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贸易涉及的人数是惊人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大英帝国的崛起过程就是白种人大批移民的过程，但是在1662~1807年间，英国人的船只把近350万非洲人运送到了“新世界”，这是同期白人移民人数的3倍多。可以说，占移民总数1/3的非洲人穿越大西洋成了奴隶。一开始，英国人还假装超脱于奴隶制之外。据说，早年有位商人在冈比亚时，有人送给他几个奴隶，他回答说：“我们的民族从不参与这种商品的交易，我们自己也不参与相互买卖，或者买卖任何其他与我们同为人类的生物。”但是不久之后，就有尼日利亚和贝宁湾的奴隶被送到巴巴多斯岛的甘蔗种植园。1662年，新皇家非洲公司每年向西印度群岛供应3000名奴隶，到了167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600名。私营奴隶贸易商——也就是像牛顿那样的人——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到1740年，利物浦每年要派出33艘船，从英格兰出发到非洲，再到加勒比海，做一次三角航行。同年，詹姆斯·汤普森的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流传开来，歌词中有一句激动人心的誓言：“英国人永远，永远不做奴隶”。而早期禁止购买奴隶的禁令，早被忘记了。
牛顿参与奴隶贸易是在1745年年末，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水手，在一个名叫阿莫斯·克劳的奴隶贸易商手下做事，后者主要以近塞拉利昂的贝拿勒斯群岛为基地。牛顿很快发现，克劳的非洲情妇简直把他当奴隶使唤，两人的角色颠倒了。在疾病和冷落中度过一年后，牛顿被一艘名叫“灰猎犬”的船救出；也就是在这艘船上，在1748年3月的一场暴风雨中，这名年轻人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也成为一名私营奴隶贸易商，他指挥第一艘奴隶运输船时才20多岁。
约翰·牛顿在1750~1751年期间指挥奴隶运输船“阿盖尔公爵”号时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那些靠贩卖奴隶为生和赚钱的人的态度。牛顿一般往来于塞拉利昂沿岸以及更远的地方，常常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用物品（包括“啤酒和苹果汁在内的所有紧俏物品”）换取奴隶，并与当地的奴隶贩子在价格和质量上讨价还价。他是一位挑剔的买家，他从不会买那些“乳房下垂”的老女人。1751年1月7日，他用一些木材和象牙换了8名奴隶，后来他发现这笔买卖自己亏了，因为其中有位奴隶“牙齿坏得厉害”。他抱怨道：“现在竞争者太多了，因此，就一个健康奴隶而言，它的价格比起以前几乎上涨一倍。”注意，他用的是“它”。同一天，他还记录了“一个不错的女奴，11号”的死亡。如果对牛顿来说，非洲人不过是些数字的话，那么在非洲人的眼里，牛顿就是一个魔鬼，甚至是一个食人野兽。非洲黑奴就是被运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并记录下其经历的少数非洲奴隶之一。在牛顿的记录里，他证实了当时的一个普遍说法，认为白种人（或者说“红种人”）是“死神”的信徒，他们抓奴隶就是为了吃掉这些奴隶。一些被掳获的奴隶也相信，那些抓他们的人痛饮的红酒就是非洲人的鲜血所酿，而船长餐桌上的奶酪则是非洲人的大脑制成的。牛顿手下的奴隶显然也有同样的恐惧，他们甚至在船上的水桶中“下了咒”，因为“他们相信，所有喝了水桶中水的人最终都会死”。
1751年5月，当牛顿的船向安提瓜岛行驶时，船上的非洲人比英国人还多：奴隶有174名，而船员只有30名，其中7名船员还得了病。对奴隶主来说，这是一个危险时刻，不仅仅是因为在如此拥挤的船只上，一旦爆发霍乱或者痢疾会带来多么致命的影响，更因为他们还面临奴隶暴动的危险。牛顿就因5月26日的警觉性而受到嘉奖：
傍晚，多亏上帝的眷顾，就在奴隶们准备反抗的几个小时前，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一个年轻人……他因为一开始身上起了一个大溃疡，因此整个旅程中都没有戴镣铐。后来，他看似无意地从窗栏中漏给奴隶一根很大的解索针，并被奴隶中的一个人很高兴地发现了。就在我发现这根解索针的一小时前，奴隶们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好武器（一种不会弄出声音的工具）。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奴隶中将有近20个人会在凌晨打开镣铐。
1662~1807年，从非洲输出的奴隶总人数和乘坐英国和殖民地船只到美洲的人数。
次年，牛顿又有了一次相似的经历。当时，8名奴隶被发现藏有“一些刀具、石头、子弹，还有一把凿子”。犯事者后来都套上了轭和拇指夹以示惩罚。
诸如“阿盖尔公爵”号等奴隶运输船上的情景大同小异——拥挤、卫生条件差、活动受限、食物不足——因此，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平均7名奴隶中就有一名死亡一点也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像牛顿那样不忘给船员主持弥撒，并拒绝在礼拜天谈论生意的人，竟然会从事贩奴贸易，而且还能够心安理得。在1753年1月26日写给妻子的信中，牛顿为自己提供的辩护值得我们关注：
人类生来就有三大恩赐，无可置疑，它们就是宗教、自由和爱。在每一种恩赐中，我都得到了上帝的格外恩宠！看我周围的这些国家，虽然这些国家中的居民相互之间言语不通，但我相信，他们也同样相信这点，可是他们并未用语言表达过这一鼓舞人心的观点。据此我判断，这个观点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正如光明与黑暗之间并无过渡一样，这些可怜的人也从未享受过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完全地陷入邪恶与不幸中。他们没有基督徒所享有的恩赐和光明的前景，而是被巫术、魔幻和各种迷信思想所欺骗和迷惑，他们脑中只有恐惧和无知。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自由，就是能够避免被卖的命运（这是我要强调的）；而就是这个卑微的愿望，他们也常常不能达成；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刚刚用船贩运奴隶的人，一周的时间还没过完，自己就被以同样的方式贩卖，甚至是用同一艘船运送出去。至于爱，我相信他们中也许也有更为柔和的灵魂，正如我也曾遇到过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当我试图解释这个令人愉悦的词语的时候，我很少能被人理解。
当一个人认为非洲人除了希望“避免被卖”的命运，而不知道自由为何物时，他怎么会认为是自己剥夺了非洲人的自由呢？
牛顿的态度并非特例。据牙买加的庄园主爱德华·朗说，非洲人“缺乏智慧，在文明和科学的进程中几乎难有进步。他们没有道德准则或规范……也根本没有道德感”。他总结道，他们就是一个低劣的人种。詹姆斯·博斯韦尔虽然在其他许多情况下都积极呼吁自由，却坚决否认“黑人受到了压迫”，因为“非洲人世代都是奴隶”。
牛顿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从奴隶运输船起航开始，对奴隶的压迫就开始了，并在奴隶下船被售的过程中持续进行。在牙买加（牛顿的奴隶一般供应这个市场），白人和黑人奴隶的比例是1：10。在英属圭亚那，这个比例是1：20。没有暴力的威胁，很难想象这样的体制能够长期维持。加勒比海如今还遗留一些用来约束奴隶的刑具—比如，防止奴隶逃跑的带钉子的镣铐，或者吊在脖子上的铁块（可以加码以加重惩罚）—这些正是牙买加作为18世纪英国殖民地前沿的明证。
确实，就詹姆斯·格兰杰在1764年发表的诗歌《甘蔗》来看，这位克里奥庄园主的生活听起来实在是富有诗意，虽然也很辛苦劳累：
甘蔗生长需要什么土壤啊，又需要什么样的照料；
什么情况下可以种植啊，什么现象表示有了虫害；
甜美的甘露是怎样精心酿制的哟；
是非洲黑人后裔的款待。
但是，为了满足英国人嗜甜的需求，吃苦的却是“非洲黑人”。这些非洲黑人不仅要耕田、料理和收割甘蔗，还得榨汁，并将甘蔗汁放到大桶里煮，从而制作蔗糖。用西班牙语来说，甘蔗种植园就是ingenio，也就是能量的意思，可以说，用甘蔗制蔗糖是一项农作，也是一项工业活动。只不过，这其中的原材料不仅包括甘蔗，还包括人。到1750年，已有80万名非洲人被运往英属加勒比海国家，但由于死亡率过高而生育率过低，奴隶的人口一直不足30万人。巴巴多斯种植园主爱德华·利特尔顿总结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即一个拥有100名奴隶的庄园主每年需要购买8~10名奴隶来“补货”。尼维斯的一名牧师曾写过一本赞同奴隶制的宣传册《约翰·塔尔博特·坎波–贝尔先生的演讲》（1736年），其中明确承认“根据众所周知的数据计算，每批新购入的黑人中有2/5的人因为不堪劳作而死去”。
我们也不该忘记奴隶制殖民地对非洲人的另一种盘剥，也就是性侵犯。爱德华·朗在1757年到达牙买加后，他沮丧地发现，其他庄园主常常在他们的奴隶中寻找性伙伴：“许多男人，各个层级、各种素质和各类级别的人都有，他们宁愿在声色犬马之中放纵自己，也不愿意在婚姻的爱和相互的爱中享受纯粹及合法的幸福。”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混合坚果”，不过，从朗的严厉指责中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后来被斥为“通婚”的行为表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英哥和雅丽克”，讲的是船只失事后幸存下来的一名水手和一个黑人少女之间的故事：
就这样，在无望的沮丧中他度过了一天，
一个黑人少女碰巧路过；
他惊奇地发现她是多么的美丽，
她的身形是多么匀称，她的眼神是多么聪颖！
但是，在发生了“混合坚果”的行为后，英哥却毫不犹豫地将不幸的雅丽克卖做奴隶。
但是，如果将卖做奴隶的非洲人无一例外地描绘成被动的受害者，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也有许多奴隶勇敢地站起来反抗他们的白人压迫者。在牙买加，暴动就像飓风一般频繁。在某个小岛上，从英国人占领小岛到他们最终放弃奴隶制之间，发生了多达28次暴动。况且，有一支黑人种族始终在英国人的控制之外，那就是马伦斯人。
当1655年威廉·潘恩的父亲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过牙买加时，已经有一个组织成熟的奴隶群体逃离了西班牙主人的控制，索居在深山里。他们被称为“马伦斯人”，这个词是由西班牙语cimarron（野蛮或者不驯服）演化而来的。如今，你仍能够在阿科波（这个镇子是以当时伟大的马伦斯领袖库德霍埃上校的一位兄弟的名字命名的）每年的马伦斯节上领略马伦斯文化，以及它对世界美食的贡献：烤猪肉。只要听听他们的歌声，看看他们的舞蹈，你就会知道，尽管后来被驱逐流放，但马伦斯人还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非洲古文化。从一方面来说，也只有他们还带着被囚禁的烙印。虽然马伦斯人中有许多人都来自加纳，说的是阿肯语，但是库德霍埃却坚持让其所有追随者学说英语。这么做，显然有非常实际的意义。马伦斯人不仅希望能够避免被牙买加新的统治者重新抓去做奴隶，而且希望能解放新来的奴隶，壮大自己的队伍（马伦斯人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因此他们尤其热衷于解放女奴）。由于奴隶主们运来的奴隶来自非洲各个部落，要融入马伦斯这个族群，就需要将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
在库德霍埃的领导下，在至高无上的传奇人物南妮女王的鼓舞下，马伦斯人向种植园经济发起了冲击。庄园主们远远听到号角（一种螺壳做的号角，吹响它表示马伦斯的袭击队来了）的声音就闻风丧胆。比如1728年，乔治·曼宁给自己的庄园买了26个奴隶，而到了年底，就只剩下4个了，其余的全部被马伦斯袭击队救走了。马伦斯人甚至迫使陆军上校托马斯·布鲁克斯放弃了他在圣乔治的所有土地。如今，牙买加仍保留了一些老的地名，比如“不要往后看地区”，这充分证明了当时马伦斯人是无处不在的。绝望的英国人从洪都拉斯沿岸招募了一支米斯基托人来抵抗马伦斯人，还从直布罗陀招募了一些常规军。最后，在1732年，英国人夺下了马伦斯的要塞南妮镇，这给了马伦斯人一次重击。但是，马伦斯人只不过是再次潜入深山，等待反攻的时机；而来自直布罗陀的军队呢，毫不奇怪，他们因疾病和酗酒折损了实力。1732年年末，牙买加的一名议员哀叹道：
奴隶的暴动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不安和动荡，他们越来越嚣张，我们甚至不敢确保明天会发生什么。在我们首府的街道上，抢劫和谋杀是那么频繁，我们把他们运过来，实际上是带来了天大的灾难。
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坐下来协商。1739年，双方达成协议，划出60000公亩的地区作为马伦斯人的自治区；作为交换，马伦斯人也答应不再解放奴隶，而且还会将逃跑的奴隶交还给他们的主人，以此来换取报酬。这是大英帝国早期常用的一种伎俩：如果英国人打不过你，他们就会让你加入他们的阵营。当然，这个协议并未阻止奴隶暴动事件的发生；相反，它意味着，愤怒的奴隶们除了反抗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逃向南妮镇的道路实际上已经被封闭了。17世纪60年代，奴隶暴动如洪水般爆发，至少一开始是受马伦斯人的榜样激励。不过，自从马伦斯人与英国人议和后，马伦斯人多多少少地也成了被反抗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与英国人同流合污，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了。事实上，马伦斯人自己也成了奴隶主。你可能无法用武力征服他们，但你却可以买通他们。
1770年，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建立的帝国似乎找到了一个自然的平衡。英国、西非和加勒比海之间的三角贸易为各个种植园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美洲大陆殖民地提供丰富的食物，糖和烟草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再出口到欧洲大陆。而这些新世界为英国赚来的利润又推动了大英帝国在亚洲的贸易。不过，英国人从马伦斯人的例子中总结了一个教训——这对庄园主们来说是一个麻烦，对他们的奴隶来说却有着相当的启示——整个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奴隶们伤痕累累的脊背之上的，而这些奴隶是有能力解放他们自己的。后来，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克的奴隶暴动成功，导致牙买加副总督巴尔卡雷斯勋爵对马伦斯人发起镇压，最后驱逐了近600名特里洛尼镇的马伦斯人。此事发生时，马伦斯人已经不再是大英帝国的威胁了。圣多明克的奴隶与愤怒的混血人民联合起来，在1804年建立了海地共和国。不过，海地并非新世界殖民地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在近30年前，美洲大陆上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共和国宣布成立，而那次对大英帝国提出挑战的，不仅是绝望的奴隶，还有衣食无忧的白人殖民者。
美国独立战
这是英国被自己宣扬的自由主义理想引火烧身的时候，也是大英帝国开始分崩裂析的时候。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的郊外，英国士兵第一次在美洲的殖民地武装交火。当时是1775年4月19日。
当时，这群英国士兵被派往康科德没收殖民地武装组织私藏的武器，因为有关部门对这个武装组织的忠诚起了疑心。但是，这个武装组织事先得到了保罗·里维尔的报信，他飞马冲在前头，当然他叫的不是“英国人来啦”——那时，他们自己仍是英国人——他大叫的是“常规军来啦”。莱克星顿的77名民兵在村子前的草坪上列队阻击英国人的前进，他们被称为“分秒人”，因为他们“分分秒秒都准备”着出击。我们并不清楚谁开了第一枪，但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这77名民兵都死在了这些武装精良的常规军的枪下。
莱克星顿的市民每年都会把这场冲突在舞台上细致地演绎一遍，以此纪念这些被屠杀的民兵。这些在清晨举行的轻松活动，是对美国人国民身份的一种纪念，也是在清凉的春日早晨吃吃松饼，喝喝咖啡的一个机会。但是，对这些看到英国军人在横笛和鼓乐演奏的《哈勒的人们》中来回行进的场景时，无不为之动容的英国人来说，莱克星顿的爱国者日却让人困惑。为什么这次遭遇战，没有让新英格兰暗流涌动的暴动戛然而止呢？答案就是，首先，常规军越向康科德挺进，殖民者的反抗就越强硬；其次，常规军的统领，大腹便便、优柔寡断的陆军上校弗朗西斯·史密斯在脚被打伤后，干脆放弃了对手下的控制。当他的军队朝波士顿退去时，被狙击队悉数歼灭。美国独立战由此打响。
这场战争就是美国人民所理解的自己的精神核心所在：从一个邪恶的帝国手中争夺自由就是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但这也是美国革命的最大矛盾之处——当如今幸福的莱克星顿人在舞台上重现他们父辈们的自我牺牲时，我们也会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人是英国所有殖民地臣民中最富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到17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人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那里的人均收入至少与英国本土持平，而且分配的也更为平均。与远在家乡的英格兰人相比，新英格兰人的农庄更大，家族更大，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更关键的是，他们支付的税收也更少。1763年，英国人均缴税额为每年26先令。而马萨诸塞的纳税人平均每年只需支付1先令。对这些人来说，做英国臣民其实可以享受很多好处，这并非言过其实。可是，最先起来挣脱帝国权威桎梏的，却是他们，而非弗吉尼亚的契约劳工，也不是牙买加的奴隶。
在英国人的眼里，莱克星顿的大草坪看起来更适合打板球，而非两厢厮杀之地。据殖民地历史记载，美国人曾经很擅长英国人的游戏，这并非无足轻重的细节。比如1751年，《纽约公报》和《邮差男孩》就报道宣称：
上周一下午（5月1日），我们的公共操场上举行了一次板球大赛，11名伦敦球员对11名纽约球员，吸引了很多人下注。比赛按伦敦的规则进行……
最后，纽约队以领先87分胜出。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也许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后来放弃了板球赛？
就在莱克星顿之战打响的20年前，美洲殖民者曾派出过上千人参与“七年战争”，与法国及其印第安盟军作战，以此表明对大英帝国的忠心。事实上，那场战争的第一枪就是一位年轻的殖民者乔治·华盛顿打响的。176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其中预言，美洲人口将迅速膨胀[1]：
在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大洋这边的英国臣民的数量远远超过大洋那边的数量；但我并没有因此担心他们变得无用或者危险……我将这些担忧视为杞人忧天，空穴来风。
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现在，我们还对学生或者游客说，美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负担。这类解释声称，伦敦政府希望补偿他们在“七年战争”中为了将法国人驱逐出北美，以及派驻1万人的精兵强将把深为不满的印第安人（他们选择支持法国阵营）挡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而花费的成本。结果，伦敦方面就提出了征税方案。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关于征税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取消赋税的故事。
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这意味着从报纸到扑克牌在内的一切商品都要被贴上一种印了特殊图案的纸张——也就是被征税。这项税赋所能带来的预期收入并不高，不过11万英镑还不到西印度税赋的1/2。但是，这次征税确实不得人心，提议征税的部长乔治·格伦维尔后来被迫辞职，而这个税项到次年3月也被取消了。此后各方达成协议，大英帝国只能在对外贸易中征税，国内交易不必纳税。2年后，新的财政部部长查尔斯·汤申德再次尝试增税，这次是开征一些新的海关关税。为了让大家接受这些税项，他们也作出了一些让步，比如对于殖民地消费品中最受欢迎的商品——茶，其税收从每磅一先令降低到了每磅3便士。但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塞缪尔·亚当斯为马萨诸塞州议会起草了一份公告，甚至连这一税项也要抵制。1770年1月，以公正著称的诺思勋爵[2]统领的英国新政府废除了所有的新征税项，除了针对茶叶的那项税赋。但是，英国人的抗议之声并未停止。
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大概路人皆知，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达特茅斯”号上，价值1万英镑的342箱茶叶被倒入波士顿海港浑浊的水中。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为了抗议茶税的增加。但实际上，由于在茶叶进入英国时关税较高，因此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一定的回扣，导致当时的茶叶价格格外低。[3]而茶叶从英国出口享受零关税，到了波士顿也只需交一笔很低的关税。这样，新英格兰的茶叶价格也受到压制，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低过。这次“倾茶事件”并非由愤怒的消费者发起，而是由波士顿富庶的茶叶走私者们发动，因为他们没法再从茶叶倒卖中牟利了。当地人很清楚这次冠冕堂皇的抗议理由背后的荒谬本质。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人写道：“当我们的后辈们听说，我们现在暴动的起因竟然是议会取消了一磅茶叶1先令的税赋，而将纳税减轻为每磅3便士时，他们难道不惊诧万分吗？这种愤怒难道不是比巫术更让人无法解释，更让美国历史蒙羞吗？”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导致产生这么大动静的税赋不但数额不高，而且到1773年，就已经全部取消了。不管怎么说，就当时的基本经济现状来看，成为大英帝国的一员对美洲殖民地的经济来说很有利，非常有利，相比而言，这些税收引起的争议也并不大。备受谴责的《航海法案》也许给了英国船只与殖民地开展垄断贸易的特权，但同时也保障了北美的农产品、牛、生铁，以及船只的出口市场。事实上，宪法原则——英国议会有权在不征得美洲殖民地同意的情况下向其征税的事实——才是争端的真正诱因。
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大英帝国的核心与边缘势力暗地里一直在相互竞争——一边是以中央指派的殖民地总督为代表的伦敦王权，一边是以殖民地民选议会为代表的权力。培育起代议制机构是早期英属美洲殖民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鲜明特征，也是北美洲区别于南美洲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试图将欧洲式等级森严的贵族政府植入北美的举措却彻底失败。从1675年起，伦敦曾寻求增加其对殖民地的影响力，因为早年这些殖民地实际上处于自治状态。到那时为止，只有弗吉尼亚被封为“皇家殖民地”。但是在1679年，新汉普郡被宣布成为皇省，5年后，马萨诸塞成为“新英格兰自治领”。1685年纽约领主继任英国国王后，纽约被置于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紧接着，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也相继被王室接管。
不过，当斯图亚特王朝在1688年失势后，这个中央集权的趋势也就终止了。事实上，“光荣革命”还鼓励殖民地的人将自己的议会视为与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同级别的机构。一些殖民地议会还通过了法律重申《大宪章》的精神，肯定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权力。到1739年，拿一位王室官员的话来说，殖民地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王国”，他们的立法“在各自的自治领里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的法律和行动”也几乎不再对王室“负责”了。
但这也恰恰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七年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又兴起了一股中央集权潮提供了线索。我们在讨论18世纪60年代对税收问题的争论时，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背景考虑在内。诺思勋爵领导的政府在倾茶事件后关闭波士顿港口，实行军事管制，用铁腕迫使马萨诸塞的立法者就范的行径只是一根导火索，因为殖民地的立法者已经多次受到这样的冒犯了。在1766年废除《印花税法》时，议会就已有力地宣布，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它所应该拥有的，制定了有足够约束力和法律效应的法律法规，以约束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充分权力和权威。”这才是殖民地争端的症结所在。
或许，这里头还掺杂了一丝殖民地自尊心萌发的因素。富兰克林感叹道，这里的人曾“对大不列颠和那里的法律和习惯不仅仅是尊重，还很有感情，甚至对那里的时装也很钟爱，这倒是大大促进了商业发展。人们对英国本土人总是尊敬有加；英格兰过来的人，这个身份本身就让人尊敬，凭空高人一等。”但是，殖民地的人又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他们不仅仅被视为附属者，而是被视为“附属者中的附属者”；是“苏格兰、爱尔兰和外国流浪者、囚犯后裔、可耻的反叛者等乌合之众糅合而成的杂居民族”，就好像他们“不配被叫做英国人，只配受怠慢、受约束、受桎梏、遭劫掠”。对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约翰·亚当斯更强烈地表达了愤怒。“我们不会成为他们的黑奴。”他在《波士顿公报》上以“Humphry Ploughjogger”为笔名发表文章愤怒反驳，“我说我们与老英国人民一样仪表堂堂，我们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拥有自由。”
在日益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秋在费城的卡彭特厅召开了，这次大会聚集了各殖民地议会中更为反叛的元素。在这里，第一次通过了抵制英国政府收缴任何税项的决议，哪怕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抵抗。但是，塞缪尔·亚当斯提出那句著名口号“无代表权就不纳税”的目的还不是要反抗英国，而是强调作为英国一分子的身份。殖民地的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要求与大西洋另一边的人民同等地享有自由。在这一阶段，他们仍将自己视为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谋求真正的、在当地的代表权，而不是在遥远的上议院的“虚无”的代表权。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在一个经过改良的准封建帝国中，让自己的议会与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并驾齐驱。正如1775年曼斯菲尔德勋爵所说，殖民地的人“希望他们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就像联合王国建立之前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
英国的一些富有远见的思想者——包括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格洛斯特区教长约瑟夫·杜克尔——都将帝国权力的下放作为解决方案。只不过，亚当·斯密的想法是建立帝国联盟，只将威斯特敏斯特议会作为权力分散的帝国的最高机构，而杜克尔的建议是建立一个联邦雏形，以英王的统治作为维系帝国的纽带。诸如约瑟夫·加洛韦等温和派殖民者则寻求一种妥协，他提议建立一个美洲的立法局，其成员由殖民地议会选择，其主席由王室任命。但是，伦敦的政府否决了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问题已经简化为“哪个议会才至高无上”之争了。诺思勋爵的政府如今夹在两个同样自信的立法机构之间，两个机构都声称自己拥有合法权利。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承诺如果殖民地的议会征税后，能够按要求用做帝国国防经费，以及自己的民选政府开支，那么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就暂时放弃（虽然它仍保留）征税的权力。这还不算，甚至埃尔德·皮特要求从波士顿撤兵的恳求也被参议院否决了。到这时，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看来，伦敦政府“声称对美洲300万名善良而敏感的人民拥有统治权，这看起来荒谬之极，因为以他们的决断力来看，似乎还不足以管理一群猪。”这种话无疑火药味十足。
就在莱克星顿的第一枪打响之后，不到一年工夫，这场暴乱就演变成了一场彻底的革命。1776年7月4日，在宾夕法尼亚议会常用的一间简陋的小屋内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13个要求脱离英国的殖民地代表通过了《独立宣言》。仅仅2年之前，宣言的主要作者，3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还在乔治三世面前自称“你在英属美洲的臣民”。而现在，大西洋彼岸的，或者说“大陆的”英国人已经变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实际上，《独立宣言》的大部分都是对英国国王给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进行枯燥而夸张的声讨，他们认为英王所犯的罪就是试图“对美洲各州实行暴政”。同时，这份宣言也带有经过一个超大的委员会修改的所有特征。如今人们记得更清楚的倒是杰斐逊写的导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今，这些革命言论听起来已经和母爱，以及苹果派一样稀松平常了。而在那时，这不仅是对王权，也是对传统的等级严明的基督教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爆炸性的挑战。在1776年之前，有关殖民地未来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20世纪英国制宪论战的范畴中。但是，自从1776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一书出版后，一个全新的理念进入了公众的讨论话题，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这就是反君主制，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理念就是实行共和体制。当然，共和国并非什么新概念。威尼斯、汉萨同盟时期的德国、瑞士及荷兰都曾建立过共和国；就连英国人自己也曾在17世纪50年代短暂地尝试过共和体制。但是，杰斐逊的导言确保了美国式的共和国将遵循启蒙运动的原则建立：也就是尊重人的自然权利—首当其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己判断什么将保障或者威胁他的自由”。
也许《独立宣言》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所有13个殖民地的代表竟然都能够签字同意。要知道，就在20年前，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查尔斯·汤申德就担心“来自这么多不同省份的这么多不同的代表，不仅利益不同，还因相互妒忌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而难以团结，真是难以想象他们能够在一份确保共同安全，需要共同付出的计划上达成一致。”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承认，殖民地有着：
不同形式的政府、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利益，有些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习惯。它们之间的嫉妒非常强烈，因此，虽然从抵御外敌、建设共同的国防与安全设施来考虑，早就有了建立殖民地联盟的必要，而且每个殖民地实际上都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是它们却迟迟未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盟。
宣言的发布就是为了结束这种割据的局面。它甚至制造了“合众国”一词。但是，其结果却是造成了更深的分歧。杰斐逊的革命性语言让许多更为保守的殖民者开始疏离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准备着为英国国王及大英帝国奋战。当詹姆斯·撒切尔博士决心加入爱国者时，他发现他的朋友们：
根本不鼓励他的这种行为。他们声称，这是场内战，如果我落入英国人的手里，那我的命运就是上绞刑架……保皇党们还这样质问我：“年轻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违背了你应该对国王履行的责任，这样做无异于飞蛾扑火？要清楚，这场叛乱是不会持续很久的。”
好莱坞演绎的独立战争无非是英勇的爱国者与邪恶的、纳粹式的英国军人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一场导致社会阶层，甚至家庭分裂的内战。最暴力的斗争往往不涉及英国常规军，而是在发起暴动的殖民者与那些仍然效忠于王室的同胞之间发生的。
以费城的基督教堂为例，这里常常被视为革命的摇篮，因为《独立宣言》的多位签名人都在那里做礼拜。但实际上，《独立宣言》的支持者在教友中只占少数。大约只有1/3的人支持独立，其他人要么反对，要么保持中立。基督教堂和美洲殖民地其他无数教堂一样，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裂。出现分裂的还不仅仅是教友，有的甚至整个家庭都因独立战争而四分五裂。富兰克林的家庭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总是按时去基督教堂做礼拜，雷打不动，以至于教堂给他们安排了固定位置。本杰明在伦敦花了10年的时间为殖民地人民抗辩，无功而返，加入大陆会议，并参加了独立战争。但是，他的儿子威廉——新泽西的总督——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却始终效忠于王室。父子俩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
牧师们承受的压力尤其沉重，因为牧师都要效忠国王——英国教堂的最高领袖。作为基督教堂的教长，雅各布·杜谢一方面要效忠圣公会，另一方面又同情他的教会中支持革命的教徒，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自己写的《公祷书》就印证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独立的支持。《公祷书》上原本写着：“我们谦卑地恳求神处置和管束乔治，你的仆人，我们的国王和管理者（这里指的是乔治三世）的心……”但是，后来杜谢自己又拿笔划掉了这句话，重新写上：“我们谦卑地恳求神引导合众国的统治者们……”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是，当独立战争正式宣布时，虽然《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还是杜谢一位姐妹的丈夫，他却又胆怯起来，回到了圣公会的阵营，成了一名保皇党。杜谢的困境表明，美国革命甚至会让一个人陷入分裂。不但圣公会教徒以宗教理由反对暴动，就连康涅狄格州的新教教徒也效忠王室，因为他们无条件地相信，基督教徒就应该是“忠实的臣民，为了主的缘故，在任何非宗教的问题上顺服一切人的制度。”
总的来说，英属北美洲的白种人中，有1/5的人在独立战争中继续效忠王室。事实上，那些保皇派们打起仗来远比英国那些优柔寡断的将军们英勇顽强。保皇派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歌，比如“国会咒”：
这些顽固的流氓和愚蠢的笨蛋，
有些像愚昧而势利的骡子，
有些像奴颜婢膝、任人摆布的道具，
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组成了国会。
朱庇特决定给我们下一个诅咒，
让我们尝尝人生的所有苦难，
不是瘟疫，不是饥荒，但更糟糕，
他诅咒我们有了一个国会。
和平放弃了这片无望的海岸，
火炮呼啸着在这里炸响，
我们看到血流成河、伤亡遍野，
这就是国会的产物。
在这些论战中，双方互相将对方斥为“托利党”或者“辉格党”，俨然是英国的第二次——或者说美国的第一次——内战爆发了。
一位战斗在卡罗来纳州的保皇党—潜伏在森林里的光头戴维·范宁就对他在战时的经历作了生动记录。据他说，1775年，在驼运货物的牲口车被叛乱民兵劫走后，他才“签名支持国王”的，虽然更现实的原因可能是他所居住的地区本就是亲皇派的。6年来，他参与了北卡罗来纳州零星的游击战，背上留下了两颗子弹，头上也曾负过重伤。1781年12月12日，他和他的其他保皇党成员在英国常规军的特遣队协助下，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攻下了希尔斯伯勒镇，北卡罗来纳州的整个大议会，包括该州的反叛总督及无数爱国者军队的军官都成了俘虏，替大英帝国给了革命派一拳重击。继这次成功之后，北卡罗来纳州的保皇党军队人数激增到1200人。在纽约、东佛罗里达、萨凡纳、佐治亚，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道弗斯基岛也都有差不多数量的保皇党军队。
像范宁领导的非正规军与英国的正规军之间，显然有可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可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并无获胜希望，原因有二：一方面，这场跨大西洋的内战很快被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全球战争淹没了。英国内战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报七年战争之仇的机会，而他也确实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此刻英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制衡法国的同盟——而法国却还有自己的盟军西班牙。这种情况下还要在美洲开展大规模的战役，无疑给英国带来了莫大的危险。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英国的许多人也对殖民地人民怀有同情。像塞缪尔·约翰逊那样对他们心存敌意的人反而不多（我愿意爱一切人类，除了美洲人……先生，他们就是一群囚犯而已，我们没把他们吊死，他们就应该感恩戴德了）。确实，他在这一话题上激烈争辩的次数（许多次都被他的传记作者兼朋友詹姆斯·博斯韦尔记录了下来）证明，约翰逊确实只是少数派。博斯韦尔自己就形成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观点，即美洲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反对祖国同胞在不征求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征税，从而全权控制他们命运的主张。”许多知名的辉格党政治家也秉持同样的观点。在议会上，精力旺盛的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士穿上了象征华盛顿爱国者军队的米色和蓝色相间的衣服，以示对美洲人的支持。埃德蒙·伯克的话真是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仅仅使用武力……可能会征服一时，但不能消除你再次出征的必要性；一个永远需要被征服的国家是没有办法被统治的。”简而言之，伦敦没有兴趣对那些决意反抗它的白种人殖民地强行施加英国统治。镇压美洲原住民或者叛乱的黑奴是一回事，但镇压那些可以称为自己同胞的人是另一回事。正如英国派驻魁北克的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在为自己善待那些被俘的爱国者军人作辩护时所说：“既然我们无法让他们承认我们亲如兄弟，那至少让他们把我们当做堂兄弟吧。”英国总司令威廉·豪也同样在内战问题上态度含糊；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在长岛之战失利的原因上始终是支吾搪塞，当时他明明是可以一举摧毁华盛顿的军队。
我们也有必要记住，从经济上来说，美洲殖民地的地位远逊于加勒比海沿岸殖民地。事实上，美洲严重依赖于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因此，排除政治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依赖性仍将存在并非毫无道理的假设。回头去看，我们都知道，失去美国实际上等于失去了世界经济未来的一大部分。但在当时，要重新迫使13个殖民地接受英国的统治，其短期成本显然远远高于短期收益。
当然，英国也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比如在邦克山的第一次激烈交火中，英国就取得了胜利，虽然损失惨重。1776年，他们攻占了纽约，次年9月又收复了叛军首府费城，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个大厅成了收治受伤的爱国者军人的军事医院。但问题是，最终伦敦方面既不能提供充足的军力，也没有委派足够优秀的将军来将当地几场战役的胜利转化为全面的完胜。到1778年，叛军恢复了从宾夕法尼亚到罗得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后来，英国人试图将战事转移到保皇党势力更强的南部，但此时，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一些局部地区的胜利已经无法挽回英国人的全线溃退了。康华利将军受叛军将领霍拉蒂奥·盖茨将军和纳萨尼尔·葛林的牵制，北上作战，最后被迫将总部迁至弗吉尼亚。关键时刻在1781年到来了，当时华盛顿听取了法国指挥罗尚博伯爵的建议，没有按原计划攻击纽约，而是向南迎战康华利。同时，法国海军上将弗朗索瓦·得格拉塞也击败了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格拉韦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并封锁了切萨皮克湾。康华利被困在约克镇半岛上的詹姆士河与约克河之间。此次的势力悬殊刚好与莱克星顿之战倒了过来，这次英军的人数只有叛军的1/2，枪支数量也不及后者。
如今我们看到的约克镇战场就像高尔夫球场那样平整，但在1781年10月，这里却千疮百孔，到处修了战壕，战壕里挤满了武装士兵和大炮。10月11日，华盛顿开始用100多门迫击炮和榴弹炮向英军驻地轰炸。如果康华利要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那么守住9号和10号两个防御工事—这是由木头壁垒和沙包堆成的小型堡垒—就非常关键。10月14日晚，一场激烈的白刃战爆发了，当时，一支爱国者军队在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率领下，手举刺刀从工事右边发起了攻击。这是一次英勇而专业的袭击，证明了莱克星顿战役以来，殖民地人民已经逐渐成长为成熟的士兵了。但是，如果没有法国人在同一时间攻击另一个堡垒工事，这次袭击或许也没有成功的希望。法国人的贡献又一次成为爱国者军队胜利、英国军队溃败的关键。也正是法国海军堵死了康华利的退路，阻止了其军队的撤退。在10月17日早晨，康华利派了一个鼓手出来敲响了议和的鼓声。一位美国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这是“我们大家所听到过的最悦耳的乐曲了”。
约克镇投降的英国士兵和水手总计7157人，还收缴了240枚炮弹和6面团旗。据说当英军列队出来投降时，他们的乐队还奏着“乾坤颠倒”一曲（还有证据表明，这些人在抵达约克镇之后就整天借酒浇愁）。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乾坤颠倒”了呢？除了法国人的干预，以及英国人统帅不力的因素，从根源上说就是伦敦意志不坚。当英国军队在约克镇投降后，诸如戴维·范宁等保皇党都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约瑟夫·加洛韦就哀叹“计划制定不周，执行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