“储备储蓄银行”。虽然这很有必要，但并不足够。1934年，阿姆斯特丹的沃伯格公司与柏林人贸易公司合伙，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荷兰国际集团。这家新公司随即在伦敦成立第二家分支——“一家新兴且更具活力的金融中介公司”——它将由一小部分英格兰投资者共同拥有。为避免“产生排外情绪”，沃伯格最初只作为有关各公司的顾问“代表”。但显然，他的意图是要成为这家新金融调解公司的推动力，不过，这家分支机构的名字却反常得不起眼，叫新贸易公司。
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它从一个想法，成长为逐渐被同时代人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并逐渐执行投行交易。但事实上，它的核心是高质量的财务咨询，随着企业客户应对20世纪中叶纷繁复杂、过度监管的国际经济，该公司将为它们解决难题。
新贸易公司不只名字低调，而且办公室也不大，只占据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在威廉国王街办公地点的两个小间，威廉国王街穿过市中心的金融城，位于地铁“银行”站和“纪念碑”站之间。起先，公司什么业务都做，包括自营股票交易，协助英国公司在美国发行股票，组建棉花财团购买价值被低估的纺织企业的股票，并管理沃伯格家族各成员的资产。西格蒙德的美国堂兄吉米对这一新的安排干脆持怀疑态度。“你要么为阿姆斯特丹的公司效力，由那里支付报酬，”他在1938年10月致信西格蒙德，“要么在伦敦为新贸易公司效力，由它支付报酬。”在吉米看来，“目前的状况对你、对公司都不利”，他向马克斯·沃伯格也说过多次。“我继续说，”吉米向西格蒙德推心置腹：
我……说，我认为你的创业精神需要一个不同类型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家族企业，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像现在这样的安排，一方面阻碍你施展才华，另一方面对你热衷的事务很难控制。我说，我认为你在一家管理优良、纪律严明的组织里，会是一名值得尊敬的同事，但如果你自己在伦敦一家没有纪律的组织，将变成一个危险的家伙。
这一坦诚的批评只说对了一半。西格蒙德·沃伯格事实上急切地想摆脱汉堡家族钳制的手。作为独立经营者，他离“令人危险”还差得很远。相反，他对1931年马克斯遭受惩罚记忆犹新，因此变得格外谨慎。他知道罗斯柴尔德的商誉是不可估量的资产，他小心地不去“得罪潜在有敌意的第三方”。与此同时，他坚持使该公司的资本“有很高的流动性”，尽管这样成本不菲。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家服务型公司，没有巨大的风险，因此利润稳健而不至于令人兴奋”。最重要的是，从公司初创起，西格蒙德就把公司成本降至最低，并引以为荣。但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公司只有一年派过股利，其利润被放进隐蔽的资本公积科目中。1935年，瑞士的布雷托尔公司被劝说投资6万英镑，这样新贸易公司的法定资本就达到25万英镑，其中实收资本达到17万英镑——以今天的钱衡量大约有5200万英镑[1]，这对刚起步的公司来说是不小的一笔数。（为便于比较，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克兰沃特父子公司，1935年其合伙人股本达到320万英镑。）沃伯格的风险厌恶政策意味着，当伦敦股票市场在1937年出乎意料地下跌时，公司的亏损被限制在12000英镑。
[1]为了合理计算出这相当于多少今天的英镑，我倾向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分母，而不是用价格指数。
迁居英格兰
沃伯格对德国的爱和对英格兰的未知，让他在某些方面渴望移民。放弃积累的财产，开始一种新的、更简单的生活。他根深蒂固的禁欲主义被这种想法深深吸引。他欢迎“目前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终结。丢弃“物质和舒适”将是一种福气——只要你的理想主义足够强烈——那将导致“精神价值的升华和更新”。他在1933年表明，“我们应该喜悦、坚定地为一种好的共产主义作准备。”“伟大的资本主义个体化和巨大的阶级差异”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为“社会主义化的小资本主义”让路。他迫切地期待“心灵可以在一个新式宗教的社会里得到新的发展，远离政治的老套，远离传统评价的老套，远离教堂的老套，走向一种新的简单和本质”。但从两方面看，这又是一种幻想。首先，我们将看到，当沃伯格一家迁到英格兰时，他们不是生活在贫困中，虽然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要比在汉堡、柏林或纽约俭朴得多。其次，在1939年以前，这次流亡并未断绝与沃伯格出生地的频繁往来。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西格蒙德·沃伯格从未与德国完全失去联系。例如，他与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阿布斯保持联络，并经常去汉堡和柏林出差。没有证据显示，返德期间他受到纳粹政权的骚扰。
沃伯格以前的生意伙伴现在实际上当了希特勒的经济幕僚，他又如何评价这些人呢？在一份1941年起草的重要备忘录中，他试图理解纳粹统治下众多德国商人采取的“中间立场”，这一立场的特点是，“资本主义阶层的重要倡导者们，为保持他们的物质和社会地位，愿意完全摒弃自己的自由派传统”。那些身处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矛盾中的人浑然不知，沃伯格讥讽地说他们是政治的“两性体”，但他们其实更危险，因为他们表面上比那些纳粹“罪犯们”更有名望：“因此有许多德国经济领袖并不视自己为纳粹，却成为纳粹最有效的帮凶。”他特别指出，这些人包括联合钢铁厂董事、工业家阿尔伯特·沃格勒；通用电力公司董事赫尔曼·布赫；安联保险公司的库尔特·施密特；钾肥辛迪加的奥古斯特·迪恩；钢铁大亨弗里德里克·弗利克。沃伯格观察到，这些人有一点是共同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有时与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犯下的罪行保持距离，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阻止纳粹政权的事。相比之下，沃伯格几乎可以原谅弗里茨·蒂森，后者在1933年以前曾慷慨地资助过纳粹，等他意识到暴君希特勒的本性时已经太晚，不过随即与希特勒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