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索罗斯的赌注直到10月24日才为公众所知，当时《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英镑崩盘时我赚了10亿英镑”的文章。《每日邮报》故事的配图是索罗斯的照片，他微笑着手里拿着一杯饮料。随后发生在他伦敦住所门口的骚乱促使他向阿纳托尔·卡列茨基讲述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67] Kaletsky, ‘How Mr Soros Made a Billion’.
[68] Soros, Soros on Soros, 82.
[69] Lamont, In Office, 259.
[70] Slater, Soros, 180.
[71] Slater, Soros, 181.
[72] Roxburgh, Strained to Breaking Point, 163; Matthew Tempest, ‘Treasury Papers Reveal Cost of Black Wednesday’, Guardian, 9 February 2005.
[73] Johnson, ‘UK and the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97f.
[74] Major, Autobiography, 312, Lamont, In Office, 285.
[75] Kaletsky, ‘How Mr Soros Made a Billion’.
[76] ‘Half-Maastricht’, Economist, 26 September 1992.
Part 08
巴别塔图书馆
50
2001年9月11日
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巴别塔图书馆》好像变成了现实。在这本书中，作者想象了一个图书馆，里面不仅收藏了所有曾经写就的书，还有所有可能会被写出来的书。在掌握了无穷无尽的信息之后，人们的状态会逐渐从兴奋转向疯狂。一些人沉迷于“禁欲式的清理狂潮”，以“消除无用的作品”，这导致“数百万本书的无谓毁灭”。其他人则疯狂地寻找一本书，据说它是“所有其他书的公式和完美纲要”——或者他们会寻找读过这本书的图书管理员，并将他类比成“上帝”。在这座图书馆的一些地方，人们“匍匐在书前，野蛮地亲吻他们的书页，但他们却连一个字母都读不懂”。在其他地方，“流行病、异端冲突、盗匪的游猎活动使人民大量死亡”。[1]21世纪的世界似乎就是博尔赫斯所描述的这一景象的大规模实现。
21世纪的头几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一群恐怖分子对美国金融和交通网络发起的攻击，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反社会网络。尽管以基地组织的名义行事，“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与更广泛的伊斯兰政治网络联系很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够逃脱侦查。
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袭击者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邪恶的天才计划。本质上，他们瞄准了美国日益网络化的社会主要枢纽，利用安全漏洞将原始武器（开箱子的工具刀）私藏到飞往纽约和华盛顿的四架客机上，纽约和华盛顿分别是美国金融和政治系统的中心节点。通过劫持飞机、接管控制权，然后直接抢夺飞机的驾驶权并撞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由此基地组织成员实现了恐怖主义历史上最大的阴谋。他们不仅在美国制造了持续数月的恐怖气氛，更重要的是，他们促使乔治·布什总统的政府做出了不对称的回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对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没有被削弱。
航空运输和金融系统似乎都是此类攻击的完美目标。而最近，两个系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直到2001年，左派和宗教激进主义者普遍认为全球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新化身。[2]攻击者有充分的理由构建这样的愿景：通过破坏这些重要的节点，同时引发公众恐慌，从而制造一连串的混乱，并蔓延至其他网络。[3]
而且，攻击者自身也形成了一个网络。袭击发生后，克利夫兰的一位名叫弗拉迪斯·克雷布斯的咨询师利用名为“流入”（Inflow）的软件对该网络进行分析，表明穆罕默德·阿塔是9·11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见插图24）。19名劫机者中的16名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15名其他联系人都与阿塔产生了联系。在网络中的所有人当中，阿塔具有最高的中介中心性，最具活跃性（他联系别人的次数最多）和紧密度最高（他能够直接和别人联系而不需要中间人）。而美国77号航班的劫机者之一纳瓦夫·阿尔哈兹米在中介中心性方面仅次于阿塔，这表明他可能是这次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如果阿塔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被逮捕，马尔万·阿尔·谢赫拉维能轻易地接替他的领导角色。[4]然而，根据克雷布斯的研究，9·11网络的显著特点是它与更广泛的世界缺乏社会联系。这实际上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其中许多人在阿富汗受过训练，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正常社交网络所具有的那种弱联系。此外，这些阴谋者到达美国后，彼此也没有多少关系：他们的网络很稀疏，通信保持在最低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确实是一个反社会网络——人们几乎看不见它，因为隐蔽网络要想避免被发现，就必须如此。[5]
对克雷布斯来说，事情发生之后，这一切都明了了。然而，这种网络可以提前被发现吗？克雷布斯写道：“要赢得这场反恐斗争，好人似乎必须建立一个比坏人更好的信息和知识共享网络。”[6]这样的网络应该在2001年就存在——其形式是一个名为“潜在危险”的陆军项目，该项目试图通过“识别大量数据中的联系和模式”来描绘基地组织的地图。问题出在了“凯文·培根假设”上——事实上，现在美国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到6度了，这样，被确认为潜在恐怖分子的人数就算没有数百万，也达到数十万。[7]“潜在危险”下的网络图有20英尺[8]长，因为字太小几乎完全看不清。[9]克雷布斯于是得出结论，在反恐战争中，人类情报是无可替代的；另一种可能是淹没在大数据中。[10]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随着恐慌慢慢平息，一些网络专家开始认为基地组织实际上是比较弱小的。确切地说，它隐蔽的、反社会的特点意味着它不容易招募和训练新人。[11]因此可以说基地组织的力量部分在于其权力的去中心化[12]，但是如果奥萨马·本·拉登不能下令对美国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袭击，这种网络结构又有什么用呢？[13]如果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巴基斯坦某个地方被孤立，那么要做的就是“擒贼先擒王”。[14]一些学者将此与秘密犯罪网络相提并论，例如20世纪90年代蒙特利尔的“鱼子酱网络”——一个大麻和可卡因走私团伙。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了，这种犯罪网络与恐怖网络相比更加集中。[15]而两者更重要的区别在于，犯罪团伙没有像基地组织成员那样被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9·11恐怖活动的袭击者没有明显与更广泛的萨拉菲网络（见图50.1）相连，但他们在意识上都从属于它，并愿意为这个宗教信仰而死。
图50.1 全球萨拉菲网络的一个粗略草图，约2004年。
换句话说，他们都属于一个更大的圣战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基地”组织只是一个联系非常薄弱的组成部分。这个更广泛的网络由作为圣战者的人组成，他们在苏阿战争中相遇并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伊斯兰祈祷团的东南亚成员和中东阿拉伯社区的支持者。[16]西方领导人的困惑在于，他们的“反恐战争”只狭隘地关注了那些参与暴力的宗教激进主义者。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活跃的恐怖分子的小网络已经被嵌入更大的网络，这个大网络与恐怖分子有共情，自身却不参与暴力。[17]年轻人也不会因为一时兴起而成为恐怖分子，只有在持续接触极端主义的说教，并卷入萨拉菲斯特活动网络之后，才能成为新的恐怖分子。[18]
当分散的网络去攻击一个等级结构时，该等级结构会自发地做出反应。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乔治·布什总统和他的政府中负责国家安全的主要成员做出了一系列决策，这些决策却成了伊斯兰网络发展的最强助推器。确实，总统敦促制定了一项临时计划，推翻窝藏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政权。但是错误的是，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说服了总统，认为这一袭击为第二次军事干预创造了条件，他们可以借此打击伊拉克领袖萨达姆·侯赛因[19]，尽管事实上伊拉克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与此同时，为了对抗未来美国可能遇到的恐怖袭击，布什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土安全部。甚至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早在2002年8月，约翰·阿尔奎拉就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颇具先见之明地指出这种方法的缺陷：
在一场网络战争中，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网络战争一样，战略轰炸的意义不大，而且大多数网络不依赖一个（甚至几个）伟大的领导人来维持和引导他们……而创建内阁级别的国土安全部则是第二大失误。等级制是对付灵活的网络的一种笨拙工具：只有网络才能对抗网络，就像以前的战争中，只有坦克才能对抗坦克一样……而且，我们需要的那种网络不能通过强迫性的评论来形成或维持，比如“和我们在一起”或“反对我们”。[20]
这可能是一种对国家安全过于悲观的看法。1993年1月至2016年2月，在109起已知的与圣战分子有关的、针对美国本土使用暴力袭击的阴谋中，只有13起是通过监视和线人的结合实施的。[21]然而，在某一方面，这种看法又是正确的。2001年年末，“基地”组织看起来像一个被迫作为反社会网络运作的老式的秘密组织，只是偶尔发起一些引人注目的暴力行为。然而，在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行动之后，它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发展成了一个更大、更有影响力的网络。它利用萨达姆残暴统治被推翻后的混乱来挑起宗派冲突，结果导致一场血腥的叛乱，任何熟悉伊拉克历史的人都很容易预见这一情况。（1920年，类似的事件曾发生在英国占领者的身上。）美国军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迟钝地领悟到沃尔特·沃克及他同时代的人在东南亚丛林中学到的教训。
约翰·纳格尔是一名美国军官，也是一名罗德学者，他在博士论文中将马来亚和越南发生的冲突做了比较，认为英国人已经适应了丛林战争的紧急情况，但美国人没有。[22]他是后来的《陆军反叛乱战地手册》（第FM 3-24款）的作者之一，该手册在大卫·彼得雷乌斯中将和詹姆斯·马蒂斯中将这两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的指导下写就，他们明白美国军方对这样一本手册的迫切需求。在2005年10月，彼得雷乌斯第二次在伊拉克服役归来后就着手该手册的撰写，并于次年12月发布。[23]该手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反复讨论叛乱的网络特征（见图50.2）。例如，作者努力区分具有“正式等级结构”的叛乱和具有“网络结构”的叛乱。每种模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但是具有网络结构的叛乱能够更加“迅速地自愈、适应和学习”，并且很难说服组织成员接受协商解决的方案，“因为没有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对该组织负责”。[24]该手册开始向美国军方宣传网络理论，解释网络密度、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等概念。[25]在第一版中，甚至有一个附录，名为“社会网络分析”。[26]
图50.2 网络叛乱，来自《陆军反叛乱战地手册》（2014年版）的图表。
澳大利亚陆军上校大卫·基尔卡伦也为手册的撰写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于2004年被借调到五角大楼。基尔卡伦的28篇文章（“从公司层面看反叛乱的基本原理”）认为我们所说的“心灵与智慧”一词的真正含义是“建立可信的网络”：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你成功地建立可信的网络，它们就会像根一样扎进人们的心中，取代敌人的网络，民众将与你并肩作战，你由此可以掌握主动权。这些网络包括当地盟友、社区领袖、当地安全部队、非政府组织和你所在地区的其他友好或中立的非国家主体，以及媒体组织……它们都能帮助你建立可信的网络，这些行动将有助于实现你的目标。破坏信任或破坏网络的行为（甚至扼杀鲜明的目标）都是在帮助敌人。[27]
一个关键的看法是，美国及其盟友所对抗的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婚姻关系、资金流动、校友关系和资助关系”的社会网络。恐怖主义“仅仅是该网络的一部分，而其核心仍是那个资助网络”。[28]而与此同时，由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日益凸显，全球圣战组织已经有了国家的特征：
在全球化的叛乱中，叛乱分子相当于一个虚拟的国家：它不控制任何领土或人口，而是对分布式系统进行控制，这些系统合在一起代表了传统国家权力的许多要素。它也是一个伪国家：一个像国家一样行事但在法律或政治合法性方面不是国家的管理实体。此外，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等级体系，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系统组成的联邦网络，其功能相当于一个“反叛国家”，与世界各国政府展开竞争。[29]
在基尔卡伦的建议中，击败这个新生国家的策略包括：“同化中立或友好的女性”，因为她们在叛乱分子的支持网络中很重要；发起高频率的“反网络”情报行动，这“会产生致命的趋势，导致叛乱网络灾难性地崩溃”；切断叛乱分子与人民的联系使网络“窒息”；切断叛乱网络中的薄弱环节。[30]这也成了彼得雷乌斯“蟒蛇战略”的基础，该战略旨在包围和扼制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网络。[31]
这时，即使战争已接近尾声，美国军队也开始吸取教训，在2007年美国“增兵”伊拉克的决定性阶段，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总结了在伊拉克学到的经验：“为了对抗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传播网络，我们必须复制其分散性、灵活性和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用网络打败网络’成了整个司令部的口号，也是我们核心理念的总结。”[32]因此，美国士兵在后萨达姆时代终于搞清楚了这片伊拉克丛林。在阿富汗也有相似的痛苦的学习过程。埃米尔·辛普森作为廓尔喀人军官的经历使他相信，虽然传统的双向战争仍有可能发生，但是总的趋势仍是多方冲突，因此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种多方冲突的胜利意味着政局的稳定。[33]因此，反叛乱活动隐含着太多的政治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从叛乱网络中获取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要比直接摧毁它更有效。
[1] Borges, ‘Library of Babel’.
[2] On the powerful developmental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network, Camp ante and Yanagizawa-Drott, ‘Long-Range Growth’. On the tendency of the American system to produce delays even in normal conditions, see Mayer and Sinai, ‘Network Effects’.
[3] Calde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40f.
[4] Thomas A. Stewart, ‘Six Degrees of Mohamed Atta’, Business 2. 0, December 2001.
[5] Krebs, ‘Mapping Networks of Terrorist Cells’, 46-50.
[6] Krebs, ‘Mapping Networks of Terrorist Cells’,51.
[7] Jeff Jonas and Jim Harper, ‘Effective Counterterrorism and the Limited Role of Predictive Data Mining’, Policy Analysis, 11 December 2006.
[8] 1英尺=30.48厘米。——编者注
[9] Patrick Radden Keefe, ‘Can Network Theory Thwart Terrorists?’ The New York Times, 12 March 2006.
[10] Valdis Krebs, ‘Connecting the Dots: Tracking Two Identified Terrorists’, Orgnet, 2002-8: http://www.orgnet.com/prevent.html.
[11] Oliver, ‘Covert Networks’.
[12] Marion and Uhl-Bien, ‘Complexity Theory and Al-Qaeda’.
[13] Eilstrup-Sangiovanni and Jones, ‘Assessing the Dangers of Illicit Networks’, 34.
[14] Minor, ‘Attacking the Nodes’, 6.
[15] Morselli, Giguere and Petit, ‘The Efficiency/Security Trade-off’. See also Kahler, Miles, ‘Networked Politics., See also Kenney, ‘Turning to the “Dark Side”’ and Kahler, ‘Collective Action and Clandestine Networks’.
[16]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96L See also 135-71.
[17] Berman,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18.
[18] Berman, Radical, Religious, and Violent, 17.
[19] ① 就在9·11袭击发生的同一天，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国的反应应该考虑多种选择和可能性。国务卿说，他的本能反应是同时打击萨达姆·侯赛因，而不仅仅是本·拉登（原话）。
[20] John Arquilla, ‘It Takes a Network’, Los Angeles Times, 25 August 2002.
[21]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 ‘Jihadist Plo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 1993-Feb. 2016: Interim Findings’ (January 2017).
[22] Nagl, Learning to Eat Soup with a Knife.
[23] Army, U. S. Army/Marine Corps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24] Army, Insurgencies and Countering Insurgencies, section 4, paragraphs 6 and 7.
[25] Army, Insurgencies and Countering Insurgencies, section 4, paragraphs 20 and 21.
[26] Army, U. S. Army/Marine Corps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Appendix B.
[27] Kilcullen, Counter insurgency, 37.
[28] Kilcullen, Counter insurgency, 183.
[29] Kilcullen, Counter insurgency, 200.
[30] Kilcullen, Counter insurgency, 4f., 10, 40, 197.
[31] David Petraeus, ‘The Big Ideas Emerging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Belfer Center, Harvard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2017).
[32] McChrystal, My Share of the Task, 148. Details of how McChrystal and his team hunted down and killed Zarqawi, destroying his network in the process, are in chapters 11-15.
[33] Simpson, War from the Ground Up, 106.
51
2008年9月15日
从许多方面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的金融和政治体系的破坏性影响远未达到基地组织的期望值。的确，支付系统中断，纽约证券交易所叫停了一周，股票的价格大幅下跌，金融动荡加剧。同时，当时美国空运的暂停也间接减缓了支票结算和其他非电子形式的交易。然而，这些袭击的经济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原因是主要的金融机构提前为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充分的准备，美联储毫不犹豫地出手干预，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周之内，金融危机就结束了。[1]据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清理工作和收入损失总额在330亿至360亿美元之间。[2]相比之下，根据对“反恐战争”成本的最高估算，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付出的代价比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成本增加了至少两个数量级。[3]本·拉登的最初目标似乎侧重于产生一种连锁反应，在这一连锁反应中，初始袭击的冲击将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产生层叠式的影响。但事实上，这并没有发生。这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网络比圣战分子预期的更具韧性。
到了2001年，人们对“断网”这一概念已经不陌生了。1996年，美国西部发生了一次大停电，俄勒冈的一条电力线路故障导致数百条线路和发电机跳闸，中断了750万人的供电。第二年，丰田公司的整个制造业务被迫停止，只是因为一家关键制动部件唯一供应商的工厂被一场火灾摧毁了，这危及了大约200家其他供应商的业务。[4]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几个月，2001年7月18日，巴尔的摩的一条铁路隧道发生火灾，导致互联网速度普遍下降，因为它烧穿了一些主要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光纤缆绳。类似的事情在2003年9月也发生过，当时有一棵大树倒在了意大利和瑞士之间的高压线上，整个意大利电网（撒丁岛除外）随之崩溃。2006年11月，一次影响更深远的连锁事故发生了——德国西北部的一条电力缆绳故障，引起停电的范围之广远至葡萄牙。[5]除了互联网，金融系统网络似乎比欧洲电网更具弹性。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幻觉罢了。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这是使国际信贷系统最接近全球性瘫痪的一场金融危机。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代价大于反恐战争的代价，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世界经济沿着其趋势不间断地发展下去，那么它本可以创造的产出该有多大。（仅对美国一国的合理估计数字就在5.7万亿至1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反恐战争的最高估算成本为4万亿美元。[6]）简而言之，9月15日的金融危机为世界带来的干扰大大超过了7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主要银行的资本严重不足，利用监管漏洞来提高杠杆比率；市场充斥着资产抵押债券，例如评级机构在定价上出现严重偏差的抵押债务；美联储在2002年至2004年间过于放宽货币政策；而政治家们在经济上实行了不合适的激励措施，让美国穷人投资房产；在不切实际的风险模式下，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被大规模出售；最后，来自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特别是中国流向美国的资金助长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7]这场危机可以说始于泡沫破裂之时：在2006年年末，房价下跌和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增加就已经产生了金融危机的迹象。然而，雷曼兄弟的破产——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凌晨1点45分，将这场困境变成了全球性恐慌。在母公司提交破产申请后，约18个国家的80多个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在主要的破产程序中，约有6.6万宗是针对雷曼兄弟公司进行索赔的——金额超过8 73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涉及面最广、影响深远的破产案”。[8]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美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如此，也无法确定经济会出现衰退。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顿9月16日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报告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预测是……我们仍然认为未来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缓慢地回升。”然而，现实发生的事情讽刺了这种说法和持此类观点的人。[9]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只有少数人意识到美联储立场的真实性质。用美国波士顿联储主席埃里克·罗森格伦的话来说：
我们在雷曼兄弟事件上所做的事是否正确？我认为现在对该问题下定论还为时尚早。鉴于财政部不想投入资金，我们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下了一个经过计算的赌注：如果我们挤兑了货币市场基金，或者……回购市场关闭了，这场赌注的前景将令人担忧。考虑到我们自身的限制，我认为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度过这个星期……现在，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经济上的赌注全押在一两个机构上。[10]
直到10月29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才第一次提到他们有可能陷入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11]直到12月中旬，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才明确表示，“我们的违约率可能会高于大萧条时期的违约率”。[12]
美联储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是华尔街的一个孤立的网络，不为他的同行（包括财政部长、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所喜爱，但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结合，该银行本身在之前的20年里一直是国际金融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枢纽，此时它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规模都要大，密度也更大。意识到这种结构性变化重要性的各国央行行长很少，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霍尔丹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已经建立起来，而这种系统往往会放大周期性波动。[13]霍尔丹的见解（见图51.1）借鉴了约翰·霍兰德和其他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不同于单纯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还存在不可预测的动态变化趋势。这些“新兴属性”是美联储经济学家的模型中缺少的东西。[14]简单来说，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忽略了网络结构。没有人注意到，全球金融网络已经变得足够紧密，足以让危机从一个机构迅速蔓延到许多机构，但也足够稀疏，可以让许多机构的业务分散程度很低，一旦交易对方失败，就没有足够的保障以规避风险。[15]
图51.1 安德鲁·霍尔丹在2011年的一场演讲中指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网络连接正在迅速膨胀。
就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年，美联储还在吹嘘自己已经实现了“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也译作大缓和），但事实上，美联储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行为主体之一。好的方面是，伯南克主席迅速吸取大萧条的教训，使得经济危机的后果远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一次严重。通过在“量化宽松”的第一阶段购买各种资产，然后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购买大量政府债券，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危机。这可以被看作货币治理等级制度的胜利，同时也体现出国际金融网络在自由发展下是不会自我修复的。然而，没有出现第二次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干预，在听任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财政部出面阻止了进一步的大规模金融破产。政府对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大银行进行了援助，它们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获得了超过4 000亿美元的资金。“9·15事件”产生了破产的连锁反应，这场援助在遏制这股趋势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公司继续向它们的高级雇员支付高达7位数的奖金，这引发了广泛的质疑。[16]公众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金融系统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网络。
长期以来，美国商界精英一直是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而银行则是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主要纽带，其中也包括政治领域。[17]弗农·乔丹的职业生涯很好地说明了美国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非洲裔美国律师，在种族隔离的最后几年里，他以佐治亚州的民权律师身份而闻名。1972年，乔丹被邀请加入塞拉尼斯董事会，塞拉尼斯是一家经营领域广泛的制造商，其董事长约翰·布鲁克斯随后提名他加入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会。1973年，乔丹通过另一位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威廉·埃林豪斯的介绍加入彭尼百货公司的董事会。一年后，他加入了施乐董事会，与施乐总裁阿尔奇·麦卡德尔共事，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霍华德·L.克拉克也在董事会任职。乔丹在1977年加入美国运通董事会，得到了麦卡德尔和克拉克的认可。1980年，他加入了雷诺兹烟草公司董事会，第二年，他辞去了在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职位，加入了达拉斯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18]乔丹与比尔·克林顿的亲密关系（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的美国全国城市联盟中）在克林顿1992年当选总统后变得更具政治意义，因为在一系列丑闻中，乔丹成了他的“麻烦解决者”，尤其是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1999年，乔丹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入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拉扎德公司的纽约分行。[19]
相比之下，蒂莫西·盖特纳的职业生涯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母亲黛博拉·摩尔是“五月花号”上英国清教徒的后代。他曾在达特茅斯大学就读。而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前，他在基辛格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他当上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然而，在社会交往和职业生涯中，他都与金融精英人士建立了联系。例如，他同时是纽约经济俱乐部、外交关系委员会等非营利机构的成员，通过这些机构，盖特纳建立了与大约21家金融公司的高管或董事的个人联系。根据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些联系是有价值的，因为当2008年11月21日财政部宣布盖特纳将担任巴拉克·奥巴马的财政部长时，与盖特纳有联系的公司的股价都大幅上涨。[2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当行为——仅仅是亲近权力这一行为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而已，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在危机初期，盖特纳在美联储扮演了关键角色，在经济尚未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他执掌了财政部。天真的投资者才会不重视金融公司之间的政治联系网络。迪克·富尔德在该网络中就是一个相对孤立的节点，这也是他最后倒台的一部分原因。
[1] Neely, ‘The Federal Reserve Responds’.
[2] Neely, ‘The Federal Reserve Responds’, 40.
[3] Crawford, ‘U. S. Costs of Wars’.
[4] Watts, Six Degrees, 23.
[5]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6f., 42, 95.
[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inancial Crisis Losses’.
[7] See Ferguson, Ascent of Money.
[8]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KL 8518-21.
[9]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16 September 2015, 20.
[10]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16 September 2015, 20. 51.
[11]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28-29 October 2008, 118.
[12]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15-16 December 2008, 12.
[13] Andrew Haldane, ‘On Tackling the Credit Cycle and Too Big to Fail’, Bank of England presentation, January 2011, slide 13.
[14] Ramo, Seventh Sense, 136f. See also 42-4.
[15] Jackson, Rogers and Zenou,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Network Structure’. See also Elliott, Golub and Jackson, ‘Financial Networks and Contagion’.
[16] Louise Story and Eric Dash, 'Bankers Reaped Lavish Bonuses During Bailouts’, The New York Times, 30 July 2009.
[17] Davis et al., ‘Small World’, 303.
[18] Davis et al., ‘Small World’, 320.
[19] Michelle Leder, ‘Vernon Jordan Gets a Big Payday from Lazard’, The New York Times, 15 March 2010.
[20] Acemoglu et al., ‘Value of Connections in Turbulent Tim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estimates, ‘Over the next ten trading days, financial firms with a connection to Geithner experienced a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of about 12 percent (relative to other financial sector fir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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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国家
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体系的另一个特点。理论上，银行是金融系统中监管最严格的实体。然而，负责监管银行和其行为的众多机构却未能预见它们在流动性危机中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可能性。对此有这样一种解释：联邦政府已经退化为所谓的“行政”或“管理”国家，其运作模式是等级制和官僚主义的，其监管只能越来越复杂，而这恰恰与预期相反。
行政国家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国会开始授权新的监管机构，如环境保护署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1950年，《美国联邦法规法典》（CFR）的篇幅达到2.3万页左右。而在1951年至1970年间增加了约2.1万页，1971年至1990年间增加了6.2万页，1991年至2010年间又增加了4万页。[1]在乔治·布什执政期间，国会扩大了联邦政府对以下领域的监管：中小学教育（2001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两党竞选资金改革（2002年的《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公司治理（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和能源节约（2007年的《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然而，相比于奥巴马总统在第一届任期所实行的大量政府立法和监管，之前的那些政府都只能甘拜下风。[2]简要来说，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可以总结为一系列的“承诺”：增加就业（“经济刺激计划”），降低金融危机的风险，提供全民医疗保险。而其中的每一项承诺都导致了行政国家的大规模扩大。《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多德-弗兰克法案》）长达848页，并在此法案下创建了两个新机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3]《病人保护与廉价医疗法案》（简称ACA）共961页（连同《医疗保健和教育和解法案》），并创建了独立支付咨询委员会。为颁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起草的法律更烦琐，这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这一协定超过5 554页，包含200多万字，打印出来几乎有3英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