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荒凉山庄》中，雾气无处不在。而如今，借用《荒凉山庄》的作者狄更斯的话来说，网络才是如雾一般“从上游一直弥漫到下游”。“想找到网络的替代品，结果只能是失败。”《哈佛商业评论》[2]评论道：“女性之所以不如男性那么有领导力，关键原因就是她们的关系网络相对来说更狭隘，无法支持并且推动她们成为潜在的领导者。”[3]该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显示：“共同基金经理会将更大的赌注押在与他们同属一个教育网络的公司之中。”而且这部分投资会获得比平均值[4]更高的收益。[5]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会因此认为在校友关系网络中产生的“兄弟会”“姐妹会”是良性推动力。在金融领域，有些“专家网络”被揭露是内幕交易或操纵利率的渠道。[6]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网络难辞其咎，具体来说，这个日益复杂的网络将全球银行变成了美国次贷危机的传输和放大系统。[7]桑德拉·纳维迪在她的《超级枢纽》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令某些人向往的世界，“一小部分被选中的人”（她只列举了20个）“掌控着绝无仅有的最强大的资产——一个覆盖全球的特殊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是在数量更少的机构或组织中铸就并维持下来的：麻省理工学院、高盛集团、世界经济论坛，包括克林顿全球倡议在内的三大慈善组织和纽约四季酒店。[8]然而，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传递的核心信息之一就是“全球特殊利益”，这正是他击败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所代表的“失败且腐败的政治体制”的利益诉求。[9]
提到2016年的美国大选，就不得不讨论媒体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福克斯新闻到脸书，到胜出候选人所选择的网络——推特。[10]选举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网络为驱动的特朗普竞选团队集中火力攻击了希拉里的精英网络，特朗普本人也曾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希拉里出现在特朗普第三次婚礼照片中就是证明。就在大选的前几年，一家2009年成立，名为“特朗普网络”（The Trump Network）的公司，主要在特朗普的支持下经营售卖维生素补剂的实体公司破产了。如果特朗普输掉了大选，他可能就会成立电视网络“特朗普TV”。他赢得大选的原因之一，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说，是俄罗斯的智能网络利用维基解密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尽全力摧毁了他的对手的声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非机密性报告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开展一场有影响力的战役”，这场战役意在“诋毁国务卿希拉里，并破坏她的选举进程，减少她成为总统的可能性”。这一举动显示出克里姆林宫对特朗普的“明显偏好”。根据这份报告，在2015年7月，“俄罗斯情报人员进入了美国民主党委员会的内部网络，并且直到2016年6月都在持续访问中”，他们有计划地将获取的邮件通过维基解密泄露出来。同一时间，“今日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这样的以全球受众为目标的媒体机构和一个类政府的钓鱼网络，作为克里姆林宫和国际受众之间的桥梁，在这场有影响力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
不过，特朗普的获胜还另有原因，就是被称为“伊斯兰国”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网络。该网络在大选前的12个月里持续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包括在美国圣贝纳迪诺和奥兰多发动的两场袭击。这些行为让特朗普提出的将美国国内支持激进伊斯兰的网络进行“曝光”、“剥离”和“一一剔除”的提议更有吸引力，他还承诺将“完全摧毁伊朗的全球恐怖系统网络”。[12]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13]乔舒亚·雷默称之为“网络力量的时代”[14]，而阿德里安娜·拉弗朗丝则更倾向于用“牵连的时代”来表达。[15]帕拉格·康纳甚至提出了一门新学科——“连接学”（Connectography）——来描绘当下的“全球网络革命”。[16]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当今的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历史经验中的一大量变。”[17]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公共领域，并随之改变民主本身的轨迹。但这到底是好是坏呢？[18]“当今的网络技术真正造福了民众。”谷歌的贾里德·科恩和埃里克·施密特如是说，“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多人同时被一个实时交互的网络联结着。”而且它还能真正改变世界各地的政治格局，书写新的“游戏规则”。[19]而从另一个视角出发，网络能够淡化国家的边界，削弱集体主义政治，从而使像谷歌那样的全球企业得以系统性地逐步掌握“结构性主导权”。[20]
对于网络在国际系统中的影响，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网络对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呢？安妮-玛丽·斯劳特认为，如果要合理重建全球政治，可以将传统的“棋盘式”国际外交和新型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并着重利用后者的优势（例如网络的透明度、适应性和可扩展性）。[21]她认为未来的女政治家会利用“连接的策略”成为“跟政府一起行使权力并发挥领导作用的网络行为参与者”。[22]帕拉格·康纳期待着享受一个“供应链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全球的公司、特大城市，“航空都市”和“区域联邦”都会参与到一场无尽但本质上平稳的“拔河运动”中，像在“多人在线游戏”中争取经济优势一样。[23]然而，不管是乔舒亚·雷默，还是他的导师亨利·基辛格都对此产生了疑虑：这样的趋势真的能够提升全球稳定性吗？“网络通信在社会、财政、工业和军事领域的渗透，”基辛格写道，
已经……改变了脆弱性。在某些方面，相较于大部分规章来说（尤其是监管机构在技术层面上的理解和规范），它更快速地创造了自然平衡的状态 ……根据霍布斯的理论，想从这种状态中脱离出去的愿望形成了政治秩序……在国际外交和国家策略中，这种（非）对称性和世界先天的无序性在两种网络力量中互相交织……如果对于一些国际行为规则没有进行清晰的说明，那么国际系统的内在动力将引发危机。[24]
如果真像某些人宣称的，“第一次世界网络大战”已经打响，这就是一场网络之间的战役。[25]
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单单一个全球网络系统就能让整个人类种族变得多余，从而走向灭绝。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一书中提出，一直以来人们都处于一个基于文字、金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规模“集中合作的网络”中——这是以碳元素为基础的、人类神经网络的产物。而现在，人们正在逐渐进入以硅元素为基础的、基于算法的计算机网络时代。在新的网络时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自己和算法的关系就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一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我们分秒都无法与网络断开，断开就意味着死亡。“我们自己设定的标准，会让人类也走上长毛象和白鳍豚的灭绝之路。”[26]结合他在《人类简史》中所描述的黯淡凄惨的人类历史，如果人类真的走上了这条路，也可能是罪有应得的。[27]
相较于未来的世界，本书更多地是在探讨过去的历史。更精确地讲，本书要通过研究历史，更好地了解未来，而不是囿于天马行空或者随意预测。不仅是在硅谷，世界各地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时代，历史是否已经失去作用？[28]的确，我在上文中总结的一些论辩将社交网络预设为一种新现象，认为在当今世界，网络无处不在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他（她）们错了。即便我们口中常常在讨论网络，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对网络的运行也是一知半解，对网络的起源一无所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自然世界，网络也是普遍存在的，而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网络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常常低估网络在历史中的重要性，从而得出历史经验无法为我们提供借鉴的错误结论。
诚然，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见过现在这样庞大的网络系统，也没有见过如此快速的、像病毒传播一样的信息流动。但是规模和速度不是全部。过去规模较小、速度较慢的网络也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可能还非常强大，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参透无垠而又迅猛的网络，但如果不去研究它们，那么我们就无法预知未来的网络时代会是令人欣喜的解放，还是恐怖的无政府主义。
[1] Margit Feher, ‘Probe into Deaths of Migrants in Hungary Uncovers “Vast Network”’, Wall Street Journal, 12 October 2016.
[2] Herminia Ibarra and Mark Lee Hunter, ‘How Leaders Create and Use Network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 2007.
[3] Athena Vongalis-Macrow, ‘Assess the Value of Your Network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9 June 2012.
[4] 如果投资组合经理与公司首席执行官上的是同一所大学，并且取得了相同程度的学位，且在时间线上有所重叠，那么回报率将会达到21%，远超两人没有这种联系的13%的回报率。
[5] Lauren H. Cohen and Christopher J. Malloy, ‘The Power of Alumni Network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ctober 2010.
[6] Andrew Ross Sorkin, ‘Knowledge is Money, But the Peril is Obvious’, The New York Times, 26 November 2012. See Enrich, Spider Network.
[7] See Andrew Haldane, ‘On Tackling the Credit Cycle and Too Big to Fail’, January 2011: http://www.iiea.com/event/download_powerpoint?urlKey=andrew-haldane-on-fixingfinance.
[8] Navidi, Superhubs, esp. xxiv, 83f., 84f., 95, 124f.
[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T61W4bGm8.
[10] 在本书写作时，特朗普的推特粉丝为3 380万，而他账号关注的个人或组织只有45个。
[11] ‘Assessing Russian Activities and Intentions in Recent US Elections’, 6 January 2016: http://apps.washingtonpost.com/g/page/politics/the-intelligence-community-report-on-russian-activities-in-the-2016-election/2153/.
[12] Donald J. Trump, speech on 15 August 2016: https://assets.donald-jtrump.com/Radical_Islam_Speech.pdf; speech at AIPAC, 21 March 2016: http://time.com/4267058/donald-trump-aipac-speech-transcript/.
[13] Ito and Howe, Whiplash.
[14] Ramo, Seventh Sense, 92.
[15] Adrienne Lafrance, ‘The Age of Entanglement’, The Atlantic, 8 August 2016.
[16] Khanna, Connectography.
[17] Castells,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508.
[18] Friedland, ‘Electronic Democracy’. See also Boeder, ‘Habermas’s Heritage’.
[19] Schmidt and Cohen, New Digital Age, 7.
[20] Grewal, Network Power, 294.
[21] Anne-Marie Slaughter, ‘How to Succeed in the Networked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6), 76.
[22] Slaughter, Chessboard and the Web, KL 2893-4.
[23] Khanna, Connectography, 139.
[24] See Kissinger, World Order, 347.
[25] Martin Belam, ‘We’re Living Through the First World Cyberwar — But Just Haven’t Called It That’, Guardian, 30 December 2016.
[26] Harari, Homo Deus, 344,395.
[27] Harari, Sapiens, KL 6475.
[28] See e. g. Vinod Khosla, ‘Is Majoring in Liberal Arts a Mistake for Students?’ Medium, 10 February 2016: https://medium.com/@vkhosla/is-majoring-in-liberal-arts-a-mistake-for-students-fd9d20c8532e.
03
网络，无处不在的网络
自然世界由一个又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组成，它们“被最充分地利用，填充空间且盘根错节”，物理学家杰奥福莱·维斯特分享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最宏观与最微观的储集层之间存在着27个数量级，其中的网络——上至人类的循环系统，下至蚁群——都已经成熟到能够在这之间自由分配能量和物质。自然网络包括动物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肾脏系统、神经系统，还有植物的运输系统和细胞中的微管、线粒体[1]……秀丽隐杆线虫的大脑神经是目前唯一被完整绘制出的神经系统，而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复杂的神经系统也将为我们所探知。[2]从虫子的大脑到食物链（或者说“食物网”），现代生物学能够在地球的各层级生命中找到网络。[3]基因测序揭示了一个“基因调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基因是节点，反应链是连接”。[4]你在地理课本中的地图上可以发现，河流的三角洲也是网络。除此之外，肿瘤也能形成网络。
有些问题只能由网络分析解决。1999年，旧金山湾发生了一起海藻泛滥的大型生物入侵事件，一些科学家试图找寻其背后的缘由。而只有将当地海洋生物的网络系统完整描绘出来，他们才有可能找出真正的原因。同样，对神经系统的完整绘制能证明人类记忆储存在海马体中。[5]20年前，人们研究了佐治亚州罗克代尔县青少年中的传染病，并发现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与受影响的人口网络结构和病毒的毒性具有极大的相关性。[6]起初，疾病会缓慢传播，但如果几个人联系紧密，很快该疾病的传播速度就能呈指数级增长。[7]换句话说，如果疾病的“基本传染数”（一个典型受感染者新传染的人数）超过1，那么该疾病就会成为传染病；如果指数低于1，那么它就会慢慢消失。[8]影响基本传染数的主要因素为人口网络结构和疾病本身的易传染程度，两者的重要性相当。此外，诊断的速度和准确性也受网络结构的影响。[9]
在史前时代，智人从具有合作性的类人猿进化而来，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构建关系网络，与其他同类交流并合作，这种能力也将人类跟动物区分开来。生物学家约瑟夫·亨利奇说，我们跟黑猩猩的区别，不仅仅是更大的脑容量或更少的毛发。人类种族的成功秘诀在于“人类社会的集体智慧”。[10]跟黑猩猩不同，我们通过学习和分享进行社交。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人有更高级的大脑皮质，从而在进化过程中，能在规模为150人左右的社交团体中正常运转，而对于黑猩猩来说，这个数字是50。[11]确实，人类应该被称为“网络人”，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福勒对此做出了解释：“我们的大脑似乎就是为社会网络而构建的。”[12]人种志学者埃德温·哈钦斯创造了一个名词“分布式认知”。我们早前的祖先只是“义务性合作的采食者”，随后才在觅食、住宿和取暖上形成越来越大的情感依赖。[13]人类大脑容量和结构的提升、口语的发展，很可能也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都是从诸如“梳毛”等类人猿的行为进化而来的。[14]同样，相同的理论在艺术、舞蹈和宗教仪式上也适用。[15]在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和J. R. 麦克尼尔的口中，第一个“世界网络”在1.2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的神经网络是其他生物无法比拟的，也许建立网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图3.1显示了大西洋西北部“苏格兰大陆架”食物网的一部分。
图3.1 大西洋西北部“苏格兰大陆架”食物网的一部分，箭头从猎物指向捕食者。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类自然形成的社交网络，最初，社交网络的形式是知识本身和我们用来交流知识的各种形式，还有我们义务归属的家族联系，即便只有少数人能对自己的基因信息有精确的认知。人类的定居、迁移和种族混合都存在于该网络之中，这些行为将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同时，网络系统还囊括了数不清的邪教和狂热，它们的偶然出现很难被预知，也无法被掌控。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从专有秘密协会到开源运动，社交网络以各式各样的规模和形式存在着。其中有的是自发组织的，有的更具系统性和结构性。当然，这些都发生在文字发明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们体内自古就有着建立联系的本能追求，而新技术的出现使其更容易被实现了。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对于大部分现存历史来说，等级制度主导了网络的规模和界限。无论男女都被束缚在等级结构之中，权力集中在顶层的首领、国王或者帝王手中；相反，个人的关系网络却非常小。史书将大部分人都粗略地划分为“农民”，典型的农民阶层被局限于一个叫作“家庭”的小群体中，而家庭又属于一个叫作“村庄”的略大的群体，这些地方跟外界几乎完全没有联系。这就是近一百年前大多数人生活的样态。即使是现在，印度村庄的居民充其量也就是被“社交罩”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小派系联盟，每个派系都足以让所有成员相互联系，各个派系之间也有连接”。[16]在这种孤立的社会中，有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处于“扩散中心”的个人，俗称“八卦中心”。[17]
传统的小规模人际网络实在太压抑了，以至有的人想完全孤立于世界。罗伯特·彭斯所作的《无人歌》将自我独立视为一种与世隔绝的反叛精神：
我自己的妻子，
不会跟任何人同享；
你可别做通奸者，
我会将这些人都拿下。
我身上只有一便士，
这功劳不属于任何人；
我没有借别人的钱，
也不会向别人借钱。
我不是谁的王，
也不是谁的奴；
我这把上佳的剑，
也不会刺向任何人。
我自由且快乐，
我不为谁伤心；
没人关心我，
我也不关心谁。
从独行侠到荒野浪子，与世隔绝的人在西方大银幕上常常被奉为英雄。在科恩兄弟1984年的电影《血迷宫》中，自述者生活在一个残酷个人主义猖獗的世界里。“来吧，开始你的抱怨，”他说，“跟你的邻居倾诉求助——然后看着他无动于衷地离开。也许现在在苏联，共产主义的蓝图已经画好，每个人似乎都被一股牵引力联系着，但是在得克萨斯州，你只能靠你自己。”[18]
然而，这样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只是个例，却不是规律。约翰·多恩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写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独自矗立于海中。每个人都是一片土地、一个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水冲走，欧洲就会失去一角，如同远方的海岬消逝，也如同你和亲友的领地被割占。任何人的死去都让我怅然若失，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人类真的是一种社会动物。那些厌世者不仅被人孤立，也会刻意回避他人。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社交网络有着本能追求的人类能够屈服于严格垂直的等级制度，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等级”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的?εραρχ?α（hierarchia），字面意思就是“大祭司的统治”——最初是用来描述天堂中天使的级别的，更普遍来讲，就是精神统治和世俗政治的等级分层。16世纪以前，“网络”一词的意思仅仅是由交错的线制成的编织物。莎士比亚偶尔会用“网”来比喻某些意象——伊阿古在《奥赛罗》中的阴谋是一张“将他们全部网住的网”，但是“网络”一词却从未出现在他的作品中。[19]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家在自然界中发现了网络——从蜘蛛网到人体血管和动脉的循环系统，但直到19世纪，“网络”才有了更多的比喻意义：地理学家用它表示水路，工程师用它描绘铁路，作家用它概括人物关系。诗人柯勒律治曾提到过“财产网络”，历史学家弗里曼提出过“封建社会租佃网络”。[20]即使这样，直到1880年左右，在英国出版的书中，“等级”一词出现的频率仍比“网络”要多（见图3.2）。当我们回溯安东尼·特罗洛普1869年的小说《菲尼亚斯·芬恩》中描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时，可以将它们看作一种网络分析。[21]然而，“网络”从未在这本小说中出现过。20世纪后期，“网络”一词才开始扩散：先是出现交通和电力网络，随后出现了电话和电视网络，最后电脑和在线社交网络席卷全球。1980年之后，“网络”一词开始被用作动词，表示有目的性的、以职业为导向的社交。
图3.2 谷歌发布的1800年至2000年间英文出版物中出现的“网络”和“等级”的频率。
[1] West, Scale. See also Strogatz, ‘Exploring Complex Networks’.
[2] Watts, ‘Networks, Dynamics, and the Small-World Phenomenon’, 515.
[3] West, ‘Can There be a Quantitative Theory’, 211f.
[4]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23f.
[5] Dittrich, Patient H. M.
[6] Christakis and Fowler, Connected, 97.
[7] Vera and Schupp, ‘Network Analysis’, 418f.
[8] Jackson, ‘Network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Behaviors’, 8.
[9] Liu, King and Bearman, ‘Social Influence’.
[10] Henrich, Secret of Our Success, 5.
[11] Dunbar, ‘Coevolution of Neocortical Size’.
[12] Christakis and Fowler, Connected, 239.
[13] Tomasello, ‘Two Key Steps’.
[14] Massey, ‘Brief History’, 3-6.
[15] McNeill and McNeill, Human Web, 319-21.
[16] Jackson, Rodriguez-Barraquer and Ta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Quilts’.
[17] Banerjee et al., ‘Gossip’.
[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ykrziXGyg.
[19] See e. g. Othello, Ⅱ, 3, and Ⅲ, 4;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IV, 3.
[20]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1] See http://www.nggprojectucd. ie/phineas-finn/.
04
等级制度的背后
如果你打算去威尼斯旅游，一定要留出一个下午去游览慵懒可爱的托尔切洛岛。那里的圣玛丽亚·阿森塔大教堂是我们所说的等级制度的完美例证：名为《最后的审判》的11世纪马赛克壁画分为五层，耶稣在最顶端，而地狱之火在最底端。
大部分人对等级制度的看法大致如此：在一个垂直结构的组织中，有着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和沟通机制。历史上，等级制度始于家庭宗族或部落，从这些宗族和部落中（或与之相对抗的宗族和部落中）演化出更复杂、更多层的制度，并形成正式的分工和等级。[1]在近代以前，许多等级制度迅速扩散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有被严格管控、依赖于贸易往来的城市社会体制，也有规模更大的君主专制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被称为教会的集权运行的邪教；国家军队和官僚机构；操控职业准入的行业协会；在现代化早期通过市场交易内部化寻求开拓范围和规模经济的私营企业；高校等学术机构；还有被称为帝国的超大型跨国政府。
等级秩序产生的关键诱因是权力行使的高效性：“大人物”手中的中央集权能够减少，甚至消除在争论“要做什么”上所浪费的时间，而这种争论随时都能演变成一场内部斗争。[2]根据哲学家伯努瓦·迪布勒伊的研究，对于主要产业为农业的社会来说，统治者需要大部分人默不作声地在田间劳作，因此将司法权和刑事权，也就是惩罚反叛者的权力，赋予一个个体或者精英组织也就成了最佳的解决办法。[3]彼得·图尔钦则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军事技术的变革推动了等级制国家及其军队的扩张。[4]
而且，极端主义也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就像蜘蛛网，它直接来自亚历山大三世的内心。”沙皇警察尼基弗里奇在1890年对年轻的马克西姆·高尔基这样解释道，“另一根线联结着所有大臣，从总督阁下起，从上至下直到我，甚至是级别最低的士兵。所有的人和事都通过这根线的无形力量互相联系在一起。”[5]
不过，独裁统治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皇权政府要面对的所有考验，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经得住绝对权力带来的诱惑，就算是天才也不行。有人从政治的角度，也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对等级制度国家进行批判。尽管面临一些阻碍，但自18世纪以来，相较于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家来说，西方世界对于民主的形势呈现出更乐观和更积极的态度，至少更倾向于建立一个能够被独立法庭和其他形式的代表机构制衡的政府。[6]除了政治自由固有的吸引力之外，一个社会组织的包容性越强，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应对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复杂性的能力也就越强。这样的组织不太容易被摧毁：而独裁者一旦被刺杀，整个等级制度就会崩溃。同时，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的自发规律在本质上要优于独裁者或者过于强大的政府分配资源的行为。
当然，在历史现实中，大部分独裁统治者也会赋予市场经济大量自我调控的空间，尽管他们也收税，偶尔也对市场进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在典型的中世纪或者现代早期的城镇中——比如托斯卡纳的锡耶纳——代表世俗权力的高塔，就矗立在进行市场交易和其他公共交易的广场旁，且高塔的影子完全覆盖了广场。因此，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构想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所定义的只是市场运作的法律框架。另一个原因正如已故的马克斯·博伊索特所说，无论是市场还是官僚机构，都像宗族和封邑一样，是信息共享网络的理想模式。[7]
然而，一些非正式的网络有所不同。根据组织理论社会学家沃尔特·鲍威尔所言，在这种网络中，“交易既不发生在零散的物质交换中，也不由管理机构主导，而是通过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网络来完成，人们在其中互惠共赢，相互支持，并且不涉及市场的成熟准则，或者等级制度中常见的父权主义”。[8]长时间学习企业管理的学生，会注意到与董事职位相互关联的网络在某些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例如日本的企业联盟。这种形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同一场生意中的人即便是为了娱乐消遣也很少能碰到一起，而一旦碰面，他们的话题就会围绕着对大众消费者提价的阴谋诡计展开。”[9]一些政治学者也因为网络占据着中间地带而坐立不安。[10]网络参与者的交易，不管是交换礼物还是交换钞票，是否都在暗中进行？[11]网络只是松散的结构组织吗？[12]网络理论学者多年来一直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最近，一直被历史学家忽视的网络研究才得到关注。
[1] Massey, ‘Brief History’, 14.
[2] Laura Spinney, ‘Lethal Weap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ivilisation’, New Scientist, 2886 (2012), 46-9.
[3] Dubreuil, Human Evolution, 178,186, 202.
[4] Turchin et al., ‘War,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old World Complex Societies’.
[5] Gorky, My Universities, 69.
[6] See most recently 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7] Boisot, Information Space and Knowledge Assets.
[8]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271f.
[9] 《国富论》第一卷第十章。“keiretsu”字面上的意思是无头组合。它是一个公司结构的名称，在这个结构中，许多组织联系在一起，通常是通过相互持有少量股份。相关企业通常是合作伙伴，例如在供应链中。
[10] Rhodes, ‘New Governance’.
[11] Thompson, Between Hierarchies and Markets.
[12] Boisot and Lu, ‘Competing and Collaborating in Networks’.
05
从七座桥梁到六个维度
关于网络的正式研究要追溯到18世纪中期的柯尼斯堡，这座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城市位于东普鲁士，是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故乡。七桥是柯尼斯堡的旅游景点之一，它们横跨普列戈利亚河，连接着河流两岸与河中间的两座小岛，岛与岛之间也有桥梁相接（见图5.1）。当地流传着一个未解之谜：没有人能一次性、不重复地走完这七座桥。[1]这个谜团引起了瑞士裔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的注意。1735年，欧拉发明了网络理论，在学术上证明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无解。图5.2是一张简化的图表，其中四个“节点”代表着河流两岸和两座岛屿，七条“连接线”代表连接所有节点的七座桥梁。一条路径能否一次性不重复地经过每条线？欧拉在理论上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节点的“度”（也就是有多少条线经过该节点）。在他的理论下，只有以下两种情况满足该问题的条件：有且仅有两个节点的度为奇数，或者所有节点的度都是偶数。因为柯尼斯堡的图形有四个奇数度节点（一个有五条线经过，另外三个有三条线经过），所以没办法形成所谓的“欧拉路径”。如果去掉连接两座岛屿的桥，那么只有两个节点有奇数条线经过，就可以形成只经过每座桥一次就能走完全部桥梁的路径。自欧拉之后，图表理论的基本单位——他最初称为“几何学位置”——成了节点和界线，也就是点和线。
图5.1 欧拉1741年发表的《关于位置几何问题的解法》的图1。那些希望证实欧拉定理的人在现实中已经无法实现愿望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座城市受到轰炸，原有的七座桥梁中有两座没有幸存下来，另外两座在这座城市成为苏联控制的加里宁格勒后被拆除了。
图5.2 欧拉柯尼斯堡七桥问题的简化图。只有去掉中间的连接线（图5.1中连接两个岛屿的桥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9世纪的科学家将这套体系应用于几乎所有领域：从制图到电路，再到有机成分的异构体。[2]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也想到了它跟社交网络之间的联系，他们中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奥古斯特·孔德和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托克维尔还认为美国民主运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其早期丰富的社会团体生活。然而，他们对此没有形成更深刻的见解。因此，对于社交网络的研究要追溯至1900年了，一位副业为社会学家的学校教师约翰内斯·德利茨发表了一张他在1880年到1881年间教过的53名男生的友情矩阵图。[3]该图展示了男生们的社交亲密度与学术表现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学生在教室的座位通常取决于学术表现。而30年之后，纽约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奥地利出生的精神病学家雅各布·莫雷诺是一位性格独特的反弗洛伊德心理学家，他利用社交图表研究了纽约市哈德逊一所感化学校的“问题少女”之间的关系。1933年他出版了他的研究结果《谁能活下来》。该研究的起因是，1932年离家出走的女孩人数大幅增长，莫雷诺认为这一现象是可以解释的：女孩在学校处于“吸引和排斥”的交际网络中，这个网络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她们离家出走的影响因素（见插图2）。莫雷诺还宣称，社交网络成了“控制人类的社会力量”，而他始终坚信他的著作是“新时代社交行为和人类社会的《圣经》”。[4]
30年后，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尤金·加菲尔德设计出了一种与之类似的图表技术，通过引用“史学图像”将科学领域的历史可视化。索引量和“影响力因素”自此成为衡量科学学术成果的标准，同时也展现了科学创新的过程——例如，揭开引文网络背后的“隐形学院”，一个与大多数科学家现实中所就职的院校大不相同的“学校”。[5]然而，索引量等指标可能也只是表明，科学家更喜欢引用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科学家的作品，正如古语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可能是个普遍真理。当两个节点同时与第三个节点相连时，它们很有可能相互连接，因为（引用经济学家詹姆斯·劳赫的话说）“认识我的两个人比随机选择的两个人更可能相互认识”。[6]在三个人的组合中，如果三个成员两两相互认可，那么该组合可以说是“平衡的”，它也诠释了“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的理念。如果在三人组合中，两个人互为陌生人，就算他们都认识第三个人，这种组合也会被称为“禁忌三人组”（由此演变出两位成员互相认可，但是另一位成员却对其中一位存有敌意，这就可能引起“我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的不适感）。[7]
因此，“同质性”（有时被称作“同配性”），也就是我们更倾向于被相似的人吸引的特性，可能是社交网络中的第一条定律。埃弗里特·罗杰斯和迪利普·博沃米克率先提出了同质性的缺陷：它缩小了一个人的交际圈，且忽略了“最佳异质性”的存在。那么，同质性是否就是一种自我隔离呢？在20世纪70年代，韦恩·扎卡里对一个大学的空手道俱乐部进行了研究，并描绘出其成员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清楚地展示出俱乐部中的两大阵营。同质化的行为可以基于共同的特征（包括种族、民族、性别、年龄等先天特征和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职业和行为模式等后天特征）或是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都能与后天习得特征区分开来。[8]美国学生中因为种族和民族而自我隔离就是同质化的一个常见的例子。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隔离在不同的种族群体间也有区别。[9]
这样的图表能告诉我们哪些人是更重要的吗？直到20世纪，学者们和数学家们才正式将重要性定义为“中心性”（centrality）。在学术上，网络分析最重要的三个度量指标是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紧密中心性。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就是从一个特定节点辐射出的线的数量掌控着与其社交性相关的因素——个体与其他人之间的简单关系数量。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由社会学家林顿·弗里曼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它衡量的是信息通过一个特定节点的程度。就像通勤的上班族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到达目的地的最短路线，却将交通集中在几个拥挤的十字路口。网络中的个体也一样，他们常常依赖关键的个人将自己与其他更远的个人或群体联系起来。具有高中介中心性的人不一定是拥有最多联系人的人，却一定是拥有重要联系人的人。（换句话说，你认识多少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谁。）最后一点，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衡量的是一个节点在接触其他所有节点的过程中所需步骤的平均数量。这个指标常常用在信息广泛分布的情况下，发现谁有得到信息的最佳途径。[10]在具有高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或紧密中心性的社会网络中，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充当着“中心枢纽”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