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使徒们本身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在各种明确的政治学生团体中（尤其是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它已经被英国共产党彻底渗透）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励，比如彭布罗克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但是使徒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在1927年至1939年间“出生”的31名使徒中，至少有15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约翰·康福德、詹姆斯·克卢格曼、利奥·朗、迈克尔·斯特雷特和阿利斯特尔·沃森。[4]周六晚间座谈会的主题通常反映了这种政治化：比如，1933年1月28日，伯吉斯发起了“过去对我们来说是路标吗？”的讨论。[5]伯吉斯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积极分子。作为一名大学生，他帮助组织了三一餐厅员工和剑桥公共汽车司机的罢工。上一代使徒中的“天使”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曾经如此不关心政治的社团正在发生什么。然而，即使他们曾经试图反抗过，也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了。
当然，并非所有剑桥间谍都是使徒。伯吉斯的梦想是组织一个“五环组织”，模仿传说中活跃在纳粹德国内部的反纳粹共产主义组织。[6]那时候的苏联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从同一个组织中招募五名特工意味着什么。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布朗特和伯吉斯所属的更广泛的网络中招募了特工。苏联特工威利·穆恩森伯格和恩斯特·亨利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剑桥“找寻人才”，但实现伯吉斯愿景的是一个名叫阿诺德·多伊奇[7]的特工。[8]多伊奇（克格勃代号奥托）不是从使徒开始做起的，而是最先从三一学院找了一个名叫金·菲尔比的人。金在学术上并不出类拔萃，他出生在印度，后来更名为吉卜林最伟大著作《金姆》中的主人公金的名字，他的父亲是印度公务员，曾是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的顾问，在那里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当地人”。也许苏联人在他身上看到了第二次转变的可能性。剑桥大学毕业后，在莫里斯·多布的建议下，他去了维也纳，为共产主义支持的国际工人救济组织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第一个妻子利兹·弗里德曼，并与之结婚。弗里德曼把他介绍给多伊奇，多伊奇招募了他，并给他起了个代号叫“桑尼”。[9]菲尔比随后又提拔了他的剑桥朋友唐纳德·麦克莱恩，他的代号是“孤儿”。麦克莱恩的朋友詹姆斯·克卢格曼（代号MER）也身处多伊奇迅速发展起来的间谍网络中，尽管他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者，但是除了监视其他间谍，他没有做更多的事情。伯吉斯猜到麦克莱恩在为苏联工作，而根据记载，多伊奇为了让伯吉斯不要声张，不得不招募了他。滥交成性的伯吉斯被赋予“女孩”的代号。[10]伯吉斯随后招募了他的使徒同僚布朗特（代号托尼），他那时在三一学院教书。[11]布朗特又招募了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他是美国人，也是使徒，同时还是使徒社新当选的主席。[12]布朗特还介绍了他的学生约翰·凯恩克罗斯入会，一名苏格兰血统的三一学院本科生，他的代号是莫里哀（这个代号比较奇怪，因为凯恩克罗斯曾发表了诸多关于这位法国剧作家的学术文章）。[13]另一个招募对象（或多或少跟使徒和克格勃同时进行）是利奥·朗，在他面前，布朗特只能是副手。[14]最后，阿利斯特·沃森进入了克格勃的名单。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其实剑桥间谍不止5个，而是至少有9个。
多伊奇的策略是，“五环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应该表面上否认马克思主义，并在政府机构或政府机构周边寻找职位。剑桥间谍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对一些事件的否认都很令人信服。1937年，菲尔比摆出法西斯同情者的姿态，报道西班牙内战中民族主义的一面，他当时的身份先是自由职业者，后来又是《泰晤士报》的记者。[15]但我们现在知道，之后他被派往西班牙是苏联暗杀弗朗哥阴谋的一部分。[16]麦克莱恩得到了放弃撰写马克思主义论文的指令，转而申请外交部。1935年，他被录取了，尽管他承认“没有完全摆脱”共产主义观点。[17]凯恩克罗斯在索邦大学读书时就是共产主义者，甚至在他上剑桥大学之前。即便如此，外交部也毫不挑剔地接受了他。1934年，伯吉斯乘船去了柏林和莫斯科，在那里他遇到了共产国际联络部门的负责人奥西普·皮阿特尼茨基。[18]然而，在多伊奇的命令下，伯吉斯假装放弃共产主义，拥抱保守主义，他在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找了一份工作，最后成为保守党议员约翰·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他们都是同性恋。而正是以这一身份，伯吉斯招募了汤姆·怀利，他是陆军常务副部长赫伯特·克雷迪爵士的私人秘书。[19]从1936年末开始，伯吉斯被英国广播公司聘为时事广播制作人。他最大的功绩是让克格勃特工埃内斯特·亨利发表了一篇有利于盟军第二战场的演讲。[20]1939年1月11日，伯吉斯加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也被称为军情六处）的D（毁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肮脏的把戏”）部门，虽然他的正式工作是在信息部的外事处。[21]迈克尔·斯特雷特则被迫离开剑桥回到美国，假装对他的朋友和使徒约翰·康福德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死亡感到悲痛。他被聘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并在内政部和国务院任职。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原则性强的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感到震惊，对绥靖政策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唯一可信的对抗希特勒的力量，但这一想法未免太过天真。1939年8月23日，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布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过二心。（只有被伯吉斯列入多伊奇名单的牛津大学毕业的威尔士人戈伦韦·里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事实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站在同一阵线的时期，剑桥间谍依然特别活跃。1940年在法国担任《泰晤士报》记者后，菲尔比被布莱奇利庄园的政府密码学校拒绝，但多亏伯吉斯的帮助，他在D部门得到了一份工作。当D部门被并入新的特别行动处（SOE）时，伯吉斯被解职，但菲尔比继续担任教官。在这个位置上，他继续向莫斯科提供对英国政策的评估。后来，他被转移到秘密情报局第五区。此时，克卢格曼也去了特别行动处（南斯拉夫区）。约翰·凯恩克罗斯则在布莱奇利庄园。布朗特起初因其战前的共产主义倾向而遭到情报部门的拒绝，但在他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下，他慢慢进入了军情五处（英国安全局），他的朋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也是使徒，他们是三一学院的校友，同时也是该领域的同行，他接受了布朗特的说法，即他只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因为它涉及艺术史。[22]布朗特很快就开始移交军情五处的文件以及他从在陆军部军情十四处工作的利奥·朗那里收到的关于德国作战计划的情报。1940年末，布朗特招募伯吉斯加入秘密情报局，却不让他成为秘密情报局的官员。[23]
剑桥间谍对苏联战争的贡献之大令人震惊。1941年，伦敦很容易就成为克格勃最容易获取情报的地方，从这里流出了近9 000份机密文件。从1941年到1945年，仅布朗特一人就向莫斯科中心提供了1 771份文件。[24]5月26日，盟军入侵诺曼底的11天前，他向苏联提供了作为“霸王行动”一部分而设计的欺骗计划，还提供了呈报给丘吉尔的英国反轴心国情报行动的月度评估。[25]菲尔比（现称其代号“斯坦利”）还把列出所有情报系统特工的“原始资料”传给了他的手下，并为莫斯科提供证据，试图证明伦敦当局正在策划与德国的单独媾和。[26]伯吉斯则向苏联人泄露了罗斯福和丘吉尔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的细节，包括他们将入侵法国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的决定，同时传递了有关盟军战后波兰计划的情报。1 945年前6个月，他提供了不少于289份“绝密”的外交部文件。[27]战争和英国大选结束后，伯吉斯被任命为年轻的工党政治家、外交部副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的机要秘书，这一职位使他能够获得更高级别的文件，尤其是为四个同盟国的莫斯科会议所准备的政策文件。所有这些都交给了他的苏联上级。剑桥间谍如此成功，以至有一段时间（讽刺意味十足）他们的苏联领导都不再信任他们，以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偏执狂方式怀疑整个剑桥行动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双面间谍行动。[28]
为什么苏联渗透英国情报系统会如此容易？简单的答案是长期以来反间谍手段不足。正如苏联间谍头子们熟知的那样，英国战前对公务员的审查不足以发现那些像五环组织一样刻意远离共产主义外在形式的人。虽然秘密情报局第五部门有一个反间谍部门，但是当维克多·罗斯柴尔德试图让安东尼·布朗特参与其中时，结果却比没有反间谍行动更糟糕。[29]军情五处年迈的负责人弗农·凯尔爵士直到1939年还坚持认为，从情报和政治颠覆的角度来看，苏联在英国的活动是“不存在的”。[30]罗杰·霍利斯，后来的军情五处主任（1956—1965年），批评秘密情报局没有监控苏联的威胁，理由很充分：1944年（令人难以置信），菲尔比被任命为第九部门的负责人，负责反共产主义和苏联间谍工作。[31]但是霍利斯自己所负责的部门也出现了泄密事件，以至他自己也一度被怀疑是“第五个人”（罗斯柴尔德也被怀疑过）。甚至在1946年12月，A4（负责监视苏联外交人员的部门）只有15名成员，连汽车都没有。[32]然而，正如菲尔比自己后来观察到的那样，他和他的叛徒同伴也受到了“真正的心理障碍”的保护，这种心理障碍顽固地制造了一种信念，让别人认为像他们这样的当权派德高望重的成员不可能去做间谍。[3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更广泛的网络——精英学校和牛津剑桥的“老男孩”网络，它已经被渗透了。
从1945年开始，关于剑桥间谍的证据开始增多，最终他们被曝光。1945年9月，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曾科从渥太华叛逃，开始了对剑桥间谍们的揭露过程。他透露，苏联人已经渗透了多个加拿大机构，甚至由于艾伦·纳恩·梅的叛变，苏联人已经获得了美国原子弹中使用的铀样品。艾伦·纳恩·梅是一名物理学家，跟三一学院的麦克莱恩属于同龄人。[34]菲尔比从军情五处调动至秘密情报局第四区，这样能够躲避从军情五处调动过来的反间谍特工简·阿彻。当另一名苏联特工（伊斯坦布尔的克格勃官员康斯坦丁·沃尔科夫）试图叛变，意图暴露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时，菲尔比半路拦截，并将其送回了莫斯科。菲尔比还向梅透露，他已经被发现了。[35]但是秘密情报局却对这么大的漏洞选择了无视，再次提拔菲尔比，这一次他成了该机构在当时最重要的首都——美国华盛顿的代表。
更奇怪的是，麦克莱恩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办公室主任。这一晋升则发生在他担任驻开罗大使馆参赞兼大使馆办公室主任并完全精神崩溃之后。在那里，他和他的酒友菲利普·汤因比砸了为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两个女孩的公寓，疯狂地将她们的内衣撕成碎片。但在伦敦并没有人知道麦克莱恩越来越不稳定的行为是这一压力加剧的后果，此前他曾两次试图切断自己与莫斯科的联系，但都没有成功。在醉酒状态下，他自称为“英国的阿尔杰·希斯”——美国国务院最著名的共产主义间谍时，都没有人注意到。[36]
然而，伯吉斯仍然是最令人困惑的案例。即使他不是苏联间谍，他的酗酒、吸毒和混乱——更不用说不良的性行为，都应该让他被解雇。相反，他不断得到新的工作：1947年在外交部信息研究部门，1950年8月在远东部门，然后在华盛顿大使馆担任二等秘书。就在这个时候，伯吉斯的朋友盖伊·利德尔，军情五处的副总干事，自信地认为他“不是那种故意将机密信息传递给未授权方的人”。事实上，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五环组织对苏联的价值可能达到了顶峰。伯吉斯和菲尔比一同住在华盛顿，担任在纽约的瓦莱里·马卡耶夫的信使。与此同时，凯恩克罗斯借他在财政部国防部门工作的职务之便向莫斯科提供了英国原子弹计划的细节。[37]菲尔比厚颜无耻地向利德尔提议，他可以将秘密情报局和党卫军（军情五处）在华盛顿的代表合并。[38]然而，这是一种防御策略。他知道网络正在慢慢收紧缩小。除了叛逃者提供的新情报外，美国人还煞费苦心地从维诺那计划中截获和解密了苏联的情报信息。意识到麦克莱恩已经被解密文件识别为代号“HOMER”的间谍，菲尔比让伯吉斯向他通风报信。伯吉斯在又一次丑闻事件后被送回伦敦。伯吉斯也通知了布朗特。[39]1951年5月25日午夜，在一次由他们的伦敦联络官员尤里·莫迪策划的撤退行动中，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从塔茨菲尔德的麦克莱恩家逃到南安普敦，在那里他们登上了法莱斯号游船前往圣马洛——他们在船上不需要出示护照，从雷恩乘火车前往巴黎，再到伯尔尼，在那里，苏联大使馆给他们发了假护照。在苏黎世，这两个人登上了一架经布拉格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但在捷克首都，他们又换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五环中的两只鸟儿飞走了，仅仅因为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门在周末没有进行及时的监视。[40]
军情五处（更不用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了）这时盯上了菲尔比。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他从华盛顿被召回，并正式退休。他接受了询问，然后又受到审问，秘密情报局中能保护他的人一开始进行了阻挠，后来又表示支持。1955年，根据美国的情报，他被指控是纽约《星期日新闻》的间谍，还是下议院的间谍。然而，他受到了安东尼·伊登政府、军情六处的尼古拉斯·艾略特和中央情报局的詹姆斯·安格尔顿的保护。厚颜无耻的是，菲尔比在他母亲的客厅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告诉媒体：“我最后一次在知情的情况下和一名共产主义者交谈，是在1934年。”[41]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前同事大多相信这一点——尽管维诺那计划提供了新的旁证，证明他是苏联特工斯坦利，克格勃叛逃者阿纳托利·戈利岑和弗洛拉·所罗门（菲尔比战前曾试图招募他加入苏联）也提供了证词。甚至菲尔比的第二任妻子艾琳也在怀疑他。（据他们的一个朋友说，一天晚上，她在吃饭时脱口而出：“我知道你是个间谍！”）1957年12月，由于受到长期的精神虐待，加上她自身的酗酒行为导致了她的死亡。[42]然而，菲尔比被允许搬到贝鲁特，在那里，他是军情六处的联络人和非正式信息源。他毫不掩饰地抓住了重新为苏联工作的机会。当军情六处最终根据1961年和1962年获得的新信息揭露菲尔比时，他向艾略特“坦白”，声称他于1946年断绝了与苏联的联系。1963年1月，菲尔比逃到莫斯科。[43]
也许剑桥间谍最大的秘密（甚至比他们长期未被发现还要神秘）是他们对他们所服务的政权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莫斯科，伯吉斯继续他的惯常行为，喝酒、抽烟，并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不时对他公寓里隐藏的麦克风大喊“我讨厌苏联”。他认为莫斯科“跟维多利亚时代周六晚上的格拉斯哥没什么两样”。[44]菲尔比写了一篇克格勃赞助的亲苏联回忆录，他承认与梅林达·麦克莱恩有染，1970年他试图自杀，之后娶了他的第四任妻子，一个苏联人。当他收到列宁发给他的勋章时，他将之比作骑士爵位——“有史以来最好的”[45]，但他感到愤怒的是，他在克格勃中只不过是一名“特工”。伯吉斯于1963年8月死于肝衰竭。麦克莱恩也把自己喝死了。菲尔比的肝脏不知何故一直存活到1988年。其他人则拒绝了飞往工人天堂的选择。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逃离后，布朗特对莫迪说：“我非常清楚你们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对我来说，这样做将非常困难，几乎无法忍受。”[46]迈克尔承认布朗特还在三一学院读本科时就被招募了，之后，布朗特于1964年向军情五处坦白了——尽管直到1979年11月他才公开露面。（在2009年公开的回忆录中，布朗特说他后悔曾经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最后，凯恩克罗斯手中的文件揭露了布朗特并未从伯吉斯的公寓搬走的事实，但是不利的证据不足以逮捕他，所以他谨慎地选择了退休，并被获准在美国从事学术事业。1964年，他向军情五处承认他曾为苏联进行过间谍活动，但拒绝返回英国，他接受了联合国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在罗马的一份工作。1970年，他获得免于起诉的保证。直到1982年，他才被确认为是“第五个人”。直到1990年，这些事情才被公之于众，因为多年来的疯狂猜测错误地指控了至少另外10名剑桥毕业生，包括霍利斯和罗斯柴尔德。[47]因此，剑桥间谍从未被审判或定罪，更不用说被监禁了——不像乔治·布莱克，他是一名苏联间谍，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当权派关系，因其罪行被判了42年有期徒刑。
[1] Cooper, Diaries, 274.
[2] See in general Bloch, Ribbentrop.
[3] Lownie, Burgess, 29.
[4] Deacon, Cambridge Apostles, 103.
[5] Lownie, Burgess, 341
[6]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206, 209.
[7] 作为一名拥有辉煌学术生涯的捷克犹太人，多伊奇能够在伦敦立足，而不会引起怀疑，是因为他是欧典影院创始人的表弟。
[8] Andrew and Gordievsky,193ff.
[9]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169ff.
[10] Lownie, Burgess, 54.
[11] Deacon, Cambridge Apostles, 107f.
[12] Deacon, Cambridge Apostles, 115, 134.
[13]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216.
[14] Andrew and Gordievsky,221.
[15] Macintyre, Spy Among Friends, 44ff.
[16]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213.
[17] Andrew and Gordievsky, 184.
[18] Andrew and Gordievsky, 213.
[19] Lownie, Burgess, 55.
[20] Lownie, Burgess, 136.
[21] Lownie, Burgess, 96.
[22]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70;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300.
[23]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70.
[24] Lownie, Burgess, 130;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72.
[25]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80, 289.
[26]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296f.
[27] Lownie, Burgess, 131, 147.
[28] Lownie, Burgess, 132, 160;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72, 280.
[29]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19, 261.
[30]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68.
[31]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341;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297.
[32]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281, 333.
[33] . Macintyre, Spy Among Friends, 144.
[34]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339ff.
[35]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343.
[36]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2. 2.
[37]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399f.
[38]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22f.
[39]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20-24.
[40]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2. 4.
[41]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31.
[42]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32-5, rebuts Peter Wright’s claims that there was a cover-up only explicable in terms of higher-level Soviet penetration of British intelligence.
[43]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36.
[44] Macintyre, Spy Among Friends, 291.
[45]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6.
[46] Andrew, Defence of the Realm, 429.
[47] Andrew and Gordievsky, KGB, 429, 436, 439ff, 707.
40
相见恨晚
“唯有联结”曾经是使徒们的口号。但是，即使是最简单的联系，剑桥间谍忠诚于苏联斯大林政权也可能是致命的，或者是近乎致命的。11月的一个夜晚，在列宁格勒战争刚刚结束几个月后，牛津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遇见了苏联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他们俩来说，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相遇，是一次完全抛开政治和欲望的，知识和精神上的交流。然而这次相见几乎毁掉了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很难找到比这更完美的极权主义、终极等级制度的例证了。两个知识分子不能在私人公寓里讨论文学，除非当局对这件事情怀有个人和恶意的兴趣，并将其作为进一步迫害的证据。
阿赫玛托娃长期生活在疑云之下。原名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戈连科的她在革命前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浪漫的民族主义作家尼古拉·古米廖夫，在1921年因反苏联活动被处决。[1]第四本诗集《公元一九二一》出版后，她的世界更加乌云密布。一位评论家提到了她的女主人公的“矛盾”或“双重”形象：“一半是被激情燃烧的‘淫妇’，一半是能够向上帝祈求宽恕的‘修女’。”另一位评论家则写道，整个苏联被分为马雅可夫斯基和阿赫玛托娃两派，暗示她对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持保守态度。[2]她的作品在1925年后停止出版。[3]十年后，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和第三任丈夫尼古拉·普宁都被捕了。根据一位朋友、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建议，她向斯大林发出了绝望的呼告，请求释放她“仅存的两个亲人”。斯大林奇迹般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在她的信上潦草地写下了释放这两个人的命令。[4]然而，古米廖夫于1938年3月再次被捕，并被判在世界最北端的定居点诺里尔斯克的北极劳改营服刑十年。[5]尽管在1939年，阿赫玛托娃的名誉得到了短期的恢复，但她的诗集摘录（1940年的《六本书》节选）将要出版时，仍然很快遭到了极强烈的反对：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安德烈·兹达诺夫下令没收这本书，谴责其为“阿赫马托娃式的淫荡”。[6]正是在1935年至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这位诗人写下了她大部分关于这种恐怖状态的诗集《安魂曲》，为数百万因“清洗时代”而失去亲人的人们表达其痛苦的心情。[7]
阿赫玛托娃和才华横溢的年轻英国哲学家之间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这并不令人惊讶。伯林在牛津的圣保罗和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接受教育，他于1909年出生在里加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作为一个早熟的孩子，他目睹了俄国革命。然而，伯林在1920年选择离开苏联，一年后定居在伦敦。尽管他年轻时就沉浸在哲学中，但他从未失去与苏联根源的联系。他的语言技能让他能于1945年夏天临时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伯林是在英国文化协会的布伦达·特里普的陪同下访问列宁格勒的，在根纳迪·拉赫林经营的二手书店中结识了阿赫玛托娃。[8]1945年11月14日，她邀请他到她在丰坦尼宫的公寓做客，这里曾是丰坦卡运河上的辉煌宫殿。尽管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短得有些可笑。但伯林在20日返回莫斯科之前，约阿赫玛托娃进行了第二次夜游。午夜过后，当周围没有其他人时，他们的关系进一步上升了。他跟她讲述了她失去联系已久的朋友们，他们和他的家人一样逃离了革命：作曲家阿图尔·卢里、诗人乔治·阿达莫维奇、镶嵌艺术家鲍里斯·安雷普、交际花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她向他描述了自己在黑海边的童年、她的婚姻、她对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1938年死于古拉格）的爱，然后用难以理解的英语背诵了拜伦的《唐璜》中的一些章节，接着是她的一些诗歌，包括她的手稿中尚未完成的《没有主角的长诗》和《安魂曲》。他们关于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普希金、亚历山大·布洛克、玛丽娜·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其他一些小诗人的热烈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同时，他们也谈到了音乐。没有谁比阿赫玛托娃（就像伯林也见过的帕斯捷尔纳克）更能说明苏联政权摧毁了20世纪20年代前欧洲的文学和艺术网络，她对以前认识的作家和艺术家的近作几乎一无所知，更不了解新作家的作品。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当诗人，就像自己组成了一个孤立的网络。对伯林而言，他惊讶地发现阿赫玛托娃仍然顽强地存活着。“这就好像我突然被邀请去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他后来写道。[9]而他是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认识的第二个外国人。如果她在斯大林掌权之前离开俄罗斯，她一定能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有一席之地。当她向伯林说，她“容易坠入爱河”，她对“他人的个性和行为”有过度的兴趣……再加上对人物和情境的道德中心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在归因动机和意图方面有着教条式的固执，这些都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有着契合之处。伯林认为，她的一生是“对苏联现实的不间断控诉”。但是她“不愿意离开：她已经准备好在自己的国家死去，不管会发生怎样的恐怖事件，她永远不会放弃它”，尽管“战后的列宁格勒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墓地，她朋友的墓地：就像森林大火的余波——几棵烧焦的树木让这片荒地更加荒凉”。
1946年1月5日，在伯林离开俄罗斯之前，两人再次短暂会面。当她给了他一首自己早期写作的诗时，他并不感到惊讶。这首诗后来将成为一个组歌中的第二首，名为《诗五首》。他后来写道，这首诗歌“深刻地影响了我，永久地改变了我的观点”。在伯林眼中，她的诗歌是“天才的作品”。他后来说，他们的相遇让他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也很可能是刺激他从哲学领域转行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原因。在这一领域中，他继续尽最大努力捍卫个人自由，反对历史决定论。正如一位评论员所写，“这不是普通的恋爱关系，他们并没有身体接触。这一定是有史以来两个人类之间最纯粹的相遇之一。两颗不同寻常的心似乎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对彼此的爱和理解推向更高的高度。事实上，它可能是一种人类交流的柏拉图式理念”。[10]帕斯捷尔纳克第二年写信给伯林时，阿赫玛托娃就对伯林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迷恋：“她每三个词都会提到‘你’，并且总是如此的戏剧化和神秘。例如，在一个夜晚，她从酒会回来的路上，乘坐着出租车，受了灵感的启发而疲惫不堪，她用略带醉意的法语说：诺特拉卡（那是你）说过，或者答应过，等等。”[11]《诗五首》无疑也是受伯林的启发而写成的。[12]一些人还推断，她将伯林视为英雄，因为他在《安魂曲》中的缺席而引人注目[13]，阿赫玛托娃的杰作《没有主角的长诗》可能也不是为伯林一个人而写的：
够了，我在恐惧中冻结太久，
所以我要唤起巴赫的恰空舞曲，
会有一个人随之出现。
他不必成为我的伴侣，
但我们将一起，
给二十世纪带去大麻烦。
我能遇到他是一个意外，
就像被无形的命运触及一般。
而跟他在一起，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发生。
穿过黑夜和浓雾，
他沿着丰坦卡运河行走，
喝着我的红酒迎接新年。
他还会记得主显节前夕，
枫树，婚礼蜡烛的光束，
以及那首在死亡飞行中的诗。
但是他不是春日里的第一朵紫丁香，
无法带来爱情的甜蜜祝愿，更不能因为他带上婚戒——
因为那晚的相遇，可能是世界末日的来临。[14]
最后一句的潜台词是：阿赫玛托娃与这位“来自未来的客人”（她诗歌《1913年》中的一句话）会面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考虑到她的个人经历和伯林的官方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伯林第一次拜访时，首相不务正业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阿赫玛托娃的公寓外面，使他们的会面更加引人注目。[15]斯大林可能从来没有说过“原来我们国家的修女一直在接待英国间谍”，但是在战后紧张的气氛中，这种假设并非没有道理。[16]就在几天之内，秘密警察就粗暴地在阿赫玛托娃家里的天花板上安装了窃听器。还强迫一名正在翻译她作品的波兰妇女向他们提供伯林访问的细节。[17]次年4月，当阿赫玛托娃接受邀请，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进行诗歌朗诵时，她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四个月后，列宁格勒再次出现的狂热观众让她更加警觉，而她完全有理由这么觉得。[18]对她和她朋友的监视加强了。斯大林再次介入，这一次也不是为了拯救她，而是为了进行文学批评，他强调阿赫玛托娃在革命后的优秀诗歌“屈指可数”。[19]8月14日，中央委员会在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上发布了一项决议，批评了两个杂志的编辑，原因是他们在杂志上刊登了阿赫玛托娃和讽刺作家米哈伊尔·佐先科的“无思想性”作品。随后，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阿赫玛托娃的宿敌日丹诺夫在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曼夫的影响之下，对两位作者进行了辱骂性的谴责。[20]日丹诺夫的攻击话语非常露骨：
（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女贵族写的诗，她在闺房和礼拜教堂之间近乎疯狂地犹豫不决……因此很难说她是一名修女还是一个堕落的淫妇。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她两者兼有：她的欲望和祈祷交织在一起……这种孤独和绝望的情绪与苏联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但却贯穿在阿赫玛托娃的全部作品中……她的作品展现的是一个遥远的与苏联生活格格不入的世界，这在我们国家的杂志上是断不能容忍的……这些作品只能播下忧郁、沮丧、悲观的种子，鼓动读者逃避社会生活和活动的重要责任，只关注他们个人的狭小世界。[21]
在极权主义国家，甚至个人经历都是禁区，阿赫玛托娃在公开场合也常常受到羞辱，但令伯林欣慰的是，她没有被捕，她微薄的养老金和食物配给也只是暂时被中止。[22]只是他们之间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交流。因此，伯林不知道她的儿子列夫从古拉格释放出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充当防空炮手之后，于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集中营里再待上十年；也没有听说她的第三任丈夫普宁被捕，随后在古拉格死去。[23]1954年，在斯大林死后短暂的缓和期中，一群英国学生，包括年轻的哈里·舒克曼，在列宁格勒作家之家见到了她。阿赫玛托娃相信是伯林派他们来的，但实际上他对这次访问一无所知。[24]当《新共和国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相遇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时，他勃然大怒。[25]如果他知道作者迈克尔·斯特雷特是被剑桥学生安东尼·布朗特说服成为苏联间谍的话，他会更加愤怒。三年后，1956年8月，当伯林回到苏联时，阿赫玛托娃通过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他，她不想见他，以防她刚刚获释的儿子遭受痛苦，尽管（有点不合逻辑地）他们在电话里说过一次话。而伯林结婚的事实显然没能让情况得以缓解，这对这位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诗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打击。[26]9年后，她访问了牛津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荣誉学位，其间充满了感伤。这次她确定地告诉伯林，他们的会面激怒了苏联政府，导致“冷战的开始，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伯林不想产生争端，因此也没有和这位年事已高、几近崩溃的女人争论。[27]值得称赞的是，他一直忠实于使徒社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原始精神，尽管他从未加入这些组织，即使他的剑桥同代人中有一个令人厌恶的小团体已经背叛了这种精神。
图40.1显示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科学组织网络。
图40.1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科学组织网络（“苏联科学院的研究系统”）。
[1]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069-70.
[2]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109-19.
[3]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138.
[4]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139-55.
[5]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158-60.
[6]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185-97.
[7] Berlin, Enlightening, KL 2139-42.
[8] Berlin, Letters, 599f.
[9] For Berlin’s detailed recollection of the encounter, written thirty-five years after the fact, see Berlin, Personal Impressions, KL 4628-4998.
[10] Hausheer, ‘It Didn’t Happen’.
[11] Ignatieff, Berlin, KL 3252-79.
[12] She can be heard reading ‘Cinque’ in this recording from her visit to Oxford in June 1965, a year before her death: https://podcasts.ox.ac.uk/anna-akhmatova-reading-her-poems-about-isaiah-berlin-oxford-1965.
[13] Dalos, Guest from the Future, 7, 86.
[14] Akhmatova, Word that Causes Death’s Defeat, 152.
[15]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271. Preposterously, Churchill wanted Berlin’s help as a translator to help him obtain ice for some caviar he had acquired.
[16] Dalos, Guest from the Future, 67.
[17] Ignatieff, Berlin, KL 32. 52-79.
[18] Dalos, Guest from the Future, 67f.
[19]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354-68.
[20]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352.
[21] Berlin, Enlightening, KL 2056-74. See also Dalos, Guest from the Future, 59-61.
[22] Berlin, Enlightening, KL 1047-56, 1059-69.
[23] 伯林的叔叔里奥是苏联公民，也于1952年被围捕并被指控属于英国间谍团伙。酷刑之下，他承认自己确实是英国间谍。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于斯大林死后被释放。但是不久之后，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曾经折磨他的人，并因此心脏病发作去世。
[24] Ignatieff, Berlin, KL 3284-3350; McSmith, Fear and the Muse Kept Watch, KL 5399-5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