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被委派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既定的目标；有的人被安排在耶稣右手边的位置，有的人则在左边……血肉之躯都很难接受这样的判决：“你死了，这个世界跟你无关了。”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你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你无法再感知快乐、忧伤和舒适，因为你只是一具尸体。这就需要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复活。
另一次，他又告诉她：“我很早以前就死了，我早就准备好停止书写生命的篇章了。”在被委以驱逐喀土穆的埃及军队的重任后，戈登独自出发了，希望出其不意地攻占这座城市。他在1884年2月18日到达埃及，并决定“把马赫迪打个稀烂”，不料后来他自己却陷入了包围，遭到了围攻，并且——在其抵达埃及近1年后——被砍得粉身碎骨。
在喀土穆孤军奋战时，戈登就在他的日记中吐露了他对伦敦政府弃他于不顾的怀疑。包围圈久攻不破，他想象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抱怨说：
怎么啦！他显然说，他只能坚持6个月吗？那就是从3月（开始扳手指头）到8月！为什么他要放弃！还能做什么？他们将号叫着要做一次远征……这可不是说笑话，这个可恶的马赫迪！为什么不更好地把守他的路？还能做什么……马赫迪是做什么的，我可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他所有的枪都架到河上，堵住所有的路？什么？“我们不得不去喀土穆？”为什么？这得花上百万英镑呢？多不划算的生意！
受责骂更多的是埃及的英国代表和总领事埃韦林·巴林爵士。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派戈登执行这一任务。戈登虽然是妄想狂，但有一点判断是对的。格拉德斯通对下令占领埃及心有不安，因此无意参与占领苏丹的战争。他多次回避了救援戈登部队的建议，支吾搪塞了几个月之后才授权派遣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的远征军前去救援。但是，援军还是迟来了3天。此时，《佩尔－摩尔公报》的读者们也已经产生了与戈登一样的怀疑。戈登牺牲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引发了民众抗议。女王亲自致信戈登的姐妹：
你亲爱的、崇高的、英勇的兄弟，他是那么热忱而勇敢地效忠于他的国家和女王，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天下人所共知。未能将他营救出来，让我痛心不已。虽然，我一再坚持和要求那些派他远征的人及时地支援他，但是他们的承诺却落空了——这让我有一种无以表达的悲痛。事实上，我已经因此病倒……请你向你的其他姐妹以及兄长表达我真切的同情，我也深刻地感到，你们兄弟惨烈但英勇的牺牲让整个英国为之扼腕痛惜。
现在，人们不再骂格拉德斯通是“老不死的”了，改骂他为“杀死戈登的唯一凶手”。但是，要为戈登报仇，那就要等到漫长的13年之后。
1898年入侵苏丹的盎格鲁–埃及军队，是由赫伯特·霍雷肖·基奇纳将军率领的。在那张普鲁士军人无情而冷酷的面孔背后，基奇纳是一位复杂矛盾，有时甚至是带着女人气的人。他并不缺乏幽默，由于天生就近视，因此他的枪法极其糟糕，于是他给他的三条猎狗取名为“”、“脱靶”、“该死的”。他曾在埃及与戈登短暂会面，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和自觉的基督徒，他被后者那种极端的克己和自制精神所深深感染。为戈登报仇的决心唤起了他心中的勇气，曾在沃尔斯利早年的侵略军中担任过低级军官的基奇纳，现在成了埃及军队的指挥官，他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当他率领远征军向南穿越沙漠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加倍偿还欠戈登的，或者让杀死戈登的人加倍偿还。马赫迪可能早就死了，可是父债子偿，现在轮到哈里发来偿还这笔血债了。
就在尼罗河畔的喀土穆，两个文明发生了冲突：一方是久居沙漠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另一方是训练有素的英国基督教战士，加上他们的埃及和苏丹雇用军。从这两军部署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伊斯兰僧兵们气势恢弘，5.3万人部署在广阔的平原上，在黑色、绿色和白色旗帜的统领下排成各路纵队，绵延有8公里。而基奇纳的军队只有2万人，肩并肩地排成方阵，一直排到尼罗河边上。在英军阵营里，有一个人正仔细地观察着一切。他就是23岁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是哈罗学院的老校友，也是军队的一个军官，他原本是要去印度的，但临时以《晨报》记者的身份进入基奇纳的远征军，军衔相当于现在的上尉。破晓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敌军：
我突然意识到，所有这帮人骚动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他们的埃米尔骑着马在军阵前来回疾驰。侦察兵和巡逻兵散布在第一线。随后，他们欢呼起来。他们距山坡有1.6公里远，凭借地势掩藏着自己。我们在河边的军队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声，虽然听得并不真切。对我们来说，看着山坡上黑压压的军队咆哮而来，就像暴风雨前夕的风起云涌、波浪滔天……一块接一块的岩石和沙土被淹没在了滚滚人潮之中。进攻的时候到了。
伊斯兰士兵们的勇气让丘吉尔深感震惊，这完全依托于一种燃烧的宗教激情：他听到他们不停地唱：“la llaha illa llah wa Muhammad rasul Allah”（安拉只有一个，穆罕默德就是安拉的使者）。当然，对他们的敌方来说，这场仗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当天晚些时候，多亏了赫克托·麦克唐纳违背总司令的命令，迅速采取行动，才扭转了英军伤亡更为惨重的局面。最终，丘吉尔略带讽刺地挖苦道，伊斯兰士兵们找不到一丝机会攻破“机枪扫射的火力网，正是世界文明国度的努力才让这张巨大的火力网臻至完美”。英国人有马克西姆重机枪、马提尼–亨利来复枪、日光反射信号机，以及英军背后停泊在河上的炮舰。伊斯兰士兵们当然也有几挺马克西姆重机枪，但是，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依靠老式的步枪、长矛和刀剑。丘吉尔生动地描述了最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马克西姆重机枪的灼热让他们几乎脱水，有些人不得不从卡梅伦高地人常用的水壶中喝些水才能让自己振作一些，继续酣战。打空的弹夹叮叮当当地落到地上，在每个士兵的身后堆成一个不断膨胀的小山包。而在平原的另一边，子弹在撕裂着肉体，皮开肉绽、骨裂浆迸、鲜血四溅；勇猛的士兵在呼啸的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挣扎前进——痛苦、绝望、死亡……冲锋在前的伊斯兰士兵们成片倒下，尸横遍野。而后面的人则犹豫不决、踌躇不前。
而这些仅仅发生在5小时之内。
有人估计，伊斯兰士兵的伤亡率高达95%；至少有1/5的人战死。而盎格鲁–埃及军队只有不到400人伤亡。基奇纳在战后巡视战场时挖苦道，敌人简直被打得“一败涂地”。但他并未就此满足，紧接着，他下令摧毁马赫迪的坟墓，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把马赫迪的头颅放在一个煤油罐上，就好像是一座奖杯”。随后，他集合军乐队，上演了一场户外音乐会，并矫揉造作地流了些眼泪。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情绪：
《天佑女王》。
《总督颂》。
《死亡进行曲》，节选自《索尔》。
《汉德尔进行曲》，节选自《西皮奥》（“勇士悲歌”）（由英国皇家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演奏）。
《挽歌》（由卡梅伦和西佛斯高地的管乐队演奏）。
《遵从我》（由苏丹第十一军的军乐队演奏）。
私下里，丘吉尔对如此亵渎马赫迪遗体的做法非常反感，也对这种“不人道地屠杀伤者”的做法（他认为基奇纳对此也负有责任）深表痛惜。英军的炮火将勇猛的伊斯兰士兵们直接打成了“炮灰”，平原上尸横遍野，这让丘吉尔极度震惊。可是，考虑到大众的偏好，他还是负责地宣布，乌姆杜尔曼战役“是用科学武器对抗野蛮民族的一次标志性胜利”。15年后，在马里亚纳群岛消灭了日本海军的航空舰队后，美国人也同样傲慢地将其戏称为“射火鸡”的游戏。
乌姆杜尔曼战役似乎再次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谁胆敢挑战英国人，谁就将受到严厉制裁。当然，从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教训。当天密切关注这一战役的还有一个人——德国陆军武官马约尔·冯·蒂德曼，他认真观察了英国马克西姆重机枪的杀伤力。当时曾有观察家认为，伊斯兰士兵3/4的伤亡都是这种机枪造成的。对蒂德曼来说，真正的教训显而易见：打败英军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有能与之匹敌的武器。
德国人很快意识到了，马克西姆重机枪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威廉二世早在1888年就观摩过这种枪的演示，并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这才是真正的枪，其他都不配叫枪。”1892年，在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协调下，柏林的机床及武器制造商路德维希－勒韦获得了为德国市场制造马克西姆重机枪的授权。受乌姆杜尔曼战役的影响，德国立即决定将德国军队中的轻步兵编入四人一组的马克西姆重机枪队。到1908年，马克西姆重机枪已经成为德国步兵团的标准配备了。
到1898年年底，南非只剩下一个部落还在抵抗大英帝国的强大势力。他们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敦的影响，已经向北跋涉了几百公里；1881年，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他们曾在马任加山与英军激战过一次，并重创英军。他们也是非洲唯一的一支白人部落：布尔族人，他们是早期荷兰在开普敦的殖民者的后裔，主要从事农业。
对罗德斯、张伯伦和米尔纳来说，布尔族人坚持独立的决心是不可容忍的。与以往一样，英国人还是从战略和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虽然苏伊士运河在英国与亚洲的贸易活动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开普敦仍然是一个“对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张伯伦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中，运河是很容易被封锁的。在殖民大臣的眼里，开普敦是“整个英国殖民体系的基石”。同时，当时两个布尔共和国中的一个恰好位于世界最大的金矿之上，这恐怕也并非巧合。到1990年，兰德公司的产金量已达世界黄金供给量的1/4，赚取的收入更是超过1.14亿英镑，大部分赚的是英国人的钱。德兰士瓦省曾是一个贫瘠的地方，现在突然成为南非的经济中心。但是，布尔人认为不应该与成百上千的英国移民分享权力，这些外国人蜂拥而入正是为了攫取黄金。同时，布尔人也不赞同英国人对待开普敦殖民地黑人的开明政策（多少要更开明些）。在他们的总统保尔·克鲁格看来，严格恪守加尔文教派生活方式的布尔人与英国人的统治格格不入。而在英国人看来，这个非洲部落与其他所有部落都那么不同。不同之处倒不在于他们都是白人，而在于他们武装精良。
我们很难否认，实际上是张伯伦和米尔纳煽动了布尔战争，因为他们以为布尔族人在英国的威慑下，一定会很快放弃独立的主张。他们要求，外来移民在德兰士瓦定居5年以上就应该被授予选举权——张伯伦虚伪地将此称为“兰德自治”。但是，这个政策只是一个幌子。当时，布尔人正在争取获得经由葡属德拉瓜湾延伸至海的一条铁路线的归属权，有了这条铁路线，布尔人向开普敦运送人员和黄金时，就将不再依赖英国的铁路线了。可是，英国人不遗余力地阻止布尔人的这项行动，其政策的真正矛头由此可见一斑。英国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要让布尔人放弃独立。
张伯伦对胜利非常自信：他不是已经从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加拿大、西非和马来群岛获得了军事援助的承诺吗？爱尔兰的议员约翰·狄龙就曾尖刻地评论道，这是“大英帝国对3万名农民”的战争。但是，布尔人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战斗。早在1895年，当罗德斯的亲信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博士率兵“奇袭”德兰士瓦的计划失败后，决战在即的局势就已经很明朗了。2年后，米尔纳被任命为南非的高级专员，这又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因为米尔纳坚定地认为，南非不能容忍“两种极端冲突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同时存在。布尔人当然识时务地储备了最先进的武器：马克西姆重机枪，德国埃森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最先进的大炮，以及大量最先进的毛瑟枪，2000码开外也能准确命中目标。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成了神枪手，现在他们又获得了良好的装备。另外，他们对当地的地形显然也要比英国的“红脖子”们（非洲人对英国人的戏称，英国兵被太阳晒过后常常肤色会变红）要熟悉。到1899年圣诞前夕，布尔人已经蚕食了英国在非洲的很多占领区。看起来，这次轮到“火鸡”们反攻了。而且，没有一次战役比斯皮恩山战役更能显示他们精准的枪法了。
雷德弗斯·布勒爵士将军——很快就被戏称为“倒退爵士”——被派往英属纳塔尔省的蕾蒂斯密斯小镇，解救被围困在那里的1.2万英军。布勒则下令让中将查尔斯·沃伦爵士在斯皮恩山附近突破布尔人的防线。1900年1月24日，沃伦命令一支由兰开斯特人和外侨组成的军队在夜幕和浓雾的掩护下偷偷爬上陡峭而怪石嶙峋的山坡。他们只遇到了一小股放哨的敌人，而且后者很快逃跑了。似乎英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攻下了布尔人的这个山头。在清晨的浓雾中，英国人草草地挖了一些壕沟，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拿下这场战役。但是，沃伦被当地复杂的地形迷惑了，完全不知道英军所处的位置恰好完全暴露在布尔人隐藏在密林里的大炮和来复枪的火力网中。事实上，英国人根本没有爬到斯皮恩山的制高点。当浓雾散尽后，杀戮就开始了。而这次，被杀得一败涂地的是英国人。
这次战役又是丘吉尔作为随军记者亲眼目睹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的惨烈和悲壮与17个月之前的乌姆杜尔曼战役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当布尔战役中，子弹如雨点般“以每分钟7~8颗的速度”倾斜而下时，他只能惊恐地看着“成片的伤者不断地滚落下来。山脚下的救护马车越来越多，山顶上也死伤无数、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俨然一个血腥的屠宰场。”丘吉尔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承认道：“斯皮恩山的场面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和血腥的场面了。”丘吉尔虽然亲眼目睹了这一战役，但他并未上战场沐浴枪林弹雨，有人则比他看得更真切。一名战争幸存者描述道，他眼见自己的战友被战火焚烧，或者被炸成两段，或者炸飞了脑袋；他自己也失去了左腿。对英国本土的报刊读者来说，他们在读到这样恐怖的细节时，简直不相信新闻的真实度。大英帝国好像吃了一记闷棍，这记闷棍是这3万名荷兰农民的回击。
玛弗肯战略要地
布尔战役之于大英帝国，就好像越南战争之于美国一样，是挥之不去的痛，原因有二：其一是其高昂的生命代价和资金成本——此次战役有4.5万人牺牲[1]，花费了25万英镑；其二是它导致英国本土舆论两极对立。当然，英国以前在非洲也不是没有遭遇过失败，不只是对布尔人，1879年在与祖鲁族军队对战时也大败而归。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惨败对英国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最后，英国人是否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对媒体中的沙文主义者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这个明显的败仗粉饰成帝国的又一次胜利。
玛弗肯是一个非常肮脏破旧的小镇；在这里，你都能嗅到西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味道。100年前，这里更是荒凉：只有一个火车站、一座医院、一个共济会议事厅、一座监狱、一座图书馆、一个法院、几个街区住宅，以及渣打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总而言之，这只是一个普通而破败的帝国边区村落。当地唯一一座超过一层的楼房就是圣心修道院。在今天看来，此地完全没有争夺的必要。但是在1899年，玛弗肯却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是边境小镇，是开普敦殖民地与德兰士瓦交界的最后一个城镇。詹姆森袭击布尔人的部队当初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甚至在布尔战争开始之前，那里还驻扎着一支非正规军，打算对布尔人的领地展开另一次更大规模的袭击。但该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支军队就发现自己被包围了。英国人开始担心，一旦玛弗肯沦陷，那么住在开普敦的许多布尔人将会与他们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同胞们联起手来，反抗英国。
玛弗肯反包围战在英国被描述为此次战役最光荣的篇章，是公共学校运动场上团队精神最终发扬光大的时刻。事实上，英国媒体将此次反围攻视为一场大规模的帝国游戏，是英国与德兰士瓦之间一场为期7个月的国际锦标赛。幸运的是，这次英国人派出了一个理想的队长：天主教加尔都西会老教士，现任陆军上校，统领贝专纳第一军团的“史蒂夫”贝登堡。
对贝登堡来说，这场反包围战就好比一场板球赛。他甚至在致一位布尔指挥官的信中以极其轻快的口吻提到：“……我们刚刚打完一局，抵挡了克隆涅、斯尼吉曼和博塔将军200天的进攻，而且仍然没有出局……我们玩得很开心。”这才是人们热切盼望的战争英雄——至少是战斗新闻中的英雄，他的直觉告诉他，该如何“玩转这场游戏”。对贝登堡周围的人来说，贝登堡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不是他那坚毅的上嘴唇，而是他随时表现出的孩子气，以及他的“胆量”（这是贝登堡最喜欢用的词了）。每个礼拜日，他都会在舞会后组织一场真正的板球赛。乔治·泰伊是加入玛弗肯守卫军的一位文职人员，他认为贝登堡“肯定会完胜，而布尔人则胜利机会‘渺茫’”。此人是一位天才的模拟笑剧演员，制作了舞台喜剧来激励士气，还开玩笑地为“玛弗肯独立共和国”发行了邮票，用贝登堡的头像取代女王的头像。即使是《英国男孩周报》也想不出这个主意。
围攻玛弗肯的布尔人军队有着人数上的优势，也配备了更为先进的武器，但玛弗肯还是被坚守了217天。防守驻军有两架能发射7磅炮弹的大炮，以及一门老式加农炮，打出的炮弹弹道“简直就像抛出的板球”（还能像什么呢？）。而敌军克隆涅将军则有9门野战炮，以及一门能发射94磅炮弹的克鲁索制“长脚汤姆”（或者按学童的口吻被戏称为“老吱嘎”）。驻扎在该镇的新闻记者发回的报道，尤其是萨拉·维尔森女士为《每日邮报》撰写的稿件，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让他们处于一种痛苦的焦灼状态。贝登堡能坚持住吗？布尔的最快投球手会不会让这个板球健将招架不住？当1900年5月17日玛弗肯终于解围时，伦敦街头举行了疯狂的庆祝活动（“狂欢庆祝”）——用反帝国主义者维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的话来说，就好像“他们打败了拿破仑”。贝登堡被晋升为一支新部队（南非警察部队）的司令，他立即热情十足地投入部队制服的设计中。
但是，为了保住这一城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当然，有7000名布尔人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被派遣到其他地方，否则的话，他们会给这里带来更大的伤亡。尽管这样，从伤亡人数来看，这可绝非一场板球赛。最早的700人防守部队中，有一半人不是战死就是受伤，或者被俘。报纸上没有报道的是，防守玛弗肯的主力主要是黑人，虽然这通常被称为一场“白人战役”。贝登堡不仅招募了700名黑人（虽然他后来对外声称的数据比这减少至少了1/2），还将他们驱逐出镇上白人区的战壕和庇护所。他还不时地克扣他们的口粮，以确保白人士兵的食品供应充足。虽然黑人和白人士兵的战亡人数都超过了350人，但是，饿死的黑人数量是这一数字的两倍。米尔纳就曾讽刺道：“你只有彻底牺牲‘黑鬼’，才能让游戏变得容易。”
英国民众看到了标志性的胜利，打油诗人们纷纷赋诗应和：
看啊！从她手里夺过权杖，
让她弯下膝盖！
她的陆地不再有仆人守卫，
她的海域不再有装甲船护卫！
奥斯丁，《致军队》
因此直面他们的世界，指着他们，让他们局促不安，
让他们气急败坏；
如果他们胆敢挑衅，那么，以上帝的名义，
打，英国，击中他们的要害！
亨利，《为了英国》
但这只是一场呈现在印刷媒体上的胜利。正如基奇纳敏锐地注意到，贝登堡“不过表面风光，实质不值一文”一样，对玛弗肯解围战，他也同样嗤之以鼻。
到1900年夏天，战争形势似乎出现了逆转。在领导力更强的驻印军队老将罗伯茨勋爵的统领下，英国军队攻下了蕾蒂斯密斯小镇，继而推进到布尔人的领地，攻陷了布隆方丹（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府）和比勒陀利亚（德兰士瓦的首府）。志在必得的罗伯茨意气风发地穿过布隆方丹的街道，入住总统府。在一楼宽敞的舞厅里，他的官员们开始翩翩起舞。
这原本是一场庆功舞会。但是，失去了首府的布尔人却执著地拒绝投降。他们改变战术，开始打游击战。基奇纳抱怨道：“这些布尔人不像苏丹人那样会站出来公平地决一胜负，他们总是打一阵就骑着他们的小马驹一溜烟地跑掉了。”哪怕他们端着上了膛的英国马克西姆重机枪真正打一仗也好啊！一筹莫展的罗伯茨因此看准了布尔人的软肋，采取了一个残酷的新战略。
以前，英国人一旦发现哪些农庄藏匿狙击手或者为游击队提供食物和情报，就会摧毁这些农庄。但这些都是零星的行为。现在，英军被授权大规模地烧毁布尔人的家园。最后，总共烧毁了3万座民宅。这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布尔游击队员的妻子儿女。布尔游击队在赶赴南非草原与他们的突击队会合时，把他们的妻小都留在了家里，现在，千余人都已失去了家园。从理论上说，为了保护所爱的人，布尔人很快就将在烧光政策下被迫束手就擒。但在此之前，看管这些妇女、儿童成了英国人的负担。是应该把他们作为囚犯，还是难民对待？罗伯茨最初认为，“养活敌军的亲属不仅给我们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还会鼓励敌军延长对我们的抵抗”。不过，虽然他声称，布尔军人“不投降就别想见到他们的亲属”，但他的想法并不实际。在几番讨论后，这些将军们拿出了一个方案。他们将这些布尔人赶入了营地——确切地说，是进入集中营。
这并非历史上第一个集中营——1896年，西班牙军队曾在古巴使用过类似的策略——但是，这却是历史上第一个遗臭万年的集中营。总共有27927名布尔人（大多是孩子）在英国集中营中死亡。这个数字占整个布尔人口的14.5%，而且他们的死因主要是因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差。在集中营中死亡的成年布尔人的人数也超过了战亡人数。另一个集中营中还关押了115700名黑人，其中14000人（80%是儿童）死亡。
与此同时，布隆方丹的总统府中一派歌舞升平。最后，在连续演奏了几个月的《快乐戈登舞曲》和《剥柳树叶舞曲》后，舞厅的地板都磨薄了。为了避免官员们的妻子有什么闪失，显然得更换这些旧地板了。令勤杂人员高兴的是，他们为换下来的旧地板找到了新用途。那就是将它们卖给布尔妇女，为她们的孩子做棺材用，一块地板的价格是1先令6便士。
烧光政策和集中营的结合确实削弱了布尔人的战斗意愿。但是，直到1900年11月，继任罗伯茨职位的基奇纳在整个国家布满了致命的铁丝网和碉堡后，才将布尔人逼迫到了谈判桌旁。即使这样，最后的结果也并非宣告无条件地投降。当然，签订《弗里尼欣条约》（1902年5月31日）后，两个布尔共和国都失去了独立主权，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也意味着大英帝国必须负责重建他们所毁坏的一切。同时，条约将黑人和有色人种选举权的问题留待自治政府成立后再议，由此剥夺了南非大多数人口整整三代人的公民权。最重要的是，和平的降临并未阻止布尔人利用他们有限的权力。1910年，条约签订的8年后，自治的南非联邦成立，布尔总指挥官路易斯·布塔担任总理，其他多名战斗英雄进入内阁。3年内，政府通过一项《本国土地法案》，实际上将南非黑人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在该国最贫瘠的1/10的土地内。实际上，布尔人的统治区不仅包括他们原来的领土，还包括了英属纳塔尔和开普敦。而且，他们还在南非拉开了种族隔离的序幕。米尔纳曾希望这里有“2/5的布尔人和3/5的英国人—和平、进步和团结就有了保证”。但是，移民南非的英国人显然还不够多，这一愿景怕是难以实现。
在很多情况下，布尔战争在英国造成的影响甚至比在南非更为深远。正是对战争行径的厌恶，导致英国政治在20世纪出现了果决的“左倾”迹象，这对大英帝国的未来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布隆方丹的郊外竖立着一块肃穆而威严的纪念碑，纪念在集中营中死去的布尔妇女和儿童。而葬在奥兰治自由邦战时总统旁边的，则是一位康沃尔牧师的女儿，名叫艾米莉·霍布豪斯，是20世纪首批反战积极分子之一。1900年，霍布豪斯听说有“可怜的（布尔）妇女被赶得东躲西藏，走投无路”，因此，决定去南非帮助他们。她建立了一个南非妇女儿童拯救基金，“为妇女和儿童——无论他们是布尔人、英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提供食品、衣服、住所，并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的财产已被摧毁，他们逃离了家园，或者因为战争……遭遇了其他痛苦”。1900年12月，她到开普敦不久就得到了米尔纳的允许，探访集中营，不过基奇纳只准许她探访布隆方丹的集中营，当时那里关押了1800人。恶劣的住宿和卫生条件（肥皂被军队视为“奢侈品”）让她感到极为震惊。她不顾基奇纳的阻挠，坚持探访了瓦尔斯蓬特、阿利瓦尔北、斯普林方顿、金佰利、奥兰治河，以及玛弗肯的集中营。每个地方的情况都大同小异。而且当她回到布隆方丹时，发现情况进一步恶化了。
为了让政府停止羁押妇女儿童，霍布豪斯返回英国，但是她却发现，战争部对此多少有点漠不关心。政府好不容易才勉强同意指派一个妇女委员会，由米莉森特·福西特领导，来调查霍布豪斯的起诉，而且还有意将霍布豪斯排除在该委员会之外。怒不可遏的霍布豪斯执意返回南非，但是他们甚至不允许她前往港口。现在，她所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公共舆论了。
1901年，集中营的条件日益恶化。10月，共有1000名被羁押者死亡，死亡率超过1/3。倒不是军事部门有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是他们缺乏远见和能力，才导致了如此灾难性的后果。福西特委员会也并非像霍布豪斯所担心的那样形同虚设，事实上，他们拿出了一份非常震撼的报告，并促成了集中营医疗条件的迅速改善。虽然张伯伦拒绝公开谴责战争部，但是，他也对霍布豪斯所揭示的真相深感震惊，并很快将集中营移交南非民政部门处理。随后，集中营的条件迅速改善，死亡率从1901年10月的34%下降到1902年2月的7%，到5月只有2%了。
事实上，米尔纳多少还是有所悔悟的。他承认，建立集中营是“做了一件坏事，就我来说，我感觉，我们为自己所做的和所未做的事承受了铺天盖地的谴责，而这些谴责也并非毫无依据”。但是，无论悔悟有多真诚，也无法减轻这场灾难。霍布豪斯对集中营真相的揭露激起了对政府的各种抨击。在议会中，自由党人抓住了机会。这至少是一个猛烈抨击掌控英国政权近20年的保守党和张伯伦派联盟的良机。早在1901年6月，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就谴责了对抗布尔人的“野蛮手段”。该党激进派代表人物戴维·劳合·乔治就在上议院中宣布：
要吞并一个骄傲的民族……除非是让他们灭亡，不幸的是，看来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烧毁家园，让妇女、儿童无家可归……随后的野蛮手段必将辱没我们国家的名誉。
确实是这样。
批评家声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邪恶的。在激进派眼里，帝国主义还是一种盗窃：它用的是英国纳税人的钱，靠的是英国士兵冲锋陷阵，但是，受益的却只是罗德斯和罗斯柴尔德之流的一小部分百万富翁。这就是J·A·霍布森在他于1902年出版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名著《帝国主义：一项研究》中所抨击的。“一切伟大的政治行动，”霍布森说道：“必须得到这个金融精英小团体的支持和实际的帮助”：
作为投机家或者金融交易者，他们组成了……帝国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利润丰厚的业务……的每一个条件……都让他们站在了帝国主义的一边……我们看到的并非一场让这些人一无所获的战争……或者其他公众灾难；他们是哈耳皮埃（希腊神话中的鹰身女妖），从每一次突如其来的公共信贷危机中攫取利润……机构的财富，他们运营的规模以及他们遍布世界的组织，都使他们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在帝国主义的贸易中，他们显然享有最大的利益，同时，他们也有许多手段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国家政策……金融就是……帝国引擎的控制器，决定着能量的导向，也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亨利·诺埃尔·布雷斯福特在他的《钢铁与黄金之战：武装和平论》（写于1910年，但直到1914年才出版）中，进一步深化了霍布森的论点。“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布雷斯福特写道：“千百艘战船出海远征只为了海伦的红颜。在如今的黄金年代，他们更多是为了精明的希伯来金融家，为了维护罗斯柴尔德勋爵及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埃及首先被占领，接着又被并入了英国……最极端的案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南非战争。布尔战争的起因就是确保德兰士瓦的金矿被资本家牢牢地抓在手上，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再说罗德斯，用激进派议员亨利·拉布谢尔的话来说，罗德斯不就是一个“拙劣的帝国建造者，一个粗俗的帝国鼓吹者吗？打着爱国的幌子，实质上却不过是一群狡猾的希伯来金融家的傀儡头领，为的不过是从后者手里分一杯羹”。
就像现在的阴谋论将一切战争解释为石油储备控制权的争夺一样，激进的帝国主义批评家也有把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毛病。（霍布森和布雷斯福特很少知道，在金佰利包围战期间，罗德斯背负了多少债务。）另外，与其他一些将邪恶势力的源头归结到某些金融机构的现代理论一样，一些反帝国主义主张中也夹杂了不少反犹太人的情绪。但是，布雷斯福特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颠倒了国家为之生存的目标，导致用我们所有人的钱堆砌起来的权力和威望，结果却被少数私人冒险家利用起来为自己赚取利润”。“我们都参与帝国的贸易，”他写道：“表面上被当做帝国不可缺少的资产，但实际上，利润却完全进入了私人的口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的事实。
英国在海外大量投资的大部分收益流入了一小部分精英的手中，精英的人数最多不超过几十万。这群精英的核心就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它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所有资金汇总起来有4100万英镑，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该公司的大部分资产都投资于政府债券，其中殖民地经济体（比如埃及和南非）的债券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英国势力向这些经济体的延伸也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新的业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1885~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银行联手发行了四种主要的埃及债券，价值近5000万英镑。更引人注意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当时的政治领袖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迪斯雷利、伦道夫·丘吉尔和罗斯伯里伯爵等人在社会和金融等很多领域都与他们息息相关。罗斯伯里伯爵与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此人曾在格拉德斯通当政时期担任外交大臣，1894年接任格拉德斯通，当上英国首相。1878年，他与罗斯柴尔德勋爵的表妹汉娜结为夫妻。
在其整个仕途中，罗斯伯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男性成员之间始终保持着定期沟通，这种交往也揭示出维多利亚统治末期大英帝国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比如，1878年11月，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向罗斯伯里建议说：“如果你有几千英镑（9000~10000英镑）闲钱的话，你可以投资新的……埃及债券，我们银行下周就会发行该债券。”当戈登在喀土穆牺牲的死讯传来，罗斯伯里加入政府时，罗斯柴尔德勋爵在给他的信中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你明确的判断和爱国的忠诚将帮助政府，并拯救这个国家。我希望你注意，向尼罗河增派大量援军。苏丹战役必须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切勿出现纰漏。”就在罗斯伯里进入政府后的两周之内，他至少在4个不同场合会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包括两次晚餐会。1885年8月，在格拉德斯通提出辞呈并再次暂时离职2个月后，罗斯伯里认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的新的埃及债券，价值达5万英镑。当罗斯伯里当上外交大臣时，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兄弟阿尔弗雷德向他保证，“从所有方面，甚至最遥远的地方，我们所听到的消息都是对外交部任命的新的大臣表示极为满意。”
虽然我们还很难找到结论性的证据，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从罗斯伯里在任期间实行的政策中实际受益多少，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有一次，在一项重要的外交决定公布之前，毫无疑问是罗斯伯里事先通知他们的。那是1893年1月，他派雷金纳德·布雷特去新亭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禀告，政府有意增强埃及驻军的兵力。“我在那里看到了纳蒂（罗斯柴尔德勋爵）和阿尔弗雷德，”布雷特汇报道。
并告诉他们，您对他们将手头掌握的所有消息告诉您表示万分感谢，因此希望他们先于报纸知道（增兵的消息）。纳蒂要我转告您，他愿意随时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所有消息和任何援助。
罗斯伯里也并非唯一一个不能将私利和公共利益完全分开的政治家。事实上，格拉德斯通本人也是占领埃及的主要受益人之一。1875年年末，也许就在他的政敌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之前，他以仅仅每股38英镑[2]的价格买入了1871年发行，以埃及贡金为担保的奥斯曼债券，购买价值达4.5万英镑。到1878年，他又进一步购买了5000英镑债券，一年后，追加购买了1854年发行的奥斯曼债券，价值达1.5万英镑，该债券也是以埃及贡金为担保的。到1882年，这些债券占到格拉德斯通投资组合的1/3。即使在军事占领埃及之前，这也是很好的投资：1882年夏，1871年债券的价格从每股38英镑上升到了每股57英镑。英国占领埃及给这位首相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到1882年12月，1871年债券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82英镑，到1891年更是涨到了97英镑——仅以他1875年的投资来算，他的资本回报率也超过了130%。难怪格拉德斯通有一次曾将土耳其的国家破产描述为“所有政治犯罪中最为恶劣的”。自1883年之后的近25年里，英国在埃及的代理和总领事都是巴林家族的一位成员，该家族是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巨鳄，难道，这也纯属巧合吗？
对政府战争行径的厌恶，对战争高昂成本的日益忧虑，以及在谁是受益者这个问题上模糊的怀疑，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了一起，结果产生了一场政治变动。政府现在的领袖是索尔伯里兹的外甥阿瑟·鲍尔弗，此人虽然才华横溢，却行事草率。他的政府在什么才是最佳的战争融资方式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张伯伦抓住这一机会，主张恢复征收贸易保护性关税，后来这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这一主张的目的是让大英帝国变成一个关税联盟，任何英国领土之外的商品进口都要求被征收普通税：张伯伦这一计划的关键词就是“帝国特惠关税”计划。该政策甚至还在布尔战争期间试行过，当时除了加拿大，大英帝国其他地区都对外国进口的小麦和玉米暂时征收小额关税。这也是另一个实现大英帝国蓝图的努力。但是，对大多数英国选民来说，这看上去更像是在恢复以前的《玉米法》，可能导致食品价格的上涨。自由党反对帝国主义（现在这个词已经被广泛视为贬义词）的运动在1906年1月达到最高潮，出现了英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选举结果，自由党以243票的绝对优势成为执政党。张伯伦“人民阵线”的愿景似乎在英国国民的政治理念面前瓦解了，这种理念的基础就是古老的岛国思想：便宜的面包加上道德正义感。
但是，如果自由党指望他们能够向选民支付反帝国的和平收益，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失望，因为帝国的安全现在显然遭受了新的威胁。这个威胁并不是来自大英帝国各地那些愤懑的臣民——虽然有一段时期，爱尔兰上空暴风雨的阴霾已经积聚得相当厚重了——而是来自北海对岸的另一个帝国对手。这个威胁甚至连爱好和平的自由党也无法忽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威胁来自于被塞西尔·罗德斯和约瑟夫·张伯伦（更别提卡尔·皮尔森）视为与英语民族同样高贵的民族：德国人。
1907年，外交部官员埃尔·克劳（出生于德国莱比锡）起草了一份“英国与法、德关系现状备忘录”。其中传递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即德国人试图“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大、更具主导性的角色，而不甘于扮演当前权力分配架构下的现有角色”，这可能导致他“削减任何对手的权力，通过拓展其领地提升他自己的（权力），阻止其他国家间的合作，并最终分裂大英帝国，取代后者的地位”。
19世纪80年代，当法国和俄国仍然是英国的主要帝国主义竞争对手时，英国的政策是联合德国。但是到了20世纪初叶，似乎德国就成为英国最大的威胁。克劳的依据并不难找。当时，德国经济已经超越了英国。1870年，德国人口达到3900万人，而英国的人口是3100万人。1913年，两国人数分别为6500万人和4600万人。1870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德国高出40%。但到1913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反过来比英国高出6%，也就是说，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于英国人均国内平均年生产总值增长率1%。1880年，英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是23%，德国只有8%。但到了1913年，它们的占比分别为14%和13%。同时，由于德国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提出了建立北海战舰队的计划，1898年通过了《海军法》，之后德国海军迅速成长为英国皇家海军最危险的对手。1880年，英国与德国战舰的吨位比是7：1，1914年，却只有2：1了。最重要的是，德国陆军有124个师，而英国陆军只有10个师，而且德国的每个步兵团都配备MG08式马克西姆重机枪。英国加上驻印度7个师也难以消弭它和德国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至于人力，战争期间英国可以动员733500人参战，而德国可以动员450万人参战。
保守党和工党都声称有办法解决德国的问题，即征召足以与德军相抗衡的兵力，并征收德国式赋税以分担战争成本。但是，自由党新政府从原则上否定了这两项建议。他们只保留了前任政府的两条政策：建设与德国海军匹敌的海军力量，如果有可能，超越后者，以及保持与法国的亲善关系。
1904年，英国与法国在一系列殖民地事务上达成了“友好协约”。最后，法国承认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英国也对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采取了放任态度。英国让出了它在西非的一些领地，而法国也放弃了它在纽芬兰岛附近海域遗留的捕鱼权。事后来看，虽然英法联盟确有益处，但更明智的做法是与德国达成这种联盟——实际上，1899年，张伯伦自己也曾动过这个念头。确实，英国和德国似乎在很多地区都有海外合作的潜力，可以在亚洲、太平洋、拉美和中东国家相互合作。事实上，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金融方面已经有了密切合作，它们共同投资了从中国的长江流域到莫桑比克德拉瓜湾的铁路。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我们并非阻碍德国殖民地扩张的敌人。”德国总理自己也在1913年1月说道：“殖民扩张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与英国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