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纳粹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既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实践，也是心理学上的演练。从往来的人群中辨认出狂热纳粹分子并非易事，虽然审讯可疑人员可以得到一些证据，但辨别工作也不会因此而轻松多少。现在我们知道，最大的困难在于判断希特勒政府的反动势力在多大程度上是针对犹太人和在意识形态上遭到诬蔑的少数群体，比如共产党员和耶和华见证者的。1933年，犹太人不到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在该市的十多个盖世太保军官所做的3 500次调查中，犹太人和其他可疑人员占一半以上。换句话说，“一般德国人”和政府目标敌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不会遭到骚扰，犯了法也会从轻发落，后者却是盖世太保一贯迫害的对象：暗中监视、骚扰、毒打、折磨，把其中有些人赶出国门，1939年以后更是频频使他们亡命天涯。1942年夏，该市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送到死亡营。只有跟其他民族通婚的犹太人留了下来，而盖世太保也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二战”结束时，没有离开德国的832名克雷菲尔德犹太人中有90%已离世，其中只有83人是自然死亡。基辛格到那儿的时候只有4个犹太人还在，而且都藏了起来。相反，被盖世太保调查的一般德国人中只有1/10最后被送往集中营或进行保护性监禁。实际上，普通德国人既有可能向盖世太保告发别人，也有可能被盖世太保调查。2/5以上的针对市里犹太人的案子是因告密引起的，是盖世太保及其间谍主动调查的案件的两倍。不难指出谁是罪魁祸首，比如1940—1945年的盖世太保头子奥古斯特·席费尔和路德维希·荣格。难就难在如何区分少数的主动行凶者和仅仅因为一些恶意或冷漠而助纣为虐、害死犹太人的大多数德国人。幸存下来的受害者中很少有人做证，那些帮凶中也很少有人愿意道出真相。
正因为基辛格有本事克服上述种种困难，所以他才得到了晋升和嘉奖。然而，这其中也有重重谜团。比如，最近有人回忆：“1945年4月，基辛格扮成德国平民，穿过敌军封锁线审讯纳粹士兵，无人不知。他有勇有谋，被授予一枚铜星勋章。”实际上他的导师克雷默最后因落在敌军封锁线内而被捕。后来他劝说追捕他的人放下武器，这才脱身归队。因此，部队授予克雷默一枚铜星勋章、一份战场委任状。现在他和基辛格成了铁哥们儿。基辛格回忆，夜晚不执勤的时候，他俩就“在灯光全部熄灭之后……漫步于千疮百孔的城市街道，克雷默边走边跟他讲历史，讲战后面临的挑战，嗓音洪亮。有时还讲德语，挑逗那些精神紧张的哨兵”。其实，基辛格获得铜星勋章不是在克雷菲尔德，更不是在敌军封锁线内，而是在莱茵河对岸；1945年4月1日，基辛格和第84师战友一道从韦塞尔渡过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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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争打到最后阶段，美军捷报频传，全军士气高昂。跟诺曼底登陆后的艰苦跋涉相比，美军从莱茵河打到易北河的过程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但是，后勤保障问题却越来越多：如何为这支高度机动化的部队补给汽油和轮胎？如何让这支历史上补给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队一直得到充足的食品供给？通常都像在克雷菲尔德一样，德军几乎毫无抵抗。（说来好笑，在被狂轰滥炸过的地区，民众大多会举起白旗欢迎盟军，而离工业中心较远的地区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士气低落的人民冲锋队（部分成员仅有11岁）也很容易缴枪投降。盟军解放了德国，东欧劳工兴高采烈，尽管这些人还是难以克制自己的报复和掠夺行为。
然而，美军间或也会遭遇国防军尤其是党卫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不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绝不罢休，虽然还谈不上血战到底。第84步兵师渡威悉河时遭到对岸德军的疯狂阻击，后来渡比克堡河时又是如此。事到如今我们还是弄不明白，那些年轻的德国兵有时就只有一支反坦克火箭筒或一挺机枪，却对大敌当前毫不畏惧，也不管明显要战败的结局，甘愿冒险甚至不惜牺牲。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胁迫才这么做的，一时还不得而知。当时因散布失败主义论调或犯下类似罪行而被集体处以绞刑的德国兵数量急剧上升。一个更为明显的解释是，很多德国青年本来就是狂热纳粹分子，有可能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或他们接触到的宣传信息鼓动了他们，也有可能是两者同时鼓动了他们，他们甘愿为第三帝国迎接瓦格纳歌剧《诸神的黄昏》歌颂的那种悲壮的结局。这种判断说明像基辛格这样的特工的工作更重要了。如果纳粹政权真的计划跟占领军打一场游击战或恐怖战，就必须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将其一举歼灭。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都知道，当年西方列强曾占领的德国地区又重整旗鼓，成为经济活跃、政治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是在1945年，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似乎毫无可能。实际上，在第三帝国那硝烟尚未散尽的废墟上，完全有可能发动一场反盟军的暴动。别忘了，在德国投降前后，有3 000到5 000人遭到希特勒团伙成员的暗杀。
4月9日，即戈培尔的狼人广播开始煽动暴力游击战8天之后，第84步兵师神气活现地乘坐谢尔曼坦克抵达汉诺威郊区。第二天大雾，美军发起攻势，把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跟在克雷菲尔德一样，美军士兵很快就开始痛痛快快地享用“数不清的美酒佳肴”。基辛格刚刚被提升为中士，他发现当地人“很温顺。事实上，我们的吉普车一到，很多人就围上来欢呼，一时间我感到自己仿佛到了比利时。不过很多人发誓这不是比利时”，这说明那段时间亲善政策执行得不错。
现在反谍报小组就要开始处理难题了。4月13日，基辛格和另一名特工罗伯特·泰勒逮捕了一名汉诺威盖世太保的成员维利·霍格并进行审讯。霍格交代有6名盖世太保成员留在汉诺威，是地下抵抗组织的骨干。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和泰勒带领武装人员突袭了6名嫌疑分子的家。只有赫尔曼·维蒂希一人在家，不过他们把6个人的妻子全逮捕了。审讯维蒂希之后又查出两个人，马上又把这两个人逮捕。阿道夫·林内一直被追到戴斯特森林边上的一处农舍里才就范，埃里希·宾德尔则是在附近一家农场被抓捕的，他用假名在农场做工。宾德尔是涉事的盖世太保军官里职位最高的，审讯他以后才确切证明霍格的说法是真实的。这些被捕人员的证词很重要，一方面他们承认参加了针对美军的一场蓄意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此前他们在欧洲德占区各地犯下的种种暴行。
正是因为基辛格捣毁了盖世太保的这支潜伏小组，所以4月27日他被授予铜星勋章。官方嘉奖令说得比较宽泛：“1945年2月28日至4月18日，在德国对敌军事行动中立功。”他的上司写道：“在汉诺威事件中表现突出”，反映出基辛格具有“非凡才能”。4个月后，基辛格被晋升为上士。官方表扬信称：“他对德国人非常了解，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所以抓获了多名纳粹高级官员，包括十多名盖世太保的特务……这个年轻人工作非常认真。”
情报特工基辛格恪尽职守不足为奇。盟军占领德国期间，每天都会有骇人听闻的纳粹暴行罪证浮出水面。基辛格离开纽约之前，他和家人已得知后来广为人知的大屠杀。早在1942年12月，布罗伊尔拉比就公开谈到“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屠杀的消息，我们数以十万计的不幸的兄弟姐妹蒙难”。后来他还谈到“被野蛮犯罪行为夺去生命的受难者”“不可胜数”。但是亲眼见证种族灭绝的结果更令人触目惊心。
4月10日，就在基辛格搜捕盖世太保潜伏小组的前几天，他和第84师战友偶然发现了阿勒姆集中营，真正目睹了大屠杀。基辛格多年来对这件事一直避而不谈。事实上，只是因为后来他的一位战友、无线电操作员弗农·托特决定公开发表当天拍的一些照片，人们才知道基辛格当时也在场。他后来承认，见证阿勒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之一”。
阿勒姆集中营在汉诺威以西5英里的地方，是诺因加默地区汉堡主集中营附近的65个小型集中营之一。这里原来不过是5个马厩，后来改作兵营，周围竖起两道带刺的铁丝网，其中一道网是带电铁丝网，4个角落分设4个高高的哨岗。以前这里是劳改营，不是死亡营，但到了1945年这种区别已毫无意义。囚犯们被迫在附近的采石场干活，采石场正在扩建，要容纳一个地下厂区，代号德贝尔一号、德贝尔二号，是党卫军主要经济与行政办公室掌管的奴役和灭绝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采石场条件极其恶劣，劳改营的吃住物资极度匮乏。到1945年1月，最初送去的850名犹太囚犯死了204人，将近1/4。美军到达集中营的前4天，这里的指挥官命令将有行动能力的囚犯押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就是纳粹政权末期的一次著名的“死亡行军”。有记录表明，220~250名囚犯身患重病无法行动，便被留在原地（也有人说人数远远没这么多）。纳粹本想杀死剩余囚犯、烧毁营房以销毁罪证，没想到美军行动迅速，粉碎了其阴谋。
因此，美军在阿勒姆见到的都是已死的囚犯和垂死的囚犯。用托特的话来说，阿勒姆集中营是“人间地狱”。营地外是一堆堆瘦骨伶仃的尸体，有些被装在垃圾桶里，有些被扔在坑里。营房内也有大量尸体，附近的一个大规模的坟墓里埋了将近750具尸体。托特数了数，只有35个幸存者，都是些“满身虱子和病痛的”男人和男孩。他后来回忆：“有一个铺位上，一个大约15岁的男孩就躺在自己的呕吐物、尿液和粪便里。他望着我，我能看出来他马上会哭着喊救命……我们的部队刚刚打完6个月的血战，但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我们非常难受，有些人甚至哭出声来。”唐纳德·爱德华兹是通信兵，第84师自登陆诺曼底以来也见过许多死亡和破坏。他对好友说：“我刚才见到的一幕这辈子都忘不了。战争也许会被渐渐淡忘，但这些人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或想见的人当中最可怜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这些士兵都会见到新的恐怖情景，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营房里的恶臭“难以描述”。爱德华兹说：“电影能向大家展示集中营的外观，但怎么也表现不出里面的恶臭。”集中营里空间狭窄，美军从两排木床中间走过去都很困难。“地上是一堆堆的人体排泄物，还能看到呕吐物。木地板上的灰尘肆意堆积，到后来想清理也清理不干净。每一张床上的草垫都散发出尿骚味。在集中营里还看到好几根牛鞭和九尾鞭，我们知道那是干什么的。”美军还怀疑其中有间屋子是毒气室。
然而，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幸存者对美军士兵讲的事。爱德华兹问一个讲英语的波兰犹太人：“你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对方回答：“党卫军的毒打。他们随时都会把你揍一顿，也许是用枪托砸，用皮鞭抽，或者干脆用手打。他们似乎揍人上瘾。”他浑身是伤，足见此言不虚。本杰明原本住在波兰罗兹郊区，才18岁。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人从罗兹犹太人区活活拖走，说是“重新安置”（实际上是被带到海乌姆诺死亡营给毒死）。后来犹太人区被清理，他和妹妹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之后他被挑出去干活，最后，1944年11月30日，他被转移到阿勒姆集中营。美国士兵找到他时，他只有80磅重，患有肺结核、伤寒，且营养不良。亨利的老家其实也在罗兹。美国士兵快到阿勒姆时，一个如惊弓之鸟的德国平民问他：“你想把我们怎么样？”他答道：“你看我，我这样的身体能打谁，能伤害谁？”
对弗农·托特和唐纳德·爱德华兹这样的普通美国士兵来说，阿勒姆集中营的骇人场景可谓刻骨铭心。但是他们的犹太战友，尤其是德裔犹太战友感触更深。爱德华兹记得他的通信员战友伯尼·科恩离开营地后“开始轻轻啜泣”。基辛格又作何反应呢？60年后，他的记忆依然那么鲜活：那些“令人诧异的矛盾”，比如“有些党卫军成员……留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盟军会需要他们运营一个长期的事业”；那些囚犯“简直就认不出人的”模样，他们身体极其虚弱，“要四五个人才能抓住一个党卫军士兵，而且这个士兵眼看就要挣脱”；“本能地给他们东西吃……救他们的命”，结果反倒害死一些囚犯，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消化固体食物。那些人还记得基辛格的好。有一个幸存者记得是基辛格告诉他：“你自由了。”
然而，这些都是阿勒姆集中营解放几十年后那些幸存者的回忆。有一份材料更有力，因为那是事后不久写成的，是基辛格亲笔写下的两页手稿，题目是“永恒的犹太人”，讽刺纳粹放映的反犹太宣传片《永恒的犹太人》。这份文件极为重要，记录了基辛格当时对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犯下的滔天大罪的反应，他的那种痛苦深切无比，值得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由读者们自己评断。
永恒的犹太人
阿勒姆集中营依山而建，山下就是汉诺威。四周有带刺的铁丝网。我们的吉普车行驶在大街上，路边随处可见身着条纹工装的骨瘦如柴的人。山腰上有个隧道，囚犯们在昏暗的环境下一天劳动20个小时。
我停下吉普车。（看到那里的人）衣料好似挂在躯体上，头由一根细棍支撑着，看不到喉咙。两根杆子从身子两侧垂下来，两条腿支在下面。“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眼睛里拂过一丝阴云，脱下帽子等着挨揍。“佛乐克，佛乐克·撒玛。”“不用脱帽，你现在自由了。”
我说着，望了望营地。我看到营房，看到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双双目光呆滞的眼睛。你现在自由了。我身着笔挺的军服，没住过污秽、肮脏的地方，没被人打过，没被人踢过。我能给别人什么样的自由？我看见一位战友走进营房，出来时两眼噙满泪水：“别进去。我们要用脚踢一踢才能分清谁死谁活。”
这就是20世纪的人类。人们蒙受了深重的苦难，生死难辨，动静不分。那么，谁是死者，谁是活人，是木床上一脸痛苦地盯着我的那个人，还是佛乐克·撒玛，抑或瘦骨嶙峋垂首站立的那个人？谁是幸运的，是那个在沙地里画圈圈、喃喃自语着“我自由了”的人，还是埋葬在山腰之上的一堆堆白骨？
佛乐克·撒玛，你的双脚被砸烂是让你没法逃跑，看你的脸像40岁，从你的身体看不出年龄，但你的出生证明明白白写着16岁。我衣着整洁地站在那里，对你和你的工友讲话。
佛乐克·撒玛，你的身体在无声地控诉着人性。我、乔·史密斯、人类尊严、所有人都对不起你。应该用水泥把你浇筑在山腰，供后代瞻仰、审视。人的尊严和客观价值在这道带刺的铁丝网前止步了。你和你的工友与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为何要在20世纪支持你们？
然而，佛乐克，你还是人。你站在我面前，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然后不由自主地抽泣。来吧，佛乐克·撒玛，哭出来吧，因为你的泪水能证明你还是人，因为泪水会被这遭到诅咒的土地吸收，在上面留下罪恶的印记。
只要世上良知尚存，你就是它的化身。无论怎样补偿都无法让你变回原来的自己。
于此而言，你是永恒的。
[1] 这段几乎可以肯定是克雷默所写，而非基辛格。前面关于“勾引的艺术”那一段似乎也更可能是克雷默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