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
我们在“冷战”时期的目标不是武力占领或征服。我们的目标更微妙，更具有渗透性，更全面。我们要设法通过和平手段让世人相信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美国人希望世界和平，世界上所有人都应有机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个人发展。我们传播这个真理要使用的手段通常被称为“心理法”。不要因为这是个大词就害怕。“心理战”是要争夺人的大脑和意志。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2年
的确，我们是想展示西方价值，但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
——亨利·基辛格，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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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似乎天生就爱仪式。然而，现代社会似乎对传统仪式很刻薄，所以现代人一生中只会经历一些极为草率的仪式，比如到死气沉沉的州政府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到消过毒的火葬场和死者道别。因此，大学毕业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毕业典礼不仅仅可以公开证明某人达到授予学位的要求，使他有资格找到待遇好的、需要高智商的工作，也为他参加不合时宜的节日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在这点上哈佛可谓独领风骚。
哈佛大学有许多怪招，其中之一就是把学生学术生涯中的毕业这一最后、最大的事件称为“开始”。但是这个名称还是为期一天的仪式中最不足为奇的一环。一些本科生宿舍一早就有风笛手吹响风笛，召集毕业班学生与教职工共进早餐。为了代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米德尔塞克斯县和萨福克县的行政长官会骑着高头大马来到哈佛校园。获得学位的学生和校友欢聚一堂，观赏校长仪仗队入场，仪仗队成员根据各自的职衔身着华丽的学位服：礼袍、兜帽、学位帽及其他古色古香的帽子一应俱全。引领仪仗队的是地方行政长官，他会身着晨礼服，佩带宝剑，后面跟着学校司仪、校长、前校长、哈佛大学本科学院董事、监察委员会委员、马萨诸塞州州长、荣誉学位获得者。走在这些人后面的是各学院院长、教授及其他教职工，按职位高低依次排列。
“早操”在哈佛园中庭举行，那里空间开阔，现在被称为“三百周年户外纪念剧场”。（毕业班学子只能祈求天公作美。）等到校长在那把古老的、谁都知道坐上去很难受的霍利奥克椅上坐定，大学司仪就请米德尔塞克斯县县长出面要求全场肃静，然后是三个学生轮番发言，其中一个人用拉丁语发表“学术演讲”。然后是集体授予学位，按学院轮流进行。学士学位获得者应邀参加“有教养人士协会”，然后是颁发荣誉学位。然后齐唱《哈佛赞歌》，这是整个仪式中仅有的两个使用拉丁语的环节之一。仪式完毕，校长仪仗队退场，哈佛校乐队开始演奏，纪念讲堂钟声响起。然后各学院、各宿舍用午餐，这个时候才逐一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给他们颁发毕业文凭。然而，这一天的压轴戏是哈佛校友会下午组织的聚会，校长和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到时会发表演讲。
即便碰上雨天，毕业典礼也是一个欢乐的场合。现在看来可能还有点儿轻浮，不过在基辛格毕业的时候可不一样。在他入读哈佛的前一年，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那是1947年6月5日，马歇尔讲话还是保持其一贯的风格，面无表情，声音单调，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承诺美国将给欧洲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史称“马歇尔计划”。因此，基辛格和他的同学毕业那年，当他们得到通知说当年的毕业典礼演讲嘉宾是马歇尔的接班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时，他们便料到绝不会听到什么轻率言论。
尽管基辛格学习成绩很好，毕业论文也很有分量，但他并没有在1950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唱主角，那年是历史悠久的哈佛大学的第299届毕业典礼。他不是五人永久班委会委员，也不是发言的学生代表。他不过是浩浩荡荡的分列式大军中3 000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之一。虽然他参加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在哈佛举行的年度文学演习，成为为数不多的听到罗伯特·洛威尔现场朗诵的一首新诗的幸运儿之一，但他显然没能参加毕业典礼前的其他活动：洛威尔宿舍楼举行的“大四学生交谊舞会”、波士顿港月光游轮、美国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任命仪式，更不用说哈佛–耶鲁棒球赛及哈佛乐队与合唱团联合演出的音乐会了。对这些青少年的活动，那些勤奋的已婚老兵一般都会回避。然而，毕业典礼又是另一回事。尽管典礼上人们的服饰古典花哨，年轻人情绪高昂，艾奇逊的演讲仍给现场带来一种庄严感。
1950年6月22日，星期四，初夏阳光普照，在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格外令人精神振奋。然而，哈佛校园上空也出现了云彩，那可不是普通的云彩。别具意味的是，那天的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约翰·冯·诺依曼。诺依曼仇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更不用说凯恩斯主义），这在他设计第一颗原子弹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还与人合作发明了氢弹、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数字计算机。虽然艾奇逊是毕业典礼的主要演讲嘉宾，但他前面还有一个演讲人卡洛斯·罗慕洛将军：菲律宾人，先后出任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虽然今天好多人都不记得罗慕洛曾担任菲律宾外交部部长近20年，但他当时的讲话极具预见性，令艾奇逊望尘莫及。罗慕洛宣称：“用亚洲人的眼睛看亚洲是西方制定亚洲政策的首要前提。你制定针对欧洲的政策模式……以为在亚洲也管用，这是不行的。”
动不动就认为亚洲的什么民族主义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倾向建立在另一种需要重新审视的观点之上……毫无疑问，亚洲存在共产党领导或煽动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这也不一定能抹杀该地区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固有特征……这些运动尽管原本是因一个民族向往自由而发起的，但后来由于缺乏西方朋友迅速有效的支持，胆小糊涂的自由党被政治上狡猾残忍的共产党夺走了领导权。
要是艾奇逊以及美国后来的国务卿能对这些话深思一番就好了。
艾奇逊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父亲是英国牧师，母亲是加拿大人（继承了一大笔遗产）。马萨诸塞州的人对他有疑心。（《波士顿先驱报》用怀疑的口吻说他“外表像英国贵族”。）然而，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人。哈佛大学很同情他，特别是当时极端反对共产党、极其无耻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麦卡锡一直污蔑他，因此为他特意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就在4个月前，麦肯锡公然指责美国国务院中“共产党分子活动猖獗”。其实，艾奇逊的对苏政策正越来越强硬。刚打完“二战”时他还比较迁就斯大林，但1950年他已经是美国政府中最坚定的鹰派人物之一了。因为他态度非常强硬，他访问剑桥时引起了几场居心叵测的游行示威，组织者是一个所谓的和平组织：马萨诸塞州和平行动委员会，为首的是罗伯特·穆尔神父，他是罗克斯伯里的一名圣公会牧师。（当天下午，穆尔因未经许可便给波士顿大学学生做演讲被捕。）一名示威者打出标语“艾奇逊，我们要和平不要炸弹”，另一名示威者强烈要求他“停止战争谈判”。
艾奇逊的强硬立场是针对来自麦卡锡的压力的，更是针对斯大林的行为。实际上，他在毕业典礼上主要讲的是1945年以来苏联的敌对行为。他说，苏联对伊朗和土耳其“重新施压，进行恫吓”，把“自己任命的政府”强加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援助“希腊共产党操控的游击队”，“对德国东部地区实施苏式管理”，“成功控制了匈牙利”，试图“通过罢工和其他破坏活动阻止法国、意大利政治经济复苏”。苏联的种种行为迫使杜鲁门政府于1947年先后增援希腊、土耳其以及西欧。之后共产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签署共同防御协议，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艾奇逊得意地将《北大西洋公约》比作英国《大宪章》或美国《独立宣言》。他的结论很明确：“除非苏联领导人真正接受‘共荣共生’的哲学，否则，无论自由世界施展什么妙招，无论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什么特洛伊式的鸽派人物，都无法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也许特洛伊式的鸽派人物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但媒体最关注的还不是这个。因为艾奇逊又找补了一句，或许是为了安抚外面主张和平的示威者吧，“战争不是不可避免”。
没过三天，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的黎明时分，朝鲜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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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已从记忆中消退成为历史，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要记住：冷战的确是一场战争，不是令人温暖的和平。第二点我们要记住的是，冷战跟众多预言家预测的根本不一样，“冷战”一词最先是记者赫伯特·贝雅德·斯沃普从作家奥威尔那里借用的，后来通过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得到普及。从我们今天变形的后视镜往回看，我们看到的要么是两个对立帝国的经典故事，要么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殊死斗争，或者更确切地说，两者都有。更仔细地审视会发现发生的事情相当奇特。那些预测20世纪40年代末会出现一场美苏战争的人，多数认为到某个阶段会出现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那可能是一场核战争，也可能是一场常规战争，又或者两者兼有，而欧洲将是主战场。的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将军们都在为此而准备着。但是这场战争偏偏就没打起来。实际上，冷战体现为一系列的局部冲突，几乎遍及全世界，就是不包括欧洲，主要战场是亚洲。美苏军队从未正面交锋，但是1950—1990年的所有战争中至少有一方是（或者据说是）超级大国的代理人。
约翰·加迪斯认为冷战是最出人意料的必然事件。首先，美苏“二战”联盟的迅速破裂并不像今天看起来的那样不可避免。斯大林对战后建设似乎有多种打算。他说，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可以“采用其他政治制度，比如说民主制、议会共和制甚至是君主立宪制”。1944年6月，他对“卢布林波兰人”说，苏联要“与西欧国家结盟，与英法结盟，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杜鲁门总统也有充分理由继续与苏联保持战时同盟关系。他与斯大林首次会晤后写信给妻子：“我喜欢斯大林，他很直率，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得不到便会妥协。”
那么为什么战后盟国瓜分德国后不能继续保持和睦关系呢？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确立的“百分比协议”看似公平合理，两国差不多平分了巴尔干半岛。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暗中牺牲波兰的做法不大光彩，但也可以说那是为和平共处打基础。斯大林对米洛万·吉拉斯说：“无论谁占领一个国家，都会在那里施行自己的社会制度。”这句话也没什么不对，只要各自势力范围得到认可和尊重，超级大国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问题是总有人心存疑虑，首先是美方，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怀疑斯大林不会满足于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得到一些地盘。早在1945年10月27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封信中）告诫自己：“除非苏联面临一记铁拳、一种强大的语言威慑，否则另一场战争在所难免。”4个月后这种情感被赋予战略性实质，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电报，这也许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通信。
凯南是威斯康星州人，父亲是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他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任职期间，正值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因此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施行。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杜鲁门均未识破斯大林的真正图谋，凯南十分失望，于1945年8月提交辞呈，理由是“最近一战我们好不容易赢得的政治资本被肆意挥霍，政治上也未能乘胜追击，因此深感沮丧”。在他第二次任职于美国驻苏联使馆即将届满之前，国务院要求他对近期苏联的行动发表评论。他的答复是要为美国整整一代的战略家奠定基础，尤其是基辛格。如今再读这份长电报，考虑到它的电文风格，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是一份极其微妙的文件。凯南认为，“苏联依旧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圈’中，因此，长远来看，不可能存在永久的和平共处……苏联领导人对世界事务的看法有点儿神经过敏，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传统的……不安全感”。（凯南在1946年3月发回的一则新闻报道中不无调侃地写道：“只有美国进行全面裁军，把空军、海军移交给苏联，把政权让给美国共产党，才能消解斯大林‘险恶的疑惧心理’。”）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层面看，还是从历史来看，苏联政策都可总结如下：
必须千方百计提高苏联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相对力量。反过来说也不要错过任何机会，以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
凯南非常清楚，苏联的意图不仅是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欧洲，而且还想称霸全球。他在长电文里提到几个潜在的目标，有伊朗北部、土耳其、中东，甚至阿根廷。在经济上讨好别国将一事无成，因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苏联政策将会真正实现专制”。苏联要应对的只有一样：武力。“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
任何战略争论上的成功干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体现了其他人已有的想法。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会议上吹响号角，告诫人们“铁幕”将降临全欧洲，凯南的观点恰好与之吻合。另外两位美国专家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更是危言耸听，几个月后他们说“苏联……一心要称霸世界”。在杜鲁门看来，这些分析之所以有一定道理，不是因为斯大林要求在东欧设置亲苏联政府，而是1946年8月他要求土耳其赠予领土乃至达达尼尔海军基地。杜鲁门总统派第六舰队前往地中海东部，结果真如凯南预言的那样，斯大林撤退了。至此总统才相信他的话。商务部部长亨利·华莱士发言反对“采取强硬政策”，随后被迫辞职。用凯南的话说，再也不能对苏联表现出任何“愚昧的绥靖姿态”。
然而，凯南并不是战争贩子。1947年1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开会，凯南在会上说，美国及其盟国可以“采用礼貌的、非刺激性的方式”遏制苏联，直到苏联国内出现变化为止。同年晚些时候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阐明他所说的“遏制”为何意，文章署名“X先生”，轰动一时。他认为：“苏联……自身就蕴藏着腐朽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任何“神秘的、救世主式的运动都将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调节”，要么是分裂，要么是“瓜熟蒂落”，这样它才能被有效挫败。因此，美国政策应该是“长期、耐心而又坚定、警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不断改变地理位置和政治立场，灵活警惕地运用反作用力，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策略来随机应变”。凯南是外交家，他所构想的遏制主要是一种外交策略，不是军事策略；其蕴含的坚定意志是用一封封电报传递的，而不是一个个装甲师或一枚枚导弹。然而，在1947年的世界形势下，不难读出他对新策略至少下了一个定义：“只要苏联露出侵犯这个和平稳定世界的迹象，就要随时随地用不变的反作用力与之对抗。”这个定义就是命令，只要苏联的侵略行为初露“端倪”，全世界都应该以武力还击。
实际情况是，起初遏制只限于经济领域。在财政紧张的英国政府宣布取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时，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向国会说明在危难之际美国应挺身而出。这些国家其实真正需要的是钱，但杜鲁门在马歇尔、艾奇逊和助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怂恿下，将这一要求表达为世界范围内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应该“支持自由国家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实际上凯南并不赞同杜鲁门演讲时那种救世主式的措辞，但即便是对李普曼这样精明的评论员来说，杜鲁门的用词和凯南定义的“遏制”也并无二致。）第二阶段的遏制也是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同样，美国需要输送给欧洲的只是钱，这笔钱相当于从1946年到1952年美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但是这次凯南的计划玩了个小花招：邀请苏联及东欧政权参与“欧洲复兴计划”，他们早就预料到斯大林会拒绝，结果也确实如此。第二个花招是马歇尔坚持联邦德国不仅要经济复兴，还要政治重组。斯大林深思后认为，还是推动德国统一、去军事化更好，结果又中计了。他正要反戈一击，封锁通往西柏林的公路、铁路，但美国采取空运物资，斯大林第三次失利，美国的后勤工作获胜。
不难想象（欧洲、德国和柏林）一分为三的各种结局，这种划分在1949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时已基本完成。凯南自己向往的是德国统一、中立（A计划），苏联也一再提议采用这种方案。其实，这很可能就是艾奇逊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所指的“特洛伊式鸽派”的观点。在东欧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并非必然：只能通过残酷的方式强制实施，有些时候（例如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1968年在布拉格、1981年在格但斯克）还需要重新强制实施。西欧共产党全都未能掌权的局面也不是无法避免：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可以拿到高达1/5的普选票，尽管做法比苏联巧妙得多，美国也还是通过见不得人的手段将它们排除。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芬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果不亲苏，就算中立国家）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非民主国家，但不是苏联集团国家），很少有欧洲国家最后成了“灰色地带”。
美苏对立之所以具有深远影响，是因为在1948年，遏制开始演变（为此凯南越来越沮丧）成为军事策略，而不再仅仅是外交、经济策略。其中一个原因是苏联悍然在布拉格发动政变。另一个原因是西欧各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的前兆是《布鲁塞尔条约》，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5国签署了有效期为50年的军事防御盟约。但主要原因是美国意识到一点，即欧洲殖民帝国纷纷出人意料地迅速瓦解，这让苏联轻而易举捡了个大便宜，比东欧还“肥”。在这种局势的启发下，斯大林1948年3月对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布强制令：“大力支持附庸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人民反对美英法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当然，在中东地区，尽管苏联竭力拉拢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很难阻止统治权由英法转移到美国手中。然而，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似乎不可阻挡。
1949年夏至1950年夏，战略天平似乎奇迹般地又倾向了斯大林一边，要夸大这一点实属不易。1949年5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夺取了上海；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10日，蒋介石逃到台湾。毛泽东已经表示要和苏联结盟；1949年12月，他动身前往莫斯科表明与斯大林保持同一阵营，回国之前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杜鲁门呢，1948年出人意料地再次当选总统，1949年在柏林大获全胜，但1950年上半年却倒了大霉。美国刚刚“失去”中国，阿尔杰·希斯就被判做伪证，克劳斯·福克斯暴露了其苏联间谍身份，于是麦卡锡粉墨登场，发起反共的女巫搜捕行动。艾奇逊与希斯私交甚密，得知其做伪证一事后颇觉尴尬，加上苏联威胁亦令他诚惶诚恐，于是急忙将遏制转变成一种军事策略，宣布了保护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防御圈”计划。（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居然不在保护名单之列。）过于敏感的凯南被调任政策规划部负责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前副主席保罗·尼采。下文将谈到，对尼采而言，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之所以提议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主要原因并不是失去了中国，而是因为另一个更可怕的消息：苏联通过间谍活动和自行研制，已经有能力制造原子弹，说不定还能制造一种美国也在研制的杀伤力更大的热核弹。然而，NSC–68号文件是在呼吁生产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NSC–68号文件是多年后基辛格担任国务卿时才解密的一份文件。文件提议“在自由世界迅速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其前提是苏联“计划……彻底颠覆或武装消灭非苏联世界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代之以由苏联控制、对苏联言听计从的组织和结构”。美国是实现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是“头号敌人”，“必须千方百计颠覆或破坏其完整性和生命力”。而且，苏联正在增加军费开支，不仅是在相对意义上，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绝对意义上超出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在备战，而自由世界却没有备战，两者距离越拉越大”，为此，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其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开支的比例，尼采估计为6%~7%。该文件不仅详细说明了凯南构想的外交遏制的目标，也详细说明了杜鲁门总统“公平施政”的目标，后者旨在削减美国国防预算以支持国内计划。“公平施政”在政府部门内部遭到抵制一点儿也不奇怪，抵制的人有新任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凯南本人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其他苏联问题专家。但是这一切都是苏联支持朝鲜入侵韩国之前的事。
因此，哈佛大学1950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是一个开端：不仅是3 000名毕业生职业生涯的开端，也是一个新的危险时代的开端。对基辛格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从今以后他们都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生活，时间长达近40年。我们现在知道冷战并未升级到美苏公开交战的地步。然而，对哈佛大学1950届毕业生来说，“长期和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谁能料到这种紧张状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而且其结果就是凯南在长电文中预料的那样：苏联解体。在与德军和日军作战过的美国兵眼里，朝鲜战争很像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麦克阿瑟将军重返战场，指挥部队在仁川侧翼包抄朝鲜部队，将他们赶回三八线以北，一时间美军人员心头不由得涌上一种崇高的怀旧之情：曾几何时他们在欧洲战场也是如此这般地英勇杀敌。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又极度恐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几乎将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全部歼灭。诚然，1951年5月，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不听指挥而撤了他的职，改任李奇微将军为美军总司令，及时制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进攻，苏联也在纽约首次试探性地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极不友好，举个例子，1952年10月，凯南被苏联驱逐出境，颜面丧尽，成为驻苏时间最短的美国大使。的确，他在柏林对记者说“他现在在苏联首都遭受的孤立比在德国担任外交官被关押时还糟糕……那是在德国对美宣战以后”，这么说不大合适，也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但是，很多人都和他有同样的观点：冷战发展到了新阶段，后面的事显而易见，区域战争会引发世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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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学者都难以理解，更无法容忍冷战期间美国一流大学的学者潜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策略。很多学者在谈到学术界与负责对付苏联威胁的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关系时总是愤愤不平，好像教授效力国防是一种根本性错误。我还是要重申：冷战就是战争。当然，苏联从未入侵美国，但是它却把核导弹弹头对着美国，部署反美间谍，动辄恶语相加。苏联还善于将极不自由的意识形态和管理制度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如地理位置靠近美国的古巴等国家。如果有谁暗示哈佛大学不应该那么卖力地支持国防部或中情局，那是低估了苏共造成的重大威胁和大学支持国防的价值。
无论是对新科文学学士亨利·基辛格还是荣誉科学博士约翰·冯·诺依曼而言，有件事是分内之事：他俩都是遭到极权主义威胁而被迫离开欧洲的学者，应该为美国政府效力，何况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为直接公开承诺维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当然也不是说，只有逃难到美国的人才有这种想法。科南特校长在自己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谴责说“现在有一种哲学在迅速传播，它否认所有学者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前提。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接受苏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所持的一种态度……辩证唯物主义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眼里的专制主义”。科南特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联合研究开发管理委员会委员，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核技术军用和民用问题专家，地位仅次于奥本海默。然而，他和奥本海默不一样，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无可怀疑：早在1948年9月，他就呼吁禁止聘用共产党员为哈佛大学教师。
说到为中情局卖力或与之合作，冷战期间最龌龊的事不是哈佛大学做的，而是耶鲁大学做的。凭借维芬普夫合唱团，还有其独特的耶鲁式思维方式，学校教师于战时在战略情报局和早期的中情局中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大得多。据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谢尔曼·肯特“比西西里人还会捅刀子”。耶鲁的其他历史学家，如沃尔特·诺特斯坦和诺曼·霍姆斯·皮尔森等，也是中情局的常客。普林斯顿大学也是中情局重要的人才备用库，组建了“普林斯顿顾问委员会”，这是一帮高级学术顾问，在顾问委员会主席是艾伦·杜勒斯（1914届毕业生）的领导下，每年在该校拿骚俱乐部召开4次会议。但是，如果低估哈佛大学在冷战早期情报工作上的作用也是错误的。哈佛大学柯立芝荣誉历史学教授威廉·兰格是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部主任，该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中情局国家评估办公室，还是由他担任主任。麦乔治·邦迪虽然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是在哈佛大学成为终身教授的，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邦迪得意地说，哈佛大学的许多战后区域研究计划“得到战略情报局的哈佛大学校友的操控、指导和激励；战略情报局是一个卓越机构，一半是警察和强盗，一半是教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演时说，“有区域研究项目的大学与美国情报搜集机构之间”完全应该“多多相互渗透”。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不难将这种相互渗透看作一场邪恶的勾当，因为堂堂的哈佛大学竟然沦为区区一个“政府扩展机构”，年轻、胸怀大志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基辛格竟然为了个人发展而急切要求投身国家安全事业。但这是对证据的误解。基辛格学的是行政管理。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教授对制定美国对苏策略极为热衷，学生受到老师这方面的指引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早在1941年11月，卡尔·弗里德里希就预测：
除非英国也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可以想象，但不太可能），否则战后世界将被划分为英美和苏俄两大势力范围……美洲和西欧的相当多的国家很可能会聚集在美国周围，而亚洲和东欧很多国家会团结在苏联周围……美苏对立的世界观会在世界各国的内部矛盾中反映出来，在边缘地区引起内战。
弗里德里希在著作《普通人的新形象》中提到冷战“史无前例的”特征。
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国家构成的均势体系。历史上曾有过横跨大陆的帝国……历史上还从没有出现过两个各具防御和自治能力的洲际大国对立的情况。但是更为非凡的是两国都有一个信条。每个国家都像一个宗教派别，都像宗教一样希望所有人接受自己的教义：这些国家都是传教士，情不自禁地要传教。
基辛格读研究生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曾给他布置过一项任务，让基辛格帮他编一本供美国军方使用的讲述民主德国状况的手册。
不过，对基辛格具有更大影响的始终是威廉·扬德尔·艾略特。艾略特渴望为国家安全尽一己之力。早在1946年，他就提议增强联合国权力以对抗苏联的“权力体系”。他是最早主张将核武器置于国际掌控之下从而避免“军备竞赛”的人之一。他认为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奠定了基础，可惜苏联拒绝投赞成票。20世纪40年代末，艾略特担任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尔干半岛功勋卓著的中情局计划处副处长弗兰克·威斯纳的“临时顾问”。然而，尽管他可以游说中情局副局长威廉·杰克逊，但也无法再升迁。1951年，艾略特只好接受他在中情局的“闲置身份”，“免费”提供将来所有的咨询服务。但无论遭受怎样的冷落他就是不离开首都。他成了密西西比州由民主党人威廉·科尔默任主席的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与规划特别委员会顾问。他还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援助特别委员会的人事主管，后者的委员会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克里斯蒂安·赫脱（后曾短期担任国务卿），大部分战后欧洲局势报道都由他执笔，这些报道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支撑材料。该委员会为艾略特首次见到加州新任代表理查德·尼克松提供了机会，尼克松是贵格会教徒，性格腼腆，疑心重，很善于调动听众情绪，因为对阿尔杰·希斯穷追不舍，逐渐为国人所熟知。也是在赫脱领导的委员会，尼克松与弗兰克·林赛首次相识，当时林赛还在中情局，两人的交情在近20年后结出了意义重大的果实。
艾略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写过一篇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在朝鲜战争期间担任国防动员办公室助理主任，还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与美国教育和共产主义委员会外交政策研究小组组长，该委员会推出一项计划，向美国青年人传授有关“国际共产主义的客观、基础、实实在在的知识”；他还（与邦迪、凯南和施莱辛格一道）是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另一个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进美国政府的结构与实践才能充分有效地履行美国的职责和义务”。颇令人玩味的是，该小组提出的答案是要增强总统相对于国会和各行政部门办事机构的权力。在这一点上，艾略特比同事更为大胆，称赞英国“严格限制议会调查会影响外交事务的问题的做法”。同时他主张“赋予总统在任期间就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召集选举的宪法权力，并且总统和国会议员均应参选”，换言之，要赋予总统跟总理一样可按自己的意志“进行大选”的权力。
有时，艾略特对各种英国问题的热衷近乎一种自嘲，比如，他曾热心做过一次题为“英联邦精神”的广播讲话。他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做罗德学者时出席过圆桌会议，他花费十多年时间多方游说建立一个美国式圆桌会议却毫无结果。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决定不支持英国，他嗟叹不已，认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运河管理公司国有化是侵略行径。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艾略特依然敌视阿拉伯、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并向尼克松总统保证说殖民地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承担“现代国家应有的职责”。然而，一般人察觉不到的是艾略特希望增强总统在外交事务领域的权力的观点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杜鲁门总统任期将尽，下任总统正在思考如何改进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艾略特提出急需“协调白宫各行政部门的工作……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管理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现在的共同安全主任办公室以及国防动员办公室”。他最初的建议是“将预算办公室主任……提到最高级别，就像是参谋长或总统秘书长的级别”。但是后来他修改了这项提议，建议艾森豪威尔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当作“参谋机构”而不是“秘书处”。
总统不可能下放足够的权力给任何其他政府官员，让那些官员在主要内阁官员之间存在强烈意见分歧时以强硬方式解决问题。他也不可能设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助理总统职位。但是他可以，而且在我看来也应当设一个高于秘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主管或人事主管的职位。如果能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具有足够的外交技巧和安排职员能力的人，那么就能促进不同部门达成一致，就能为总统在真正可选政策方面提供合理评价……委员会行政主管应该……保证总统在委员会建议基础上提出的政策指令不仅仅是一种劝告……总统必须支持委员会行政主管或人事主管，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人事主管应该能够始终以总统的名义进行管理。
下文将看到，16年后，艾略特的高足基辛格扮演的正是这一角色。还有一点很重要，艾略特的备忘录也考虑让副总统在决策上发挥更大作用，比如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这一点可谓正中被艾森豪威尔选为1952年大选竞选伙伴的尼克松的下怀。
艾略特满脑子都是点子。1955年，他负责领导另一个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研究小组，该小组的报告（《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提议美国、加拿大应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取得某种联系。6年后，美加两国成为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艾略特骨子里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他和同事一道创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但是他也精明地意识到第三世界将会是“政治斗争的决战区，而那里现在是苏联的主战场”。跟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一样，艾略特极力要求美国开始“训练一支有能力‘支持’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新兴政府的安全部队甚至是军队”。但是他极力主张打“心理战”。早在1950年年初，在提交给参议院的一份他为生产管理办公室起草的报告中，他就强烈要求在“和平时期打心理战”以替代军事干预。
心理战究竟是什么？艾略特的多种活动表明心理战的内涵颇为复杂。艾略特是1951年成立的美国解放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参与开办了美国对苏广播“自由电台”（原名“解放电台”）。他还坚定主张实施“文化交流”计划，资助那些“开始为我国提供资源的”国家的学生来美留学。1960年，他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讲时说：“我们要帮助发现、培养一些人来治理国家，这样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国家，才能做其他事。”但是心理战也包括赢得国内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53年4月，就在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被任命为总统顾问之前，艾略特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国内心理防御措施组织”。他的观点是“在自由市场和公开竞争环境下让人们坚持保有各种观念”是不可靠的。国务院需要更积极地成立“顾问小组”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还可以让他们转变观念，接受国务院的看法”。
心理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战略情报局（战情局），当时战情局有一个单独的部门，专门负责最初所说的“鼓舞士气”。1947年这一观念再次付诸实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1号文件授意在意大利竞选中采取秘密行动对抗共产党，支持基督教民主党[1]。最初，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4–A号文件，只有中情局才有权开展“秘密心理行动抵制苏联及苏联驱使的活动”。但是几乎在转眼之间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即特殊项目办公室（后改称政策协调办公室，或OPC），弗兰克·威斯纳任办公室主任。该机构虽然设于中情局，但同时也能得到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信息。OPC专门设立前线组织：比如，负责自由欧洲电台的美国自由欧洲委员会、自由工会委员会、知识自由美国人协会、文化自由大会，仅举此四例。威斯纳把OPC比作“强大的沃利策”风琴，但是一开始它演奏的音乐就不够和谐。一个原因是心理战很时兴，不可能被哪一个机构所垄断，所有人都想参与其中。但是还有一个原因，积极支持文化自由大会等组织的人个个都特别热衷于争吵。自由党成员甚至是社会主义反共党员与那些原来信仰共产主义或麦卡锡思想的人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只对苏联同仇敌忾。1951年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PSB（心理战争署），目标是恢复原有的和谐。然而，不和谐之音依旧。PSB内部的某些人，尤其是执行秘书帕尔默·帕特南希望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垮台”、苏联集团解体（“解放”），而政策规划办（和中情局）一些比较谨慎的人士建议“共存”。尼采气急败坏地对PSB主任戈登·格雷说：“我说，你怎么就忘了政策呢，政策由我们定，然后你再让该死的电台播出去。”然而，国务院和中情局开展的一些活动，包括“暗中支持‘友好的’外国分子、搞‘黑色’心理战甚至鼓励敌对国家的地下抵抗等”（凯南原话），成效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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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战的重大策略问题到具体实操事宜，这一切都让基辛格着迷，这毫不奇怪。这是一场新的“大博弈”，常春藤学校的尖子生都渴望一展身手。跟同学讨论苏联对中东的威胁或者杜鲁门总统承认以色列立国的危险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旁观者。我们不能说基辛格要走一条显而易见的权力之路，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应该去拿一个社会科学或法学的博士学位。
基辛格一开始是想沿着艾略特的足迹，申请到牛津大学读“政治学研究生”。艾略特不以为然。他写道，基辛格不具备“特别明显的申请诺克斯奖学金所需的个人资质”。再说他已经结婚了，这也是个不利因素。但是这还不是他放弃到牛津深造的主要原因。基辛格对贝利奥尔学院的资深导师是这么解释的：“很遗憾国际局势不允许我离开美国。我还是预备役队员，希望能够超期服役。”哈佛1950届毕业生中的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大学毕业不久就要重回军营。有人也许以为基辛格害怕这种命运的安排，但若这么想就低估了他从军事活动中得到的满足，而高估了他对学术生涯的执着。这个哈佛的书痴看似矜持冷漠，只有老战友才知道他内心有一团火。在这方面最了解基辛格的莫过于弗里茨·克雷默。1950年9月，克雷默写道：“如果你突然心血来潮，很想挑衅滋事，深夜用石子砸我窗户，给我朗诵你的新诗，或者告诉我你情人的眼睛是多么美丽，我知道你成家了，不赞成找情人，但是试想我毫不犹豫地来到你门前，给我们俩各倒上一杯，悠然自得。”两人一直是铁哥们儿，克雷默推荐基辛格到情报部门工作，“他还可以到总部做些带点儿‘理论性的’案头工作，也可以执行实际任务”。基辛格也投桃报李，设法为克雷默的儿子斯文弄到一份上私立学校的奖学金。1950年3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基辛格自愿提出参加“为期三个月的现役军人训练”，地点是巴尔的摩市郊霍拉伯德营的反谍报部队学校。培训课程包括“侦察叛国、煽动叛乱与颠覆活动，预防、侦察破坏和间谍活动”。他的表现依然让反谍报部队的上司刮目相看。“基辛格有一种非常出色的、鲜活而客观的伦理价值观，”这是1950年7月一位上司对他的评价，耐人寻味，“他具有一种罕见的个性，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标准，但对于和他的标准截然不同的那些个人的或集体的生活方式，他也能容忍或者理解。”
基辛格效忠国家是因为他成功地、有意识地理解了国家的真正本质和真实目标。效忠归效忠，但他没有对国家的所有政策、所有做法不管好坏全数赞同。他的洞察力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常常能对国家的问题提出冷静的批评……我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哪次批评是无效的，或者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与最高国家伦理的字面意义或精神实质背道而驰。
基辛格在冷战期间的情报工作生涯，包括心理战，对他的军旅生涯影响至深，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倒未有体现。1951年年初，他成为ORO（陆军作战研究办公室）顾问，这是一个混合机构，其中一部分成员以前属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但其总部是设在华盛顿麦克奈尔堡的国防大学。陆军对作战研究的定义是“对军事问题进行分析性研究，为掌权的指挥官和参谋机构制定行动决策提供科学基础，从而提高军队作战能力”。ORO的大部分工作都跟武器有关，多半工作人员是理科出身。不过C.达尔文·斯托曾巴赫（此人从前做过空军计划分析师，后来在预算局和商务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又成为ORO高级作战研究分析师）希望下属能有不一样的技能。国防大学当时在研的17个项目之一的使者项目“旨在判定被占地区军事政府的行为”。具体而言，军方希望有人就美军占领对韩国人民的“心理影响”进行实地研究。尽管基辛格对东亚状况一无所知，尽管更有资格被派往朝鲜半岛的、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大有人在（比如他弟弟），最后被选中的却是他。这就是部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