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层面来说，英国在海外的劲敌仍然是法国及其盟友俄国；而英国之所以要解决边缘地区的一些旧的遗留问题，目的是腾出资源应对德国在欧洲大陆对自己日益严峻的威胁。外交部外交大臣助理弗朗西斯·贝尔蒂在1901年11月声称，反对英德结盟的最好理由是，如果两国真的缔结盟约，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与法国和俄国和平相处，前者是我们在欧洲及世界许多地方的邻居，而后者的边境与我们接壤，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也几乎与我们接壤。”这也是英国在1905年，后来又在1911年支持法国抵抗德国占领摩洛哥的原因，虽然事实上，德国却是有理的一方。
但是，自由党中的亲法派很快将殖民战略理解成了军事联盟，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由于对引发欧洲大战的可能性未作好充分的军事准备，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法国所作出的“大陆义务”承诺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这份承诺也许能够阻止德军参战，但如果它不能，应该如何？英国仍然必须履行格雷对法国的承诺，如果如此，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英国在海军方面继续对德军保持优势，在这场军备战争中，自由党并未示弱。在1911年10月调任海军部后，丘吉尔甚至增加了赌注，旨在维持“高出60%的新标准……不但与德国相比，也与整个世界相比”。“三国协约的军事力量已经压倒了三国联盟”，他在1913年10月高兴地告诉格雷，次月，他又蛮横地质问道：“为什么有人认为我们无法抵挡德军呢？只要比较一下两军可以参战的舰队实力，就可以放心了。”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在战争前夕，英国有47艘大型军舰（战列舰以及作战巡洋舰），而德军只有29艘，在几乎所有其他类型的船只上，英军都占据了数量优势。比较一下两军的总火力，就更加凸显出它们之间的差距了。但是，蒂尔皮茨本来就没想打造比英国更庞大的舰队，他的舰队只要能确保一点：“即使它的对手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胆敢来侵扰它，也有可能陷入世界霸主地位不保的困境。”蒂尔皮茨曾在1899年向德国皇帝解释说，只要德国海军规模保持在英国海军规模的2/3~3/4，就足以“使英国在海上势力的角逐中向陛下作出足够的让步，使得陛下能够实行伟大的海外扩张政策”。1914年之前，这种情况差不多要实现了。此时，德国已经在建造技术上更为先进的战舰了。
海军优势是否能够影响一场欧洲大陆之战的结果，还很难说；在英国的海上封锁给予德国经济以致命打击之前，德国军队说不定早就攻入法国好几个月了。甚至连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也意识到，在战争中真正能够帮助法国的只有陆军。但是，由于没有征召新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陆军的规模已经远远不如德军，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政治家们也许会声辩，只要派出几个师的士兵就能让德法决出胜负。但是，无论在伦敦、巴黎还是柏林，士兵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自由党可以采取的可靠策略有两个，一是承诺保卫法国，同时征兵；二是采取中立政策，不必征兵。但结果，他们却采取了一个折中策略，承诺保卫法国，但却不征兵。1914年，基奇纳尖刻地嘲讽道：“没人可以说我的内阁的同僚们不够勇敢。他们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都敢于向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宣战。”
190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有趣，叫做《帝国的衰亡》。作者本打算2005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书中构想了一个未来的世界格局：印度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南非受德国统治，埃及受土耳其统治，加拿大受美国统治，澳大利亚受日本统治。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几年中，第一本真正展望未来地狱般前景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诺思克利夫勋爵的鼓励——《每日邮报》开始长篇累牍地连载此类故事——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描写德国军事力量对大英帝国的威胁可能酿成的恶果。
比如黑登·希尔的《人类的间谍》（1899年）、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沙漠之谜》（1903年），以及L·詹姆斯的《策马扬鞭的男孩》（1903年）、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的《历史创造者》（1905年）、威廉·勒克蒂的《1910年的侵略》、威廉·伍德的《我们中的敌人》（1906年）、A·D·道森的《信息》（1907年）、勒克蒂的《皇帝的间谍》（1909年）、柯蒂兹上尉的《当英国沉睡了》（1909年）。所有这些书的假设前提都是德国有一套侵略英国，或者推翻大英帝国的邪恶计划。这种恐惧的传播速度与《英国男孩周报》读者群的扩大速度一样。1909年，奥尔德堡寄宿学校的校刊很诙谐地设想了1930年的教育方式，他们预测，那时英国只是“远眺日耳曼西海岸的一个小岛国”。甚至连萨基（赫克托·休·芒罗的笔名）也尝试写作这一题材，出版《威廉何时来：关于英国落入霍亨索伦王室统治之下的故事》（1913年）。
帝国主义的狂妄——绝对权威所支撑的自大——注定被对大英帝国衰退，甚至突然陨落的强烈担忧所取代。罗德斯已经去世，张伯伦也时日无多。瓜分非洲，用马克西姆重机枪对付马塔贝莱人的那些辉煌岁月突然已恍若隔世。现在瓜分欧洲才是当务之急，才是决定帝国命运的关键。贝登堡的反应则是模仿早期的少年军建立了童子军。童子军活动可以说是所有动员帝国少年的活动中最为成功的。童子军们配备了一些奇特的殖民地生存工具，满口讲着吉卜林式语言。可以说，童子军活动给了一代代无聊的城市居民一个简化过的、净化过的殖民地前沿的生活景象。虽然这样的活动很不错，也很有趣——事实上，它的吸引力很快就传播到了帝国之外——但是，贝登堡在其畅销书《童子军手册》（1908年）中，明确地阐述了建立童子军的政治目的：
总是有议会成员试图缩小陆军或者海军的规模，以便节约成本。这一举措完全是为了迎合英国的选民，好让他们自己及其所属的党派能够当政。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政客”，他们并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其中很多人对殖民地知之甚少，也并不关心。如果以前就是这种人当道的话，我们现在大概人人都能说法语了；而如果未来由他们当道，那么我们以后可能得说德语或者日语了，因为我们将被他们征服。
可是，童子军毕竟与普鲁士军总参谋部不能同日而语。P·G·沃德豪斯就在《突袭！克拉伦斯如何拯救英国》（1909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点。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爱读《每日邮报》的少年童子军在报纸上发现了一条英国被侵略的新闻——德国、俄国、瑞士、摩纳哥、摩洛哥和“疯狂的毛拉”都纷纷进犯英国——但这条新闻被夹在板球比赛分数和早期一些比赛结果的报道之间，只有很小的篇幅。
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领袖——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盘踞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汉堡和柏林扎根的沃伯格家族——坚持认为，经济的未来取决于英德两国的合作而非对抗。英国主导论者也坚信，世界的未来将把握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手中。可是，盎格鲁和撒克逊之间的那个连接符好像太宽了，足以阻止莱茵河及奥得河之间的那个新帝国与大不列颠保持稳定的关系。就像1900年后的许多商品一样，大英帝国强劲的对手也是“德国制造”的。
[1]我们应该注意，英军2/3的伤亡是由于伤寒、痢疾以及其他疾病，而非敌军的打击造成的。
[2]19世纪的债券价格是以它们占名义价值的百分比报价的。这些债券就是以埃及向土耳其每年进贡的“贡金”为担保发行的土耳其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