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Rodrigues and Devezas, Pioneers of Globalization.
[2] 这一时期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商人是1514年的欧维治和1515—1516年的意大利人拉斐尔·裴斯特罗。
[3]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62.
[4] Wills (ed.), China and Maritime Europe, 336.
[5] Wade, ‘Melaka in Ming Dynasty Texts’, 34.
[6] Sen,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itime Networks’.
[7] Wade, ‘Melaka in Ming Dynasty Texts’, 51.
[8] Wills (ed.), China and Maritime Europe, 39.
15
皮萨罗和印加帝国
正当葡萄牙的海上网络向东方扩张之时，西班牙转而向西方和南方行进。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年）中，西班牙对除巴西之外的美洲地区宣称拥有主权。除此之外，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点，葡萄牙的发现者们大都满足于建立一个牢固的贸易网络；而西班牙人却愿意向内陆进军，寻找黄金和白银。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被征服者的反应：亚洲的帝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入侵，只做出了很小的领土让步；而美洲面对西班牙时不堪一击，迅速投降。其中的原因可能并不是亚洲帝国在战略技术上有优势，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携带着亚欧大陆的传染病一路穿过大西洋，来到了美洲，给当地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然而，从其他角度来看，1532年11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他的167名同伴在卡哈马卡与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的交锋与十几年前葡萄牙与广东的对抗如出一辙。本质上，两者都是一个欧洲网络对一个非欧洲等级制度的攻击。
这次的征服者，是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毫无疑问，他们是一群坚忍的人，因为向南的这段航程跟所有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样艰难。他们装备齐全，有马、枪（火绳钩枪），还有钢剑。而本土的秘鲁印加人只能以木头杆子作为武器。跟葡萄牙的发现者一样，他们最初的动机也只是经济上的，但不是做交易，而是掠夺印加帝国富饶的黄金和白银资源。皮萨罗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就掠夺了13 420磅的22.5克拉黄金（今天价值2.65亿美元），还有26 000磅白银（今天价值700万美元）。同样，西班牙人通过暴力手段清除阻挡他们掠夺金银的障碍，包括酷刑、大规模强奸和大范围的烧杀劫掠。血腥的内讧倾向是这群西班牙殖民者最鲜明的特点。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和迭戈·德·阿尔马格罗之间的冲突只是众多内讧中的冰山一角。可以说，印加帝国毁灭的根本原因不是西班牙的入侵，而是帝国本身暴露的弱点。
从帕查卡马克、库斯科、马丘比丘这些古印加遗址留下的建筑可以看出，印加国王当时统治的国家拥有富饶的资源和高级的文明，被称为“印加帝国”。一个世纪以来，它掌控了安第斯山脉附近1.4万平方英里[1]的领土，据现代历史学家估计，那时它的人口也只有500万到1 000万。这个多山的帝国是一个由公路、梯田、桥梁组成的网络，这些设施有的至今仍在使用。[2]它的农业以美洲驼绒和玉米的种植为基础，而且生产效率很高。在这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人们在会计核算和行政管理中更愿意使用串珠（用绳子和珠子做成），而不是黄金白银，金银主要被用作装饰物。[3]印加帝国统治下的社会是极度等级化的。在这个信奉太阳神的组织中，活人献祭和酷刑都是被允许的。贵族阶级的生活建立在压榨奴隶的基础上。诚然，印加帝国的文明并不像中国古代文明那么高级，它没有文字，更不用说拥有文学作品或法律条文了。[4]尽管如此，光靠皮萨罗及其同伴自身的力量，也很难克服当地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卡哈马卡的人口与皮萨罗的队伍人数比大约达到了240∶1。印加帝国毁灭的原因在于其两大致命弱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花的传播。在天花南下的过程中，国家人口大量减少，天花传播的速度比当初在罪魁祸首西班牙人之间传播的速度还要快。第二是内部分裂。在西班牙试图征服印加的同时，阿塔瓦尔帕正与他的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争夺国王怀纳·卡帕克的继承权，皮萨罗钻了内战的空子，毫不费力地在当地招募了大量雇佣军。
但是，“征服”一词用在这里合适吗？确实，皮萨罗在对当地人进行了一番羞辱、劫掠之后，处决了阿塔瓦尔帕，并于1536年镇压了曼可印加王的叛军。但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来自费利佩·瓜曼·波马·德·阿亚拉的手稿《世界历史上的好政府》（Nueva Corónica y Buen Gobierno）（1600—1615年）。作者玛雅语和西班牙语混合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北美洲，本地人的数量远远小于欧洲殖民者的数量；而在南美洲，情况完全相反，所以联姻和种族融合才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本人了，阿塔瓦尔帕将他最喜欢的妹妹送给皮萨罗当情妇。皮萨罗死后，她转嫁给一位名叫安普埃罗的西班牙骑士，并带着她和皮萨罗的女儿弗朗西斯卡来到西班牙。随后，西班牙的帝国政府认可了弗朗西斯卡·皮萨罗·尤潘基尼的身份。1537年10月，她在西班牙嫁给了自己的叔叔埃尔南多·皮萨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还有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阿塔瓦尔帕的妻子之一，也是皮萨罗的情妇之一。这个初代征服者们新建立的“混文化家庭网络”（如图15.1所示），意图就是让他们自己在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合法化，从而顺利统治当地。因此，比“征服”更合适的词语应该是“融合”。（西班牙殖民史最著名的编年史作家加西亚索·德拉维加本人就是殖民者和印加公主帕拉·钦布·奥克洛的儿子。[5]）类似的策略也被新世界的其他欧洲殖民者使用着。例如，18世纪，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卡斯卡斯基亚的村庄，法国农民和皮毛商人以这种方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6]欧洲的征服者们不仅接管了现有的行政系统和土地管理制度，还与当地社会进行了基因上的融合。[7]
尽管如此，这种方法在南美遗留下来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承认基因融合的文化[8]，而是一种根据“血统纯度”对人们进行评判、排序的风气。这一概念在西班牙殖民者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的过程中产生，并被他们带到新大陆。“种姓”的分别也在18世纪新西班牙的画作中得到体现，一开始，人们对此还较为熟悉：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的孩子称为梅斯蒂索混血儿、西班牙男人和黑人女人的孩子称为穆拉托混血儿。但是，这些分类渐渐变得混乱了。比如，一个西班牙男人和一个穆拉托女人的孩子，被称作摩里斯科人（也就是摩尔人，形容那些在收复失地运动后皈依基督教的人）。再比如，一个穆拉托混血和一个印第安人的孩子被称为卡尔帕穆拉托。1770年，墨西哥艺术家何塞·华金·马贡画了16幅关于种姓的作品，除了上述这些，还包括洛沃（意为“狼”）、坎博亚、桑巴希加、夸尔特隆、丛林狼和阿尔巴拉萨多，甚至有一类混血还被称为“悬浮在半空的人”。[9]在这种分类之下，不同的显性数量有16到20种，尽管某些19世纪早期的资料列举了100多种。已经有人类学家使用当代的遗传学说来研究这些种姓，但是这个系统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了。尽管存在“纯种人”的可能性——一个梅斯蒂索人跟一个纯种西班牙人生出的孩子被称为卡斯蒂萨，而卡斯蒂萨跟西班牙人生的孩子还是西班牙人。这个种姓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从未被正式纳入殖民地法律法典），从侧面反映了西班牙人对那些没有或只有很少西班牙血统者的歧视。因此，在西班牙殖民下的美洲，繁复的通婚行为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图15.1 一个“征服”过程的网络：征服者与阿兹特克和印加精英家族的通婚网络。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2] Smith,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the Cartography of Ancient States’, 839f., 845.
[3] Garcia-Zamor,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152-64. See also Hea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3f.
[4]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249-51.
[5] Burbank and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163-6.
[6] Morrissey, ‘Archives of Connection’.
[7] Barnett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Networks, vol. Ⅱ, 703f.
[8] Katarzyna et al., ‘Genome-Wide Pattern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9] Zu?iga, Jean-Paul, ‘Visible Signs of Belonging’.
16
谷登堡与马丁·路德
有两个网络改变了早期现代社会，伊比利亚的发现者和征服者网络是其中之一。同时期的中欧，新技术的革新助推了一场巨大的宗教政治分裂，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宗教改革，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为之后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许多与宗教改革初衷背道而驰的运动铺平了道路。早在15世纪以前，活字印刷术就已经在中国产生了，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印刷商能达到约翰内斯·谷登堡的成就，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产业——印刷业。1446年到1450年，谷登堡在德国美因茨建造了他的第一台印刷机。这种新型的活字印刷技术很快在德国风靡开来，并以美因茨为中心向外扩散。因为印刷品的运输成本高，所以最经济的方式是本地有多台印刷机，而不是一台集中生产。到1467年，乌尔里希·哈恩在罗马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6年之后，巴塞罗那的印刷厂也在海因里希·博特尔和乔治·冯·霍尔兹的推动下建立了。1475年，汉斯·伍斯特在摩德纳开始了印刷业务。1496年，离纳斯里德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穆罕默德从阿尔罕布拉宫退位，将执政权交给斐迪南一世和伊莎贝拉女王仅4年，汉斯·皮涅茨和梅纳尔·温加特就在格林纳达建立了一家印刷厂。到了1500年，瑞士、丹麦、荷兰和德国的许多城市都采用了印刷术。[1]英格兰一开始有些落后，但后来迎头赶上了。1495年，英国只出版了18本书。到了1545年，随着15家印刷厂的建立，每年印刷的书籍已达119种。而直到1695年，全英格兰70多家印刷厂一共印刷了2 092种图书。
如果没有谷登堡，如今著名的马丁·路德可能也只是下一个扬·胡斯[2]——一个被教会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异端。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原本是1517年10月31日致美因茨大主教的一封信，内容是对售卖赎罪券等腐败行为的批判。我们不清楚马丁·路德是否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也张贴了一份《论纲》，但是这件事情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种公开的方式在那时已经过时了。几个月后，《论纲》拉丁文原文的不同版本就在巴塞尔、莱比锡和纽伦堡被印刷出来。1521年，当路德被《沃尔姆斯法令》正式宣判为异教徒时，他的著作已经传遍了欧洲的德语区国家。路德随后跟艺术家卢卡斯·克拉纳赫和金匠克里斯蒂安·德林合作，他们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方基督教，也改变了传播本身。在16世纪，德国印刷厂印刷了近5 000个版本的路德的作品，还有3 000个版本有他参与的出版物，比如路德版德语《圣经》。在这4 790个版本中，80%是德语，剩下的则是教士精英们的通用语拉丁语。[3]印刷业的发展在宗教改革的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500年，那些至少有一个印刷厂的城市与没有印刷厂的城市相比，更倾向于新教，但是拥有多家相互竞争的印刷厂的城市最有可能皈依新教。[4]
印刷出版业的大发展被理所当然地称为“人类历史上无法逆转的决定性时刻”。[5]宗教改革掀起了一股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浪潮，它从具有改革思想的神职人员和学者传播到城市的精英人群中，最后目不识丁的农民也参与其中。先是整个德国，随后是欧洲的西北部都进入混乱的改革状态。1524年，农民起义全面爆发。1531年，新教徒的数量已经足够组成一个联盟（称作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尽管反抗以失败告终，新教徒还是在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年）之后，顽强地在各个地区将宗教改革继续下去。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确立了“教随国定”[6]（德国法学家约阿希姆·斯特凡尼于1582年提出）的核心宗旨，这让君主和王侯们有权决定他们的臣民是信奉路德教还是罗马天主教。然而，宗教冲突继续激化，并在三十年战争中再次爆发，这场冲突让中欧人口损失惨重，也让中欧成了藏骸之所。
在旷日持久的血腥冲突之后，欧洲的君主们才重新获得了新教地区的执政权，但是他们的权力远不如从前的教皇。审查制度仍然存在，但并不完善，就连最异端的作家也能找到印刷他们作品的渠道。特别是在欧洲的西北部——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共和国——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的重建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教会在使用长期以来一直擅长的传统的残酷折磨和惩罚之外，还利用起了改革所使用的技术和网络策略，也依然无法成功。
为什么新教徒对镇压如此抵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新教徒的数量在北欧激增时，新教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适应能力极强的网络结构。玛丽一世执政时，英格兰新教徒遭受严重迫害。一些文学作品，比如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Acts and Monuments），就记录了这段时期的艰苦与磨难。福克斯书中描写的377名虔诚的新教徒，或与他有书信来往，或在福克斯的信件或在其他消息源中出现过。可以看出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网络的中心就是几个关键人物：约翰·布拉德福德（见图16.1）、约翰·凯尔利斯、尼古拉斯·里德利和约翰·菲尔波特等殉道者。[7]而之后，该网络（按照中介中心性排序）[8]前20个关键人物中至少有14个被处决了。这大大降低了幸存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并没有摧毁整个网络，因为剩下的都是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的人，包括奥古斯丁·贝尔纳和威廉·蓬特在内的信使或资金赞助者，他们替换了原来的关键位置。[9]16世纪，亨利八世为了休妻另娶，利用宗教改革与罗马教廷反目；而他与原凯瑟琳王后的大女儿则致力于推翻宗教改革，却徒劳地无疾而终，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象征16世纪等级制度的危机了。
图16.1 约翰·布拉德福德于1555年7月1日被处决之前（左图）和之后（右图）的英国新教网络。布拉德福德（左图的黑色节点，右图的灰色节点）的死切断了一个以他母亲为中心的子网络（包括右图所有白色的节点）。
此时，距离葡萄牙的船只在广东的港口靠岸，马丁·路德在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张贴《论纲》已经过去了500年。1517年，随着欧洲的探索和宗教改革遭受严重的中断，一个等级制度的世界开始形成。中国的正德帝和印加的怀纳·卡帕克就是两个独裁君主的代表人物。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王赛利姆一世——就是“冷酷者”赛利姆——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将领土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东部，萨非王朝的伊斯玛仪一世统治着如今的伊朗、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南部、亚美尼亚、呼罗珊、安纳托利亚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北部，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瓦卢瓦、勃艮第和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查理一世，统治着西班牙的阿拉贡、卡斯提尔王国以及荷兰区域。两年后，查理五世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王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在罗马，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第二个儿子，利奥十世成了教皇。法国有弗朗索瓦一世，英国有亨利八世，他们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在亨利八世的心血来潮之下，英国实行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尽管是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等级制度就是一种特殊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节点的权力被无限放大。都铎王朝的官方文件包含2万多人的信件，其所展示的社交网络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拥有最高紧密中心性的人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国王的首席秘书、枢密院院长和财政大臣），他有2 149名通信者，其次是国王本人（1 134人），然后就是他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682人）。然而，国王是最具中介中心性的那一个。[10]
这个等级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这些帝国和王朝权力的施行具有高度相似性，尽管事实上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如果这种联系存在的话。（在欧洲之外，专制君主的网络并不存在，只有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和王朝外交。）“冷酷者”赛利姆一世是出了名的无情，他滥杀大臣，以致“愿你成为赛利姆的手下”成了土耳其人的诅咒。上文提到的亨利八世对他的大臣和妻子同样冷酷无情，而莫斯科大王子瓦西里三世对判处死刑也乐此不疲，尤其是对那些有权有势的朝臣——而且，他跟亨利八世一样，因为第一任妻子没能生下继承人而与之离婚。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达维特二世对穆斯林酋长国阿达勒发动了战争，这跟长期以来在地中海沿岸肆虐的基督教与穆斯林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如出一辙。
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在1517年，能够在领土和凝聚力上接近国家地位的帝国、王国和大公国有30多个。其中所有的国家——包括唯一的共和国威尼斯——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通常是一个男人（只有卡斯提尔的乔安娜女王是当时唯一的女性统治者）。一些王位是世袭继承的，而其他的则通过选举产生（但并不是民主选举）。还有一些王位是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的，比如朝鲜中宗李怿。当时国王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有年轻的（1517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才5岁），有年老的（如活到81岁还是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爵的西格蒙德一世）。有一些统治者有名无实，非常软弱，最有名的就是日本的后柏原天皇，他的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足利义稙手中。领土相对较小的统治者的权力因地而异，像尚氏统治下的琉球国就相对和平，而像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则饱受战火摧残。尽管如此，现代社会早期的大部分君主都享有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包括对其治下所有人的生杀大权——这在今天，可能只存在于中亚和东亚的少数国家。尽管相隔千里，成功的亚洲独裁者、16世纪早期最有权势的印度统治者，维查耶纳伽尔桑伽马的国王德瓦·拉亚，其行为举止与同时期文艺复兴下欧洲的统治者惊人地相似，他们都以自己的军事和司法能力为傲，以艺术和文学之士自居。
从16世纪早期开始，这个等级制度横行的世界就受到了来自革命网络的双重攻击。来自西欧的“发现者”和“征服者”，利用其先进的航海技术不停地寻找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向各大洲进发，同时携带着传染病病毒，他们推翻了美洲原有的统治，建立起一个防御坚固的全球网络，缓慢地吞噬亚非地区国家的政治主权。与此同时，通过印刷机和讲坛传播的宗教病毒——新教教义正在破坏从圣彼得流传下来的教会等级制度。宗教改革的影响最初在欧洲得以体现，而且着实可怕。[11]
1524年至1648年，国家间的宗教战争肆虐。罗马的皇权被成功地颠覆之后，北欧见证了宗教革新的流行：加尔文派和茨温利派改革了路德教，他们反对路德教在圣餐礼中将面包和红酒当作耶稣的血肉之躯进行献祭。跟早期基督教的内部分裂不同（比如公元4世纪关于阿里乌斯教义的争论，1054年西方和东方基督教的大分裂，1378年至1417年教皇之争等），宗教改革使得宗教的分裂成倍增加：这种分裂确实是其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再洗礼派教徒，他们认为洗礼是一项有意识的、自愿的仪式，因此在儿童时期接受洗礼为时过早。1534年2月，约翰·伯克森（莱顿的约翰）和扬·马提斯带领的一群再洗礼派教徒夺取了威斯特伐利亚市明斯特镇的政权，在那里建立起我们如今所说的“基督教政体”：一个所谓的基于《圣经》文学而从根本上崇尚平等主义、反传统的神权政体。他们焚烧了除《圣经》以外的所有书籍，宣称成立“新耶路撒冷”，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同时对耶稣的二次降临深信不疑，凡是不信者一律遭到他们的打击。在英联邦时期，那些反对英国国教折中路德教和天主教做法的新教传教士形成许多对立的教派，最有名的有第五王国派（以《但以理书》中基督的王国将成为继四大古代君主国之后第五个王国的预言命名），马格莱顿派（取自一名伦敦裁缝的名字洛多威克·马格莱顿，他宣称自己为《启示录》中预言的最后一位先知），贵格会（他们“在上帝的世界中颤抖”），还有浮嚣派（这个名字源于他们的喧闹和所谓的对享乐主义的崇拜）。
那么，宗教改革是一场灾难吗？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那日以前（见插图9）[12]，改革引发了大量的暴力事件，数字惊人，同时造成了无数极其残酷的死亡。在不列颠群岛，宗教改革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对此有一种最新的解读：这是贝德福德伯爵和清教徒（也就是坚定的新教徒）沃里克伯爵的阴谋，他们都曾因宗教和政治的原因约束过国王查理一世。这种贵族的“秘密集团”对宗教改革的渴求其实并没有控制皇权的欲望那么强烈，他们希望把英国国王变成威尼斯总督，服从于他们的寡头政治。[13]在1642年之后，“宫廷”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升级为一场内战，并以皇室落败而告终。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英格兰宣布成为联邦，成为一个共和国。然而，正如经典政治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这个国家不会持续太久。在1653年，新模范军解散了所谓的尾闾议会，奥利弗·克伦威尔成了“护国公”。但这一政体也没存在多久，在1660年5月，也就是克伦威尔去世后两年，新议会就宣布，查理二世自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就继承了王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10万人葬身内战，苏格兰死亡的人数更多，爱尔兰最甚。相比于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爱尔兰遭受了更严重的人口损失，不亚于三十年战争中德国的损失。
宗教改革引发的战争和迫害远不是马丁·路德所预想的。在罗马天主教教徒的眼中，好的方面是，他们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至少阻挡了新教在南欧（也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传播，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以网络对抗等级制度——一个自称“信徒皆祭司”的网络对教皇和圣公会的等级制度发起挑战，这在短期内导致了血腥的无政府状态。而英国的贵族们则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在詹姆斯二世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失败之后，他们认为君主的权力应该始终受到议会的制约，通过议会任免权力这一网络应占据统治地位[14]，而宗教“热情”应该尽可能受到英国国教的限制，英国国教在清教主义和“教皇派”之间一直起着媒介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是它们都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路德的颠覆性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
[1] Dittma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2] Naughton, From Gutenberg to Zuckerberg, 15-21.
[3] Pettegree, Brand Luther, 334.
[4] Dittmar and Seabold, ‘Media, Markets, and Radical Ideas’.
[5] Elizabeth Eisenstein, quoted in Gleick, The Information, 399.
[6] 这句话的意思是“由统治者来决定本国的宗教信仰”。该条约允许神圣罗马帝国的各王侯在其统治领域内选择路德教或天主教作为主要信仰。该条约的主要缺点是，它明确将其他新教派别，如加尔文教派排除在条约之外。
[7] Ahnert and Ahnert, ‘Protestant Letter Networks in the Reign of Mary I’, 6.
[8] 提醒：该标准衡量的是节点连接网络的不同部分，即其作为一个枢纽的连接程度。
[9] Ahnert and Ahnert, ‘Protestant Letter Networks in the Reign of Mary I’,27f.
[10] Ahnert and Ahnert ‘Metadata, Surveillance, and the Tudor State’.
[11] For a new and comprehensive account, see Eire, Reformations.
[12]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被引用时，经常作为三十年战争剧变后等级结构重新强加于欧洲的标志。它由三个不同的条约组成，一个是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及其盟友之间的条约，还有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及其盟友之间的条约。尽管在两个相邻的城市天主教区明斯特市和部分地区为路德教区的奥斯纳布吕克市的谈判中，有超过100个代表团参加，但据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为基于共存但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建立了一个框架，这些国家同意不干涉彼此的国内（即宗教）事务。这一原则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已经被确立，但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得到重申。
[13] Adamson, Noble Revolt.
[14] Namier, Structure of Politics.
Part 03
通信与集会
17
宗教改革的经济后果
反对宗教改革，打击“加尔文主义”[1]的行动最终宣告失败，这场失败也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西北部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经济发展上几乎没有差别。而在路德的改革之后，新教盛行的国家逐渐显现出更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态势。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尽管路德的愿望是净化教会，然而宗教改革还是引发了大规模的资源再分配：宗教活动的资源流失到了世俗活动中。德国的新教区关闭了2/3的修道院，其大部分土地资源和其他资产被非宗教领袖卖给了一些富豪或大公司。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也屡屡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摒弃了在修道院生活的想法，转而选择更多的职业。新教堂越来越少，现代建筑却接连拔地而起。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宗教改革其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是一场“促进了欧洲世俗化的宗教运动”。[2]
与此同时，使宗教改革成为可能的印刷业变革也产生了一些非预期后果。从1450年到1500年，图书的价格降了2/3，并且呈持续下跌趋势。在1383年，雇请一名抄写员为威斯敏斯特主教誊写弥撒书（祈祷书）的费用相当于主教208天的工资；而到了17世纪40年代，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英格兰每年各种年鉴的销售量都能达到30万册，45～50页的一册书只卖2便士，而当时的普通日工资是11.5便士。15世纪到16世纪，英格兰图书价格平均下降了90%。而这不仅仅是一场书籍销售的狂潮。 [3]
从16世纪到17世纪，在15世纪末就建造了印刷厂的城市与那些规模相似却没有印刷厂的城市相比，发展的速度至少快了20%，甚至有的达到80%。从1500年至1600年，城市发展中的18%到80%都是由印刷业贡献的。[4]迪特马尔甚至认为：“印刷业产生的社会福利，在19世纪40年代相当于收入的4%，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则相当于收入的10%。”在当时，这远大于当今个人电脑所产生的社会福利影响，据估计，2004年个人电脑产生的社会福利也不超过个人收入的3%。[5]
而1977年至2004年，电脑降价的态势与15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图书价格的下降轨迹非常相似。然而，似乎越是早期、越缓慢的信息技术革命越能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对这种差异最好的解释是，在传播对现代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的知识方面，印刷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已知的印刷数学文本是《特雷维索算数》（1478年）。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在威尼斯出版，该书肯定了复式簿记的好处。很快，关于酿造和玻璃吹制等制造技术的书籍相继出版，这些书籍使得最佳实践经验得以迅速传播。
这还不是全部。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文化生活以罗马为中心高度集中。路德革命后，欧洲文化网络完全改变了。根据欧洲思想家的出生地和死亡地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种重叠网络：一种是“赢家通吃”的政权，在巴黎周围大规模集中；另一种是“适者更富”的政权，存在于整个中欧和意大利北部，其许多子中心在集群中相互竞争。[6]1500年后，“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似乎并不适用了（见插图10）。
[1] Owen,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34f.
[2] Cantoni, Dittmat and Yuchtman, ‘Reformation and Reallocation’.
[3] Dittmar, ‘Welfare Impact of a New Good’.
[4] Dittmar, ‘Ideas,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5] Dittmar, 'Welfare Impact of a New Good’.
[6] Schich et al., ‘Network Framework of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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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易
当有些人正在历经杀戮时，另一些人却在接受着知识的洗礼。尽管宗教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动乱（这可能也导致了之后在1745年，已经被推翻了的天主教斯图尔特王朝试图在苏格兰复辟），但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思想史，仍是以一系列由网络驱动的创新思潮为特征的，而其中以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为突出。在这两项运动中，创新思想在学者的网络中传递，这使得自然科学和哲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跟印刷技术的传播非常相似，科技的传播也有其特定的地理路径。如今，这条路径基于个体科学家的事业得以再现。在16世纪，科学网络的主要中心是帕多瓦，它位于意大利其他大学城的中心。帕多瓦将这些大学城与九座南欧主要城市，以及遥远的牛津、剑桥、伦敦联系起来。两个德国的节点维滕堡和耶拿只是彼此相连。在17世纪，帕多瓦成了科学活动网络的五个中心之一，另外四个分别是伦敦、莱顿、巴黎和耶拿。这时，哥本哈根也是处于地理外围位置的众多新节点中的一个。[1]
通信网络的发展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科学革命的演变。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伊斯梅尔·布利奥也是一名历史、神学和古典文学爱好者。他的通信数量巨大，从1632年到1693年，除了在《布利奥信集》中出现的4 200封信件，还有800封他与各地的往来信件，这些信跨越法国，远至意大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甚至到达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2]能够与其“一较高下”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书记亨利·奥尔登堡，他在1641年至1677年共有3 100封往来信件。除了英格兰，奥尔登堡的通信网络还包括法国、荷兰、意大利、离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和一些英国殖民地。[3]确实，就数量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也写了数量相当的信件：伊拉斯谟写了3 000多封信，路德和加尔文各有4 000多封信保存下来，而耶稣会的创始人伊格内修斯·罗耀拉流传至今的信件超过6 000封。同时，商人和贵族也制造了大量的信件。[4]但不同的是，随着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的出现，科学革命时期的通信慢慢地变为一种集体行为，而不再局限于双方的交流。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对痛风治疗的研究是科学通过这种信件网络传播的一个极佳例证，该研究揭示了首次在荷兰殖民地巴达维亚（现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观察到的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列文虎克本来是向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提供的研究报告，却将新知识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与非协会会员的通信——这是经典的弱关系——使得伦敦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接触到这份报告。[5]《英国皇家学会宪章》明确规定其主席、理事会成员及其继任者拥有这样的自由：“在不受任何骚扰或干扰的情况下，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和外国人，无论是私人的还是集体的、商业的还是政治的，共享知识与智慧。”[6]知识共享的唯一条件是其必须符合社会利益。
从奥尔登堡开始，历任秘书在管理这些信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埃德蒙·哈雷的管理下，学会收到的信件（包括列文虎克的信）未被阅读而大量积压，但是他的继任者物理学家詹姆斯·尤林却让学会成了一个国际科学学者网络的枢纽，这些学者包括外科医生、内科医生、教授、牧师和药剂师，他们中1/4的人在欧洲，大约5%的人在北美殖民地。1723年12月，尤林发表了《关于协同观测天气的建议》，提出利用通信者网络协同进行气象观测。这一建议的前提是“真正的气象理论不能从一个地方的天气变化中获取”，而是“必须由许多观测者协同合作”。[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收到了来自柏林、莱顿、那不勒斯、波士顿、吕内维尔、乌普萨拉和圣彼得堡的观测结果。
相比之下，巴黎科学院最初是皇家的私有财产。1666年12月22日创立之初，它是国王的私人图书馆，实行的是官方的保密政策。所有讨论和审议都是私下进行的，非成员被禁止参加会议。[8]因此，其成员实际上被排除在迅速增长、后来产生科学革命的泛欧网络之外。在欧洲大部分天主教地区，情况也类似。能够加入更广泛的科学网络的葡萄牙知识分子被称为“疏远者”，意思是“外国化的人”。[9]与之相呼应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网络的出现催生了网络理论本身，同时出现的还有欧拉在“七桥问题”上的研究。欧拉出生在巴塞尔，师从约翰·伯努利。20岁时，他在巴黎学院问题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从此声名鹊起。1741年，他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工作，他解决了柯尼斯堡谜题，而后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邀请下搬到了柏林（尽管两人最终决裂，欧拉后来又回到了俄罗斯）。
在18世纪，这种知识的交易不仅限于数学定理。随着欧洲商人和本地人利用北美迅速下降的运输成本和几乎免费的土地，以及西非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此时的跨大西洋贸易和移民所建立的网络呈指数级增长。18世纪的大西洋经济被描述为“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人人都相互认识，而且可以认识朋友的朋友”。[10]准确地说，这就是以港口为中心的多个交错网络。[11]
当时苏格兰商人在马德拉岛的葡萄酒贸易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到1768年，岛上43名外国常驻商人中有1/3是苏格兰人，包括十大葡萄酒出口商中的五家。虽然一些葡萄酒商是互相联系的，但网络中的大多数连接都是在“通信者”和“代理人”之间发生的。诚然，这些联系有相对松散的缺陷，因为委托人通常很难让他们的代理人遵守指令。信息流浩如烟海，但经常被闲言碎语干扰；交易成本很高，因为交易员经常相互讨价还价。[12]另一方面，这个网络是动态的，能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13]
一个解决方案是将联网的好处与分级管理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在形式上，在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董事控制了印度和西欧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事实上，正如公司贸易商4 500多次的航行记录显示，船长们经常进行非法的航行，私下交易。[14]到18世纪后期，由此产生的贸易网络中的港口数量超过100个，范围从马德拉斯这样的开放商业中心到广州这样的受监管市场。[15]实际上，私人贸易产生薄弱环节，将原本互不相连的区域集团联系在一起。[16]这个网络（如图18.1所示）拥有自己的生命，身处伦敦的董事们根本无法控制。事实上，这是东印度公司成功的关键之一：它更像一个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重要的是，其荷兰竞争对手禁止自己的员工从事私人贸易。这可能解释了后者最终被取代的原因。[17]只有当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遇到等级森严的有序港口，如拜蒂克洛（被僧伽罗王室垄断的港口），这种网络战略才会失败。[18]当东印度公司退出亚洲内部贸易，专注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时，事实证明，其海上网络的密度至关重要。[19]只有当该公司的商业模式从贸易转向像印度那样的税收时，它的结构才变得更加等级分明。事实上，在罗伯特·克莱夫的时代，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大作战能力的殖民地政府。
图18.1 1620年至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易网络。交易者从东印度公司的基础设施中获利，而公司能够从交易者在多个港口中间建立网络的能力中获利。
对于曾经在苏格兰很常见的那种野心勃勃、敢于冒险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20]来自邓弗里斯郡的韦斯特霍尔庄园的约翰斯通家族就是其中之一。丹尼尔·笛福称其为“一个荒凉而多山的乡村，除了荒凉和阴沉之外，什么都没有”。詹姆斯和芭芭拉·约翰斯通的11个孩子都活到了成年，他们几乎都在苏格兰以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詹姆斯、威廉、乔治和约翰四兄弟最终当选下议院议员；从1768年到1805年，议会中至少有一个是属于约翰斯通家族的。这个家族的二儿子亚历山大在格林纳达购买了一个大型糖料种植园，他把这个种植园改名为“韦斯特霍尔”。他的弟弟威廉·约翰斯通·普尔特尼爵士领导了投资者协会，该协会于1792年购买了纽约州西部100多万英亩[21]的杰纳西河土地。到他去世时，他在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多巴哥和佛罗里达也积累了财产。三个最年轻的家族成员——约翰、帕特里克和基甸，都在印度次大陆上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约翰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精通波斯语和孟加拉语，积累了大量财富。帕特里克不幸于1756年19岁时在加尔各答的“黑洞”事件中死去。约翰斯通家族曾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服役：乔治担任西佛罗里达州州长，亚历山大担任加拿大和纽约北部的军官，基甸担任大西洋海岸的海军军官。约翰斯通家族最年轻的成员也曾在毛里求斯的巴士拉和好望角待过一段时间。在他职业生涯的某一个阶段，他经营着一家向印度朝圣者出售恒河水的企业。[22]（有关约翰斯通家族的网络，可参见插图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