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你管辖的五个地区所发生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镇压……必须做一个表率。（1）将至少100名已知富有的、吸血的富农处以绞刑（而且必须公开行刑）。（2）公布他们的名字。（3）拿走他们所有的粮食。（4）确认他们的身份……这样做是为了让数百英里外的人们看到并为之颤抖、了解并为之哭泣：他们正在杀戮并将继续杀戮吸血的富农……另外，要招募更坚强的人。[12]
列宁宣称富农是“吸血动物、蜘蛛、水蛭和吸血鬼”。8月30日，一个名叫芬妮·卡普兰的社会革命党成员试图暗杀列宁，但没有成功。
新政权的保卫组织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治安——坚决地处决犯罪嫌疑人。正如其创始人之一所解释的，“契卡不是调查委员会、法院或法庭。它是内战内部战线上的战斗机构……它不评判，只做出行动。它也从不赦免任何罪过，只会摧毁所有被抓到街垒另一边的人”。[13]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宣称：“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死数百名敌人。让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淹死。为了列宁……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泛滥吧——越多越好。”[14]捷尔任斯基很乐意这么做。1919年9月23日，67名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被当场枪毙。名列榜首的就是尼古拉·谢普金，他是1905年后成立的杜马（议会）的自由派成员。处决他们的宣告言辞激烈，其中指责谢普金和他的同伙“像嗜血蜘蛛一样躲起来，并在从红军到学校和大学的任何地方结网”。[15]在1918年至1920年期间，多达30万人被执行了这样的政治处决。[16]这些人中不仅有敌对政党的成员，也有布尔什维克人，他们如此鲁莽，以至挑战了党领导的新独裁政权。到1920年，已经有超过100个新的阵营来“修复”这些“不可靠因素”。他们精心选择地点，以便让囚犯暴露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像以前的霍尔莫戈里修道院，坐落在白海边冰冷的荒原中。古拉格集中营就是这样出现的。
而这时，斯大林（“铁人”）对他的革命同胞来说，并不是列宁作为苏联领导人的预期继承人。他缺乏其他主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具备的魅力和才华。然而，当列宁在1922年4月任命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他严重低估了斯大林个人专断的缺点。作为唯一一个在三大最有权力的政党机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都有职位的人，作为迄今为止拥有最多工作人员的官员，斯大林通过严格的行政制度和独断的个人作风来确立他的威信。他很快在当地，尤其是在秘密警察中集结了自己的拥护者。他编制了一份“要职人员清单”，这样（正如他在1923年4月第12次党代会上所说的）“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能够执行、理解、接受这些指令，并将其付诸实施”。[17]商业委员会授予他的权力远远不止是官员的开支；隐藏在钢铁门后的“秘密部门”成了党内揭发和调查的机构。而政府电话系统和电报密码部门让他能够控制通信，他拥有包括监听他人的权力。
像列宁一样，斯大林是秘密革命网络的产物。作为一名年轻的反沙皇政权的革命者，他个人也承受过许多苦难。这是20世纪独裁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也许是因为他们来源于地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针对自己的阴谋。通过将一句小小的抱怨定义为叛国或反革命，斯大林主义体系能够把任何苏联公民打入古拉格集中营。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现有的文件显示了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贝尔纳·克拉达只是列宁格勒的一个老太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颠覆分子。然而，1937年，她因表达反政府情绪被判在彼尔姆古拉格监禁十年。[18]
“反苏联煽动”是被判有罪的政治罪行中最轻微的，其次是“反革命活动”，接下来是“反革命恐怖活动”，更严重的是“托洛茨基主义恐怖活动”。事实上，绝大多数被判犯有此类罪行的人——如果他们犯有任何罪行的话，都只犯了轻微的罪行：反驳上级或无意中听到了关于斯大林的笑话，对这一无处不在的体系的抱怨，最糟糕的是一些轻微的经济违规，比如“投机倒把”（买卖商品）。只有极少数政治犯真正公开地反对过斯大林政权。1938年，只有不到1%的集中营囚犯受过高等教育，1/3是文盲。到1937年，就像钢铁生产有配额一样，逮捕罪犯也有配额，也因此，罪行可能只是为了配合惩罚而编造的。囚犯变成了纯粹的输出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19]（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称为“账户”（男性囚犯）和“书籍”（怀孕女性囚犯）。在古拉格集中营的鼎盛时期，有476个集中营系统分散在苏联各地，每个集中营都由数百个单独的集中营组成。总计约有1 800万男女老少进过古拉格集中营。考虑到被流放的600万或700万苏联公民，遭受某种形式奴役的人口比例接近15%。[20]
没有人是安全的。列宁首先引入了定期“肃反”运动，以清除“游手好闲者、流氓、冒险家、酒鬼和小偷”。[21]至于斯大林就更加过分了，他甚至偏执到不信任自己的共产主义同僚。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被指控为忠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破坏者”，或称“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死敌，1940年死于谋害）。1934年12月对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的谋杀，始于1933年对腐败或低效官员的打击，后升级为血腥的大清洗。一个接一个，革命卫队的男女成员被逮捕、拷打和审讯，直到他们被诱导承认一些“罪行”，并被迫指认更多的同僚，然后被枪杀。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在苏联，有2 000万人被逮捕，至少有700万人被处决。仅在1937年至1938年，被处决的“人民的敌人”的配额就为356 105人，尽管实际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22]1936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394名成员中，有223人在1938年4月之前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1933年后逃往苏联的68名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中有41人也是受害者。
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巅峰时期，“公共福利”意味着完全的个人不安全感。事实上，没有人会感到安全——就连那些管理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是如此。亨里希·雅格达在1938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枪杀；尼古拉·叶若夫，他的继任者，在1940年作为英国间谍被枪杀；斯大林死后不久，拉夫连季·贝里亚被枪杀。那些活下来的人不一定是顺从者，他们可能只是运气好。被捕者中有53名列宁格勒聋哑人协会的成员。对这个所谓的“法西斯组织”的指控是，他们与德国特工勾结，密谋在红场革命日游行中用自制炸弹暗杀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34人被枪杀，其余的人被送往集中营被迫接受了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监禁。事实上，协会主席已经将消息提前告诉给一些成员，后来这些人在当地火车上以出售小饰品维持生计。这一指控导致内务人民委员部介入。主席本人随后也卷入所谓的阴谋并被枪决。第二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认定最初的调查本身是可疑的，当地警察随后被逮捕。[23]
斯大林的权力由三个不同的要素组成：对政党政治的完全控制，对通信手段的完全控制（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网络是其中心枢纽），以及对一个秘密警察组织的完全控制，该组织则由一些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组成。在这之前，没有哪个东方暴君对他的帝国拥有如此完整的个人权力，因为之前没有哪个等级制度能够将对非官方网络的渗透——甚至只是表面上的渗透，变成一件如此危险可怕的事情。
[1] 据估计，列宁和他的同志收到了约5 000万金马克（相当于当时的1 2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一个名为叶夫根尼娅·西蒙森的女性经营的一家俄国进口企业筹集的。根据非技术工资通货膨胀的调整，该数字相当于今天的8亿美元。
[2]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27-36.
[3] 事实上，莫斯科当时确实发生了比之前更严重的战斗，包括克里姆林宫内部激烈的近身搏斗。
[4]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206f.
[5]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55f.
[6]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63.
[7]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74.
[8] 在1917年11月12日的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赢得了4 100万张选票的40%，布尔什维克赢得了24%。农民们认为前者才是代表他们的政党。
[9]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195f.
[10] Figes, People’s Tragedy, 703.
[11] McMeekin, Russian Revolution, 260f.
[12] Figes, People’s Tragedy, 630.
[13] Volkogonov, Lenin9 69f.
[14] Figes, People’s Tragedy, 631.
[15] Leggett, Cheka, 108.
[16]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206.
[17] Servic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108.
[18] Kotkin, Stalin, vol. I, 433.
[19] 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1922年，契卡被重新命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1923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1934年，它才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
[20]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152.
[21] Applebaum, Gulag.
[22] Servic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117f.
[23]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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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原则
法西斯主义也始于一个网络，特别是在德国的大萧条时期，希特勒的支持率呈指数级增长的时候。大多数法西斯政权，从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开始，都由皇室或贵族任命，然后迅速集中权力。而国家社会主义则不同。没有任何法西斯政党能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在选举中获胜。就投票而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是一种不均衡的现象。令人吃惊的是，1930年至1935年间，欧洲对法西斯或其他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个人选票加在一起，96%的选票是由讲德语的人投出的。[1]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许多选民已经离开了中右翼和中左翼的中产阶级政党，他们对主宰魏玛政治的商界和劳工之间的讨价还价不再抱有幻想。分裂政派和特殊利益集团激增，这是一个缓慢的分裂过程，是1930年政治爆发的前奏，当时纳粹的选票份额跃升至1928年的7倍。党员人数的增长具有类似的指数性质。1928年，纳粹党有96 918名成员；到1933年1月，成员激增了八倍，达到849 009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机会主义者急切地加入获胜的政党，成员又增加了将近三倍。它继续增长，直到第三帝国末期，从1935年的250万增长到1939年的530万、1941年的710万、1943年的730万、1945年5月的800多万。阅读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读者也遵循了类似的轨迹。到1933年，《人民观察家报》的发行量达到33万份，1940年超过100万份，1944年每天售出约170万份。[2]
与之前宣称其是农村、北方或中产阶级的政党相反，纳粹党准备吸引整个德国乃至整个社会阶层的支持。但其对主要选区的级别分析却忽略了这一点，同时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最近一项基于最小选举单位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党投票的异常广度。[3]出现的画面几乎具有一种分形特征，每个选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点像国家地图，支持的热点地区（下萨克森州的奥尔登堡、巴伐利亚州的上中弗兰克尼亚、巴登北部、东普鲁士东部）遍布全国。的确，纳粹选票相对较高的地方更有可能在中部、北部和东部，纳粹选票相对较低的地方更有可能在南部和西部。[4]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的政治环境中取得一些选举上的成功，其覆盖的德国选区范围可以说是空前的。而且，失业率或工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与纳粹的选票没有线性关系。在一些地区，多达2/5的纳粹选民是工人阶级，这令共产党领导层感到震惊。对纳粹选票增长的唯一重大限制是，天主教中央党比迄今为止德国新教徒支持的政党更具弹性。[5]
简而言之，国家社会主义是一场运动，它的领袖希特勒极具个人魅力，可以说在1930年至1933年间迅速走红。对许多观察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宗教觉醒。正如一名冲锋队中士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对手……将我们等同于经济党、民主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所有这些党派都只是利益集团，它们缺乏灵魂和精神纽带。而阿道夫·希特勒则是一种新政治宗教的倡导者。”[6]纳粹也随之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礼拜仪式，11月9日（1918年革命和失败的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日期）是悼念日，到处都是火、花圈、祭坛、血迹斑斑的遗物，甚至还有关于纳粹烈士的书。进入精英党（党卫军）的新成员必须念诵这样的话语：“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他创造的德国……我们必须相信元首……是上帝把他送给我们的。”[7]在所谓“棕色邪教”的标志和礼仪中，耶稣或多或少地被希特勒公然取代了。正如党卫军的杂志所说，基督教的道德基础也必须抛弃：“原罪的深奥教义……事实上，也就是教会提出的所有罪行……对北欧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这与我们血液中的‘英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8]纳粹的反对者也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伪宗教性质。正如天主教流亡者埃里克·沃格林所说，纳粹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在此时此地救赎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融合了后启蒙时代的社会转型理论”。记者康拉德·海登称希特勒是“现代大众灵魂的一部分”，他的演讲总是以“欣喜若狂的救赎”结束。一位匿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称纳粹政权为“反教会”。[9]然而纳粹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它诞生的制度温床是德国现存的世俗交往生活网络。一个城镇的社团生活越密集，纳粹党发展的速度就越快。[10]
就像之前的教会和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纳粹党的规模发展得越大，其等级就会越森严。自《我的奋斗》出版以来，希特勒一直坚信领袖原则——元首原则，他的追随者学会了“向着元首努力”。希特勒本人站在第三帝国的顶峰。他得到了一批值得信任的精英，如马丁·鲍曼、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隶属于国家领导人的是省长或区域领导人，负责与德国各州接壤的区域；接下来是郡长，负责整座城市和大都市的区域；然后是地区负责人，负责领导当地事务；更小的则是区长和社区负责人。截至1936年，已经有33个省长、772个郡长、21 041个地区负责人。到1943年，由于帝国的扩张，增长到43名省长、869名郡长、26 103名地区负责人、106 168名区长和近60万名社区负责人了。[11]然而，将希特勒的德国简单地视为斯大林的苏联那样的政党金字塔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希特勒更喜欢混乱的政府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帝国政府的旧等级与该党的新等级，以及与后来更新的安全部门的等级之间产生了竞争。历史学家有时将这一体系描述为“多头治理的混乱”，模糊的命令和重叠的司法管辖导致了“累积的激进化”，因为互相敌对的个人和机构竞相去满足他们所谓的元首的需求。其结果则是低效率、极端腐败和针对所有被认为不属于“种族社区”（即德语中的“民族共同体”）的群体的暴力升级，其中，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尤为严重。
[1] Calculated from the data in Laqueur, Fascism table 15, and Larsen, et al., Who Were the Fascists? table 1.
[2] Herf, Jewish Enemy, KL 463-9.
[3] The definitive work is Falter, Hitlers W?hler.
[4] O’Loughlin, Flint and Anselin, ‘Geography of the Nazi Vote’.
[5] Ferguson, War of the World, 239.
[6] Burleigh, Third Reich, 116.
[7] Burleigh, Third Reich, 194.
[8] Burleigh, Third Reich, 259.
[9] Burleigh, Third Reich, 5.
[10] Satyanath, Voigtl?nder and Voth, ‘Bowling for Fascism’.
[11] Herf, Jewish Enemy, KL 347-65.
38
“黄金国际”的坠落
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是毫无新意的。他的纳粹主义在具有暴力反犹太主义传统的小城镇尤其盛行，而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纪。[1]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不断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在19世纪时超出德国范围的过度的金融权力。早在1933年以前，关于犹太人是低下的、邪恶的种族的论调就在大西洋两岸盛行了。不过，希特勒对犹太人无情的仇恨，恨不得将其种族赶尽杀绝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2]然而，早在纳粹领导层讨论大规模屠杀的可能性之前，该政权就暴露出一个悖论。尽管其宣传一再声称德国遭受了犹太银行家“黄金国际”的掠夺，尽管纳粹政权已经以某种不清不楚的方式与共产国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结盟[3]，但纳粹政权能够轻而易举地剥夺德国犹太精英的权力。纳粹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民粹主义者那里继承而来的“巨型蜘蛛”登上了《先锋报》的头版，它看起来很危险：吸食着被困在网中的无助的德国工人的鲜血（见图38.1）。但是希特勒能够把它踩在脚下。纳粹宣传的成功之处就是让普通德国人相信：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阴谋足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4]，同时让他们不断地面对犹太人软弱的现实。
图38.1 《被吸干的人》。一幅国家社会主义漫画描绘了一只巨大的犹太蜘蛛，它吸干了德国人的血。发表于1930年2月《先锋报》第8期的头版。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不是玩笑也不是阴谋论，而是事实。在私人银行界，华宝、阿恩霍尔德、弗里德兰德·富尔德、西蒙和温伯格都是最杰出的。在股份制银行中，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分别由奥斯卡·瓦塞尔曼和赫伯特·古特曼执掌，而柏林商业银行则由卡尔·富森伯格把持，直到他于1933年去世。达姆施塔特和国家银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由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经营，后来于1931年破产。犹太人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金融。德国两家主要的百货公司以犹太名字命名——韦特海姆和蒂茨。[5]领先的德国电器公司是由犹太人埃米尔·拉特诺创建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富有却不太出名的德国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1%时，犹太人就占了普鲁士当地百万富翁的1/5以上。[6]此外，犹太人在德国公司管理层中的人数也很多。1914年，大约16%的德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是犹太人。在公司的董事会网络中心，这一比例升至1/4。在那里，犹太人可能会有三个以上董事会职位。超过2/3的德国大公司至少有一名犹太董事。[7]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犹太人在智力上也非常突出。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在政治方面，他们继续发挥着微乎其微的作用。正如雨果·瓦连京1936年指出的：
从1818年到1933年，在执政的20个内阁中，共有两名犹太部长……和四个犹太后裔……在帝国各部约250名高级官员中，包括国务秘书和政府委员会成员，在希特勒胜利前最多只有15名犹太或犹太血统的人。1918年至1933年间，政府中的犹太国务秘书只有两人。普鲁士各部约300名高级官员中，约有10人是犹太人或犹太人出身。在普鲁士国的12个首脑、35个政府首领，还有400多个议员中……一个犹太人都没有……1925年，德国所有的政府官员中只有0.16%是犹太人，较高层官员中的犹太人比例是0.29%，中低层官员里则只有0.17%。[8]
为什么犹太人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如此突出？仅仅是因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吗？他们在紧密相连的德国公司董事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在银行业的高度代表性？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在多个董事会拥有职位？或者，加入一个以宗教和传统为基础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导致更高程度的信任和“社会嵌入性”？保罗·温多尔夫在20世纪初对德国企业网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管理者都融入了这种合作资本主义制度（“德国公司”）。犹太成员并没有创建独立于公司整体的独立网络。相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成员通过他们在大公司监事会中的席位相互接触。这两组人都被纳入这个网络……尽管有明显的同质性倾向，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接触要多于他们与自己群体成员的接触。[9]
上述数据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头寻找更抽象的理论解释，例如遗传学、犹太家庭生活的教育益处，或者某种比新教伦理更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式“犹太伦理”。然而，这些论点似乎也有问题，尤其是因为德国魏玛的犹太人越来越不愿意嫁给其他犹太人。就整个德国而言，与信仰不同的犹太人结婚的比例从1902年的7%上升到1933年的28%，1915年达到1/3以上的峰值。[10]（在美国，相对应的比例在1950年代约为20%，1990年为52%。[11]）虽然汉堡和慕尼黑的异族通婚率最高，但柏林、科隆、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城区和莱比锡以及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的异族通婚率也远高于平均水平。[12]当亚瑟·鲁平收集其他欧洲城市的数据时，他发现只有里雅斯特的异族通婚率更高。尽管相对较高，列宁格勒、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的这一比例也仍落后于德国主要城市。[13]1939年留在德国的16.4万名犹太人中，有1.5万人是异族通婚者。[14]
纳粹将这些异族通婚生育的子女定义为“杂种”，据他们统计，“杂种”的数量达到了30万，尽管事实上真正的数字在6万到12.5万之间。[15]1933年的德国犹太人在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性方面——都被强行同化了。在历史上受到迫害的民族中，没有哪个比犹太人受到的同化更为严重。
虽然希特勒上台后，有些德国犹太人觉得自己卷入了受迫害的漩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多重等级结构的受害者，有时也是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的受害者。[16]这始于纳粹企业秘密组织、中产阶级雇员和工匠联盟以及社区企业的一些部门发起的对犹太企业的抵制。[17]在早期阶段，为了避免经济混乱，像蒂茨这种大型企业被排除在抵制列表之外。[18]因此，起初对犹太公司“雅利安化”的进展是缓慢的。[19]汉堡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经历说明了他所属精英阶层的困境。他们曾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德国商业精英中。当精英阶层的氏族成员将他们默默地排除在外时，他们也感到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沃伯格担任汉堡-亚美利加航运公司（由另一个犹太人艾伯特·巴林创办的公司）董事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代表董事会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感谢自己多年来的服务，并希望自己“安享晚年，祝福家人好运”。[20]直到1938年11月11日的大屠杀之后，没收犹太商人财产的过程才真正开始，赫尔曼·戈林正式禁止了帝国的所有犹太商业活动。[21]然而，获准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在获得出境签证之前，发现自己被骗了：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被当局有组织地剥夺了。[22]自1939年1月1日起，如果名字没有出现在内政部发布的正式“犹太人代表”名单上，那么犹太人都必须在他们的名字中加上“以色列”（男性）或“萨拉”（女性）。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秘密警察）的摆布，盖世太保开始把他们召集到所谓的“犹太屋”里。[23]
战争爆发前七个月，即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非常清楚地阐明了犹太人的命运，他阐述了自己反犹太主义的理论基础：
数百年来，德国一直很友好地接纳着他们，尽管他们除了政治上和身体上的传染病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今天所拥有的，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我们的国家太不精明，他们通过牺牲我们的国家，通过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操纵获得了这一切。
今天，我们所做的是给这些人应得的报应……由于犹太人煽动和推行通货膨胀，德国人多年来踏实工作积累的全部储蓄都被他们掠夺一空……我们决心阻止一个陌生的民族在我们国家定居，这个民族能够夺取这个国家的所有领导地位，甚至夺取整个国家……德国文化只能是德国文化，而不是犹太文化，因此只有德国人才能管理犹太人……
即使世界上有足够的定居空间，我们也必须从现在开始摆脱这样的观点，即犹太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只是为了在其他国家成为寄生虫，并从事其他国家的生产性工作。犹太民族将不得不建设自己的国家，否则迟早会屈服于一场不可想象的危机。
今天，我要说的对德国、对全世界都具有纪念意义：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因为我所预言的未来而受到嘲讽。在我承诺即将接管整个国家政权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之时，他们则是首先笑话我的人。现在，轮到他们被嘲笑了。今天，我将再次成为预言家：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国家再次拖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不会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24]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久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并且仍然是犹太王朝中最著名的家族——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专门为他们拍摄了一整部电影。然而事实证明，纳粹党并没有赋予他们什么权力。在德国（银行很久以前就未曾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了），他们的基金会被国有化了。[25]即使少数家庭成员的私人财产仍然在德国，其中包括在博青海默大街的历史悠久的房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人解放一个多世纪前购买的第一个不动产。1938年奥地利被吞并后不久，维也纳之家的负责人路易丝·冯·罗斯柴尔德立即被逮捕，并被带到大都会酒店的盖世太保总部。在他被捕后，党卫军几乎立刻就开始在他富丽堂皇的住宅中抢劫艺术品。[26]S.M.冯·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后来被出售给德国默克银行芬克公司。事实证明，没收罗斯柴尔德创建的威特科维茨钢铁厂更为困难，因为它位于捷克境内，所有权已转移给英国联盟保险公司。但在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分治，这一障碍就被扫除了，该厂随后便处于德国的直接控制之下。[27]随着希特勒的军团逐渐征服欧洲大陆的国家，罗斯柴尔德的艺术收藏品也接二连三地被没收，一座又一座私人城堡被国家征用。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著名的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家）带头追踪和掠夺了这些收藏品，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敌对的犹太家族，他们为保存自己的财产而进行的所有阴谋都应该让我们感到不齿”。[28]诚然，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只导致该家族两名成员丧生，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逃到纳粹帝国的势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在所有关于犹太人权力网络的描述中，都提到唯一真正重要的网络是那些能够促进移民的网络，这些网络通常有着较为简单的家庭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复杂。对于较为普通的家庭来说，有一个国外的亲戚就足够了。以菲尔特学校教师路易斯·基辛格为例，是他妻子住在纽约韦斯切斯特县的姑姑给了他的儿子海因茨（后来的亨利）和沃尔特在美国生活的机会。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只能死在德国，就像十几个无法脱身或不愿离开的亲人一样。由于移民美国有严格的配额限制，只有那些有亲属愿意为他们提供经济担保的德国犹太人才有机会。[29]对于不太幸运的家庭来说，生存的唯一希望是陌生人的安慰——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安慰。根据埃尔娜·西格尔关于战时柏林生活的详细回忆录，她和她的孩子一共向20个陌生人寻求过帮助。有三次，陌生人都主动提供了帮助。相比之下，在这个家庭曾寻求过帮助的17个老熟人中，也只有3个愿意为他们提供一夜以上的住宿。然而，熟人确实能充当中间人，把他们介绍给愿意提供长期住宿的人。在12次长期援助中，有6次是由老朋友促成的。[30]不幸的是，西格尔一家只是一个特例。战争爆发时仍在帝国的21.4万名德国犹太人只有不到1/10幸存下来。汉斯·法拉达在1947年的小说《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中描述了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一个犹太寡妇受到她的公寓楼的一位居民、一名反纳粹法官的保护，但受到一群狂热纳粹分子的迫害，他们的暴行最终导致她自杀了。
法拉达的这部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回应了读者对极权主义生活的深刻见解。这本书以奥托·汉佩尔的真实故事为基础，他是一名没有政治背景、不谙世故的工人，他的儿子在德国入侵法国期间死亡，此后他试图反抗纳粹政权。汉佩尔的想法是，如果他在柏林周围精心挑选的建筑物和邮箱里留下谴责该政权的手写明信片，将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一年多来，汉佩尔和他的妻子埃莉泽写了数百张这样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信息，比如：“妈妈！元首谋杀了我儿子。妈妈！元首也会谋杀你的儿子，除非他给世界上每个家庭带来悲伤，否则他不会停止。”然而，那些发现明信片的人非常害怕，几乎所有明信片都被立即交给了当局，这使得盖世太保最终能够追踪并逮捕明信片的写作者。汉佩尔一家在人民法院受审，并被可恶的纳粹法官罗兰·弗赖斯勒判处死刑（见图38.2）。[31]作为一名作家，政府不信任法拉达，但他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留在德国，他深刻地传达了纳粹统治孤立个人的方式，邻居之间的信任变得极其危险，这也使得汉佩尔夫妇不可能大量地传播反纳粹的思想。极权主义成功的秘诀，换句话说，就是使政党和国家等级制度之外的几乎所有社会网络，尤其是渴望独立行动的政治网络失去合法性、瘫痪或彻底消失。这部小说最新英文译本的标题名为《柏林孤影》，它巧妙地概括了使第三帝国如此坚韧不拔的手段。即使很明显能看出，希特勒此时正在带领德国走向灾难性的失败。
图38.2 柏林孤影：奥托·汉佩尔和他的妻子埃莉泽于1943年4月8日被处决，罪名是“破坏军队士气”和“预备叛国”。他们因写了图中这样的明信片而被定罪，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消灭希特勒的毁灭体系！普通士兵希特勒和他的团伙把我们扔进深渊。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团伙在德国所到之地即死亡空间。”[纳粹“Lebensraum”（生存空间）的双关语。]
[1] Voigtl?nder and Voth,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2] Miller Lane and Rupp (eds.), 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 KL 168-77.
[3] Miller Lane and Rupp (eds.), 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KL 165-216.
[4] Herf, The Jewish Enemy, KL 81-9. See also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5] Friedl?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77f.
[6] See in general Mosse, ‘Die Juden i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and Jews in the German Economy.
[7] Windolf,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37, 157.
[8] Valentin, Antisemitism, 198f.
[9] Windolf,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58f. See also 152, 155.
[10] Meiring, Christlich-jüdische Mischehe, table 1.
[11] Jones, In the Blood, 158ff.
[12] Ruppin, Soziologie der Juden, vol. I, 211f. ; Hanauer, ‘jüdische-christliche Mischehe’, table 2; Della Pergola, Jewish and Mixed Marriages, 122-7.
[13] Ruppin, Soziologie der Juden, vol. I, 211f.
[14] Burleigh and Wippermann, Racial State, 110.
[15] Burgdorf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77.
[16] Raab, ‘More than just a Metaphor’.
[17]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
[18]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4.
[19]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34.
[20]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5-6.
[21]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59-60;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75.
[22]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152f.
[23]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153.
[24] Baynes (ed.)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vol. I, 737-41.
[25] Kopper, ‘Rothschild family’, 321ff.
[26] Nicholas, Rape, 39.
[27] Heimann-Jelinek, ‘“Aryanisation” of Rothschild Assets’.
[28] Details are in Nicholas, Rape.
[29] Ferguson, Kissinger, vol. I, 72, 80.
[30] Düring, ‘Dynamics of Helping Behaviour’.
[31] Fallada, Alone 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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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五人组
像希特勒这样的极权主义政权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会被这个政权吸引。而且被其吸引的人还不在少数。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一些最排外独立的组织竟然允许法西斯主义的特工渗透进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贵族阶层，他们中的某些人跟随希特勒的脚步，当然，他们追求的是所谓的绥靖政策，而不是与之正面对抗。根据达夫·库珀的说法，威斯敏斯特公爵曾“猛烈抨击犹太人，并且还说，希特勒最终会明白我们才是他最好的朋友”。[1]洛锡安侯爵曾在米尔纳勋爵在南非联邦的“幼儿园”里摸爬滚打，他也是另一个同情纳粹政权的贵族，同时，英德两国的阿索隆伯爵也是如此（他在战争期间放弃了德国赋予他的泰克王子的头衔），更不用说航运继承人南希·库纳德和米特福德姐妹尤妮蒂与戴安娜了，前者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后者则在戈培尔的家中秘密嫁给了英国法西斯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2]1935年2月，洛锡安侯爵告诉《泰晤士报》的读者，希特勒亲自向他保证“德国想要的是平等，而不是战争；这个国家已经为停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无论如何，希特勒关心的不是西欧，而是苏联。
在组织的历史上，没有什么能比剑桥间谍更有教益了：他们在莫斯科中心的控制组成员称他们为“伟大的五人组”，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院长莫里斯·鲍勒戏称他们为“同志国际”。他们五个人都属于一个以排他性自豪的组织。然而，这个精英组织已经被苏联情报部门渗透得非常彻底，以至十多年来，它的五名成员都是苏联的外国情报部门的中坚力量，他们将无数的秘密和西方特工泄露给苏联。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1900年前后剑桥使徒社的成员在性和政治上如何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分道扬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很大一部分使徒同意福斯特的立场，即友谊先于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新一代成员将这种隔阂进一步加深：从出于良心拒服兵役到叛国。安东尼·布朗特于1928年在使徒社中“出生”。四年后，他又成为盖伊·伯吉斯的介绍人。两人都是三一学院的学生，在学业上都很出色，并且都是同性恋。（虽然伯吉斯和布朗特一个浮夸一个稳重，但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是情侣。[3]）然而，布朗特和伯吉斯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愿意为斯大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