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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联邦
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19世纪末民粹主义的反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事实上，这两者几乎完全不相关。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运动的催化剂是1873年的金融危机。如果以选举的成功为依据，那么民粹主义时代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到那时，各种民粹主义的政策和成见——保护主义、移民限制、金银复本位制、反犹太主义，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政党吸收（最明显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德国的保守党）。原来的民粹主义者并不是帝国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帝国是他们所鄙视的世界性精英的中心，并且正确地分辨了帝国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移民、资本自由流动和金本位之间的密切联系。民粹主义者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认知：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中，不平等确实在加剧，因为移民劳工正在侵蚀本地工人的工资，而工业和金融资本高度集中的利润正流向一小撮精英阶层。问题是民粹主义者的补救措施似乎不够：就像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一样，排斥中国移民对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对金本位的批评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因为大量黄金的发现（尤其是在南非）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在此之前，这种压力通过压低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推动了民粹主义。在世纪之交，这项倡议已经从民粹主义者手中传到了进步主义者手中，或者传到了欧洲所知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在那里，有组织的劳工更容易受到卡尔·马克思及其门徒的理论的影响。进步主义者的补救措施——包括提高直接税、国家养老金，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削弱私人垄断和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权，最终比民粹主义者更有说服力，在政治上更有市场。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精英来说，政治左派的持续进步比民粹主义浪潮更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极端乌托邦教派从科克郡到加尔各答，从萨拉热窝到西贡，威胁着帝国本身的完整性。然而，帝国时代的大都市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有解决办法。一些人诉诸“自由帝国主义”，另一些人则提倡“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纪之交，有一个理念被广泛传播，那就是帝国应该追求比剥削贫穷的外围国家更高的目标。如果他们能满足帝国核心劳工阶层的需求，那么各种颠覆性的威胁就会消失。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并不是帝国的救赎者。米尔纳的父亲曾在图宾根大学教授英语，是一名拥有英德两国血统的学者。米尔纳的许多观念是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形成的：在那里，他阅读了本杰明·乔伊特的名著，并与经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成为朋友。他有极佳的学术前景，但他最后选择留在伦敦为法律、新闻和政治事业奋斗，直到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首先是自由党乔治·戈申的私人秘书，然后是埃及行政长官，然后是他担任了五年的内地税收委员会主席。赫伯特·阿斯奎斯后来将米尔纳概括为“一个扩张主义者，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保护主义者，在社会和工业事务中带有半社会主义意识”。[1]这无疑在说他是精明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尔纳在1897年后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无情的资本家之一赛西尔·罗兹的代理人，罗兹对自己商业帝国的发展和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发展没有明确的区分，并且对于如何最好地促进两者的利益，他倾向于幻想而非实证。据奎格利称，1891年，罗兹与记者威廉·T. 斯特德和朝臣雷金纳德·布雷特组成了“三人集团”。这个三人小组将在“帮助者协会”的协助之下管理“选举人协会”。[2]这一计划与罗兹的遗嘱草案是一致的，该草案指示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该家族中第一个晋升为贵族的成员）根据罗兹的想法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版本的耶稣会。[3][4]
1897年，米尔纳被任命为南非高级专员。恰逢发生了针对德兰士瓦阿非利卡（布尔人的后代）共和国的“詹姆逊突袭”。根据奎格利的说法，米尔纳招募的18名员工（他所谓的“幼儿园”）成了20世纪最强大的网络之一的核心。[5]
现实并不那么激动人心。米尔纳组织（见图32.1）的最初成员是罗伯特·布兰德、莱昂内尔·柯蒂斯、约翰·多弗、帕特里克·邓肯、里查德·菲瑟姆、莱昂内尔·希琴斯、J. F. 佩里和杰弗里·罗宾逊（后来的道森）。1905年后，洛锡安侯爵菲利普·克尔和杜格尔·马尔科姆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成员包括利奥·埃默里、赫伯特·贝克、约翰·巴肯、乔治·克雷克、威廉·马里斯、詹姆斯·梅斯顿、巴兹尔·威廉姆斯和休·温德姆，后者是后来的第四任莱肯菲尔德男爵。[6]米尔纳从殖民地办公室招募了佩里和罗宾逊，他们之前曾在那里共事过；佩里随后又招募了布兰德；还有曾是米尔纳在税务局的私人秘书邓肯。其余的许多人都处于他在牛津大学的人际网中。的确，布兰德、柯蒂斯、多弗、菲瑟姆、希琴斯、克尔、马尔科姆、威廉姆斯和温德姆都上过米尔纳的母校新学院。他们一起工作、社交和生活——1906年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帕克顿由赫伯特·贝克设计的讨论小屋（Moot House）中，这群人看起来就像牛津大学一所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正在度过一个很长时间的阅读假期。[7]在开普敦议会中，米尔纳的批评者指责他“建立了一个幼儿园……目的是治理这个国家”。[8]尽管这个名字被保留下来，但是它的成员更喜欢听起来更浪漫的“圆桌会议”，他们回到伦敦之后，组织的刊物都以“圆桌会议”为名。
图32.1 米尔纳勋爵关系网的神话。乔治城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坚决拥护这种夸大了米尔纳影响力的看法。而选择六角星图形并非偶然，因为六芒星产生的宗教联想（如大卫之星或所罗门封印）为阴谋论增添了重要的神秘色彩。
对于一群有学术倾向的官员来说，米尔纳的圈子还倾向于诉诸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是米尔纳在抵达南非后加快了战争的步伐。早在1898年2月，他就已经得出结论：“政治纠缠是没有出路的，除非诉诸德兰士瓦的改革或战争。”[9]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目标：“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治的白人社区，得到从开普敦到赞比西的受到良好待遇和公正管理的黑人劳工的支持。我们必须有一面旗帜，那就是英国的国旗，在它下面要宣扬的是种族平等和语言平等。”[10]在研究中可以发现，米尔纳渴望的是用来自英国及其白人领地的移民征服阿非利卡人。（“如果十年后，”他在1900年写道，“有三个英国人和两个荷兰人在相互竞争，这个国家将会保持和平和繁荣。但如果有三个荷兰人在和两个英国人对峙，那么麻烦就来了。”[11]）米尔纳承诺为黑人提供良好待遇和公正的政府，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黑人的征服。柯蒂斯在1901年的日记中说：“如果黑人能像红印第安人一样在我们面前消失就好了。”多弗认为“大多数白人对黑人近乎野蛮的蔑视和厌恶”是“健康的标志，这标志着阿非利卡人不允许他们的种族变成混血民族的决心”。[12]有一次，米尔纳本人将他的目标定义为使南非成为“白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充满贫穷白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白人人口大量增加的国家”。[13]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米尔纳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使其成为一项如此可憎的制度。但显然米尔纳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非洲黑人的从属地位是他的所有目标中争议最小的。这一看法的结果就是，阿非利卡人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在1904年所说的目标：“要在南非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进步的社区，从开普敦到赞比西，人们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却也出于自主的坚定愿望，仍然是自由国家大家庭的一员，他们聚集在英国国旗下。这是我所有努力的目标。”英国统治下的南非联邦反过来将有助于“帝国团结的伟大理念……一群国家，都独立治理当地事务，但都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明的发展”。[14]米尔纳和他的组织中的年轻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击败了布尔人，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赶进致命的集中营，他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实现这一愿景。他们还创建了一个跨殖民地委员会，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联系起来；他们合并了铁路；他们建立了关税同盟；他们在每个殖民地组织了更紧密的联邦社团；他们在《国家》等杂志上赞扬南非联邦的好处；1910年，他们起草了最终成为南非联邦宪法的初稿。[15]
然而，大英帝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英国统治南非的米尔纳式愿景是一种“帝国幻想”。[16]米尔纳的独裁无法阻止路易·博塔和简·斯马茨领导下的南非政治复兴。[17]大量的英国人无法在此定居工作，因为当地有着大量廉价的非洲劳动力，甚至在布尔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贫穷白人”的问题了。[18]应兰德洛娃的要求，米尔纳引进了5万名中国“苦力”到金矿工作，这暴露了“帝国计划”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南非和英国对“中国奴隶制”的抗议风暴。事实上，这个问题使得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成功击败了统一党，它确保了米尔纳的灭亡。[19]米尔纳的继任者塞尔伯恩勋爵承认，斯马茨领导下的联邦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尤其是作为一种尽量减少伦敦自由主义干预的方式。现代南非是被锻造出来的，但并不是米尔纳想象中的新加拿大或新澳大利亚。
在大多数历史中，成功往往被夸大，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而在网络的历史上，情况往往相反。成功的网络能够逃避公众的关注；不成功的网络反而因为它们的恶名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也导致失败网络的故事常常被放大。18世纪末德国的光明会就是如此，米尔纳的幼儿园、圆桌会议也是如此。法国激进政治家约瑟夫·卡约指责米尔纳的阴谋是“试图恢复他们所属种姓的摇摇欲坠的权力，加强大不列颠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地位”。加拿大前总理威尔弗雷德·劳里埃也抱怨说，加拿大正由一个坐落在伦敦的军政府统治，这个军政府被称为“圆桌会议”。甚至“人民总理”劳埃德·乔治也谈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正在以它自己的方式成为也许是国内最强大的组合”。[20]但这些都不是圆桌会议，或者说幼儿园网络权力的证据，结果可能恰恰相反。甚至普通帝国主义者或花园帝国主义者也对米尔纳有所怀疑。保守的《国家评论》会谴责一个“鼓励大英帝国所有离心力的集团”。而同样是右翼的《晨报》对所谓的“理想主义者方阵或宫廷卫队”并不友好，因为他们相信某种扭曲的精神，在每个问题上都采取损害英国利益的路线。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半开玩笑地将其比作一种宗教信仰。实际上，奎格利和他在美国的接班人在这方面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米尔纳和他的组织的崇高野心当成了现实，并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者的所有谴责，却忽略了这些批评所针对的只是米尔纳几乎彻底失败的结果。
[1] Oxford and Asquith,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213f.
[2] Quigley,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3.
[3] 罗兹告诉罗斯柴尔德，他的遗产应该被用来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大英帝国利益的精英社会。罗兹潦草地写道：“在考虑问题时，有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接受耶稣会宪法，并将罗马天主教嵌入大英帝国。”此举最终带来了如今牛津的罗德奖学金。
[4] Ferguson, World’s Banker, ch. 27.
[5] Quigley,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ch. 4.
[6] May, ‘Milner’s Kindergarten’.
[7] May, ‘Milner’s Kindergarten’.
[8]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44.
[9]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18.
[10]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19.
[11]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20.
[12] Magubane, Making of a Racist State, 300f.
[13] Louw, Rise, Fall, and Legacy of Apartheid, 15.
[14] Quigley,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ch. 4.
[15] Louw, Rise, Fall, and Legacy of Apartheid, 10.
[16] Darwin, Empire Project, 217-54.
[17] Marks and Trapido, ‘Lord Miln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73.
[18] Marks and Trapido, ‘Lord Miln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69-71.
[19] Louw, Rise, Fall, and Legacy of Apartheid, 12.
[20]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vi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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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使徒社
对于游客来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几乎没什么区别。两所学校自古以来的竞争，在局外人看来可能只是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细微差别：比如在“第二学期”的叫法上，牛津大学是“希拉里学期”（Hilary），而剑桥称其为“四旬节学期”（Lent）。牛津本科生的“辅导时间”，就相当于剑桥的“教学监督”；牛津人在方头平底船的中央划船，而剑桥人则站在另一种船的尾部划船……这种微不足道的差异数不胜数。然而除此之外，这两所大学之间确实存在哲学层面的深层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希斯河[1]和康河[2]之间知识分子的差距达到了顶峰。米尔纳在牛津大学建立了一个肌肉发达、武力至上、帝国主义和异性恋主导的网络；而剑桥却几乎完全相反：在剑桥使徒社的内部和周围发展起来的网络是女性化的，是和平自由且崇尚同性恋的。
1820年，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创建了剑桥使徒社，尽管这之后它的机构主体变成三一学院，成为牛津和剑桥中规模最大、最富有的组织。该协会的创始人中，有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奥斯卡·布朗宁[3]，以及“道德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和神学家兼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4]从某种角度来说，该协会起源于剑桥的“知识贵族”（这是诺埃尔·安南后来的说法）：凯恩斯、斯特拉奇和特里维廉这样的姓氏似乎天生被赋予了会员资格。[5]而从其他角度来看，由于其复杂的选举制度和有点愚蠢的仪式，它只能算作另一个同时期在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都能见到的男性兄弟会。然而，有两件事让这个使徒社与众不同。那个时代没有一个组织能在智力上与其比拟。哲学才能是进入使徒社的最大门槛。其次，在任何其他组织中，成员的自身优越感都不会导致如此强烈的与既有秩序的疏离——这种优越感最终渗透到了方方面面。20世纪初，一个剑桥使徒会问另一个：“我们所感受到的巨大的道德优势是一种偏执的狂热吗？”[6]使徒们喜欢开玩笑说只有组织才是“真实的”，而世界其他地方则只是“现象的”。当哲学家埃利斯·麦克塔加特晚年结婚时，他调侃说，他只是娶了一个“现象上的妻子”。总之，他们会令常人难以忍受。
在1820年至1914年间，这个组织总共产生了255名剑桥使徒。会员资格标准如此之高，以至在某些年里根本没有新人加入。在1909年至1912年间，只有一位新成员加入。[7]潜在的新会员被称为“胚胎”，他们会在一连串尴尬得出了名的下午茶中接受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当一名大学生被认为有价值的话，他就能在组织中“出生”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他要不可避免地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保密宣誓。此后，他将在学期期间参加每星期六晚上的例会，在会上，成员们在“炉边”发表演讲，阅读标题为“美”或“行为道德”的论文，并在（传统意义上不相关的）问题间进行表决，使徒们必须互称“兄弟”。出席会议的还有所谓的“天使”，他们是在毕业时退出组织的前成员（这种行为被称作“拿掉翅膀”），并且被强制要求分享凤尾鱼吐司（这种东西被称作“鲸鱼”）。不同世代的成员之间有可能建立紧密的希腊文化式的友谊，这是使徒们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8]作为学者留在剑桥的六位“天使”（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怀特海德）也会定期出席会议。
19世纪，剑桥使徒们的政治与他们同时代的牛津社群没有太大的不同。1864年时，有人就说他们是“政治上的托利党，宗教上的福音派”。[9]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成了保守党议员。大约14%的使徒成为议员或公务员；1/4到1/3的人进入法律行业。[10]在1900年之前，没有太多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存在后来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它的领导人竞相争夺印度公务员队伍中的高级职位，获得这些职位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11]使徒们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跟整个英国精英社会是一样的。[12]然而，在早期——部分是因为其隐秘性，这个组织以激进主义著称。早在1830年，理查德·谢维克斯·特伦奇不得不驳斥这样的说法，即使徒社是一个“为推翻所有已建立的政府而建立的秘密组织”。[13]直到1900年之后，随着有新世纪的苏格拉底之称的哲学家G. E. 摩尔带领着新一代成员崛起，这种颠覆精神才显现出来。
摩尔不是政治人物，相反，他鼓励他的使徒蔑视政治。[14]摩尔的热情是追求个人美德。他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的口号是感性、人际关系、情感的解放、创造性本能和对自己完全客观的诚实。[15]这些想法（在另一个剑桥使徒福斯特的小说中得到了文学表达）吸引了三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利顿·斯特拉奇、伦纳德·伍尔夫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于1903年2月28日成为第243号使徒。[16]斯特拉奇是曾在印度驻军的理查德·斯特拉奇将军与他第二个妻子（一个名叫简·玛丽亚·格兰特的苏格兰人）的孩子，在十个孩子中他排行第八。利顿·斯特拉奇身材矮小，嗓音洪亮，可能是最没有军人气质的将军的儿子。伍尔夫则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不那么张扬，他是犹太律师西德尼·伍尔夫十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凯恩斯是剑桥意义上的真正贵族：他的父亲，一个老头子，只渴望他的大儿子赢得大学里的每一个数学奖项。然而，年轻的梅纳德关心的并不是数学，而是男人。
斯特拉奇和凯恩斯的身份不仅仅是同性恋；他们也是激进的同性恋支持者，并认为他们的性取向优于普通的异性恋者，任何女人进入他们的上流社会，他们都会沉迷于对女性的厌恶和冷嘲热讽中。这种使徒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布朗宁，就像在《英国人物传记辞典》中关于他的大胆言论说的那样：“在罗马，他帮助年轻的意大利人，就像他帮助年轻的英国人一样，给他们渴望的开放。”到1903年，这种文化已经不再是笑话了。斯特拉奇和凯恩斯曾为了争夺美貌的亚瑟·霍伯豪斯公开对决。亚瑟·霍伯豪斯的颜值是他能成为使徒的工具。他们推广、吹嘘“与男人的性行为是更高级的”，但他们并不排斥与下层阶级中的同性恋人群接触。到了1909年，他们的高调引来了反对的声音。[17]从鲁珀特·布鲁克和詹姆斯·斯特拉奇早期的通信来看，剑桥使徒社当时的主要关注已经从知识交流转变为性问题了。[18]用西奇威克的话来说，上一代的使徒相信“一群亲密朋友绝对忠诚、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19]而凯恩斯和斯特拉奇只是在追求他们的“亲密朋友”。
诚然，并非所有的使徒都是同性恋者，但是该群体的比例的确在上升。甚至那些（像伍尔夫）并不是“同志”的人最终也认可了“同志兄弟”。德斯蒙德·麦卡锡在1900年12月针对剑桥的使徒社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指出，老一代人受制于旧制度：家庭、国家、荣誉法等。但是这些旧制度“未能向年青的一代提供令人信服的权威证明”，他们认为“一切都更个人化”。[20]“唯有联结”（only connect）是新的绝对命令，也是福斯特最优秀的小说《霍华德庄园》（1921年）中的关键句。当然，剑桥使徒社的缥缈的网络就像白厅的官僚阶层一样，让人中毒之后就会厌倦。凯恩斯在印度公务员队伍中赢得一席之地后，很快就厌倦了公务员制度。“现在新奇感已经消失了，”他抱怨道，
我9/10的时间都很无聊，另外1/10的时间就在想我无路可走，并因此无理取闹，暴躁不已。当你还很有自信的时候，有30个人能让你变得无能，这是非常令人恼火的。还有，官员们只顾保全自己的面子的特点是致命的。[21]
凯恩斯谴责他的印度公务员同事不仅“害怕承担责任”，而且很虚伪。回顾他在1938年的“早期信仰”，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一点：
该行为完全拒绝承认因遵守一般规则而产生问题所需要承担的个人责任。我们声称有权根据每一个案件的是非曲直对其进行评判，并声称这样做是明智的。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简单而粗暴，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也是我们最明显和最危险的特征。我们完全摒弃了传统道德、习俗和传统智慧。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是不道德主义者。当然，也要考虑被发现的后果。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道德义务，也没有内心的约束力去顺从或服从。[22]
一年后，福斯特在将摩尔的哲学极端化时，抓住了其中最危险的含义：“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对个人的爱与忠诚可能和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我认为，当这件事情真有一天发生了，这个国家也就快不行了。”[23]
甚至在1914年之前，一些组织内部成员就已经厌倦了这一切。鲁珀特·布鲁克可能像阿多尼斯一样，但他不是同性恋，而且很快有人发现他和女性费边主义者在一起了。[24]在组织中“出生”后，维也纳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只跟其他使徒见了一面就逃跑了——在一次会议之后就退出了组织。虽然斯特拉奇说服他撤回了辞呈，但他最终没有参加之后的会议。[25]随着战争的爆发，组织中的咒语被打破了，大多数剑桥使徒都没有入伍。布鲁克则热情地参了军，他于1915年圣乔治节在斯基罗斯岛附近的一艘法国医疗船上死去，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事件之一。[26]征兵制度的介入使这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财政部工作的凯恩斯并没有要求豁免责任，但他也以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为由正式地寻求过豁免权。他痛苦地向邓肯·格兰特抱怨道：“我为一个我鄙视的政府工作，做着犯罪的行径。”[27]私下里，凯恩斯利用他的影响力和资源来支持其他宣称自己是良心反对者的使徒，特别是詹姆斯·斯特拉奇和杰拉尔德·肖夫[28]，但这对于利顿·斯特拉奇来说是不够的，他在1916年2月的一天晚上，在凯恩斯的餐盘上留下了一份沙文主义的报纸剪报，并附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梅纳德，你为什么还在财政部？”[29]
战争不仅破坏了剑桥使徒社的网络。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见图33.1）是另一个与剑桥使徒社智力相似的网络，它在许多地方与剑桥使徒社有重叠——福斯特、凯恩斯、斯特拉奇和伍尔夫是十个人中的四个。[30]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也接纳女性——特别是斯蒂芬姐妹、凡妮莎和弗吉尼亚，并开始接纳已婚夫妇：凡妮莎和克莱夫·贝尔（住在戈登广场46号）以及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1915年搬到里士满）。战争的影响是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群体（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赶出伦敦，来到苏塞克斯查尔斯顿的一座大型农舍，凡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于1916年搬到了那里。彼得·道尔顿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最新分析表明，斯特拉奇在1905年和1925年都有最高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在后期，邓肯·格兰特、梅纳德·凯恩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斯特拉奇之后，排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位。[31]然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它的成员有多喜欢在南唐斯游荡。就像剑桥使徒社一样，性关系再次定义了这个网络。跟格兰特发生过性关系的人不仅有凯恩斯、斯特拉奇、阿德里安·斯蒂芬和凡妮莎·贝尔，甚至还有大卫·加内特。而另一边，凡妮莎·贝尔虽然跟格兰特发生过性关系，但同时也跟罗杰·弗莱有染，有时也和她自己的丈夫克莱夫一起睡觉。同时，凯恩斯和格兰特、加内特、斯特拉奇以及俄国芭蕾舞女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发生过关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爱情生活错综复杂：加内特对凡妮莎·贝尔保持着单恋，奥托利尼·莫雷尔对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有同样的问题，多拉·卡林顿和利顿·斯特拉奇在一起，利顿·斯特拉奇和马克·格特勒在一起，马克·格特勒和多拉·卡林顿在一起。正如道尔顿所说：“凡妮莎·贝尔与克莱夫·贝尔结婚，但与邓肯·格兰特住在一起；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结婚，哈罗德·尼科尔森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结婚，但是维塔和弗吉尼亚相爱了。”[32]
在《霍华德庄园》的结尾，才华横溢的玛格丽特试图向她那相当普通的丈夫亨利解释布鲁姆伯里原则。“唯有联结！这就是她所讲的全部内容。只有将单调和激情联系起来，使两者都得到提升，人类的爱才能达到顶峰。不再生活在碎片中。唯有联结，和野兽和僧侣，任何被剥夺了孤寂生命的人，都会死去。”但是，正如福斯特所说，“她失败了”。因为亨利的座右铭不是“唯有联结”，而是“集中”。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不想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我的力量。”[33]当人们思考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性关系时，就会明白他的观点。
图33.1 1925年前后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网络图。网络的核心：克莱夫·贝尔（CB）、凡妮莎·贝尔（VB）、福斯特（EMF）、罗杰·弗莱（RF）、大卫·邦尼·加内特（BG）、邓肯·格兰特（DG）、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MK）、德斯蒙德·麦卡锡（DMC）、利顿·斯特拉奇（LS）、伦纳德·伍尔夫（LW）、弗吉尼亚·伍尔夫（VW）。“外部群体”：索比·斯蒂芬（TS）、萨克森·悉尼·特纳（SST）、阿德里安·斯蒂芬（AS）、杰拉尔德·布雷南（GB）、多拉·卡林顿（DC）、安杰利卡·加内特（AG）、奥托利尼·莫雷尔（OM）、拉尔夫·帕特里奇（RP）、哈罗德·尼科尔森（HN）、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SW）、马克·格特勒（MG）、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M）、莉迪亚·洛波科娃（ll）和摩尔（GEM）。
[1] 泰晤士河的支流牛津段。——译者注
[2] 也被称作剑河，大奥希河的支流剑桥段。——译者注
[3] Levy, Moore, 65-122.
[4] Allen, Cambridge Apostles, 86.
[5] Levy, Moore, 22-5.
[6]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18.
[7] Skidelsky, Keynes, vol. I, 240.
[8]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69; Allen, Cambridge Apostles, 21.
[9] Allen, Cambridge Apostles, 1.
[10]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48. See table 3.1.
[11]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76.
[12]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90f.
[13] Alien, Cambridge Apostles, 20.
[14] Levy, Moore, 7.
[15] Levy, Moore, 296.
[16]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15.
[17] Skidelsky, Keynes, 127f., 235.
[18] Hale (ed.), Friends and Apostles.
[19] Skidelsky, Keynes, I, 116.
[20] Skidelsky, Keynes, 134f.
[21]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81.
[22] Skidelsky, Keynes, vol. I, 142f.
[23] Forster, What I Believe.
[24] Skidelsky, Keynes, vol. I, 239f.
[25] McGuinness, Wittgenstein, 95f., 118, 146-50.
[26] Hale (ed.), Friends and Apostles, 284.
[27] Skidelsky, Keynes, vol. I, 319.
[28] Lubenow, Cambridge Apostles, 194.
[29] Skidelsky, Keynes, vol. I, 324.
[30] Skidelsky, Keynes, 243f., 247.
[31] Dolton, ‘Identifying Social Network Effects’.
[32] Dolton, ‘Identifying Social Network Effects’.
[33] Forster, Howard’s End,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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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
米尔纳在南非成立“幼儿园”组织的失败暴露了大英帝国扩张的极限。而剑桥使徒社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解体表明，不管是剑桥大学还是牛津大学，都已经失去了对帝国政治本身的所有同情。然而在1914年，英国人——更不用说他们的帝国臣民了，为了应对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野心所带来的挑战而开战。英国在那场战争中的最终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米尔纳和他的助手们所促成的会讲英语的民族之间的团结。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乃至南非都在1914年至1918年为英国的战争做出了重大的经济和军事贡献，整个帝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印度。[1]只有在战争结束后，布鲁姆斯伯团体里的喧闹声才被人们听到，他们出版了两本极具破坏性的著作：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还有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编纂中已经被过度讨论的法律问题。[2]就像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所描绘的律师一样，历史学家一直在布满灰尘的文件中挑选素材（比如狄更斯口中的那场“德国与德国的交锋”）。因为对所谓的“战争罪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寻找依旧是徒劳的，此案是不会有最终判决的。1914年欧洲全面爆发战争，原因很简单，就是1815年在维也纳建立的秩序崩溃了。而对这段历史正确的发问应该是：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到底是谁的错？
到20世纪初，兰克的五大强国已经演变成了五大帝国，每个帝国都从上述国际贸易、移民、投资和信息网络中获得了微薄的利润。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世袭统治的家族网络和全球化的新网络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暂时的形态。管理伟大欧洲帝国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夜人国家，它们对与之共存的市场经济只提出了最低要求。除了陆军和海军，它们可能还坚持控制一些邮政、电报和铁路服务，但是它们也把其他很多事情留给了私人。在大型的欧洲城市，王室和帝国等级制度中的上等人与商业新精英在社会地位上已非常接近：确实，伯爵娶了犹太银行家的女儿。从安德鲁·卡内基到诺曼·安吉尔，乐观主义者确信，帝王们不会愚蠢到刻意去危及这种稳定的状态。[3]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们的错觉。根据亨利·基辛格的经典论述，五分体系不再稳定，因为“随着德国的统一和法国的固守，该体系失去了灵活性”。[4]1871年后，这个体系依赖于大师级外交官俾斯麦来保持平衡。关键战略是俾斯麦于1887年6月与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签署的《再保险条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和俄国同意在对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保持中立，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奥匈帝国。这就意味着，即使俄国试图控制黑海海峡，德国也承诺保持中立。但其实这背后真正的目的是阻止俄国与法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这正是俾斯麦下台导致《再保险条约》不续签之后发生的事情。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欧洲保持了平衡的灵活性。并且这种消极放弃引发了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5]基辛格认为，俾斯麦下台后，大国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领导人对他们自己的策略失去了控制”……“最终，军事计划和外交手段一起消失”。[6]换句话说，从1890年起，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法国和俄国之间很可能会发生冲突。令人惊讶的不是1914年战争的爆发，而是这场战争没有更早爆发。
尽管基辛格的方法在历史学家中并未受到追捧，但在政治科学家和网络理论家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毫无疑问，1890年后军事化争端数量的急剧增加支持了他的论点，即在那段时间内发生了某种变化。[7]数学家蒂博尔·安塔尔和物理学家保罗·克拉皮维扬斯基和西德尼·雷德纳的一篇论文也支持了这一论点，他们表明，从网络理论来看，1890年后的大权力体系的演变正朝着“社会平衡”的方向发展，矛盾的是，出现了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是“自然的结果”，但是如果双方都没有被另一方吓倒，平衡就不是一个好结果（见图34.1）。[8]
图34.1 1872—19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角之间主要关系的演变。GB=英国，AH=奥地利-匈牙利，G=德国，I=意大利，R=俄国，F=法国。
当然，关于五大国体系的崩塌还有其他的解释。一种假设是，这一体系失败是因为大国允许巴尔干地区的小国将它们拖入冲突。[9]正是小联盟的复杂破坏了这一体系的稳定。[10]然而，与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关系，甚至是与罗马尼亚或日本的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导致大国在1914年走向世纪决战。[11]小国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增加了大国冲突的可能性。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以及塞尔维亚赞助暗杀奥匈帝国继承人，六年后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局面，因为不像之前的摩洛哥危机或巴尔干战争，三个大国认为战争是毁灭性外交打击的唯一选择。[12]维也纳和柏林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俄国似乎有意利用波斯尼亚危机，以期永久削弱奥匈帝国的实力。[13]考虑到哈布斯堡王朝的下一位继承人像是一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奥地利人完全可以行使他们的“梅特涅”式权利，要求塞尔维亚满足他们的需求。臭名昭著的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最后通牒与19世纪20年代对第二梯队国家提出的要求并无明显不同。[14]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大国都无法提供足够强有力的理由来劝阻其他国家在巴尔干地区开战：法国人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加甄别地与俄国结盟了，而英国人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种办法既能阻止德国又不会对法国和俄国产生影响。[15]如果有任何个人应该为发生的系统性失败受到指责，那就应该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这种危机中，英国本应该是一种平衡力量。1914年7月29日，格雷警告德国大使，如果欧洲大陆爆发战争，英国可能会进行干预，但是，如果矛盾能够得到调解，他将能够为奥地利争取到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撤退并不会让奥地利显得屈辱，因为塞尔维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惩罚，并在俄国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服从奥地利的意愿。[16]两天后，他告诉德国人，如果他们提出合理的建议，他会支持，并会告诉法国和俄国，如果他们不接受，英国“与最终的后果无关”。[17]但是这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德国人已经收到了俄国发出全国动员令的消息，这之后，所有外交行为都停止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更有能力的外交官（或许是卡斯尔雷）在一周前发出这些信息，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爆发的。事实是，格雷对于法国和俄国有私心，他没有发挥自己作为外交大臣的作用。
1914年，帝国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是如此有效，以至当皇帝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大臣）决心就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比利时的中立）开战时，他们能够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动员超过7 000万人充当士兵或水手。在法国和德国，大约1/5的战前人口（接近80%的成年男性）最终都穿上了军队制服。第二国际完全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标志着等级制网络的暂时胜利。1914年7月底，当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晤时，他们也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说，1914年的战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权力和电话并存。[18]在科技的推动下，欧洲的君主们仅仅通过发电报就能让他们年轻的男性臣民走向世界末日。许多评论家，包括凯恩斯，都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他们严重低估了帝国政府维持工业化屠杀的能力。
1914年8月5日凌晨，一艘英国缆绳船轻而易举地切断了从埃姆登到维哥、特内里费、亚速尔群岛和美国的五根海底缆绳，标志着在这场针对大英帝国的战争中，德意志帝国处于严重劣势。此后，德国人给他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电报必须通过来自瑞典或丹麦的美国跨大西洋电报发送，这两条电报线路都要通过位于康沃尔郡澎赞斯的东方电报公司中继站，在那里他们的电报被拦截并送到海军部49号房间进行解密。正如我们看到的，英国控制着国际通信网络：不仅是电报，还有货币和金融系统，毋庸置疑，伦敦是枢纽，也是商船队的中心（尽管相比之下比较不起眼）。在海军实力方面，德国也未能缩小差距。因此，德国人希望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只有少数几种：在陆地上将英国、法国和俄国军队一举歼灭，通过海下潜艇袭击破坏它们的进口，或者通过在其内部煽动革命来破坏这些帝国——实际上这有效地激活了反帝网络来破坏帝国的等级结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德国人几乎在这三个方面就快成功了。但是他们最大胆的举措还是在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的续集《绿斗篷》中被情节化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