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发表萨洛蒙的文章，是想“阐明整个忠诚问题的一个方面”，了结此事之后，接下来他就答复乌拉姆。回信一开始他就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让步姿态。他写道：“您也许会认为……我做得太过分了。不瞒您说，我甚至偶尔会犯错，表现得过于宽容。”乌拉姆格外反感萨洛蒙从未表现出悔悟之情。但是，基辛格写道：
我要回复一句，人们对有些事情是不可能悔悟的。我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共产党员、精神分析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其实总是在适应公众潮流，他们的道德情操不见得比一般人高。在我看来，萨洛蒙是一个被狂怒驱使而堕入地狱的灵魂。他厌恶他代表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现象，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反映出的不是个人事件，而是我们时代的某些倾向。我会反对他所代表的立场，但不会像我们许许多多满怀恨意的信徒那样咆哮，这些人满怀激情，越来越像他们的敌人。
同样，乔治·凯南在长电文中也充满预见性地警告人们：“我们对付……苏联共产党时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我们会甘愿沦为像我们对手那样的人。”基辛格负责国际问题研讨会、编辑《合流》杂志的雄心恰恰是要避免这一点，“要展示西方价值，但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乌拉姆的批评让他亮出了编辑中立的慎重立场。基辛格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下一步他会怎么说？又会怎么做？
有人说基辛格不管他人死活，只顾顺着“冷战大学”这根滑溜溜的旗杆往上爬。如果真是这样，又该如何解释他写的第一篇重要学术文章不是谈“心理战”，也不是谈《合流》杂志中那些引人高度关注的话题，而是讲一个毫不显眼，甚至乏味的19世纪初欧洲外交方面的话题？
[1] 凯南十分害怕共产主义威胁，1948年3月15日从马尼拉发出一封有欠考虑的“短电报”，建议取消意大利竞选，取缔意大利共产党，即便这样做会引发意大利内战、需要美军重新占领亚平宁半岛的军事基地也在所不惜。
[2] 基辛格在弗里茨·克雷默的引荐下结识了金特纳。
[3] 该地区位于韩国首尔北部，直到现在也有大批美军驻扎。
[4] 约翰·康韦在1944年为加拿大步兵团服役期间，在意大利战场上失去了一只手。他在1957—1963年担任哈佛莱弗里特楼的主管，还给本科生上课，是一名很敬业的教师。他出版了许多关于加拿大历史的著作。
[5] 一次国际研讨会期间，基辛格去纽约海德公园拜访罗斯福夫人，无意中把爱犬“斯莫基”锁在封闭的汽车里，结果爱犬中暑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