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朝鲜之行还有一段序曲：他去了趟日本。因为军用飞机的行程要求，他只好取道东京，在东京停留时会见了各界人士，有学者、记者，还有国会议员。绕道日本也很有意思：他见到的一个人“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把中国和苏联分开”。但是如果他指望跟日本人的这些接触对他的朝鲜之行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是低估了朝鲜半岛的反日情绪，要知道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最终战败前，朝鲜半岛一直是日本殖民地。他顶多也就是比较一下美国占领日本和美国占领韩国有何不同。1951年夏末，基辛格抵达朝鲜半岛，跟往常一样，他一到就开始投入严谨的工作，和美方及韩方人员就各种问题举行会谈，从战区难民的食物配给到高水平译员的缺乏，再到大量韩国官员的腐败，不一而足，最终形成了一份49页的报告，就占领期间的治理问题，尤其是移民处置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改革措施。但是报告最后比较笼统地强调了几点：“军事指挥和民事责任不可分割，军队内部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民政工作”，需要有“在民政职能方面懂行的官员，包括能熟练使用该地区语言的官员”，需要“提醒指挥官和其他军事人员，要实现军事政治目标，处理好民政事务也很重要”。
这份报告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有一点很清楚，部队的兴趣不在韩国本身，而在一般性的占领问题上，说明至少国防部有人希望美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进行更多类似的军事干预，最可能的地点是法国正努力重新控制的印度支那。其次，基辛格跟斯托曾巴赫协商报告定稿时体现出他是一名很干练的部队文员。
我知道你不愿意提出我们的数据无法支持的建议。对此我百分之百同意。然而，从方法论角度来说，不可能提出一个完全可以用数据支持的建议，那样的话你就要进行描述。换句话说，建议总会带有一丝解释的成分，因此你总会处于某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我认为我们要提的建议是最低限度的，如果再打折扣，当然无可挑剔了，但也就毫无意义了。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可以修改某些结论。这么做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等到我们有十足的把握再发表意见，到头来我们就发表不了任何意见……如果我们写的报告让国防部的每一个上校都能看明白，那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上校都会认为自己同样能写出这么好的报告。
基辛格的焦躁所透露的不仅仅是他好斗的个性。他对斯托曾巴赫说：“如果我们开始进行重大实质性修改，只怕到印度支那开战了我们还在争论不休。”
事情总是环环相扣。基辛格圆满完成朝鲜报告后大受鼓舞，紧接着给《前线无处不在》的作者威廉·金特纳[2]上校写信，自告奋勇起草一份“备忘录，大致介绍作为远东心理大战一部分的一个针对日本的计划”。与此同时，在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鼓动下，基辛格原来的导师克雷默应征入伍，被抽调到PSB从事针对后来成为美国国家心理战争计划中F小组成员国的德国的工作。不久，基辛格也当上了顾问。从此出差的机会更多了，这次是到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国家。结果他就根据“在德国几个星期的生活”，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探讨新建的联邦德国“对美国的普遍不信任感”。
在基辛格看来，心理战就是透过不满言论的面纱看出人们心态的实质。表面上看，联邦德国人不满国家被永久瓜分的前景，不满对战争犯的处理，不满国家重整军备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基辛格认为“这些具体的牢骚不过是表现了一种更基本的愤恨，夸大它的严重性是错误的”，如果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那错误就更大了。
这些牢骚还可以这么来看：它们说明美国人根本不懂德国人心里在想什么，德国人讲的是历史经验，而美国人却大谈特谈法律文件。
这样一来，美德关系就带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可悲色彩。最近30年，德国经历了三次巨变：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灭亡。年长的一代人玩世不恭，心里就想到一点，即下次要千方百计站在胜利的一方。年青一代还没看清时局，正在摸索。美国人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危险，这很容易让他们联想到戈培尔的宣传，同时也让他们感到很肤浅，因为最近他们还跟苏联打过交道……1950年美国对德国军备问题的态度突变，多数德国人认为这不是宽宏大量，而是极大的讽刺。说来道去，德国人已经很疲惫了，神经兮兮的，无论谁来规劝都会招致反感。到处弥漫着一种恐慌心理：害怕再来一场战争，害怕再次遭到轰炸，害怕再次被占领。
基辛格引用了一些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德国西部地区的人认为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坏，比苏联人还残忍、傲慢，这一点倒是出乎意料。他写道：“夸赞苏联人实际上正说明他们很讨厌美国人。德国人逐渐产生了这么一种刻板印象：美国人傲慢、残忍、不通人情、不讲道理，明显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玩世不恭。”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的答案解释了他的“心理战”理论。他认为：“德国赤化不存在任何危险。”真正的威胁在于“教条式的反美主义滋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可能出现一个亲苏联的独立政府，其意识形态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别。这种倒退的铁托主义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法律关系框架”，但是它“忽略了让这些关系发挥作用的心理氛围”。与此同时，美国似乎将德国重整军备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便利条件。苏联则反其道而行之，“只追求最低目标，试图把德国变成中立国，重视德国的有关利益”：“苏联人提倡德国统一，利用德国人害怕重整军备的心理，强调朝鲜被打败的现实，由此创造出一个中立主义的环境，要实现这样的环境，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即反对美国。”
基辛格的结论很清楚。美国“如不强调其政治策略中的心理成分”，则将无法“修正自己的对德立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又不能通过“官方渠道或官方人员”。关键是要“在各个层次以非官方形式”开展工作，具体如下。
派几个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到德国，给他们一个身份做掩护，这样他们就可以到处跑，结识朋友。大学、大基金会、报社和类似机构都是很合适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让德国人和美国人参加合作项目，在工作中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研究小组、文化大会、教授互访、实习项目，在非官方力量支持下，尽量广泛开展各种活动。
总之，虽然心理战（艾森豪威尔后来也承认）这个词并不中听，但其讲的其实就是文化交流，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并非那么险恶。
基辛格回到德国，对故乡又产生了那种矛盾心理。离开奥伯阿默高才5年，这个县的经济恢复情况令人惊讶。他告诉父母：“不管你们怎么看德国，这里的经济恢复情况真是太棒了！”然而很奇怪，德国人还是一点儿也没变，纳粹政府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仿佛从来没发生过似的。“巴伐利亚人还是像往昔一样喝酒，黑森州的人还是那么讨厌。”在去克虏伯兵工厂途中，基辛格在杜塞尔多夫会见了一些实业家，他暗自思忖，他们“谁曾想到”自己会有朝一日举办宴会招待基辛格呢？
更可喜的是ORO为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职位，接替被派去负责东京办事处的斯托曾巴赫。这么好的肥差怎能错过？基辛格根本不稀罕学术环境，他打心眼儿里高兴能重操旧业做军事情报工作。能回到朝鲜，在“作战区”附近工作真是太过瘾了！再说，回到这种工作环境中，既需要有过硬的沟通能力，又需要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这是多么惬意！（基辛格要求补贴开支时还不忘跟斯托曾巴赫的秘书耍嘴皮子：“我知道你的生活没有票根会多么空虚以及我的生活没钱会多么空虚。”）军队生活也有极为阳刚的一面。他曾向一位朋友坦言：“男人不空谈，踏踏实实地干活，能和他们一起工作……我总会感到很振奋。”与之相反，回到哈佛则意味着回到“左一个如果、右一个假设的大本营”，“哈佛的氛围仍然让人感觉有点儿不大真实，尤其是认真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时，比如采取行动存在哪些前提。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在韩国的议政府美军基地[3]工作比参加剑桥的研讨会收获还大”。
1950年年初他在信中再次提到这种氛围的差别。1952年10月，他写道：“我和部队很多部门打过交道，人们都很有活力，对国家忠心耿耿，我希望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能学习一下这种精神。”两年后他发牢骚说：“不管霍拉伯德堡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样的感情，都比哈佛的很多同事有人情味儿。”
既然如此，基辛格为什么要拒绝斯托曾巴赫提供的职位，放弃实打实的情报工作而选择“不切实际的”高校生活呢？为什么1952年年底他“在华盛顿的活动少而又少”，连ORO的顾问工作也放弃了呢？
5
成家以后不能什么都自己说了算。然而，很难让人相信基辛格决定继续留在哈佛工作是他妻子拿的主意。安妮似乎希望他申请读法学院研究生。这一步比较稳妥，华盛顿高地的犹太人一般都会优先考虑这样做。基辛格找到最关心自己的教授，想在他门下深造，拿到博士学位。基辛格对艾略特本科期间给予的教导表示感谢，这种情感是发自肺腑的，毋庸置疑。
我到哈佛求学时情绪比较低落，感觉战后那种天真、青春的道德激情已不复存在，需要从技术上寻求解决办法。对世界的所有希望在肤浅的经济承诺中化为乌有，虚无主义暗流涌动，年轻人可能会投入独裁的怀抱，只因为这样才能填补他们精神的空虚。
我很有福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于我的人生中再次得到恩师的教导。您以身作则，不讲大道理；您是价值的化身，不是简单说说而已。三年来，我的精神世界在不断壮大，这主要得益于您的教导。这种教导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不是靠学术地位，而是靠您的循循善诱，为学生指明发展的方向，而能否做到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事，就看个人了。
但是，很难相信基辛格让艾略特指导论文、做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是真心实意渴望得到对方知识上的指导。从严格意义上讲，艾略特和基辛格二人的学术关系并不好，有一份研讨会的文字记录为证。当时基辛格是研究生，要在会议上宣读一篇题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经验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论文，会议主席就是他导师。虽经多次尝试，基辛格最终也只不过读了开头的几句话。艾略特不止一次打断他，而且打断的时候通常都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或是跑题的话：
基辛格：本文探讨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经验知识之间的关系。本文不能说是想证实一种形而上的真理观念，也不是想批评经验主义。文章只想探讨……
艾略特：等等，亨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也想问研讨会的各位成员一个问题。请问，你们都很清楚19世纪孔德派的实证主义体现的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差别吗？两者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形而上学对知识而言是不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区别。你论文后面谈到这一点没有，亨利？
基辛格：谈到了，我是在布里奇曼与赖欣巴哈的差别当中分析这一问题的。
艾略特追问基辛格这个差异是什么，基辛格如实作答。但不等他说完，艾略特再次打断：
基辛格：例如，如果你对神有一种敬畏感，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来看这件事是无意义的……
艾略特：不对，这种说法不大正确。对不起……逻辑实证主义者其实很想在这个框架内做一点很必要的事。他想回答休谟的问题，至少康德是这样，我认为他想通过回答来挽救科学，挽救科学和自然主义。不是吗？
基辛格：我一会儿就会说到，他的观点其实很接近理想主义者的解释，因为这取决于你能否想到某种……
艾略特：是这样的，不好意思打断你了，我真的认为很有必要把这种理论框架作为我们研讨会的一个基本共识。
中间有一次艾略特开始讲解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讲得比较乱，基辛格实在听不下去，客气地纠正了。但是更多时候是艾略特打断基辛格的话去纠正他的错误。几乎每一次被打断，基辛格都会简短地说一句：“您说得对！”然后费劲地接着讲。从文字记录来看，基辛格只读了那篇文章的几个片段。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艾略特有点儿盛气凌人，啰啰唆唆，基辛格只好一味迁就。
显然，这种师生互动毫无成效，但基辛格为什么会一忍再忍呢？原来两人都另有打算。上文提过，基辛格去了一趟德国之后发现，“心理战”最好是通过非官方的文化交流来开展。难道有比哈佛大学校园更理想的开展此交流的场所吗？1951年，艾略特在哈佛暑期学校基础上开设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事实证明其简单而富有成效。研讨会的目标很明确，“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急需朋友，我们要让这些地方的文化领袖们更加理解这些问题，有更好的态度”，其形式是邀请三四十位“青年领袖”暑期来哈佛大学生活一段时间。无疑，国际问题研讨会的原动力是基辛格，艾略特只不过以教授身份予以批准。基辛格在《呈艾略特教授非正式备忘录》中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让精神的天平偏向美国”，消除苏联宣传在欧洲人心中造成的美国人“傲慢、物质至上、素质低”的偏见，让大家都能理解民主、反共等真正的价值观。正是基辛格最初提出目标应是欧洲（不包括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因为这些国家都有“坚实的民主传统”）。同时，也是基辛格在负责严格的选拔程序，比如在剑桥设立一个审查委员会对成百上千封申请书进行筛选，他本人也亲自到欧洲参加了几十场面试。加拿大裔历史学家约翰·康韦[4]教授深信，基辛格之所以开展这个项目，目的是要“对已经在欧洲大行其道的中立主义建立起崇拜”。艾略特当然喜欢这个点子，他热情地说这“比任何宣传都有效得多”。但是他也并不讳言基辛格是“研讨会的指导天才”。他承认：“我的工作不过是让大家支持这个想法，在开始阶段筹集一些资金，抽出部分时间参加会议，让学生们乐在其中。”
任何组织过国际会议的人都知道，把世界各地优秀的年轻人召集到一个地方参加短短几天的会议可没那么简单。但是基辛格把目标定得更高：一年一次，每次两个月，兼具学术性和社交性。而且，一开始他就有意扩大研讨会的参与者范围。1952年举办第二届会议时，40名代表中有一半是亚洲人。代表们抵达剑桥后分为三组，一组讨论政治，一组讨论经济与社会学，还有一组讨论人文学科。每组讨论都由一位美国教授主持，同时还有一名美国代表任观察员。各小组每周开三次会，分别是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每次上午开会持续一个半小时，代表们轮流宣讲论文。下午邀请嘉宾举行讲座，场场都由基辛格主持。
自然，一个难题就是要找到合适的人来演讲，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老师都外出度假了。在第一批演讲嘉宾中，有一位是多伦多大学俄国史专家列昂尼德·斯特拉科夫斯基。不过，基辛格很细心，尽量使研讨会上的讨论内容不仅限于学术范围。例如1954年，演讲嘉宾阵容中不仅有邦迪、弗里德里希和施莱辛格，还有创作著名卡通形象莱尔·艾布纳的漫画家艾尔·凯普。在研讨会上讲过两场以上的有埃莉诺·罗斯福[5]、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作家桑顿·魏尔德和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星期三晚上是公共论坛，两位代表就与各自国家相关的问题宣读论文；论坛之后是酒会，通常开到11点之后结束。1953年，基辛格本人写道，他“特别关注以对话的形式来组织这一学术活动……因为一些重量级人物知道自己的分量……希望能多讲讲，而不仅仅是听听而已”。除此以外，组委会还带与会代表去短途旅行：参观汽车装配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或者公共住宅建设区，认识包括当地黑人社区的居民在内的“一些外国游客通常难得一见的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不可能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那些代表或许在自己的国家都是大名人，但到了这里都要在酷热难耐的本科生宿舍睡觉，在飞机库一样的哈佛大学联盟的楼里用餐。不过通常他们都会应邀到基辛格家里与基辛格夫妇共进晚餐，“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主要是谈政治”。史蒂芬·格劳巴德曾被基辛格请来协助，用他的话说，“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们暑期能来剑桥要感谢基辛格”。参加1954年研讨会的代表、印度文学专家P.S.森德拉姆在全印广播电台感谢“研讨会执行主席基辛格先生”，称“他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个人魅力”。他参会之后发现，国际问题研讨会很快就不再那么欧洲化了，真的是更加国际化了。德国代表玛丽安·福伊尔森格记得基辛格和学生们无所不谈，连性和种族问题也不忌讳。“他对男女问题不感兴趣，只对你讲的内容有兴趣。我记得他做两件事很带劲儿，一是吃东西，二是讨论问题。”还有一位德国代表很佩服基辛格演讲的表现力。
1967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哈佛项目得到中情局资助”。报道一出，众多历史学家对作为哈佛机构之一的国际问题研讨会得到中央情报局“资助”表示震惊。毫无疑问，是艾略特鼓动基辛格去中情局找熟人资助研讨会。更有甚者，他还设法让基辛格进入中情局的名册。早在1950年11月，艾略特就把弟子推荐给了小H.盖茨·劳埃德，他是银行家，普林斯顿毕业，刚刚被任命为中情局行政副局长。次年，艾略特给威斯纳写信，请求他给基辛格“跟我一样的闲职顾问身份，但可以根据需要变动”。那时基辛格已经见过劳埃德，甚至还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有“一些我们项目的阶段时间点”（项目就是指研讨会），包括最急需的一笔开支：代表选拔活动预算。申请的总额是28 500美元。后来基辛格又写了封信，非常痛苦地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需要在心理领域下功夫”。随后资金从以福特基金会和法弗德基金会为代表的各种渠道流向研讨会，其实这些基金会都是中情局经费的中转站。
《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两个问题。首先，福特基金会内部讨论该研讨会时强调，“该项目的一大优点在于它的资助和实施过程完全没有政府插手。实际上，代表们的素质之所以很高，可能主要跟这一点有关。有些人职位特别高，如果是美国政府资助，哪怕是部分资助，他们也是不可能接受的”。基辛格表示同意，认为仅仅“出钱”是不够的。1952年10月，他跟艾伦·杜勒斯解释说：“我们的许多关键人物，包括对我们情报工作有极大价值的一些人，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是美国政府资助，他们肯定不来。”
其次，如果报道无诚意，那么为什么研讨会向福特这样的基金会拉赞助就那么难？首要问题是，福特基金会其实不支持国际问题研讨会，所以第一届会议办得很吃力，拉到的都是些小额资助。不错，1952年夏末，艾略特从福特基金会弄到66 000美元，但是他要的是两年的钱，这只有一半。艾略特诉苦说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找朋友催讨”才凑够那些钱。1953年晚些时候，项目预算确定为64 780美元，基辛格和艾略特只好到处讨要，总算凑齐了。艾略特找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斯隆、惠特尼、梅隆、佩利等基金会。1953年年底，艾略特对邦迪诉苦说“已经厌烦了到处化缘”，寻思“举手投降了”。基辛格也很郁闷，对克雷默大吐苦水：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再也办不成研讨会了。大家根本不了解无形资产的价值，我到处募捐但没有一个人支持。艾略特各处集资，三个月过去了连一分钱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不想管事，搞得我也不想卖力，到最近都是如此。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以为只要哪天他们高兴了，这种项目很快就能重新上马。
基辛格到处碰壁，最后还是回过头来找到福特基金会，这次是有最近被提升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邦迪撑腰。1954年10月，福特基金会同意两年提供8万美元的资助，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愿提供等额资助，基辛格他们只好另想办法。到1954年，国际问题研讨会的年预算稳定在55 000美元。1955年，亚洲协会答应提供45 000美元的额外资助。基辛格慨叹，找福特基金会寻求资助的感觉“就像是卡夫卡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人家门前坐等了许久，都忘了门里有什么人，只记得自己希望拿到这笔钱”。1956年9月，福特基金会彻底停止资助，鞭策研讨会“继续广开门路寻求支持”，基辛格只好到处撒网。11月，他写了将近30封信寄给不同的基金会、公司或富人，没有任何人愿意资助。一个运行正常的国家安全体系的附属机构竟然出现这窘境，真是少见。中情局的资金当然是给了福特这类基金会。但是，就像今天的科学家要争取联邦政府下拨的研究经费一样，国际问题研讨会必须争取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基辛格跟自己过不去，不断给自己加压。组织研讨会还嫌不够累，又雄心勃勃着手一项新的计划，出版季刊《合流》。实际上这是殊途同归，按艾略特的说法，“是想给欧美知识界提供一个机会在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讨论当代问题”。就像办研讨会一样，他和基辛格不遗余力地想在杂志上反映五花八门的（反共）意见。艾略特对福特基金会的弥尔顿·卡茨解释：“最好的宣传就是不宣传……因此，我特意邀请那些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发表各具特色的言论。”《合流》杂志表面上严格要求学术化，但用艾略特的话说，杂志认为“尽管大家一个劲儿地想速战速决，但我们还是要痛苦甚至是缓慢地建立一种道德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普通政策实际上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但是他和基辛格得到的反应却大同小异。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点儿也不爽快。福特基金会的谢泼德·斯通总算有一丝恻隐之心，安排基金会旗下的跨文化出版公司提供资助。但是跟筹办研讨会时一样，福特基金会的人不愿意全额资助杂志。
管理福特基金会的人并非外行。其主要决策者之一弗兰克·林赛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二战”期间在南斯拉夫立过功。在中情局工作期间，他还一度（短期内）坚决主张将苏联从东欧“赶走”。他和同事不仅仅是在管理一个行贿基金。他们看了最初几期《合流》，有点儿不大满意，建议基辛格请一个“编辑顾问”来“提高一下刊物的水准”。只有出版商詹姆斯·劳克林（诗人埃兹拉·庞德的朋友、《新方向》创始人）对基辛格深信不疑，他认为基辛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诚人（是那种做事非常认真的德国人），在竭尽全力做一份理想主义的工作”。1954年，福特基金会决定不再资助出版物，基辛格的“第一反应是让《合流》就此消亡”，“因为老是扮演大检察官，我都有点腻味了”。只是架不住别人劝说他才把杂志办了下去，勉勉强强办到了1958年夏季，终于悄无声息地停刊了。
这一切对我们了解后来所谓的“文化冷战”不无启发。跟其他计划相比，尤其是与中情局资助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计划相比，政府划拨给哈佛国际问题研讨会的资金可以说微乎其微。与《撞击》《党人评论》等刊物相比，基辛格主编的《合流》只是个小插曲，中情局自己都疑心它“打了水漂”。《合流》的头两期免费邮寄给近2 000人，邮寄名单是基辛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编制的。他的目标是将发行量增加到2万份左右，并向读者收取征订费，但却从未如愿以偿。20世纪50年代，心理战的战线拉得很长，中情局的资金不仅用于学术机构和杂志，也用于工会、女性团体、天主教组织、现代艺术展览，甚至还用来赞助拍动画片。在这种环境下，基辛格在哈佛的活动算是文化冷战中最保守的。用现代术语来说，那是软实力中最软的实力。
经常有人指责基辛格，说他请人参加研讨会也好，给《合流》杂志约稿也罢，都是出于一己私利，都是想以后利用别人，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从1951年的首届到1968年的最后一届，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的外国学生共有600名，其中有些人后来的确成了国家领导人，例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53）、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1954）、土耳其前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1958）、比利时前首相莱奥·廷德曼斯（1962）、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1968）。但多数研讨会代表后来都默默无闻。如果你认为基辛格成功地创造了“一群独立的冷战精英”，相信“他们打造了一个集体身份，即世界范围的具有威胁性的知识实践者和文明保护者”，那就是相信国际问题研讨会实现了它在募捐广告中提出的所有目标。如果你认为基辛格“使那些有权势、有魅力的富人无可救药地迷上了他”，那你就是美化了组织会议、编杂志这类活动，其实这些活动很单调。我们最多只能说基辛格在办研讨会、编杂志最初的那几年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注意区区一名研究生的人。不过，1953年年初他去欧洲不是去见权力掮客，而是去见知识分子，例如巴黎的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安德烈·马尔罗和让–保罗·萨特，牛津的马克斯·贝洛夫、以赛亚·伯林、艾伦·布洛克和威廉·迪金。再说了，担负这些繁重的职责之后，基辛格的研究生生活丝毫没有变得轻松。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他打心眼儿里认准了反对苏共的心理战，他之所以双管齐下，既办研讨会又编杂志，是因为他真心实意认为这两项活动能对心理战起到最有效的促进作用。
的确，站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立场去判断20世纪50年代初的局势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判断则更加危险。参议员麦卡锡并不是什么孤独的变节者。1946年7月，参加民意调查的美国人有1/3认为国内的共产党应该要么杀掉要么送去坐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曾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说，必须对共产党进行“辨别和揭露，因为公众会抢先一步将他们隔离起来，不让他们使坏”。1950年，这种辨别和揭露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几近失控。“迫害共产党的人”盯得最紧的目标之一就是哈佛大学。
1950年3月开始，《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系列由记者尤金·格里菲斯和威廉·富尔顿撰写的文章，核心思想是说哈佛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温床。1951年4月7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哈佛乃红色阵线乐园，左翼教授兜售共产党思想”，报道称哈佛是“共产党、左翼分子和各色激进分子的乐园”，暗示学校纵容“某些人助长颠覆性的外来理论”，泄露原子弹秘密。该文带有明显的诽谤和偏见色彩。（说阿尔杰·希斯“读过哈佛大学法学院”根本不是确凿的事实。）《哈佛深红报》反唇相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连续4次回哈佛寻觅赤党”。但是美国教育全国委员会援引的那篇《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不容小觑。“哈佛大学赤色教育家”名单登记的是哈佛教师参与的可疑政治协会，这份名单堪比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51年3月炮制的《颠覆性组织和出版物指南》。其中所涉组织包括“千人委员会”（该组织曾为拒绝在麦卡锡委员会前做证的好莱坞艺人集资）和美国西班牙民主朋友会（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组织）。《芝加哥论坛报》称至少有68名哈佛大学教师是这种“赤面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当时任教于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和克莱恩·布林顿、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以及小亚瑟·施莱辛格这三位历史学家。根据这则“赤色教育家”报道，施莱辛格参加的可疑组织少说也有10个。
施莱辛格当然根本就不是什么共产党，他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自由派，他就像支持战前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样支持民权运动。然而，在朝鲜战争那种躁动的气氛中，麦卡锡主义者使出浑身解数，将自由主义甚至“国际主义”都说成是反美的。在《芝加哥论坛报》对哈佛口诛笔伐的同时，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也想通过一项立法禁止共产党在该州活动。杰出化学家阿尔伯特·斯普拉格·柯立芝以“公民自由”之名反对这种做法，结果也上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可疑教授黑名单。富尔顿甚至指责科南特校长支持全民军训，说科南特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和狂热的红色干涉主义者”。《芝加哥论坛报》还把矛头对准哈佛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麦卡锡主义者多少还是知道如何把孤立主义和对“谁丢掉了中国”的关切结合起来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弄清1953年7月基辛格对一个事件的反应。当时国际问题研讨会的所有成员都收到同样一封信。基辛格拆开一封来看，心里顿时一沉，发现里面有写着“禁止核武器”的传单，很明显是为了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立刻联系中情局。后来有些人认为此举不合法、不道德。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这当然不是草率行事。（同年，凯南暗自庆幸走了一着妙棋：在事先征得中情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同意的情况下订阅了苏联《真理报》。）
这个时期基辛格的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封信中，施莱辛格曾经给他寄过一篇有关麦卡锡主义的文章初稿。基辛格写道：
我发现，可能除了雷蒙·阿隆，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实际上美国存在共产党渗透的问题，尤其是在军队情报部门和某些关键机构。同样，阿尔杰·希斯案及罗森伯格案的真实含义大家其实一无所知……可悲的是，由于麦卡锡及其同党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批评共产党的方式应遭受谴责……有人就错误地认为美国不存在任何问题。
另一方面，基辛格深深懂得麦卡锡代表了什么，实际上，也只有他这种亲身经历过极权统治的人才能明白。基辛格邀请加缪撰文探讨“忠诚的道德准则”，就是想解释麦卡锡主义提出的问题。
问题是……如何将个人从集体的主张中拯救出来，将个人从集体道德与个人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中拯救出来。我想，在一个美国人没有完全理解的问题上，欧洲撰稿人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在我看来，欧洲人在忠于谁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深切体会，这种体会有的是因为外国占领产生的，有的是因为国内专制独裁产生的，有的是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关心自身价值的个人应该立即公开表示反对吗？或者，在机构内部表示反对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吗？很明显，是无赖还是英雄，常常不是看行动，而是看动机，这一点也许会在专制期间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瓦解。
1954年3月，基辛格再次给施莱辛格写信，探讨麦卡锡主义的话题：
无疑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关键时期。我感觉我们在见证一个远远超越麦卡锡的东西，即极权主义民主的出现。民主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失败者能够比较优雅地接受失败。极权制度的根本特点则是胜利者有权排斥对手……如果害怕竞选失败的危险，那么竞选就会非常激烈，这必定侵蚀民主进程。如果竞选从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司法问题，那么即便实际冲突暂时被推迟……政治角逐也会带有内战的性质。由于极权运动具有强大内部力量的优点，多数人尤其是保守分子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希特勒上台6年后，一些优秀的德国人才意识到治理国家的竟是一个罪犯，原来他们还因为这个国家崇尚道德而感到很骄傲，时隔6年他们才发现无法理解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
我感觉当下真正的问题是……要说服保守分子，目前真正的保守主义要求我们至少要反对麦卡锡。
我们将会看到，基辛格想要《合流》杂志反映广泛的政治立场。但他还是坚决拒绝了几篇文章，有一篇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为麦卡锡辩护的文章。（文章未被录用，巴克利也并未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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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合流》停刊了，但这本刊物本身的品质是很高的。基辛格成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顾问委员会帮助他争取支持：除了邦迪和施莱辛格，还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瑟·萨瑟兰、律师亨廷顿·凯恩斯、弗洛伊德学派政治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及布鲁克林学院院长哈利·吉登斯。身为编辑的基辛格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世界的一些顶级作家约稿，但也不是每一条大鱼都上钩：加缪没写过一篇文章，格雷厄姆·格林也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甚至一口回绝。但是，一名研究生能拿到一些名流的原稿足以说明其绝不是等闲之辈，这些名流包括汉娜·阿伦特、雷蒙·阿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等人，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汉斯·摩根索、保罗·尼采和沃尔特·罗斯托等大家甚至也在其列。基辛格不仅成功地说服当时最有才华的公共知识分子为杂志写稿，而且还成功地让这些人写出了饶有趣味的稿件。基辛格当编辑时十分积极主动，经常要求投稿人重写，甚至连小阿瑟·施莱辛格也按他的要求重写了一篇关于美国保守主义的文章，因为他觉得写得不够好。的确，一位英国读者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这些文章通常非常笼统，不过是一家之言，堆砌词藻甚至绕来绕去，不知所云。”这位读者还说“贵刊某些文章总冒出一些反共的陈词滥调”，此话不无道理。另外，杂志还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有些作者的名字虽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未免出现得有点儿过于频繁；反映东亚形势的文章稀缺。因为总存在不能及时发稿的老大难问题，有些本来计划在一期当中讨论的主题结果拖了两期甚至三期。然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阅读《合流》杂志还是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又回到曾经那个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英雄年代。
“西方文明的根基当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公共价值？”艾略特在第一卷第一期开篇提出这个问题，尼布尔对此给出的答案最为深刻。第二期，基辛格给各位撰稿人布置的问题是：“民主的方法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吗？”这种考题式的问题很快就变成一些不那么有局限性的话题，例如“意识形态的传播”。在这个问题上，阿隆对美国人“通过积极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式清除革命病毒”的雄心表现出法国式的怀疑。罗斯托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人们必须得到帮助才能认清采用美国模式后自己的生活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阿伦特警告，对付共产党“不能沿用靠‘宗教激情’来煽动公共政治生活的老办法”。施莱辛格在修改后的文章中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表示不安。
基辛格很可能不想让《合流》被政治话题垄断。他还请人写文章讨论一些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的话题：“艺术和哲学的社会作用”“大众传媒”“科学的作用”“宗教的问题”“当今教育”“社会中的城市”。但是，他有自己关注的重点，再加上办杂志也有一个根本目标，所以重中之重难免还是政治话题：“少数民族问题”（经典民权小说《奇异果》作者丽莲·史密斯写过一篇文章）、“核武器时代的问题”（主要展示了年轻的劳动党鹰派领袖丹尼斯·希利）、“自由主义的问题”、“国际形势”及1958年最后几期谈论的“社会党和劳工运动的前景”。然而，尽管基辛格自己都没想到，影响最大的还是他请人撰写的有关“忠诚的道德原则”的文章。
冷战的中心问题是，从一开始，反共就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涉及前共产党、社民党、古典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分子、反动分子以及彻底的法西斯分子。和遏制苏联的政策一样，旨在平衡地反映各色观点的《合流》杂志很难对后面几种人置之不理。作为一个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一个在纳粹统治时期出走的难民，基辛格也许有一种比谁都强烈的愿望，想要给知识分子留下一片文字的空间讨论德国权利问题。他没有考虑杂志上若出现恩斯特·荣格尔和恩斯特·冯·萨洛蒙的名字读者会如何反应。
荣格尔是在“一战”中受过勋的英雄，1920年他在德国出版小说《钢铁风暴》，声名鹊起。他不屈不挠地反对纳粹主义，曾因与1944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贵族阴谋家有联系而被部队开除，因为早先他鼓吹战争有让人脱胎换骨之效，而且具有强烈的反现代主义倾向，所以战后人们对他仍然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他在《撤入森林》一文中预言：“精英们将开始为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新的自由而奋斗……与之相比……巴士底狱风暴，这起依然滋养着当今自由观念的事件，也仿佛只是周日到郊区散步一样。”他认同那些“准备好反对（现代世界的）自动主义”的“林中漫步者”。在文章结尾他希望“在数以百万计的毫无个性的芸芸众生当中能产生一个完人”。“二战”结束不到10年，能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真够厉害的。
相比之下，萨洛蒙为德国抵抗希特勒所做的辩护就显得很温和了。这位作者本人的身份令人惊诧。他是一个杀人犯，曾因参与刺杀德国外长沃尔特·拉特瑙被判处5年监禁；拉特瑙是犹太人，实业家，支持“实施”《凡尔赛条约》，是极右分子的眼中钉。1927年，萨洛蒙因企图谋杀政治领导人而再次锒铛入狱，尽管他拒不参加纳粹党，却绝不向民主妥协。其实，文章是为后殖民宣传片《卡尔·彼得斯》（1941年）撰写的，他战后出版的著作《调查问卷》对清除纳粹所用的官方表格悍然做出讽刺性回应。萨洛蒙的文章在《合流》杂志刊登后，读者纷纷来信表达愤慨之情，其中有福特基金会的谢泼德·斯通（他的信基辛格无法欣赏，更谈不上会发表）和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
在写给克雷默的一封信里，这位遭到围攻的编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写道：“我忘了提一句，现在我和你一样，成了自由的魔鬼研究中的大坏蛋，以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我刊发了萨洛蒙和荣格尔的文章，似乎就说明我是一名极权主义者，甚至同情纳粹，惹得这里的一些民主价值的守护者向一些支持我们的基金会表示抗议。”但是，他说这番话是当真的。乌拉姆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问题专家，后来又成为这一辈人当中顶尖的苏联问题权威。他和基辛格一样，也是犹太移民。而且，他还在基辛格所在的学系拿到终身教职。大家都知道乌拉姆有一个特点，他的同事塞缪尔·比尔后来称之为“神秘的正直”，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跟他作对岂不是鸡蛋碰石头？直到此时，基辛格一直在刻意扮演一个隐形编辑的角色，不评论，不表达杂志“立场”。用他的话说，在“用分贝来衡量”公共辩论的真诚性、“真实对话”逐渐消失的时代，他“力图反映尽可能多的不同的重要观点”，“因此，既不写编者按，也不用文章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萨洛蒙危机迫使他采取公众立场。结果是他给乌拉姆写了封回信，言辞恳切，同时又发人深省。
基辛格无意为萨洛蒙辩护。萨洛蒙曾经是杀人犯，现在是政论家，他文章“带有的倾向我个人也强烈反对，那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所以他没有资格成为我们道德规范的高尚代表”。但是萨洛蒙也举例证明了一个重要现象：“价值观在‘一战’中崩溃了的”那代德国人的反应。有些人选择了“机会主义道路”，而有些人跟萨洛蒙一样从幻灭中得出一条结论：“一切信念都毫无意义，一切信仰都是虚伪的。”基辛格自己可能不会在意这些“虚无主义者……即便他们与天使为伍”，但是不容否认，他们让我们深入领悟了有关忠诚的问题：“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实这也是他们的困境，走到了这一步，他们已经无法从以道德标准为前提的责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只能从个人的忠诚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关系。”总之，要讨论“忠诚的道德原则”这个话题，少了萨洛蒙就不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