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说你会同意他所有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论述也有毛病，但至少如果我们按照他提的方案组织、维持军队，我们将会拥有（刚下台的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总在说的“新的与旧的两手”。这么做无疑要比我们眼下实施的军事行动开支大。
然而，作者在论述中谈到一些普遍的或流行的观念和误解，而且……我想你会发现至少这方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值得一读。
8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政府最高层官员”在读基辛格的书。这一点无可否认。
1957年夏，艾森豪威尔政府出现人事变动。不仅汉弗莱离任，在基辛格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威尔逊也离开了国防部，宝洁公司的尼尔·麦克尔罗伊出任国防部部长，而雷德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职由内森·F.特文宁接任。《曼彻斯特卫报》知名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改组，他把基辛格的影响跟遏制战略诞生时凯南的影响相提并论。《时代周刊》也刊登了类似报道。
这些变动之前出现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危机，正因为这些危机的出现，基辛格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才适逢其时。1956年10月29日，英法以（色列）三国不征求美国意见，悍然侵略埃及，不仅想扭转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形势，而且要推翻纳赛尔总统本人。不到一周，11月4日，苏联红军入侵匈牙利，打算摧毁纳吉·伊姆雷领导的修正主义政府。艾森豪威尔想方设法对阿拉伯领导人示好，生怕他们转向苏联阵营。他像许多英国左派一样，既想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又想支持英法侵略埃及，左右为难。此时出来一位消息灵通的局外人嘲讽一下美国政府并非难事，基辛格就站了出来。他在写给斯蒂芬·格劳巴德的一封信中厉声怒喝：
对最近发生的事，我最反感的还不是在我看来已经接近叛国的愚昧的政策，而是政府处理问题时极其迂腐、缺乏大国风范。华盛顿那群小官僚对苏联火气大，对英法两国火气更大，因为英国更坏事。他们对匈牙利也有点儿不满，因为匈牙利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如果不用面对那些决定，事情就简单了。要是基督有一个政策规划办公室，他一定不会上十字架。
基辛格为什么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法律途径批判得越来越频繁，这里有一条线索。
我们有一个显著特点，总是很迂腐地否认生活的悲剧性，因此我们很可能遭受厄运。操纵我们政府的聪明律师们似乎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唯独不能解决内心信念问题。但是，如果西方总是缺乏一种使命感，总是追求最小风险，那它依然会是野蛮欧亚大陆无足轻重的附庸。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坚持纯粹的道德性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行为。而匈牙利已经告诉我们美国的道德境界不高。欧洲人也不是毫无过错，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宣扬和平主义，麻痹了我们也麻痹了自己，但我认为他们的反应比我们的更健康。
1957年2月初，英法早已服从联合国决议从埃及撤军，但基辛格依然痛斥美国在对危机做出反应时“迂腐、自以为是”。他对邦迪说：“我们可能已经向人证明了侵略不得好报，但是这些人最不可能扰乱和平，而且我们还损害了人家的民族自尊心，这一点要过一段时间才会体现出来……如果具有高尚道德原则的职业不是那么过于频繁地与最小风险政策保持一致，我会更开心。”
认为很多美国人跟基辛格一样，对在遥远的匈牙利和埃及发生的事件表示愤慨的观点值得怀疑。1957年年初，多数人依然对核战威胁表现出某种冷漠，这种情绪在五星乐队的杜沃普摇滚歌曲《原子弹宝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然而，国会有许多人都支持艾森豪威尔1957年1月提出的措辞含糊的决议，该决议承诺美国将保护“中东”不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犯”。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大规模报复战略不足以阻止苏联悄然壮大。然而，1957年10月4日，基辛格一夜成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进入地球轨道，美国人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苏联不仅正在军事上追赶美国，而且在技术和经济上也是如此。“斯普特尼克”（在俄语中这个名字是“初级卫星”的缩写）只有两个篮球那么大，绕地球一圈需要96分钟，晚上人们不仅能看见它，而且还能听见它哔哔地向地球发射短波无线电信号。这个东西本身没有危害，但是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卫星说明它也能生产远程导弹，从而打击美国本土的目标[19]。结果，媒体添油加醋大肆宣传，公众一片恐慌。《波士顿环球报》宣称：“苏联科技打败美国科技。”由于美国卫星计划远远落后于苏联，中情局挖空心思希望短期内玩出能与苏联媲美的花招。（有人建议用氢弹制止台风。）耐人寻味的是，危机出现时艾森豪威尔说那只是个“噱头”，但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做出的反应是强调美国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如果不存在有限核战的可能性，那么武器优势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人造卫星将基辛格送入一个新的轨道。突然之间，到处都看得见他的身影，听得见他的声音。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话说，他是一个“值得一看的人”。苏联卫星升空10天后，《纽约先驱论坛报》专门刊发了一则“紧急”社论，标题是“基辛格说”，内容主要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首次访谈。他说话毫不留情。社论援引他的话说：“苏联超过了我们。我们现在真的有麻烦了。我们被逼得渐渐后退，一点点后退……基本趋势对我们不利。”尤其是人造卫星显示出“苏联实施军事计划的方式。他们有本事缩短交付期，但我们做不到”。
苏联现在处于一个技术增长阶段。每项发明都暗示还有其他发明有待展示。很难阻止他们进步……卫星发射后有件事很让人担心，它向我们展示了苏联火箭发动机的状况，也展示了我们自身的智力状况……他们的经济体量只有我们的一半，他们训练有素的人力储备也不如我们，但在不断增长。这说明他们在组织上、原则上比我们强。
相反，“国防部这个组织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于内部管理的”。基辛格并未就此打住，他声称：“如果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美国从欧亚大陆被赶出去是必定无疑的……8年前说苏联会成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好像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现在谈到1938年的鲍德温和张伯伦还会发笑，但当时他们也以为自己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看到有些话见报后显然有不同想法，但他后来带着相当学究的口吻所补充的话（“在有限时间内安插相当长的谈话，传达出一种教条主义的语气，跟我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无法抹去原来讲话时引发的惊恐情绪。苏联人发射卫星之前，他只参加过一次图书发布会，10月4日以后邀请函如雪片般飞来，邀请方有美国研究所，有美国陆军协会，还有能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他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星期天访谈节目《面对全国》（1954年开播的这档节目一直播出了60年，真是了不起）。
1957年11月10日，基辛格的首次电视访谈有三位记者参与对话：《美国芝加哥》的约翰·马迪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理查德·C.霍特利特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查莫斯·罗伯茨。《面对全国》的节目通常都一样，节奏激烈，常常突然转换话题。基辛格的电视首秀很出彩。他批评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我们在很长时间以内都以为跟别人比我们是无敌的……我们更关心和平，而对手更关心胜利，这样就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对等。”他提出自己著作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有可能用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应该准备好打有限战争，制止苏联入侵中东。他声称：“我认为，要有一个比较坚定的态度、一个比较坚定的愿望、一个比较强烈的愿望，才能冒险。”他再次阐明一点：“苏联镇压匈牙利”时，美国本该“让苏联付出最大代价”，本该空运物资给反苏部队，“即便苏联击落飞机也在所不惜”。有人问他隶属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简洁（而谨慎地）答道：“我是自由派。”
也许对于任何美国冷战时期知识分子而言，最高荣誉就是被对手谴责。据美国对外广播情报机构称，虽然节目中没有提到基辛格的名字，但“就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后不久，不管是对内广播还是对外广播，每天都有大量的宣传攻击美国‘小型’核战的观点”，这种现象绝非巧合。然而，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因为基辛格的观点而有所改变。表面看来是有改变。1958年1月，艾森豪威尔放弃了早先反对在韩国部署280毫米原子炮和762毫米“诚实约翰”火箭的观点。一年后，美国空军增加了一个中队的核弹头斗牛士巡航导弹配给，这种导弹不仅能打击朝鲜境内的目标，还能打击苏联和中国境内的目标。然而，上文说过，这并非新开端。艾森豪威尔即便公开咬定任何冲突都会升级为全面战争，但一直悄悄留了一手：使用战术核武器。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公共知识分子可发挥作用的局限性。基辛格通过外交关系协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前所未有地接近了美国政府的制高点。但是，他依然是局外人，极少有机会接触机密文件。他是在远离首都的剑桥通过读报纸来抨击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的。即便是坐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明亮的演播厅里侃侃而谈，他哪里知道，就在他首次参加《面对全国》访谈节目的几天前，一份批评政府战略的非常全面的绝密文件已经呈交给总统。报告的题目是“核时代的威慑与生存”，因为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主席是H.罗恩·盖瑟，又称“盖瑟报告”。报告里面的分析和建议比《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任何分析和建议都可怕得多、令人胆寒得多。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后基辛格一举成名，他是实至名归。即便书中设想的将来，即战术武器用于有限核战的战场从未出现，也无损该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战略批评的有效性。与其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证明了基辛格的正确（尽管时机再好也不过如此），不如说在知识分子争先恐后条理清晰地批评美国战略的过程中，基辛格做到了先发制人。
[1] 《奇爱博士》的主要灵感来源实际上是赫尔曼·卡恩，而他的许多主意都体现在了库布里克的剧本里。像基辛格一样，卡恩也是犹太裔，不过他在美国出生。奇爱博士很明显曾经是个纳粹分子，这一点倒是和火箭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很像。
[2] 有一点需要注意，尽管基辛格本人不嗜酒，但几乎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其他美国人都饮下了大量的酒，那种量在今天看来是很夸张的。
[3] 从1945年到1958年，奥尔索普兄弟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每周刊登三次的专栏“事实”供稿。哈佛那些完美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精神的人们，自诩为“继承了精神和被认可的共和党人，以及……有着政治信仰的保守派”。
[4] “是的，阿瑟。”基辛格多年之后告诉施莱辛格，“你是促使我进入公共领域的那个人，对于你对这个国家造成的损害，你只能怪你自己。”基辛格此后一直对施莱辛格心存感激，就像施莱辛格的儿子在自己那些未经发表的日记中表达的那样（不止一篇），而基辛格自己也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悼词中明确表达了感激。
[5] 在接替斯图尔特·赛明顿成为美国空军部部长之前，芬勒特是杜鲁门政府的空军政策委员会主席。
[6] “除了裁军计划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我并不会对其过分关注。在历史上，裁军通常伴随着缓和政策的进行，并不会在那之前就发生。如果各国能够同意裁军，那么它们也能同意其他事，而这样的话，对军备的需求就不存在了。”
[7] 这是自波茨坦会议10年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首次在这样的“峰会”中会面，当年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195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促成了艾森豪威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会面。那时四国峰会已经过气了。自1959年之后，冷战的关键性会面就是双边的了。那段时间一共举行了20多次“超级大国”峰会，与会者仅有美苏两国领导人。
[8] 在此事上，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将军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防事务联络官兼军事秘书。
[9] 艾森豪威尔所做的《原子能为和平服务》演讲是历史上宣传力度最大的演讲之一。当时的美国报纸、广播、电视节目和新闻纪录片对此的报道铺天盖地。“美国之音”用30多种语言对这场演讲进行了直播。甚至还有一枚纪念此演讲的邮票。
[10] 一项针对502位身居高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调查表明，自1945年至1972年，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外交关系协会成员。在这段时期的任何时候，该协会成员占政府官员的比例都接近1/5。针对纽约协会成员的调查显示，协会成员大多活跃于金融、媒体和学术领域。
[11] 加文因为酷爱跳伞而获封了一个“跳跃的吉姆”的绰号，他于1958年退伍，退伍时他就认为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了。
[12] 参与者还有通用美国投资者公司的弗兰克·阿尔茨契尔、《纽约时报》的汉森·韦特曼·鲍德温、本·穆尔、查尔斯·诺伊斯二世，以及亨利·罗伯特。研究小组的其他未出席成员还有：《外交事务》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威廉·伯登、空军部部长托马斯·芬勒特、律师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曾任杜鲁门总统时期的空军部副部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约瑟夫·约翰逊、接替奥本海默成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物理学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历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副国务卿的艾森豪威尔的前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以及曾为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但后来在奥本海默被剥夺安全特许权后，便退出了委员会的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
[13] 约翰逊是专业物理学家；林百克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被称作“鞋匠史密斯”），工作之余还写科学小说；波索尼未来会为罗纳德·里根设计战略防御计划；米利根和罗斯托（他似乎不是正式的小组成员，但仍然被纳入了）成了经济援助的热情支持者，以此作为制衡冷战的杠杆。
[14] 在这次访谈中，杜勒斯将“那种（带领国家）走向一种边缘状态而同时不引发战争的能力”描述为“必要的艺术”：“如果你无法掌握这种艺术，你将无可避免地陷入战争。如果你试图远离它，你害怕那种边缘状态，你就输了。”因此，杜勒斯的名字总是与“边缘政策”联系在一起。
[15] 《记者》杂志由马克斯·阿斯科利和记者詹姆斯·赖斯顿于1949年创立，阿斯科利是从法西斯意大利逃亡的难民。这一刊物因其给鹰派反共评论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影响深远。它于1968年被《哈珀斯杂志》兼并。
[16] 她是《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夫人，睿智迷人，刚卸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从罗马回国。正是她创造了“一切善举都将招致惩罚”的说法。
[17] 令人惊讶的是，奥本海默竟然忽视了这个错误。
[18] 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编者注
[19] 这实际上是正确的：运送“斯普特尼克”进入轨道的R7是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而它的出炉是为了向美国目标发射氢弹的。而在美国，同样用途的导弹（阿特拉斯D）直到1959年7月才试验成功，那是在“斯普特尼克”发射成功近两年之后。就此而言，这是20世纪50年代美苏两国在导弹研发上的差距。
