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爱博士？
基辛格先生认为：（1）我们必须像准备面对有限侵略一样面准备对全面进攻；（2）对全面进攻必须还之以全面反攻；（3）有限侵略必须用有限战争来还击。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应使用最恰当的武器。最恰当的武器通常就是核武器。
——爱德华·特勒，1957年
当然，基辛格从国家角度考虑政策规划和战略问题是对的，这大致类似于19世纪的国家斗争。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世界上还有一些深刻问题，有朝一日会对上面考虑的这些斗争形成侧翼包抄之势。这种现象今天不会出现，只要苏联保持强大，一直不变，这种现象也不会轻易出现。但是我认为将来我们文化中的跨国家共同体将开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甚至会影响各国行使权力。
——J.罗伯特·奥本海默，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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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基辛格拿到了19世纪初历史研究的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乏善可陈。他满以为可以拿到哈佛的初级教职，但事与愿违。他得到芝加哥大学的教职邀请函却不想去。宾夕法尼亚大学“钱给得多但名气不大”。他只好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微薄资助勉强度日，把博士论文的一些章节整理出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但论文发表后几乎没什么影响。然而，三年之后，基辛格却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核战略专家、畅销书作家、电视谈话节目的明星嘉宾、华盛顿的话题人物，以及莫斯科谴责的对象。到1964年，别人谈起他时，都说他是一些电影邪恶人物的原型，比如联邦德国尼·吕美特导演的《核子战争》中沃尔特·马修饰演的冷血政治学家格罗特斯勒教授、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奇爱博士》中彼得·塞勒斯扮演的疯狂到底的核战略家奇爱博士（有点儿牵强）[1]。怎么会这样呢？话还得从《奇爱博士》开机10年前哈佛校园的一次邂逅说起。
虽然远非政治上的同道，小阿瑟·施莱辛格和基辛格两人却是朋友。基辛格每年都会参加施莱辛格夫妇和他们的邻居加尔布雷思夫妇举办的毕业鸡尾酒会，酒会上唯一的饮料是鸡尾酒[2]，香烟放在碗里随便拿。玛丽安·施莱辛格后来回忆，作为回礼，她和丈夫经常应邀到基辛格家用膳，“风度翩翩的教授先生”及其夫人用“丰盛的美食、丰富的思想”款待他们……“什么都是白的。菜是白的，连饭也是白的”。除了弗里茨·克雷默，施莱辛格是基辛格最乐意倾诉其最重要（即便不是最隐秘）思想的对象。施莱辛格很乐意将这位聪明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的自由派政要，有埃莉诺·罗斯福、阿德莱·史蒂文森，还有肯尼迪兄弟。在那次哈佛校园不期而遇的简短交谈之后，基辛格（下面是他的原话）“被小阿瑟·施莱辛格拖入一场三角讨论，有他，有奥尔索普兄弟（哥哥约瑟夫和弟弟斯图尔特）[3]，还有保罗·尼采”，尼采是NSC–68号文件的起草者。起因是前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给施莱辛格写了一封信，恰好施莱辛格兜里揣着这封信，一时兴起，便建议基辛格看看。基辛格不同意芬勒特为政府靠大规模报复战略威胁敌方所做的辩护，匆匆写就 《美国政策僵局与预防性战争》 一文，从此开启他在新兴领域“战略研究”的政治生涯[4]。
文章的出发点是，艾森豪威尔任职一年半以来，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见成效。
东南亚的失败（指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以4个月前奠边府战役的失利而告终）、美国西方联盟犹豫不决、日本怨声载道、武器平衡出现变化，这些现象表明美国面临着一场严重危机，而华盛顿政府的正式声明却对此一口否定。近15个月以来，苏联成功地发动了和平攻势，从全球局势来看，美国似乎日益成为和平的障碍；苏联的核武器研发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至少可以说欧洲中立迫在眉睫；苏联在世界各地掌握了外交主动权，而美国时而夸夸其谈，时而态度软弱，总之相对而言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它已成为“美国声誉的一种抵押”，而有争议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只会让美国更加“脆弱不堪”。基辛格认为出现这一连串的失利有三点原因。首先，美国“一心盯住苏联威胁，策略正确”，但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其他国家也需要和平，它们“不愿……相信有不可弥合的分裂”。谈到心理战，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发动了“和平攻势”，美国一时慌了手脚。其次，美国决策者很看重与其他国家的联盟，这种心理很幼稚。在此不妨引用一句名言：“如果结盟之后就以为统一是自身的目的，那么结盟就弄巧成拙了。因为如果结盟等同于成员国的共识，那么其政策就会受到最薄弱部分的影响。”美国是霸权国，必须领导其盟国。
这些观点基辛格以前就发表过，施莱辛格当然不陌生。但是第三点原因基辛格以前没讲过。它谈的是实际战争，而不是心理战：“如果遭遇可能出现的中立，我们可以把战争视为……上策，在我们处境不利、毫无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将预防性战争作为一种手段，强迫对方一决高下。但是战争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不能因一时恼怒，说打就打。”问题是政府口中的“新面貌”防御政策无法确定“这是一种发动冷战的策略还是赢得实战的手段”。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误解。如果是后者呢？基辛格没有明说，但读者能领会。他给一位读者写信说：“我实际上是说可能出现局部战争。”这么说是种双重挑衅。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朝鲜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了局部战争的危险。用全面战争，即核战争的威胁阻止苏联侵略不仅更有效，而且成本更低。基辛格似乎想说美国可以从两种策略中占大便宜：进行一种既是局部战争也是核战争的战争。
施莱辛格是自由派乐观主义者，更愿意相信莫斯科会采取新的更“灵活的”行动。尽管如此，他看了基辛格的文稿后还是极为兴奋，称之为“在我读过的所有讨论外交僵局的文章中最有意思、最有用的文章”，并主动发给一些名人传阅，例如阿德莱·史蒂文森（他两年前参加总统竞选时败给艾森豪威尔）和托马斯·芬勒特[5]（正是他写给施莱辛格的信促使基辛格写这篇文章的）。基辛格的老朋友、作战研究办的乔治·彼得也发表了看法，但他比较保守和悲观。
这篇文章的问题在于没有为任何人说好话。所有人都想要艾奇逊或杜勒斯这两个热门人物垮掉（比如出于党派的原因）。他们都是贤才，搁在20世纪任何时候看起来都会很优秀，而你说得对，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都没有抓住要点。你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因为它的理性主义–法治主义–理想主义外交的虚伪立场不会吸引任何党派人士。因此，要是有谁喜欢你这篇文章，这个人就值得我们了解。
但是对基辛格影响最大的是芬勒特的反应，因为芬勒特明确质疑基辛格分析中的军事因素，即基辛格为“全面战争”威胁是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最佳办法这一思想辩护。基辛格回复时冷不丁提到经济作用。他说：“说老实话，从军事角度考虑，说钢产量不到500万吨的国家（即苏联）具有无限潜力是根本讲不通的。”然而，撇开苏联的真正实力不说，基辛格仍然怀疑芬勒特的推理方式：“愿意打一场全面战争本身不足以制止侵略，因为只有苏联集团了解美国的决心有多大，它才有可能采取某种试探性行为，而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全面战争，之所以可以避免，是因为如果苏联人能完全理解我们的意图，就有可能不采取试探性行为。”基辛格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信任。
假定关键地区已经确定，并且美国会坚定地保护这些地区，那情况会怎样？有两种可能似乎难以避免：要么苏联集团相信我们，这样它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所有没被美国确定为重要地区的土地多数可能会在局部抵抗中被吞并；要么苏联集团认为我们的声明是虚张声势，鉴于我们喊了两年的“大规模报复”计划并未落实，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我们将又回到奠边府战役。
基辛格不是军事专家，他研究的是外交史。他也不是首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但是，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慑原则的批评受到军方要员的欢迎。据理查德·G.史迪威将军说，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每一个有幸细读过这篇文章的教职员都深受启发”。时任美国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副司令的空军将军詹姆斯·麦考马克也有同感。基辛格得到这种正面鼓励后，也开始思索自己是否无意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洞见：动用核武器进行有限战争是全面战争威胁以外的又一个可行办法。当时种种裁军计划甚嚣尘上[6]，基辛格不以为然，他对施莱辛格说，这些计划是错误的：
由于苏联人无法将各种战争分清，便认为局部战争和战略性地使用核武器必然会导致全面核战争。我看这是把逻辑推理和战略现实混为一谈。苏联人要把战争概念弄清楚会有很大压力。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知道摧毁莫斯科和原子弹在战场上爆炸有什么区别。
基辛格谈到这个新话题更带劲了，他认为“当前的核武器（战略核武器）的破坏性”非常大，以致只有“官僚机构的惰性”才能使它们用于战争。
我看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要用处也就是允许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打局部战争，不妨这么说吧，核武器的破坏性很大，它们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不让对方使用核武器。因此，有常规武器系统的一方就能保留这种终极武器威慑对方，不让对方发动全面战争。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种可以战略性地利用核武器的武器系统，让我们能打局部战争，并且把这种系统融入外交政策，表明我们只对局部改造有兴趣，对无条件投降没有兴趣，那么战略空军司令部便有机会制止苏联挑起大战。
这就是后来让基辛格声名显赫的立场鲜明的“反直觉”观点的精髓。
1955年4月，基辛格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新兴战略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军事政策和“灰色地带”的防御》。《外交事务》创刊于1922年，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兼具新闻与学术价值，雅俗共赏。基辛格很快就掌握了期刊的独特风格。本来是一个匆匆写给施莱辛格看的备忘录，现在却发展成一篇批评美国战略思想的大胆而入时的文章，当然这仅仅是两年后将出版的一部杰作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基辛格开篇口吻冷静：“要不了几年苏联就有能力用核武器对美国施以重击，美国的战略思想却不为所动。”除了想到某种防御性的首次打击（“这个计划与美国意识和美国外交政策不能超越的宪法限制完全背道而驰”），艾森豪威尔政府能拿出的可行办法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大规模报复”的灰色威胁，即“主要靠发展战略空军，不断增强美国核军火库”。这就是所谓的“新面貌”战略背后的理论支撑。然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希望不要陷入芬勒特（在《权力与政策》一书中）所说的“灰色地带”的消耗战（“灰色地带”是指欧亚大陆外围非北约成员国领土）。
基辛格的回答分5个部分。第一，苏联核能力的快速增长令美国发动全面战争的潜在成本急剧增加。第二，像朝鲜战争那种有限战争，虽然打得很不痛快，但“与全面核冲突相比要更好”，“是美国未来战略的理想模式”。除非苏联核能力增强到能直接打击美国本土，不然美国冒险卷入全面核冲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第三，苏联对全面战争也毫无兴趣，它可以靠“逐渐侵蚀外围地区来达到最终目标，即中立美国，这样危险性也小多了，这种办法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针对美国的均势，根本不会对我们提出任何明确挑战”。
如果因为存在有限战争可能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我们就不愿意乘苏联核能力较弱时在印度支那作战，而我们更不会为了缅甸、伊朗甚至南斯拉夫冒险进行核轰炸。
第四，完全靠大规模报复来威胁苏联势必会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因为，“要么我们的盟国会觉得它们的军事行动没有必要；要么它们会坚信，为了寻求和平、避免战争，几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第五，还存在一种荒谬的危险，即威慑之物起不到威慑作用。
如果对方深信……我们威胁他们会立即报复不过是虚张声势……那么随着自己核能力的增长，敌方会决定去兼并那些“灰色地带”，到一定时候再让出这些地盘，或者冒险摧毁美国城市。由于到那时，中苏领导人很可能错误估计我们的反应，所以即便其本来目的是防止战争，但美国目前的军事政策可能最终会引发全面战争。
于是，在基辛格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虽不大可能遭遇末日大战，但很可能变成孤家寡人。在此，他乘机给《外交事务》的读者介绍他钟爱的历史类比，不过措辞有所更新。
与欧亚大陆相比，美国是一个岛国，资源不足，目前仅仅是人力资源比较欠缺，以后还会在工业产能上出现欠缺。因此，我们面临“岛”国过去所面临的问题，就像迦太基之于意大利，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要想生存，必须防止对面的陆地落入单一国家之手，尤其是公然敌对的国家之手。如果某个单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了欧亚大陆，并得到充足的时间开发其资源，那么我们就会遭受极大的威胁。最后我们只好发起与现在的“美国生活方式”不一致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如果苏联在“灰色地带”的扩张极其猖獗，我们的盟友完全无心抵抗，那么，与美国对垒的将是世界3/4的人口以及将近3/4的资源，我们人民的生存因此将危机四伏。
如此说来有何办法？答案分两方面。其一，美国应做好准备再打一场朝鲜战争那样的有限战争，而且必须打赢。毕竟朝鲜是可以拿下来的：“要是我们再投入4个师的兵力，即便我们给停战协议规定一个时限，我们也能在朝鲜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再者，朝鲜“的位置对中国有利”，东南亚则不然。基辛格推断：“在印度支那，如果美国要打全面战争，仍然可以至少保住老挝和柬埔寨。”关键问题在于要有“足够稳定的本地政府，这样苏联的侵略就只能是公开的，还要有能打阻滞战的本地军事力量”。如果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美国只需维持一个“能恢复平衡的战略储备（比如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或巴基斯坦）和一个能将美国技术优势转化为当地优势的武器体系”。打这种局部战争，明显的好处在于能给苏联集团施加压力。在冷战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已经有美国战略家希望中苏两国传统的对抗能让中苏关系自行破裂；基辛格未卜先知，行文中插了几句，认为这种破裂“不会自行发生”。
团结起来将能得到很多好处，现在仍可以赢得很多的战利品，克里姆林宫对于铁托仍然记忆犹新，我们不能指望苏联犯错误。苏联和其卫星国的分裂，尤其是和中国的分裂，只能通过外部压力来实现，只有通过制造偶然事件才可能让其意见分歧公开化。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教训是：“要是在1951年的朝鲜战争中我们打败中国军队，那么苏联就会进退两难，不知要不要孤注一掷增强中国的实力。要是我们打了胜仗，给北京提供一项安抚性政治建议，那么北京可能会考虑，与盲目地追随苏联相比，美国的善意是否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而且，“如果中国在跟美国的首次军事接触中遭到决定性逆转，那么中印问题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紧张局势”。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个教训是不要被盟国束缚了思想：“打局部战争，我们不需要它们，如果它们没有直接利益，则不应坚持要它们支持。”
这种观点大胆、新颖；别的不说，它说明基辛格在其政治生涯中很早就开始思考中苏关系可能破裂的问题，也在思考该如何处理法国统治结束后的印度支那。但是，基辛格说的第二点才是人们以为会引起轰动的。在核灾难和投降之外提倡第三种中间办法是值得注意的。“提高我们打局部战争的能力”这种建议本身不会特别具有争议性；巴斯尔·利德尔·哈特爵士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根据是“用原子能打无限战争……双方将会同归于尽”。罗伯特·奥斯古德当时已经在埋首写一本名为“有限战争”的书。但是基辛格的观点是我们所讨论的能力应该包括“战术核武器”。这个玩意儿可厉害多了。诚然，可用小型核弹对付纯军事目标（即不是大城市圈）的想法以前也有人公开谈论过。伯纳德·布罗迪就此曾发表过两篇文章（但说得比较含混）。下面我们会看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也就此进行过讨论，不过总统一直持拒绝的态度。因此，哈佛毕业、学外交史的学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主张使用战术核武器，不免令人感到惊讶。
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基辛格一个月后在美国自由思想阵地《新共和》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外交的局限性》一文展望了1955年7月将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峰会，作者的心里很矛盾[7]。基辛格潜心研究外交史多年，谈到峰会可能取得的成果时很直率，也很不以为然，“国际会议关起门来缓和甚至消除矛盾的画面”也许“很诱人”。1955年的世界外交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是“两国世界……固有的死板”（即便英法两国领导也会出席），二是一个革命国家的代表就坐在会议桌对面，质疑国际体系的现有框架。“我们不应抱有一丝幻想，以为与中苏的谈判会直接彻底改善现有局势。”基辛格最后说道。因为拒绝会议提议可能会“推迟我们实现达成互助协议的近期目标”，而完全拒绝谈判会最终“瓦解我们的联盟体系”，因此最可能的结果是它们就如何影响我们的盟国和亚洲未表态国家澄清一些问题。这种认为与苏联和谈比日本歌舞伎表演好不了多少的观点跟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那篇文章的主张截然相反。那篇文章认为，有限核战争是美国决策者必须考虑的一种办法。
基辛格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首次亮相一鸣惊人。他对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承认他“对这种反应有点儿害怕”。
《外交事务》刊登的这篇文章成了空军军事学院、陆军军事学院和美国国防大学的必读文章；约翰·麦克利斯将军把它发给了美联社；副参谋长詹姆斯·加文将军把它作为国防部的指定读物……这篇文章是怎么炮制出来的我太熟悉了，所以我对于怎么在美国成名深感不安。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一些哈佛同事也喜欢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邦迪也说好。邦迪广受好评的课程“行政学180：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的核心内容就是谴责慕尼黑危机中的绥靖政策；邦迪认为，谨慎使用武力会更有成效。因此基辛格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同时，他也借机帮基辛格走出了工作未定的困境。邦迪到哈佛任职以前曾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工作，时间并不长。基辛格见到自己的名字上了《外交事务》而信心大增，表示有意到外交事务委员会供职，邦迪给予了大力支持。虽然杂志主编不愿聘他为副手，但还是安排他当人事主管，让他负责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核武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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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从剑桥来到纽约时，有道难题他百思不得其解。杜鲁门政府的核武器一时独领风骚，美国怎么就没占到什么便宜？从美国在“二战”期间往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到1949年8月苏联首次进行原子弹试验为止，世界上只有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在1953年8月之前美国垄断着氢弹，而直到1955年美国还是唯一能生产百万吨级炸弹的国家。即便苏联的技术赶上了，但数量还落在后面。1947年4月，精明的乔治·凯南就察觉到美苏差异，认为“实打实地投10枚原子弹”就足以彻底摧毁苏联工业。他的结论是：“我认为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目前在世界上具有实力优势。”事实上，这种优势后来并没起到什么作用。这段时期，苏联取得了一系列无可争议的地缘政治胜利：几乎掌控了整个东欧（只有南斯拉夫是个明显的例外）、帮助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在朝鲜跟美国打持久战。华盛顿一点儿也不自信，反倒越来越害怕。早在NSC–68号文件发布时，尼采等人就想象苏联裂变式原子弹的存储量很大，莫斯科可能“不由得要偷偷地迅速出击”。
军备竞赛并非不可避免。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戴维·李林塔尔早就在谋划国际原子能控制计划，但是苏联不接受伯纳德·巴鲁克的计划。1949年7月杜鲁门只好死了这条心。他说：“我们再也不搞国际控制了，搞不了国际控制就必须有最强的原子武器。”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由奥本海默任主席的专家组的支持，并落实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悲观，建议美国退出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理由是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徒劳”的。事后看来，可以说，“冷战演变成了一种自我调节的体系……没有人想到它会持续很长时间，它不是由道德和正义产生的，而是由武断的、甚至是人为的将世界分成不同势力范围的行为产生的，其中包括了一些现代战争史上为数不多但非常激烈、非常顽固的对抗”，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比精心设计的“一战”多出一倍。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猜测原因何在：两极体系固有的简单化；两个超级大国基本上是分离的；两者都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偏执与谨慎”共存，这是相互威慑的核心；侦察手段（更不用说猖獗的间谍活动）给彼此提供了一点儿透明度；双方拒不接受无条件投降；一系列试图尽量减少冲突的“游戏规则”在不断演变。由于大家都不想进行核武器大决战，因此，历史学家不禁得出结论：“恐怖均势”就是一种互相威慑体系。
然而，当时即便是最明智的人也认为超级大国的对抗极不稳定，因此几乎没人料到最终是一个良性结局。早在“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就不无恐惧地预测，战后世界“共产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但凡打过仗的地方都会遭殃，犯罪不断，一片混乱，人们没有人身自由，生活贫困凄惨”。这位美国总统心里非常清楚全面战争的后果是怎样的。1954年他对韩国总统李承晚说：“我跟你说，一打仗就惨了。原子弹战争将摧毁文明……将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死亡……后果不堪设想。我简直无法想象。”一年半后进行的一次绝密评估令他相信，一场全面战争之后，“约有65%的美国人需要某种医疗救治，大多数人根本没机会得到……那真的就相当于从废墟中重建，从头再来”。
在尼采及其他人的影响下，杜鲁门总统最后采取“以上所有策略”，不仅加强核储备，而且投入大量经费进行常规军队建设，甚至打响了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办法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久的，尤其是这意味着财政必然会过度紧张：国防预算要翻两番。他在日记中写道：“精神力量，乘以经济力量，再乘以军事力量，大致等同于安全。”如果军备竞赛损害了美国生活方式和国家经济健康，那么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还有，苏联知道这个情况，“成心想用军事威胁……将一种无法承受的安全负担强加给美国和自由世界，把它们的经济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亲身经历过全面战争，对于可以跟苏联打有限战争（常规战争、核战争都行）的说法，他深表怀疑，因为任何这类冲突必定会升级。这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一贯强调采用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不仅想制止敌人，劝说“所有对手，任何这类冲突都可能升级，到时候无人会占优势”，而且他也想制止手下那些顾问。表面上看，根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种对抗性风格的表述，新面貌战略其实基本上就是大规模报复威胁外加“边缘政策”。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既微妙又精细。艾森豪威尔战略的七大支柱（由改组过的国家安全理事会[8]多次开会讨论得出，所有的会议几乎都由他主持）包括：必须防止核浩劫；制止方式要灵活；必须要有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放弃强制性让苏联帝国“倒退”的美国目标；承认冷战的长期性；加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联盟；寻求切合实际的武器控制形式。再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远远超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其包括外交、心理战和秘密行动。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改良的遏制。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竭尽全力应对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和平攻势”。1953年4月16日，他发表了题为“和平机遇”的演讲，发自肺腑地哀叹军备竞赛成本之大。（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给30多座城市盖上一所现代砖房学校。）英国想分一杯羹，所以丘吉尔呼吁召开四国会议。艾森豪威尔在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指责苏联要对“8年的恐惧和武力”负责，提议“启动政治讨论，目的是在统一的朝鲜半岛举行自由选举”，并“停止对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安全问题的直接与间接攻击”。要想苏联同意这些提议，可能性很小。的确，莫斯科新的领导人愿意让步，比如说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但是，“二战”后的核心问题，即德国问题一直远未得到解决。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是真正热心于德国统一；相反，华盛顿最关注的是将一个重新武装的联邦德国纳入北约和新的欧洲防务共同体。
实际上，华盛顿的态度一点儿也不温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和平机遇”演讲两天后，国务卿杜勒斯对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语气远不像总统那么温和。总统成立了三个任务小组来评估他的战略选择，最温和的构想基本上是维持现状，其他设想是建立防御外围以包围苏联集团或者（这是最极端的想法）逼苏联倒退，减少其领土面积。尽管仍可动用美国其他部队和盟国部队在关键地区反击苏联的侵略，但“日光浴室工程”的最终报告，即后来的NSC–162/2号文件，还是明文规定将“运用进攻性战略打击力量施行大规模报复性破坏的能力”作为艾森豪威尔战略的基石。前面说过，关键问题是这些其他部队是否会使用核弹。美国政府高层以外无一人知晓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完全排除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其实，这届政府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在西欧秘密部署战术核武器。1953年10月7日召开的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NSC–162/2号文件定稿。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战争状态下，美国将不仅考虑使用常规武器，而且会考虑使用核武器。”6天后，总统本人确认了这句话的意思。他回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雷德福上将提问时说，如果中国“再次进入朝鲜，我们应该使用原子弹”。（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为这也包括中国境内的目标。）同年12月，艾森豪威尔亲自劝说安东尼·艾登：
美国公众不再特殊看待原子弹和其他核武器……它们也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差异……他们何须局限于烈性炸药？要攻打中国基地需要成千上万的飞机投放炸药，如果用原子弹则既便宜又省事。小型原子武器的使用及原子炮的使用会使这种区别不复存在。
1954年副总统尼克松也发表过类似观点：他甚至准备动用核武器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1955年年初，艾森豪威尔声明：“在使用核武器能迅速、主动地结束侵略，并且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有益于美国的安全的情况下，美国不排除在局部地区使用核武器。”他继续坚持任何有限战争都有可能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观点。（“如果靠武力来仲裁人类问题，你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如果你越陷越深，那就没有限制，只能靠武力自身的局限性。”）然而，他又反复对美国军队表示：“我们的规划应该根据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来进行，在美国可能卷入的任何小型战争中，我们都可以对军事目标使用战术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到的难题令历史学家至今还不得其解的原因在于其公开说明经常与私下考虑不一致。在艾森豪威尔向艾登兜售其用原子弹打击中国的观点的当月，他对联合国大会以及世界[9]宣称，美国和其他拥核国家应当“从现在开始，以后也要继续，用自己的普通铀和裂变材料储备共同”为联合国支持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做贡献”。这篇名为“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演讲似乎也并不自相矛盾。美国兑现了总统承诺，用裂变材料在国外建设核反应堆。但是，总统演讲的时候，适逢美国施行三年防御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增加了战略空军司令部预算，而且还要投资多种防御系统，包括旨在探测、拦截苏联核打击的北极雷达预警网络和能在7 000英尺的高空飞行的洛克希德U–2侦察机。一个月后，杜勒斯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发表演讲，赤裸裸地阐述了大规模报复原则，连尼采也感到惊诧不已。苏联反驳《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演讲，呼吁“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美国政府猝不及防，慌了阵脚。杜勒斯刚刚相信禁止核试验对美国好处多多，艾森豪威尔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真正的问题在于到1955年，战略不仅是复杂官僚机构的产物，也是学术领域超负荷的产物。核武器一度是研制核武器的物理学家的领地。这些人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技术潜力委员会的影响无处不在，该委员会主席是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首位科学特别助理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里安。但是科学家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作为麦卡锡的反共政治迫害目标之一的奥本海默因有人指控他是“苏联特务”，而被没收了高级政府通行证。还有一个极端案例：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认为所有提倡减少武器、禁止核试验的人都头脑不清楚、胆小怕事。与此同时，陆海空三军也有不同观点；这不足为奇，陆军和海军不喜欢大量资源都落入空军的口袋，尤其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就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事。对哈罗德·史塔生等职业政治家来说，这个领域越来越凶险难测：他作为总统的特别裁军助理（“和平部长”），对国务卿杜勒斯来说显然是一个明显的挑战。很难有人公开反对裁军，但对于如何阻止军备竞赛，专家们并未达成共识。到1955年春，总统正不安地准备日内瓦峰会，裁军问题一时陷入僵局。在联合国，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听起来越来越有道理。美国的反应能否兼有科学上的可能性、军事上的灵活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呢？职业专家组成的第四组人马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意见加入决策过程。要是科学家、军人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治家看法一致，那么战略研究这门独立学科必然会推迟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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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人很难追踪华盛顿的核战略论战。当然公开发表的演讲可以被读到，但是公众以及哈佛的教授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讨论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泄密和“信息自由”时代还要过10年才能到来。基辛格能做到的最多就是邀请这些事务中的主角来给他和艾略特组织的国际研讨会演讲。1955年7月，副总统尼克松谢绝给研讨会做首场演讲，尼克松和基辛格多次错失了相见的机会，这是第一次，好在史塔生来了。基辛格认为他的演讲“大获成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大陆酒店的空调不好”。邦迪认为史塔生是“一个很令人费解又很有意思的人”。哈佛的人怎么可能知道白宫的机密呢？
是邦迪让基辛格有机会休息。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份工作不仅将他从哈佛解救出来，而且还让他投身到一个迄今为止他仅仅在报纸上读到的世界。外交关系协会在1918年刚成立的时候还是一个商人俱乐部，1921年改组，成员都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战后规划“调查组”的前成员。外交关系协会这个美国机构基本上就相当于设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该协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为美国的新国际秩序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成员清一色是男性，通常都是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在不用直接到华盛顿或国外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10]，他们就在派克大街和68街交界的格调颇高的俱乐部优哉游哉地消磨时光。尽管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无所不能，但外交关系协会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险恶。
1955年5月5日参会的核武器研究小组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局内人”，在管理和军事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第一手经验。主席是原子能委员会前主席戈登·迪恩。保罗·尼采原来是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现在常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他与人创办这所学院是为了等待下一位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弗兰克·佩斯曾任杜鲁门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部长，而弗兰克·C.纳什曾在杜鲁门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此外还有三位军政要人。詹姆斯·加文将军曾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指挥第82空军师。他是陆军研发部主任，率先提出空运士兵以及装甲大炮的想法，（下文将谈到）他成功地向基辛格兜售了这一观念[11]。“二战”中理查德·C.林赛将军曾任陆军空军总部联合参谋部部长，后来担任南欧地区的北约空军司令。威廉·金特纳上校已出版了一部心理战专著，而在1953年他出版了《陆地战中的原子武器》。最后，研究小组的学者有生物学家、哈斯金斯实验室创始人卡里尔·哈斯金斯和研究辐射心理影响的权威希尔兹·沃伦。卡罗尔·L.威尔逊虽不是科学家，却是原子能委员会的首任总经理。在国际关系方面，有耶鲁大学史特林国际关系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和后来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创院院长唐·K.普赖斯[12]。
到底基辛格要做什么？外交关系协会执行主管乔治·富兰克林向奥本海默简单了解了这名新职员的情况后跟他说，基辛格的工作是“花15个月的时间思考研究小组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既有趣又重要”。他和同事非常清楚他们找的是个外行。富兰克林承认：“基辛格先生在这个领域的经验不是很丰富，我们本可以找个经验丰富的人。但是我相信跟他见上一面你就会感觉他的能力和客观性完全可以弥补经验的不足。”基辛格本人也很快承认自己缺乏专业知识。他对奥本海默坦言：“有的人找到工作后说自己面对这份工作很谦逊，我一般不相信这种话。尽管如此，我得知这个题目很大时，真有点儿被吓倒了。”邦迪带着一丝嘲讽的语气宽慰道：“这个题目常常会提醒研究者他是个凡夫俗子，它的高度叫人肃然起敬。所以在这个领域你可以大有作为，不会以为什么事都研究过了。有了这种内在的谦虚诱因，你才会充分相信所有的任务。”然而，基辛格第一次跟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接触后是否感到那些人特别谦虚，还要打一个问号。名人云集远远抵不上部分之和的情况实属罕见。
研究小组已经是第六次开会了。基辛格根据读过的会议记录和与参加者的谈话，斗胆做了一个关于迄今“会议趋势”的开场小结。他提出三个观点和一个问题。首先，美国军队已日渐依赖核武器。其次，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已逐渐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来，很难分清什么是战术使用，什么是战略使用，二来，一个即将战败的国家若不完全释放其破坏能力是不会甘愿失败的。再次，存在“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即苏联对美国核潜能的畏惧可能导致克里姆林宫先发制人”。最后，基辛格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任何必要的有限军事行动之前该如何整理政治方案，才能让人明白美国的目标是有限的”。接下来出现了外交关系协会前所未有的混乱场面。
尼采对基辛格的多数看法不以为然。他“不同意小组成员都认同的美国军队越来越打不了常规战的观点”。由于美国的对手苏联很不可靠，因此他（和其他人）还怀疑是否能事先确定好有限战争的规则。随后，阿诺德·沃尔弗斯描绘了一幅图景，即欧洲的有限战争会迅速升级，最终双方必须使用战略武器。《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认为由于欧洲大陆人口密集，要想将有限战争的规模控制下去实属不易。
军人的看法不一样。林赛将军认为未来战争的战线会被拉长：“出于进攻和防守目的会使用一切手段。”加文将军还进一步说了如下的话。
在他看来，美国有优势火力，无须动用任何原子武器就能打败苏联。因此，他最后说美国使用常规力量，而不动用原子武器可能对自己更有利……加文用社区警察的角色进行类比。巡警可能在警局放了把冲锋枪，但是实际上他用警棍就能制服犯罪分子，不用向平民老百姓开枪。同样的道理，美国必须展示自己有能力、判断力去赢得局部摩擦而不至于破坏欧洲文明。
加文认为，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人口较少的中东地区。不过林赛将军“不同意可用常规办法解决问题的说法”。而且，他认为中东比欧洲更有可能限制核战。加文承认美军有“一个齐备的核武器库”，“只要不引发核战尽可放心使用其中的武器”，还说“地方部队使用小当量核武器……攻击军事目标时会感到很受限”。然而，他并不觉得美国应该大张旗鼓地表态说愿意用核武器保护盟国所在地区。
研究小组至少有两个“外行”成员认为这种战术核武器必不可少，至少可用来保卫中东不受苏联侵略。其中一位（查尔斯·诺伊斯）“指出如果即便是为了当地人的利益或应当地人的请求，美国也决定不能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从人烟稀少地区公然入侵伊朗的军队或是高加索人，那么美国将永远也使用不了核武器”。讨论的结论是冷静的。尼采认为“总而言之，政治领导人必须问军队一句话：‘如果美国被迫攻打苏联，情况会怎么样？’如果答案是现在的美国会被摧毁，那么政治家必须做好准备，接受撤军的耻辱”。这显然是一个打败仗的建议。如果说开始讨论的时候基辛格愿意接受尼采的意见（“一旦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就很难设定有效限制”），讨论最后他却更注意倾听军人的意见。除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外，必须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尤其是因为威胁人家要搞大规模报复实际上只是说说而已，将来可能要承受奇耻大辱。
基辛格后来在给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封信中一本正经地描述了这些讨论：“只能称之为潜移默化的研究。似乎委员会的人认为，靠近伟人，或者至少说靠近名人，这本身就会产生奇效。”仿佛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命题，基辛格马上就将更近地接触一个人，美国最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之一：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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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有哪两个人会像亨利·基辛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那样有着差距悬殊的背景。基辛格十多岁就逃难来到美国，在切尔西的一家血汗工厂谋到第一份差，之后先是在美国陆军步兵营当兵，后来因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而拿到奖学金上大学，一路艰苦打拼才在派克大街谋到一份工作。他除了机灵、胆子大和父母疼爱，可以说一无所有。相比之下，纳尔逊·洛克菲勒继承了数不尽的金银珠宝。他祖父是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外祖父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设计师之一的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可以说他成长在豪门大户。洛克菲勒读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上完达特茅斯学院，家人就给他在家族商业帝国安排了工作，洛克菲勒先后任职于大通银行、洛克菲勒中心、克里奥尔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等机构。实际上，洛克菲勒的主业是政治，其次是慈善，最后才是经商。不过这样排序关系不大。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所以也是华盛顿的风云人物。罗斯福总统先任命他为南北美洲事务联络人，后来又请他出任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他一生关注拉美即始于此）。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又在该委员会提议成立的新部门卫生教育福利部并中短期担任副部长。然而，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服洛克菲勒到白宫担任特别总统助理，委托他“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并任命他为行动协调委员会（1953年替代了心理战争署）总统代表。他的上任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是总统的心理战顾问，而他得到的授权更为广泛。实际上，总统希望他解决苏联“和平攻势”带来的问题。这样一来，他马上发现自己与政府的一些大人物的意见不合，尤其是国务卿杜勒斯；也难怪，半路杀出来一个富豪，杜勒斯怎能不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