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Superstar Statecraft: How Henry Does It’, Time, 1 April 1974.
[21] Sargent, Superpower Transformed, 158.
[22] Sargent, Superpower Transformed, 159.
[23] Sargent, Superpower Transformed, 176.
[24] Notably Cooper,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and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5] 根据三边委员会的最初计划，执行委员会将由34名代表组成：14名来自欧共体，9名来自日本，9名来自美国，2名来自加拿大。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自我克制行为，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仍远远大于欧共体。
[26] ‘interdependence Day’, The New York Times, 4 July 1976.
[27]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28] Bearman and Everett, ‘Structure of Social Protest’, 190f.
[29] Henry A. Kissinger, ‘The Need to Belong’, The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1968.
[30] http://www.pbs.org/newshour/bb/white_house-july-dec11-nixontapes_11-25/.
46
进入硅谷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等级权力结构会陷入危机？据布热津斯基的猜测，答案是科技的发展。诚然，20世纪70年代是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然而，等级权力危机发生在电子网络在美国普及之前。事实上，上述的因果关系颠倒了，正是等级制度中中央集权控制的放宽，才使得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可能。
如今，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商业和社会网络对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深远的挑战，但这一挑战的重要程度是慢慢凸显的。起初，网络技术的创建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1964年，兰德公司[1]的研究员保罗·巴兰的任务是开发一种能够经受苏联核攻击的通信系统，巴兰随后提出了三种可以服务于该系统的结构。它可以是“中心化的”，有一个从中心枢纽发出的多个辐条结构；可以是“去中心化的”，各部分可以通过一些薄弱的纽带松散地连接在一起；也可以是“分布式的”，像网格一样。理论上，最后一种选择是适应能力最强的，因为即使其中的众多节点被破坏了，整体结构也不会坍塌。而这也确实是巴兰的首选，后来成了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阿帕网”）。[2]然而，实际上这种分布式的网络结构只能依靠集中规划来维持，这就有些自相矛盾了。正如梅尔文·康威在1968年的论文《委员会是怎样发明的》中指出的，关于通信系统的设计方式，有一条这样的法则：“设计系统的组织（广义）常常会受到限制，在设计中只能复制其组织内部的通信结构。”[3]就像基辛格看到的政府官僚机构在面临重大战略挑战时的机能障碍一样，康威作为一名有着政府国防合同经验的系统分析师就曾观察到：
一个系统庞大的结构，与本质上系统较小的结构相比更加容易在发展过程中解体。这一理论明显可以应用于过去十几年的大型军事信息系统……这里包含着人类的大脑设计的一些最复杂的物体……
为什么大型系统会解体？这个过程似乎分三步进行……
首先，设计者最开始就意识到该系统将会很大，再加上来自组织的某些压力，就不得不指派更多的人参与设计工作。
第二，将传统的管理智慧应用到大型设计组织中，会导致其通信结构瓦解。
第三，设计组织和系统结构具有同态性，这就确保后者会反映前者之中已经出现的瓦解。[4]
因此，互联网的产生并不是以上述的方式设计的，而是或多或少自发和有机地产生的，其牵头者是学者和私营部门的计算机工程师，而不是军事领导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1969年10月29日，当一条不完整的消息通过阿帕网（见图46.1）发送到斯坦福研究所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开始了电脑之间的第一次对话。[5]两年后，该网络中的节点数量已经超过40个，包括一些大学和私营公司。类似的网络也在其他地方兴起（高能物理网、交换端口分析器、远程登录等等），因此到1974年，人们面临着将这些网络连接在一个单一的“内部网络”中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是忙乱的，同时也是高度分散的创新时代，每一项新的进展都有助于一体化进程：后来启发了Linux系统和FreeBSD的Unix操作系统、用@符号分隔名称和地址的电子邮件、第一个带有“回复”和“转发”选项的电子邮件程序（MSG）、第一个调制解调器。当然，根据摩尔定律，这些进步与计算机处理能力似乎与不可阻挡的指数级增长相吻合。[6]然而，最重要的发展还是文顿·瑟夫和罗伯特·卡恩制定的互联网条款，即网际网络不应有中央控制，也不应针对任何特定的应用或数据包形式进行优化。[7]在他们的TCP/IP软件协议中，所有计算机网络都应该能够相互通信，而不管其内部结构有何不同。1983年1月1日，当阿帕网切换为TCP/IP的协议时，这一切成了现实。[8]一年后，第一个域名服务器（DNS）问世，此后数字IP地址有了更易被记住的名字。到1987年，在现在被称为“互联网”的网络上已经有了将近3万台主机。
图46.1 阿帕网的网络设计，1977年。
互联网不再是计划的产物，它成长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包括国际光纤干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作为国家网络主干网提供商的电信公司、无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数十亿的终端用户，最初都是简单而低调的自发网络。没有中央权威机构的设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没有掉入康威定律的陷阱。添加一个新的单元或者删除旧的单元不需要任何许可。[9]也没有记录互联网整体结构的中央仓库。实际上，这一网络是无法被绘制出来的。克里斯托弗·布林顿和蒋濛将互联网的三个基本概念定义为：
分组交换，其中的资源是共享的，而不是专有的；
分布式层次结构，其中控制在地理上分散在网络的不同部分；
模块化，将任务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层，并分别管理。[10]
我们作为用户，将互联网赋予我们的权力视作理所应当，我们可以沿着最短的路径对信息进行无缝传递，并使用反馈信息来衡量网络状况并避免堵塞。[11]这样复杂的系统根本不可能由一个机构来设计。
20世纪80年代，“万维网”作为互联网的主要连接形式，以类似的方式发展起来。[12]它由一位在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工作的学者蒂姆·伯纳斯·李创建，他设计了一个名为“ENQUIRE”的系统来帮助粒子物理学家管理他们的研究。1989年3月，伯纳斯·李发布了这个系统的全球版，在他想到“万维网”这个名字之前，他想称其为“Mesh网”。伯纳斯·李设计了现在仍通用的网络通信工具：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统一资源定位器（URL）。几年内，这种开源的计算机代码让马赛克（Mosaic）和网景领航员（Netscape Navigator）等迅速发展成用户友好型的浏览器。就像互联网一样，万维网也是有机增长而不是中央控制的产物。在这个网络中，节点是用户创建的网页，连接线则是超链接，允许我们从一个页面导航到另一个页面，通常只在一个方向上导航（即目的页面不一定有一个指向起始页面的超链接）。[13]像互联网一样，这是许多工作的共同成果：cookies（信息记录程序）、插件、会话和脚本都是为管理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而设计的补丁。和互联网一样，万维网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搜索引擎可以让我们浏览网页，接近于归档所有网页——尽管我们知道它的结构核心是一批巨大的、紧密相连的、相互可及的节点。[14]
1960年，艾森豪威尔在向全美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世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权力过于强大了。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它真的如此强大，肯定会阻止或者至少会阻碍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指数级增长。但也许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尽管那个时期有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这种分散的创新却成了可能。年轻人带着他们那一代人的反独裁态度聚集到“硅谷”——圣克拉拉谷在1971年首次被称为“硅谷”。当国会通过1996年的《通信规范法》时——第一个通过对在网上发布淫秽语言处以罚款来规范互联网通信的法案，“感恩而死”乐队的前词作者约翰·佩里·巴洛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做出了对硅谷的回应。[15]他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是写给“工业世界的政府，令人疲惫的钢铁之躯”的：
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新的心灵家园。我代表未来，请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不欢迎你。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没有主权。
我们没有民选政府，我们也不可能有民选政府，所以我在对你们讲话时，没有比让自由本身发声更大的权威。我宣布，我们正在建设的全球社会空间自然独立于你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暴政。你没有统治我们的道德权利，也没有任何执法能让我们产生真正的恐惧……
网络空间不在你的统治范围之内。不要以为你可以像建设一个公共建筑一样建设它，你不能。网络是一种自然行为，它通过我们的集体行动而成长……
网络空间由交易、关系和思想组成，就像我们通信网络中的一个驻波……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没有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或出生地赋予的特权或偏见。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无论多么独特，都不用害怕被迫保持沉默或顺从。
所有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运动和环境的法律概念都不适用于我们……而你们越来越有敌意和殖民倾向的措施使我们处于与以前的那些热爱自由和自治的人同样的处境，和他们一样，我们将不得不反抗遥远的、无知的权力机构。[16]
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还发表了更加狂热的观点，但美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上的革命。正如巴洛这封著名的电子邮件所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事实上，巴洛和其他网络自由主义者建立的电子前沿基金会在1997年赢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违反《第一修正案》的《通信规范法》。[17]美国政府极少参与国际互联网工程工作组的工作，该工作组被其创建者视为互联网所需的唯一政府部门。用互联网首席协议设计师大卫·克拉克的话说：“我们拒绝国王、总统和投票。我们相信的东西只有两样：大致的共识和运行的代码。”[18]在那些明亮而充满希望的早晨，很少有计算机科学家或软件工程师停下手中的工作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互联网成了犯罪现场，他们会做些什么？
但很明显，网络空间的乌托邦就像伊甸园一样，总会出现跟蛇一样的罪人：恶意游戏玩家入侵“多人在线的地下城”。对其他玩家的化身实施虚拟强奸，紧接着会演变成现实世界的罪犯，金钱几乎刚开始在网上转手时他们就抓住了欺诈的机会。[19]因此，网络空间对政府管理的排斥没有持续多久。1998年1月，互联网号码分配局（IANA）的第一任局长乔恩·波斯特尔给互联网区域根域名服务器的12家运营商中的8家发了电子邮件，指示他们将根域名服务器改为管理局的，而不是网络解决方案公司的。网络解决方案公司是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于1991年9月设立的原始DNS注册中心。几天之内，商务部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发布了一份“改进互联网名称和地址技术管理的提案”。[20]一家名为“互联网名称和号码分配公司”（ICANN）的非营利性公司成立了，该公司由一个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董事会来管理互联网号码分配局，而该公司与商务部签订了合同，并由商务部监督。这也证明，以阿帕网为开端的互联网，到底还是不能轻易脱离其创始者——美国政府本身的管辖。在这个意义上，巴洛的“独立宣言”发表不到两年就成了一纸空文。
[1] 兰德公司最初由美国陆军空军司令于1945年10月下令成立，目的是研究未来的武器，三年后，兰德公司（研发）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由政府和私营部门联合资助的非营利实体。赫尔曼·卡恩是兰德公司的首席战略家，在这个位置上，他写了经典著作《热核战争》（1960年）。
[2] Barabási, Linked, 147.
[3] Conway, ‘How Do Committees Invent?’
[4] Conway, ‘How Do Committees Invent?’
[5]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7.
[6] 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戈登·E.摩尔在1965年就观察到：集成电路芯片上每平方英寸晶体管的数量每年都在翻倍。他预测这一比率将会持续下去，尽管1975年他对这一预测做出了修改，表明在1980年之后，这个数字会每两年翻一番。本章没有更详细地描述伴随互联网发展的计算能力的进步。可以说，从那时起，摩尔定律就基本成立了。
[7] Naughton, From Gutenberg to Zuckerberg, 45f.
[8]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8.
[9] Newman, Networksy, 19f.
[10] Brinton and Chiang, Power of Networks, 245.
[11] Brinton and Chiang, Power of Networks, 297.
[12] On the forerunners to the World Wide Web, see Hall, ‘Ever Evolving Web’.
[13]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63f. See also Newman, Networks, 5.
[14]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9f., 43f.
[15] Garton Ash, Free Speech, KL 494-496.
[16] https://w2.eff.org/Cens0rship/Internet_censorship_bills/barlow_0296.declaration.
[17]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21.
[18]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24.
[19]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15.
[20]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ch. 3.
47
苏联帝国的没落
在基辅的郊区坐落着一家控制论研究所。从1972年开始，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格卢什科夫就在那里试图设计苏联互联网，这一项目的全名是：“对苏联国民经济记录、规划和治理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的全国自动化系统”。这让乌克兰出现了硅谷精神。格卢什科夫和他的同事们规划了一片名为“赛博托尼亚”的地区，这里将由一个机器人委员会管理，一个会吹奏萨克斯的机器人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格卢什科夫知道，要想被克里姆林宫接受，他的自动化系统必须映射到苏联计划经济的三层金字塔结构上。不可避免的是，在莫斯科必须有一个中央计算机作为中心，它将连接到苏联主要城市的多达200个中层节点，这些节点又将连接到分布在关键生产站点的2万个计算机终端。然而，虽然莫斯科将控制谁可以访问网络，格卢什科夫也做了这样的设想：网络中的任何授权用户都可以在没有母节点直接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联系任何其他用户。
这样的苏联互联网能起作用吗？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这一实验从未被尝试过——不是因为莫斯科政治局成员发现了格卢什科夫的提议对他们的权威构成的潜在威胁，而是因为财政部长瓦西里·加布佐夫以成本为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1]
根据如今人们对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减值的分析与了解，我们可以努力记住一点：当初在华盛顿产生了一个共识，即共产主义可能最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他1961年改版的畅销书中预测，苏联经济将在1984年至1997年间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经济。而在1989年修改的新版书中他仍然断言，“与许多怀疑论者之前认为的相反，苏联经济的现实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甚至繁荣发展”。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所述，“直到1989年的剧变发生之前，都没有官方的评估观点承认苏联和东欧是极有可能剧变的”。[2]然而，只要到了苏联，有心人就会发现，计划经济显然出了问题——消费品质量低劣且长期供不应求。在陈旧的工厂里，偷窃、酗酒和旷工盛行。面对这样一个根本上有缺陷的系统，拥有再大计算能力的网络可能都于事无补。
对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由此产生的低落情绪并没有转化为政治活动——只是转化为宿命论和更多的黑色幽默。然而，对于那些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苏联直接或间接统治的东欧地区来说，这是另一回事。苏联领导人在《赫尔辛基协议》中对维护人权所做出的极不真诚的承诺，使持不同政见者聚集起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可以在不冒自己和家人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组建网络。在波兰，独立志愿协会的发展速度最快。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基于现有的网络建立一个更大的网络——一种政治互联网，让大学的世俗自由主义者能够与罗马天主教、反对该政权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3]1969年至1977年，随着包括自由工会组织在内的六个新团体的加入，反对网络的规模扩大了约40%，公民、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团体的联系日益紧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的访问刺激了该网络在1980年的再次增长，这时新的团结工会成了主要的枢纽。[4]可以肯定的是，1981年12月实施的戒严令破坏了该网络，因为许多关键节点的人物被逮捕或逃往国外。然而，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是斯大林。1989年2月，当政府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时，该网络（见图47.1）迅速进行了重组，并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
图47.1 波兰反对派网络，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成功（中间左边的黑色六边形）部分基于它与其他多个政治团体的联系。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场革命是网络化的现象。1989年，随着没有镇压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东欧国家的权力被削弱，愿意冒险进行公开抗议的公民人数随之增加。5月，匈牙利共产党在布达佩斯决定开放与奥地利的边境。大约1.5万名民主德国人抓住这个机会从捷克斯洛伐克出发去匈牙利“度假”，实际上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西方旅行。6月，团结工会赢得了波兰选举，并着手组建一个民主政府。9月，匈牙利共产党以波兰为榜样，同意自由选举。接下来的一个月，当埃里希·昂纳克准备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时，起初几百人，随后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拥上莱比锡街头，他们先是高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随后改为“我们是一个民族”。在这里，当地的一些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派网络也很快联系起来，尽管这里的革命左翼和右翼分子之间的联系远不如波兰的密切。[5]1989年11月9日，还被蒙在鼓里的东柏林记者被告知：“（我们）已经做出决定，使所有公民能够通过官方过境口岸离开该国……这一指令立即生效”。记者们的报道促使大批东柏林人拥入边境检查站，由于没有明确的命令，这里的警卫们也选择了不抵抗。到了午夜，所有检查站都被迫开放。革命的趋势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正在一张张倒下，但这次方向与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方向相反——而且在之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仍在发酵。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失败后，苏联解体，留下了俄罗斯联邦的残局，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高加索三大共和国和中亚的五个“斯坦”。在同一时间，南斯拉夫解体，多民族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几乎四分五裂。
这种巨大的欧亚连锁反应不仅是政治反对派网络的作品，电视网络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在民主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们无疑受到了联邦德国电视报道的鼓舞，大多数民主德国公民可以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一切。只有在一个愚昧的“无知之谷”——德累斯顿周围东南部地区和该国靠近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东北部，人们才无法接收到西方的电视频道信号。[6]
而同样会对苏联系统造成危险的，是西方的金融网络。由于资本市场自由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西方金融网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呈指数级增长。东欧政权（罗马尼亚除外）在开始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后，仅仅几年就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而且这不是一种巧合：因为这些银行正是第一批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当时硅谷所创造的新信息技术的机构之一。而这种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有时会被遗忘，所以人们往往会将共产主义的崩溃错误地归咎于少数英雄领袖：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教皇。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很重要，但只有与迅速增长的国际金融网络接轨时，他们才更有可能实现目标。神奇的是，这个国际金融网络最重要的枢纽不是华盛顿，也不是伦敦，更不是罗马，而是瑞士格劳本登州的一个小型滑雪胜地：达沃斯。
[1] Benjamin Peters, ‘The Soviet InterNyet’, Aeon, 17 October 2016.
[2]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Dealing with the Future: The Limits of Forecasting’, 100: http://www.nsa.gov/public_info/_files/cryptologic_quarterly/limits_forecasting.pdf.
[3] Osa, 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117f.
[4] Osa, 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165.
[5] 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New Yorker, 4 October 2010.
[6] Grdesic, ‘Television and Protest in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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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的胜利
当约翰·佩里·巴洛通过电子邮件向全网发送他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时，他正身处达沃斯。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巴洛此时正同时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建立电子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于1971年，由一位曾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创立，他认为定期召开国际商业领袖会议可以实现他的愿景，即让“企业与政府和民间团体一起成为全球社会的利益相关者”。[1]达沃斯论坛被描述为一个“名流云集的天堂”，参与者不仅有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精英的政治家，还有“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工业领袖、对冲基金巨头、悲观主义的预测者、天体物理学家、僧侣、犹太教士、科技奇才、博物馆馆长、大学校长、金融博客作者和德行高尚的继承人”。在他们眼中，“达沃斯就像国会、工厂、摩门教徒神龛、波希米亚丛林，是‘世界上最好的晚宴’，这个论坛可以囊括任何系统，包括金融系统、脸书、火人节、训练营、高校、洛杉矶和夸格市。达沃斯是一颗洋葱、一个千层蛋糕、一组俄罗斯套娃”。多亏了施瓦布，达沃斯现在真的配得上托马斯·曼曾经给这座高耸的山取的名字“魔山”（其代表作《魔山》），神奇的山。而多亏了达沃斯，施瓦布现在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在基辛格之后）他是“地球上与所有人联系最紧密（或许也是最好联系）的人”。[2]
那些嘲笑世界经济论坛的人低估了网络的力量。在达沃斯论坛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演讲比1992年1月的那场演讲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演讲者是一名在地球的另一端新近获释的政治犯。施瓦布和与会者都在认真地倾听着他的演讲，并表示赞许。演讲者说，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共同发起一场全球攻势，促进发展、繁荣和人类生存。这位演讲者认为，“我们有必要从北方向南方大规模转移资源”，但这不是慈善行为，也不是劫富济贫。然后，他列举了他的国家应该采取的四个步骤：
应对解决……债务问题、较贫穷国家出口的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制成品如何进入市场的问题。
确保（我们）经济的增长……这需要在资本形成或固定投资方面取得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利用国内和外部资源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
建立一个公共部门，可能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为在座的南非和国际投资者提供非常好的前景。[3]
这位演讲者是纳尔逊·曼德拉（见图48.1）。他所说的这些要点非常清楚，却又令人惊讶：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他即将接管的国家，这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人物将放弃1955年《自由宪章》中的一项关键承诺：南非核心产业的国有化。[4]
图48.1 1992年1月，纳尔逊·曼德拉与克劳斯·施瓦布在达沃斯会面。曼德拉放弃了非国大的经济国有化计划。
尽管曼德拉在1962年被监禁时是南非共产党的一员，但他不是普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彻底研究所有的革命，包括失败的革命。”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所指的是以色列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和布尔人游击队员德尼斯·赖茨，以及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著作。成立于1961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派别革命理论来源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而不是列宁。[5]曼德拉在劳宾岛被囚禁的漫长岁月中，他关于哲学的想法发生了许多方面的改变，但他依旧坚持经济制高点应该国有化的想法。1990年，当英国大使罗宾·伦威克试图说服他放弃国有化时，曼德拉回答，“这是你的主意”——暗指英国工党宪法第四条，承诺该党将致力于实现“对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共同所有权，以及对每个行业或服务的最佳民众管理和控制制度”。[6]
但为什么仅仅两年之后，曼德拉就改变了想法？他自己也承认达沃斯之行对他的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回国后会说：‘各位，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要么继续国有化，继续没有任何投资；要么我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得到投资。’”[7]后来他还在2000年初回忆说，当他“周游世界，听取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如何发展经济的意见”时，他是如何“被自由市场完全地说服”的。[8]然而，对此也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对于像龙尼·卡斯里尔斯这种跟他同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来说，“反对国有化的决定是与白人世界的‘浮士德式交易’，是对南非穷人的出卖”。[9]记者安东尼·蒙泰罗声称曼德拉事实上“在被释放之前与白人政权进行了秘密谈判”，并在早期阶段就同意放弃国有化。[10]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曼德拉（以及后来接替他担任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听取了南非商界领袖，特别是哈里·奥本海姆的意见，白人反种族隔离领袖海伦·苏斯曼给他们牵了线。[11]另一种解释表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导致了其政策的改变：“为了8.5亿美元的贷款……南非致力于财政紧缩、自由化和私有化。”[12]据娜奥米·克莱恩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而且被“外国的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慢慢灌输了新自由主义思想，更不用说“构成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的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了。[13]从其他的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都反对曼德拉的社会主义原则。（据说贝克曾对曼德拉说：“国有化已经是老一套了。”[14]）
曼德拉的达沃斯之行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1990年2月，曼德拉获释。这之后不到六个月，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已经合法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斗争至此中止。然而，到1991年年底，南非距离民主选举政府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产生民主宪法的多党谈判进程直到1993年才开始，直到1994年4月才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许多研究者仍然认为，相较于内战，自由选举更有可能是种族隔离结束的结果。然而，并不是哪位西方政客或富豪说服曼德拉改变了他对国有化的立场。用之后的劳工部长蒂托·姆博韦尼（他是曼德拉达沃斯之行的陪同之一）的话说，事实上说服曼德拉的是中国和越南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代表。他们告诉曼德拉：“我们目前正努力将国有企业多样化，并邀请私营企业进入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是共产党政府，你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为什么还困于国有化呢？”[15]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同时，另一位达沃斯代表，荷兰工业部长也建议他减少国家所有权，在被讲荷兰语的南非白人俘虏了将近30年之后[16]，为什么曼德拉还会听取他的建议呢？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所属的网络是20世纪最成功的网络之一：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网络。达沃斯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克劳斯·施瓦布将这个古老的网络与新资本主义国际网络整合在了一起，这同时也是中国和越南政府接受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
[1] Navidi, Superhubs, 95.
[2] Nick Paumgarten, ‘Magic Mountain: What Happens at Davos?’ New Yorker, 5 March 2012.
[3]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3/12/nelson-mandelas-address-to-davos-1992/.
[4] Paul Nursey-Bray, ‘The Solid Mandela’, Australian Left Review (June 1992), 12-16.
[5] Barnard and Popescu, ‘Nelson Mandela’, 241f.
[6] Sampson, Mandela, 427.
[7] Sampson, Mandela, 429.
[8] Jake Bright, ‘Why the Left-Leaning Nelson Mandela was such a Champion of Free Markets’, 6 December 2013: http://qz.com/155310/nelson-mandela-was-also-a-huge-champion-of-free-markets/.
[9] Ronnie Kasrils, ‘How the ANC’s Faustian Pact Sold Out South Africa’s Poorest’, Guardian, 24 June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jun/24/anc-faustian-pact-mandela-fatal-error.
[10] Anthony Monteiro, ‘Mandel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rrent South African Crisis’, 24 February 2015: https://africanamericanfutures.com/2015/02/24/mandela-and-the-origins-of-the-current-south-african-crisis/. See also Monteiro, ‘Nelson Mandela: The Contradictions of His Life and Legacies’, Black Agenda Report, 12 November 2013: http://www.blackagendareport.com/content/nelson-mandela-contradictions-his-life-and-legacies.
[11] Sampson, Mandela, 428. See also Gumede, Thabo Mbeki, 81-4.
[12] Ken Hanly, ‘Mandela and Neo-Liberalism in South Africa’, 18 Decem-ber 2013: http://www.digitaljoumalxom/news/polkics/op-ed-mandela-and-neo-liberalism-in-south-african/article/364193. See also Danny Schechter, ‘Blurring Mandela and Neo-Liberalism’, 14 December 2013: http://www.truthdig.com/report/print/blurring_mandela_and_neolib-eralism_20131214.Cf. Schechter, Madiba A to Z, KL 1619-61.
[13] Klein, Shock Doctrine, 216f.
[14] Landsberg, Quiet Diplomacy of Liberation, 107-10.
[15] Andrew Ross Sorkin, ‘How Mandela Shifted Views on Freedom of Markets’, The New York Times, 9 December 2013. See also Barnard and Popescu, ‘Nelson Mandela’, 247.
[16] Sampson, Mandela, 4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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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崩溃
渲染共产主义的崩溃、社会主义的衰落和全球化的兴起是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反对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邪恶阴谋之一。它们的渲染其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全球金融网络中，“休克主义”就代表着最强的政治连贯性。如果有钱赚的话，它可能会将其投机活动引向英国保守党政府和南非社会主义革命者。没有什么比纳尔逊·曼德拉在达沃斯放弃国有化仅仅八个月后伦敦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这一点了。那一年，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没有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直到1995年，他才开始定期出席。这位自称“投机者”的人当时虽然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并不出名。然而，1992年9月，索罗斯以“破坏英格兰银行的人”一举成名——与之同时崩溃的，还有欧洲汇率机制（ERM）。[1]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扩大和一体化，不仅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风险。放松管制（特别是废除外汇和资本管制）和计算机化（特别是创建更快的跨国信息和事务流）的结合意味着任何基于等级控制的政治企业都是脆弱的。
泛欧一体的思想，就像工人阶级的普遍友爱思想一样，起源于19世纪。然而，有了20世纪中期的惨痛经历后，它从乌托邦式的梦想演变成了一个实际的经济一体化计划。[2]它始于一个“共同体”的建立，该组织的目的是监管六个欧洲国家的煤炭和钢铁的生产和定价：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57年的《罗马条约》明确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主张降低关税，并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前，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在快速增长，此后也持续增长——世界贸易也是如此。然而，在其他方面，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在农业方面，在共同农业政策取代国家补贴之前，国家补贴的存在可能会阻碍综合市场的发展。在制造业，各国政府继续通过补贴政治敏感部门或设置非关税壁垒抵制泛欧竞争。在服务业，这种做法不太常见，然而这是因为相对货物而言，服务不容易实现跨国交易。但金融服务是个例外，20世纪60年代，该行业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整合在一起，方式则是向相对富裕的投资者出售公司和公共部门的债券。[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