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Van Dülmen, Society of the Enlightenment, 55f.
[7] See Schüttler, ‘Zwei freimaurerische Geheimgesellschaften’. This ferment culminated in 1782 at the Konvent of German lodges held in Wilhelmsbad.
[8] Hataley, ‘In Search of the Illuminati’.
[9]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36.
[10] Van Dülmen, Society of the Enlightenment, 106ff.
[11] Markner, Neugebauer-W?lk and Schüttler (eds.), Korrespondenz des Illuminatenordens, xxiii.
[12] Hataley, ‘In Search of the Illuminati’. See also Markner, Neugebauer-W?lk and Schüttler (eds.), Korrespondenz des Illuminatenordens, xix.
[13] Details of the ‘New Plan for the Order, of Dec. 1782 are in Agethen, Geheimbund und Utopie, 75f. W?ges and Markner (eds.), Secret School of Wisdom, passim, and https://projekte.uni-erfurt.de/illumi-naten/Grade_und_Instruktionen_des_Illuminatenordens.
[14] W?ges and Markner (eds.), Secret School of Wisdom, 13.
[15] Agethen, Geheimbund und Utopie, 112f.
[16] Simons and Meumann, ‘“Mein Amt ist geheime gewissens Correspondenz und unsere Brüder zu führen”.
[17] W?ges and Markner (eds.), Secret School of Wisdom, 31ff.
[18]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31f.
[19]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841.
[20] Agethen, Geheimbund und Utopie, 82.
[21] Meumann and Simons, ‘Illuminati’, col. 881.
[22] Melanson, Perfectibilists, KL 913.
[23] Simons and Meumann, ‘“Mein Amt ist geheime gewissens Correspondenz und unsere Brüder zu führen”’.
[24] 利奥波德·恩格尔在1901年3月与西奥多·罗伊斯一起复兴了光明会，后者在之后是著名的英国神秘大师阿莱斯特·克劳利的助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瑞士经济学家费利克斯·拉兹鲁斯·平库斯和一位名为赫尔曼·约瑟夫·梅茨格的面包师试图重振光明会。而直到安娜玛丽·埃施巴赫去世之前，一个位于瑞士外阿彭策尔州的斯坦村一直被称为光明会的现代家园。
Part 02
君主与探险者
11
等级制度简史
由赛尔乔·莱昂内执导的史诗级意大利西部影片《黄金三镖客》，讲述的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伊莱·沃勒克寻找他们同伙被盗的黄金的故事。一日，他们偶然得知，黄金被埋在内战墓地一个巨大的墓碑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块墓碑。伊斯特伍德偷偷将沃勒克的左轮手枪中的子弹退出，随后对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我的朋友，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了，枪里有子弹的，和挖墓的，现在只能由你来挖墓了。”
这就是古代真理在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现。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生活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垄断独裁的暴力统治所带来的便利，其他人就只能一直“挖下去”。
那么为什么等级制度会在网络之前出现呢？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史前人类，也会根据自然赋予的体力和智力级别进行群体分工。所以，早期部落更像合作的等级群体而不是分散的网络。[1]甚至在“义务协作的觅食者”中，也需要一个领导人。[2]需要有人指挥大家停止准备，进入狩猎模式；需要有人分配猎物，确保人人有份，尤其是幼童和老人。其他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挖掘者”。
当人们开始形成规模更大的群体，进行更复杂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时，早期人类建立了第一个概念框架——解释神的超自然能力的神话——和第一种改变思想的物质和举措。[3]他们还学会了最基本的战争艺术，制造了大量的简单武器，如斧头、弓箭等。[4]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八九千年以前）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防御劫掠（抑或组织劫掠）的行为迹象。随后，早期人类社会开始分化为主人和奴隶、战士和劳动者、牧师和祈祷者。随着洞穴壁画进化为标志性的文字，第一种人类大脑外部储存数据的形式和新的知识阶层诞生了。
换句话说，尽管早期的政治结构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倾向于独裁，有的更重合作，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社会阶层。通常只有长老个人或者长老会议有惩罚违规者的权力。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君主的关键属性。曾有人说过，国家是人类本性的必然产物。[5]军备竞赛也是如此，因此军事技术不断被提升：箭尖更硬了，马成了战马，这些进步也为获取权力和财富提供了捷径。[6]一种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也具有必然性，这种制度由一个“大人物”主导，他甚至不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只要富有到能养活一小群全副武装并忠贞不贰的下属就足够了。[7]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等级制度都有很多优势。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绝大多数政体都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其理由很充分：早期的国家跟后来的企业一样，都在寻求经济规模最大化，它们想尽量减少交易中产生的费用，尤其是在军事领域。那么多野心勃勃的独裁者通过神权来巩固王权也是有迹可循的，对奴隶来说，那种以神权为顶层的等级制度更容易接受，因为它是神的指令。然而长此以往，大人物的独裁也会产生不利后果，其中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尤为严重，因为资源分配通常只能满足大人物自己和其密友、后代的需求。在古代，战争时期世袭的武士精英和负责灌输宗教教义法规的教士精英往往手握过多的权力，这个问题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反复出现，几乎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但不管它在哪里发生，社交网络都稳稳地服从于等级制度的特权。读写能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特权，因为大部分普通男女都在辛苦地工作，他们住在村子中，与自己最近的邻居都会产生“横向绝缘”（这是埃内斯特·格尔纳的表达）。这种隔离状态就像石黑一雄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写的那样，是一种强烈的、永久的精神迷雾。[8]
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阶级才能维持远距离的网络联系。例如古埃及的法老，他们在公元前14世纪的关系网络能从迦南统治阶级延伸到巴比伦、米坦尼和哈图沙的统治者。[9]但即便是这些精英网络，也是对等级秩序的一种威胁：从我们能够读到的关于早期阴谋论的史料，比如针对亚历山大大帝的阴谋论中，我们就能读到网络里的一股黑暗、邪恶的力量。[10]彼时的世界并不崇尚创新，它是一个将所谓的异类都处以死刑的地狱；彼时的世界没有自下而上或者横向传播的信息，如果真的有信息传播的话，也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结果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成了历史上典型的古代王朝：有能力建造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却不能解决土壤盐碱化和农作物减产问题。[11]（不久之后，阿拔斯皇朝，现今的伊拉克南部，也受到了相似的困扰，统治阶级因为不断出现的继承纠纷，没能维护好用于灌溉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也是等级制度的一大通病。[12]）
当然，更分散的政治结构也存在——例如雅典民主政治下的“小世界”[13]，罗马共和国——但是，重要的是，这样的尝试并不能持久。罗纳德·赛姆在他的经典研究著作《罗马革命》中指出，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都是由罗马贵族统治的，贵族之间的世仇代代延续，最终使意大利陷入内战。赛姆是一个被牛津大学弄得愤世嫉俗的新西兰人，他说：“罗马人民的政策和行为是由一个寡头政府决定的，就连其编年史都是以一种寡头政府的精神撰写的。而这些历史都是由执政领事记录的，内容都与贵族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包括贵族家族的起源、结盟和世仇。”奥古斯都能够当权执政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还因为他明白有一群拥护他的盟友是多么重要。在建立了以其拥护者为中坚力量的“恺撒党”之后，奥古斯都渐渐地以复兴罗马共和国的名义，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方面，”赛姆写道，“他的元首统治就像一个联合组织。”之前罗马共和国遗留的旧制度依然存在，而实际上，奥古斯都的君主政体仅仅是寡头统治的表象。[14]
当然，在罗马时期，世界上还有一个网络，那就是丝绸之路。在彼得·弗兰科潘的眼中，“（丝绸之路）指向各个方向，朝圣者、士兵、游牧民和商人沿着这条路行进，既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买卖，也交流思想，接纳和改进不同的观念”。[15]然而，这个网络不仅有利于商业交流，也有利于疾病的传播。丝绸之路沿途繁荣的城市中心总是容易受到匈奴人和赛西亚人等游牧民的袭击。[16]传统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权力结构要分等级，当政治单位扩张时，权力自然而然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在16世纪之前，罗马和中国的秦朝汉朝在很大程度上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却同步发展，这种同步不仅仅表现在两国所面临的相似挑战上。[17]一旦领土扩张的成本高于收益，帝国的存在价值就是以其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维持国家的和平与秩序，其成本则由税收和货币贬值来弥补。
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西部的帝国灭亡之时，东部的皇权却能屹立不倒呢？最经典的答案就是罗马无法承受越来越多日耳曼部落的移民（有人称之为入侵）带来的压力。此外，与中国帝国不同，罗马帝国要与一种新的基督教派的破坏性影响做斗争。公元31—36年，塔尔苏斯的扫罗（使徒保罗）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皈依该教后，这个异教徒犹太教派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公元2世纪60年代和公元251年的流行病为这个宗教网络打开了一扇大门，因为基督徒不仅对重大灾难的发生进行了宗教解释，还鼓励人们做慈善、照顾病人，这使得大量的信徒最后存活下来。[18]
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的等级制度国家，它有四个主要社会等级，包括参议员、骑士、元老院议员和平民——而基督徒似乎渗透到了每个阶层。[19]其实有许多宗教教徒都试图以自己的宗教横扫罗马帝国，但基督徒可能是其中唯一取得成功的：像公元2世纪初，一个信奉风神朱匹特·多立切努斯的教会因为纳入了一些罗马军官，也从叙利亚北部蔓延到了苏格兰南部。[20]到公元5世纪，移民、宗教传播、传染病，这些由网络衍生的威胁无计划无组织，却在病毒式的传播下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等级秩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旧秩序的痕迹存在于欧洲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公元7世纪以来，一个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沙漠中诞生，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发生突变，从一种信仰先知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将武力强加于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
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都有非凡的个人吸引力，但这两个一神教的运动到最后都成了病毒式传播的网络。它们在彻底扰乱了罗马帝国的秩序之后，又各自在拜占庭和巴格达创造了等级理论。西方基督教——在1054年的大分裂中与东正教分裂——利用罗马教皇的优势地位和教会系统的等级制度，形成了对自身的阶层控制。然而在政治上，西方基督教仍是一个网络：从西方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分裂出一个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规模很小，只有几个是大国；这些国家大多数实行君主世袭制，有些在实质上仍是贵族政权，少数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理论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这些国家继承了绝对权力；但实际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叙任权斗争中战胜了亨利四世，因此罗马教廷掌控了这些国家，控制着主教和神父的任命权，在各地实行教会法（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的复兴）。直到封建制度形成，土地所有权变为世袭制，服役和缴税成了人们的义务，这种宗教权力才从本质上去中心化。在封建制度中，权威是由法律规定的：例如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的民法（源自罗马法典），英格兰的普通法等（基于约定俗成的惯例）。
相反，中国战国时期的经验表明，只有建立单一的牢固的帝国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稳定。这个帝国的文化基础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没有高于皇帝的宗教权威。[21]除了皇帝定下的法律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律。[22]地方的权力由皇家官僚掌控，官吏由考试进行选拔，标准不是出身，而是能力，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年轻男子做官的积极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国家稳定最主要的威胁就是家庭、团体和部落组成的网络。[23]这些网络竞相控制官僚政府，引发周期性内战，而这些内战大部分都以王朝的更迭告终。
几个世纪以来，先贤都认为，没有一定程度的绝对权威，就不可能产生秩序。他们用毛笔或者刷子，在羊皮纸或者纤维纸上写下了他们的思考。他们可能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读到这些文字，只是在心底暗暗希望这些思考能够保存在史书中，在时代更迭中流传下去。然而，公元391年，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一系列的袭击中以完全被摧毁而告终，古代的信息数据储存是如此脆弱，可想而知完整储存它们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并且，从古代到中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知识交流，这意味着世界还远远不是一个单一的网络——除了下一章要讲到的那个致命的网络之外。
[1] Cassill and Watkins, ‘Evolution of Cooperative Hierarchies’.
[2] Tomasello, ‘Two Key Steps’.
[3] Smail, Deep History.
[4] McNeill and McNeill, Human Web.
[5] Dubreuil, Human Evolution, 191.
[6] Turchin at al., ‘War,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old World Complex Societies’.
[7] Spinney, ‘Lethal Weap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ivilisation’.
[8]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0. See Ishiguro, Buried Giant.
[9] Cline and Cline, ‘Text Messages, Tablets, and Social Networks’, 29.
[10] Cline, ‘Six Degrees of Alexander’, 68f.
[11] Tainter, ‘Problem Solving’, 12.
[12] Allen and Heldring, ‘Collapse of the World’s Oldest Civilization’.
[13] Malkin, Small Greek World.
[14] Syme, Roman Revolution, 4,7f.
[15] Frankopan, Silk Roads, KL 118.
[16] Christian, ‘Silk Roads or Steppe Roads?’
[17] Scheidel, ‘From the “Great Convergence” to the “First Great Divergence”’.
[18] Stark, ‘Epidemics,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19] Harland, ‘Connections with Elites in the World of the Early Christians’, 391.
[20] Collar, Religious Networks.
[21] Fukuyama,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273.
[22] Fukuyama,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23] Fukuyama,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141-5.
12
初代网络
因为黑死病的传播，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在14世纪骤减。黑死病，也就是由跳蚤传播的耶尔森氏菌鼠疫，是从上文中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传播开来的。这些网络非常稀疏——定居的部落之间的联系太少——以致这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用了四年的时间才传到亚洲，也就是说传播的速度是每年1 000千米。[1]但是在欧洲，情况则完全不同。约有一半人死于黑死病（包括欧洲南部3/4的人口）。这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在英格兰，人们的实际工资有了大幅上涨。然而，1500年后，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之间形成了主要制度差异，西方世界的网络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西方没有出现统一的帝国；数量众多且软弱的公国占了上风，教皇和结构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权力的唯一残余。而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则认为自己是皇权的真正继承人。在英格兰这个之前属于罗马帝国的地区，君主的权力极其有限，以至从12世纪起，英格兰首都的商人可以通过自治的公司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东方，最重要的网络还是家族关系：宗族的纽带。而在个人主义更加盛行的西欧，其他形式的联系——非血缘的兄弟关系——则变得更加重要。[2]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的“大分化”仍然是15世纪晚期至20世纪晚期最显著的经济特征，而这之前只是酝酿阶段。[3]若西欧人民的眼光仅局限于大西洋的海岸，或者13世纪的蒙古入侵者从匈牙利平原再往西走，这段历史就会完全不同。14世纪，欧洲的家族网络持续崛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利用该网络中的结构性漏洞，成为佛罗伦萨精英家族网络的“中间人”（见图12.1）。[4]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联姻的产物（甚至包括跟斯特罗齐、帕齐和皮蒂等敌对家族的联姻）。这种情况跟大多数前现代社会一样，最重要的关系网络是家谱。[5]然而，在梳毛工起义后的一段时间（1378—1382年），美第奇家族这样的银行家晋升为佛罗伦萨的政治精英，推动了重大的经济创新：将国内的银行家协会推向国际舞台，此时，国际组织还一直是由布商主导的，这种合作关系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6]随着1434年美第奇家族政治统治的开始，“文艺复兴者”诞生了，这个多面手同时精通金融、贸易、政治、艺术和哲学——“一部分是商人，一部分是政治家，一部分是主教，一部分是唯美主义者”。[7]
图12.1 美第奇家族网络：一种14世纪的王朝战略，让一个家族在佛罗伦萨占据主导地位。
[1] Jackson, Rogers and Zenou, ‘Conne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Barnett,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Networks, vol. I, 124.
[3] For more on this subject, see Ferguson, Civilization.
[4] Padgett and Ansell, ‘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5] Padgett, ‘Marriage and Elite Struc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92f.
[6] Padgett and McLean, ‘Organizational Invention and Elite Transfor-mation’, 1463, 1467, 1545.
[7] Padgett and McLean, ‘Organizational Invention and Elite Transfor-mation’, 1545. See also Padgett and Powell,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810-14, 855-60, 861-7.
13
文艺复兴时期交易的艺术
贝内代托·克特鲁戈里虽不像美第奇家族那样广为人知，但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网络发展方式的完美例证——他创造了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新的世界性阶层。有人称克特鲁戈里《贸易的艺术》一书就是15世纪的唐纳德·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然而，克特鲁戈里不是特朗普。他的许多建议都很明智，例如警告商人不要卷入政治。“这件事情无利可图，”他写道，“商人与法院打交道、参与政治或民政事务，都是很危险的事情。”[1]克特鲁戈里完全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炫耀财富的人，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商人彰显的是普通公民的传统美德，这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精神所设想的美德，它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意大利学者重新发现了。
克特鲁戈里年轻时曾就读于博洛尼亚大学，他曾经懊悔地说：“造化弄人，正当我无比沉浸于哲学研究时，我倒在了命运面前，不得不成为一名商人，忍痛放弃了我一直全身心投入的学习……”[2]克特鲁戈里回到了拉古萨（今天的杜布罗夫尼克）经营家族企业，并对他在新环境中感受到的低知识水平感到极其厌恶。在缺乏正规商业教育的情况下，他的工作中充斥着“不完善、组织不良、武断和陈旧的”在职学习制度。“这也引起了我的同情，让我感到最痛苦的是，商业本应是一项必要的人类活动，却落入了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手中，他们为了达成交易，有时竟然无视甚至违反法律。”[3]克特鲁戈里试图在各个方面通过《贸易的艺术》提高商业教育水平和商业本身的地位。学者们之所以熟知《贸易的艺术》，是因为该书是最早描述复式簿记的作品，比卢卡·帕乔利的著作《簿记论》（1494年）早了三十多年。除此之外，《贸易的艺术》还因其主题的广度，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克特鲁戈里提供的不仅仅是商业会计方面的实用知识，还有对商人生活方式的建议。它不是一本枯燥无味的教科书，书中有着对同行们的劝诫，他渴望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能够受人尊敬。
《贸易的艺术》也给现代读者描绘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出生在拉古萨的克特鲁戈里和他的兄弟米歇尔是加泰罗尼亚羊毛和染料的进口商，他们用巴尔干银圆或更常见的汇票来付款。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他辗转于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威尼斯，最后在1451年至1469年，在那不勒斯住了一段时间，过起了真正的地中海生活。而事实上，克特鲁戈里对海洋非常了解，他就此写了另一本书《航海》，并将其献给了威尼斯参议院。他还为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服务过，以拉古萨使者的身份管理那不勒斯铸币厂。即使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说，15世纪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1460年，克特鲁戈里被指控非法出口金条，并受到审判，但最后他被宣判无罪。《贸易的艺术》则是他在逃离那不勒斯瘟疫爆发时，在索尔博塞尔皮科的乡村完成的。1469年，克特鲁戈里去世了，那时他才五十出头。
然而，克特鲁戈里的一生是有价值的。他可能遗憾地错过了在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学习的机会，但他为自己的商业使命感到相当自豪。事实上，《贸易的艺术》有时被解读为是在为商人们辩护——当时的宗教狂热分子经常指控商人们放高利贷、贪婪。克特鲁戈里曾宣称：“我惊讶地发现，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交易是如此有用、简单和必要，却也竟然会受到神学家们如此多的谴责。”[4]（在高利贷仍然是非法的时候，他谨慎地将高利贷者定义为“那些在债务到期时，不会向借贷人无息延期的商人”。[5]）除了推进更严谨的记账方式之外，克特鲁戈里早期还崇尚经营上的多样化布局，认为这是管理和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他在书中假设了一个佛罗伦萨商人与威尼斯、罗马和阿维尼翁的商人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他将一部分资本用来投资羊毛，一部分用来投资丝绸。根据他的观察，“要想从这些交易中获利，就要以安全有序的方式着手，因为这样的话左右手才不会打架”。[6]他重申：“不管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都不能在一次投资中冒太大的风险，无论你多么富有。在船舶上最多花500达克特，如果是一艘大船的话，最多也只能投1 000达克特。”[7]
克特鲁戈里本人就是迅速发展的商业信用网络和债务网络中的一个传播节点——他会指责“那些只有一栏账目的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应该得到多少利益，而不在乎别人”，他称他们为“最糟糕、卑鄙和无耻的商人”。[8]克特鲁戈里写道：“商人应该是世界性的，他们与不同类型的人和社会阶层打的交道最多。”因此，“一个人所学的所有知识都对商人有帮助”，包括宇宙学、地理学、哲学、占星学、神学和法律。简而言之，《贸易的艺术》也可以被解读成一个网络化多面手的新社会宣言。
[1]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3f.
[2]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24.
[3]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24.
[4]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5.
[5]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6.
[6]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57.
[7]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7.
[8]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7.
14
发现者
从意大利及其周边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的进展可以看出，早在15世纪末之前，欧洲就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然而，欧洲主导世界的决定性突破并不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而是伊比利亚的探险时代。从航海家亨里克亲王统治时期开始（1415—1460年），葡萄牙的水手们就开始远离欧洲冒险——先是向南，沿着西非海岸，然后一路穿越大西洋、印度洋，最后是太平洋。他们一路的航行野心勃勃，却也无比艰险，这趟航行创造了一个新的海洋贸易路线网络，这个网络在之后迅速改变了全球经济态势，将拼凑的区域经济转变成一个大的世界市场。虽然这些探险是由王室资助的，但是探险家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社交网络，他们相互交流造船、航行、地理和战争方面的知识。正如历史上常见的，新技术推动了这些新网络的形成，这些网络又加快了创新的步伐。更坚固的船只，更精准的罗盘，更详尽的地图和威力更大的枪支都在助力探险家们取得更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欧亚大陆的传染病也因此横跨大西洋来到了美洲，而当地人对新疾病完全没有抵抗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不仅是亚洲，而且是整个新世界都进入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时代。
自1434年起，当吉尔·埃阿尼什成功穿越了博哈多尔角——现在西撒哈拉北海岸著名的“隆起角”时，在萨格里什悬崖边训练的水手们逐渐扩大了葡萄牙航海的范围，他们冒险远离陆地。1488年春，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航行至今天的南非东开普省，在回葡萄牙的路上发现了好望角。10年后，瓦斯科·达·伽马继续前往莫桑比克，并在当地向导的指导下，穿越印度洋前往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科泽科德）。1500年2月，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为了避开几内亚湾附近的赤道无风带，启航前往西南方，到达了巴西沿岸。不满足的卡布拉尔随即前往卡利卡特，在那里与伊斯兰商人发生了暴力冲突，随后又向南航行到了科钦。1502年到1511年，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系统、坚固的贸易网络，包括今天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喀拉拉邦、马来西亚。[1]在这之前，欧洲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
1517年8月，八艘葡萄牙船只抵达了中国的广东沿岸。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是自13世纪后期的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2]葡萄牙船队的指挥官是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船上还有一名药剂师，也是葡萄牙王室派往明朝皇室的使者，托梅·皮莱资。然而这次远征无疾而终，渐渐也就被人淡忘了。葡萄牙人只在珠江口的屯门（今天的内伶仃岛）进行了交易，随后于1518年9月离开了。11个月之后，三艘葡萄牙轮船又进入中国领海，这次的船队是由费尔南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带领的。1520年，托梅·皮莱资向北出发，希望能得到正德帝也就是明武宗的接见。见面的时间被一推再推，1521年4月19日，明武宗驾崩，皮莱资随即被俘。此后不久，由迪奥戈·卡尔佛带领的另一支舰队抵达屯门，被中国政府严令遣返，然而葡萄牙人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战斗一触即发。即便得到了另外两艘从马六甲赶来的战舰的支援，葡萄牙人依旧被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宏指挥的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三艘战舰全部沉没了。一年后，1522年的8月，马蒂姆·科蒂尼奥带领三艘葡萄牙战舰卷土重来，尽管身负葡萄牙王室求和的委托，他们却再一次挑起战争，两艘葡萄牙战舰沉入水中。被俘的葡萄牙船员被套上了枷锁（木板制成的刑具），在1523年被处死。托梅和外交使团中剩下的人被迫写下了寄往葡萄牙的信，信中提到了中国政府对葡萄牙王室的一个要求：将马六甲海峡归还给它原来的主人。
一言以蔽之，这一事件提醒了人们，欧洲的海外扩张并非一帆风顺、不可阻挡。确实，上述航行的危险性很容易被人忽视。在达·伽马去往卡利卡特的第一次航行中，他损失了包括亲弟弟在内的一半船员。1500年，卡布拉尔带了十二艘船启航，最后只有五艘幸存。那么为什么葡萄牙人要冒这么大的险呢？答案就是：建立并垄断一条与亚洲相连的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值得他们这么做。众所周知，欧洲对亚洲香料的需求在16世纪迅速增长，如胡椒、姜、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种衣等等。它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价格差异一开始就是巨大的。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葡萄牙实际上试图强行进入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除了来自苏门答腊岛的胡椒，流入明代中国的商品还有鸦片、五倍子（丹宁酸，在中药中用作收敛剂）、藏红花、珊瑚、布料、朱砂、水银、黑木、木香，还有树脂乳香和象牙。与此同时，从中国输出的有铜、硝石、铅、明矾、丝束、缆绳、铁器、沥青、丝绸和丝绸制品（如图案丰富的锦缎、光滑的绸子、用金银线做成的织锦）、瓷器、麝香、银、金、珍珠、金匣子、裱金、盐碟和彩绘扇子。[3]
当然，他们航行大半个地球的动机不止于此。当时，亚洲的医药知识在某些方面的确要比欧洲丰富，托梅·皮莱资显然很希望将这些知识带回去。同时，随着耶稣会来到亚洲，他们还身负更大的宗教使命，即传播基督教。耶稣会是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士兵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建立的罗马天主教网络。最后，与中国皇室建立外交关系无疑会带来许多好处。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商业交易的必要性，这些动机应该还不足以推动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大半个地球。
葡萄牙人没有为亚洲消费者带来太多他们自己的商品（不过他们确实从西非的据点带了一些奴隶和黄金）。这倒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没有企图为他们的王室获得新的领土和主权。他们所拥有的一系列优势技术使一个优越的新贸易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4]他们对阿拉伯文、阿比西尼亚文和印度文的研究意味着他们可以系统地教授象限仪和星盘的使用方法，这些文献包括《星盘与象限仪使用规则》（Regimento do Estrolabio & do Quadrante）（1493年）和《永恒年鉴》（Almanach Perpetuum）（1496年）等。后者为西班牙裔犹太天文学家亚伯拉罕·扎库托所作，他是1492年从西班牙被逐出并定居葡萄牙的众多犹太人中的一员。葡萄牙工匠阿戈斯蒂诺·德·戈罗索、弗朗西斯科·戈伊斯和约翰·迪亚士对航海仪器的构造进行了完善。葡萄牙的卡拉维尔帆船——还有其继承者中型卡拉克帆船（1480年）和西班牙大帆船（1510年）——都优于同时期的航海帆船。最终，随着坎提诺世界地图在1502年问世，葡萄牙人在制图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它是有史以来第一幅反映了整个世界地理的图像，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之外，它对其他大洲的描绘基本上是准确的（见插图7）。
当这个极具创新性和活力的世界网络想要在中国南部建立一个“节点”时，所发生的一切表明，当一个网络与根深蒂固的、制度化的等级制度相遇时，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中国帝王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明朝永乐帝在1419年写给暹罗王的信中说，“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较弱的君主的正确做法是“敬天事大，恭修职贡”。[5]永乐帝朱棣实际上对海洋航行颇感兴趣。他在位期间，郑和将军带领着装有财宝的舰队到达了东非海岸。[6]然而，他的继任者们更偏向于帝国官僚主义下的自给自足，由此海外贸易被禁止了。在明朝人眼中，葡萄牙入侵者是“佛郎机”（来自西南亚印度的词语“ferengi”，最初源于阿拉伯语对十字军的称呼“法兰克人”），这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称呼，当时的中国人将外国人视为“有着肮脏内心的人类”。有谣言说外国人烤孩子吃。
葡萄牙人认为中国会提供真正的经济机会，这一判断没有错。在福建漳州附近的月港，与暹罗和马六甲进行的非法贸易很盛行。而明朝政府官员——像邱道隆、何鳌等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都在尽量控制对外交往，但与此同时，朝廷中权势较大的宦官则垂涎进口的西洋商品，也渴望从贸易中获取外国的白银。不过，葡萄牙人的表现非常不自量力。西蒙·德·安德拉德对当地人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极大的漠视，在没有得到明朝政府的同意下，他在屯门擅自修建了堡垒，对一名葡萄牙水手处以绞刑，这在明朝是违反法律的。他甚至驱逐了港口的非葡萄牙船只，还将阻止他的明朝官员的帽子打掉了。他购买中国当地的孩童作为奴隶，这一举动使人们更加坚信，所谓的“佛郎机”确实是同类相残的食人族。但就明朝政府自身而言，它对托梅·皮莱资的态度也是傲慢且鄙夷的。皮莱资和他的同伴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却在皇宫外吃了闭门羹，朝廷要求他们在每个农历月份的一日和十五日在紫禁城城墙外跪拜。城墙外的他们不知道的是，正德帝不理朝政，纵情声色，根本没有想过要接见他们，更别提给他们想要的贸易关系了。
不过，葡萄牙人最严重的失误，就是大大低估了中国朝贡制度的严苛和影响力。这一制度作为这个等级结构的核心，将明朝皇帝的威严扩散到皇权疆界之外。彼时，葡萄牙自认已经占领马六甲海峡这一关键的商业枢纽，但宾唐（现在的民丹岛）的首领马末沙，即葡萄牙逃犯马六甲国王苏丹·马末沙的儿子却不这么认为。马末沙的使臣来到北京，提醒明朝政府注意葡萄牙人的阴谋：一名被俘的葡萄牙水手克里斯托夫·比埃拉交出的一封信中写着，“将这个国家占为己有……用强盗的行为”。这给当时的明朝政府敲响了警钟，明朝廷也由此认定马末沙是一个可靠的朝贡者。[7]
然而1557年，葡萄牙依然成功侵占了澳门，将澳门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并在这之后的400多年里一直占据着，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两件事改变了这一切。其一，事实证明，明朝对贸易的禁令无法执行下去。葡萄牙的莱昂纳尔·德索萨和西蒙·德阿尔梅达初来乍到，就开始拉拢以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为首的沿海官吏，最后成功地在广东港口贸易中找到插足之处：这说明只要有利益刺激，敌人也可以变成伙伴。其二，虽然中国人在早期的海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们也欣赏葡萄牙先进的船只和大炮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在明朝政府官员看来，葡萄牙人与本土的东亚海盗相比，是更加正义的一方。1568年6月，特里斯坦·瓦斯·达韦加帮助明朝海军击退了一队近一百艘的海盗船，保护了澳门。[8]在1601年之后，葡萄牙和明朝海军还携手抵抗了来自荷兰的新入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