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Han, ‘Other Ride of Paul Revere’.
[17] York, ‘Freemasons’, 315.
[18] Morse, Freemasonr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3, 37, 41, 46, 50. 52, 62, 64f.
[19]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0] York, ‘Freemasons’, 318.
[21] 他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属于费城分会）；约翰·汉考克（波士顿圣安德鲁分会）；约瑟夫·休斯（1776年12月，他被登记为北卡罗来纳州伊登顿共济会7号分会的访客）；威廉·胡珀（属于北卡罗来纳州梅森堡汉诺威分会）；罗伯特·特里·佩恩（1759年6月出席马萨诸塞州罗克斯伯里分会的集会）；理查德·斯托克顿（1765年特许为马萨诸塞州普林斯顿圣约翰分会的大师）；乔治·沃尔顿（属于佐治亚州萨凡纳所罗门第一分会）；威廉·惠普尔（属于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圣约翰分会）。
[22] York, ‘Freemasons’, 325.
[23] Clark, Language of Liberty.
[24]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异议。例如，另一个苏格兰人安德鲁·迈克尔·拉姆齐就将共济会的起源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的巴勒斯坦。
[25] York, ‘Freemasons’, 320.
[26] York, ‘Freemasons’, 320.
[27] York, ‘Freemasons’, 328.
[28] Hackett, That Religion, 198f.
[29] York, ‘Freemasons’, 323.
[30] Hodapp, Solomon’s Builders, 66f.
[31] I am grateful to Joe W?ges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e relevant pages of the minute book for 30 November and 16 December 1773. The earlier meeting was adjourned ‘on account of the few Brethren present (NB Consignees of Tea took up the Brethren’s Time)’. A contemporaneous drawing of the Green Dragon bears an inscription that reads: ‘Where we met to Plan the Consignment of a few Shiploads of Tea. Dec. 16. 1773. ’ It is signed ‘John Johnson, 4 Water Street, Boston’.
[32] York, ‘Freemasons’, 326.
[33] Hackett, That Religion, 198f.
[34]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06f.
[35]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12f.
[36]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52f.
[37]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156.
[38] Bullock, Revolutionary Brotherhood, 301.
[39] Alexander Immekus, ‘Freemasonry’, http://www.mountvernon.org/digital-encyclopedia/article/freemasonry/.
[40] Patterson and Dougall, Eagle and Shield.
[41] Hamilton, Complete Works, KL 84174-8.
[42] Hamilton, Complete Works, KL 35483-7.
[43]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 chapter 2, Part I.
[4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 Book I, chapter 12.
[45]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Book I, Book Ⅱ, chapter 5.
Part 04
等级制度的重建
21
红与黑
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1830年）中，于连·索雷尔决意从事牧师职业，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他在法国复兴的波旁王朝晋升的最佳选择。作为木匠的儿子，索雷尔更喜欢拿破仑·波拿巴统治时期的精英体制——“职业对人才开放”。然而，索雷尔的结局很糟糕，与其说这是他拈花惹草的下场，不如说他只是复辟时代僵化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受害者。然而，与波旁王朝的势利相比，司汤达对索雷尔的冲动本性算是宽容的了：“真正的贵族只有一种，就是拥有公爵头衔的人。侯爵的身份非常荒谬，（但是）一听到公爵一词，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来。”这是这本书的一句警句（其中许多都是司汤达编造的），还有一句是这样的：“服务！天才！功绩！呸！”另一个是：“我只属于一个小圈子。”还有：“骑在马上的行政长官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我不是部长、内阁首脑或者公爵呢？……如果我是的话，我会给那些创新者戴上枷锁。’”[1]
波旁王朝试图复辟的行为证明了等级制度是不可持续的。1830年，另一场法国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18年后，第三场革命将同样的命运给了他的继任者奥尔良派路易·菲利普。最后，在1870年，德国的入侵和另一场革命推翻了拿破仑三世，为法国（迄今为止）五部共和宪法中的第三部，也是寿命最长的一部铺平了道路。在欧洲历史上，这个时代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每一次重建君主秩序的新尝试的不稳定性。然而，在19世纪，印刷机释放出的革命能量虽然缓慢，却坚定地蕴藏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如果不复兴波旁王朝，那么应该怎么做？
基于网络的革命（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文明。不仅在美国和法国，而且在整个美洲和欧洲，政治革命已经对一个新民主时代产生了愿景，这个时代的基础是共济会预先理想化的一种普世兄弟情，席勒的《欢乐颂》狂热地呼应了这种情感。然而，这一愿景终究没能实现。为了理解为什么网络的优势逐渐转回到等级制度，我们需要再次避免在思想上在两者之间构建错误的二分法。即使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那令人窒息的阶层分化，也有其独特的网络架构。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网络在某些方面也是分等级的，因为总有一些节点比其他节点处于更中心的位置，这其实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分等级的网络中，信息流或资源流被限制在某些连接线上，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统治节点的中心地位。这正是于连·索雷尔对法国波旁王朝感到沮丧的地方：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如此之少，以致他不得不过度依赖少数“贵人”。此外，司汤达小说的主旨体现了网络理论中的“三元悖论”。为了赢得贵族雇主女儿玛蒂尔德·德·莫尔的芳心，索雷尔假装爱上一个寡妇费尔瓦克夫人。虽然索雷尔同时追求两个女人，但她们不能联合起来反对他。甚至当他以前的情人瑞那夫人向玛蒂尔德的父亲告发他时，他还试图谋杀她。在他监禁期间，玛蒂尔德和瑞那夫人还分别探访了他。1961年，文学评论家勒内·吉拉德创造了“模仿欲望”一词：玛蒂尔德只有在意识到另一个女人也想要索雷尔的时候，才会对他产生欲望。
等级秩序的网络其实更简单，有时是因为处在高层的人会有意识地应用分而治之的原则，有时是因为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数枢纽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有人试图重组欧洲的政治秩序，因此在维也纳会议上，一些政治家创造了另一种简单的网络：由五个大国组成的“五国联盟”，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在用有限的方式来达到平衡。它的成功部分基于这种简单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从权力平衡来看，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并不重要，因为这种平衡取决于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这五个国家（见插图13）。
19世纪等级秩序的重新确立并没有消解前三个世纪中已创建的知识分子、商业和政治网络，它们仍然活跃着。事实上，由于一连串的“觉醒”和“复兴”，新教世界的宗教生活变得更加活跃和难以驾驭。工业革命（在许多方面是所有革命中最具变革性的）可以很容易地与18世纪的其他革命相提并论，因为它也是创新者网络的产物，一些人受过科学训练，另一些人则是零零散散地自学。而且，即使共济会在1800年之后衰落，其扩展兄弟情谊的概念并使之制度化的目标（超出狭义的男性兄弟）也为许多新运动所认同，不仅包括工会运动，还包括许多民族主义组织，尤其是德国学生联谊会。不同之处在于，王室、贵族和教会的等级制度能够更好地协调所有这些网络，利用它们的创造力，并且让它们顺从等级顶端的意愿。
[1] Stendhal, The Red and the Black, KL 4034, 7742-3, 8343-5.
22
从群体到暴政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埃德蒙·伯克那样迅速意识到法国大革命会比美国的革命更加血腥。直到恐怖事件发生，人们才明白两者的差异。试图用“人民的意志”取代路易十六的举动引发了法国自1572年圣巴塞洛缪节日大屠杀以来从未有过的自相残杀（见插图8）。可以说，革命的暴力始于1789年4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一场暴乱中，大约300名支持自封的国民议会的示威者被皇家军队杀害。三个月后，在一场更为人所知的冲突中，保卫巴士底狱的士兵相继开火，大约100人丧生。这一次，当一些保卫者加入革命人群时，形势发生了逆转。7月22日，驻军司令弗莱塞尔指挥官被斩首，这标志着革命的一次重大进展，同时，在格雷夫广场，公众将官员福伦·德·杜埃和他的女婿伯蒂·德·苏维尼吊起来并将他们肢解（前者的头和后者的心脏被钉在柱子上，被拉着游街示众）。
当巴黎的人们拿起武器，动荡也席卷了法国农村。由于害怕贵族通过神秘的“强盗”阴谋重新掌权，法国各地的农民在那年夏天诉诸暴力，这一动乱被称为“大恐慌”。最初被烧毁的是封建登记册，被洗劫的是酒庄的酒窖，但从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这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农民起义，也不像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北部的农民暴动）。鉴于当时法国各省之间的沟通联系相对较弱，这种恐慌传播的速度特别惊人，也很难解释——这再次说明，即使没有先进的信息技术，谣言也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1]但与即将到来的革命暴力相比，这种大恐慌算是温和的了。尽管许多土地所有者受到威胁和羞辱，但只有三起谋杀案：一位高贵的庄园总管代表和一名涉嫌食品垄断的官员（在勒芒以北的巴隆），一名海军军官（在阿维尼翁以北的勒普津）。然而，燃烧城堡的行为却是惊人地流行。从7月27日至8月9日，不到两周的时间，仅在法国东南部的多菲内省，就有9座城堡被夷为平地，80座城堡遭到破坏。[2]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列出1793年之前发生过的大屠杀事件，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1789年10月的妇女游行和攻击凡尔赛宫，1791年7月国民警卫队在战神广场向人群开枪，1792年9月的大屠杀（当时“无套裤汉”袭击了巴黎监狱，杀害了数百名囚犯），1793—1796年在旺代发生的反革命战争，还有在圣多明各（海地）发生的血腥奴隶起义。这些起义与英国在美国的殖民运动不同，但与此后的大部分革命一样：正如古典政治理论预言的那样，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进而导致暴政。而美国殖民者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公民关系网络，在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前后，美国也从这些网络中有组织地成长起来，但是法国的群体网络结构却大不相同。公共安全委员会试图维持暴民在无序流血运动中的秩序。[3]然而，雅各宾派和其继任者的权宜之计都不足以稳定首都，更别提整个国家了。像南特数千人被蓄意杀害的那种残忍的大规模屠杀，证明了社会和政治秩序已经几近崩溃，其性质可与我们这个时代“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最严重的暴行相提并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些虐待狂假借虚假乌托邦的名义在胡作非为。
而真正恢复法国秩序的人（尽管他的做法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相反）拥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
拿破仑·波拿巴能从默默无闻的科西嘉人晋升为意大利革命军炮兵司令——他在最恐慌动乱的时期获得晋升，当然，是1789年之前阻碍他前进的贵族制度的崩溃成就了他。像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的于连·索雷尔一样，拿破仑既是一名“登山者”，也是一名“采花者”；与索雷尔不同，拿破仑既没有顾虑，又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而此人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刻都做着惊人的举动。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能从微观入手的人才能得到晋升，也就是那些自发承担每一项任务的人。这位新任准将在1796年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就写了800封信和公文，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潦草地写道：“我对装载16门大炮的方式极为不满。”“我对你在执行命令上的拖延感到惊诧，”他向他的部队指挥官抱怨道，“同样的事情我总要跟你说三遍。”他的远见卓识从宏大的战略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他制订了入侵意大利的计划），直到一切细节（监禁一名未经许可擅自离开的昂蒂布的下士，或者男孩鼓手在阅兵场上的确切位置）。[4]
如今，拿破仑被称为“工作狂”。他每天工作16小时。1807年4月，也就是他统治时期异常平静的一个月，他仍然设法写了443封信。这时，除情书以外的所有信件都是由他口述的。他曾经说过，这样才能才思泉涌，因为没有了字母和横线的束缚。有一次，他没有参考任何笔记，就向内政部长口述了不少于517条在枫丹白露建立一所新军事学院的规定。[5]一般来说，除了周日晚上和家人一起吃饭，他只在餐桌旁待10分钟；周日晚上，他在餐桌边会待上半个小时。当他离开桌子时，他会跳起来，“好像受到了电击一样”。[6]正如他的一位压力很大的秘书回忆的那样，他的睡眠“只限于几次短暂的打盹儿小睡，夜晚对他来说和白天一样”。[7]以这种充沛的精力，他四处旅行游访。1807年7月，他乘马车从普鲁士的蒂尔西特去圣克卢，这是一次长达100小时的旅程，以拿破仑不耐烦的个性，他不允许这期间有任何的停歇。他一大早赶到那里，立即召开了部长会议。[8]两年后，他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骑马前往巴黎，“他一边鞭打他副官的马，一边踢着自己那匹马的马刺”。他仅仅用6天的时间就走完了600多英里。[9]同样，他的常态就是匆忙，让其他人跟在身后喘不过气来。即使在泡澡或刮胡子的时候，他也不浪费时间：总有人在手边给他读最新的报纸，包括对敌国英国报纸的翻译。[10]正是拿破仑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对细节的关注，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才得以结束。法律制度被重新编纂，货币体系得以改革，公共信贷得到恢复。但是，在这些持久的成就背后，拿破仑一直在注意着无数微不足道的事情：入侵英国的话，每位官员要带多少仆人；给投奔法国的爱尔兰反叛者定制制服；第十三排的贝尔纳达下士需要戒酒；在巴黎歌剧院让歌手奥布里小姐手臂骨折的工作人员到底是什么身份。[11]
凭借着他的自负，拿破仑不仅想治理法国，还妄图统治整个欧洲，就像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样——完全凭借他的意志力。在许多方面，他是最后一个开明的专制主义者：被称为法国的腓特烈大帝。然而，他也是现代世界第一个独裁者。从技巧上看，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指挥的军队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然而，后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更大的规模[12]和更快的速度进行的。两位当时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和安托万·亨利·德·约米尼从拿破仑的成功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有能力迅速将他的部队集中在敌人的重心，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击败敌人。对约米尼来说，战胜敌人的关键是拿破仑利用了军事行动内各条战线的协作优势。约米尼认为，拿破仑运用的是一种通用的战争原则。[13]而在克劳塞维茨眼中，拿破仑的战争风格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利用了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大众民族主义。[14]在《战争与和平》中，列夫·托尔斯泰嘲笑了他的帝国野心，该书发表于拿破仑流亡在荒凉的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48年后。一个人仅凭他的命令怎么能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法国派到俄国，让无数人的生活陷入混乱？然而拿破仑做到了。问题是，无论他如何披上合法统治的外衣，挪用埃及、罗马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特权和肖像，拿破仑永远都无法实现统治等级制度最终依赖（并坚持）的一件事：合法性。
[1] Tackett, ‘La grande peur’.
[2] Lefebvre, Great Fear, 207ff.
[3] See in general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 Roberts, Napoleon, KL 1586-91, 2060-65.
[5] Roberts, Napoleon, KL 9658-84.
[6] Roberts, Napoleon, KL 9645-8.
[7] Roberts, Napoleon, KL 9651-7.
[8] Roberts, Napoleon, KL 9505-10.
[9] Roberts, Napoleon, KL 10215-19.
[10] Roberts, Napoleon, KL 9658-84.
[11] Roberts, Napoleon, KL 6981-7, 7015-21, 9239-48.
[12] 1792年，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第一次把军事行动看成瓦尔密战役的一个标志，在一场持续了一天的战斗中，一方的6.4万人与另一方的3万人作战。到了1813年，当克劳塞维茨作为少将参与莱比锡战役时，双方各有36.5万人和19.5万人，这场战役持续了三天。
[13] Shy, ‘Jomini’.
[14] Clausewitz, On War9 Book 8, ch. 6B.
23
重建秩序
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下一阶段的趋势和压力只能是走向解体。自中世纪以来，我们的世界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同源而生的就是人们对伟大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不可遏制的倾向性，这也引发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大变革。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833年关于欧洲“列强”的文章是19世纪史学的开创性著作。尽管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仍然相信，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的革命能量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兰克看到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这种秩序将会阻止看似普遍的解体趋势。基于他所谓的五个大国组成的体系：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他对该秩序做出了具体阐述。这一秩序在18世纪开始出现，但是被拿破仑征服欧洲的企图破坏了。然而，随着拿破仑的失败，五国联盟的体系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我们应注意到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最积极的结果。它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解放，不是从解体的意义上，而是从建设性的统一的意义上。它不仅首先创造了大国；它更新了所有国家、宗教和法律的原则；并重振了每个国家的原则体系……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所有国家和民族的联合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独立……一国的决定性的霸权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毁灭。它们的合并将会破坏每一个个体的本质。只有独立自主地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1]
自兰克以来，在维也纳大会上聚集的政治家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稳定的权力平衡，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重建的世界》中指出，欧洲在1815年至1914年间享有相对和平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五大国权力秩序的“普遍认可的合法性”。[2]在基辛格看来，这是两位特别有天赋的外交官的成就：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和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梅特涅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合法性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自由主义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与卡斯尔雷的目标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目标本质上是一个均衡权力的方案，英国在其中扮演了“平衡器”的角色。[3]他们的成功和拿破仑的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拿破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没有在他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结婚后稳定自己的地位。[4]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作为一个潜在的革命者的出现，他渴望成为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独裁者”。而新秩序建立的最终结果只能说是一种悲剧性的成功，英国无法维护梅特涅渴望建立的反革命的欧洲秩序，梅特涅还试图将这种想法灌输给沙皇。在梅特涅看来，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后来皮埃蒙特的政治危机都对新秩序构成了致命威胁；对英国人来说，这似乎是当地的小麻烦，过多地干预可能同样容易使同一秩序失衡。[5]在特罗保举行的另一次大会上，梅特涅把他那注定要失败的“反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描述成整个欧洲而不是奥地利的事业。[6]卡斯尔雷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俄国像在巴尔干半岛那样反对奥斯曼帝国，那么俄国同样愿意站在民族主义一边进行干预。1822年8月12日，卡斯尔雷厌倦了辉格党和激进派对他尖酸刻薄的挑衅，无法忍受他所承担的责任，在绝望中他切断了自己的颈动脉自杀了。维罗纳会议最终保留下来的就是“合法化原则”——既反革命又反法国的，作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神圣同盟”的基础。[7]
然而，权力平衡的想法并没有随着卡斯尔雷的离世而消失。尽管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断断续续，但直到1914年，它都在阻止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大国像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一样挑战五大国秩序的根本合法性。实质上，欧洲的稳定是建立在四个大陆大国之间的平衡之上的，英国通过偶尔的外交或军事干预来保持这种平衡。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英国是平衡器。结果，欧洲秩序的相对稳定持续到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的倒台和德国与俄国之间的秘密再保险条约的不续签[8]——也许是俾斯麦重叠联盟体系中最重要的线索，使得该体系过于僵化，以致到了脆弱不堪，甚至濒临崩塌的地步。[9]
后来的研究当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这一情况。一些人认为，随着假定冲突和竞争的旧规则让位于渴望协调和平衡的新规则，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0]也有人认为过去的恶意关系依然存在，只有“狭隘的私利”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11]然而，关键的一点仍然是，他们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将“大国”（首先是滑铁卢战役的四个战胜国，在1818年之后加上了战败的法国）与小国隔离开来。[12]因此，四国联盟条约（1815年11月）的第六条承诺，四国将定期举行会议，“目的是就它们的利益进行协商，或者采取相应措施……这被认为是对国家繁荣以及维护欧洲和平最有益的”。[13]西班牙可能会抱怨，巴伐利亚也会抱怨，但它们也无能为力。卡斯尔雷可能会警告大国不要成为“管理世界事务的欧洲委员会”。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根茨担心这种新的“独裁”可能会成为“对下级阶层的施虐、不公正和痛苦的来源”，年轻的约翰·拉塞尔勋爵也有同样的担忧。然而，大国的领导人逐渐习惯于行使集体霸权。[14]正如根茨所言，回看1815年的欧洲，会议制度实际上是统一的。
各国在主要大国的统治之下……第二、第三和第四等级国家在没有任何事先规定的情况下，默默地服从主要大国共同做出的决定；欧洲似乎最终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大家庭，在它自己创造的一个“最高法院”的主持下团结起来。[15]
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卡斯尔雷不赞同梅特涅的反革命战略，两个人也有一种隐含的共识，即今后任何争夺霸权的努力都应该被抵制，并且应该避免一场全面战争。[16]当然，经过更仔细的研究观察，这一体系总是比兰克的五国权力体系所暗示的更加复杂，发展也更迅速。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大国政策的被动对象，这正是“东方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其未来）如此棘手的原因。[17]19世纪建立的新国家，不仅是德意志帝国（其大规模扩张了五大帝国之一）和意大利王国，还有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的性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事物在产生，更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有效的。在《乌德勒支和约》（1713—1715年）和维也纳会议之间的时间里，发生了33次欧洲战争，涉及当时11个公认的大国（包括西班牙、瑞典、丹麦、荷兰和萨克森）。在1815—1914年，即使西班牙和瑞典仍被视为强国，也只有17场这样的战争发生。任何国家参与战争的可能性都降低了大约1/3。[18]实际上，18世纪曾发生了20世纪那样的世界大战——七年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冲突。但是回过头看，19世纪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换句话说，当时的国际秩序显然是一种等级制度，但有5个中心在发挥主导作用。这5个节点可以以各种不同的组合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确实会有争端，但是从1815年到1914年，它们从未全部参战。虽然这个体系不太稳定，不能完全避免战争，但是发生在滑铁卢和马恩河的冲突都比以前和以后的冲突的破坏性要小得多。甚至19世纪规模最大的欧洲战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英法对抗俄国——也比拿破仑战争小了一个数量级。此外，大国之间的协商比它们之间的冲突更频繁。在1814年至1907年间，大国之间召开了7次代表大会和19次会议。[19]外交行为的增加和战争数量的减少成为常态，这与1815年之前的20年形成鲜明对比。接下来，如果不解释1914年这种局面为何发生了转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解释就是不完整的。
[1] Ranke, ‘Great Powers’.
[2]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102-19.
[3]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702-8. For a thorough discussion of Castlereagh’s suicide, see Bew, Castlereagh, ch. 21.
[4]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1606-8.
[5]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5377-8, 5389.
[6]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5396-9.
[7]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KL 6398-6400.
[8]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179.
[9] Kissinger, World Restored, 80, 82.
[10] Schroeder, Transformation, vii.
[11] Slantchev, ‘Territory and Commitment’.
[12]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13]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6.
[14]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94-6.
[15]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2ff.
[16]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5f.
[17]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57.
[18]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164. See also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table 4.1.
[19]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214n.
24
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
然而，在拿破仑之后，要想恢复欧洲的秩序，需要的就远不是新外交等级体系了，尤其是该外交等级中这种五个国家高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同样重要的是君主制度本身被重新合法化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老式的网络常常被忽视，却非常重要，即欧洲王室相互交织的谱系。其中就有一个家族，它在平衡等级世袭原则与19世纪自由主义者所呼吁的宪政新理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拿破仑横扫神圣罗马帝国并创建莱茵联邦时，科堡是那些濒临灭绝的德国小国之一。然而，公爵夫人奥古斯塔和她的儿子们设法在法国和俄国之间斡旋，1807年，在俄国的施压下，她的长子欧内斯特重新得到公国。除了一个女儿（苏菲嫁给了门斯多夫伯爵），奥古斯塔其他的孩子要么嫁给了王室成员，要么凭借自己的权利获得了王室身份，要么为他们的后代争得了王室身份。她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兄弟；另一位嫁给了符腾堡公爵；第三个则嫁给了英国乔治四世的兄弟肯特公爵。但萨克森-科堡王朝的真正创始人是奥古斯塔的小儿子利奥波德。利奥波德的第一任妻子夏洛特公主是乔治四世的女儿，在1817年11月，也就是他们结婚仅18个月后死于难产，他也因此遭受重创。但是，183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放弃了之前在希腊继承王位的想法，而成了比利时国王。这之后，他的家族成员更频繁地掌控王权，以至1843年，利奥波德因为“一位来自纽约非常富有和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对我说，他们非常需要一个能够保护财产的政府（原话）”而感到兴奋，他得知在某些地方，许多人渴望他这样的君主制统治，而不是暴民的暴政，这位美国人认为科堡家族王朝的某个分支可以接管这样的地方。利奥波德问他的侄女：“这难道不令人感到高兴吗？”[1]他的侄女正是维多利亚女王。
正如《泰晤士报》在1863年指出的那样，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历史显示了“在王室生活中，一次成功会带来另一次成功的概率有多大”。[2]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孙辈奥古斯塔不仅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还有与葡萄牙女王结婚的费迪南德，以及与利奥波德同名的儿子，比利时王位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联姻进一步将萨克森-科堡家族与奥尔良家族、哈布斯堡家族联系在一起。[3]此外，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9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没有与王室成员联姻，因此，除了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克里斯蒂安王子，保加利亚王子亚历山大的弟弟、来自巴滕堡的亨利。而她的儿媳妇包括丹麦的亚历珊德拉公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女儿、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妹妹玛丽公主。1893年，当未来的尼古拉斯二世抵达伦敦对英国进行第一次访问时，这场家庭聚会已经变得像一次国际峰会了。
我们驶进查令十字街，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伯蒂伯父（之后的爱德华七世）、阿利克斯婶婶（之后的丹麦亚历珊德拉公主），乔治（之后的乔治五世）、路易丝、维多利亚和莫德（他的姐妹们，他最小的妹妹后来嫁给丹麦的卡尔王子，后来又嫁给挪威的哈康七世）……
两小时后，阿帕（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阿玛和瓦尔德马尔叔叔（丹麦）到了，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实在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情。
4点30分，我去克拉伦斯宫看望了玛丽阿姨（萨克森-科堡公爵阿尔弗雷德的夫人）并和她，阿尔弗雷德叔叔和达克（他们的女儿维多利亚·梅利塔）一起在花园里喝茶。[4]
第二年，欧内斯特·路易斯，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爵的继承人完成了最后一次联姻（见图24.1），婚礼的宾客包括一对皇帝（emperor）和皇后、一对未来的皇帝（emperor）和皇后、一位女王、一位未来的国王（king）和王后、七位王子、十位公主、两位公爵、两位公爵夫人和一位侯爵夫人。并且，他们互相都是亲戚，如图24.1所示。
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1894年4月21日，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家人在科堡参加了维多利亚·梅利塔公主和黑塞大公爵欧内斯特·路易斯的婚礼，维多利亚女王有40个孙子（女），其中就包括这场婚礼的新郎和新娘。坐在女王左边的是她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德国皇帝的遗孀；右边的是孙子恺撒·威廉二世。站在恺撒身后，长着胡须戴着礼帽的，是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他刚刚宣布了与维多利亚的另一个孙女，黑森的公主阿利克斯（站在他旁边的）订婚的消息。在沙皇后面，左边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后排的人物中，有另一位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玛丽亚公主，她于1914年成为罗马尼亚女王。而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中还有未来的希腊、挪威和西班牙女王，她们没在该照片中。
摄影：爱德华·乌伦胡特。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科堡家族已经有了敌人。在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从保加利亚王子退位后[5]，赫伯特·冯·俾斯麦就有了嘲讽科堡“家族”的理由。他告诉沙皇：“英国王室及其最亲近的家族网络崇尚高度集中的家族原则，维多利亚女王被视为科堡家族所有分支的绝对首领。这种家族制度在他们遗嘱的附录中都有所体现，这证明他们无论距离多远都要绝对服从这一原则（沙皇听到这里开怀大笑）。”[6]然而，当时这一家族的势力远超俾斯麦。1894年，维多利亚女王被未来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称为“奶奶”，因为尼古拉斯二世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另一个孙儿，黑森的阿利克斯订婚了。[7]当“威利”（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德国的威廉二世）愉快地和他的表兄弟“尼基”和“乔治”通信时[8]，似乎有一段时间，那个一直激励着利奥波德一世的愿景已经实现了：从雅典到柏林，从布加勒斯特到哥本哈根，从达姆施塔特到伦敦，从马德里到奥斯陆，从斯德哥尔摩到索菲亚，甚至是圣彼得堡，这些地方都被萨克森-科堡家族统治着。当未来的爱德华八世于1894年出生时，维多利亚敦促她的曾孙取名为阿尔伯特——仿佛是为了给家族的成就盖上印章：
这就是科堡家族的族谱线索，就像以前的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欧文·都铎王朝）、斯图尔特王朝和乔治一世的汉诺威王朝一样（乔治一世是詹姆斯一世的曾孙）。这就是科堡王朝，它加入了上述这些王朝的队伍，继承了它们的衣钵。[9]
[1] Leopold to Victoria, 15 December 1843, in Benson and Esher (eds.).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vol. I, 511.
[2] The Times, 16 March 1863.
[3] 利奥波德一世跟路易·菲利普的一个女儿结婚，利奥波德二世娶了奥地利大公夫人玛丽·亨利埃特，而他的妹妹夏洛特嫁给了运气不佳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他曾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的墨西哥国王。
[4] Nicholas, diary, 18 June 1893, in Maylunas and Mironenko, Lifelong Passion.
[5] See Corti, Alexander of Battenberg.
[6] Herbert von Bismarck, memorandum, 25 July 1888, in Dugdale (ed.) German Diplomatic Documents, vol. I, 365.
[7] Nicholas, diary, 12, April 1894, in Maylunas and Mironenko, Lifelong Passion.
[8] See Bernstein (ed.), Willy-Nicky Correspondence.
[9] Royal Archives, Windsor, Geo. V., AA. 11, 2, Victoria to George [future George V], 26 June 1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