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刚拿到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能说出这番话来，也真是坦率无惧。基辛格的意思是说，如果接受国不能自保，那么经济援助几乎毫无战略价值。
5个月后，1950年12月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在仁川和汉城（现已改称首尔）击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占领了平壤，不幸的是他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又被打回三八线以南，于是基辛格旧话重提，对遏制政策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批评。年轻的基辛格信心满满地写道：“我国外交政策之所以出现重大失败，原因是对苏联的意图和战术估计不足，误把聪明的公式当作现成的办法。”
有关“和谈”“会议”“谈判”的种种说法表明，目前的危机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误解或者说不满，需要理智的人本着妥协的精神来化解。然而，局势非常明朗，苏联扩张主义针对的是我们的存在，不是我们的政策。因此，任何妥协只会引发新的诡辩说辞。
基辛格承认，遏制“包含了一个深刻思想的萌芽”。但是在实际运用时，它“暴露出一种根本性的怯懦，时而暴露出观念的肤浅，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
要让遏制发挥作用意味着要控制苏联行动，威胁他们说美苏之间会有一场大战。不是说（就美国人力情况而言不可能是说）无论在苏联外围出现什么威胁，美国都会现身予以反击。我们把苏联行动当作军事问题，苏联就能通过选择干预那些让美国极其不安的地区，分散美国兵力，使美国只能顾及那些战略上无意义的地区。我们的反应是试探性的，把世界舆论的规劝作为一种定义美国政策的手段，把所有措施都限制在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种种现象都让苏联领导人相信一点，任何探索过程都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加以地方化，就算美国主动强制性地在根本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对决也不可能引发美苏大战（这是唯一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威胁）……由于我们总是把苏联行动当作孤立的突击，而不是一个模式中的组成部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强制执行一个完整的方案，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让苏联总参谋部在战略上调配我们的资源，在战术上引诱我们的部队进行无休止的冒险。
在此，基辛格重复了沃尔特·李普曼等人对遏制的批评。有所不同的是，他在这里首次提出“全面重新评估苏联战略”。他认为，美苏之战“不可避免，不是因为美国政策有问题，而是因为美国象征着资本主义民主”。苏联不愿“争取虚幻的和平”，而要“在最佳条件下开战”。因此，美国必须如法炮制，谋求在有利的条件下开战，利用“控制海域、科技优势及外部沟通渠道”带来的优越机动性，避免发生任何可以让苏联利用其“大规模人力”和“极度的残忍”的冲突。如果苏联妄图引诱美国进行大规模陆地战，美国的回击措施应该如下。
一、应该明确划出一条线，一旦越界就意味着要打一场大仗，不一定就在苏联军队行动的地方开战……
二、一旦开战，美国应该设法（至少等欧洲打完头阵之后）迫使苏联到这样的地方作战：地势不开阔，让人多势众的大部队占不到便宜，而科技知识又极端匮乏，比如中东。如果在冲突初期（或者在似战非战时期苏联故意分化美军致使其部署受限时）能避免惨重损失，就应该有可能（1）在苏联外围取得局部优势（尤其是通过阻断其通信系统），（2）通过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行动打击苏军士气，（3）分散苏军兵力，这样最后决战时我们的敌人就不会那么强大。
就1950年12月来说，这一建议可谓令人惊叹：实际上就是要划出一条红线，莫斯科一旦越线就将引发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而战场最好选在中东等美国占有优势的地区。这段话说明，在这个阶段，基辛格跟很多人一样认为苏联这个革命国家绝不会妥协，休想和它达成任何和平均势。这也说明基辛格是多么悲观。他和很多同时代人一样，认为朝鲜事件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序曲，这场战争的直接对手只能是苏联。令人深思的是，他对艾略特坦言自己“从去年8月以来就预感到要出大事”。
1951年3月，基辛格给艾略特写了一封信，再度谈及这些观点，并不断加以完善。他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对所谓“灰色地带”（地理位置远离美国、没有美国地面部队驻扎的地区）的评论启发。基辛格再次将“遏制”定性为“在苏联外围的所有地点集结优势兵力，对之进行有形遏制”。他再次主张，外围的有限战争达不到有效的制止效果，只有“威胁说要跟美国打一场大仗”才能有效阻止苏联侵略。他再次表明观点，“如果把在苏联外围的每一个地点都营造一种强势环境，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实际上是让苏联参谋部调配我们的部队，引诱我们的军队进行无休止的冒险”。他再次强调美国正被卷入苏联外围的局部冲突，苏联因为其内部通信线路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还补充说这些冲突中的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他再次敦促划一条“明确的”线，“一旦越线就会卷入一场大战”。他再次敦促美国把中东及土耳其建成“美国集中的、高机动性的战略储备”基地，使“苏联的中心地带都在其打击范围之内”。基辛格在此引入一个新观点：在见证朝鲜半岛的破坏之后，没有几个“灰色地带”愿意充当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试验场。艾奇逊的遏制政策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增加了被威胁国家的精神压力，促使它们通过寻求中立来将苏联行动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最好的方法是鼓励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国，“坚持大幅度地增强防御力量”，这样又会“反映出一种心理条件，一种斗志”，而“这种斗志可以通过有限的美国地面支持、一贯自立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确定性及其他心理措施来增强”。
在这种坐而论道的决策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历史语境是隐晦的。有一个明显的例外：1951年11月基辛格给中情局心理战主要理论家之一的威廉·金特纳写的信。当时，朝鲜战争已陷入僵局，不像是“二战”，更像是“一战”。信中他表述得比写博士论文时要大胆得多，他阐述了1951年与1815年的相似性（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阐述了两者的差异）。他写道，“均势的先决条件如下”。
（1）一个地理上确定的地区；（2）那个地区各方实力均衡；（3）一个外来的平衡方，它对国家战略有深入了解，不受意识形态的妨碍；（4）在“大国协调合作”中各方就基本价值达成广泛一致……要想取得均势，首先要有能被制衡的各方。平衡方自身不能是均势的一部分，因为这会让天平倾斜。首要的一点是，必须把政策想象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战争不过是实现确定目标的一个工具。均势与宣称绝对价值是不兼容的。
但是，基辛格强调，“当前局势不符合以上任何条件”。不仅全球均势（而不单单是欧洲均势）几乎无法实现，而且美国也无法发挥传统上英国发挥的那种平衡作用。
也许欧洲会恢复士气，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或许新兴的东方会出现另一个权力中心。如果是这样，美国就应该对欧亚大陆起到一个岛国对大陆所起的那种作用：阻止大陆在单一统治下联合。但是，目前美国不是一个平衡者，而是世界和平格局中的一个竞争者，再者，这也不是美国自己的选择。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差异。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已经与其军事盟国紧密纠缠在一起，无法选择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开展行动。再说，此时的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那种“英式”战略不管用了。
要突然发挥英国传统上的那种作用，对美国智慧来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但是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可怕的责任。如果将意识形态因素纳入政策当中，自我限制将会是一种几乎无法实现的理想。那样的话，政策一开始就会被想象成达到绝对态度的手段，而不是被定义为一种持久关系。这样难免会出现一种不信任的氛围，各方都想达到绝对安全，这就意味着对手的绝对不安全（中立）。哪怕只有一方引入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封信的结尾，基辛格思考了美国前途，其观点令人惊讶。
我知道会有人指着宗教改革战争后的宗教宽容说，这可以代替意识形态冲突。但无疑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平衡只有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我认为现在的世界不会再走17世纪那条路。我认为我们会最终扮演迦太基战争后的罗马那种角色，所以我用了“可怕”这个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将来。
换句话说，基辛格信心十足，期待美国式的罗马战胜苏联式的迦太基。他真正担心的是下一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会发现在自己处于一个必须从自身内部提供挑战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深刻的原则”。1951年的时候，有一件非同寻常烦心事：美国战胜苏联之后帝国主义就开始衰落。
尽管读过乔治·凯南发表的文章，但基辛格和凯南不同，他不是苏联问题专家。他在1951年12月题为“苏联战略——美国可以采取的对策”的备忘录中表述的观点相当传统。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苏联一般会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出于防御性考虑，它会设法扩大自己的安全带。迫于全面战争的威胁，它暂时会有所收敛，但将来的情况不太好说。随着战略空军力量和核战能力的增长，有朝一日它会谋求与美国在西欧一决雌雄。如此看来，朝鲜危机就像是先来虚晃一招，意在分散美国在全球驻扎的地面部队。因此，美国必须紧急转换政策，放弃艾奇逊实施的“有形遏制”，采取基于“心理”考虑的“全面军事战略”，包括建立基辛格所说的中东机动战略储备。
5
此后将近两年，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等到他重新研究当代战略领域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哈里·杜鲁门卸任总统，20世纪唯一一个当上美国总统的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继任。人称艾克的艾森豪威尔并不是很想当总统。1952年，艾森豪威尔已经是北约总司令，而且也是“二战”期间盟军胜利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足以名垂青史，本可以彻底退出政界。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头号人物、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仇视北约（实际上是受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驱使）迫使艾克参加竞选。虽然艾克对外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祖父形象，打打高尔夫球，看看西部片，画画，但他一直都是个坚毅的战略家。他不想让朝鲜战争出现任何升级，于是向苏联和中国暗示也许会动用核武器打破僵局。结果是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在国内问题上他同样很果断。当约瑟夫·麦卡锡想拿美国军队作为他的反共迫害运动的下一个目标时，艾森豪威尔让副总统谴责他的“鲁莽言论和可疑方法”。
苏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1953年3月1日凌晨，斯大林中风，4天后逝世。继任的是“三人执政集团”：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缓解国际矛盾。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宣布才9天，马林科夫就在最高苏维埃发言说：“没有任何具有争议性的、未解决的问题不能通过有关国家的相互协定进行和平解决。这适用于我们跟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苏联宣传的语气也变了，由此开始所谓的和平攻势。这就出现了新的威胁：不是真枪实弹的打仗，而是心理战，采取的是建议德国统一的那种形式，1952年3月斯大林提过一个类似的建议，这种建议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不够真诚，但却深受普通德国人的青睐。强烈要求德国重整军备的美国人低估了营造恰当“心理氛围”的必要性。他们低估了基辛格所称的“反向铁托主义”的危险，所谓反向铁托主义是指民族主义政府为了证明自己不依赖美国，选择逐渐依靠苏联。因此，基辛格认为“苏联的和解态度”“比继续实施冷战更加危险”。
可喜的是，斯大林不在了，冷战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又回到人们更为熟悉的地缘政治模式。因此，基辛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认为他1951年批驳的那种类比有其潜在的适用性。
美国与欧亚大陆的关系，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样。它是一个岛国，资源不足，目前仅仅是人力资源比较欠缺，以后还会在工业产能上出现欠缺[2]。因此美国不能允许欧亚大陆在一个国家的统治或控制之下进行联合，无论这个国家采取的政府形式如何……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美国的战略应该是设法在欧亚大陆建立均势。这就是说绝不能允许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实际上，我们应该缩小苏联势力范围，因为中–苏–东欧卫星集团的巩固有朝一日必定对美国安全造成致命威胁。
这是一次重点的重大转移：现在美国可以希望像一个英式平衡国家那样发挥作用。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要强制性削弱苏联集团核心显然做不到，因为这就意味着爆发战争。然而，“分裂苏联和其卫星国家”显然是“可以做到的”。这里就埋下了另一种战略观的种子，过了整整20年，这粒种子才结出果实。
基于这种分析，基辛格提出一个具体建议。他认为，斯大林之死为美国外交提供了“天赐良机”，借此可以“大胆挫败和平攻势”，办法是召开四国会议讨论欧洲问题，尤其是两个德国的问题。会上美国应该提出“出台一个和平协议并召开所有德国人参加的选举”，换言之，促使德国统一。基辛格认为，对于这样的前景“我们不怕而苏联怕”，当然有一点很明确，必须保证1925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德国边界线。诚然，这一举动即便不会阻挠也会延缓各方正在讨论的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EDC）的计划，但基辛格的话很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获批的前景渺茫”。相反，如果美国这一步成功了，就会在亚洲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一个牺牲苏联一个卫星国的四国会议对中国可能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如果下一次亚洲会议没有成效的话……如果将四国（不包括中国）互相确保各自的边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种不信任有可能加深。”基辛格承认苏联很可能不会同意召开这种会议。但是，“一旦会议失败，欧洲防务共同体和冷战将会在一种更健康的政治气氛下重新开始”。
基辛格的“苏联和平攻势”备忘录广为流传，几乎同样广受称赞。邦迪对此赞赏有加，对基辛格说“你的文章很短，内容却非常丰富”，并把它推荐给政策规划办的朋友罗伯特·鲍伊。但他以前的同事、作战研究办的乔治·彼得并不完全信服。他的批评很有说服力：“你对过去的情况和知识运用得出神入化，但有时候你把适用于过去但也许不适用于将来的特征拿来讨论将来。我是指你说洛迦诺这类公约可能很重要的这种情况。”
基辛格辩护时咬定他的意思不是想重复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人们之所以对条约有看法，不过是因为条约会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用他的话说，“无论如何，我提出所有这些建议只是想重新夺回主动权。按理说如果苏联政府机构跟我们的相似（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机构在实质上有什么重大差别），我们往漏斗里扔的想法越多，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时间就越少，他们可调整的空间就越小”。然而，彼得表明了一种想法，其他人无疑也会有这种想法：基辛格过于喜欢跟过去比较，很不情愿承认某些方面今非昔比。
到1953年夏，基辛格开始感到沮丧，所有业余战略家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他满脑子的点子，可就是没人听。鲍伊可能见过他写的有关德国统一的文章，实际上可能还读过。说实话，东柏林事件发生后他及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1953年6月13日开始出现的罢工潮被苏军镇压。然而，没人召基辛格去首都。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跟志同道合的人私下通信，比如施莱辛格。施莱辛格是左派，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是历史学家。很多人以为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基辛格却不以为然。就像1948年的情况一样，基督教民主党赢得1953年意大利选举是中情局帮了大忙。但是基辛格认为这个结果只不过“再次证明靠耍花招来实施外交政策是白费功夫”。“可惜，外交政策不能像打官司那样：陪审团决定一经宣布，你说过的谎言便不会再回来纠缠你。”再说了，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似乎也不比艾森豪威尔好多少。
我同意史蒂文森的观点，如果意大利赤化，我们也不能轰炸莫斯科，但是我认为事前就宣布我们绝不会轰炸莫斯科，这种做法同样毫无道理可言。我认为再攻打朝鲜这样的国家也不明智。
我也希望候选人最终都不要谈什么“将赢得和平”，似乎某一天“和平会突然出现”，矛盾会奇迹般地消失。我不知道历史上除了罗马帝国时期之外，还有哪个时期出现过这种现象。即便将来克里姆林宫由大天使掌管，我也无法想象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能让我们说将来不再存在矛盾。因为只要世界上存在两个拥有主权的超级大国，矛盾就不可避免。
这种观点跟卡尔·弗里德里希10年前的观点没什么大的差别。问题是基辛格拿罗马帝国来说事，真有这个必要吗？
6
1954年的哈佛大学能否在一个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就给他一个助理教授职位，这一点不得而知。尽管导师艾略特为他陈情，学校还是没有给予基辛格这种职位。基辛格申请加入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也未获成功，这个协会是一个类似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精英机构。基辛格为何处处碰壁？众说纷纭。有的教员说他太世俗，有的认为他不务正业，不好好做他的助教，在帮塞缪尔·比尔教授上“社会科学2”这门课时，投入了太多精力办什么国际研讨会、编《合流》杂志。我们知道1953年春季学期，他没答应做邦迪教授的助教，帮他上“行政学180”。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相信他原来同事的这种认为他不务正业的回忆，这些回忆显然居心不良，因为这些人20世纪70年代成了他的政敌。还有一种可能：有些接近同时代的人（尤其是亚当·乌拉姆）已经开始不喜欢他了。还有一种说法更有道理。据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说，艾略特“问我们能不能给基辛格一个职位，因为哈佛没有空缺。于是我问同事，‘你们想要一个对梅特涅有所了解的政治学家吗？’他们说，‘绝对不要。’”基辛格只好像许多刚毕业的博士那样靠博士后基金勉强度日：他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4 000美元的资助，“让亨利·A.基辛格先生研究1870—1914年关于政治准则的遵守是如何走向式微的”。项目资助来源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法律与政治哲学新计划。哈佛大学只需聘用基辛格为政治学研究员即可。
毫无疑问基辛格很失望。1954年6月8日，基辛格做出惊人之举，饱含深情地致信麦乔治·邦迪，谈论“高等教育以及哈佛大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研究生和初级教员的心态”。这封信虽然措辞笼统，但无疑是一曲个人悲歌。这封信一开始便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地定义了研究生的心态。
这些人的心态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有不安全感，又自以为是；既彬彬有礼，又有极为狡猾的操纵；既有紧张的运用，又有懒散的放任自流。没有诙谐，没有欢乐。貌似潜心学问，却总是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说是具有普遍性，实则几乎完全孤立。偶有力作问世，只能说明个人有能力超越环境，而非从环境中得到动力。这对创造性、自发性和灵感的培养毫无用处。所有压力都是教人循规蹈矩，达到一种高度的平庸和安全的状态。
他接着写道，学术生活毫无“乐趣”可言，“我也曾好好想过放弃学术生涯去上法学院”。这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除非开始改变目前的态度，否则不管工资有多高，学术这一行都是很枯燥的”。
没有哪一行像搞学术这么依赖同行认可，但也没有哪一行这么需要自我创造。无论哪一行的创新与接受之间的差别都没这么显著。因此，搞学术研究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献身精神。这一行跟其他行业不同，必须为学术而学术。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不约束灵感的氛围。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很多势力都想消除它的标准，而它必须维护自己的标准。但是，正因为不存在任何“客观”标准，正因为真正的创造性常常超越现有规范，萎缩或平庸的危险总是潜伏在其表面下。问题不在于质量会被有意压制，而在于质量意识会丧失。
基辛格强烈谴责哈佛“日益狭隘甚至了无生机”的氛围，以及它致人衰弱的“原子主义精神”：“谁都不在意别人的工作，甚至连自己人性的发展也很少关注。”一个难得的例外是他年迈的导师艾略特，“他对我的成长高度负责，他这么做主要不是因为学问大，而首先是因为他有仁爱之心，他让我感觉到一个我尊敬的人在关心我的成长”。但是，在他透露的下一个怨言中显然艾略特也未能幸免，那就是研究生的生活主要是围绕行政学系的“老鹰们”（资深教员）在转。因为哈佛的研究生都梦想将来成为哈佛的终身教授，他们只能像仆从一样对这些人百依百顺。在长篇大论的最后，基辛格提出三点具体建议：在哈佛大学建立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的机构，鼓励高层次的交叉学科研究；聘用权从系里转到院长（比如邦迪）手上；提早授予终身教职。
退一步说，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生敢给文理学院院长写这样一封信可谓不同凡响，要知道邦迪在很多方面可是仅次于校长的二号大人物啊！即便基辛格跟院长的关系比较亲密（这特别要归功于他主编《合流》杂志），像这样袒露心迹也很危险，甚至可以说很鲁莽。他不可能真的以为院长会采纳他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显然带有个人目的。然而，既然博士论文终于写完了，他也就情不自禁要发泄一些怨气。哈佛的档案里找不到邦迪的任何答复，也许他以口头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两人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邦迪继续接受基辛格的邀请，给暑期学校的学员做演讲，基辛格也继续应邀与来访嘉宾（例如明尼苏达州前州长、连续4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哈罗德·史塔生）共进午餐。然而，如果基辛格希望他的信帮他获得终身教职的话，那他只能感到失望。1954年秋，邦迪似乎给基辛格提供了某种职位，可能是“教员”吧，即最低一级的学术职位，但是基辛格反应冷淡，那显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即便基辛格后来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教职邀请函，他还是没能拿到母校相应职位的邀请函。1954年年底，这位在哈佛大学曾经红极一时的人物似乎就要悄无声息地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涯了。
7
近20年以后，基辛格再次反思了学术生活的病态。那是1972年3月，他和尼克松总统坐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尼克松问道。他指的是美国学者，他们许多人都批评自己的外交政策。下面这番对话显示在时隔多年以后（自己也功成名就以后），基辛格的看法依然没怎么改变。
基辛格：但是学术生活很郁闷的，所以他们都……
尼克松：怎么会郁闷呢？他们不是都取得了谁都看得见的成就吗？
基辛格：这个，首先，因为你是在陪一群青少年，总统先生。毕竟，他们不仅没有帮助青少年成长，自己也因为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而变得没有责任心。其次，这不是一份稳定的职业。对于高层人士来说不是……
尼克松：是啊。
基辛格：那些全国知名人物，嗯，例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和我。不过就连一般的哈佛教授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要过10年极不稳定、叫人发疯的生活才有可能拿到终身教职。假如得不到一个好的职位，就会意识到自己不够好，但不像在法学院，第二年你就知道自己好还是不好。
尼克松：是的。
基辛格：你还不能造假。
尼克松：没错。
基辛格：而且你能很清楚地从现在能去的律师事务所来预测你能升到什么职位。
尼克松：是的。
基辛格：在学术生活中，你完全要依靠某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个人推荐。谁都不知道你多优秀。真的，我于1954年在哈佛毕业，我一直是个古怪的人，在那个意义上一直是个局外人。那段时间真是糟透了……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19世纪外交，一般人不怎么感兴趣……这是一本思想性很强的书。讲的是1815年是怎么实现和平的，而且……
尼克松：没错，是这样。
基辛格：那是，那是一本带有思想性的书，但是学术这一行很不稳定。那时他们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很大。而且……
尼克松：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要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一直都是这样，但是……
基辛格：他们信奉操纵，总统先生。因此，他们觉得很难受。在我们这个社会，学者这个阶层并不是很受人尊敬，所以他们很恼火。
学者们对学术政治的厌恶可谓司空见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在哈佛念书，毕业后留校教哲学，从1890年一直教到1912年。他说：“我没交到一个当教授的真朋友。”于是他问自己：“这是出于像女人一样的嫉妒，因此暗中就是不愿真心接纳对方，还是爱认为教授或女人就是要假模假样，因此大家对这种可怜虫就会既鄙视又同情的观点影响？”这种情绪不光是哈佛大学教授才有。有人编了这样一句话，说“学术政治中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所争之事无关紧要”。这句话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教授、《管理纽约市》（管理纽约市的危险性显然比较大）的作者华莱士·斯坦利·塞尔说的。但是，不用说基辛格喜欢经常使用塞尔“定律”：“不管讨论什么问题，情感的强烈与问题的价值成反比”，并把哈佛学术政治作为典型例子来引用。
但是，在基辛格看来，学术政治的危险性并非那么小。1954年夏季的某一天，他黯然神伤地走在哈佛校园，寻思着一度辉煌的学术生涯眼看就要告一段落。他见到好友小阿瑟·施莱辛格，打了个招呼；瞧人家多好，已经稳稳坐上了历史系终身教授的宝座，还得了个普利策奖。但是，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接下来的一番谈话将改变他的人生道路。这位“对梅特涅有所了解的政治学家”马上就要搞核武器了。
[1] 1954年获得哈佛行政学博士学位的还有13人，其中6人关注的是当代国际问题：一人讲日本被占时期的劳工政策，一人讲伊朗民族主义，两人讲英国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还有一人讲的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国际难民问题。唯一和基辛格一样关注19世纪的博士生是戈登·刘易斯，他的论文主题是1848年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2] 在冷战的大多数时间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专家，包括基辛格，都一直高估了苏联体制的经济能力和潜力。1953年，苏联的经济体量仅为美国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