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断壁残垣。当英国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拖累下崩溃时，曾经建立在英国17~18世纪的商业及金融优势，以及19世纪的工业优势之上的霸权地位也注定岌岌可危，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同样的，曾经带动大英帝国扩张的人口运动，到了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改变其方向了。从英国向外移民变成了移民到英国。曾经，数以千计的年轻男女被派往世界各地宣扬基督教和主的福音，如今，随着到教堂作礼拜的公众人数的减少，这种传教激情也逐渐湮灭了。今天，基督教在英国的许多前殖民地上，彰显出比英国本土更强的影响力。
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是亚丁的总督，也是工党政治家，曾告诉丹尼斯·希利说：“当大英帝国终于沉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下时，它背后只会留下两个遗产：一个是足球协会的比赛，另一个则是一句骂人的话：‘滚出去’。”事实上，帝国的方方面面在现代世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我们几乎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如果不是英国人的统治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很难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架构会在全球如此多的不同经济体内成功地建立起来。而采取了其他模式的帝国，却给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统治的影响，很难相信，议会民主制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延续到今天。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得益于英国的统治，承认这点并非毫无依据。精英学校、大学、文员机构、军队、新闻机构和议会制度，无不带有清晰可辨的英国模式的烙印。最后，还有英语本身，这也许是英国在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出口。今天，有3.5亿人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约4.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地球上大约每7人中就有1人会说英文。
当然没有人会声称大英帝国的纪录毫无污点。相反，我已尽力表明，它常常不能履行它自己所鼓吹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信仰，尤其是在早期，他们曾奴役和贩运过原住民，甚至对他们进行“种族清洗”。然而，在19世纪，大英帝国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它为全球现代化通信网络的发展投入了巨额资本。它在广大地区传播和实行了法治。虽然大英帝国也卷入了众多小战役，但它总体上维持了空前绝后的全球和平。在20世纪，它也证明了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因为取代英国统治的德国和日本帝国的统治显然更为糟糕。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的话，英国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德国和日本的进攻。
如果不是大英帝国，19世纪40年代~20世纪30年代期间肯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自由贸易。如果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放弃殖民地，那么这些市场的关税势必会提高，或者引发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
我们甚至不需要假设，也能直接找到现实依据：美国和印度独立之后，它们都采取了高度保护主义政策，这就是证据；19世纪70年代及以后，我们从大英帝国的对手——法国、德国和俄国——所采取的关税政策上也能看出端倪。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军事预算，可以看做为了防范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险而支付的极低的保险费。有人估计，英国开展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本可以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还没有人敢估计这对整个世界经济作出了多少贡献；可是，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权力削弱后，全球因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带来的至少不是损失，而是收益，这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没有大英帝国，1914年以前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全球收入差距的缩小。诚然，在19世纪，美国始终是最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来自殖民国家。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独立战争前1.5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核心始终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而独立后的北美与英属北美之间的差别仍然很小。
同样值得我们记住的是，由于美国加强了移民限制，以及1929年之后遭遇了比英镑使用区严重得多的大萧条，1914年后，白人自治领（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英国人移民目的地的地位显著增加。最后，我们不应该忽略19世纪那些大批离开印度和中国，作为契约劳工到海外劳动的亚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英国的种植园和矿山。毫无疑问，他们大多数人生活艰苦，许多人留在家里或许日子还好过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再次昧着良心否认，这些涌入异国他乡种橡胶、挖金矿的廉价的或者是未尽其才的亚洲劳动力没有其经济价值。
再看看，大英帝国在促进资本向世界欠发达地区流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某些评估指标似乎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跨境资本流动比19世纪90年代的规模更大，但事实上，当今的许多海外投资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1996年，只有28%的境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在1913年，该比例为63%。我们再来通过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指标来看，1997年，世界资本存量中只有5%投入了人均收入不足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0%的国家。而1913年，该数据是25%。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鼓励投资者投资发展中经济体。这背后的逻辑很明显，投资这些经济体是有风险的。它们地处偏远，也更容易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但是，帝国向欠发达世界的扩张减少了这种风险，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在当地实行了某种欧洲式统治。实际上，英国在其法律意义上的殖民地印度（或者除了名义上，从其他各方面来看都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如埃及）的投资远比在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如阿根廷——的投资更安全。这是一个比金本位制（它能有效地帮助投资者防范通货膨胀）更好的“安全系统”——尽管大多数英国殖民地最终两个都有了。
正因为上述所有原因，将大英帝国主义视为陷殖民地国家于贫困的罪魁祸首似乎就有问题了，这倒不是否认许多前殖民地极端贫困的事实。例如，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今大约是赞比亚的28倍，这意味着普通赞比亚人每日的生活成本不足两美元。但要将这一切归咎于殖民主义遗留下的祸患，并无说服力，因为当殖民时代结束时，英国与赞比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1955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赞比亚的7倍。反倒是独立之后，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鸿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几乎也是同样情况，只有一个国家明显例外：博茨瓦纳。
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它的自然条件（广义说来，就是地理）以及人类行为（简单说，就是历史）的结合，这是经济史版的先天基因加后天培育学说。虽然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天赋”的要素，比如平均温度、湿度、疾病的流行、土壤的质量、临海的位置、纬度和矿产资源等，决定了经济状况，但我们也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历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有明显证据表明，英国式体制的实行有利于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特别是在那些由于人口稀少（或者被减少了），因而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力相对薄弱，英国式体制能够较为彻底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如果英国人（就像西班牙人一样）所征服的地区早就建立起了复杂的城市化社会，那么殖民统治的影响往往更趋于负面，因为殖民者更倾向于掠夺现成的财富，而不是建立自己的体制。事实上，这也许是对有些社会在殖民化后产生“巨大落差”的一个最好解释，比如16世纪，印度和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系，到20世纪早期却沦为贫穷国家之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能够推翻它的伊比利亚对手：这正是因为作为帝国竞赛的一个后起之秀，英国不得不在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进入显然更有掠夺价值的城市，如墨西哥和秘鲁。
但是，具体是哪些英国体制推动了国家发展呢？首先，我们不应低估英国的法律和行政所带来的好处。近期，一项针对49个国家的调查指出，“就对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保护力度最强，大陆法系国家的力度最弱”。这对鼓励资本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没有了这一要素，企业家也将一事无成。事实上，我们发现调查中的18个样本国家之所以建立了英美法系制度，几乎完全是因为它们曾经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对英国的治理方式，也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现代制度相比，远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对印度和殖民地管理就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英国的行政管理成本低而效率高；其次，政府非常廉洁。英国管理出现的错误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为之。对比当今经济的疲软与政府的过度开支，以及公共部门的腐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联，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经济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最近为“致力于增长和发展的理想”政府拟订了一份行动清单。他建议，这样的政府应该：
1.保障私人财产的安全，最好鼓励储蓄和投资；
2.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反对滥用权力和暴政……反对犯罪和腐败；
3.保障合同所规定的权利；
4.建立稳定的政府……受制于公开透明的规则；
5.建立责任政府；
6.建立诚信政府……杜绝个别人通过寻租获得名利地位；
7.建立稳健、高效率、廉洁的政府……维持低税负，减少政府对社会剩余价值的索取。
这份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它的许多观点正是19~20世纪印度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们认为他们应该恪守的。唯一明显的例外是第2条和第5条。然而，英国人之所以推迟（有时是无限期地）这些地区向民主转型的理由，是许多殖民地尚未作好准备；事实上，在20世纪，英国殖民部的经典口号（并非毫无诚意）就是：英国的使命正是为了让它们作好准备。
我们有必要强调这点，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的统治确实有其良性的影响。根据诸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等政治科学家的著作，前英国殖民地在实现独立后，实现持久民主的机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前殖民地。事实上，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中，摆脱殖民统治后，不屈服于独裁统治的国家几乎全都是前英国殖民地。诚然，还有很多英国前殖民地未能保持自由体制，就我目前想到的，比如孟加拉国、缅甸、肯尼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等。但是，在53个前英国殖民地中，近1/2（26个）的国家在1993年仍然是民主政体。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英国的统治方式，特别是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下，鼓励了合作派精英阶层的形成，当然，这里也有部分是新教传教士的功劳，他们显然激发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对西方体制政治自由的渴望。
总而言之，大英帝国的存在，证明了帝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并不只是给统治国带来好处。它寻求的不仅是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更要将其法律体系，最后是其政治体制推广到全球。
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是，从大英帝国的例子中，我们究竟吸取了什么教训？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大英帝国，这个世界未必就能太平繁荣。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个是政治的分裂。前者无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增长的成果分配极不均衡。后一个趋势主要与内战和政治动乱有关，它们是导致世界上较为贫困的国家更加贫穷的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带来的飞速增长。根据我们可获得的最可靠估计，1950~1973年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2.93%，而1913~1950年饱受战乱之苦的这段时期，该数据只有令人感到可怜的0.91%。总的来说，1913~1973年这段时期是以经济解体为主导的时期，但是前后两段时间则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1870~19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1.30%；1973~1998年，则为1.33%。但是，前一个时期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收入水平的趋同，尤其是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体之间。而近期的全球化却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显分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尤其显著。不可否认，这部分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性——比如，资本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贸易和移民仍然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这些现象在1914年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却比较少见，部分原因在于，在帝国架构的影响下，投资者往往会受鼓励去投资发展中的经济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独立国家的数量降至59个。但随着去殖民化运动的推进，独立国家的数量又开始不断增长。1946年有74个独立国家，1950年，独立国家数量增加到89个，到1995年这一数字更是增至192个。增幅最大的两次浪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非洲，1960~1964年，那里新成立的国家有25个）和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东欧，得益于苏联解体）。新成立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规模非常小。如今，至少有58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到250万；35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到50万。这种政权分裂带来了两个弊端：小国家往往是早期一个多民族政体内战的产物。内战是1945年以来冲突的最常见形式，本身就具有经济破坏性。此外，从经济角度看，它们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它们实在太小，却坚持要建立起整套国家机器（包括边防哨所、官僚机构及其他）装饰自己，实在是说不过去。政体的繁殖——或者说国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成本，往往成为战后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最后，虽然英语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文化，但它仍然要面对伊朗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在缺乏一个正式帝国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公开质疑，西方“文明”——源于现代美国的新教-自然神论-天主教-犹太教组合——的传播有多少可以放心地交给迪士尼和麦当劳。
这些趋势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并未因苏联在1989~1991年的解体而终结，以及冷战后的世界为什么陷入了持续不稳定的局面——最显著的症状，无疑是2001年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
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在这些袭击发生后不到一个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就在布莱顿工党年会上发表了一番救世主式的讲话。在演讲中，他热情地谈到“全球化的政治”，谈到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层面”，谈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需求。他暗示，为了推翻并取代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而即将打响的这场战役，不是建立这种新秩序的第一步，也不会是最后一步。此前，国际社会早就对其他流氓政府进行过成功干预，比如对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及对在塞拉利昂企图夺权的“杀人如麻的黑帮集团”。“我告诉你吧，”他宣称：“如果今天卢旺达再发生像1993年那样的事情，让100万人遭到冷血屠杀，我们也将义不容辞地在那里采取行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例子显然是通过干预手段取得成功的典范，而卢旺达则成为不干预政策酿成恶果的可悲例子。当然，他赶紧补充，不能指望英国会经常采取这种行动。但“国际社会的成员只要愿意”，就可以“采取行动”：
在我们的帮助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可以找出持续困扰这个国家的症结，过去10年间，那里有300万人民死于战争或饥荒。如果愿意，我们会与非洲结成伙伴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这种伙伴关系在本质上基于一个简单明了的“交易”：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提供更多的援助、不附加条件的贸易、减免债务、帮助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培训士兵……以解决冲突、鼓励投资、提供进入我们市场的渠道……而非洲方面：实行真正的民主、不要再为专政找借口、不要侵犯人权、不要容忍恶劣的治理体系……杜绝某些国家盛行的腐败……建立适当的商业、法律和金融体系。
这还不是全部。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布莱尔又宣布了他对“正义”的渴望：
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还有为世界各国人民……饥饿的、悲惨的、无依无靠的、无知的、从北非沙漠到加沙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区，生活在肮脏和匮乏中的人们……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这种正义同等宝贵：它们同样是我们的事业。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够这样毫无保留地纵情谈论英国能为世界其他地区作出何种贡献。事实上，继格拉德斯通之后，我们就很难想象会有哪位首相愿意将这样听上去纯粹是利他主义的政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但令人震惊的是，只要稍作改动，这样美好的承诺听上去又完全像是一个更具威胁性的项目了。动不动就插手推翻被认为是“坏的”的政府；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帮助当地建立“好的”政府和“适当的商业、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权力。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将自己的“文明”出口世界的项目存在诸多相似。正如我们所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将阿比西尼亚的流氓政权驱逐到奥德，完全是文明进程的合法组成部分；印度文员机构常常对自己用“好”政府取代了“坏”政府引以为豪；而维多利亚传教士也深信，把基督教和贸易带给“世界各国人民”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他们眼中的这些人民，也正是如今布莱尔希望传播“民主和自由”的目标人群。
与历史的相似之处，还不只是这些。当英国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苏丹的托钵僧作战时，他们毫不怀疑，他们为的是“惩处”流氓政权。迈赫迪从很多方面来看，就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奥萨马·本·拉登——恐怖主义叛徒——他对戈登将军的谋杀俨然一场小型的“9·11”恐怖活动。乌姆杜尔曼战役则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对伊拉克、塞尔维亚、塔利班战争的原型。正如美国空军在1999年以“人权”的名义轰炸塞尔维亚一样，19世纪4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袭击西非海岸，甚至以战争威胁巴西时，同样也是打着结束奴隶贸易的旗号。当布莱尔为插手推翻“坏”政权辩解，承诺会以援助和投资作为回报时，他不自觉地呼应了格拉德斯通自由派的主张，后者在1881年军事占领埃及后，给出了大致相同的理由。甚至以女权主义的姿态藐视塔利班政权对待妇女的方式，也让我们想起了英国在统治印度时期，为杜绝妇女殉夫自焚和杀害女婴的习俗而作出的努力。
在布莱尔讲话的几个月后，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珀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阐述了这种“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新政策背后的本质。如果“前现代”流氓国家变得“太过危险，让老牌国家无可容忍的话，”他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防御性帝国主义的诞生”，因为，“在过去，处理骚乱的最合理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实行殖民统治”。不幸的是，在“后现代”世界里，“帝国和帝国主义”等词汇已经成为“一种贬义词了”：
今天，不再有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的殖民国家了，虽然殖民的机会，甚至殖民的需要都像19世纪一样……帝国主义存在的所有条件仍然具备，但帝国主义的供给和需求都已枯竭了。然而，弱势国家仍需要强势国家，而强势国家则需要一个有序的世界，需要一个支持高效、有序的出口稳定和自由的世界，一个鼓励投资和增长的世界——所有这一切看来还是极为可取的。
库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一个关注人权和国际化的世界可以接受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就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但如今它依靠的是自愿原则”。要知道这种“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确切本质，他暗示，我们也许可以看看现有的“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权力，这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以及他所称的“邻国帝国主义”——指的是我们在邻国的不稳定因素可能蔓延到境外的情况下，干涉邻国事务的惯用策略。欧盟其实就是践行库珀的新帝国主义机构：
后现代的欧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作性帝国的愿景，这个帝国致力于内部成员共同的自由和安全，消弭了过去的帝国所常常带有的那些种族统治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色彩，同样地避免了民族国家标志性的种族排他问题……一个协作性的帝国可能是……一个合作框架，每个国家都在帝国政府中拥有股权，没有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不论种族，法律至上。中央政府权力最小化；“帝国官僚”必须受到控制，承担责任，他们是联邦的仆人，而非主人。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像其成员国一样，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像罗马一样，这个联邦将向其公民提供法律的保护，资金的后盾，有时还有道路的指引。
或许，布莱尔的讲话和库珀的文章都无比清楚地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的头脑中，帝国的思维是多么根深蒂固。但这两人的论点都存在一个突出的缺陷，即暗示理想主义将战胜现实主义。可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布莱尔所说的国际社会，还是库珀所说的欧洲联盟，都不能扮演一个新的大英帝国的角色。理由很简单，这些组织既没有财政资源，也没有军事资源。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的运营总费用每年约为180亿美元，约占美国联邦预算的1%。而欧盟的总预算只不过是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不到国家政府支出的50%。就此看来，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盟，与其说像罗马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倒不如说像罗马教皇统治下的罗马——斯大林曾就罗马教皇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他有多少个师？”
说实话，目前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现代世界里扮演帝国的角色，那就是美国。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在扮演这一角色了。
负重
如今的美国，可以从英国昔日建立帝国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比如18~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可以有效地将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强加给技术不太先进的社会。另外，英国在不花费巨额国防开支的情况下，就能统治偌大的世界，这确实令人吃惊。确切地说，1870~1913年期间，英国每年平均国防开支为国民生产净值的3%多一点，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这一比例甚至更低，这钱没有白花。毫无疑问，从理论上说，帝国主义希望建立开放的国际市场，但事实上，全球自由贸易过去不是自由产生的，现在更不是。事实上，大英帝国强行推动了自由贸易。
今天的美国比世界其他地区都富裕得多，更甚于早年的英国。1913年，英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占比为8%；而美国在1998年的这一占比为22%。任何人也不应该伪称，至少从财政角度来说，即使美帝国通过很多像阿富汗战争那样的小规模战争进行扩张，它的成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2000年，美国的国防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48~1998年期间的平均国防支出占比还维持在6.8%。即使在大幅削减军事开支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无可比拟的金融和军事技术实力。它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14倍，俄罗斯的22倍。大英帝国从来没有领先过对手那么多。
如果美国从一个非正式帝国转变为一个正式帝国（就像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那样），那么它一定将向政治全球化的方向迈出一步。如果历史重演，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这一结果。当年，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虽然并不完全是在“不经意间”建立起来，但它一开始显然并未打算将世界陆地面积的1/4纳入自己的统治。正如我们所见，它的帝国起初不过是沿海基地和一些非正规的势力影响区域所结成的网络，就像1945年后的美国。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商业利益免受现实和想象中的威胁，英国被一步步诱惑着从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走向了正式的帝国主义。这就是世界地图成片地被大英帝国的色彩染红的原因。
境外净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1875~1913年期间的英国和1961~1999年期间的美国相比较）。
没人能否认，非正式的美帝国拓展区域有多广——这是一个跨国公司、好莱坞电影，甚至电视福音传教节目组成的帝国。这与早期的垄断贸易公司和传教士组成的大英帝国，究竟有多少不同呢？另外，只消观察一下美国在世界各地主要军事基地的布局图，我们就会发现，这与100年前皇家海军的运煤港布局图极其相似。这恐怕绝非巧合。甚至近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也让人想起大英帝国在其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炮舰外交，当时，边缘地带的一些小麻烦也会被大英帝国以闪电式的、猛烈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解决。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炮艇已经会飞了。
然而，如今的全球化还是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与过去的不同。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实力可能并非一个自然的帝国霸权的实力。一个原因是，以前大英帝国的权力依赖于巨大的资本和人员输出。但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资本净流入国家（2002年的流入资本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之多），而且，它仍然是受世界各国人民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却很少能推动国内居民向外移居和殖民。英国在其鼎盛时期能够建立起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文化，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时期，而美国——正如布莱尔在会议讲话中所暗示的，并非是从废奴战争中诞生的，而是从反对大英帝国的战争中崛起的——并不愿意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自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插手帮助墨西哥的民选政府重新执政开始，美国的行动模式就已定格，它们往往是打一步、前进一步、举行选举、迅速撤退——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海地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科索沃则是另一个。阿富汗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证明，也有可能是伊拉克。
1899年，大英帝国最伟大的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就曾强烈地呼吁美国承担起帝国的职责：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派出你最优秀的人，
约束你离乡的儿子，
为你的俘虏效劳；
整装待命，
为那些焦虑的人民和野蛮人，
你刚刚俘获的，闷闷不乐的人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收获旧时的荣誉：
哪怕你为的是他们的利益，却遭到他们的谴责，
你保护着他们，却遭受他们的憎恨……
如今，没人敢使用这些政治立场不正确的语言了。但现实是，美国已经——不管它承认与否——承担了吉卜林所极力要求的一些全球责任。它认为自己不仅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发起战争，而且有责任向海外传播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好处。如同过去的大英帝国一样，美帝国不厌其烦地以自由的名义行动，即使其自身的利益明显被放在了首位。在1940年的黑暗时期回顾米尔纳所创建的帝国主义者俱乐部（“幼稚园”）的鼎盛时期，约翰·巴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我梦想着世界各族人民能够手足情深，如同出自同一个民族和信仰，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英国用它的文化和传统丰富着世界其他国家，自治领的精神如同一股强风，给古老而闷热的土地带来一股清新……我们相信，我们奠定了一个世界同盟的基础……“白人的责任”现在已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词；但是，它包含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道德标准，是一种严肃的思考，绝非卑鄙的妄想。
但巴肯，就像丘吉尔一样，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找到了其宝贵遗产的继承人。
……目前在地球上只有两个大规模社会组织证明了其存在的意义，它们是美国和大英帝国。后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美国……是联邦的最佳典范……世界要和平昌盛，就必须结成某种形式的联邦——我倒不认为联邦各国必须是民主国家，但它们必须接受法制的观念。从这一任务来看，我认为，美国注定是领导者。
撇开战时的说辞不谈，这番话也道出了不少真相。比起大英帝国，如今统治世界的帝国有过人之处，也有不足之处。它有更强大的经济、更多的人口、更大的武器库。但是，这个帝国缺乏向落后地区输出资金、人口和文化的动力，尽管这些地区迫切地需要这些，而且，一旦它们的需求被忽视，它们将成为危及该帝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总之，这是一个不敢称自己为帝国的国家。这是一个抗拒的帝国。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大不列颠失去了大英帝国，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角色了。也许，现实的情况是，美国人承担起了我们以前的角色，但却不愿面对成为帝国所必须面对的事实。统治海外的技术可能已经改变——无畏战舰可能已经让位于F-15飞机。但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也不管我们是否否认这一点，总之，如今帝国的存在是既有事实，就如同在英国统治并塑造着现代世界的300年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