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Berlin, Enlightening, KL 10773-4, 10783-10806, 10818-64, 10865-71.
[26] Berlin, Enlightening, KL 16680-82; Dalos, Guest from the Future, 124-7, 133.
[27] Dalos, Guest from the Future, 64f.
41
少管所里的艾拉
20世纪中叶，等级制度达到了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罗曼诺夫、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一众王朝以崩溃告终，而它们很快就被更强大的新“帝国国家”取代，这些国家在原有的帝国范围内，坚持对民族语言族群的同质性进行专制统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不仅见证了有史以来政权最集中的国家的崛起，主要民主国家的行政结构也因为应对大萧条和另一场全球性冲突而变得更加集中。1939年至1945年间的冲突，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了许多年轻人参战。在整个欧亚大陆、北美和澳大利亚，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的男人都接到指令，被要求参加武装部队。超过1.1亿人在参战国家的军队中服役，其中几乎都是男性。战争结束时，1/4的英国劳动力都在军队服役，而在美国和苏联，这个比例是18%和16%。庞大的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一直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死亡总数约为3 000万人（尽管平民的死亡人数甚至更高）。大约1/4的德国军人丧生，而红军的死亡率几乎同样高。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欧洲所谓的“魔笛手”导致了一代正值壮年的男孩的丧生。
然而，军队只是中世纪组织金字塔中最大的一部分。等级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处在中心位置的策划者统治一切，不管他们是为政府工作还是为大企业工作，不论他们的使命是毁灭还是创造。在美国，阿尔弗雷德·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定义了“M型”公司，很快，这种公司成为整个发达国家商业组织的模板（见图41.1）。
图41.1 阿尔弗雷德·斯隆对通用汽车公司所做的“组织研究”（192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进行了重组和分级。名义上，所有民族国家在联合国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实际上，两个全副武装的联盟体系迅速出现，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还有另外三个战争胜利者：英国、中国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轴心国最早征服的国家之一法国。尽管这之后，冷战迅速使安理会陷入僵局，正如一位委内瑞拉外交官所说“一屋子的人都没有了观点”——但原则上，五个大国组成了新的五权分立也应用了当时维也纳的模式。
毫无疑问，对于参加过世界大战的人来说，将他们在服兵役时学到的一些作战方式延续到平民生活中似乎是很自然的。然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经验不足以解释20世纪中期如此大量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而技术上的转折也有利于这种组织结构的控制。正如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20世纪中叶的通信技术对等级制度的确立有极大的好处。尽管电话和无线电确实创造了巨大的新网络，但它们也是相对容易中断、被窃听或被控制的多枢纽轴心辐射模式网络。像报纸、电影和电视一样，无线电从未被作为真正的网络技术，因为它通常只涉及从内容提供商到听众的单向通信。那些使用无线技术交谈的人通常被视为怪人（“无线电爱好者”），这项技术从未成功商业化。约瑟夫·戈培尔有充分的理由将无线电描述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精神武器”。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技术也有助于民主社会的社会控制。在美国，横跨北美大陆的电话系统于1915年1月25日开始运营[1]，但很快就被西奥多·维尔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垄断了。[2]尽管美国的电话网络（以爱丁堡出生的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名字命名的“贝尔系统”）在使用上仍然非常分散（1935年，只有不到1.5%的电话跨越了一条州线），但是在所有权和技术标准化方面，它是一个单一的系统。[3]西奥多·维尔宣称：“有战争的地方就有冲突，而工业上的战争也如此。”[4]他希望有一个“从每个角落的每一个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通用有线系统（书面或对话沟通），就像国家的高速公路系统一样普遍和广泛，延伸至世界上的每家每户”。[5]维尔对来自他垄断之外的任何创新保持敌意，却对政府监控网络的行为持开放态度。[6]电话窃听这一电路交换系统的简单行为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西雅图非法贩卖者罗伊·奥姆斯特德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根据宪法裁决，他因窃听电话的证据充分而被定罪。也存在先例。1865年，美国邮政部门被授权查封淫秽物品，当然，这件事只能通过查看私人邮件才能做到。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在20世纪20年代与西联公司达成了截获可疑电报的协议，尽管在1929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否认了政府曾阅读截获的日本军事电报，他的理由非常牵强：“绅士们不能阅读别人的邮件。”但是珍珠港事件和随后发生的一切使这种顾虑荡然无存。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安全局对美国电报业务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以抓捕苏联间谍。与此同时，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在窃听电话方面也毫无顾忌。例如，1963年10月19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授权联邦调查局监听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家庭和办公室电话，这一监视计划一直持续到1966年6月。[7]
广播网络的集中性低，部分原因是赫伯特·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反对联邦政府控制电视广播。1927年的《广播法》赋予联邦无线电委员会（FRC）划分频谱的权力，并决定哪些申请人将获得特定波长、功率水平、位置和时间的电台运营许可。[8]7年后，一个新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接管了这一工作。此后，广播公司的执照有效期为三年，他们需要说服联邦通信委员会，他们的电台将服务于“公共便利、利益和必要需求”，而这些标准从未用于报纸的发行。因此，广播的自由言论会受到监管者和商业利益（因为广告作为收入来源的重要性）的严格限制。[9]
尽管许多知识分子担心美国在冷战早期有极权主义倾向，但在人民的生活上，美国和苏联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美国白人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在法庭上质疑政府的干涉。然而，对于许多美国黑人来说，美国生活相对于苏联生活的好处其实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也经常在苏联的宣传中被提及，尽管实际上这是不真实的。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社会因循守旧的必然结果是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这导致了和现在一样的状况：非洲裔美国人更有可能被刑法判决有罪。只需要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933年4月10日，韦斯切斯特郡法官乔治·W.史密斯将艾拉·菲茨杰拉德——一个15岁的“有色人种”女孩送去了纽约州哈得孙市的纽约州改造学校，因为她“无法被管束，不服从母亲公正合法的命令”。改造学校当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前言中曾提到，1933年，雅各布·莫雷诺设计出第一个社交图表，以解释一系列逃离改造学校事件的原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网络理论甚至都可以用来设计圆形监狱。[10]幸运的是，菲茨杰拉德逃到了曼哈顿，并将她的歌唱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而在苏联，像她一样的女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世纪，美国社会以其丰富的社交生活而闻名。的确，正如我们看到的，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认为这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一。然而，在美国，社交网络的形成非常容易，这就导致了一个缺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南部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时，一个外国组织——黑手党无情地利用了这个缺点。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和以此为基础的电影实际上是对这一段历史的美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和系列电影并不是完全虚构的。[11]确实有“五个家庭”控制了纽约大都会地区的大部分赌博、放高利贷、收保护费和在禁酒期间走私的行当。他们大都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社区，比如说曼哈顿的下东区和东哈莱姆区的“小意大利”。维托·柯里昂这一虚构角色的原型部分基于卢西安诺/热那亚家族的弗兰克·科斯特洛（原名弗朗切斯科·卡斯蒂利亚），另一部分则基于甘比诺家族的卡洛·甘比诺。而书中的歌手约翰尼·丰塔纳显然是现实中的法兰克·辛纳屈。书中的犹太黑帮也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残暴的拉斯韦加斯赌场运营商莫·格林的原型是绰号为“巴格西”的本杰明·西格尔，书中较理智一些的人物海曼·罗斯的原型是迈耶·兰斯基。普佐在书中并没有过分夸大黑手党在美国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兰斯基和西格尔与绰号为“福星”的萨尔瓦多·卢西安诺一起成立了“委员会”，试图扩大其对有组织犯罪的中央治理——从纽约的五大家族到整个美国。实际上，卢西安诺的管理统治已经在1936年结束了，当时他因经营卖淫活动被特别检察官（后来的州长）托马斯·杜威逮捕并成功起诉。然而，他的位置很快被科斯特洛取代。毫无疑问，到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黑手党家族都深入参与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从娱乐产业到革命前古巴的赌场，以及有组织的劳工和政治活动。例如，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可能曾寻求过黑手党的协助。可以确定的是，肯尼迪与芝加哥黑帮匪徒山姆·吉安卡纳还同享一个情妇：朱迪斯·坎普贝尔·艾克斯纳。1960年8月至1961年4月，中央情报局甚至试图利用黑手党杀手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然而，黑手党似乎不太可能暗杀肯尼迪，这只是一种阴谋论，现有的官方调查和学术审查都证明了该说法的不可靠。幸好普佐没有把它写进小说里。）
然而，黑手党组织的复杂程度还是有被夸大的趋势，这恰恰是因为除了少数黑手党成员的证词之外，几乎没有关于黑手党活动的可靠文献。而这些证词的来源，是那些违反了“omertà”（大致意思是“男子气概”）的成员。“omertà”是黑手党的封口准则，要求成员至死也不能向当局出卖他们的同伴。1963年，约瑟夫·瓦拉奇在参议院政府行动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做证时透露，他们并不称自己为黑手党，而是科萨·诺斯特拉——“我们的事业”。21年后，在意大利出生的巴西人托马索·布西塔作为线人向美国检察官描述了一个典型黑手党家族的等级结构：在最高层有一个主要负责人，随后是他下属的副负责人，他会向主要负责人推荐一个或多个顾问。较低的层级被分成以10个“士兵”为一组的小组，每组都由一个人来领导。1996年被捕后，乔瓦尼·布鲁斯卡（西西里黑手党成员，绰号“那头猪”，曾于1992年谋杀了反黑手党专家乔瓦尼·法尔科内）做出了证词，他描述了自己1976年的入会仪式，其受邀参加一个乡间别墅的“宴会”，面前有几名黑手党成员，他们围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把枪、一把匕首和一张印有圣人形象的纸。在布鲁斯卡做出了对其后的犯罪生涯的承诺后，最高级的黑手党成员用针扎了他的手指，让他把自己的血涂在圣人的画像上，然后他点燃了圣像。“如果你背叛了我们的事业，”他们告诉他，“你的肉会像圣人一样燃烧。”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它们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一种可能是，这些组织结构和仪式如果是真的，实际上也是较接近现在时才出现的。
黑手党最初是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起源于西西里历史的特殊性。这个词来源于形容词“狂妄自大”或“虚张声势”，其词源（也许是阿拉伯语，也许是穆斯林统治的遗留）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定论。这个词1865年在一部晦涩的戏剧《维卡里亚的黑手党》中首次出现，两年后托斯卡纳贵族菲利波·瓜尔特里奥伯爵正式使用了这个词。但是西西里人偏爱的术语实际上是“荣誉社团”（Onorata Società）。历史学家迭戈·甘伯塔将这个社会的本质定义为“私人保护组织下的卡特尔”。[12]它起源于19世纪后期，在西西里并入意大利王国（实际上是皮德蒙特帝国）之后，当时几乎没有警察部队，土地所有者依靠私人军队保护他们的财产。它随后演变成一个普通的合同执行系统，以死亡作为违约的惩罚。类似的“黑社会”也出现在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地方，例如坎帕尼亚地区的卡莫拉、卡拉布里亚的光荣社团、阿普利亚的圣冠联盟。这些地区的长期贫困表明，这些组织并不能为社会秩序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称他们为“组织”可能是一种误导。那不勒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帕斯夸莱·维拉里在他19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子午线》一书中宣称：“黑手党没有留下书面的章程，它不是一个秘密社团，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时代的人们自发形成的。”[13]西西里的黑手党如此神秘莫测，以至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切萨雷·莫里（1925—1929年）成为巴勒莫的“铁血总督”时，消灭它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14]
有人会时不时地声称，1943年夏天西西里岛被盟军攻陷后，盟军军事政府（AMG）不知何故与黑手党勾结，恢复了它在岛上的旧权力，卢西安诺在其中则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事实是，盟军军官在遇到这种犯罪文化时，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评估，认为是这种文化自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之后的再一次出现。1943年10月，美国驻巴勒莫副领事W.E.斯科滕上尉认为黑手党不是一个中央组织的实体，而是一个更像网络的组织，由荣誉和保密规则捆绑在一起。“黑手党很难被描述为具有公认的领导阶层的正式组织。”斯科滕写道：
它所拥有的组织在性质上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这是一个犯罪团伙，他们的共同纽带是他们在挫败当局干预方面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反对法律力量的阴谋，其形式基本上是一个被称为Omertà的封口原则，这是一个强加给受害者和普通公众的法则，他们也因此被迫成为非自愿的同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不仅仅是一个联盟，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职业。因此，从警察的角度来看，困难在于黑手党本身的特殊性质。如果它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从上到下逐步罢免其领导人就会导致它崩溃。[15]
当占领军在后法西斯统治及战争冲突后的西西里岛内部巨大的行政问题中挣扎时，像斯科滕这样的官员面临着一个痛苦的现实：他们缺乏摆脱这种奇怪和暴力文化的资源。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恢复岛上的秩序，他们不得不与之妥协。英国作家诺曼·刘易斯也曾描述过类似的画面。[16]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城市中盛行的黑手党。尽管报纸对“谋杀公司”进行了大肆报道，但《教父》中所描述的家庭实际上更接近他们在西西里的模式，因为他们的行为勾当都是相对分散无组织的。没有所谓的层级和领导。正如斯科滕所理解的那样，一旦这些家庭试图将他们的系统正式组织化，他们实际上也就完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父》中描绘的时代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时代，有组织的犯罪反而在组织化的进程中实施了越来越少的犯罪行为。1970年，当《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RICO法案）成为法律时，美国的黑手党轻而易举就被摧毁了。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23名主要负责人被判有罪，还有13名次要负责人和43名小组负责人。该网络此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变成了电影中描述的等级组织。
即使非法网络正在蓬勃发展并渗透到美国的政治精英中，完全合法的网络也成了当局阻挠的对象。当美国黑人开始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运动时，他们面临着令人震惊的法规和额外的法律压迫。民权运动起源于黑人教堂、黑人大学和1909年成立的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南方分会。[17]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使得该运动难以停止：这些组织每周日都在维护和更新。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在群众大会的召集阶段，我们会招募更多参与运动的志愿者，就像每个星期天早上在黑人教会中牧师会呼吁在场的人加入教会一样。不管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还是四十多岁，各年龄段的人都来加入我们的队伍。”[18]这期间，他的家庭电话被窃听，但这也只是对这场民权运动持续不断的破坏和反击的一小部分。然而，这场民权运动最终失败了。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美国白人努力组织抗议，1957年洛杉矶县的房产税示威游行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人们对那一年的高税收普遍感到愤怒，但是反对派的运动却逐渐平息了，主要原因是洛杉矶郊区缺乏南方黑人教堂所具有的那种社会网络和领导力。[19]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并没有失去建立社交网络的欲望。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交网络之一——酒鬼自助网络“匿名戒酒互助社（AA）”兴起了。该社1935年由纽约股票经纪人威廉·威尔逊（绰号“比尔W.”）和来自俄亥俄州亚克朗市的医生罗伯特·史密斯（绰号“鲍勃医生”）在亚克朗市成立，它为酗酒者提供了一条恢复清醒的“十二步”方法，而其中真正有效的则是定期聚会的组织治疗，在这些聚会上，人们承认并分享上瘾的经历[20]，尽管不像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一样有大量智力上的碰撞。威尔逊早先与另一个长期饮酒者埃比·撒切的会面是最终形成戒酒者全球网络的第一条连接线。[21]威尔逊回忆道：“我的思绪如泉涌，因为我预见到酗酒者之间会产生连锁反应，一个人会把这个信息和这些原则传达给下一个人。”[22]AA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类宗教性和非政治性，过去是，现在仍然如此。（但事实上，它是牛津基督教福音派的产物。）然而，如果有人告诉埃德加·胡佛，酗酒者与共产主义有某种联系，AA会议无疑会很快受到监视。事实上，最早的AA组织倾向于排斥那些除了酗酒不受社会尊重的人，包括（威尔逊讽刺地说）“乞丐、流浪汉、收容所里的人、囚犯、同性恋者、疯子和堕落的女性”。直到1949年，该组织才决定接纳任何人，而不管其他因素如何，只要他们表示“希望戒酒”。[23]
极权主义国家的病态，就像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温和得多的独裁统治的特征一样，酗酒无疑是其诱因。不仅仅是剑桥间谍喝酒跟鱼儿喝水一样。20世纪中叶的普通人被困在严苛的等级制度链条中，并且害怕加入被视作具有颠覆性的社交网络，于是就在酒瓶子中寻求安慰。在苏联，首选的“安慰剂”是伏特加。纳粹德国在制造武器装备和生产酒精中选择了前者，于是外来的药物变得更受青睐，如柏飞丁（甲基苯丙胺）和尤多卡（吗啡衍生物）。[24]在美国，禁酒令颁布后，烈酒的消费数字在今天看来是惊人的。经历世界大战的几代人也经常在烟草中寻求安慰，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自杀事件。然而，这种兴奋剂带来的舒适只是昙花一现。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中提到，不要说酒精，甚至连毒品都是由福特主义世界国家控制的，他们还控制着从优生学到安乐死的一切，而像柏纳德·马克斯这样不遵循制度的人最终只能被放逐。在奥威尔的《1984》（1949年）中，温斯顿·史密斯没有丝毫机会能成功地反抗老大哥对一号空降场的统治，他命中注定地要被折磨和洗脑。20世纪中叶的许多文学英雄就这样被压垮了，从约瑟夫·海勒的约翰·尤索林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再到约翰·勒卡雷的亚历克·莱马斯——酒瘾很大的演员理查德·伯顿将他们刻画成酒鬼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恰如其分的是，一波人为造成的意识形态灾难，以一场自我诱发的肝肺功能失调的大流行而告终。
[1] MacDougall, ‘Long Lines’.
[2] See in general Wu, Master Switch.
[3] MacDougall, ‘Long Lines’, 299, 308f., 318.
[4] Wu, Master Switch, 8.
[5] Wu, Master Switch, 9.
[6] Wu, Master Switch, 113.
[7] Christopher Wolf, ‘The History of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from Abraham Lincoln’s Wiretaps to Operation Shamrock’, 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 7 November 2013.
[8] Starr, Creation of the Media, 348.
[9] Starr, Creation of the Media, 3636
[10] 由英国功利主义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后期设计的圆形监狱是一个监狱或收容所，在这里，所有囚犯都可以被一个看守人监视，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
[11] 看过这部电影后，公牛萨米说：“我被这部电影惊呆了……直到走出影院我还觉得飘飘然。也许这是虚构的，但对我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太不可思议了。我记得和许多人交谈过，他们也有着完全相同的感觉。”
[12] Gambetta, Sicilian Mafia.
[13] Jonathan Steinberg, ‘Capos and Cardinal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7 August 1989.
[14] Duggan, Fascism and the Mafia.
[15] Scotten, ‘Problem of the Mafia’. I am indebted to my student Frank Tamberino for this reference. See Tamberino, ‘Criminal Renaissance’.
[16] Lewis, ‘The Honored Society’, New Yorker, 8 February 1964, 42-105, and the longer Honoured Society. Also illuminating, the same author’s Naples’ 44.
[17]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90.
[18]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29
[19] Jackson et al., ‘Failure of an Incipient Social Movement’, 36.
[20] See Kurtz, Not-God; White and Kurtz, ‘Twelve Defining Moments’; Makela et al., (eds.), Alcoholics Anonymous; Kelly and Yeterian, ‘Mutual-Help Groups’.
[21] 今天，在150多个国家，大约有11.5万个注册的AA组织，拥有200多万成员。
[22] Kurtz, Not-God, 64.
[23] White and Kurtz, ‘Twelve Defining Moments’, 44f.
[24] Ohler, Blitzed.
Part 07
主宰丛林
42
长久和平期
发动冷战的两个大国拥有极其有秩序的等级制度，它们给本国公民留下了很少的空间去组建他们自己的网络，除非他们的网络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然而，离帝国大都市越远，中央计划者的控制力就越弱。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在平流层用核导弹进行的，而是用半自动武器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丛林中进行的。那里远远超出铁路、公路、电报和电话网络的覆盖范围，超级大国被剥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的权利。在遥远的贫穷国家，它们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属于它们自己的国内政治结构危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网络重新兴起，等级制度崩溃，最终导致苏联迅速解体。同一时期互联网的诞生引发了另一种诱人的可能，即技术再次改变了权力平衡，这一次对极权主义国家及其独裁分支不利。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历史在这方面的真实进程并不顺利。互联网不是20世纪末危机的起因，而是等级权力瓦解的结果。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为什么“冷战”会持续许久，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和苏联没有像英国和德意志帝国那样开战两次。一个普遍的答案是，核武器的出现增加了风险，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治家比他们在伦敦和柏林的同行在1914年和1939年更加懂得规避风险。另一种解释是，联盟网络在1945年之后比以前更加稳定。两个超级大国都建立了庞大、密集和相对稳定的盟友网络，将共同防御的承诺与商业一体化结合起来。从1816年到1950年，每个国家的联盟数量平均略高于2.5个。相比之下，从1951年到2003年期间，这一数字翻了两番变成了平均10.5个。[1]进一步解释的话，就是贸易的增长减少了冲突。[2]有趣的是，出于战略目的建立的安全联盟似乎预示了它们内部贸易的增长。[3]这种网络效应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冷战”时期几乎所有协议（军事和经济协议）的典型特征依旧是它们的等级结构。即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其他国家间的网络也可以形成：例如1957年《罗马条约》的最初6个签署国，还有“七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国，该组织始于1974年的世界五大经济体（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法国）的金融官员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然而，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发达国家时，“冷战”助力了“长期和平”的想法才有意义。但如果我们从整个世界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不太平。内战在这些地区非常普遍，而正是因为交战团体得到了超级大国的军事援助，成了大国的代理人，战争才会升级恶化。[4]冷战时期，欧洲经历了海外帝国瓦解的革命和政变。正因为这种政治危机具有传染性，才能够引发人们“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联想。[5]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被越南击败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你已经建立了一排多米诺骨牌，并且撞倒了第一个……可以确定的是，最后一个会发生什么很快就知道了。”如果“冷战”联盟创建了一个多枢纽的轴心辐射模式网络，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传染给这些网络的外部节点。而防止多米诺骨牌倒下需要一套特殊的军事技能，这种技能在之后将被称为“反叛乱”，但也许最初的一些称呼更为生动，其中就包括“丛林战争”。
[1] Jackson and Nei, ‘Networks of Military Alliances’, 15279. See also Levina and Hillmann, ‘Wars of the World’, Lupu and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and Maoz, ‘Network Polarization’.
[2] Dorussen and Ward, ‘Trade Networks’.
[3] Haim, ‘Alliance Networks and Trade’, 28.
[4] Johnson and Jordan, ‘Web of War’.
[5] Keller, ‘(Why) Do Revolutions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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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
C.S.福雷斯特在他的小说《将军》（1936年）中描绘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典型英国将军的形象——20世纪中期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化身。对他的描写是：
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下属的选择，以及通过这些下属挑选更下一级指挥官时的选择。他选择的都是不怕担责任、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只要身体允许，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家人都可以为战斗计划出力。没有想象力的人必须执行一项没有想象力的军事政策，这一政策也是由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制定的。从竞选计划来看，任何具有奇异性和独创性的东西都是可疑的。每一位将军都希望下级军官绝对服从命令，不畏惧困难、损失也不对未来恐惧；每一位将军都知道人们对他的期望（并认可这一点），人们会小心翼翼地在他手下成为他期望的样子。当要系统地使用武力时，他只需要那些能够快速融入系统的人，而不需要考虑其他人。[1]
对于当时的等级制度，这是最贴切的描述。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军队在经历了痛苦的战争之后意识到，军队需要一种不同的、更有活力的领导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看到德国军队的非凡效力并不依赖于作战计划的严格执行，而是取决于在战争迷雾中的分散化决策和灵活性。[2]例如，1940年，自由移动的德国装甲部队利用无线通信和法国公路网深入敌人前线的后方，敌人最终在混乱中崩溃。战场越难进入，就越有必要将军官（包括非委任军官）从中央指挥和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没有任何战役能比在亚洲对日本发动的那些反侵略战争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在缅甸战争中，一个拥有全新面貌的英国将军出现了——这与福雷斯特笔下意志坚强、缺乏想象力的保守分子正好相反。在缅甸的丛林中，“奇异性和独创性”非常重要。
沃尔特·克耶尔·沃克（见图43.1）出生于1912年，是阿萨姆一名茶叶种植者的儿子，当索姆河和伊普尔河屠杀发生之时，他还非常年轻，并没有目睹这一场面。沃克为了一个错误的目标而奋斗终生。在英国的学校里，他认为对付欺凌行为最好的方法是“左直拳击打对方鼻子或上勾拳击打对方下巴”。在桑德赫斯特的军校，他对操练感到厌烦，渴望开枪实战，而不仅仅只是擦枪。随后，作为1/8的廓尔喀部队的军官，他在瓦济里斯坦与伊皮[3]的法基尔作战中表现出色，成为伏击技术专家。1944年，沃克接管了4/8廓尔喀部队的指挥权，经过两个月的培训，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为自己建立了直属部队。此时，英国人正在学习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在一本出版于1943年的名为《丛林之书》的小册子中写道：“权力必须下放至各个级别较低的领导者中，让他们知道自己在面临这样的情况时，必须毫不拖延地做出决定并履行自己的责任……”[4]这是沃克的准则。战争结束后，作为驻吉隆坡的总参谋部官员，他被授予训练“雪貂部队”的任务，这支部队由英国人、廓尔喀人、中国人和当地迪雅克人组成。1948年至1949年，当马来半岛陷入紧急状态时，沃克指挥远东陆军训练中心在哥打丁宜县建立了后来的丛林作战学校。[5]这所学校的教义被载入《马来亚反恐怖主义行动指南》，这一指南后来成了英国军队的反叛乱手册。[6]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游击队袭击不会干扰合法政治统治的进程”。[7]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协调情报收集（通过警察和军队）的基础上无情地消灭共产党，这背后还有小分队的积极巡逻和精心策划的伏击。[8]1958年，沃克负责老虎行动，99个廓尔喀人消灭了在柔佛州活动的最后一批共产党人。沃克后来宣称：“我的特别行动队的人认定了反叛分子会来，28天后他们来了，并且在沼泽中被消灭。”在沃克看来，能够在酷热天气中耐心等待长达四周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当他被告知伦敦正在实施一项计划，裁减军队中的廓尔喀人，使其数量从1万人减少到4 000人时，他勃然大怒。[9]他用多米诺骨牌式的比喻争辩道：“马来亚是这个地区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如果马来亚倒台，东南亚的局势将无法挽回。”[10]
图43.1 沃尔特·沃克将军，婆罗洲科纳雷纳西的英雄，反叛乱的先驱。他的格言就是“主宰丛林”。
沃克正是在婆罗洲（世界第三大岛屿）茂密的丛林中证明了他的观点的。婆罗洲没有铁路，甚至几乎没有道路，仅有几个零散的着陆点，唯一行得通的就是分散决策。该岛被英国和荷兰帝国任意分割，在沙捞越、文莱和北婆罗洲的英国领土和印度尼西亚（前荷兰）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内部边界，即加里曼丹。英国在这一争端中优雅地退出了，但其更大的计划是将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与马来亚和新加坡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然而，在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之前，反对文莱计划的行动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支持。1963年4月，印度尼西亚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沙捞越东部，摧毁了古晋附近打必律地区的警察局，开始了所谓的对抗。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愿望是扩大印度尼西亚的国界，至少能囊括整个婆罗洲。而沃尔特·沃克作为英国军队在婆罗洲的指挥官（后来也是行动总指挥）的任务是以最低的成本打破他的愿望。在前往新司令部的路上，沃克根据自己在马来亚紧急事件中的经历写了一份指令，列出了他所说的“成功的六大要素”：
统一行动；及时准确的信息（这需要一流的情报系统协助）；速度、机动性和灵活性；我们基地的安全，无论它们在哪里，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机场、巡逻基地等）；……统治丛林……赢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当地人的民心。[11]
这就是网络化的战争宣言——与旧英国军队僵化、等级森严的作战模式相对立。沃克最喜欢的词是“联合术”。他在马来亚学到的重要的一点是“武装部队之间、武装部队和警察之间以及整个安全部队和民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团结”以及“在所有时间和所有级别上的联合规划和联合行动”的重要性。[12]陆军、空军和海军总部聚集在一起，被迫与民政当局和警察密切合作。[13]
在地面上，沃克强调的是“完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14]在前沿地区，任何驻军中至少有2/3“总是处于进攻的角色中，日夜控制着丛林和伏击路线，这样敌人就永远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并且敌人总是容易被发现并被野蛮攻击”。正如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种观点——关键是主宰丛林：
仅仅通过攻击和射击敌人，然后返回基地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你必须主导整个局势，通过连续几周在丛林中的生活，赢得当地人的心，在那些不友好的村庄里安插我们自己的眼线。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把“基地”的必需品背在背上：一个轻量级的塑料板，一大堆粮食和一袋弹药。丛林必须属于你，你必须主宰它，你必须控制和支配它。[15]
沃克的三大有效创新包括对边境巡防队员、特种部队和直升机的使用。边境地区的人至关重要。用负责培训他们的官员J.P.克罗斯的话来说：“如果边境人民能感觉到他们在积极参与守护自己家园的防御，并且政府支持他们，对抗可能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边境巡防队对胜利至关重要。”[16]沃克的愿景是“边境巡防队在前方像一道屏障一样扫荡，成为常规部队的耳目，设下圈套。这就需要他们融入身后的环境：脱下象征身份的丛林靴，不带着鼓舞士气的步枪，这样看起来就像农民、渔夫、商人、伐木工等等”。克罗斯训练他的手下不仅要融入当地环境，还要记住他们遇到的任何敌人活动的痕迹，并跟踪敌人“使用刺激战术对付他，潜入后方，跟踪他，干掉掉队的人，留下标记，以便后面的人能够轻易了解发生了什么”。[17]与边境巡防队密切合作的是来自22个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大约70名士兵，他们的任务是“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协助解决医疗和其他问题”，同时“监测入侵”。[18]最后，沃克充分利用他所能掌控的直升机（不超过80架），将重型武器从一个热点快速转移到另一个热点，给人留下了每个前沿基地都有大炮的印象。[19]
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在婆罗洲最黑暗的地方，他们对马印对抗的成功镇压，可能是因为其完成得过于彻底了。正如沃克所说：“在1 000多英里的丛林中，深入100英里，对敌人加以控制，并且在他们每次试图入侵时都粉碎他们，这对有关的13个营队来说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20]此间，伤亡人数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英国和英联邦部队有114人死亡，181人受伤；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确认590人死亡，222人受伤，771人被俘。当我们将婆罗洲的战争和越南北部700英里处同时期发生的战争相对比，这些较小的伤亡数字就有了更多价值。此时在越南，美国军队正处于战争初期。其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代价惨重、最终难以实现的维护南越独立的努力。正如沃克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他在婆罗洲的目标是“防止冲突升级为公开战争，就像今天在南越一样”。他不仅赢得了“丛林战斗的第一回合”，而且赢得了“边远地区部落村民和村庄的心理战”。[21]最重要的是，他主宰了丛林，因为：
一支秘密行进的军队，大部分是小团体，只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才会合的话，很少会遭到伏击。这就是越共通常的行军方式，也是我们的士兵领悟到的进军模式：并且我们比敌人做得更好。通过作战经验和良好的训练，我们用游击战的方式成功打击了原本的游击战。[22]
我将在本书的第50章说明，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和牺牲一代人的代价来学习这种网络战争的艺术的，而与沃尔特·沃克所拥有的热带雨林不同的是，他们的战斗最终会在钢筋水泥混凝土的丛林中进行。
[1] Forester, The General, 222.
[2] Samuels, Command or Control; Gudmundsson, Stormtroop Tactics.
[3] 伊皮的法基尔被他的追随者称为“Haji Sahib”（尊敬的朝圣者），在一名殖民法官裁定一名未成年女孩的婚姻无效后，他宣布对英国人发动圣战，该女孩的家人声称她被绑架并被迫皈依伊斯兰教。法基尔成功地将瓦济里斯坦的穆斯林部落团结在一起，并持续开展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