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虽然身世显赫，但有自知之明。母亲鼓励他找学术领域的“高人”寻计问策，正中他下怀，因为他一贯认为读一本书不如见见书的作者。为了在新的岗位上发挥最大影响力，洛克菲勒召集了各行各业的智囊来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海军陆战队预备军官学校，其中既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有国防专家和情报人员。经过5天的精心思考，小组提出了很多想法，包括“开放领空”，即提议对军事设施进行互惠空中侦察。这一提议尽管杜勒斯不同意，洛克菲勒自己也持保留意见，但艾森豪威尔却在日内瓦峰会上提了出来，时值一场大雷雨，这增强了提议的效果。（洛克菲勒办事的一个特点是他从匡蒂科军事基地到私人企业都有朋友。当时参会的有前中情局特工弗兰克·林赛，此人后来成为艾泰公司首席执行官，而这家公司得到洛克菲勒集团的支持，后为美国侦察卫星生产照相机。）
美国想把“开放领空”当王牌。美国认为世界舆论将会欢迎它的透明，苏联一旦拒绝这一提议将会遭到谴责，而苏联一定会拒绝。美国感到苏联还是在日内瓦峰会打赢了心理战，极大改善了它在西方选民眼中的形象，于是又生一计：成立“未来美国战略的心理议题”研究小组。基辛格应邀参加的正是这个有时被人误称为“匡蒂科二号”的第二研究小组。他的哈佛导师艾略特后来表功说“主意是我想出来的，也是我暗示纳尔逊用基辛格的”。但事实上，基辛格的名字最早是4年前就认识他的威廉·金特纳提起的，国防部内部的弗里茨·克雷默可能也推荐了他。
尽管这份报告原定的读者显然是总统及其他官员，但专家组本身得到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三个兄弟于1940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所以，跟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官方组织，但是它再次让基辛格直接接触了一些政治方面的重要局内人，这次还是华盛顿的人。主席是“二战”期间驾机轰炸过德国的空军将军弗雷德里克·安德森。其他成员还有之前在洛克菲勒手下负责“心理战”事务的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杰克逊1955年回到了《时代生活》杂志社；乔治·A.林肯上校，林肯上校曾为罗斯福和马歇尔准备了雅尔塔会议，现在是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基辛格在行动研究办公室工作时，已认识了埃利斯·A.约翰逊、保罗·林百克和乔治·彼得。他当然也接触过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马克斯·F.米利根和沃尔特·罗斯托，还和菲利普·E.莫斯利在外交关系协会打过交道。但跟奥地利出生的战略思想家斯特凡·波索尼打交道这很可能是头一回[13]。1955年8月底，专家组在华盛顿召开首次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情局副局长致辞。虽然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工作，但基辛格参加洛克菲勒研究小组后，又向权力中心迈了一步。
基辛格对洛克菲勒的第一印象不大好。他“进屋时拍打那些来开会的学者的背部，咧着嘴笑，凭记忆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就叫‘计’）”。而且，让基辛格做的事都不像核武器委员会的工作那么难。前面说过，基辛格已经研究了好几年心理战。洛克菲勒研究小组开完第一次会后，他对罗斯托说，他“好几年来一直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是心理问题”。不用说，核武器话题是专家组考虑的中心问题。专家组曾听过基辛格做的一次军事问题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核武器将在不是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被使用……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战术核武器用于小型战争，而小型战争不扩大为大型战争，那么世界可能更加和谐”。这无疑促进了他核武器思想的演变。不过，基辛格被要求写的两篇文章是讨论其他人们更熟悉的话题：“德国统一问题”以及“和苏联谈判的心理与压力问题”。
德国问题是冷战的中心问题，柏林又是中心的中心。德国分裂代替了“二战”结束时的和平协议，这种事实上的分裂反映并延续了第三帝国灭亡时的军事现实。实际上，这种局面正中美苏下怀，但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民党选民为代表的多数德国人并不买账。美国想让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苏联以此为把柄，说美帝国主义者和潜伏的纳粹战争贩子狼狈为奸；莫斯科方面知道如果自己冒险提议德国统一并保持中立的话，它在东柏林的傀儡是会听任摆布的。更糟糕的是，西柏林根本无法防守，这块西部飞地完全被民主德国领土和苏军包围。然而，从政治上来看，西柏林对苏联傀儡政府是一个威胁，这个宣传自由的广告比任何中情局资助的展示都有效。就事论事，德国分裂后可能会稳定，但柏林分裂后显然不可能稳定。正是1953年的东柏林工人起义，让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枭雄赫鲁晓夫有机可乘，一举推翻早先主张德国统一但保持中立的贝利亚。下次柏林危机可能会在德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产生政治影响。
据基辛格分析，美国必须重新掌握主动权，否则太多联邦德国人会认为“与苏联直接交易”胜过“以德国统一为代价换来的美苏缓和”。下文将看到，统一的幽灵很多年都一直纠缠着基辛格。因此，华盛顿应该提议实现“基于全德选举的统一……和某种基于削减双边武力的安全部署”。如果（一定会这样）苏联拒绝，那么美国就再提议“经济统一”，“首先”在中立的柏林“设立全德经济议会”。如果这个统一计划也遭到拒绝，那就提议在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之间实现自由流动。所有这些提议的目的当然不是指望苏联接受，而是通过苏联拒绝来巩固美国在德国的地位，从而巩固德国总理康拉德·艾德诺在国内的地位。这就是心理战外交，跟1957年乔治·凯南以为莫斯科能接受而提出的在去军事化基础上（见下章）实现的统一构成鲜明对比。
基辛格第二篇文章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一开始他就极其大胆地比较了1955年的世界和他念念不忘的1815年的世界。“这个国家三十多年来声称不仅具有社会正义的排他性，而且具有社会正义的普适性，它把国内控制机器建立在与外部世界永远敌对的幻觉上，因而摩拳擦掌地建设核能力要对我们施以灾难性打击，因此，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美国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外交。问题“不再是主人公在已达成统一的基本框架上协调局部争议，而是基本框架本身”。在他看来，他所称的“新外交”“最大的问题”在于“心理问题”。想想苏联“和平攻势”是来真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更可能莫斯科“只是在拖延时间”，拖到其核能力“差不多与美国相当”，“拖到非共产党世界的一批武装力量”有所增强。这种情况下，“听苏联奉承几句就马上解除警惕”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问题在于，苏联“泛泛谈和平”而重点关注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具体问题，这种战术把美国塑造成侵略性超级大国，有效夺取了道义制高点。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应提议“苏联领导人和自己一道声明四大国反对武力解决争议”，应召开“会议讨论解除铁幕的措施，或许可以先提议在德国内部实现自由旅行”。关键是要向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铁托学习，“苏联每示好一次，都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最后赫鲁晓夫就在贝尔格莱德露面了”。不过，基辛格在文章最后禁不住思考一个问题：他建议的外交战略对核武器军备竞赛会产生何种影响。
有人可能认为，我们的国防开支总是这么大，而且苏联不让步就不跟它谈判，这样也许会诱使苏联先发制人。但是，除非苏联自以为稳操胜券，否则它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更值得怀疑，不过我们的实力应该始终足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热核武器的真正意义也许在于鼓励将使用该武器的危险转移到对方身上的策略……如果我们采取孤注一掷的军事政策赌一次，必然出现两种结果：要么我们的盟国会认为几乎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要么他们会减少军费开支，以为这么做不会对事态造成什么影响。
基辛格只写了两篇文章，而1955年11月洛克菲勒呈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文章共有20篇，文集定名为“美国战略的心理问题”，最基本的建议是必须增加国防开支。对基辛格而言，这是（他大概是这么跟洛克菲勒说的）“我这几年最满意，也许是最劳身劳心的经历之一”。他也小小赚了一笔钱：他的顾问费是1 530美元（按2013年的美元价值计，约合60 000美元）。但是当时还不好说专家组的此番“忙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助理的职位缺乏制度性的权力基础。洛克菲勒已经遭遇来自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阻力。洛克菲勒任主席的规划协调小组成立以后，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一起开展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目的达到了。艾森豪威尔在中风康复以后明确表态，不采用“匡蒂科二号”建议。12月，基辛格得知洛克菲勒辞职，“悲从中来”。他内心很是沮丧，感到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他对施莱辛格抱怨道：“前几天史塔生做报告，列举了共和党取得的成就：印度支那停战、朝鲜停火，自1912年以来头一年世界无战事。”
在我看来，这种讲话只有在一切理性讨论标准全部破灭的环境下才有道理。我想我们需要一次这样的讲话，分地区一一解释我们是怎么失败的，我们的政策怎样才能改进。再有，说句实话，我很反感“我们正在谋求和平”这样的说法，因为这给人的印象是在某个神奇的一天，和平会突然降临。
也许基辛格比较保守，但在政治生涯的那一阶段，他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意见很大：“安全计划言不由衷，竞选时对外交事务的承诺与现实完全不符。”基辛格对施莱辛格抱怨，艾森豪威尔被“宣传机构”说得神乎其神，但如果有谁敢实实在在地对艾森豪威尔批评上几句，就会揭示总统“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一面。
然而，基辛格还是在设法为艾森豪威尔构思一套合理的政策。他草拟的备忘录《苏联策略——美国可能采取的对策》一开始就重申凯南旧时的遏制思想，再次阐述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观点。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已经让美国卷入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外围行动”，而这样会使苏联领导人发挥苏联的优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过于依赖全面战争威胁反而加大了“世界陷入战争”的危险。基辛格主张：“应当清楚地划出一条线来，一旦越线就会爆发大战，尽管不一定是在入侵地点。”他再次勾勒出一个计划，要建一个“具有高度机动性的美国战略储备，而且必须是在苏联核心地区打击范围以内，因为那些地区的地形能让美国的技术优势发挥最大作用”，中东就是个特别合适的地点。他考虑或许英国和南非（为什么是南非？有点儿奇怪）可以出兵建一支这样的部队，驻扎在约旦或（利比亚）昔兰尼。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甚至可以重新武装日本。
这一切仍在进行中。
5
在总统竞选年对外国敌人进行心理战并非易事。1956年，政治家们为了拉选票发表了很多言论，却总令基辛格感到失望。他对施莱辛格抱怨道：“我认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接受《生活》[14]杂志采访时说的那番话很可怕。”
但我也发现共和党挑战者阿德莱·史蒂文森和想得到副总统提名的休伯特·汉弗莱也没什么优势。说打金门、马祖（中国台湾占领的岛屿，1954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炮击）不值得用核武器是一回事，声称我们绝不会以开战相威胁是另一回事。（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峰会上喊的）“没有什么能替代和平”的口号相当于至少在他竞选这年给苏联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基辛格的反应是半年内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核时代的武力与外交”，另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散论”。第一篇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攻击竞选腔调：“大规模报复”“没有什么能替代和平”等说法都很危险，前者的“危险在于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后者危险是因为撤除了苏联采取试探性行动的强大制动，这样它就没有任何让步的动机。于是，基辛格接着介绍了自己正在迅速明朗化的观点：有限核战争具有合理性。他首次明确指出：“核武器，尤其是小当量的那种，似乎是天赐宝物，可以弥补我们人力资源的不足，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苏联恼羞成怒，不愿接受这种说法，坚持认为有限核战争是不可能的，强烈要求全面裁军（即“禁止核武器”）。不过，这只是苏联不想让美国抓住机遇使用战术核武器而玩的一种手法。苏联考虑的是用高度集结的部队打长久消耗战，但“在核战场，分散将是生存的关键，机动性是成功的前提”，更不用说“在高级指挥艺术、个人主动性和机械方面的能力，从各方面而言我们的军事组织实力很可能都胜过苏联”。
防止有限核战争升级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外交运作要给苏联集团传递一个信息，即除了全面战争和不作为，我们有能力采用其他办法，而且我们打算运用这种能力”，当然不会是想无条件投降。这个信息不仅要传递给苏联，也要传递给美国的盟友以及不结盟国家。对前者我们要让它们放心战争并不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国家灾难”，对后者主要是“向它们表个态……让它们知道我们有能力采取行动”。最后基辛格重申其观点如下。
要建立一种武器体系，以解决很可能在中立地区出现的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热核武器应用的矛盾：例如内战，外围战或中立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种办法是吃力不讨好的，实际上还不得人心。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不得人心。短期来看，我们只希望受人尊重。
艾森豪威尔重申大规模报复是“生存的关键”，基辛格却提出了另一条思路。
《美国外交散论》的语气更加自信。基辛格坦率声明，美国外交政策已经陷入“僵局，因为我们特别偏爱大团圆的结局”。美国人不仅急切地相信苏联宣传，还“特别喜欢临时想办法”，他们天真地以为外交政策可以像科学一样（精确）实施，殊不知它是一种“权衡各种可能性的艺术……把握各种可能性的细微差别的艺术”。此外，尽管艾森豪威尔重新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美国的决策议程还是被官僚机构糟蹋得不成样子：委员会多如牛毛，部门之间心存芥蒂、讨价还价，决定很难做出，做出后也很难重新评估。更糟糕的是，美国人太乐观了，他们缺乏“悲剧经历”。
对我们许多职高位重的人来说，尤其是商界人士，你警告说危险即将来临、灾难近在眼前，在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心不在焉的“书呆子”的胡言乱语……（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就是不相信核时代一旦失算有可能全民遭殃。他们可能头脑清楚，但就是在感情上不能接受，他们建设的这个国家虽然在民众看来似乎会天长地久，但也可能像罗马、迦太基和拜占庭一样消亡……那种无可挽回的过错目前美国人还没有经历过。
凡此种种，基辛格认为在他所谓的革命时期，美国人在心理上还不适合制定外交政策。他们不明白“在革命时期，参加会谈的人不是对彼此讲话，而是对整个世界讲话”。可笑的是，“我们这些经验主义者在世人眼里显得思维僵硬、缺乏想象力，甚至有点儿玩世不恭，而刻板的布尔什维克反倒表现得灵活、大胆和敏锐”。其结果只能是“我们的联盟体系存在危机……而苏联则在世界中立国阵营占了大便宜”。冷战成为一场“争夺人们忠诚的竞争”，美国眼看要败下阵来。
在这篇文章里（应当指出，它对艾森豪威尔治下运行得井井有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评有不实之词），基辛格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从外交层面出发的，而不是从军事层面出发的。美国要说服盟国“它们能避免热核战争的最大可能性建立在我们有能力让局部侵略代价高昂的前提下”，这意味着可以从盟国那里得到有效支持。至于“中立地区”，美国不应寻求得人心，而应该寻求受尊敬。基辛格最后稍带傲慢地说道：“美国跟中立国交往，不要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而要表现出更多的威严。”他还提出“我们希望别人喜欢我们是自发的，我们期望成功不是通过实力而是通过道义获得”。
曾在本科时期迷恋康德的基辛格已经今非昔比了。在他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可以察觉出一丝马基雅维利的痕迹。在《君主论》第17章中，马基雅维利问：“是别人爱你胜过怕你好，还是别人怕你胜过爱你好？”他回答：“应该希望别人既爱你又怕你，但是一个人身上很难两者兼顾，所以叫人怕你比叫人爱你要保险得多，这时两者都应摒弃。”如果说曾出版过一本叫人怕美国胜过爱美国的书，那就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6
1956年的整个秋天，基辛格都在埋头写这本书，其他的事一概不问（其中包括编辑《合流》杂志、为国际研讨会筹资以及洛克菲勒的一个新项目）。他对邦迪解释说：“写书的时候，其他事一概抛到脑后。”他接着写道：“这本书……很难写。虽然这个话题很重要，但我们知之甚少，不管写什么几乎全凭猜测。而且还有心理压力，委员会所有人出于好意都指望我写出本杰作，我也不知道论述这个话题的杰作是什么样的。”当初写《重建的世界》时倒没有这么大压力。到11月中旬，他对斯蒂芬·格劳巴德诉苦说这本书让他“恶心”，这个时候还有5章没写。到了年底，“书快写完了，人也快疯了”。他妻子很少见到他，从书房门把饭递进去就离开。
基辛格觉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难写，一个原因是里面的想法不全是他自己的。他不仅要把研究小组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综合起来，还要千方百计对从奥本海默到克雷默的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咨询。他对克雷默说：“里面的内容你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实际上，里面很多段落中的观点我们都想不起来是谁先想到的。”他对爱德华·特勒解释，他故意和研究小组保持着半疏远状态，“问题是他们也从未想要达成共识。大家一直都明白，写这本书是我一个人的事，研究小组主要是起顾问作用。后一半内容从没在研究小组讨论过，原稿所有章节也从未提交小组讨论”。
此外，书中相当多的内容以前发表过，有些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有些发表在其他地方，甚至有些段落是基于《重建的世界》的内容改写的。尽管如此，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行文与思路很连贯。基辛格知道这本书很厚，共482页，很多人都会望而却步，只有专家肯读，于是绞尽脑汁总结书中的观点。难得的是，他写完后两个月，书就出版了。1957年4月15日，他应邀到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做一个主题为“武器革命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报告。报告基本上就是全书的内容梗概。同时，他在《外交事务》上又发了一篇文章，《战略与组织》。约翰·艾森豪威尔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上说，这篇文章是“这本书的概要的概要的概要”。
任何总结当然都是选择性的。因此，具有启发性的是，基辛格在《战略与组织》一文中没有怎么探讨其论点的核心，即有限核战争，而是更多地探讨前面的决策问题以及中间过程中的外交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美国缺乏核时代的“战略原则”，有的最多是在“能在主权部门间达成的共识”。部门之间、军种之间的讨价还价“只能将原则困境的出现推迟到某个危机或预算过程因为外部压力而被强制要求重新考虑时”。因为“财政问题在国防规划中占支配地位……原则只能根据预算要求来制定，必要时还要新拟定……追求数字是放弃原则的一种表现”。结果是，美国把握不了热核战争的全部含义，即“由于弱的一方也能对任何国家施以无法承受的某种破坏性打击”，因此全面冲突中没有赢家。
可将基辛格的有限核战争原则概括如下：
在热核破坏的不幸背景下，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我们熟知的那种军事胜利。实际上，战争的目的应该是达成某种具体的、对手完全理解的政治条件。有限战争的目标是给敌方造成损失或制造与有争议的目标不成比例的威胁。目标越温和，战争就越不会很暴力。
这有几个方面的实际意义。第一，美国需要“了解对手盘算威胁的心理，需要有一种在每个层面都给它和解机遇的能力，这种和解应该看起来比继续打下去有利”。即便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也应该在双方一轮轮的战斗与谈判之间有“盘算的间歇”。第二，敌人的报复性（第二次打击）核力量必须作为目标加以排除，否则任何战争都必定升级。第三，美国军事力量必须重组。陆海空三军可以作为行政单位和训练单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要隶属于两个支配性的组织：战略军和战术军。第四，国防预算周期将从一年延长到两年。
这份概要显然没有认真讨论有限核战争可能的面貌。关于这个话题，基辛格明确表示，“战斗会接近封建时期那种程式化的较量，既是一种实力的考验，也是一种意志的检验”，这甚至给人感觉似乎未来战争比前核战时期那种常规冲突的破坏性还小。基辛格一向说话严谨，这次含糊其词自有其道理，下面再交代。从修辞目的来看，其重点是强调全面核战争的可怕影响。基辛格在该书的另一个“预告片”，即《记者》[15]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短文里说，由于“现行战略原则”的缺陷，灾难性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就目前形势来看，相信即便大国不情愿，它们也有可能被拖入战争。苏伊士运河的冲突西方国家事先根本就没想到，也许连苏联也没想到。而匈牙利革命爆发也让克里姆林宫猝不及防，深感震惊。两次剧变导致的军事行动在现行战略原则指导下很容易扩大为全面战争。如果苏联在民主德国或波兰采取类似行动，危险性可能更大。
然而对基辛格而言，大决战还不像噩梦那么可怕。实际上，害怕大决战才可能像噩梦般可怕。他警告道：“缺乏对战争局限性的一般性了解，会削弱抵抗共产党活动的心理框架。如果大家知道战争相当于灭国，投降也许就是下策中的上策。”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于1957年6月26日出版。尽管麦乔治·邦迪反对书中的“语气和……对关键优势的态度”，但多数读者还是给出了好评，认为作者对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批评很权威。尤其是观点体现出的强硬吸引了读者。基辛格认为：“核时代的挑战在于庞大的现代武器库叫人想到战争就厌恶，但不愿冒风险就相当于给苏联统治者开了张空白支票”。他大胆主张热核威慑就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马奇诺防线。虽然这条可悲的防线没能阻挡纳粹国防军入侵，但17年以后旧事重提依然具有震撼力。但是基辛格认为，“二战”期间美国防御设施多处受制。现在依然有人以为下一场战争会像在珍珠港一样，以突袭拉开序幕，而美国空军会还以颜色，对敌方城市施以毁灭性轰炸。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所有炸弹都将是核弹。与此同时，海军、陆军都将配备各自的核武器投入行动。然而，这些想法到了核时代完全落伍了，美国将面对全然不同的苏联战略（就像在朝鲜战争中一样）：攻打外围国家，始终保持很低的风险，使敌方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根本无用武之地。美国需要“一种中间目标战略”。
虽然已经有其他作者在尝试描述核战争的样子，但基辛格敢为人先，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谈到了，比内维尔·舒特的畅销小说《在海滩》早两年，比赫尔曼·卡恩的《论热核战争》早三年。基辛格一开始就估计一枚10兆吨当量的核弹投到纽约会产生什么样的破坏，接着推算出苏联全面进攻美国50个大城市将造成1 500万到2 000万人丧生，2 000万到2 500万人受伤，另有500万到1 000万人因放射性沉降物死亡，或许还有700万到1 000万人会因此患病。幸存者将面临“社会解体”。即便如此，美国还能对苏联施以同等程度的破坏性打击：“由此看来，全面战争的唯一后果是交战双方两败俱伤。”然而，基辛格跟后来的许多作者不同，他不主张核裁军。事实上，他态度很明确，“核战的恐怖不会因为削减核装备就消失”，也不会因为建立武器视察体系而消失。基辛格问道：“如果全面战争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政策工具，那么还能想象使用杀伤力不如全面热核战争的武力吗？”上文说过，他的答案是肯定的：有限核战争其实就有这种可能。
冷战期间没有发生有限核战争并不足以证明基辛格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本书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因为书出版以后两个超级大国就开始寻求强大的战术性核能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双方还在增强这种能力。核武器未加使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这种武器是可以使用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缺点比较微妙，它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尽管作者是基辛格一个人，但从根本上说本书还是委员会集体的产物。
行文至此，我们对基辛格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战略的很多观点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谈过他的一个观点：依赖大规模报复威胁必定会削弱美国区域性联盟体系，尤其是欧洲的联盟体系。我们也知道他对苏联和中国战略思想的分析，其中大致勾勒出他早先对革命国家行动方式的看法、对苏联“和平攻势”的分析以及合并陆海空三军、建立新的严格分离的战略军和战术军的建议。一些有新意的章节谈到了有限核战争的本质。就是在这些地方基辛格对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军人们依赖性最强，因此这也是他论述最薄弱的环节。
在“论证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时的第一个薄弱环节是，基辛格声称“双方都有共同的、强烈的兴趣防止战争发展”到越过“会引发全面战争的门槛”。的确，他表示中苏领导人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只要国家生存不受到直接影响”，他们便断然不会“孤注一掷以阻止不利的改变发生”。但是基辛格在论述中加入了大量限定词。需要有“不会遭受攻击的避难地区，因为只要威胁到对方的战略打击力量都会招致热核大屠杀”。例如，战略空军基地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城市必须被排除在外。还必须有可以识别的各种“不会被误认为是战略力量的运输机制”。基辛格甚至对可以调度的武器规格也进行了规定，有一次他建议最多不超过500千吨。如果说这种规定让有限战争听起来像是游戏，不像是暴力斗争，那么基辛格的外交间歇观点也是如此：
每一场战役都应该被设想成由一系列独立的阶段构成，每个阶段都带有一个政治目的，每两个阶段之间都有足够的间歇使政治和心理压力得以应用……必须放弃军事行动中不进行外交接触的观念。实际上，开战以后更需要进行直接接触，这样才能保证双方明确了解战争升级的后果，并提出政治和解方案。
现代读者不禁好奇，如果真正爆发这种有限核战争，这种限制措施究竟会有多大功效。世界战争经验并不是很支持他关于战事爆发后外交通道仍会保持畅通的看法。实际上，《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之际，托马斯·谢林已着手撰写一本经济博弈理论方面的书；该书对任何部分基于威胁的双边博弈是如何能轻易避免升级的提出了一系列疑问。
第二个相关问题关系到有限核战争的真正性质。基辛格认为，这种战争应该由“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强大火力的部队来发起，因为它们能够快速开赴出事地点，并能实施精准打击”。书中第6章拿常规海战做类比，“海战中火力强大的独立部队不必实际攻占领土、设置前线就可以歼灭敌军、占据上风”。这种未来战争中的部队将被“运兵直升机”运送到战场各个地点；实际上，“甚至某些部队的士兵个人也将具有通过‘飞行平台’空运自己的初步能力”。目标将不是城市、机场或工业产能，而仅仅是敌方的移动部队。这些说法中有些具有历史虚构的特点，有些则纯属科幻。
第三个问题是，他说美国在这种冲突中将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其工业潜能优越，技术面更广，我们的社会制度有适应能力……还有高层次的领导艺术、个人主动性及机械上的能力，这些特性在管理死板的苏联少见，在美国却很普遍”。如果真是这样，苏联怎么会有动力接受有限战争的这些规则？实际上，基辛格在第11章中也承认苏联已经在大肆宣传有限核战争打不起来的观点。
简言之，《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核心观点，即在战斗中用空运部队调度战术核武器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好评如潮、购者如云？一种答案在于书中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的文字深得人心。另一种答案在于书里面有一种潜在的悲观情绪：我们将看到，该书出版之际，恰逢美国民众中间涌动着一股担心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赶上美国的思潮。不过还有第三种说法。《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在于，如果其他选择都是无效的或者是可能引发毁灭的，那么像有限核战争这种貌似令人深恶痛绝的事物可能是坏事中的好事。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基辛格详细阐述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般性理论，可以将此视为其整个政治生涯的一种信条。
除非我们至少维持住均势……否则我们不会有任何机会采取积极措施。而维持这种均势可能需要做出某些极其困难的选择。我们必然会遭遇性质极为模糊的局势，比如内战或国内政变……无疑我们应未雨绸缪。不过一旦出现不利局势，只允许我们从坏事中加以选择，我们要敢于行动，敢于冒险。我们不应放弃原则，但也必须意识到，如果生存不下去就无法维护原则……如果只有当我们的道德、法律、军事立场完全一致，合法性与生存的要求高度吻合时，我们才采取行动，那将是一件幸事。但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虽然最近还能坚持仅从道德角度做出选择，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处理这种性质模糊的问题，首先要采取道德行动：甘愿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在无法完全运用自己原则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坚持绝对真理……只能一事无成。
这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骨子里“很康德”的基辛格：他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一种固有的道德行为。
7
“如果不能为协会竭尽全力，我会寝食难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前一年基辛格写道，“这不仅仅是写一本书的问题，而是要完成一本真正一流的书。”很少有作者确切地知道自己的书是不是一流的；大多数人会如坐针毡，等待包括出版商招揽的写手在内的他人的裁决。不难想象，基辛格读到下面的广告词后会感到如释重负：
基辛格博士的划时代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就此而言可谓是核军备领域史无前例的力作。该书事实严谨，论述合情入理。他的中心思想是，战争远非“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战争是可以思考筹谋的，如果要防止、限制、指挥战争为美国利益服务，如果要规划战争来避免难以想象的灾难，那么必须进行清晰的、清醒的、创造性的思考。希望所有自认为对美国未来负有责任的人都来阅读此书。
这些文字出自“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之手，基辛格放心了：自己科学知识的欠缺无伤大雅。私下里，奥本海默的评价也是热情洋溢的：“这本书有大家风范，对你的生涯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公开出版物，这些年我看过很多官方报纸上的文章，你的书比它们强多了”。至于本章题词中引用的他的警告，我们可以轻易认定那是乌托邦式的幻想：1957年，在国家政治领域，国家共同体取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前还有其他人对其表示了认可，比如卡里尔·哈斯金斯和克莱尔·布思·卢斯[16]，但最重要的是奥本海默的评价。
正如基辛格所说，第一波评论都“相当好”。《华盛顿邮报》的查莫斯·罗伯茨称之为“1957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具有探究性、思想性和挑战性……美国每一位优秀国民和军事领导人都应该阅读”。罗伯特·奥斯古德在《芝加哥论坛报》发文称赞作者“洞察力敏锐、想象力丰富、分析技巧令人佩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员认为该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务实，坦率”，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基辛格是“逻辑大师”，又补充一句，这本书“很难，在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谈论高度理性的思想必定难懂”。爱德华·特勒也认为这本书“不仅篇幅相当长，而且有点儿难读”，但是他在《纽约时报》（通常一本书在美国是否成功由它说了算）中发表的评论是正面的。还有一个重要认可（“才华横溢、知识面广、判断力强”）来自汉斯·摩根索。此人1948年出版了《国家间政治》，被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元老。伦敦方面，《经济学人》认为该书“长篇大论，时而相当含糊，但又很有创意、发人深省”。首篇对此书带有一丝怀疑的文章刊登在《先驱论坛报》上，作者拉尔夫·E.拉普是核科学服务部主任，他对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真正的抵制始于《新共和》。小詹姆斯·E.金首先发难，质疑基辛格对核战问题的探讨似乎没有道德原则。他表示，该书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书中没有一个地方能使“读者发现其结论建立在道德前提之上”。然而论述中有两个关键点丝毫不现实：首先，有限核战不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其次，有限核战争的打法将会像航海时代的海战一样。保罗·尼采发表在《记者》上的评论更尖刻，认为书中的论述“简单化、夸大其词”，特别是书中批评尼采直接参与的杜鲁门政府的决策的文字更是如此。书中有“好几百段文字要么事实比较可疑，要么逻辑比较可疑，又或者表述不清”。基辛格低估了核弹造成的破坏，断言核武器的爆炸效果和热效应只是以它们加速爆炸力的立方根加强，而实际上是以其加速爆炸力立方根的平方加强的。
1兆吨当量的核武器的爆炸效果是1吨炸药的1万倍，不是基辛格立方根原则认为的100倍。基辛格以为有限核战略的武器库有500千吨当量的武器就够了，就能使作战地区的居民免受灭顶之灾，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100比1这么大的出入可能对原则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17]。
基辛格的“开放城市”（即宣称无核武器的城市）会免于一切军事行动或正义的核行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城市就有动力在任何冲突来临之前建设常规部队；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常规战，旨在控制不受核打击的地区”。总之，在尼采看来，基辛格低估了一种可能性：即便不是所有的未来战争，也是大多数的未来战争实际上都将是常规战。最后他说道：
在核时代，如果战争不会自动消失，那么每个人都必须赞成对战争进行限制。但是如果这种限制要经受住哪怕是一场“小”战争的巨大压力，那么除了一张煞有介事的关于武断限制的计划表，轻武器，没有燃料需求的飞行平台以及建立在没有攻击的目标、没有需要保护的后勤或通信漏洞情况上的战术外，我们似乎还需要点儿别的什么。
这种猛烈抨击出自基辛格在某种意义上所代表的研究小组的同事之手，怎能不叫他心烦意乱？（据尼采说，基辛格后来开玩笑，他“翻看了147页处的反驳，心想如果一个反驳就占了这么多页，那么肯定是我的观点有问题”。）
跟广受关注而且热销的学术著作一样，《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还在其他学术期刊上遭到评论者的强烈抨击。那些思考核战问题比基辛格花的时间多得多的人或许难免对他的野心存有反感。例如，尼采就抢先发难，说实话，他自己对怎么打核战争的看法（发表在《外交事务》1956年第一期）和基辛格的书一样漏洞百出。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基辛格这本书是由外交关系协会出版的，这可是美国最有声望的专门研究国际事务的机构，因此这本书也就成了急于出名的新的智囊团的最佳攻击目标。兰德公司（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意为研究与发展）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于1946年建立的，但两年后独立。其他新的竞争对手还有普林斯顿大学于1950年建立的世界政治机构研究中心（CRWPI）和一年后同样在普林斯顿成立的国际研究中心。成立时间最短的是1955年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外交政策研究所。这些机构的作者比金和尼采的语气更强烈，志在推翻基辛格的论断。世界政治机构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瓦根纳认为区别有限核战和全面核战“有创意，但不可靠”（汉斯·摩根索后来也提到这一点，不过其评论是友好的）。兰德公司的伯纳德·布罗迪明确表示自己是有限战争问题的先驱，但基辛格的书中没有充分强调。将加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斯特凡·波索尼批评基辛格两耳不闻窗外事，认为该书完全没有把握住“现代战略的复杂性”，并且忽略了一点：美国已经拿出国防预算的60%左右“用于基辛格博士声援的事业”，即可用于有限战争的非战略能力。
然而，最具敌意的评论出自布罗迪在兰德公司的同事威廉·W.考夫曼。考夫曼认为，基辛格蜻蜓点水般地谈到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战术核武器究竟能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采取有限核战争战略的成本究竟有多大以及美国这么做其盟国会有多惊讶。在考夫曼看来，基辛格对这三个问题全都估计不足。
基辛格认为500千吨当量是不会产生重大辐射危险的最大当量，因而也是可以被允许用于有限战争的最大规格。暂且不谈如何强制执行这种最大规格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核弹（即便前提是用量很小）不会产生重大辐射的观点他是从哪里听来的。同时我们还要问，由于一枚在空中自由爆炸的500千吨当量的核弹会对15平方英里[18]范围内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等产生严重破坏，而遭受非常严重的热效应的地区面积则更大，那么他为何认为可以在使用该武器的过程中将目标区分开来。
同时，基辛格比较温和的有限核战观是建立在对当前和未来军事技术完全不切实际的看法上的：
只要对军事技术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垂直起降的飞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不可能投入使用，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内燃机的替代品，运送核弹的卡车在近一二十年中还不可能出现，因此陆军还不能完全离开后勤基地和通信线路……阅读基辛格讲有限战争的章节就等于要相信一个军事方面的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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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威廉·W.考夫曼这样的专家给予了这么糟糕的负面评价，那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怎么依然大获成功（精装本首印就是7 000册），还入选每月读书会榜单的呢？部分原因是《世界政治》这种杂志的读者比较少。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基辛格的著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内外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人提供了有用的弹药。甚至更重要的是，该书问世不到几个月，美国以外和美国上空发生的事件出人意料地增强了基辛格观点的可信度：美国战略出现了危机。
不可避免的是，官方不把他的书当回事。国防部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不可能跟苏联打什么小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W.雷德福上将也是这种看法。空军军事学院负责评估的副校长伊弗雷姆·M.汉普顿上校称区分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是一种“逃避法”：就像是在苦涩的真理外面裹一层糖衣。但是华盛顿的当权派并非意见一致。詹姆斯·加文将军是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小组成员中基辛格最敬重的一位，他当然不会否认自己称基辛格的书是“一本很棒的书……即便不是唯一，也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加文的上司陆军部部长威尔伯·M.布鲁克也出面表态支持有限战争的想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基辛格的著作引起了“国防部、国务院和国会的深刻反思”。也许还可以加上白宫。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密西西比州前参议员，曾受艾森豪威尔委派出任联合国代表。他把基辛格的书推荐给总统，说它“思路清晰、思想深刻、有建设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腹秘书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及时准备了一份详细摘要，艾森豪威尔看完后相当欣赏，就把书推荐给杜勒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