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走后，本斯海姆的矛盾依然存在，这是美国既要消灭纳粹又要建立民主政府这一双重目标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的继任者是个反谍报部队特工，叫塞缪尔斯。他迫不及待地向市长特雷费特证明自己“不比亨利先生差”，不要以为“亨利先生走了政策就会变”。跟基辛格一样，塞缪尔斯的名字暗示他也是犹太人，他更感兴趣的是根除纳粹主义，而不是让德国回归民主。他们俩显然都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持怀疑态度，认为该党带有不少旧政权的守旧因素。如塞缪尔斯所说，很多美国人以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字母组合CDU代表“Centrale Deutsche Untergrundbewegung”（德国地下运动中心）——一个反谍报部队原以为会在德国遭遇的纳粹地下组织。这些疑虑（无论如何不能算无根无据）在权力被移交给德国后仍长期存在。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基辛格反复声明自己拥戴从第三帝国废墟中成长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但他对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兑现实行民主的新承诺仍心存疑虑。
但事实上，虽然他在美国要找份工作容易得很，而他的家人也催促他赶紧回家，基辛格还是选择了留在德国。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基辛格的回答充满激情：
你永远不会理解，而我除了付出热血、痛苦和希望之外，什么都不会解释。有时候，我循着会议桌望过去，好多优秀能干的战友座位都是空的，他们本该出席会议，一起明确我们的作战目标，这时我就会想起奥斯特贝格，想起宣布希特勒死讯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我和鲍勃·泰勒一致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谁动摇，我们俩都会留下来尽绵薄之力，不能让所有牺牲的同胞的鲜血白流。为此，我们愿意长期留守。
因此，虽然泰勒去年10月就可以走了，但他仍和我在坚守。所以，我还会再待一段时间，不会超过一年，1946年回家，但离开前我还想办几件事。
总而言之，基辛格发誓要在对德国的政治再教育中发挥作用。在接受奥伯阿默高的职位时，唯一令他犹豫的是“其实我是想直接做点儿实事，不是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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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46年年初，在美国人心目中，一个新的敌人显得比纳粹秘密成员更为可怕，即便做不到宽恕的话，这个敌人也鼓励将激进的消灭纳粹政策转变为对既往罪行的遗忘。在西方盟国的领导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像阿兰·布鲁克那样，很快就预见到打败德国后苏联就会从朋友变成敌人。罗斯福和他的一些顾问（尤其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草拟人之一，后来还被发现是苏联的一名可靠情报员）全都没能预见斯大林会极其冷酷无情地把进攻作为最佳防守，从政治上颠覆欧洲民主。
呼吁采取更现实政策的人士中最出名的自然是职业外交官乔治·F.凯南，他于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向华盛顿发送了5 000字绝密电报——511号电报。凯南的电报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他在电文某处把国际共产主义比作一种“只寄生在病变的组织上的恶性寄生虫”。而这只是全文惊人比喻中的一种。仅仅两个星期后，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演讲，警告说一张“铁幕”正在欧洲大陆落下。“铁幕”后面是“苏联势力范围”，包括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3月10日，丘吉尔发表演讲后的第5天，乔治·奥威尔在《观察家报》上撰文称：“去年12月莫斯科会议后，苏联开始对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发动‘冷战’。”
纳粹曾经抱有最后一丝妄想，希望西方盟国能及时意识到苏联威胁，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斯大林。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已经在宣传中做了铺垫，因此德国民众甚至更早就预见到了这场冲突。早在1945年圣诞节期间，伯格施特拉塞尔就已经谣言四起，比如“据说德军士兵已经武装起来准备对苏作战”，“苏联和西方列强今冬会有一战”。但冷战与“二战”的形式将会大不相同。正如我们所见，美国人毫无顾忌地让德国共产党党员在其占领区内任职。所有“反纳粹主义者”都被认为是有任职资格的。慢慢地人们才明白过来，德国共产党可能是苏联的代理人。反谍报部队1945年10月的一份报告称：“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区，组织最严密的政党是共产党”，后面还忧心忡忡地加了一句，“他们的组织模式和纳粹非常像”。1946年年初，德国共产党自己改变了战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地方选举中落败，此后他们采取了成为议会外反对党的策略。据基辛格后来回忆：“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我们在伯格施特拉塞尔的任务逐渐变为全力防止外国势力渗透。”甚至在那之前，反谍报部队就已经试图阻挠共产党员威廉·哈曼出任大盖劳地区区长，理由是“滥用职权、搞一党独大”，最后没有成功。此后美国人还是对哈曼不依不饶，最终将其逮捕。（尽管有证据证明哈曼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期间曾营救过100多名犹太儿童，美国有关部门却罔顾事实，指控他犯了反人类罪。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该指控才被撤销。）
乍一看，奥伯阿默高一点儿也不像“冷战”的战场。小镇依偎在阿默河两岸，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山脚。小镇一直以耶稣受难剧而闻名，那是一种古朴的戏剧剧种，由《新约全书》里的故事改编。从1634年起，奥伯阿默高的乡民每10年举行一次戏剧表演，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祸。但到了维多利亚时期，这里成了一个旅游区。1860年，一个叫约瑟夫·阿洛伊斯·戴森伯格的神父对该剧进行了修改，删掉了一些中世纪的粗俗内容，摒弃了巴洛克时期矫揉造作的风格，让清高的新教徒也能够欣赏。访客既喜欢古雅别致、充满乡村气息的剧院，又喜欢镇上高高耸立的、秃顶的科菲尔山上美丽宜人的阿尔卑斯风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欣赏这种戏剧平实的品质。当地的金贝格山上有一座埃塔尔修道院，1900年坍塌后被修复成一座卢尔德风格的圣殿。耶稣受难剧、埃塔尔修道院和古老的维斯朝圣教堂成为奥伯阿默高三大旅游热点，游客既能登高望远，又能提升艺术素养。20世纪20年代，这里是托马斯·库克旅游公司最热门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之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英美游客。
但与耶稣受难剧紧密相连的是反犹太主义。传统上，这些剧是关于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的，1770年该剧被巴伐利亚有关部门禁演，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奥伯阿默高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豁免。然而在戴森伯格修改过的剧本中，犹太人成为主要的反面人物。临近剧终，他们宣称对于基督的死他们都有罪，哭喊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都沾着他的血！”
70年后的1930年，一个叫菲利普·伯恩斯坦的美国犹太教教士看过该剧后想：“这部剧认为犹太人该对耶稣之死负全责，它会不会影响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看法呢？”1934年，当地人为纪念该剧上演300周年而进行庆祝，一次，希特勒在观看演出后表示认可，乡民们为此大肆庆祝，可以说是“歇斯底里”。参加这次演出的有714名演员，当中有152人于1937年5月（盟军用这个日期来确定“纯正的纳粹分子”）以前加入纳粹党，当中包括耶稣、圣母马利亚和十二门徒中8个人的扮演者。
不错，奥伯阿默高人口中的大多数仍然忠于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和罗马天主教。当地的神职人员想方设法告诫他们的信众要反对“假先知”，成功抵制了耶稣受难剧内容的公然纳粹化。和其他地方相比，奥伯阿默高人对犹太人和“半犹太人”还是爱护的，在他们当中至少出现过一个反纳粹抵抗组织。然而最后，市长雷蒙德·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得意地称耶稣受难剧“最具反犹太教精神”。安东·普赖辛格是当时剧中基督的扮演者，并于1950年和1960年继续出演该角色。他参加了针对马克斯·彼得·迈耶的“碎玻璃之夜”袭击。马克斯是一位犹太作曲家，已经皈依基督教，为躲避迫害移居奥伯阿默高。
奥伯阿默高在双重意义上是罪恶滔天的第三帝国的共犯。位于奥格斯堡的梅塞施米特公司将其设计部门（“上巴伐利亚研究所”）建在附近群山中的建筑群里，该部门负责研发新型的Me–262和P1101–VI喷气式飞机以及伊兹恩火箭。普鲁士物理学家韦纳·冯·布劳恩（V–2火箭和“美国人号”洲际导弹原型的设计者）以及其他400名科学家于1945年4月初被转移到奥伯阿默高。多拉集中营曾为中央工厂的火箭生产线提供奴工，布劳恩和他的同事搬离那里有他们的苦衷。虽然他们是纳粹空军成员，但也不得不听从党卫军副总指挥、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建造者汉斯·卡姆勒工程师的命令，乘坐“复仇号”特快列车南行400英里来到奥伯阿默高。这有可能是纳粹领导层撤退至“阿尔卑斯山最后阵地”这个半真半假的计划的一部分，又或者卡姆勒希望这些火箭专家能够成为与胜方盟军谈判的筹码。不管怎样，当布劳恩劝说党卫军将火箭专家分散安置（那时候美军P–47雷电战斗机经常对该地区实施轰炸，布劳恩表面上说是为了降低被炸的风险，其实更有可能是怕党卫军把他们全部杀死，以防他们落入盟军之手）时，卡姆勒却不知所踪了。德意志帝国崩溃时一片混乱，很多专家得以逃往奥地利的蒂罗尔。
美国第7军的部队于1945年4月29日到达奥伯阿默高，冯·布劳恩、他的弟弟马格努斯以及他的几位核心合作伙伴（当中最有名的是火箭计划的军事总指挥沃尔特·多恩贝格尔）旋即投降。很快，他们和其他同事一起被提审，而作为“阴天行动”（1946年改称“回形针行动”）的一部分，当中118名最高级别的技术人员被美军吸收。此外，美军还收获了V–2火箭部件和一批埋藏在哈尔茨山一个矿井里的文件。虽然人们很快就知道冯·布劳恩过去既是纳粹党员又是党卫军成员，但这并不影响他随后成为美国中程核导弹的核心研发人员，后来他还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空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像本斯海姆一样，奥伯阿默高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一片混乱，消灭纳粹行动的执行更是雪上加霜。美军从市长雷蒙德·朗和先后在1930年和1934年执导耶稣受难剧的乔治·朗身上入手，逮捕了当地的纳粹头领。犹太教拉比菲利普·伯恩施泰因战后作为军政府顾问回到巴伐利亚，他向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反映说：“如果美军明天撤走，第二天就会发生种族大屠杀。”1946年的一次调查表明，59%的巴伐利亚人被划为“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或者“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经济、社会状况不断恶化，全面清除当地精英人物的行动难以开展。奥伯阿默高的强奸和侵犯财产案件频发，无家可归者和野孩子的不当行为难以控制，食品长期短缺，很多人营养不良，疾病横行。美国人感到有些吃惊：本该很虔诚的奥伯阿默高人居然在起劲儿地从事黑市交易，动不动就用当地有名的木雕制品和他们交换杜松子酒和香烟。最后，两位朗先生和其他被削职查办的人用一文不值的德国马克缴纳一笔罚款后迅速官复原职，消灭纳粹行动就此收场。当地人想在1946年恢复耶稣受难剧的演出，但后来放弃了，因为主要演员仍然被收押。1947年，美国官员给村子拨了一笔350 000美元的经费，支持他们上演新剧。第二年，雷蒙德·朗在前纳粹分子和被驱逐出境的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强力支持下当选市长。到了1949年，一切又回到老样子。乔治·朗宣称：“我们问心无愧。”当该剧委员会公布演员名单时，有人问了一句：“是纳粹赢了吗？”虽然这部经过改编的剧得到了西方势力的大力支持，而且为美军士兵和出席首演的美英高级专员预留的座位达到3万多个，但旧观念很快就冒头了。据说有人看见女演员安妮·鲁茨和一个美国兵跳舞，后来她的角色就从圣母玛利亚降格为抹大拉的玛利亚。
出主意在这个不大靠谱的地方办所军事院校的不是别人，正是弗里茨·克雷默。欧洲战区情报学校，即后来的欧洲司令部情报学校，旨在“对未经充分训练以应对占领区问题的情报人员进行培训”。这意味着首先要教他们德语、德国历史和德国文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刚刚打完一场世界大战的人来说，要求他们遵守课堂纪律太难了。士兵们在课上吸烟，把脚翘到课桌上。他们热衷于在当地寻花问柳，很多人染上了性病。克雷默求助于德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和政治家、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女性玛丽–伊丽莎白·吕德斯，请她为学校订立一套普鲁士式的纪律。她还帮助克雷默对他毫无经验的教师队伍进行了培训，这些教师当中就有克雷默非常赏识的亨利·基辛格。
在基辛格看来，这份工作实在是太吸引人了。3 640美元的年薪（加上25%的“国外补差”910美元，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还有加班费）是当时美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多：1945年美国人均年收入只有1 811美元。他要教两门课：“德国历史与思想”和“情报调查”。“情报调查”课主要以他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做反谍报部队特工的经历为基础，尽管用克雷默的话说，重点是“情报工作中常常被忽略的心理因素”，“情报调查”课的主体内容还是基辛格在伯格施特拉塞尔做反谍报部队特工的实践经验。一份“德国思想”讲座的课堂笔记留存了下来，非常详细，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基辛格教授“德国历史与思想”时是多么踌躇满志。一开始讲“认识德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心理差异的重要性”，接着讲了德国人的4个特点（“自私”“缺乏自信”“顺从”以及“没有分寸感”），然后介绍“普鲁士主义”（10分钟）、“民族主义”（10分钟）和“军国主义”（8分钟），最后提出两条建议：“兴办免费学校实行再教育”和“改革教育体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年轻教师还讲到这个普鲁士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倾向”、它的“哲学基础”（路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显然是在克雷默帮助下总结出的它“依据外在成功而不是内在美德”的自我评价。对这些观点，哪怕是同时代更有经验的历史学家也无法辩驳。A.J.P.泰勒写的那本著名的《德国历史进程》或许也给了他启发。基辛格的书教得太好了，校方很快便要求他增设一门“关于东欧的课，介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及土耳其的背景知识和当前发展情况”。
新开的这门课暗示了政策的新动向。该校一名助理简·布里斯特认为，它反映了最高层的一个决策：“停止消灭纳粹行动，进入反苏阶段”。因此，基辛格发挥了双重作用：“除了教反谍报和谍报人员消灭纳粹，还要向他们灌输苏联威胁论”。基辛格对这项新任务似乎很感兴趣。凯南、丘吉尔和奥威尔一致认为“对苏联的一场冷战已经开始”，其他人不一定相信，但基辛格却深信不疑。他曾经替学校指挥官写过一篇很出色的报告，强烈批评奥伯阿默高的内部治安状况，警告说，“那里对美国的原则和指令置若罔闻”。
这体现在（德国雇员说的）一些刻薄话或者反占领言论中，表明政令的实施和文职人员的管理将会更加困难……防止远程渗透的唯一办法是继续盯紧关键的雇员……监视要更加深入，尽可能多地了解附近城镇的情况，尤其是奥伯阿默高。比方说知道谁是共产党员、他们当中谁对这个岗位上的雇员特别友好甚至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甚至那些基本上不露声色的工作人员也可能会偶尔向外部势力通风报信。
基辛格防止共产主义者进行颠覆活动的提议是严厉的。他认为应该“对文职人员实行长期监视”，手段包括使用“线人”、“检查”信件和电话通话。对该地区的“临时工作人员”也应该“时刻盯紧”，特别是“共产党员”。他写道：“一般来说，这个岗位不应该聘用共产主义者。必须密切留意那些对共产主义者持友好态度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威吓那些虚弱、懦弱和冷漠的人”，从而“将安全漏洞限制在一小撮比较容易监控的狂热分子身上”。
像在本斯海姆一样，基辛格在奥伯阿默高并不局限于办公室工作，有时还被派往柏林、巴德瑙海姆、巴登–巴登（位于法占区）和威斯巴登等地讲课。基辛格到各地讲课之后，他和同事们“熟悉了当地反谍报部队办事处面临的问题”。在从巴登–巴登返回途中，他们发现了“共产主义者要对美国有关部门发动一次大突袭”的迹象，包括共产主义者在本斯海姆召开了一次“群众性集会”。在会上，他们把军政府成员“称为白痴”，很多反谍报部队线人“被点名，并被要求强调他们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同样，1946年10月，基辛格从威斯巴登返回奥伯阿默高，途中在达姆施塔特稍作停留，想在那里了解更多“当前苏联人的渗透方法及美国的应对措施”。他写了一份报告，清楚地阐明了反纳粹行动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位于搜寻“床底下的赤色分子”。
直到1946年6月，反谍报部队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对平民实行安保控制，而目前潜在的最大危险似乎是以苏联为首的集团，尤其是共产党人，企图否定我们的政策并公然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企图控制重要职位并担当管理者，诋毁美国的政策，执行法律时故意歪曲，以显示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无能。一个案例就是明证：他们利用了为摆脱纳粹主义而设立的特别法庭。在我到过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控制了特别法庭……另一种方法是把共产党人渗透到重要职位，尤其是德国警界，以此掩盖间谍活动。我们在三号区发现了一张间谍网，他们利用德国警界这条渠道向苏联人提供情报。
正如基辛格所言，反谍报部队面临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原来的问题是技术性问题，可以通过强硬手段解决，对嫌犯进行突然搜查、逮捕和审讯是主要的武器，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显得更机巧，要对颠覆组织进行观察，分析他们的行动模式，从国外势力的需要去推想某些看似没有意义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奥伯阿默高的情报学校要更多地关注“德国国内影响外国势力政治策略的各种力量”，要留意“他们情报活动的趋势”，还要查清“颠覆组织的背景、历史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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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伯阿默高情报学校不仅让基辛格发现共产党颠覆的幽灵，还让他初步体会到一种学术氛围，而未来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将在这种氛围中度过。克雷默慧眼识珠，欧洲战区情报学校的教员中还有另外三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们后来成为基辛格一辈子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分别是：海尔姆特·“哈尔”·索南菲尔德（也是一名德裔犹太难民，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主要的苏联专家）、乔治·施普林格（一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一位天才数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生于但泽，父母是俄国犹太人，后来成为研究日本经济的专家）。虽然他们早年历尽坎坷，但后来都在经济领域和公共生活中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然而在1946年，他们还很年轻，刚刚摆脱军旅生活的那种管束。他们在奥伯阿默高的社交生活主要在位于康尼格–路德维希大街的富瑞德和旅馆进行。这家旅馆曾是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20世纪20年代和家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战后仍然由施密德一家经营。克雷默和妻儿就住在旅馆里，基辛格则在位于帕森斯维斯路1号的施密德家租了一个房间。1946年出了一件事，让基辛格和他的朋友们知道了寻欢作乐要适可而止。基辛格、乔治·施普林格、施普林格的妻子玛乔丽，还有一个叫莉奥妮·哈伯特的德国文职教员因酒后飙车而被捕。他们跟宪兵发生争执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基辛格对警察的举动反应激烈，他对逮捕他们的人说：“请不要用这样的手段，你会惹上意想不到的麻烦。”尽管后来醉驾的指控被撤销，但当时值班的警官认为这是威胁，趁机把他锁在一间小地下室里关了一个小时。第二件事是，和基辛格一起被捕的莉奥妮·哈伯特实际上是基辛格的女朋友。同年10月，基辛格去了趟巴黎，还带了条狗，那是条两个月大的黄白杂色小猎犬。他回美国时是哈伯特安排把狗空运回去的。此前曾有人说基辛格在奥伯阿默高时有个德国女友，甚至还说他为那个女孩和别人打过一架。打架是假的，有女朋友倒是真的。
基辛格和哈伯特的关系显然不是那么认真的。相反，J.D.塞林格就娶了他的德国女友，还把她带回了家，只是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但基辛格回美国后还是和哈伯特保持了多年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哈伯特去世。还有一点很要紧，基辛格的父母不喜欢儿子和一个德裔非犹太人谈恋爱，他们更希望基辛格娶个犹太女孩，最好还是东正教教徒。基辛格坚决不接受。1947年2月他告诉父母：“我不知道我回家后会有什么想法，但我肯定不想结婚或者订婚，绝不。”当他妈妈告诫他不要“草率地做决定”时，他变得不耐烦起来，说：“我不可能那样做。别忘记我已经不是19岁了……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自己做主了。”
婚姻问题对任何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的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基辛格对待婚姻的态度揭示了他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参军带来的：他丢掉了宗教信仰。后来他回忆说：“在军队里没有什么机会履行东正教教义……犹太民族经历了千年的苦难，如果你对这个民族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如果你对犹太教没有责任感，你就不可能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但这也不等于完全不能履行任何犹太教教义。”他父母后来知道了这一点，显然非常生气，基辛格不得不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解，其措辞之坦率令人吃惊。
对我来说，事情不是只有对错之分，中间还有大片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选择对错。只有那些最铁石心肠的人才会选择他们明知是错的……真正的两难选择在于灵魂的困惑，是它引起了我们的痛苦，这种痛苦你们这些生活在非黑即白的世界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
基辛格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对父母说：“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们的错，是我出生的这个世界的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所作所为得不到父母的认同，这“把我逼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冷漠、有点儿愤世嫉俗，我用这种态度来使自己免受排斥”。
这番非比寻常的自我辩护深刻地告诉我们，移民和从军经历对基辛格的影响有多大。他像成千上万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轻人那样，回家后发现美国并没有什么变化，而自己却变了很多。1947年4月初，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三年充满希望、干劲十足的生活很快就要成为过去。我很快就要回归正常的生活。未来可能难以把握，但对此我充满信心……我现在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会奋力去追求。”他打算上大学，“因为无论我想做什么，都需要有大学学历”。但是上哪所大学好呢？
我不会在纽约上学，因为我讨厌纽约，但我希望离家近一点儿，周末可以回家。我给东部几所有名的大学递交了申请信，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等有了回音再做决定。
另外，过去的12年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不要对未来做过细的规划。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立足现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也不大可能会有。我会完成大学学业，我会写作，可能将来还会上课……我信心十足……
而且，不必担心重新调整。毕竟不是每个从这场战争中走出来的人都有精神性神经病（psycho-neurotic）。
现在基辛格非常清楚，他从德国寄回的每一封信都会让父母更加坐立不安。信的内容总令人担惊受怕：经常要香烟，对何时回家支支吾吾，计划用光退伍费和一个朋友之妻到巴黎、伦敦、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游玩两周。（“别大惊小怪，这事儿她丈夫知道，我和她纯属朋友关系。”）他对老朋友不感兴趣。（“我发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其他方面，约翰·萨克斯都还是老样子……我不认为回家后那些所谓的朋友对我还有什么吸引力。”）他对钱满不在乎。（“今时今日钱算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有生之年尽情享乐，人生又有什么意义？人不能一辈子都劳劳碌碌。”）对那些不够“聪明”或者不够“出名”的大学，他一概不考虑。（有了这个想法，他便不会再回纽约市立大学了。）信写得一封比一封让人生气。
最后，1947年6月，他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像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一样，他知道这次回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给父母写信说：
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不会辜负你们的厚望。最近几年的经历在我身上留下了烙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变得相当固执，或许可以说是任性。未来我们会有很多需要相互适应的地方。请别忘记被你们称为“正常家庭生活”的概念在这几年里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遥远。我们已经学会过一天是一天。我知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么踌躇满志，要么萎靡不振。你们很有可能会认为我太过孤僻。我一直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未必会自然而然地与别人交流。世俗中的某些关系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我已经开始根据德行来评判一个人。我长期在一个相互合作的团队里生活，不知道充满竞争的平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很多大事，也做了很多大事。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都是我面临的问题。我只能向你们保证我做什么都会抱着好的意图，只希望你们对我要有耐心。
从欧洲寄回的最后一封信就此结束。应该说外面天色阴沉，山顶上乌云低垂。两年前的这个时节伯格施特拉塞尔鲜花盛开，我们那时都还年轻，这场战争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们每天都在回忆往事的点点滴滴，幻想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自己推动了世界前进，把青春献给了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今天，战争真的结束了，1947年回家真让人扫兴。
即将回家的勇士收获良多。但有一个道理他还没学会：不会转弯的坦率往往不是避免冲突的好办法，至少对父母是如此。
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