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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
19世纪40年代，另一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出现了，法国辩论家将其与萨克森-科堡家族进行了类比[1]，然而这两个家族的联系比他认为的更相近。因为这两个来自南德的家族王朝几乎有着共生的关系，这可以追溯到1816年萨克森-科堡家族中与夏洛特公主订婚的利奥波德。[2]萨克森-科堡在拿破仑统治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凭借高超的技巧和过人的运气登上了权力顶峰。而出身更为卑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大约在1810年至1836年间，梅耶·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从法兰克福犹太人区脱颖而出，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和空前的权力。尽管出现了许多经济和政治危机，竞争对手也在努力应对这些危机，他们仍然占据着优势，即便在1868年，他们中最小的那个去世后，另外四个兄弟的主导地位也只是在慢慢被削弱。在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们的非凡成就只能通过神秘论来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记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是因为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护身符”。这个护身符让伦敦分公司的奠基者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巨兽”。[3]直到19世纪90年代，这样的故事还在俄国的犹太人定居点流传着。[4]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就是划时代的。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积累的金融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早在1828年，他们的资本总和就超过了和他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巴林家族。对于他们的成功，一种从经济学角度的狭义解释是，他们引入国际政府债务市场的创新手段和快速积累的资本使他们能够将业务扩展到商业票据、大宗商品、金银和保险市场。然而，他们在业务中创建的独特结构也很重要，它既是管理严格的家族合伙企业，也是一家跨国公司——一个单一的“大型联合企业”，旗下有来自法兰克福、伦敦、维也纳、巴黎和那不勒斯的家族分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联姻抵抗离心力。1824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了大量族内通婚。在1824年至1877年，梅耶·罗斯柴尔德后代的21次婚姻中，有不少于15次都是他的直系后代之间的联姻。尽管堂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在19世纪并不罕见，但在德国犹太商业王朝中，这是非同寻常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以最高调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和谐。“奇怪的是，他们甚至从自己的族人中选择婚姻伴侣，他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解开的结。”[5]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对自我的认知中提到“我们的王室家族”时，表明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其与萨克森-科堡家族的相似之处。[6]
而同样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网络的速度之快——不仅有欧洲各地的代理人和金融合伙人，还有“政治高层”的朋友。“你知道，亲爱的内森，”所罗门在1815年10月写道，“父亲曾经说过，要坚持跟政府中的一个人建立关系。”[7]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你应该记得父亲的原则，那就是你必须做好准备，尽一切努力找到最佳的人脉，融入政府。”[8]与此同时，梅耶·罗斯柴尔德也在教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拉拢这些政客：“我们已故的父亲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对一个犹太人负债，他就在这个犹太人的掌控之中了。”[9]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客户包括卡尔·布德鲁斯，黑森-卡塞尔高级财政官的选举人；卡尔·西奥多·冯·达尔伯格，前光明会成员，他从1806年到1814年一直是莱茵联邦的首领；夏洛特公主的配偶，后来的比利时国王，萨克森-科堡家族的创始人利奥波德；还有约翰·查尔斯·赫里斯，1811年10月任英国总干事，后来（短暂地）任财政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威廉·斯图尔特，伦敦德里的第三侯爵，卡斯尔雷勋爵的兄弟；奥尔良公爵，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和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特哈奇王子。
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政治精英喜爱的一个关键方式是拥有一个非凡的情报系统和通信网络（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那个时代，邮政服务缓慢且不安全：1814年，从巴黎寄往法兰克福的信件通常只需要48小时；而在1817年，从伦敦到法兰克福的邮件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从巴黎到柏林的邮件需要9天。[10]尽管罗斯柴尔德的兄弟们必须进行通信，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邮政服务，转而依靠自己的私人信使，包括在多佛为他们包租船只的代理人。[11]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内森·罗斯柴尔德是伦敦第一个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消息的人，这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信使迅速通过敦刻尔克和迪尔，传递了第五份也是结论性的特别公告（6月18日至19日夜间在布鲁塞尔发布的），并在大约24小时后——至少在亨利·珀西少校向内阁递交惠灵顿的官方文件之前36小时——送达他的府邸。[12]最近有人对这个故事表示怀疑，但事实仍然是，罗斯柴尔德收到这个消息的时间还是非常早的——即使是在6月21日，这让他“对提前知道的胜利信息做出了万全的应对措施”。当天晚些时候，《喀里多尼亚水星报》驻伦敦记者发回一份关于这场战争结果的报道，称其消息来源是一位“权威人士，他读过从根特发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件，这名伟大的股票经纪人拥有最佳的情报系统”。[13]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使用私人信使：仅在1825年12月，就从巴黎派了18名信使去加来（并因此去了伦敦），3名去萨尔布吕肯，1名去布鲁塞尔，1名去那不勒斯。[14]从1824年起，他们也用上了信鸽，尽管他们并没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依赖信鸽传递信息。
开发这种快速安全的通信网络有许多好处。首先，罗斯柴尔德家族用它为欧洲精英提供一流的邮递服务。1822年在伦敦，夏多布里昂子爵从杜拉斯公爵夫人那里收到了“一份重要的电报”，传信人就是她的门徒罗斯柴尔德。[15]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收到消息”已成为伯爵夫人内塞尔罗德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6]1840年后，在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了。[17]此外，他们的信使服务也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为重大政治事件和机密信息提供官方渠道，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1817年，詹姆斯提出将法国从巴黎到伦敦的外交文件传达给内森·罗斯柴尔德，以便在外交文件到达法国大使之前内森能得知消息。[18]1818年，一名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的情报量震惊：“他对我们党内的细节，和可能组成这个党的人员的了解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在外交部出现过”。[19]1820年2月，贝里公爵（法国国王查尔斯十世的第三个儿子）被暗杀，罗斯柴尔德家族首先将新闻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20]同样，当夏洛特公主于1821年去世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巴黎。[21]作为首相，乔治·坎宁不喜欢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断窃取英国大使的报告，但是他也从不忽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重要情报，如土耳其在阿克曼的投降。[22]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向伦敦的阿伯丁勋爵和波希米亚的梅特涅透露了1830年7月法国大革命的消息。[23]没过多久，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就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网络，部分原因是它比用于传递外交信件的官方通信系统更快，也因为非约束性质的信息可以通过兄弟之间的私人通信系统从政府传递给政府。
当然，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五个分支来获取情报，这个系统网络就会非常有限。但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种远远超出他们最初欧洲根据地的网络。由于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孙子们都不希望（或不被允许）建立新的“家族”，于是他们就通过成立一个特定的受薪代理团队来实现这一举措，他们雇用该团队看管家族银行在其他市场的利益：主要是马德里、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后来是纽约、新奥尔良、哈瓦那、墨西哥和旧金山。与这些特殊员工的通信线路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且复杂的情报和商业网络。[24]像纽约的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或马德里的丹尼尔·魏斯威尔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他们地处偏远，并且对当地有更多的了解；然而，需要记住的是，他们始终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情报网络的中间人。这种具有大型影响力的网络也并不是全部，与其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更大但更松散的，包含着其他银行、股票经纪人、中央银行和金融报纸的联系网络。
一种新的金融力量这时已经出现了。1826年，法国自由主义者文森特·富尼耶·韦尔纳伊首次宣称法国政府是“金融贵族的腐败傀儡，他们是所有贵族中最枯燥无味、最不高贵的”，其首领正是“罗……公爵”。[25]两年后，激进的国会议员托马斯·邓科姆在英国下议院抱怨道：
有一股崭新的强大力量正在悄悄席卷欧洲，直到今天还不为人所知：这种力量的主体掌握着无限的财富，他夸口说他是和平与战争的仲裁者，国家的荣誉取决于他的想法；他的信使不计其数；他的信使比君主的信使跑得更快；国家部长的薪水由他来付。他渴望统治每一个人，在欧洲大陆扮演最重要的角色……[26]
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家美国杂志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尽管在措辞上有所收敛：“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现代银行业的奇迹……他们两手空空却掌握着整个大陆……没有他们的建议，内阁是不会行动的。”[27]英国作家托马斯·雷克斯同时指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成为欧洲的金融君主。从他们在巴黎、伦敦、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不同机构中，他们获得了对欧洲交易所的控制权，这是以前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到的，现在他们似乎掌握着公共财政的控制权。没有他们的帮助，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现在都贷不到款。”[28]一位匿名的德国漫画家在描绘一个怪异的漫画犹太人的故事时（显然这是一个合成的罗斯柴尔德）提出了与《将军借贷》（一部关于德国贷款的双重含义的戏剧，到底是借贷还是压榨）基本相同的观点（尽管更生动）。这幅漫画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巨大的引擎，向世界各地输送资金。[29]
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受到了一些指控，说他们在政治上与反动势力和复辟力量结盟。据一名消息人士称，他们已经成为“圣徒联盟”的成员。[30]确实，德国亲王皮克勒·马斯科在给妻子的信中首次介绍内森时，就把他称为“我们神圣联盟的主要盟友”。[31]内森同时也被讽刺为“空洞联盟”的保险经纪人，他的作用是防止欧洲发生政治冲突。[32]1821年，他甚至收到死亡威胁，因为“他与外国联系密切，特别是对奥地利进行了援助，而奥地利政府是反对欧洲自由计划的”。[33]早在1820年8月，不来梅代表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联邦议会时就指出，“奥地利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来支持它反对那不勒斯，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普鲁士早就完成宪法的制定，就不用延迟到战争发生的那一天了”。[34]对自由主义作家路德维希·鲍恩来说，他们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为了破坏自由，他们做了数不清的事，毫无疑问，如果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这样的人没有向独裁者提供资金支持，欧洲的大多数人此时将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35]
然而，这种判断夸大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梅特涅保守复辟愿景的政治忠诚度。正如不来梅驻法兰克福代表一针见血的观点：
这个家族通过其庞大的金融交易以及银行和信贷联系，取得了一些实权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获得了对一般货币市场的控制，以至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阻碍或促进当权者甚至欧洲最强大国家的行动。[36]
如果价格合适，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为奥地利承销贷款。对于更自由的国家来说，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当奥地利皇帝说梅耶·罗斯柴尔德“比我更富有”时，他并不是完全在开玩笑。[37]拜伦在他的《唐璜》的第十二章问：“谁在控制着世界的平衡？保皇派和自由派，到底谁在统治着议会？”回答（用嘲讽的语气）：“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它的基督徒同伙巴林家族。”银行家才是“欧洲真正的领主”。[38]关键的一点是，拜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保皇派和自由派政权都有影响。亚历山大·威尔在《罗斯柴尔德与欧洲国家》（1841年）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虽然“罗斯柴尔德过去需要各国才能成为罗斯柴尔德”，但他现在“不再需要国家，而国家仍然需要他”。[39]一年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有着自己的王室网络、政府网络。他的脑子里有它们所有的账目，他甚至不用看账本就能对它们说‘如果你任命这样一位官员，你的账户将会变成赤字’这样的话。”[40]在另一个方面，等级秩序与其说是“恢复”了，还不如说是在1815年后重新排列了。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这样的大家庭可能会给新秩序赋予王室谱系的合法性，但是支持欧洲君主制的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暴发户，因为它拥有新的信贷和信息网络。
[1] Dairnvaell, 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8.
[2] For details see Ferguson, World’s Banker, 166f, 207, 294, 404, 409, 411, 530.
[3] Anon., Hebrew Talisman, 28ff.
[4] Iliowzi, ‘In the Pale’.
[5] Prawer, Heine’s Jewish Comedy, 331-5.
[6] Rothschild Archive London (henceforth RAL), T20/34, XI/109/48/2/42, Nathan, Paris, to his brothers, 4 September, probably 1844.
[7] RAL, XI/109/2/2/149, Salomon, Paris, to Nathan, London, 21 Octo-ber 1815.
[8] RAL, XI/109/2/2/153, Salomon and James, Paris, to Nathan, London, 25 October 1815.
[9] RAL, T63 138/2, Salomon and James, Paris, to Nathan, London, 22 October 1817.
[10] RAL, T29/181; XI/109/0/7/21, Carl, Frankfurt, to Salomon, 23 August 1814; RAL, T63/28/1, XI/109/8, Carl, Berlin, to his brothers, 4 November 1817.
[11] RAL, T5/29, Braun, (James’s clerk in) Paris, to James, London, 13 September 1813.
[12] Rothschild, Shadow of a Great Man, 135-7.
[13] Cathcart, News from Waterloo.
[14] Gille, Maison Rothschild, vol. I, 187f.
[15] Chateaubriand, Correspondance générate, vol. Ⅲ, 663f.
[16] Quennell (ed.), Private Letters of Princess Lieven, 237.
[17] Davis, English Rothschilds, 132f.
[18] RAL, T27/280, XI/109/7, James, Paris, to Salomon and Nathan, 18 June 1817.
[19] Kynaston, Cityy vol. I, 54f.
[20] Corti, Rise, 242.
[21] Serre, Correspondance du comte de Serre, vol. IV, 249.
[22] Aspinall (ed.), Letters of King George IV, vol. Ⅲ, 175.
[23] Corti, Rise, 424f, 427f.
[24] Liedtke, N. M. Rothschild & Sons.
[25] Fournier-Verneuil, Paris: Tableau moral et philosophique, 51-2, 64f.
[26] Anon., Annual Register, 1828, 52.
[27] Quoted in Glanz, ‘Rothschild Legend in America’, 20.
[28] Kynaston, City, vol. I, p. 90f.
[29] Cowles, The Rothschilds, 71.
[30] Capefigue, Grandes opérations, vol. Ⅲ, 103.
[31] Pückler-Muskau, Briefe, 441.
[32] Rubens, A nglo-Jewish Portraits, p. 2. 99.
[33] The Times, 15 January 1821.
[34] Schwemer, Geschichte, vol. Ⅱ, 149ff.
[35] Balla, Romance, pp. 191ff.
[36] Schwemer, Geschichte, vol. Ⅱ, pp. 149ff.
[37] RAL, XI/82/9/1/100, Amschel, Frankfurt, to James, Paris, 30 April 1817.
[38] Byron, Don Juan, Canto XⅡ, verses 4-10.
[39] Reeves, Rothschilds, 101.
[40] Gille, Maison Rothschild, vol. I, 487.
26
工业网络
在获得所有成就之前，内森·罗斯柴尔德最开始在英国展开他的职业生涯，他购买成品布出口到欧洲大陆。那些早期留存下来的记录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的经济形态。从1799年他第一次到达英国，到1811年他在伦敦正式成立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段时间，罗斯柴尔德不仅走遍了兰开夏郡，还去了诺丁汉、利兹、斯托克波特，甚至格拉斯哥，寻找纺织品运送给德国的客户。他不仅购买成品布，还进行了一番调研。“我一到曼彻斯特，”他后来告诉下院议员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就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东西实在太便宜了，我获得了很好的利润，因为我很快发现有三种东西（材料、染色和制造）利润巨大。于是我对制造商说，‘我给你提供材料和染料，你将向我提供制成品’。所以我获得的就是三种东西而非一种东西的利润。这样我出售的商品会比任何一个商家都便宜。”[1]随着新的纺纱和织造技术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中部迅速传播，以及众多小制造商相互竞争，一个积极进取的中间商所获得的机会是巨大的。正如他在1802年12月所解释的那样：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住在曼彻斯特周围20英里的乡下织工把他们的货物带到这里，有20到30件，有的多一点儿，有的少一点儿，他们以两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的信用期卖给这里的商人。但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普遍缺钱，并且愿意牺牲一些利润来获得这些钱，一个携带现钱的人有时可能会得到便宜15%或20%的货物。[2]
此外，随着业务的扩大，他开始向除了他父亲的公司以外的公司出口，罗斯柴尔德一开始不仅提供低价商品，还提供合理的信贷条件，告诉这个买家，他的钱“在你手中跟在我口袋里是一样安全的”。[3]然而，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价格和利率极不稳定，供应商未能交货的次数几乎和买方未能付款的次数一样多。此外，随着1806年和1807年拿破仑下令禁止与英国的所有贸易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经济战争，罗斯柴尔德不得不转向走私活动。
像19世纪的知识和政治革命一样，工业革命也是网络的产物。尽管一些政府行为（尤其是针对从印度进口布料的歧视行为）也推动了这一进程，但没有统治者下过明确的指令。除了内森·罗斯柴尔德所属的信贷网络之外，还有一个资本网络允许企业家和投资者汇集信息、资源和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交换创新。詹姆斯·瓦特正是通过网络的力量才实现了他对蒸汽机的改进，该网络包括格拉斯哥大学的约瑟夫·布莱克教授和伯明翰银月社的成员。[4]大多数纺织制造公司规模小，相对容易融资，但资本密集型企业，如合资运河公司或保险公司则严重依赖投资者网络。[5]在前工业化时代，国际进出口在很大程度上由商业网络管理着。在所有这些网络中，亲属关系、友谊和共同的宗教信仰都发挥了作用。当新的制造技术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时，情况也是如此。[6]如图26.1所示，瓦特和费城发明家奥利弗·埃文斯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后者却在前者的基础上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事实上，他们之间有着四度分隔的联系。[7]但是创新的冲动，即“改善心态”，几乎像宗教信仰一样传播开来（据一位学者说）。[8]在工业革命的每个阶段，网络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传播新的工艺，更重要的是汇集人才和资本。正如日益高效的蒸汽机的发展是一个网络集体努力，而不是个别英雄发明家个体努力的结果一样，后来航空领域的突破要归功于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些核心成员，如莱特兄弟。在那个“小世界”里，《飞行机器发展》（1894年）的作者奥克塔夫·沙努特是最重要的连接者——在第一架飞机的发明中扮演了保罗·里维尔的角色。[9]
图26.1 “蒸汽网络”：詹姆斯·瓦特、马修·博尔顿和蒸汽机技术的社会网络，约1700—1800年。
工业化时代，英国历史的核心难题是为什么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没有关联。换句话说，为什么18世纪末英格兰和苏格兰出现的网络强大到足以催生现代制造业，却不足以推翻英国君主、贵族和教会的等级制度？1848年，在整个欧洲大陆，那些签署了各种请愿书的人被卷入另一波革命浪潮——这一次革命蔓延到柏林和维也纳，并导致了梅特涅的垮台。[10]在英国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著名的辉格党演说家亨利·布鲁厄姆试图创建一个传播有用知识的社团，而不是一个传播共和思想的社团。就连宪章派在组织扩大选举权的运动时，也是有条不紊地聚集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成分在其中。对此，有的解释是，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很大种程度上向“下层社会”灌输了一种观念，即作为“英国人”，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中有着爱国主义的利害关系。[11]汉诺威时代最大的骚乱是狄更斯在《巴纳比·鲁吉》中生动描绘的反天主教的戈登骚乱。还有一种解释是，英国精英以高超的技能适应了迅速变化的工业时代。总的来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政治倾向上是自由的，而他们的汉诺威亲戚则不然。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金融精英们在政治上比许多批评家所赞赏的更加灵活。
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运动是一个能很好地说明英国为什么避免革命的案例。废奴主义运动始于议会之外的宗教少数群体（主要是贵格会教徒）和新组织，如废除奴隶贸易协会等，后来社会减少了奴隶并逐渐废除了奴隶制。早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它就渗透了下议院。1789年5月12日，就在巴黎三级会议开幕一周后，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下议院发表了他的重要演讲《关于恐怖的奴隶贸易》。不少于40万人在1792年签署了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约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2%——也是曼彻斯特人口数量的一半。[12]1816年，反对恢复法国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上的签名数量为137.5万。[13]1833年，骚动更大了，当时议会收到了将近15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其中包括一份长达半英里的请愿书，由35万名妇女联名写成，由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的女儿普里西拉缝到一起。[14]然而，与美国殖民地和法国不同的是，这个网络从未威胁要将国家拖入革命的旋涡。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个问题涉及远离不列颠群岛的人们的利益：非洲奴隶和西印度种植园主。第二个原因是，尽管这一请愿在18世纪90年代步履维艰，但政治精英对议会施加的压力得到了相对迅速的反应，最终，1807年英国废除了奴隶贸易，然后在1833年解放了近80万名英国属地的奴隶。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原因，西印度种植园主是一个太小的利益集团，无法行使否决权。
长期以来，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英国糖料生产商是在废除奴隶制之前就已经陷入危机，还是在经济辉煌时期戛然而止的争论非常激烈。令历史学家一直不解的是，英国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导者转变为公开和活跃的反对者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15]很明显，尽管英国的食糖消费量激增，但糖价在整个18世纪却在持续下跌。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其价格又大幅飙升——因为圣多明各奴隶起义造成的生产中断仅被古巴、毛里求斯和印度种植园产量的增加部分抵消了，但在1807年之前又下降了，后来随着和平的到来价格进一步下降。相比之下，奴隶的平均价格却没有下降。然而，有人认为这些趋势注定了西印度糖业的灭亡——“废除奴隶制是西印度群岛困境的直接结果”[16]，这样的论点却并不令人信服。随着整个欧洲对糖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古巴，更不用说在巴西了，保持奴隶制的机会对于英国种植园来说也是存在的，但是废除奴隶制不可避免地会推高劳动力成本。对英国种植者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英国经济的迅速多样化，用于生产和再出口的棉花进口在重要性上迅速超过了食用糖。到19世纪20年代末，棉花已经占了英国出口的一半。作为英国纺织业的主要城市，曼彻斯特在伦敦的政治影响力比在牙买加更大，并且很容易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和持续的奴隶贸易视而不见，而兰开夏郡的原棉份额正是从那里来的。不得不说，正是内森·罗斯柴尔德（从棉花贸易商转型成了银行家之后）资助了1833年废奴法案公布后政府补偿奴隶主所需的1 500万英镑贷款。[17]事实上，在解放奴隶的立法通过后，内森立即与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共进晚餐。[18]之后，内森的儿子们在英国犹太人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维多利亚女王也将他的孙子纳撒尼尔晋升为上议院议员。
1815年英国的社会极其不平等。土地财富高度集中在世袭贵族手中，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旧政权下的法国都要多。税收制度异常落后，大部分收入来自消费税，大部分支出流向陆军、海军，以及富有的政府官员和政府债券的持有者。然而，19世纪早期的议会外运动（不是废奴运动，也不是随之而来的选举改革运动）都没有严重威胁到已经建立的秩序。这是因为，与法国不同，英国的等级制度知道什么时候该顺应潮流。废奴主义者认为，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的继位是一个改革的契机，而不是一个障碍，年轻的君主很快就会因为压力而支持他们的运动。她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阿尔伯特亲王，他在结婚仅三个月后，在一次“奴隶贸易废除和非洲文明协会”的会议上发表了第一次公开演讲。阿尔伯特亲王说：“我深感遗憾的是，英国用仁慈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直试图阻止这种残酷的人口贩运行为（同时也是荒凉的非洲和文明的欧洲最黑暗的污点），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我也真诚地相信，这个伟大的国家不会放弃努力，我们会坚持到这种违背基督教精神和人类天性中最美好感情的事情永远停止的那一刻。”[19]
[1] Buxton (ed.), Memoirs, 354.
[2] RAL, I/218/I, Nathan to J. A. Matti, Frankfurt, 29 December 1802.
[3] RAL, I/218/36, Nathan to Sichel & Hildesheimer, Frankfurt, 17 October 1802.
[4] Moo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KL 492-4.
[5] Pearson and Richardson, ‘Business Network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659f.
[6] Lamoreaux et al.,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16.
[7] Moo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KL 498-504.
[8] The idea come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ian Anton Howes: http://antonhowes.tumblr.com/post/143173119024/how-innovation-accelerated-in-britain-1651-1851.
[9] Moon, Social Networks in the History of Innovation, KL 2128-37.
[10] For a network study of 1848 that focuses on petition-signers in the city of Esslingen in Württemberg, see Lipp and Krempel, ‘Petitions 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169.
[11] Colley, Britons.
[12] Davis, Inhuman Bondage, 235.
[13] Drescher, ‘Public Opinion and Parliament’, 64.
[14] Davis, Inhuman Bondage, 245.
[15] See the seminal work of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which is now outdated. A more compelling recent account is Ryden, ‘Does Decline Make Sense?’
[16]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50.
[17] Loewe (ed.), Montefiore Diaries, vol. I, 97ff.
[18] Buxton (ed.), Memoirs, 353ff.
[19] Dimock, ‘Queen Victoria, Africa and Slavery’.
27
从五国分权到霸权主义
1815年以后，18世纪90年代爆发的混乱得到了控制。在拿破仑统治下，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强加在法国的网络化无政府状态上。法国大革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挑战最终为五个大国强制推行的新的“合奏”所克服，其中包括法国君主制的复辟。在整个19世纪，君主政体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形式。在每个欧洲国家，恢复的不仅仅是世袭原则的合法性；而且随之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室精英与新的富豪精英建立了共生关系（更古老的国家贵族对这两者都嗤之以鼻）。从这个意义上说，“复辟”是一个不完美的描述，那些试图无条件回归旧制度的人（尤其是法国的波旁王朝）很快就失败了。
时光无法倒流，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它继续向前。工业革命的发生增加了人口和人们的收入。历史上第一次西欧城市的规模超过了东亚。事实证明，除了更有效率地生产服装之外，新的制造技术还有其他用途。战争也开始被铁甲船和更致命的枪支工业化。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型工业公司的影响，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及资助他们的银行家开始组成新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尽管他们与旧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1900年的世界地图是一幅帝国拼图，11个西方帝国控制着地球领土不成比例的份额（总共58%），更不用说人口（57%）和经济产出（74%）了。[1]就连美国也有了海外殖民地。
这肯定已经不是保罗·里维尔骑马去列克星敦时所期盼的未来，英国人赢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一个拥有4 560万人口、陆地面积刚刚超过12万平方英里的王国，统治了超过3.75亿的人口和1 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个庞大帝国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也许是它的驻防异常松懈。1898年，有9.9万正规军驻扎在英国，7.5万驻扎在印度，4.1万驻扎在帝国其他地方。而海军有10万人，印度本土军队有14.8万人。这些只占帝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也没有受到严格的管理。1858年至1947年间，印度“契约”公务员很少超过1 000人，相比之下，英国统治结束时，印度人口超过4亿。这种精简的人员配备并非印度独有。整个非洲殖民服务局的行政精英，分布在人口约4 300万的十几个殖民地，人数略多于1 200人。[2]这怎么可能呢？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怎么能仅仅是一个“守夜人国家”（德国社会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在1862年创造的贬义词）的角色呢？
[1] The eleven were: Austria-Hungary, Belgium, France, Germany, Italy, Netherlands, Portugal, Spain, Russ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data in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2] See in general Ferguson, Empire.
Part 05
圆桌骑士
28
帝国生活
在约翰·巴肯的小说《三十九级台阶》中，一个被称为黑石的邪恶组织密谋窃取“调动英国本土舰队的部署”。在一连串谋杀情节和只有在通俗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极其复杂的追逐戏之后，巴肯笔下的一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英雄理查德·汉内揭穿了这个阴谋。继鲁德亚德·吉卜林之后，巴肯是最能捕捉到20世纪早期英国帝国主义精神的作家。[1]就像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三十九级台阶》将世界按种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最上层是聪明且肌肉发达的苏格兰人，其次是粗犷的南非人，再次是没有足够军力的美国人，之后是男女之间诸多猜忌的德国人，之后是犹太人，以及一些其他的低等人。[2]然而，正如巴肯的小说一样，《三十九级台阶》中真正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各种各样的网络：黑石等秘密团体，以及从事临时反间谍活动的贵族绅士团体——这部小说包括一个从罗得西亚归来的苏格兰人，一个美国自由职业者和一位拥有土地的天真的政治家。
巴肯1875年出生于珀斯，在柯科迪长大，是苏格兰长老会自由教会牧师的儿子。自詹姆斯·博斯韦尔时代以来，大英帝国为雄心勃勃的苏格兰人提供了职业发展的专属阶梯，而巴肯就登上了这一阶梯。从格拉斯哥的哈奇森文法学校毕业后，他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攻读了人文文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学位课程，也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在牛津大学，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学者，经常取得第一名，并赢得了牛津大学辩论社主席的职位，这个颇有声望的辩论社是专为未来首相面临的议会辩论做准备的。1901年至1903年，在布尔战争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担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的政治私人秘书。1907年，他和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表妹苏珊·格罗夫纳结婚了。巴肯不满足于成为一名多产的作家，他还攻读了律法，并作为律师参与开庭。他既是托马斯·尼尔森父子公司的合伙人，也一度是《旁观者》的编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没有上前线，转而领导了新成立的新闻部，战后，他代表苏格兰高等教育界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在下议院待了8年。在上述过程中，他还不知疲倦地创作：平均每年写一部惊悚小说，再加上一部多卷本的战争史。1935年，他的人生巅峰时刻来临了，他被授予爵位（埃尔斯菲尔德的特威兹穆尔男爵），并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3]
总的来说，巴肯在帝国等级制度中成长起来，在学术成果、社会关系、职业道路、政治地位和政府官方职务方面不断取得成就——尽管没有达到他的最终目标（印度总督或至少一个内阁职位）。然而，他的这些成就离不开他所属的网络：与米尔纳勋爵相联系的“幼儿园”或“圆桌会议”。这是众多臭名昭著的历史网络之一，而这一恶名来自很有影响力的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的著作[4]，他说这个网络“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秘密社团……也是大英帝国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力量之一”。[5]奎格利认为，该网络的目标是“在英国周围的联邦结构中团结全世界，尤其是英语世界”，其方法是“在幕后秘密操控政治和经济影响……加强对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的控制”。[6]20世纪40年代末，奎格利承认圆桌会议“相当成功地掩盖了其存在，它的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对拥有实权而不是表面的权力感到骄傲，可能对英国历史最熟悉的学生也不知道他们”。尽管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