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
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等级、种族和血统。让白人进入白人的圈子，黑人进入黑人的圈子。
加尔各答市中心的维多利亚纪念堂是英国人为了与泰姬陵遥相呼应而建的，希望它永远展示出帝国的恢宏和威严，让他们所统治的那些人敬畏。但如今，维多利亚女王的塑像疲惫地凝望着广场，看上去更像是英国统治转瞬即逝的象征。纪念馆虽然宏伟，但在那些栖息于这个空气污浊的都市每一个角落里的无数孟加拉人的包围之中，它就像一座白色的孤岛。让人惊异的是，近两个世纪来，不仅孟加拉，甚至整个印度都臣服于几千名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正如有些人所说，印度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机器，管理着世界1/5的居民的公共事务，既不需要他们同意，也不需要他们帮助。”
英国人还利用印度人来控制整个地球，从马耳他一直到香港。这是维多利亚中期整个大英帝国赖以支撑的基础。
然而，在辉煌的表象下，如何统治仍是大英帝国最核心的难题。900名英国文员和70000名英国士兵如何能管理2.5亿名印度人呢？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远距离战斗
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便是女王本人：兢兢业业、富有主见、外表冷漠内心热情，她不知疲倦地生养，也出人意料地长寿。像金雀花王朝后期的国王一样，维多利亚女王也特别喜欢逍遥自在。她不爱待在白金汉宫，而更偏爱温莎，喜欢偏远而多雨的巴尔莫勒尔。不过她最钟情的地方恐怕还是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那是在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其表兄）阿尔伯特的怂恿下买下并翻修的，这也是这对夫妇难得可以独处并亲昵的少数私密空间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没有私人空间的。女王自己也说：“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是多么温馨—宁静幽远……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美丽的地方了，我们还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美丽海滩—我们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没有人跟随，也不会被人团团围住。”
奥斯本宫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建造的，是19世纪建筑史上的典型代表。无论从比喻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说，它都离维多利亚所统治的这个大英帝国都有着几千公里之遥。另一方面，它并不是一味仿古。主楼梯上富丽堂皇的故事壁画乍一看像是意大利风格的仿画，但仔细欣赏便能意识到，上面画的是“大不列颠”在“工业”、“商业”和“航运”的簇拥下，从海神手中接过代表海上王权的皇冠。这充分显示了这对王室夫妇非常了解英国的经济势力与其全球统治之间的关系。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作为新技术先驱超越了它的对手。英国的工程师是工业革命的先锋，这场革命借助蒸汽和钢铁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力量的平衡。没有比站在奥斯本宫远眺对面的索伦特更能展示这点的了。奥斯本宫的另一边则能清楚地看到英国在朴次茅斯的主要海军基地，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壮观地彰显出英国的海军力量。有雾的天气里，女王会与丈夫漫步走过奥斯本风景如画的花园，看着她的海军船只在海上来往穿梭。到1860年，无须多想，女王就能认出维多利亚中期国家势力的最高标志了，那就是“勇士”号，一艘以5英寸的装甲板保护的“铁甲”蒸汽船，配备了最先进的后膛炮和加农炮。“勇士”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战舰，甚至没有一艘敌船敢向它开火。而它不过是英国240艘战船（船员共计40000人）中的一艘——英国皇家海军无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得益于英国造船厂无可匹敌的产能，英国的商船吨位约占世界商船吨位的1/3。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一样完全主宰着世界的海洋。维多利亚女王有理由相信，她在海边是足够安全的。
如果英国希望废除奴隶制，只要派出海军就可以了。到1840年，至少有425艘奴隶运输船在西非海岸遭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拦截，并被护送到塞拉利昂，所有这些奴隶贩子都遭受了惩罚。参与执行这项国际法令的战舰总共有30多艘。如果英国希望巴西人效仿自己废除奴隶制，它们也只需直接派出一艘炮舰就可以了。帕默斯顿勋爵在1848年就是这么做的；1850年9月，巴西已经通过了一项废除奴隶贸易的方案。如果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向英国开放贸易港口——不仅仅是方便印度出口鸦片——他们也可以派出海军。1841年和1856年的鸦片战争显然不仅仅关乎鸦片。《伦敦新闻画报》就将1841年的战争描述为向又一个蒙昧的东方专制国家带来自由贸易之益处的正义之战；为结束冲突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则并未明确提到鸦片。同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有时被称为亚罗战争，以挑起战争的那艘战船的名字命名）的原因部分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声誉；就好像1850年希腊岛被封锁的原因，是一位出生于直布罗陀的犹太人声称，作为英国的海外臣民，他的权利受到了希腊政府的侵犯。但是，我们很难相信，1821年后就被中国政府禁止的鸦片出口如果不是对印度的英国统治政府的财政那么重要的话，这场鸦片战争还能打得起来。[1]1841年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割让了香港，而英国从中获得的唯一真正好处是，为诸如怡和集团等公司的鸦片走私提供了基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体系的荒诞之处可见一斑，担负着废除奴隶制使命海军的同时，却又在积极地扩张毒品贸易。
反奴战争和鸦片战争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英国海军霸权的结果。一开始，英国海军部确实对蒸汽技术的发展感到震惊，认为它将“对大英帝国的海军优势给予致命的打击”。但是很快他们认识到，要与法国并驾齐驱，就必须采用新技术。（英国制造“勇士”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国的战舰“光荣”号在1858年试航。）蒸汽技术非但没有削弱大英帝国，反而增强了它的实力。在帆船时代，跨越大西洋需要4~6周，而19世纪30年代中期，远洋蒸汽船的出现让这个旅程缩短到了2周，进而在19世纪80年代又缩短到10天。在19世纪50~90年代，从英格兰到开普敦的航程从42天缩短到了19天。蒸汽船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同时，船的平均总吨位也翻了一番。[2]
债务与毒品：东印度公司的利息支出与鸦片收入，1814~1856年（单位：百万英镑）。
这还不是促进大英帝国各部分之间加强联系的唯一要素。在统治初期（实际上就是到印度兵变之前），维多利亚女王对欧洲之外的外贸交易兴趣不大。但是，兵变突然唤醒了她的帝国意识和责任，而且，越到她的统治后期，她对海外贸易就越感兴趣。1879年12月，她记录了“与比肯斯费尔德勋爵的一次茶后长谈，谈的是印度和阿富汗，以及成为这些国家的主人，并牢牢控制这些国家的必要性……”1880年7月，她“极力敦促政府尽全力维护大英帝国的安全与荣誉”。“保护可怜的当地人，并推动文明的进程。”她在1884年对德比勋爵说道，这些在她看来就是“大不列颠的使命”。1898年，她也曾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世界人民最终认为，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不会让其他任何人拥有任何东西……”在奥斯本宫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线索，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女王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与帝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的原因。1902年，当这座行宫被交还国家时，人们曾一度认为这个线索并不值得保存，那就是楼下边房内女王的电报室。到19世纪70年代，印度的消息已经能够在几个小时内传达到英国；而女王则会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这充分显示了维多利亚统治下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缩小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技术的发展。
电报是英国海军部试图忽略的另一个发明。1816年，电报的最早发明者弗朗西斯·罗纳尔兹在告知海军部他的初步想法时，却被海军部回绝。结果又是私营企业而非军队开发了19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它们最初都是依托早期铁路的基础设施构架的。到19世纪40年代末，人们已能清楚地预见电报将革命性地改变陆上信息传播方式；到19世纪50年代，印度的基础设施已经足够先进，电报因此在镇压兵变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但是，从帝国统治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建立持久耐用的海底电缆。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帝国的一种产品——产于马来岛的一种像橡皮一样的物质，被称为马来乳胶——解决了这一问题。1851年，第一条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15年后，第一根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建成。当英美电报公司的电缆终于在1866年7月27日到达美洲海岸，并由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的“大东方”号巨型轮船沿着海底大陆架铺设完毕时，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序幕。电缆从爱尔兰一直通到纽芬兰岛，这充分显示了哪个国家将当仁不让地主宰这个电报时代。从印度到欧洲的电报线已经在多年前由印度政府建设完毕，这也切实表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尽管秉持不干涉原则）决意要主宰这个时代。[4]到1880年，世界跨海电缆总长约156105公里，将英国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和澳大利亚连接了起来。现在，从孟买到伦敦的消息可以以一个词4先令的成本隔日抵达。[5]用查尔斯·布赖特，一位新技术信徒的话来说，电报就是“世界的电力神经系统”。
电报线和蒸汽船航线是当年最重要的三个网络之中的两个，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缩小了，控制更容易了。这第三个网络就是铁路网。不用说，英国人又一次感受到了自由市场的局限。因此，1826年后，英国国内的铁路网开始建造，其间政府很少插手。但英国人在大英帝国的铁路网建造虽然也是由私营企业承担的，却得到了政府的慷慨补贴，这有效地确保了政府能从这些工程中获取利润。印度的第一条铁路线连接了孟买和塔尼，全长33公里，1853年正式开通；其后不到5年的时间内，印度铺设的铁路总长达38400公里。相隔不过一代人，印度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却因铁路发生了巨变：由于三等舱车票只要7安那，几百万名印度人第一次圆了长途旅行之梦。火车“让朋友得以相会，让苦苦思念的人得以团聚”。当时一些人还预言，由此将掀起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因为“一小时48公里的速度将会对异教徒落后的神灵带来致命的打击”。当然，印度火车的开通也给英国的火车头制造商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在这里成千上万的机车中，大部分是英国制造的。但铁路网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战略和经济目的的。勒克瑙的主火车站被设计成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堡垒的外观，这可不是出于英国股东的慷慨。
正如当时大英帝国一位知名的评论家所言，维多利亚时代在全球通讯方面的革命“消除了距离”的阻隔。同时这也让远程歼灭战成为可能。在战争年代，距离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英国的主要兵源如今都在世界的另一边。
长期以来，英国本土的常驻军队规模相对较小。在欧洲，国防事务都是皇家海军承担的：该国庞大的海军舰队的1/3人员常年驻扎在本国领海或者地中海地区。英国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则大部分放在了印度。即使兵变后，这点也并未有所改变。当然，1857年之后，当地人军队的数量减少了，而英军数量增加了约1/3。但是出于经费考虑，英国能派驻印度的军人数量毕竟有限。1863年据一个皇家委员会的报告，1800~1836年，普通士兵（招募的士兵）的死亡率是69%，而英国同年龄段平民的死亡率只有10%。另外，驻印军队的得病率也更高。这个委员会以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精确方式计算出，对一支有7万人的英国军队来说，每年死亡的人数是4830，另有5880人因疾病失去战斗力而住院。由于招募一名士兵并将其派驻印度的成本是100英镑，因此，英国每年的损失超过100万英镑。鉴于同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如果驻扎在欧洲，成本是20万英镑左右，那么这多出的80万英镑被视为在热带服兵役的额外费用。这其实是以一种非常委婉的方式说明不应该再将英国军人派到印度去死亡和患病了。最后的结论是，如果驻印军队要维持军事实力，就还得启用印度兵。
结果，到1881年，驻印军队中，英军有69647人，当地人有125000人，而在英国国内，英国军人和爱尔兰军人分别为65809人和25353人。作为大英帝国所有军力中的一部分，驻印军队所占比例超过一半（62%）。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尖刻地将印度描述为“东方海域中的一个英国军营，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任何数量的军队，而不用我们花一分钱”。他和其他英国首相们也确实常常这么做。在1914年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军队参与了大英帝国发起的从中国到乌干达的十几次战役。自由党政治家W·E·帕斯特在1878年也抱怨政府不是依赖于“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精神”，而是热衷于驱使“廓尔喀人、锡克人和穆斯林人为我们战斗”。那时，甚至有人以此为主题编了一首歌：
我们可不想打什么仗，
可是，哎哟，如果我们要打仗，
我们不会自己上前线，
我们会派出温和的印度人。
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大英帝国的几乎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一样，驻印军队也要依靠技术：不仅仅是制造来复枪的技术，还有绘制地图的技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帮助英国统治世界的技术中，与电报同样重要的是经纬仪。
早在18世纪70年代，东印度公司就意识到了绘图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盎格鲁–印度战争中，拥有更精确地图的一方总是占据关键优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地形测量局也绘制了英伦诸岛的地图。1800年，大三角测量站在印度成立，领导人是勇敢的地图绘制家威廉·兰布顿，从1818年开始，又由乔治·埃佛斯特继任领导者。他们常常在夜间工作，以防灼热的日光影响经纬仪的测量数据，就这样，他们绘制出了第一张权威的印度地图—以2.54厘米代表6.4公里的比例，完美地融给了地理、地质和生态等方面的广泛信息。
知识就是信息，知道所需要的东西在哪里则是政府所要的基本信息。当大三角测量站推进到喜马拉雅山时，他们所收集的信息此时有了新的意义。英属印度的疆界要到哪里才结束呢？我们很容易忘记，印度在鼎盛时期的版图远远大于当今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更别提波斯南部和尼泊尔了，阿富汗也曾差一点被纳入印度版图。而在印度多山北部地区的另一边，则盘踞着另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欧洲帝国，那就是俄国。19世纪，俄国在陆上的扩张速度与英国在海上的扩张速度不分上下——向南到高加索山脉，沿途经过切尔克斯、佐治亚、埃里温和阿塞拜疆；向东从里海，沿着丝绸之路，穿过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最远到达浩罕和帕米尔山区的安集延。那里，不足32公里的地方，就有狮子和狗熊（就像欧洲风格的卡通画中常见的那样）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之一。
从1879年英国第二次试图侵略和控制阿富汗，到1919年第三次作此企图期间，英国和俄国在西北前线展开了世界上第一次冷战。在这次冷战中，间谍就是那些测绘人员，因为谁能够正确绘制前线地形，谁就有了占领该地的良机。大三角测量站自然无可推脱地承担起了这项间谍任务，早期的一位英国前线测绘人员称此为“伟大的游戏”。有时这看起来确实像在游戏。英国的测绘员要打扮成和尚，深入克什米尔和开伯尔山口之外的未知区域，利用念珠来测绘两地之间的距离（一颗念珠代表100步），并将他们偷偷绘制的地图藏入转经轮中。[6]但这是一个在异邦进行的死亡游戏，唯一的规则就是无情的普什图人或者“帕坦人”的荣誉规则：友好对待陌生人，但一旦他出现越界行为，那么所有与他沾亲带故的人就将遭到致命的、无休止的仇杀。
英国人从来未在西北前线放松过警惕，但这里并非英属印度的边界。维多利亚时代技术的发展，最终让大英帝国的统治延伸到了印度洋的对岸。
1866年，大英帝国遭遇了一次远程的人质绑架案，这让它的通讯系统接受了一次极限考验。当时，一群居住在东非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的英国人被该国的皇帝狄奥多尔二世（又称特沃弗洛斯二世）囚禁，因为后者认为，英国人对他的政权（非洲唯一的一个基督教君主国）未能表示出足够的尊重。狄奥多尔曾致信要求得到英国的认可。当英国殖民部拒绝回应后，他逮捕了他能抓到的所有欧洲人，并将他们送往抹大拉偏远的山区要塞。英国派去了一支外交使团前往协商，但这些人也被监禁了起来。
有一个大家都清楚但并未说破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人在这样对待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后还能逃脱惩罚。但是，要从黑暗的埃塞俄比亚救出这么一群人质可不是一项小行动，为此他们派出了一支特殊团队，如果是今天，我们得称他们为快速反应部队。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支部队的成员都不是英国人。阿比西尼亚将切身感受到英属印度的强大军力了。
如果没有全球电报网和蒸汽船的航行网，英国人不可能作出反应。在征求了内阁和王室的意见后，英国首相德比勋爵作出了派军队解救人质的决定。当女王在1867年4月发出敦促释放人质的通牒未得到回应后，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靠“武力”解救人质。自然，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必定要牵涉到英国所有重要的部门：外交部、战争部、海军部，以及财务部，因此得一一征求这些部门的意见。而要执行这项命令，就必须将这条命令从伦敦的印度事务国务卿那里传递给几千公里之外的孟买总督府的总督，因为行动部队是从那里派出的。以前传达这样一个命令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如今只要发一份电报就到了。
受命组织这一远征的是中将罗伯特·内皮尔爵士—一位古板严厉、一丝不苟的人，也是一位军事机械天才。众所周知的是，他从女王那里接到了一份煽动性的命令：“你要打破枷锁”，后来内皮尔便将这份命令的印度语“Tu vincula frange”作为他的座右铭。但私下里，内皮尔对他的任务却抱有职业军人悲观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在1867年7月25日致信剑桥公爵说，现在能够希望的最好情况是：
外交使团能够不惜任何重金将这些被囚禁的人保释出来，因为远征是一件极其费钱和麻烦的事；即便没有交战，光是天气和意外就会导致10倍于人质的士兵伤亡。当然，如果那些可怜人被杀死，或者一直被扣押着，我想我们仍必须采取行动。
也许他早就料到执行这项任务的重任将落到他的身上——当然，还有驻印军队的身上。8月13日，内皮尔提出了他的预计军需方案：“4个团的当地骑兵，一个中队的英国骑兵，10个团的当地步兵……4门野战炮和骑乘炮；一辆山地火车；13.75厘米口径的迫击炮6门……如果可能的话，其中两门炮换成20厘米口径的；还有一支3000人左右的苦力团，帮助装卸和运输。”2天后，他接到了远征命令。11月，议会已就必要的资金进行了表决（早年迪斯雷利曾对此进行了回忆，他曾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帮自己拉一些选票）。国务卿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告诉印度总督：“如果罗伯特·内皮尔再要求更多的援军组织和装备，那么与此有关的所有费用应该由印度政府承担。”诺思科特还提醒总督说，内皮尔远征队中的“当地人”部分按惯例，还是应该由印度政府来“维护”——换句话说，也就是支付费用。
几个月内，远征军就从孟买起航，向红海沿岸的马萨瓦进发了。这支小舰队中，有13000名英国和印度军人，26000名随军者，还有大量的牲口：13000头骡子和马，同样数量的绵羊，7000头骆驼、7000头小公牛，以及1000头驴子，外加44头大象。内皮尔还带了一个活动码头，配备了灯塔和铁路系统。这是一个伟大的物流奇迹——将印度的肌肉和英国的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阿比西尼亚皇帝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人可以穿越海岸和马格拉达之间640公里炎热而崎岖的山区，他根本没有把内皮尔放在眼里。而内皮尔缓慢地推进着他的部队行进到了目的地，身后残酷地留下了几千具活活脱水而死的动物尸体。历经3个月漫长的跋涉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要塞脚下。结束行军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准备最后的决斗了。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加里·欧文”，西骑部队和黑衣卫士团向山上发起了猛攻。在两个小时的激战中，内皮尔的军队打死狄奥多尔的手下700人，打伤1200人。为了不落入敌手，皇帝本人自杀。而英国士兵只有20人受伤，无人死亡。远征军中有人兴奋地记录道：“鲜艳的团旗迎风飘扬，潮水般的头盔满山涌动，胜利的欢呼响彻云霄。捷报从山上一路频传，在高原上传播了3公里远……整个山谷回荡着呼声‘上帝拯救女王’。”
内皮尔的胜利展示了维多利亚中期典型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当时被称为“闪电屠杀”行动。在军事部署、军备和纪律上的显著优势使得英军以最小的代价推翻了一个皇帝。内皮尔以胜利者的姿态满载而归，不仅带回了那些获救的人质，还带回了他和他的部下所能找到的所有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1000卷古代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手抄本以及皇帝的项链，让迪斯雷利开心不已。同样，笑逐颜开的女王也毫不犹豫地授予内皮尔贵族地位，当然也少不了为他塑造一座雕像，如今，内皮尔骑马扬鞭的雕像仍屹立在巴勒克波尔的老总督府花园里。
由于印度军队可以被成功地部署到远至埃塞俄比亚的地方，因此舆论逐渐认为，印度自1857年兵变后已经开始改变。就在内皮尔远征前的10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被兵变摧毁到只剩一个基座了。但是，英国人却决定从这个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兵变之后，他们改变了统治印度的方法。东印度公司最终瓦解了，结束了由一家公司统治一个次大陆的不正常现象。当然，有些改变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事情。印度最高统治者的头衔由Governor-General（总督）改成了Viceroy（仍为总督），他的6人顾问内阁的结构也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从理论上说，最终权力应该掌握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国务卿手中，后者有一个印度事务理事会来辅佐（实际上就是老的董事会和控制局的合并）。但是，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总体说来，印度政府就必须在印度境内开展工作”。1858年11月女王发表声明，就政府的管理方式向她的印度臣民做了两点保证。第一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英国将不再干涉印度的传统宗教文化，这实际上也默认了印度兵变的主要原因。但声明也指出“就所有职位的任命而言，欧洲人和当地人享有完全的平等原则”。这对未来局势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印度仍处于独裁统治中，女王那几百万印度臣民在议会中没有一个代表。正如后期的一位印度总督所言，印度“实际上是靠印度事务国务卿和印度总督之间的密件往来统治的”。另外，声明除了作出抚慰性的保证，也采取了从本质上说更有针对性的实际措施。勒克瑙事件揭示出英国在基层的统治被如何剧烈地颠覆了。即使在兵变事件平息后，也至少有一个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做最彻底的改变才能防止1857年的覆辙重蹈，此人是孟加拉工程师部队的一位准将。他在“勒克瑙军事占领备忘录”中写道：“勒克瑙地域广阔，一望无垠，地表形态单一，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很难控制这个地方的。”这位工程师的名字就是罗伯特·内皮尔，正是后来在玛格达拉领导英军大获全胜的那位，他以同样的方法精神为勒克瑙问题设计了解决方案：
如果能建立足够多的军事据点，那么这一困难就能迎刃而解……拓宽城中的街道……军队就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快速挺进……所有城郊的覆盖物……如果阻碍了军队的自由行进……就必须被清除……至于建立（新的）街道……当然是绝对必要的……那些私人财产因此受损的人无疑会陷入困境，但是整个群体受益了，受损的个体也能得到补偿。
根据这一方案，首先，城中的人口遭到了驱逐；随后，建筑物被强行拆除。当内皮尔完成这一任务时，老城区里2/5的房子被拆除，火上浇油的是，他们将一些主要的清真寺也改成了军营。而所有这些工作的开支都是由当地居民承担的，后者只有在付清税负之后才能回到城中。
在印度所有的大城市中，主要驻军现在都被部署在楼房密集区之外的兵站中，这样，士兵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兵镇压任何对抗英国统治的挑战。在兵站里，每个军官都单独住一个带花园的平房——面积根据军衔高低而不同，另外还有仆人房间和马房。英国军队住的都是砖砌营房，相隔都不远，而当地人的军队则在较远的地方安营扎寨，住的都是自己盖的茅草房。甚至勒克瑙的火车站设计也考虑到了这种传统秩序，车站建筑从结构上看就像一个要塞，长长的站台也是为了便于军队乘火车过来后快速集结而特地设计的。而在火车站外，内皮尔打造的宽阔道路确保了英军的火力可以畅通无阻。人们常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没有什么可以与拿破仑三世时期对巴黎进行的奥斯曼式大规模城市改造相媲美。但实际上，勒克瑙的改造已经与之很接近了。
内皮尔对勒克瑙的改造，反映出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个统治的基础就是武力。这里的军队不仅担负着大英帝国的战略驻防责任，还要确保这个亚洲火药桶的内部稳定。
但是，英属印度也不仅仅是靠铁拳统治的。像内皮尔那样黩武之人也要承担官僚管理职责：用文职管理体制来实际统治印度。这包括裁决和处理没完没了的当地危机：从断桥引发的小争执，到全面爆发的饥荒。虽然这是份吃力不讨好，有时甚至令人头痛的工作，但是做这些工作的精英们却感到莫大的荣誉，就像他们的绰号所示，他们都是“天之骄子”。
[1]19世纪上半叶，东印度公司从其鸦片垄断贸易中所获的收益差不多与它上缴伦敦政府，以支付巨额债务利息的资金相抵（参见下图），这一事实确实让人吃惊。鸦片贸易对印度的国际收支来说也相当重要。
[2]从伦敦到大英帝国的航行不仅时间缩短了，成本也降低了。1830~1880年期间，从纽约运输一蒲式耳的小麦到利物浦的成本减少了1/2，1880~1914年期间又减少了1/2。1830年，铁块的运输成本比生产总成本少不了多少，到1910年，前者已经不到后者的1/5了。
[3]一位兵变者在行刑路上将电报描述成“将我勒死的那条该死的电线”。
[4]虽然英国的国内电报网被国有化了，但海外网络的构架和运营都是由私营企业负责的。
[5]致外国或者殖民部的信息得从东部电报公司在各城市的办事处经由伦敦发出；随后，还要像所有传统的书面信函一样经过同样的登记流程。
[6]这场浪漫游戏中的英雄就是诸如基尚·辛格和萨拉·钱德拉·达什等梵学家，也是吉卜林小说《基姆》中“赫里·琼德尔·莫克吉”的原型。
远离印度平原
每年3月底，印度平原便变得无比炎热，这种天气延续到季风雨结束，直至9月末：
每家每户都门窗紧闭，因为外面的空气如同火炉燃烧一般。室内温度表显示的温度很高，弥漫着煤油灯的难闻气味；这个气味再混合着当地烟草、烤砖，以及干土的气息，让许多强壮的男人都倒下了，因为在这6个月中，印度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它的气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在有空调之前，印度的夏天对欧洲人来说就是一个“大蒸笼”，怎样让伺候的仆人摇蒲扇都无济于事。英国人一边出汗，一边诅咒，恨不得插翅逃离印度平原这榨干人精气的炎热。他们怎么才能在统治这块次大陆的同时，不用每年都忍受炎热的折磨呢？答案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找到了，在那里，仲夏的天气还算过得去，有点像“老家”的气候。
常年在印度遭受日晒的英国人找到了好几个海拔颇高的避暑胜地—东边有大吉岭，南边有乌塔卡蒙德—但是，最特别的还是一个堪比“桃花源”的山区驻地。如果你坐火车从德里向北行进，盘山而上，到达今天的喜马偕尔邦，你无疑就是在沿着几代英国军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更别提他们的妻子和情人）所走过的那条路前进。有些英国人去那里是为了休假，有些是为了散步，或者是为了聚会，或幽会。但大多数人去那里，是因为每年的7个月时间里，那里实际就是印度政府的所在地。
西姆拉海拔21336米，距加尔各答1600公里。在1903年以前，也就是加尔加到西姆拉的铁路建成之前，到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骑马上山，或者坐在轿子里被抬上山。洪水季节就要用到大象了。对现代旅游者来说，西姆拉比看上去还远。那里的山景美轮美奂，巨松参天、空气清凉，加上偶尔云雾缭绕，让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片高原而不是喜马拉雅山区。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哥特式的苏格兰教堂和一座华美的剧院。这不奇怪，因为开辟这块胜地的人是一位苏格兰人，名叫查尔斯·普拉特·肯尼迪，1822年，他就在山顶上建了第一座房子。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以一种浪漫情怀将苏格兰人建设的这片山头诗化了，他们将西姆拉视为世外桃源。早期一位游客兴奋地说，山间的空气“似乎将乙醚注入了我的血管，因为我感觉到了一种一头冲向幽深峡谷，或者在陡峭的崖壁上轻快跳跃的冲动……”印度的统治者们很快闻风而至，来呼吸这里沁人心脾的空气。1827年，时任印度总督的阿默斯特勋爵造访了西姆拉，1864年，这里变成了印度总督的官方避暑胜地。从那时起，天文台岭上的总督行宫就成为政府的夏季办公地。
栖息在山顶的西姆拉是一个奇怪的、小小的混合世界——既有高原，也有喜马拉雅山脉；既是权力机关，也是娱乐场所。[1]对这个世界，没有人比罗德亚德·吉卜林更了解。吉卜林于1865年在孟买出生，在他5岁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印度奶妈而非自己的父母一起度过的。在学会英文之前，他就会说印度斯坦语了，5岁被送回英格兰接受教育，但是却讨厌英格兰。11年后，他回到印度，在拉合尔的一家杂志《民事及军事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很快就发表了许多轻快的诗句，绘声绘色地描述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侨民的生活，让这份杂志鲜活了起来。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记者，吉卜林很喜欢穿梭在拉合尔的集市（那些引人入胜、肮脏、神秘的蚂蚁山）上，搜寻一些好的新闻题材，与印度店主和穆斯林马贩子交换东西、讨价还价。这才是真正的印度，这里的感觉令他心醉：“热浪夹杂着香油和香料的气味，寺院香火的烟味，以及汗味，还有黑暗、肮脏、贪婪、残酷，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无数精彩和令人着迷的东西。”晚上，他甚至会去鸦片馆。在吉卜林看来，既然这种药能让一个体面的人做出那些伤风败俗之事，那它“本身一定是个好东西”。
但吉卜林对西姆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感情。与去过那里的所有人一样，他也喜欢山间“香槟般醉人的空气”，也沉醉于“如女人酥胸般起伏的草甸……微风拂过青草，雨水落入雪杉，似乎在低吟‘沙沙沙’”。在他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不同的乐趣组成的：“有人侍弄花草，有人打网球，有人野餐，有人在安南戴尔举行早午餐，有人举行射击比赛，有人晚宴连着舞会，当然还有人骑马和散步”。有时候，西姆拉的生活似乎“是这片荒芜之地上唯一值得生活的地方”。吉卜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在他自己的《双城记》（写的是加尔各答和西姆拉）中承认：
商人们甘愿在平原上冒险，
为的是获利，
统治者没法让一屋子的人发财，
靠他在厨房发号施令。
他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
……海边那座城市的统治者，
想要逃离——
逃离，每个人从委靡不振变得精神焕发，
只因为逃到了山顶。
除了怡人的天气，这里还有机会与别人的妻子调情，这些女人被送上山来休养生息，而信任他们的丈夫却在山下的平原上挥汗如雨地工作。
同时，吉卜林不禁疑惑，总督和他的顾问团“在那条涨落不定的河流的另一端”一住就是半年，到底妥不妥当，因为这样就相当于切断了与被统治者的联系，就好像“这几个月是被隔离在了远洋之上”。虽然吉卜林喜欢西姆拉的那些平民寡妇，但是他还是对生活在印度平原的同胞更有感情，比如孤儿基姆（他是一位英国士兵留下的孤儿），沿着印度的“主干道”流浪，与当地人并无二致；苦中作乐的二等兵科波拉·特伦斯·马尔瓦尼，说着奇怪的方言，一半是爱尔兰血统，一半是印度血统；当然，还有印度文员机构中的地区官员们，在太阳炙烤的前哨汗流浃背地工作。正如吉卜林所说，他们可能“愤世嫉俗、粗鄙、乏味”。他们可能像可怜的杰克·巴雷特一样，遭到山上妻子们的背叛。[2]但正是这些“文员”们的贡献，英国才得以牢牢把握在印度的政权。
也许有关英属印度的统计数据中，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印度文员机构的规模。1858~1947年间，印度的合同文员不过1000多人，[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所管理的人口数，在英国统治末期，他们管理的人口总计超过4亿人。正如吉卜林所说：“印度与英格兰相比的少数优势之一就是，在这里，认识人很容易……只要在这待上20年，一个人就能认识大英帝国的几乎所有英国人。”那这是不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官僚体制呢？一个英国文员是否就能管理这44200平方公里土地上多达300万的印度人呢？这正是当年的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期望。吉卜林的结论是，要实现这点，除非这些人让自己像奴隶一样工作。
年复一年，英格兰都要给它的首要前线（官方称为印度文员机构）补充新的人员。那里的人或死于操劳过度，或忧郁成疾，或者健康和精神都陷入崩溃，他们为的就是防止这片土地遭遇死亡和疾病、饥荒和战乱，为的就是让它能够最终独立。当然它永远不会独立，但是这个理念很高尚，吸引着人们为之献身，年复一年，他们不断地推动、劝导、责备、恳求这个国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一旦取得了进步，所有荣誉都留给当地人，英国人却退到后面，默默地擦干额头的汗水。如果事情失败了，又是英国人站了出来，承受所有的指责。
“当蒸汽动力在大英帝国取代人力之前，”吉卜林写在《奥迪斯·耶里的教育》中写道：“总是有人要在机械般的日常工作中被耗尽和榨干。”这些人“就是寻常职员——忍受着高温的炙烤——他们与农夫（农民）和耕牛一起，荣幸地成为这个国家建立的基石”。奥迪斯·耶里是那个“眼窝深陷的男人”的原型，“用官方的戏语来说，他‘负责’一个闷热、嘈杂、岌岌可危的蜂巢，虽自身难保，但却总有能力伤害、阻挠和激怒他人。”
正如吉卜林所描述的，印度文员机构的工作并非一份诱人的职业选择。但是，职位竞争却很激烈，他们的招聘考试可能是历史上最严格的考试了。我们来看看1859年应聘者的一些试题，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历史试卷可能很合乎死记硬背者的胃口。以下是两个典型的问题：
14.请举例英格兰的主要殖民地，并陈述它是何时，以什么方法获得每一个殖民地的。
15.请说出1830年以来历任英属印度的总督姓名，说出他们就任的时间，并分别概述他们任期内印度出现的重大事件。
相比而言，逻辑和心理哲学试卷的要求就更高了——措辞也更优美：
3.当某一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时，可以采用哪些试验方法来判断真实的起因？
5.请分类阐述谬论。
但最难的还是心理学和道德哲学试卷，充分显示了印度行政人员的考试难度：
1.请描述能让人产生权欲满足感的各类情景。
如果要问什么叫刁钻问题的话，这个就是（如果有哪个应聘者承认，权利确实能带来快感的话，那他就被淘汰了）。下面一个问题也同样费脑筋：
2.请尽量详细地说明司法部部长的具体职责。
最后，为了将贝列尔学院[4]的苗子和芸芸众生区分开来，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7.对于将实用主义作为实际的、恰当的道德基础的观点，请分别举出支持和反对的论据。
托马斯·皮特和沃伦·黑斯廷斯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在他们那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职位当做这个复杂的权贵裙带体系的一部分被买卖。虽然1805年黑利伯瑞学院创立，专门为未来的印度行政人员输送人才，1827年开始实行招聘考试，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仍将印度文员机构的职位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直到1853年，任人唯钱的状况才被任人唯贤的制度所取代。当年的《印度政府法》打破了黑利伯瑞学院对印度文员机构职位的实际垄断，引入了通过公开考试招聘人员的原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希望印度由学术精英来统治，因为他们公正、廉洁，还无所不知。
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吸引大学生在获取学士学位后直接进入大英帝国的行政体系，最好是牛津或者剑桥的大学生，毕业后再送他们学习一两年的法律、语言、印度历史以及骑术。但实际上，印度文员机构根本吸引不了牛津剑桥的那些精英中的精英们——学者、双重一级荣誉获得者，以及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甘愿去次大陆磨炼的人往往都是在家乡前景不乐观的人，比如外省职员的聪明子弟，他们愿意去海外寻求一份体面的工作。出生于德文郡的埃文·马克努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叔祖父和哥哥都曾做过印度行政人员，正是他们寄回家的信让他相信，“向东才能找到幸福之路”。1887年，在用功2年后，他通过了印度文员机构的入门考试。接着又在牛津大学奋斗了一两年，通过了印度历史、法律和语言等的一系列考试后，他被派到了孟加拉。不过这个筛选过程还没结束，因为在印度的头几个月里，他还得应付几门考试。在通过了印度斯坦语的初级考试后，马克努奇被正式授予三等地方行政官的职位。不过让他尴尬的是，他在古吉拉特语、印度法律、财务流程和营收账户等几门课上考砸了（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更有趣的东西，我的第一匹马、我的小猎狗，以及猎鹌鹑的那个地方”）；不过，好在他的补考好不容易过关了。
马克努奇先是当地方行政官（现在成二等了），后来又做县税收长，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简直快乐极了：
清晨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都是在遛马、搭帐篷、做园艺，或者拍照中度过的。白天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是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随后，打一场网球，或者在阳台上聊聊天，一晃就到晚饭时间了……想象一下，11月清凉的早晨，一个年轻的助理骑着马，沐浴着宜人的微风出门了……他心无旁骛、轻松愉快。如果谁对这里的景色无动于衷的话，那他的灵魂一定也枯燥乏味。一路上，有那么多村庄可以看看，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静静地拍几张照片……听村民歌罢交谈，或者看他们乘一叶扁舟漂浮于静谧的池塘之上，你或许也能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